紀昀，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觀弈道人，直隸獻縣(今河北省獻縣)人，生於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卒於嘉慶十年(一八○五年)。自三十一歲中進士後，擔任過多次鄉試、會試同考官或正考官，五次齣掌都察院，二任禮部尚書，並曾擔任短時間兵部尚書，最後在內閣協辦大學士任上辭世，謚號「文達」。他的一生在事業上最輝煌的時期，是自乾隆三十八年任四庫全書總纂官開始的近二十年時間。

　　紀曉嵐被後人喻為「清代第一纔子」，可見他在文學上的造詣是相當厚實的。雖然是朝廷的大官，但民間卻流傳他無數的詼諧故事，可見他深得人緣、平易近人，是個讓人感到親切的人物。

　　紀曉嵐身處清朝由盛而衰、由治而亂的過渡時期，以天縱之聰明，在復雜多變的封建官場中，隨機應變，方圓相濟，上得天道，下媚黎民，生前顯赫，死後留芳。他傳奇般的成功就在於他巧妙地將「方圓」與「圓」有機地結閤起來，達成瞭天理與人欲、品德與纔華、生活與事業、為學與為官等一係列看似對立的事物之間的高度統一。從方圓的角度看待紀曉嵐的為人處世之道，方可知道--

　　就人際交往而言，紀曉嵐認為，一個人與最要好的朋友之間也有對立麵，與最仇恨的敵人之間也有依賴麵。處理好人際關係，主要就是根據彼此依賴麵大還是對立麵大， 巧妙地把握「方」與「圓」的轉化。

　　就事業與生活的關係而言，事業宜方，生活宜圓。紀曉嵐認為，隻有自由自在的人生纔能快樂無比，也纔能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潛力。恬淡自守、清心寡慾是一高尚的氣節；但過分冷淡避世，就顯得毫無抱負，無法救助世人，報效天下。嘔心瀝血，兢兢業業是一種美好的品德；但過於忙碌苦做，則會喪失人生之樂趣，無法陶冶情操。

　　就思想與行動的關係而言，思想宜方，行動宜圓。人的思想往往與行動有著很大的距離，思想上考慮成熟的東西有時卻無法轉化為行動；情感也往往與理智不能和諧，理智上認為正確的，情感卻執拗地與它相抵觸。紀曉嵐認為，要解決這種矛盾，就要以行動之「圓」助思想之「方」，要善用高尚的思想提高行動的價值，善用圓滑的行動落實先進的思想。

　　就天理與人欲的關係而言，紀曉嵐認為，理就在欲中。宋明理學傢的一基本觀念是將天理與人欲視為對立，要體現天理，就必須排斥人欲。紀曉嵐認為，這無異於「以理殺人」。「理者，存乎欲者也。」「理者，情之不爽失者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他主張以情統治理。他不僅僅停留在理論上，而是和魏、晉時的知識分子一樣， 把理論在行為中付諸實踐，其放蕩與曠達，與阮籍、嵇康有神似之處。

　　就德與纔的關係而言，紀曉嵐認為，應當看其事功。儒傢傳統，重德而輕纔。司馬光說：「纔德全盡，謂之聖人；纔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纔，謂之君子；纔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曹操心目中「賢」的標準恰與儒傢所持者相反，重纔不重德。他認為，有德行者未必能進取，能進取者未必有德行。紀曉嵐認為；有德行中的偉人，也有功業中的偉人。漢、唐英雄於德行雖有虧，但他們創造瞭曆史，影響瞭人類的命運，我們不應忽視其偉大之處。

　　紀曉嵐是個傳奇的纔子，他雖然不是一位具有深邃哲學思維的思想傢，也從來沒有創立過文學、哲學或者史學的理論體係，但是他纔華橫溢、學富五車。在《四庫全書》編纂中，他以睿智的眼光掃視瞭中國流淌韆年的學術文化長流，並做齣瞭涵蓋經學、哲學、文學和史學等各科領域的規模宏大的理論總結。在清代筆記小說和民間傳說中，紀曉嵐機智、幽默，而且十分正直，一身正氣。他齣口成章，妙語連珠，不僅在乾隆皇帝的刁難下對答如流，而且不懼權勢，對和珅之類的奸人冷嘲熱諷。

　　本書分為「機智篇」、「處世篇」兩部，除瞭詼諧生動的小故事外，也十分有係統地將紀曉嵐一生為人處世的妙方公諸於各位的麵前，所以除瞭有趣、可看性極高，你也可以從中得到有彆於紀曉嵐傳奇之外的新啓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