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进入中国传统诗中
重新发现「诗兴」
开拓出不同的诗意生命空间
魏晋正始、嘉平之交至刘宋元嘉初年短短两百年之间，中国抒情传统竟完成了诗中咏怀、咏史、怀古、山林游仙、山水、田园等最重要主题和题材的开拓。是什么推动了这样的发展？本卷以为其源于存在危机生发的生命意义之再探寻和人格典范之重塑。
作者以此探讨了此一时期诗学观念中种种新异与玄学论题的内在联系。这些观念包括：自省式体验的书写、对当下心境的珍摄、对个人哀乐的超越、对自然生命原发精神的彰显，以及抒情自我的再创造等等。而新观念的归趋，则在探求在内在与超越间的圆融之道和重新发现「诗兴」。与玄学围绕「自然」范畴的诠释，企图一般地解决存在危机不同，诗人以各自不同的生命和人格探求，开拓出不同的诗意生命空间。
作者简介
萧驰
曾于中国大陆修读中国文学批评史。1987年负笈北美。先后于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修读比较文学。1993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入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任教。作者是滥觞北美而流播亚洲「中国抒情传统」学术型态中重要学者，多年致力其发展。所撰《中国抒情传统》（台北：允晨，1999）对此作初步理论思考，The Chinese Garden as the Lyric Enclave: A Generic Study of the Story of Stone（密歇根大学，2001）探讨此传统在明清文人生活文化和近代小说世界中延伸。与柯庆明合编《中国抒情传统的再发现》（上、下册，台大出版中心，2009）回顾此学术四十年发展。上世纪末以来，倾心研究中国主要思想背景下抒情传统的观念史。本书三卷：《玄智与诗兴》、《佛法与诗境》、《圣道与诗心》是此历时十二年研究的成果。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中国思想与抒情传统》绪论
导论：魏晋诗歌中的思想之旅
第一章：《古诗十九首》作为「书写声音」的质性与诗史地位
引言
一、情感的「寓意化」与「戏剧化」
二、当下之「感」与渐积之「思」
三、以《古诗十九首》为坐标的诗史观
第二章：王弼易学与中国古典诗律化之观念背景
引言
一、王弼易学中的新宇宙观念
二、以乐喻诗与体象宇宙
三、律诗观念意义和美学型态
第三章：阮籍《咏怀》对抒情传统时观之再造
引言
一、《咏怀》直面自我的书写性
二、时间作为《咏怀》基本视域与阮氏悲情
三、《咏怀诗》中之时观（1）──「知惧」未来：夕日即隤
四、《咏怀诗》之时观（2）──珍摄当下：真情与心境
五、《咏怀诗》中之时观（3）──引喻已往：若远若近
结论：阮籍与中国抒情传统
第四章：嵇康与庄学超越境界在抒情传统中之开启
引言
一、峻烈讦直之外：恬和渊淡的超越之境
二、借养生契入的庄子「天乐」
三、借论乐体悟的庄学「心斋」
结论：嵇康与中国抒情传统
第五章：郭象玄学与山水诗之发生
引言
一、寓目成咏：一个有待作历史界定的诗学特征
二、捐迹反冥：郭象玄学标示的自然生命原发精神
三、夺胎换骨：原发的山水诗相对玄言、辞赋的进境
结论
第六章：陶渊明借田园开创的诗歌美典
引言
一、魏晋「失乐园」思潮中的陶渊明
二、「复乐园」和陶诗的园田世界
三、「带月荷锄归」：园田中的自我身影
结论：陶渊明与中国抒情传统
图书序言
魏晋诗歌中的思想之旅
本书旨在探讨魏晋时期的发展与其时玄学思想的关联。以东汉末桓、灵之间的《古诗十九首》为参照，本研究主要关注魏晋正始、嘉平之交至刘宋元嘉初年之间诗学观念的发展。古代诗评以体气论诗，对此一时期的发展未予足够注意，甚而有明人胡应麟所谓「五言盛于汉，畅于魏，衰于晋、宋……晋与宋，文盛而质衰」的说法出。其实，如果自思想观念的角度去观察，则会恍然发现，这短短两百年竟完成了中国诗歌传统主要精神主题及由此生发的题材的开拓：阮籍的《咏怀》成为了日后江淹、庾信、陈子昂、张九龄，至王夫之一系的渊源；嵇康部分四言诗中的夷旷渊淡开启了日后《二十四诗品》诸多范畴标举的诗境；阮籍以空间贯串当下和历史，成为了陈子昂、杜甫、刘禹钖、许浑等凭弔古迹的渊薮；左思令〈咏史〉主题「创成一体，垂式千秋」；郭璞「以仙姿游于方内」下开唐人李白的「五岳寻仙」之先声；历代诗人的山林丘壑、烟云泉石之趣，则实又自谢灵运发轫；而陶渊明更借田园不仅为王、孟、储、韦、范等执先鞭，且创造了抒情自我新的原型。对整个中国诗歌传统而言，也许只有咏物和边塞这两大主题尚有俟来者了。
尤为重要的是，上述所有新诗歌主题的创造，其实又悉生自存在危机而发的生命意义的再探寻和人格典范的重塑。这是一个传统儒家道德理想自王莽之后逐渐沉沦，礼法纲常在汉魏、魏晋禅代中遭异化的时代。对儒士而言，进而是具存在危机的时代。阮籍因「身仕乱朝……每有忧生之嗟」，从而写出「反覆零乱」的《咏怀》；又时借一处江山令一己当下之情交织于历史悲情，并从生命时间与宇宙时间的对比中备感人生的苍凉。嵇康开创夷旷渊淡的诗境，实为体认庄子摆脱生存困境的「撄宁」。左思作《咏史》，为难抑因「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而起的不平之气。郭璞作《游仙》为「坎壈咏怀」。至于谢灵运对远离人寰山水的观赏描写，则由佛教凈土观念推动，对生命终极问题作一探寻。至于陶渊明的田园诗，则是躬耕生活中在在时时对生命本真意义的思考。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这是一个文学和「哲学」分别展开的初始。无论曹丕的《典论‧论文》和嗣后「文笔之辨」代表的「文的自觉」，还是王弼以归纳逻辑而展开的探乎「所以」，皆标示了二者间一种分野。然而，同样不应忽略的却是，这两百年里，文学和思想又如此亲密绾合。阮籍和嵇康作为魏晋之交的重要诗人，又是竹林玄学中的思想者。山水诗酝酿中的支遁、孙绰、许询、王羲之、宗炳等等，也莫不为思想者兼诗人。至于谢灵运这位山水诗的开山者，则是元嘉之世的佛学「巨子」，体现了东晋时代玄、佛的交汇。陶渊明更以诗回应了该时代几乎所有思想主题，被陈寅恪先生誉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这个时代的巨子们既书写了〈大人先生传〉、〈清思赋〉、〈声无哀乐论〉、〈养生论〉等诗意充沛的哲理文章，也挥洒出如〈琴赋〉、〈天台山赋〉、〈佛影铭〉、〈归去来兮辞〉、〈形影神三首〉那样哲思洋溢的诗篇。这令人想到西欧新教民族的浪漫主义时代，其时既产生了荷尔德林、席勒、诺瓦利斯、渥兹渥斯、柯勒律治那样的哲学诗人，又成长了如施勒格尔、谢林那样的诗性哲人。诗思与哲思相遇，是因为二者同时遇到了关于生命本真、时间、人与自然、有限与超越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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