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进入中国传统诗中
重新发现「诗兴」
开拓出不同的诗意生命空间
魏晋正始、嘉平之交至刘宋元嘉初年短短两百年之间，中国抒情传统竟完成了诗中咏怀、咏史、怀古、山林游仙、山水、田园等最重要主题和题材的开拓。是什么推动了这样的发展？本卷以为其源于存在危机生发的生命意义之再探寻和人格典范之重塑。
作者以此探讨了此一时期诗学观念中种种新异与玄学论题的内在联系。这些观念包括：自省式体验的书写、对当下心境的珍摄、对个人哀乐的超越、对自然生命原发精神的彰显，以及抒情自我的再创造等等。而新观念的归趋，则在探求在内在与超越间的圆融之道和重新发现「诗兴」。与玄学围绕「自然」范畴的诠释，企图一般地解决存在危机不同，诗人以各自不同的生命和人格探求，开拓出不同的诗意生命空间。
作者简介
萧驰
曾于中国大陆修读中国文学批评史。1987年负笈北美。先后于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修读比较文学。1993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入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任教。作者是滥觞北美而流播亚洲「中国抒情传统」学术型态中重要学者，多年致力其发展。所撰《中国抒情传统》（台北：允晨，1999）对此作初步理论思考，The Chinese Garden as the Lyric Enclave: A Generic Study of the Story of Stone（密歇根大学，2001）探讨此传统在明清文人生活文化和近代小说世界中延伸。与柯庆明合编《中国抒情传统的再发现》（上、下册，台大出版中心，2009）回顾此学术四十年发展。上世纪末以来，倾心研究中国主要思想背景下抒情传统的观念史。本书三卷：《玄智与诗兴》、《佛法与诗境》、《圣道与诗心》是此历时十二年研究的成果。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中国思想与抒情传统》绪论
导论：魏晋诗歌中的思想之旅
第一章：《古诗十九首》作为「书写声音」的质性与诗史地位
引言
一、情感的「寓意化」与「戏剧化」
二、当下之「感」与渐积之「思」
三、以《古诗十九首》为坐标的诗史观
第二章：王弼易学与中国古典诗律化之观念背景
引言
一、王弼易学中的新宇宙观念
二、以乐喻诗与体象宇宙
三、律诗观念意义和美学型态
第三章：阮籍《咏怀》对抒情传统时观之再造
引言
一、《咏怀》直面自我的书写性
二、时间作为《咏怀》基本视域与阮氏悲情
三、《咏怀诗》中之时观（1）──「知惧」未来：夕日即隤
四、《咏怀诗》之时观（2）──珍摄当下：真情与心境
五、《咏怀诗》中之时观（3）──引喻已往：若远若近
结论：阮籍与中国抒情传统
第四章：嵇康与庄学超越境界在抒情传统中之开启
引言
一、峻烈讦直之外：恬和渊淡的超越之境
二、借养生契入的庄子「天乐」
三、借论乐体悟的庄学「心斋」
结论：嵇康与中国抒情传统
第五章：郭象玄学与山水诗之发生
引言
一、寓目成咏：一个有待作历史界定的诗学特征
二、捐迹反冥：郭象玄学标示的自然生命原发精神
三、夺胎换骨：原发的山水诗相对玄言、辞赋的进境
结论
第六章：陶渊明借田园开创的诗歌美典
引言
一、魏晋「失乐园」思潮中的陶渊明
二、「复乐园」和陶诗的园田世界
三、「带月荷锄归」：园田中的自我身影
结论：陶渊明与中国抒情传统
图书序言
绪论（节录）
本书以「中国思想与抒情传统」为题，以三卷分别讨论中国抒情诗学与魏晋玄学、佛教和宋明理学的关联。玄学、佛教和理学，即是时下一部中国哲学史秦汉以后的主要内容。而由诗与哲学的关系，或会想到古希腊哲人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说过的名言：哲学与诗自古不和，诗人将不能获准进入由哲学家统治的理想国。当然，在现代西方学人眼中，对柏拉图的说法或许不必认真。因为如柏拉图其他对话录一样，《理想国》本身即採用了剧诗的形式，即假借苏格拉底与克劳康被邀到赛法罗斯家中对话而发出种种议论。其中针对诗人荷马与赫西俄德的指责，可以比同喜剧作家阿理斯托芬尼的戏剧《蛙》对欧理庇德斯和埃斯契罗斯的批评。而且，人们也日益发现：西方文化史中哲学家与诗人之间──柏拉图哲学与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之间，伊壁鸠鲁与卢克来修的《物性论》之间，新柏拉图主义、基督教个人主义与但丁的《神曲》之间，斯宾诺沙的泛神论、黑格尔的辩证法与歌德的《浮士德》之间──原来早已灵犀一点潜相通了。然而，相对中国诗与中国「哲学」之间的关联，柏拉图的名言却可以触发某种思考。
柏拉图令我想到的首先是：正如哲学与诗的对立在西方只是一个希腊雅典时代的话语事实一样，中国思想或「哲学」与诗的分野，其实也只是一个近代的话语事实。而且，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本来脉络中，本无一门叫做「哲学」的学问，然而，在柏拉图那里，这一分野至少先被时间确定了。柏拉图以「爱智」界定哲学，他的时代距最早的希腊文化之子──诗人荷马（应当不是指一个人）和赫西俄德的时代已经相隔了数个世纪。比柏拉图更早的思想者泰勒斯和毕达哥拉斯，也与荷马和赫西俄德在时间上颇有间隔。而且，柏拉图还从荷马之后的哲人巴门尼德那里继承了对永恆实在的追求和对感官世界的鄙视。而荷马和赫西俄德的史诗，却在讲述和描绘这个孕育无穷变化的现象世界。柏拉图称诗人为「再次一层的摹仿者」，正是出自这一派哲人追求永恆实体的优越感。
对照上述西方「哲学」和诗得以分别的历史图景，吾人会首先发现：古代中国文化中诗和所谓「哲学」或思想，竟然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渊源中发生的。推究中国思想主流儒家之道德人文精神与人文史观的发生，必以〈康诰〉中「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惟命不于常」，〈酒诰〉中「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和〈召诰〉中「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观念为滥觞；追溯儒家本伦理孝道以建政治制度的渊源，则必以周初宗祀文王以为开国始祖一事为始俑。为孔子梦魂终生萦绕的周公，因而被今人誉为「一个真正的克里斯玛人物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思想家」。而同一个周公，也应同时拥有《诗经》中最早的作品《颂》和《大雅》部分诗篇的着作权。诗与中国思想同时发轫于西周之初、周公旦之手，也就无怪乎可以自雅、颂中「天命匪解」、「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纯」、「宜鉴于殷，骏命不易」……等等诗句印证周初甚至周公的思想观念了。所谓中国思想和见于文字的中国诗，其实皆为自殷商以祭祀为主导的文化，于周初向以礼乐为主导的文化转变中的成果。由氏族习俗演化而来的「礼」，确认的正为一亲疏、长幼的伦理差序，故「礼自情出」。而「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者也，与「礼」可谓同出一脉。而且，「礼」同时铸造了抒情诗的艺术原型（archetype）：蒲安迪（Andrew H.Plaks）对比中西文学原型，发现中国原型彰显「静态关系」、「反复出现的秩序和平衡的图式」（阴阳二元和五行宇宙论），而西方文学原型则注重「行动及其结果」、「有目标的旅途」。蒲氏将二者的渊源分别归结为「前文学的经验知识」（pre─literary lore）希腊神话和周代礼仪。在中国的语境里，诗是祭祀、礼乐活动中以无上景仰之心面向昊天和祖先神的乐歌。柏拉图的理想国纵然不接纳荷马和赫西俄德那样的诗人，却唯独对于「诸神的赞歌和善的颂词」网开一面。这样的诗，当然不会与所谓思想捍格。故而，在儒家思想学派由孔子奠定之后，《诗》不仅在相近的时代成书，而且得列儒家六经之首。孔子并以「思无邪」概括其内容。
而且，与巴门尼德、柏拉图开启的形而上学传统全然不同，中国古代思想非以探究「什么」或超验实在为诉求，而是只关注个体生命纯构成的境域。老子以「未兆」、「混成」强调主客对立之先的心、物一体和天、人合一状态；庄子主张不赖任何现成的「无待」以臻至非对象化的、乘御天地气化的原构成境界；至于孔子──以当代西方学者的话说，也「并非在为『一般的存有理论』或者『原则性的普遍科学』提供基础。他的哲学是审美领悟，是一种情境主义（ars contextualis），其中互相关联的『局部』和『整体』──焦点和领域—使所有事物之间的相互依赖依特殊情境而被评价，而情境则为社会角色和功能所限定。……『德』……不是本质的给定，而是以个人及其情境中被实现的观点为中心。」。这种令个体于当下在场对存在中意味的体验和领悟，本质上即是一种中国诗意的「兴」。马一浮故而说：「兴便有仁的意思，是天理发动处，其机不容已。《诗》教从此流出，即仁心从此显现。」在此生命情调里，生命世界的时时在在无不是诗，亦无不是哲理了。钱穆先生说：
凡后人所谓万物一体、天人相应、民胞物与诸观念，为儒家所郑重阐发者，其实在古诗人之比兴中，早已透露其端倪矣。故中庸曰：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君子之道察乎天地。此见人心广大，俯仰皆是。诗情即哲理之所本，人心即天意之所在。论语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此已明白开示艺术与道德，人文与自然最高合一之妙趣矣。下至佛家禅宗亦云：青青翠竹，郁郁黄花，尽见佛性；是亦此种心情之一脉相承而来者。而在古代思想中，道家有庄周，儒家有易，其所陈精义，尤多从观物比兴来。故知诗三百之多用比兴，正见中国人心智中蕴此妙趣，有其甚深之根柢。故凡周情孔思，见为深切之至而又自然之至者，凡其所陈，亦可谓皆从观物比兴来。故比兴之义之在诗，抑不仅在诗。……易传虽言哲理，然此实一种诗人之心智性情也。类万物之情者即比，而通神明之德者则兴也。……故诗之在六籍中，不仅与书礼通，亦复与易春秋相通。
「诗情即哲理之所本」一语提澌，踏着中国诗与「哲学」二者往还之关捩，此即所谓文道合一之所本。然中国文化在其发展中，亦渐有分辨，此中之全过程，即如钱氏所说：「先由整体一中心出发，其次逐渐向四围分别展开。又其后，乃各自回向中心会合调整。」本书三卷内容所展示的，正是诗与「哲学」渐次分别展开到又回向中心会合的过程。而中国文明初期诗与「哲学」思想萌芽关系的讨论，涉及上古史、考古和古文字学，因作者学业背景和学力所限，只好留俟来贤。本书第一卷《玄智与诗兴》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时代：首先是「文的自觉」──曹丕的《典论．论文》和嗣后萧绎、刘勰的「文笔之辨」标示了独立观念的文学─诗的出现；其次是「纯哲学」──由王弼抛开神启、神秘主义、常规和官方正统，纯粹以归纳逻辑探究关乎「所以」此一本质问题的「激进开放性」，「哲学」第一次成为了学术事业。然而，在诗和「哲学」分别展开的同时，二者却又是如此声气互通。在后王弼时代，面对存在危机而庄学兴起，向、郭提出了「性分」和「独化」、「自尔」等观念之时，抒情传统也借咏怀、怀古、新的游仙、山水和田园等新题材的开拓，探求着不同的人格典范和诗意生命空间；似乎向应王弼、嵇康、郭象对即汉儒宇宙图式的步步解构，诗人于东晋以山水开示出摒落了此宇宙图式之后，文学视界里的新的「天人之际」。同样，本书第二卷《佛法与诗境》也显示：在佛教自东汉末自天竺进入东土，在两晋以后逐渐士大夫化，隋唐以后创造了中国宗派的同时，中国诗也在渐进地由涵咏持久的情思，转向抒写瞬间的感受，由以「终【重】而皆贤于其初者」强调过程，转向由凸显「内在文字」的空间世界，而最终在中唐诗学里，借由佛教中与心识相关的「境」标显了这一转变。
图书试读
魏晋诗歌中的思想之旅
本书旨在探讨魏晋时期的发展与其时玄学思想的关联。以东汉末桓、灵之间的《古诗十九首》为参照，本研究主要关注魏晋正始、嘉平之交至刘宋元嘉初年之间诗学观念的发展。古代诗评以体气论诗，对此一时期的发展未予足够注意，甚而有明人胡应麟所谓「五言盛于汉，畅于魏，衰于晋、宋……晋与宋，文盛而质衰」的说法出。其实，如果自思想观念的角度去观察，则会恍然发现，这短短两百年竟完成了中国诗歌传统主要精神主题及由此生发的题材的开拓：阮籍的《咏怀》成为了日后江淹、庾信、陈子昂、张九龄，至王夫之一系的渊源；嵇康部分四言诗中的夷旷渊淡开启了日后《二十四诗品》诸多范畴标举的诗境；阮籍以空间贯串当下和历史，成为了陈子昂、杜甫、刘禹钖、许浑等凭弔古迹的渊薮；左思令〈咏史〉主题「创成一体，垂式千秋」；郭璞「以仙姿游于方内」下开唐人李白的「五岳寻仙」之先声；历代诗人的山林丘壑、烟云泉石之趣，则实又自谢灵运发轫；而陶渊明更借田园不仅为王、孟、储、韦、范等执先鞭，且创造了抒情自我新的原型。对整个中国诗歌传统而言，也许只有咏物和边塞这两大主题尚有俟来者了。
尤为重要的是，上述所有新诗歌主题的创造，其实又悉生自存在危机而发的生命意义的再探寻和人格典范的重塑。这是一个传统儒家道德理想自王莽之后逐渐沉沦，礼法纲常在汉魏、魏晋禅代中遭异化的时代。对儒士而言，进而是具存在危机的时代。阮籍因「身仕乱朝……每有忧生之嗟」，从而写出「反覆零乱」的《咏怀》；又时借一处江山令一己当下之情交织于历史悲情，并从生命时间与宇宙时间的对比中备感人生的苍凉。嵇康开创夷旷渊淡的诗境，实为体认庄子摆脱生存困境的「撄宁」。左思作《咏史》，为难抑因「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而起的不平之气。郭璞作《游仙》为「坎壈咏怀」。至于谢灵运对远离人寰山水的观赏描写，则由佛教凈土观念推动，对生命终极问题作一探寻。至于陶渊明的田园诗，则是躬耕生活中在在时时对生命本真意义的思考。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这是一个文学和「哲学」分别展开的初始。无论曹丕的《典论‧论文》和嗣后「文笔之辨」代表的「文的自觉」，还是王弼以归纳逻辑而展开的探乎「所以」，皆标示了二者间一种分野。然而，同样不应忽略的却是，这两百年里，文学和思想又如此亲密绾合。阮籍和嵇康作为魏晋之交的重要诗人，又是竹林玄学中的思想者。山水诗酝酿中的支遁、孙绰、许询、王羲之、宗炳等等，也莫不为思想者兼诗人。至于谢灵运这位山水诗的开山者，则是元嘉之世的佛学「巨子」，体现了东晋时代玄、佛的交汇。陶渊明更以诗回应了该时代几乎所有思想主题，被陈寅恪先生誉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这个时代的巨子们既书写了〈大人先生传〉、〈清思赋〉、〈声无哀乐论〉、〈养生论〉等诗意充沛的哲理文章，也挥洒出如〈琴赋〉、〈天台山赋〉、〈佛影铭〉、〈归去来兮辞〉、〈形影神三首〉那样哲思洋溢的诗篇。这令人想到西欧新教民族的浪漫主义时代，其时既产生了荷尔德林、席勒、诺瓦利斯、渥兹渥斯、柯勒律治那样的哲学诗人，又成长了如施勒格尔、谢林那样的诗性哲人。诗思与哲思相遇，是因为二者同时遇到了关于生命本真、时间、人与自然、有限与超越等问题。
用户评价
读这本书时，我仿佛穿越回了那个充满创造力的时代，与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和诗人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作者在探讨“玄智”时，并没有停留在空洞的概念分析，而是深入到思想的发生土壤，考察其如何与当时的社会文化、人生境遇相结合。而当他谈论“诗兴”时，也并非只是罗列诗歌名篇，而是深入到诗人的情感世界，分析其灵感来源和创作冲动。书中对于“感”的阐述尤为让我触动。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的“诗兴”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感”，即诗人对外界事物的敏感回应，以及由此引发的内心波澜。这种“感”可以是自然之美，可以是人事之变，也可以是历史之思。通过对不同时代、不同风格诗人的解读，我看到了“感”的多重表现形式，以及它们如何最终汇聚成一首首动人的诗篇。这种对“感”的深入剖析，让我对中国古代诗歌的理解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再局限于文字的表面，而是能感受到字里行间跳动的心灵。
评分读罢此卷，我被作者对中国古代文人心灵世界的细腻描摹所深深吸引。书中关于“诗兴”的探讨，并非仅仅停留在技巧层面，而是深入到诗人创作的源泉，以及他们如何在这种“兴”的驱动下，将个人的情感、哲思乃至家国情怀融入诗篇。我尤其对其中关于“游”的论述印象深刻。作者将“游”不仅仅理解为地理上的行走，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漫游，一种在天地之间放逐心灵的体验。这种“游”的状态，如何催生出诗人对世事无常的感慨，如何激发他们对人生意义的追问，书中通过大量生动的例子娓娓道来。比如，那些行吟山水之间的诗人，他们的每一次远行，都可能是一次心灵的顿悟，一次创作的契机。作者的笔触细腻入微，仿佛能窥见诗人内心最深处的涌动，并将其化为文字的流动。这种对“诗兴”背后深层动因的挖掘，让我对中国古代诗歌有了全新的认识，不再将其视为单纯的文字游戏，而是承载着丰富精神世界的艺术表达。
评分这本书的开篇就以一种极具感染力的方式，将我引入了中国思想与抒情传统的宏大叙事之中。作者对“玄智”的阐释，并非是板教科书式的堆砌，而是将其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语境中加以审视。我特别欣赏他对“易”的解读，将其视为一种动态的智慧，一种关于变化与适应的深刻理解。而这种“易”的精神，又是如何巧妙地体现在中国古代诗人的创作之中，书中给予了我清晰的答案。例如，那些描摹季节更迭、人事变迁的诗歌，就蕴含着对“易”的体悟；那些歌颂坚韧不拔、积极进取的诗篇，也闪烁着“易”的智慧光芒。作者的叙述方式灵活多变，时而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时而如奔腾江河，激荡人心。这种文风上的变化，使得整本书读起来一点也不枯燥，反而充满了一种探索的乐趣。我深深地被这种将抽象哲学与具体诗歌创作融会贯通的写法所折服，它让我看到了中国古代文化深厚的底蕴和独特的魅力。
评分这本书的开篇便以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为我打开了理解中国古代思想与诗歌的大门。作者并非直接罗列那些佶屈聱牙的哲学概念，而是巧妙地将“玄智”这一抽象概念，与“诗兴”这一感性体验紧密联系起来。我原以为，探讨“玄智”必然是枯燥的理论分析，然而书中通过对早期哲学思想，如道家“道”的阐释，将其与诗人对自然、宇宙的体悟相结合，使得原本遥不可及的思想变得鲜活而富有温度。例如，书中对老子“道法自然”的解读，并非停留于文字表面，而是深入到诗人如何从山川草木、风雨雷电中体悟“道”的运作，如何将这份体悟化为笔下的诗意。这种将抽象哲学与具体艺术实践融为一体的写法，极大地激发了我进一步探索的兴趣。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引述古代文献时，能够精准地捕捉到其精神内核，并用现代的语言加以解读，使得我这个非专业读者也能轻松理解。整本书的语言风格流畅而富有文采，读起来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智慧与诗意的年代。
评分这本书给我最直接的感受是，中国古代的“玄智”与“诗兴”并非是割裂的两个维度，而是相互渗透、彼此滋养的。作者通过对早期思想家，如孔子、庄子等人的思想进行梳理，并将其与不同时期的诗人创作进行对照，揭示了这种内在的联系。我曾以为，孔子的儒家思想是关于“治”的学问，而庄子的道家思想是关于“超脱”的学问，但书中却展示了这些思想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诗人的创作视角和情感基调。例如，书中对《诗经》中那些充满生活气息的诗句的解读，是如何折射出先民朴素的哲学观念；又如，那些描摹隐逸生活的诗歌，又是如何体现了道家式的精神自由。作者的论证逻辑严谨，但又绝不枯燥，他在引用史料和理论的同时，始终不忘回归到诗歌本身，用优美的文字带领读者去感受诗句中的智慧与情怀。这让我深刻体会到，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智慧不仅仅体现在书斋里，更流淌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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