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此书採回忆录的形式，有见闻，却不是见闻录；有大量历史片段，却非历史着作；有切身经历，却不是自传；有逸事珍闻，却不是掌故集。此书讲的是美国式的新闻採访实践，而施展的场所，却是变革方兴的古老中国。……阿班以记者的亲身体验，写出这採访历史中的一幕幕。读下来，在看到历史风云的同时，也见识了历史是怎样被投射到传媒。
阿班在华十五年，后十四年供职于《纽约时报》。他从驻华北记者做起，迅速升任驻中国首席记者，管辖中国各地诸多记者站。他在华期间，适逢中华民国历经多重巨变。北洋系统由盛及衰，国民党一脉则随北伐兴起，并统一全国；欧美势力在革命打压下委顿，日本势力则日益壮大。粗略数来，他的报导覆盖了广州革命风云、北伐大业、东北易帜、蒋冯阎大战、中东路战争、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一直到上海孤岛时代的最后一刻。可以说，中国历史这十余年的每一起伏、每一皱褶，无不通过他的键盘，传递到《纽约时报》，传递给美国大众、全球大众，并影响各国的政界决策及外交方略。
史家知道的中国现代史是干枯的事实，而阿班提供的一个个侧面，来自美国记者的独特视角，鲜活得带着汁水，而且向不为我等熟知，也不为我等常见，因而填补了空白，提供了参照，使历史更形丰满完整。
作者简介
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 1884-1955）
又译为亚朋德，1884年生于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卒于1955年，一生未婚，无子嗣。他向不喜循规蹈矩的生活，在史丹佛大学刚念到三年级，便辍学当起了实习记者。来华前，已在美国报界足足浸淫了二十一年。1926年来华，1929年之后任《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1941年离开，一待就是十五年。与中国上层人士关系密切。着述颇丰，作品包括《苦难中国》（Tortured China）、《华尔传》（The God from the West）、《一半人为奴，一半人自由：这割裂的世界》（Half Slave, Half Free: This Divided World Abend）等。
译者简介
杨植峰
1962年生，198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曾任职于中国新闻社、澳大利亚自立快报等机构，目前是澳大利亚Cell Bikes公司董事及「人人单车网」董事。出版的作品有《梨香记》、《帝国的残影》，并有中短篇小说散见各文学期刊。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实用历史丛书》出版缘起
□译者序
卷一．中国苏醒了
一、只身来到动荡的中国
二、帝国主义的前哨
三、孙中山晚年的秘密
四、从上海到北京
五、《北京导报》的丑闻
六、投入《纽约时报》怀抱
七、京津备战插曲
八、济南惨案独家报导
九、混乱的国民政府
十、遭国民政府驱逐
十一、宋子文出面和解
十二、营救胡适
卷二．日本发动战争
一、九一八事变前的徒劳警示
二、征服满洲只是第一步
三、日本人的高薪诱惑
四、现场採访一二八事变
五、日军蚕食华北
六、被公开叫卖的秘密协议
七、一九三六年夏天的中国时局
八、独家新闻：西安事变
九、与莫斯科的双重关系
十、蒋介石听从意见了
十一、南京路的死亡与恐怖
十二、日本恶魔第一人
十三、日军在上海的暴行
十四、引狼入室
卷三．世界进入战争
一、日方要员登门警告
二、和平的一线希望
三、日本高官的试探性接触
四、住所突遭日本兵搜查
五、全球率先报导日德谈判
六、横遭日本便衣毒手
七、日本宪兵队偷袭的内幕
八、美国的幻灭与沮丧
九、中国人的中国
十、战后并非太平盛世
结语：一个驻外记者的感触
图书序言
结语
一个驻外记者的感触
初到中国时，对中国画之美，我是不懂欣赏的。我承认它们色彩绝妙，但图像似不够精确，最主要是犯了透视错误。那一幅幅岁月染黄的丝绸上，画满了奇山异石，问题是，那些山石耸峻倾斜的样子，似乎全然是不对的。
但随着时光推移，我的眼光慢慢适应了，或毋宁说，是我的见解适应了。我发现，中国人作画时，并非在几乎垂直的画板上涂抹，而是弯下腰来，在较低矮的水平画桌上挥毫。看中国的山水画，若当成是登峰顶之高，观崃谷之深，则视角就调整过来了，透视法也就不再怪异，整个构图，便流畅秀美了。
现在，居于佛蒙特州，住在山谷，四周山林环绕，与美丽古老的北平隔开半个世界，我终可以放眼四顾，前后瞻望，好比置身于一幅中国的山水画里，来对我的东亚岁月，作一番审度。中国山水画中那些奇山异石，真是至善至美。而我的回忆，也跟它们一样的丰满生动。
在我定居的佛蒙特州山谷里，有个朋友爱追捧二战以来所有驻外记者的着作，那些书多到汗牛充栋，他却乐此不疲。他读得兴趣盎然，激起了无穷好奇，而那颗凡心，也受了某种惊骇。所以，当他把一大堆书还我时，不免要大惊小怪道：
「不值得，不值得，你怎么会去干这行？上帝，这算是什么日子！你们这帮人，到底觉得这里头有什么价值？你又没挣到什么钱，不是吗？」
我们倒真是没有致富。按那些佛蒙特老乡的「富裕」标准看，我们连「有钱」的最低微含义亦够不上。我们这些驻外记者当初为寻求刺激及冒险扬帆远去，在海外历尽艰险多年，回国时的有形财富，大概不会多过离去的时候。
既然如此，我们这些代表美国最伟大报纸、最伟大新闻社的记者群体，又为何要赴身海外呢？
我敢说，若预先知道这职业的所有艰难困苦，我们中的大多数，是会裹足不前的。首先是生活动荡，今天还在这里，明天「总部」就可能一纸电文，催你尽快赶往某个闻所未闻的所在。其次是远离家乡、远离家人、远离祖国及同胞。再次，一般而言，至少要去学一门古怪外语。而在多数情况下，尤其是在欧洲以外的地方，还要时时警惕染病──伤寒、霍乱、黑死病、疟疾和痢疾，不一而足。不经煮沸的水，是绝不可饮用的，甚至不可用来刷牙。全球大片地方，水果蔬菜不经煮熟，便不能食用。对挑剔者而言，火车及轮船的状况简直不堪忍受──到处是臭虫、蝨子、蟑螂。全球半数以上的外国城市都恶臭扑鼻，令人欲呕。
在交战区里，生命则危在旦夕，极可能不死即残。在政治动乱国家，遭狂热分子暗杀，亦是隐忧。而至少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对白人或「帝国主义者」总怀有天生的仇恨。由于美国人一般都被视为有钱，更易遭压榨及索取，也许是些许小数，也许是庞然鉅款。
驻外记者去国有年后，因长久分隔，便与故国及朋辈关系疏离，付出极高代价。当他每隔三五年回一次国时，常发现友人已对他淡漠，反之亦然。因他所熟知的，尽是那些闻所未闻的异土，他的友人对此是兴趣索然的。他们对他的国际政治或种族问题毫不关心，他则可能记不起各位夫人的芳名。若他谈起某位总统，或总理，或大使，他们便认为他在「臭显」。
有次我回国休假时，第二晚便去参加一个晚餐会，发生的事情，让我永难忘怀。我的邻座是个甜美可人的太太，只是不再青春了。她一味大谈最新上演的戏剧，我是一无所知的。当我提到中国时，她盯着我，一脸茫然道：「中国？哦，对了，就是那个女人把孩子背在背上的国家，对不对？」
即便那驻外记者的朋友是较有知识的，能对你提问，并对你的回答觉得来劲，情况亦不见好到哪里。我反覆听人说这样的话：「天啊，既然这么严重，为什么不在稿子里写出来？」
其实，你早就写过，还自以为动人心魄，脉络清晰。你早已一次又一次，反覆报导过。你知道那些较有知识的友人是认真读报的。他们也说，对你的署名电讯和通讯稿，一直跟踪阅读，已经持续了「许许多多年了」。然而，他们对你最精通的国度到底发生了何事，却依然一无所知。你不禁觉得，所有工作，全都白费了。今日上头版，明日遭忘却。
然而，当一名驻外记者，为毫无私心杂念的报社工作，却依然是世上最显要的职业。
苦水归苦水，其实回国休假，是不乏心理补偿的。走进出国前待过的报馆，你看到比尔还在为电讯稿起标题；杰瑞还在写体育，为谁赢了地方冠军激动不已；吉米依旧忙于乡镇政治的肮脏交易，为某人卷入五万元的贪污案激动得口吐白沫；而曾经如此年轻活泼、金发飘飘、无比动人的安妮特，居然芳□褪色，动辄发怒，仍一成不变地负责社交版。她对生活的兴趣，也就是社交新秀派对和教堂婚礼了。这时，你对当初未娶安妮特，立刻就庆幸不已了。
你并不想自以为是，但看着这些男男女女，还是由不得要心生怜悯。他们在同样的地方，干着一成不变的差事。除了每年两三星期年假里短期出游，他们可以连续十几年不挪地方。比尔、吉米都自购了住宅，孩子也都十几岁了。这是不是美好生活呢？当然是。然而，你想起的，却是西藏的日出，苏禄海的台风，戈壁沙漠里随你蜿蜒前行的驼队。望着吉米夫人，你想起的是曼谷偶遇的绝美英国少女，想起如何两相依偎于乡村俱乐部的长廊，迷迷煳煳，呷着苦艾酒。当薄暮冥冥，你们各怀心思，却欲言又止，只望着塘里像鲸鱼般射水的有趣小鱼，懒散地下注，赌哪只掠水低飞的蛾子，会被射湿了翅膀，然后被那鱼扑通一声跃起，大口吞下，成为下一个猎物。
未几，你就坐立不安，觉得是不是该回去工作了。走苏伊士运河的话，可以看到红海的满月，但如果从莫斯科飞往喀拉蚩，则可以省下时间，绕到克什米尔两个星期，看看佩格和洛德。达芙妮应该还在孟买吧，还是她在你没到印度前，先去了西姆拉？
没错，该回去干活了。对手报纸昨日登了广东省政府主席的事，语焉不详，背后是否另有玄机？再有，拜慈昨日的公开讲话，究竟何意？在远隔千山万水的这一头，你实在无从判断。你的手指一离开远东紊乱而有力的脉搏，便觉得无所适从了。
再说，你的家、你的仆从是在上海（或在其他闻所未闻的地方）。你还有文件要处理。若取消在钖兰（今斯里兰卡）的两周逗留，或可赶上秋季赛马会。最好再去一次华盛顿，只要不待超过两天，便可赶上下周四去汉堡的快船。乘飞机的话，超重行李的罚款实在要命！不过，只要吃得消行李费，还是飞越大西洋的好，这样，再下一周，你还可在欧洲逗留，听听莉莉．庞斯（Lily Pons, 1904-1976）的演出。
当然，蓝色多瑙河并不蓝，东亚和南太平洋群岛，也并不全如吉卜林及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笔下的描绘。但你仍渴望回归。此地的美国大都市，大多清洁而平庸，此地匆匆赶路的美国人群，大多干净而衣履光鲜。但一切已开始显得无趣。半个世界以外，各种力量正在较量，他们却懵然不知，而这些力量斗争之结果，终将迫使数百万我国青年奔赴异国，在那里战斗，在那里死去。所以，你还是驾帆离去，或是飞越太平洋，并为回到自己的「片区」暗喜。那可不是一般的「片区」，它横亘一块大陆，其长度或宽度，绝不亚于纽约到旧金山的距离。
现在，惨烈的大战在一月一月拖延，而我却滞留祖国。许多人问我：「你怎么现在不去了？难道你就不会手痒，渴望报导这场战争、书写这场战争？」
去报导目前这场大战，最大问题是，前方的记者，无人可逃脱地域限制。置身达尔文的记者，对雪梨或墨尔本的事，恍如隔世。而报导突尼斯战役的人，对同时发生于苏联前线的事，或英国撤出缅甸的原因，或隆美尔部队在波恩角被歼情况，一概无所知。此外，前线的记者不仅调查受限，写好的电文也要经军事审查员审查，极其可怖。
多年来，我的片区一直是整个东亚。若单单派驻新几内亚一地，或重庆一隅，势必很快厌倦。战前，我可随心所欲择地出访，从各方广集消息，写作内容自定。让我再回去照着军事当局的油印材料写稿，将是可叹的反高潮。要知道，置身任何前线、任何战役，都是无法纵观战争全局的。
是的，等到战争结束，我将重返远东。我要亲眼看看和平如何得来，还要看看战争的终结，是带来持久的安宁，还只是权宜之计，以致不出一二十年，便引发另一场屠戮。
对此，我的佛蒙特朋友仍坚持己见说：「我还是认为不值得！」
但我坚信，这很值得。若我有儿子，喜欢写作，喜欢旅行，生性还算谨慎，则我将不仅鼓励他投身新闻业，而且要鼓励他去当驻外记者。
未来的驻外记者应是专家。其中的佼佼者，必须受专门的职业训练。其所受教育，不仅要包含语言与历史，还需有地理、经济及社会科学。他们需精通国际法律与礼仪，了解全球政治格局。
当下的大部分驻外记者，尽管报导战争有成，却都是在无意中踏入驻外报导领域的。他们从事这一行时，几乎无人受过专门教育或培训。因而，能在观察时全面深入，报导时言之有物，已是难能可贵了。但未来的驻外记者，若受过认真培训，当更有成就。其提供给国内大众的资讯，当更具价值。而历经此战后，美国人民也应是更具「世界胸怀」了。轴心国既已无条件投降，美国人民若重新陷入思想的麻木孤立，将是难以想像的。
新闻检查制度尽可以屡下杀手，官方机构也尽可以不断压制，但报导这场大战的男男女女，仍不畏艰难险阻，为国家立下了丰功伟绩，并使媒体获得了空前的崇高地位及威势。
战争的胜利，若不能使传媒恢复彻底自由，并在鸣金收兵后即刻生效，则这场战争，便是徒然。只有报导自由及评论自由，方能避免和平初临后的错误。而这种错误若出现，则不等回国将士的下一代成人，势将使战火重燃。
译者序
关于本书作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 1884-1955，亦译作「亚朋德」），日本的松本重治在《上海时代》（上海书店出版社，二○○五年）中作了如下描述：
在所有美国新闻记者中，我认为最为杰出的要推《纽约时报》的哈雷特．阿班。由于阿班常年驻中国所积累的经验，以及他颇为老成的待人接物，加上又有时报的声誉，所以他的交友相当广阔。他与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也是极为亲密的友人。他不用像我这样，身为日本通讯社记者，每天都必须为早晚两次的报导发稿而疲于奔命。他只需拣一些重大的信息加以传送即可。所以说他是处在一种极为有利的位置上。我虽然身在上海，始终关心美国的对日政策及对华动态，所以常与阿班交换意见与情报。
他是独身，在外白渡桥附近新建的布罗托多威公寓 包下了最高一层，找了几个年轻助手，在那里悠然自得地工作着。有时，我约他一起去江湾的高尔夫球场打球。一次，一局未完，他突然想起什么事情对我说：「真对不住，我忘了还有约会，今天就失敬了。」我半开玩笑似的问他：「还能有什么事比打球更重要？」「实际上我忘了今天宋美龄要请我喝茶。请务必多多包涵。」他连打招唿。听他如此说，我想可不能影响朋友的工作，便只能让他这么离去了。这儿也多少可以看出，宋氏一家极为重视与美国的关系。
上世纪三○年代，在驻华外国传媒中，阿班的地位首屈一指，因他代表的是《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报纸在西方舆论界本就一言九鼎，记者的人品操守又让人起敬。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的洋幕僚端纳（William Henry Donald, 1875-1946）赶赴西安调停，向新闻界发出的电报，头一个对象便是阿班。这在泽勒（Earl Albert Selle）的《端纳与民国政坛秘闻》（湖南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原书名Donald of China）中便有记载。
阿班一八八四年生于美国俄勒冈州（Oregon）波特兰市（Portland），卒于一九五五年，一生未婚，无子嗣。阿班向不喜循规蹈矩的生活，一九○五年，在史丹佛大学刚念到三年级，便辍学到社会混，谋了一份实习记者职位。来华前，他在美国报界已足足浸淫了二十一年，最高职位做到总编。这期间，阿班不曾考虑娶妻生子，只管频频跳槽，还曾隐入山林写作，总之，任何一成不变的日子，都让他深恶痛绝。这么折腾到四十岁出头，竟又突发奇想，要到远东一闯天下，就这么来了中国。
阿班在华十五年，后十四年供职于《纽约时报》。他从驻华北记者做起，迅速升任驻中国首席记者，管辖中国各地诸多记者站。他在华期间，适逢中华民国历经多重巨变。北洋系统由盛及衰，国民党一脉则随北伐兴起，并统一全国；欧美势力在革命打压下委顿，日本势力则日益壮大。粗略数来，他的报导覆盖了广州革命风云、北伐大业、东北易帜、蒋冯阎大战、中东路战争、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一直到上海孤岛时代的最后一刻。可以说，中国历史这十余年的每一起伏、每一皱褶，无不通过他的键盘，传递到《纽约时报》，传递给美国大众、全球大众，并影响各国的政界决策及外交方略。
二○年代起，涌入中国的西方记者如过江之鲫，但就当时的社会地位而言，无人可望阿班项背。阿班生性争强好胜，在第一线拚抢突发事件，人所不及，但他的真正优势，还在于广泛的上层关系。中国政府高层及日、美、英、苏等国在华最高层里，尽是他的私交。国民政府初期想逐他出境，弄到后来，四大家族竟都奉他为上宾。日本方面更重视，文武各派各系的最高头目，恨不得把他门槛踏破。苏联也有趣，一边掀起批判阿班浪潮，一边派大使与他密谈，託付他转达高层意思。至于美英方面，自不待言了。阿班之重要，在于他的作用已完全超出了区区记者的层面。对美国政府而言，他是个不支薪的高级情报员，免费提供绝密情报，分量超过任何正式间谍。对其余各国政府而言，他是个编外的美国外交官，其作用，常常是美国大使所不能及。因此，日美之间、中美之间、苏美之间，都要由他来频频传话。至于各国的内斗，也要向他暗洩天机，好登上《纽约时报》，搞乱对方。比如，日本正式加入轴心国前，即因最高层两派对峙，有人将消息暗中相告，使他平白得了一个全球超级独家新闻。这一切当然有赖《纽约时报》的金字招牌，及其取之不尽的资源。
驻上海的外国记者中，以阿班的阵仗最大，居则百老汇大厦顶层，行则车夫驾新款轿车伺候，玩则江湾高尔夫球场，饮则英国总会、花旗总会。手下记者、助理无数，仆役成群，保镖随行。豪宴酒会里，他时而主人，时而座上宾。亚洲各地，只要认为必要，便可随时豪华出行。《纽约时报》的金库为他安了龙头，需要时，只管拧开便是。他在北京 、上海的日子，与其说是记者，不如说是王公，寒酸的同行们，谁能与他争锋。
《纽约时报》驻中国各地（含香港）的记者站，无论财政、人事及报导业务，均归上海分社的中国首席记者统管。阿班自一九二九年起便任驻华首席记者一职，前后凡十二年。《纽约时报》总编及发行人的职位迭有更替，他的位置却稳如泰山，皆因业务精湛全面，难以随意取代。一九四○年，阿班终于离华，却不是总部将他调回，而是架不住日本人屡下毒手，企图对他实行肉体消灭，以至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哈特（Thomas Charles Hart, 1877-1971）看不过眼，逼其走避。
阿班一生除新闻报导外，着述也丰。第一本书为一九三○年出版的《苦难中国》（Tortured China），最后一本为一九五○年出版的《一半人为奴，一半人自由：这割裂的世界》（Half Slave, Half Free: This Divided World Abend），凡十一种。其中不得不提的，是一九四七年出版的《华尔传》（The God from the West），该书早已由雍家源先生翻译，收入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译丛》。因流传不广，可能知者寥寥，否则的话，近年写到洋枪队及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 1831-1862）的作品，应不会如此信口雌黄，令人诧愕。阿班半途辍学，以后也不见受过史学训练，平日里忙于採访，不想治起史来，其谨严深厚，已远远超出一般史学票友水平。华尔死于宁波后，全世界研究他的着作，屈指可数，出自国人之手的，一本没有。好在有阿班的《华尔传》在，这段历史，才有血有肉。这本书的撰写过程，也历经坎坷。全书杀青后，唯一的手稿还未及送交纽约的出版社，便于一九四○年被日本宪兵入室抢走，十个月的努力毁于一旦。日人的恶行，使该书的出版推迟了七年，也使阿班多受了一遍写作之苦。这段经过，于本书中有详细描写，这里略费笔墨，交代背景。
《採访中国》（编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简体中文翻译版书名为《民国採访战》）原名为《我的中国岁月》（My Years in China, 1926-1941），有些版本亦作《中国十五年》（15 Years in China）。书出版于一九四四年，即他去华后四年。全书分三卷，三十六章，外加后记一篇，译成中文约二十万字。外国记者关于中国此段历史的着述不少，但松本重治讲历史，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 1915-1986）讲政治外交，史诺（Edgar Snow, 1905-1972）、福尔曼（Harrison Forman, 1904-1978，着有《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原文Report from Red China）讲见闻，都与阿班的书不同。阿班此书採回忆录的形式，有见闻，却不是见闻录；有大量历史片段，却非历史着作；有切身经历，却不是自传；有逸事珍闻，却不是掌故集。此书讲的是美国式的新闻採访实践，而施展的场所，却是变革方兴的古老中国。自由主义的新闻观念及美式的採访操作，处处与中国现实起碰撞冲突。西方记者的常规技能，不足以应付中国的情况，他必须去应对，去适应。有时使狠，有时使巧，有时妥协，却要死守真实与公正的底线。他以记者的亲身体验，写出这採访历史中的一幕幕。读下来，在看到历史风云的同时，也见识了历史是怎样被投射到传媒。笔者见识有限，涉猎的书中，如阿班此书的还有待发现。
这十五年里，阿班直接接触的中、美、日名人政要，比比皆是。他打过交道的着名中国人，有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唐腴胪、梅兰芳、孔祥熙、陈友仁、张作霖、张学良、张宗昌、王正廷、吴铁城、胡适、顾维钧、伍朝枢、李宗仁。西洋人士中，着名的有鲍罗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 1884-1952）、端纳、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林白（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 1902-1947，首位环球飞行家）、马慕瑞（John van Antwerp MacMurray, 1881-1960，美国公使）、颜尔露（Harry Ervin Yarnell, 1875-1959，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哈特（美国亚洲舰队继任司令）等。另有大批美英人士，包括驻华的美英军旅高层、外交官、新闻从业者、租界官员、间谍等，也在阿班笔下一一登场。他们虽不为国人熟悉，却是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阿班与日方各种人物的交道，更是精彩纷呈。他笔下涉及的日本人，包括日本外相松冈洋右、驻华公使重光葵、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驻华舰队总司令盐泽、日本的无任所公使伊藤、南遣舰队司令官岩村清一、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中将、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及其手下桥本欣五郎大佐等。他对南京大屠杀首要责任人松井石根落墨尤多，许多细节国内出版物中罕见。一般认为，松井及手下八十军官被日本召回，是因为南京大屠杀后对日负面报导过盛，而读了本书后即知道，其主要原因，还是与美舰帕奈号（U. S. S. Panay）在长江被日机击沉有关。而拖松井石根下马的报导，正是出于阿班之手，发表于《纽约时报》，并造成轰动。对于一干下等的日本角色，阿班也作了描绘，其中有狡诈，有忠厚，有愚钝，有精明，有凶悍，有温良……不再千人一面，夸张失真。
阿班加盟《纽约时报》前，曾短暂主持英文的《北京导报》（The Peking Leader）。该报的出版人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总编是美国人柯乐文（Guover Clark, 1891-1938）。《北京导报》是二○年代北京仅有的两份英文报之一，阵地虽小，却各方争夺。明里由教会资助，暗中又收受顾维钧、冯玉祥和苏联人的津贴。该报在现代中国新闻史上地位虽有限，却为在华的国际媒体输送了两位关键人物：一为《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阿班，一为风头极健的路透社（Reuters）驻华记者赵敏恆。本书未提及的是，阿班离开该报后，柯乐文又去纽约寻来赵敏恆接任。由于报纸规模局促，兼之柯乐文人品有缺，阿班及赵敏恆均未久留。本书对《北京导报》之运作及柯乐文的为人皆有生动描写，可资研究北京早期英文报业者参考。
阿班一边讲述新闻的採写，一边带出历史细节。许多资料是罕见的，因而珍贵。关于孙中山死前向美英求助一事，他从美国驻广州领事馆採得了第一手资料，是全球报导此事的第一人；济南惨案发生时，阿班是置身现场的唯一非日籍记者，对事件的陈述，具极高史料价值；九一八事变前，阿班事先得了日本人的提示，走遍东北，最早作了预报。
关于中美两国关税条约的签署，阿班也为读者补充了细节，正是由于国民政府行政无序，美国政府虽主动提议将关税自主权归还中国，却被有关部门误置十八个月，不获高层所知。直至宋子文与美国公使马慕瑞碰头时，才知此事存在，于是加紧签署。故而《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是由财政部长宋子文签署的。而与其余列强间的新关税条约，均由外交部长王正廷签署。
对于鲍罗廷的外表，阿班作了极生动的描述。在中国革命史中，这位苏俄顾问的作用举足轻重，提到他的着作可谓汗牛充栋，但绝大多数面目模煳，唯有阿班作了目击者的描写。他还写了顾维钧的暴跳和无奈，张宗昌的奢靡与残暴，宋子文的坚韧与精干，张学良的沉湎和昏庸。在中国官员中，他对宋子文着墨最多，评价最高，认为他无论政见人品，都可跻身世界伟人之列。
他动员《纽约时报》援救胡适出狱一事，国内历史着作中，也罕有提及。胡适在中国公学任校长时，因在《新月》连发三篇重要文章，触怒国民政府，终于被逮捕。因有消息传出他将遭枪决，阿班气急攻心，动员时报总部发表长篇社论，谴责国民政府暴行。他将社论迅速翻译成中、日文，耗费大量金钱，将社论以电报发送到远东所有中、日、英报刊转载，形成铺天盖地的谴责之势，终于迫使国民政府收回屠刀，将胡适释放。
西安事变的报导，是阿班的又一场漂亮仗。事变发生当日，阿班便凭他与蒋、宋、孔、陈的交情，为《纽约时报》抢到了全球的独家新闻。新闻史常说，最先报导西安事变的，是路透社的赵敏恆。但赵敏恆是靠嗅觉推断，最多是猜测，阿班则报导了宋子文及端纳的亲口引述，铁证如山。此事的发现，极具戏剧性，也得益于他在人脉上的无敌。那晚，他因缺新闻而苦恼，便随意打电话给宋子文，不期宋子文已外出，佣人说是去孔祥熙家。他又给蒋介石顾问端纳去电话，没想端纳也不在酒店，秘书同样说他在孔祥熙家。于是，他马上拨电话到宋美龄公馆，佣人说，蒋夫人刚离开，去了孔祥熙家。他至此已嗅到有重大事情发生，马上一遍又一遍拨打孔祥熙家电话。拨了无数次后，终于有佣人接听电话，让他找到了端纳和宋子文。宋子文亲口将蒋介石被扣的事告诉他。一个惊天大新闻，一个无与伦比的独家消息，就这么迅速诞生了。松本重治在《上海时代》有专门一节「协助《纽约时报》」描述此事，他写道：「这是第一个外国新闻社上海记者对西安事变的报导。」
关于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我们从书中得知，手稿的写作始于一九三七年年初。宋氏着手写作此书时，便有意售予出价最高者，将所得设一基金，用于西安事变被害卫队成员遗孤的教育。而出价最高者，正是阿班。他代表北美报业联盟，以一万两千美元从宋美龄手中购得此书的版权，在北美发表。宋美龄的原稿为英文，我们今日读到的中文版本，即是阿班所购英文版的译文。
西安事变后，阿班在杭州拜访了蒋氏夫妇，并以带引号的直接引语形式，录得蒋介石对西安事变经过所作的亲口回忆，而现场翻译为宋美龄。此段回忆，与实际经过，应是最为贴近的。
有些历史事件，在中国长期受忽略，阿班的书便起到□沉的作用。比如，世界环球飞行之父林白到访中国一事，历史性有之，戏剧性有之，我们却大多不甚了了，《採访中国》里便有详细记载。
阿班是为新闻而活的，他不找新闻，新闻也会找他。抗战期间，中国空军误炸南京路时，阿班正带着他的助手比林汉（Anthony James Billingham）在先施公司採购。他坐在车里，被爆炸震昏，受了轻伤，比林汉在先施公司大楼里，则身受重伤，几乎不治。阿班用了整整一章描述当时情形，从市民仰头看飞机，一直到爆炸后的抢救与善后，如电影镜头，细致真切，其第一手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加盟《纽约时报》之初，他还因无情报导，严重得罪过上台不久的国民政府，以至国民政府宣传部和外交部竭一国之力，花一年时间，不惜与《纽约时报》及美国为敌，欲将他驱逐出境，却终因国弱而难逞。在中国现代史上，这也是难得一见的大事。他与外交部长王正廷因此案而结怨，又因案结而怨解，终于成了好友。
南京沦陷前几日，日本海军航空兵在长江炸沉美国军舰帕奈号。此事曾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举国激愤。由于帕奈号上载有一批摄影、摄像记者，事件经过被全程以影像记录，后经米高梅公司制作成记录片，在全美放映。为避免全美反日情绪失控，迫使美政府过早介入对日战争，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1882-1945）总统下令剪去影片关键部分，使日军蓄意攻击之事实，不至彰显。即便如此，影片的放映，已使美国民众之对日观感彻底扭转；全美支持中国抗日之民意基础遂告初成。日美开战，始于珍珠港袭击。至于序幕，不乏史家认为帕奈号被炸沉时，即已拉开。日本对此事，一向坚称为误炸。而阿班进身幕内，贴近日军高层每一人，以亲历的第一手资料，揭穿日方谎言。帕奈号事件发生于中国长江，沉没于南京大屠杀前几日，对中、日、美三角关系之演变，具重要催化作用。美国有关此事的着述，岁有新猷。而中国史学研究，对此竟然全体沉默，至今留白。有趣的是，松本重治在《上海时代》中，对南京大屠杀草草带过，对此事干脆避过不谈，或许因事件涉及日军最阴暗疮疤，实难处理妥帖。而阿班的书，为中国读者展现了事件的方方面面。一则为新鲜，一则为深入全面，读来收获岂止泛泛。当然，关于美国国内风起云涌的抗议浪潮，并不在此书范围内。
这一类的故事和细节，在《採访中国》中通篇皆是。史家知道的中国现代史是干枯的事实，而阿班提供的一个个侧面，来自美国记者的独特视角，鲜活得带着汁水，而且向不为我等熟知，也不为我等常见，因而填补了空白，提供了参照，使历史更形丰满完整。
日本的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的后记中写道：「就我个人而言，对于中国长期以来把『党史』限制在国内的倾向，虽谈不上反感，却十分不习惯。」对此，笔者是有同感的。岂止党史，中国历史各方面的研究，无论视野还是史料，都应放在世界大范围中。仅举松井石根与八十部下被召回国一例，若只从中日关系看，而略去美日关系的角度，便不会顾及帕奈号事件，亦不会考虑《纽约时报》报导的影响，所得出的结论，自然欠完整，甚或有实质错误。笔者翻译此书，亦是希望拓展自己的历史视野，兼而惠及同好。
对于今天的新闻从业者，阿班的书更有意义。它像採访学里的《孙子兵法》，教我们于复杂万变中，如何施展手段，如何施放烟幕，去准确挖掘新闻，抢先发表新闻。它还教我们如何在职业操守上严于律己。阿班的个人情感观点固然爱憎分明，新闻报导本身却力求超然于党派政争及国家、民族爱恨之上，一贯死保新闻来源的身分，不管其为何党何派、何国何种；社交方面，则长袖善舞，左右逢源，与中外各界打成一片，因而能大量挖掘独家新闻。即使被日本宪兵压跪在地，双臂强扭至背后，腰部、腹部遭勐力狂踢，即便日人在珍珠港屠杀了数千同胞，他的笔端触及日本人时，却能避免作情绪性宣洩，该褒处褒，该贬处贬，均秉公直论，就事论事，因人而异，分别对待。在新闻业者里，这种大家风范，让人油然起敬。
图书试读
我的公寓在百老汇大厦十六楼，高居于上海喧闹的街道之上。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某晚，我独自待在书房里，平静无事。从新闻角度看，过去的几个月颇为沉闷，不免感到无聊。约十个月前，东京中心区曾发生兵变，多名内阁成员被杀，引起一片惊恐。随后的仲夏时节，中国也曾一度濒临内战，却因西南方面的突然垮台而倖免，事件带上了半喜剧色彩。这以后便不再有大事，唯见日本一以贯之，在华北从事种种穷凶极恶的活动，而蒋介石将军则多次巡游中国各地，以便加深中国的统一。
目前，总司令正在陕西省的西安市。该处位于中国的西北地区，距共军占领区不远。占据西安及周边地区的则是少帅张学良的东北军残部。一直有恶意的谣言称，少帅的部队已经与红军沆瀣一气，西安与共产党根据地之间，定期有卡车及巴士往返，运送人员与军需物资。传言归传言，却一直无法核实。
张学良先是被逐出满洲，继而又被逐出华北，于是便赴欧考察，终于戒除了多年的毒瘾，这才又返回中国。传言说，此君行事诡异，对于南京的剿共命令，一向拒不执行。我当时想，传言一定不确，否则蒋介石就不会贸然进入张学良的地盘了。
那晚，我左思右想，横竖想不出有什么消息，足以作头条发往纽约。我在书桌上一沓便条里随手乱翻，发现了一份备忘录，内容是关于中国预算案中的海关税收部分。一看时间，只有八点半，找宋子文聊聊的话，不算太晚，便拨通了他家的私人号码。
接电话的是宋子文的男秘书，一个能干的中国人。他说：「子文不在家。他刚才接到一个电话，就去孔祥熙家了。」
我突然想起，那位着名的澳洲人端纳此刻正在上海，何不找他聊聊。端纳原是张学良的顾问，后来转而任蒋介石的顾问。他住在派克饭店（即今天的上海国际饭店）。我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端纳的秘书。
他说：「他二十分钟前还在，后来接到一个电话，就去孔祥熙家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他走得挺匆忙的，好像很着急。」
蒋夫人这时也在上海，住在法租界自家的房子里。两天前，我刚在那里喝过茶。我决定给她去个电话。接电话的是她的私人秘书，一个年轻的英国女人。
我问蒋夫人在不在家。「夫人去孔博士家了，」她答道，「我不想给她打电话。她刚走不久，看上去很急，紧张得要命。」
我不禁猜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难道是召开家庭会议？因为蒋夫人、她哥哥宋子文和任财政部长的姐夫孔祥熙都在。他们匆匆碰头，还颇为着急。但是，若说是家庭聚会，为什么把端纳也叫去了？他只是个外人，还是个外国人。
于是，我不停地拨打孔府的私人电话，但每次都是忙线。最后，电话终于通了，接听的是个中国人，声音很陌生。我报上自己的名字，说要找端纳。等了又等后，线路里终于传来端纳的声音。
我问：「出什么事了，一家人干嘛在一起聚会？」
他反问：「你怎么知道有聚会的？」
「蒋夫人在那儿，子文和孔博士也在那儿，还有你。发生什么事了？」
「阿班，对不起，这事没法对你说。」
「重要吗？」
端纳陷入沉默，足足有半分钟，最后才说：「先别挂线，我去问问子文，看他要不要公布消息。很抱歉，我不能对你透露半句。」
独家报导有时就是这么来的。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出现，恰如其分地满足了我对那个动荡年代中国社会真实面貌的好奇。阿班，这位《纽约时报》的驻华首席记者，他在1926至1941年间，身处风暴中心，用他的笔触记录下了他所见所闻。我想象中的报道，绝非仅仅是新闻事件的堆砌，而是饱含着他对那个时代中国人民命运的关切，对国家前途的思考。他是否深入到上海的十里洋场，感受灯红酒绿背后的危机？他又是否踏足过黄土地，目睹农民的疾苦与希望？我尤其期待书中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记述，那个时候，中国人民承受了巨大的苦难，也展现了空前的团结，阿班又是如何捕捉到这些细节，并将之传递给远方的读者？他作为一个西方人，又是如何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复杂而深刻的哲学思想，并将其融入到他的报道中？这本书，在我看来，是一次与历史对话的机会，通过阿班的眼睛，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立体、更真实的中国，一个在磨难中奋起、在变革中前行的中国。
评分《採访中国：<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阿班的中国岁月(1926-1941)》，光是书名便足以勾起我无限的遐想。阿班，这个名字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记忆，他作为《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在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里，留下了他独特的观察和思考。我设想，他笔下的中国，不仅仅是新闻报道的集合，更是一幅幅生动的社会画卷，展现了那个时代中国人民的生活状态、思想情感以及面对国家危难时的反应。他是否曾深入到城市的角落，聆听底层人民的声音？他又是否与当时的政治人物有过直接的交流，揭示那些不为人知的政治博弈？我期待书中关于他如何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与融合的论述，以及他对中国民族性格的深刻洞察。作为一个身处异国他乡的记者，他在记录中国的同时，是否也经历了自己的内心挣扎与成长？这本书，在我眼中，是一次深刻的“历史回访”，通过阿班的视角，我们得以重温那段充满艰辛与希望的岁月，感受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和解放所付出的努力。
评分这本《採访中国：<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阿班的中国岁月(1926-1941)》甫一拿到手中，便被其厚重感和封面传递出的历史气息所吸引。阿班，这个名字对于许多读者来说可能并不陌生，作为《纽约时报》最重要的中国通讯记者之一，他的笔触无疑是理解那个时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扇重要窗口。1926年至1941年，这十五年的时间跨度，恰逢中国近代史上风云激荡的岁月，从北伐战争的烽火，到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再到国共两党关系的微妙变化，每一个节点都充满了戏剧性与复杂性。我设想，阿班的报道，一定不仅仅是简单的事件陈述，而是融入了他作为一个外国记者，身处中国大地，亲历亲闻所产生的深刻观察和独到见解。他是否曾深入到普通民众的生活之中，去倾听他们的喜怒哀乐？他又是否与当时的政界要人有过直接的交锋，捕捉到那些不易察觉的政治信号？我对书中关于他如何平衡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与个人情感投入的部分尤为好奇，毕竟，长期驻扎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难免会产生羁绊与共鸣。这本书，在我看来，更像是一份穿越时空的“对话”，阿班以他的文字，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他所认识的中国，而我们，则试图通过他的眼睛，去重新审视那段令人难忘的历史。
评分读到《採访中国》这个书名，我的思绪便飘向了那个久远的年代，一个中国正在经历剧烈动荡与转型，同时也是一个西方世界开始更深入地认识中国的时期。阿班，作为《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他在1926年至1941年间的经历，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为宝贵的观察视角。我设想，这本书里记录的，不仅仅是宏观的政治事件和军事冲突，更应该包含他对中国社会生活、文化习俗、以及人民精神面貌的细致描绘。他如何看待中国人民在面对外部侵略和内部纷争时的坚韧与智慧？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又有多深？作为一个远渡重洋的记者，他是否也经历过文化冲击和适应的过程？我好奇他如何平衡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与个人情感的投入，毕竟，长期的驻留，难免会让他对这片土地产生某种情感上的联系。这本书，对我而言，更像是阿班留给我们的一个珍贵的“证词”，他用他的眼睛和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他所亲历的中国，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的中国。
评分翻开这本书，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那个年代的中国景象——烟尘弥漫的街头，身着长衫的文人，奔赴战场的年轻士兵，以及在困苦中坚韧求生的普通百姓。阿班的视角，作为一个来自西方的观察者，想必会带来一种与我们本土历史书写截然不同的审视角度。他如何看待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那个西方列强环伺、内部矛盾重重的时期，他捕捉到了哪些中国社会变革的内在驱动力？我尤其期待书中对当时中国政治格局的描绘，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其他政治派别的互动，日本侵略者带来的巨大冲击，这些复杂的关系是如何在阿班的笔下得以呈现的？他是否能超越简单的二元对立，去揭示隐藏在事件背后的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作为《纽约时报》的首席记者，他无疑拥有接触高层信息的机会，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他是否能将这些宏大的叙事与个体命运巧妙地结合起来，让我们看到历史洪流中那些鲜活的面孔和他们的悲欢离合。这本书，在我心中，是一次重返历史现场的邀请，去感受那个时代的脉搏，去理解那些塑造了今日中国的复杂力量。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tbooks.qciss.net All Rights Reserved. 小特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