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作者简介
陈为人
祖籍上海。曾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秘书长；山西省青联常委、太原市青联副主席；山西省青年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等职。第五届山西省人大代表。着有《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马烽无剌——回眸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个视角》、《最是文人不自由——周宗奇叛逆性格写真》、《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河图晋书——走马黄河的足迹》、《山西文坛的十张脸谱》、《恶人韩石山——对一种文化现象的剖析》、《熄灭的红星——苏维埃现象思索》等书。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来自营垒的反思」的意义和评价──读陈为人《让思想冲破牢笼──胡正晚年的超越
与侷限》∕钱理群
引子：思想是怎样死亡
一、谁见过这样的正厅级一把手
二、胡正说：我们是提一个主编，又不是竖道德楷模
三、你是不是他们自由化的总后台？
四、小荷初露尖尖角
五、赵树理，谈论「山药蛋派」绕不过去的话题
六、 胡正反唇相讥：「说得直接了当点，统治者的政治。」
七、〈几度元宵〉：「大团圆」怪圈中寻找新起点
八、胡正悲剧意识的觉醒
九、〈重阳风雨〉：欲穷千里目，望断天涯路
十、敢问路在何方？胡正笑谈〈讲话〉
十一、让人间充满温情
十二、〈明天清明〉：一曲旧岁月的輓歌
十三、稍纵即逝的风景线
尾声、让思想冲破牢笼
图书序言
序
「来自营垒的反思」的意义和评价
——读陈为人《让思想冲破牢笼——胡正晚年的超越与局限》
作者谈到自己的「山西作家人物系列」，在写了赵树理和马烽两位山药蛋代表作家以后，还要写胡正的动因，引述了学者丁东的一个评价：「胡正正是他们这批『山药蛋派』作家中最有反思精神的一位。他们都是《讲话》精神滋润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来自营垒的反思，才更为有力，更为弥足珍贵。这对于梳理当代文学史上的特有现象，比写其他作家更有价值」。
在我看来，丁东的这段话，正可以作为我们阅读和讨论本书的一个纲，由此可以引发出三个追问：包括胡正在内的山药蛋派作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是属于什么「营垒」？他们为什么要「反思」，怎样「反思」，「反思」了什么？如何评价他们的「反思」？这都是发人深省的问题。
先说「营垒」。这就需要作一番现、当代文学史的历史回顾。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曾有过「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但在对「由谁来创造、怎样创造无产阶级文学」这个根本问题上，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和想像。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者的创造社、太阳社认为，只要左翼作家转变了立场，掌握了「无产阶级意识」，就可以创造出无产阶级文学。鲁迅、郁达夫则对此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现在的左翼作家还都是读书人——智识阶级，他们要写出革命的实际来，是很不容易的」，「在现在这样的中国社会中，最容易出现的，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文学」（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必须由无产阶级自己来创造」（郁达夫：《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学》），这就必须依靠「政治之力」（鲁迅：《文艺的大众化》），经过根本的社会改造，消灭了等级制度，普及了教育，使不识字的下层人民掌握了文化，「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着者自叙传略》）。今天来看，鲁迅、郁达夫的这样的设想，还是一种乌托邦的想像，本身是有许多问题的，我们这里不作讨论。需要指出的是，从三十年代起，「培养工农作家」就成了左翼文艺运动的一项重要工作；而到了四十年代的革命根据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确实依靠鲁迅所说的「政治之力」，在农村和部队普及教育，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并在这一基础上，培养出了一批直接来自社会底层的，又受到革命教育的「工农兵作家」，我们今天所说的「山药蛋派」作家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具有两大特点：一是革命培养出来的，二是出身农民，有代表农民说话的自觉性，这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一代文学新人，而且自然成为「工农兵文学」即「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文学」的主力，由此而形成了一个文学「营垒」，是革命营垒的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就可以发现这样的一代文学新人自身的两大特点，就决定了他们的内在矛盾。这集中体现在他们中的领军人物赵树理的创作追求，也是他们共同的区别于其他作家的独特追求上：「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我曾经分析说，这「正是表明了他的双重身份、双重立场：一方面，他是一个中国革命者，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要自觉地代表和维护党的利益，他写的作品必须『在政治上起（到宣传党的主张、政策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又是中国农民的儿子，要自觉地代表与维护农民的利益，他的创作必须满足农民的要求，『老百姓喜欢看』」（《1948：天地玄黄》）。我以为，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这样的「双重身份，双重立场」，是理解赵树理，以及包括胡正在内的山药蛋派作家及其创作的关键。
应该说，这双重身份、双重立场，还是有其统一与和谐的方面的。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革命党领导农民翻身求解放的革命时期，这样的统一与和谐常常成为主导倾向。因此，当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强调文艺为革命政治服务和为工农兵服务的统一，号召革命文艺家「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强调「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号召作家「长时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学习工农兵」，和工农兵相结合；强调要重视民间群众文艺，号召文艺家要和「在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发生密切联系」，创作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等等，都是和这些来自底层社会，和农民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的赵树理们的内心要求相一致的，他们的欣然接受是有内在逻辑的，并非盲从，如研究者所说，「那么步调一致，那么自觉自愿，那么胜任愉快，那么毫不怀疑」，应该是十分自然的。他们也就因此成了「《讲话》派」，这是顺理成章的，我们应该有一个同情的理解。
而且赵树理们在创作中对《讲话》精神的实践也有自己的独特理解和做法。赵树理曾经把他的创作经验归结为一种「问题」意识。他，或者也包括所有的山药蛋派作家，他们对中国农村及农民的观察与表现确实有一个「中心问题」，即是「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变革中，是否得到真实的利益」，也即「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否实际地（而不仅仅是理论上）给中国农民带来好处」。当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土地改革中，农民确实在政治、经济上得到某种程度的解放，在思想文化上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的歌颂是由衷的，并且是生动活泼的。也就是说，在党的政策和农民的利益相对一致的基础上，山药蛋派的创作取得了一种内在的和谐。这也是他们的作品的魅力和生命力所在。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赵树理、胡正们的双重身份、双重立场，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或许是更为根本的矛盾和不和谐。这主要是他们是始终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底层，生活在农民中间，并且和农民有感同身受的精神与情感的联系，也就必然时时面对革命的阴暗面，对中国农民利益的损害。如赵树理1948年在河北参加土改时所发现的，尽管一般贫农分得了土地，但主要得到好处的却是农村干部，特别是一些「流氓混进了干部和积极分子群中，仍在群众头上抖威风」。面对这样的现实，赵树理内在的农民的立场和党的立场，就发生了矛盾。他的处理办法是：一方面，坚持为农民说话，通过小说作了如实的揭露，但另一方面，又设置了党自己纠正错误的「大团圆」的结局，以显示「邪不压正」。这或许也是反映了当时赵树理的思想真实：他总是希望，一定程度上也是相信，党能够纠正错误，他无论如何也要维护党的立场和农民立场的一致性，即所谓「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性。由此形成了山药蛋派作家处理其双重身份、双重立场矛盾的一个模式，如本书作者所说，一面坚持直面现实的现实主义原则，使自己的创作显示了某种批判性的锋芒；但同时又将「现实悲剧喜剧化」，并用所谓「本质真实论」的「革命现实主义」原则来说服自己。但即使是如此煞费苦心地安排了大团圆的结局，赵树理的《邪不压正》还是遭到了党报的严厉指责。这样，赵树理一面被树为贯彻《讲话》的旗帜，一面又因为背离了《讲话》规定的对「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只能「歌颂」不许「暴露」的原则，而受到批判。这其实是预示着赵树理和山药蛋派作家以后的命运的。
革命胜利以后，共产党由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就发生了一些带根本性的变化。就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共产党自身的变化：革命理想、信念逐渐淡化，而越来越以维护执政地位，即所谓「党对一切方面的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权力」为追求与目标；另一是党和农民关系的变化：为了推行以富国强兵为指归的现代化、工业化发展路线，必须以牺牲农民为代价，而毛泽东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试验，尽管把农民提得很高，却给农民带来无穷的灾难。这都是此时仍在农村挂职生活的山药蛋派作家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如胡正后来反思所说，最初把农民组织起来，以避免两级分化，多少反映了贫困农民的要求，他们也能接受，因而写了不少肯定与歌颂的作品；但从强迫组织高级合作社开始，到以后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饥荒，四清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对农民来说，都是一次又一次的劫难。面对党的路线、政策和农民利益的严重背离，这些既忠于党，又视农民为父母的山药蛋派作家，就陷入了「忠、孝两难全」的尴尬之中。而建国后利用权力来贯彻《讲话》「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精神，所造成的「真话不能说」的政治、思想、文化环境和氛围下，他们中的最杰出者赵树理也只能如研究者所说，坚守「假话我不说」的底线，用曲折的方式，写出有限的农村生活中的真实，就已经被视为「顶风之作」，而一再受到批判。胡正在以后的反思中，也因此给了赵树理以极高的评价，说他「忠于现实生活」，「站在人民立场上」，「唿喊出了群众的唿声」。他如此评价，是因为深知在那个时代，这样的坚守的艰难。事实上，许多人都难以做到不说假话，难免要写跟风之作，就陷入了所谓「党性和良心」的矛盾。更为严峻的，是作家自身的变化。这是无可回避的事实：革命胜利以后，这些当年的老革命都成为权力的掌控者，这就意味着个人利益和党的执政地位和利益的一种捆绑。这样的「存在」，就决定了「意识」的微妙变化：如胡正反思时所说，「了解农民的愿望少了，考虑上面的政策多了」。这一「少」一「多」却非同小可：这意味着，原先的双重身份，双重立场，发生了倾斜：越来越远离农民的利益和要求，而向执政党的利益与要求靠拢。这大概就是一种异化吧。胡正后来反省说，自己某种意义上也是党的极「左」路线的执行者，这是有内在原因的。
但即使如此，也不能满足毛泽东的要求：尽管已经向毛泽东主导的党的极「左」路线靠拢，但依然保留着对农民利益的关注，就不可能和毛泽东主导的党「保持完全一致」，这在文革中就成了滔天大罪：山药蛋派的作家无一例外地被打倒了。首当其冲的赵树理作了拼死的反抗，他的力量来于他自信是代表和维护农民利益的，因此才在批斗会上戏称自己是「农民的圣人」。而倖免于难的胡正们却开始了自己的反思。文革将长期以来认为是不容置疑的毛泽东制定的党的路线，对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利益的损害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暴露无余，从而引发了根本性的怀疑，反思也就因此而产生。
另一方面，正是文革，使每一个人，每一个利益群体，都更加自觉地意识到自身的利益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反思也是一种新的选择。于是，就出现了不同的反思：是站在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和利益的立场上反思，还是站在维护底层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反思？面对党的执政利益和人民利益之间的尖锐对立，既要党又要人民的双重立场是难以坚持到底的，必然要有所选择，至少要有所倾斜。昔日的革命者终于发生了分化：前者也可以对毛泽东和文革的某些极左的做法提出批评，但却要坚持毛泽东所建立与维护的一党专政的体制，这样的反思是有限的，并且在实质上是和他们有所批评的毛泽东路线，以至文革相通的；而后者则是彻底的，有可能根本走出毛泽东时代的阴影。我们说，胡正的反思比较彻底，原因就在于，他自觉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以底层民众、农民的要求与利益作为标准，去反思党，反思历史与现实，就使自己的思想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并有了全新的认识。
作为一个作家，胡正的反思，首先体现在他的创作中，这就是本书特别关注的反思三部曲：《几度元宵》、《重阳风雨》、《明天清明》，如作者所分析，胡正的新作有两大新的特点。一是转而从自己的历史记忆和生命体验中去开掘，反思革命本身的问题。这样的和自己的生命相纠结的革命阴暗面的历史记忆，在过去的年代是沉睡着的，甚至是被着意遮蔽的；现在重新唤醒，对作家具有双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使他的历史反思和自己的生命相关联，就具有了带有血肉的深度；另一面，他一贯坚持的现实主义也具有了某种体验现实主义的特色，显然也是一种深化。更重要的是另一个新特点：这意味着作家「悲剧意识的觉醒」。如本书作者所说，这不仅是和作家已经习惯了的「颂歌」模式的告别，而且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突破，胡正说他的三部曲「离山药蛋派远了一些」，这确实是一种深化与超越。
也许人们更为重视的，是胡正思想理论上的反思，包括对《讲话》的反思，这也是本书论述的重点。在我看来，这样的反思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首先发现的是自己所参与的革命身上摆脱不掉的封建主义的印记：「没有把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自由、独立的一套承接过来，还是打倒皇帝做皇帝」。接着又痛定思痛地发现了「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简化为一个暴力学说」，而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对胡正这样的老革命来说，这样的两大发现，确实是惊心动魄的，要正视它是需要非凡的勇气的，但对胡正来说，又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他看清楚了，这正是党领导的革命最终走向最初宗旨的反面，损害了本应是自己的基础的底层人民、农民的利益的原因所在。当他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经过文革后的反思和改革，却依然不能从根本上遏制党的腐败的趋势，反而越演越烈？就发出了「谁的政治」的惊天一问：「什么政治家？他们的这个政治家的考虑呀，不是人民大众的政治，还是维护他们自己利益这么一个政治，说得直截了当点：统治者的政治」。这就说到了要害：「革命党」已经蜕变为「维护自己利益」的「统治者」。看清这一点，胡正的选择也十分明确：要和「他们这个政治家」决裂，坚守「人民大众的政治」的立场。这样，他也就终于摆脱了双重立场的内在矛盾造成的困境。
但胡正还要坚持自己的反思的限度。他一再表示：「我们要承认历史而不是否定它」，「我是反思，但是不反共」，「我反思我们的体制，并不反对我们的制度」，「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否定」，「我是在四堵墙内的反思，对四项基本原则还是要坚持的」。他还说：「我们这一代人，对明天有太多的憧憬和向往」，「明天是清明」。他因此提醒本书的作者：不要对自己的反思「引申」过度。
应该如何看待胡正，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们那一代人，为自己的反思所设置的这条底线？本书作者认为，这是「一种深刻的思维在恐惧前止步」，构成了一种「局限」，而所谓「引申」则是研究者的「评价与作者原意不符的现象」，这在文学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我可以部分地同意作者的这一分析，我也认为，胡正最终不能越过「四项基本原则」，确实是一个局限，那一代和中国共产党休戚与共的老革命党人，是很难越过「党的领导」这一条线的。但我又认为，如果把他们坚守反思的限度，简单地视为「局限」，可能有些简单化，我们对胡正这一代人的反思，应该有更复杂的分析，更多的理解的同情。
胡正对本书作者说了一番很动情的话：「我们这一代人和你们不一样。我们是在《讲话》精神下培养成长起来的作家。从思想感情上说，我们就不可能反对《讲话》。这是个感情的问题，更是个立场问题。你们这一代人，年龄比我们小，就不可能对《讲话》有我们这样深的感情」。胡正这里说到了反思中的「感情」，使我联想起了鲁迅。鲁迅也是一个「来自营垒的反思」者，他说过：「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易制强敌的死命」（《写在《坟》后面》。这些话是完全可以用来评价胡正的反思的意义的；不同之处，是鲁迅反思的是封建传统，而胡正们的反思物件是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传统。鲁迅说过，这样的「来自营垒的反思」的最大特点，是所要反思的物件，是和自己的生命纠缠为一体的，「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狂人日记》）。胡正说他自己不仅是党的极左路线的受害者，更是执行者，说的也是对历史的谬误自身的责任，而且这样的历史已经渗入自己的血肉之中，构成了自我生命的有机组成。因此，对历史的反思，其实就是对蕴含了全部青春理想和热情的自我生命历程的反思，对历史的谬误的否定，必然是一种挖心裂肺的自我否定，这绝不可能是轻松的，也绝不可能彻底，但却是刻骨铭心的，不能不牵动爱爱仇仇的最复杂的感情，由此而发出的反思的声音，必然是如鲁迅笔下的那位「赤身露体地，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的老女人那样，「于一□那间将一切併合：眷恋与绝决，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颓败线的颤动》）。这样的带有复调式情感的反思，确实不如没有经历那段历史的旁观者的我们今天的批判那样鲜明而绝决，却有着难以企及的历史深度和厚度，是不能以「局限」二字轻轻了结的。
而且，从另一角度看，这样的对反思的限定，也是一种坚守。对胡正那一代老革命者来说，有一些从年轻时代就开始的理想与追求，是必须坚守的。他说自己「反思而不反共」，其实就是要批判、否定在他看来已经异化的党，而要坚守他当年入党时所追求的党的宗旨和信念：要为天下穷人谋解放。胡风也曾提出要区分「现实的党」和「理念的党」，批判前者而坚守后者。我们可以不同意胡风（也许还有胡正）这样的区分，但对他们区分背后的坚守，还是应该怀有尊重与尊敬。胡正说他「反思体制而不反思制度」，也是强调要批判现实的「封建社会主义」，而坚持「劳动者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理想。胡正表示要坚持《讲话》的立场，并不是说他对《讲话》没有反思，相反，按照本书的转述，他对《讲话》的批判已经达到相当的深度，但他仍然要坚守《讲话》最初吸引他的那些观念，如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要作「群众忠实的代言人」，要重视普及，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民间形式等等，我们可以批评这样的文艺观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也必须承认这样的选择与坚守的历史与现实的合理性。胡正坚信「明天是清明」，也表示了对他们那一代人的乌托邦理想的坚守，我们可以批判将「彼岸乌托邦理想此岸化、现实化」的失误，这确实是造成毛泽东时代灾难的重要原因，这里有深刻的历史教训；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否定乌托邦理想本身的意义与价值，没有超越现实的乌托邦理想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比如胡正那一代人坚信的「消灭一切人压迫人、奴役人的现象」，就是这样的可以趋近，却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乌托邦理想，今天坚守这一理想就有极强的现实批判力量。在我看来，胡正所要坚守的，无论是共产党的最初宗旨，社会主义理想，还是《讲话》的某些原则，我们可以有不同看法，却必须承认，它们在今天的中国，都可以作为批判性资源，仍然具有生命力，是不能简单视为「局限性」的。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当我们谈到「局限性」时，其实是以我们今天经过反思以后所建立起来的新的价值观念和立场作为依据的。这是自然的，也是正常的：思想、文化的发展，正是要仰赖于不断的反思，不断的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并由此引起新、旧观念之间的相互辩驳，以至批判。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一切反思得出的新结论，新观念，新立场，即使是合理的，也只具有历史的相对的合理性，是认识长河中所达到的某个阶段，何况其本身也还有可能隐蔽着我们今天尚未意识到的谬误。因此，对一切反思所得出的新观念，新立场，在坚持的同时，也还需要有必要的怀疑和反思，即所谓「反思的反思」。对一切未加反思的思想和立场，其实都应该保持某种警戒的。这也是胡正那一代人的历史教训：当年他们以「文学新人」的姿态与身份出现时，未尝不是对前人的选择进行反思的结果，他们的集中体现在《讲话》里的新观念、新立场当然有它的历史与现实的合理性；问题是，他们当时没有对自己的新观念、新立场进行必要的反思与质疑，将其绝对化，自以为真理在手，不但以此否定了一切异己的选择，并且将自身的合理性也推向极端，最终走到了反面。这样的历史经验教训是应该认真吸取的，这也是胡正的反思对我们的启示的一个重要方面。
钱理群
2011年11月30日-12月2 日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这本书，我最近刚读完，真的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作者似乎花了大量的心思去剖析了胡正先生晚年心路历程中的那些细微之处，那些我们普通人可能很容易忽略，但却又至关重要的精神活动。我特别喜欢他对“超越”这个概念的解读，它不是那种空泛的、抽象的道理，而是通过大量生动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如何在岁月的沉淀中，逐渐摆脱世俗的羁绊，升华自己的精神境界。那些关于他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看待生死、如何面对自己过往的种种论述，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对胡正先生在创作上的一些新的探索和突破的描写，让我看到了一个艺术家在晚年依旧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可贵。这种超越，不只是在思想层面，更体现在他对待生活的态度上，一种返璞归真，回归内心的平和与力量。我感觉自己仿佛也随着书中的文字，经历了一次心灵的洗礼，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评分这本书给我的震撼，不仅仅在于它对胡正先生晚年思想的解读，更在于它所揭示的关于人类精神成长普遍规律的洞察。我反复咀嚼书中的某些段落，特别是关于“局限”的讨论。作者并没有回避胡正先生晚年可能存在的困境，而是以一种客观、审慎的态度去分析，让我们看到了即使是伟大的人物，也并非全然无瑕。这种真实性反而更具力量，它告诉我们，局限性是人生的常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认识它、接纳它，并在此基础上寻求突破。我从书中看到了一个更加立体、更加有血有肉的胡正先生，他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符号，而是一个在人生长河中不断探索、不断成长的个体。作者的分析角度非常独特，他将胡正先生的晚年经历置于更广阔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语境下进行考察，这使得书中的论述更具深度和启发性。
评分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究竟是什么让一个人在年岁渐长时，还能保持如此活跃的思想，甚至能够突破自己过去的局限？作者在书中对此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而且不是那种理论性的空谈，而是通过对胡正先生晚年生活细节的描绘，来展现这种精神上的成长。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如何处理那些曾经困扰过自己的问题，那些年轻时可能觉得难以逾越的障碍，到了晚年，他却能够以一种更加豁达、更加超然的态度去面对，甚至从中找到了新的解脱之道。书中对于他思想转变过程的梳理，逻辑非常清晰，而且充满了人文关怀。它让我明白，所谓的“超越”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不断自我反思、自我超越的动态过程。即使是到了生命的晚期，依然有无限的可能性等待被发掘。我尤其欣赏作者的笔触，他没有将胡正先生塑造成一个完美无瑕的神祇，而是展现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在晚年所经历的挣扎、困惑，以及最终的光辉。
评分我之所以对这本书如此着迷，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来理解一位杰出人物的晚年。作者在叙述过程中，并没有采取一种传统的传记式写法，而是更侧重于挖掘胡正先生晚年精神世界的核心脉络。他对“超越”和“局限”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概念的巧妙结合，让我对生命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特别喜欢书中对胡正先生一些具体思想转变的分析，那些细致入微的观察和鞭辟入里的论述，都让我受益匪浅。它让我看到了，即使是在人生的黄昏，依然可以有如此丰沛的思想和如此深刻的自我探索。这本书不只是关于一个人的故事，更是关于生命本身的一种探索，一种关于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无限的精神可能性的思考。我从中汲取了很多关于如何面对人生挑战、如何保持内心宁静的力量。
评分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可以说是既令人欣喜又发人深省。作者对胡正先生晚年状态的描绘，充满了细腻的情感和深刻的洞察。我仿佛能够感受到他晚年那种更加沉静、更加内敛的气质，以及他内心深处涌动的思潮。书中对于他如何处理与周围环境、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复杂关系，有着极其精彩的描绘。我尤其惊叹于作者的文字功底，他能够将一些抽象的精神活动，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场景和意象，让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地去体会胡正先生的心灵旅程。他对“超越”的理解，不是那种脱离现实的飘渺之谈，而是与他对“局限”的深刻认识相结合，形成了一种辩证统一的哲学观。这本书让我意识到，真正的超越，恰恰建立在对自身局限性的深刻认知之上，这种认知带来的不是沮丧，而是更加坚定的前行力量。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tbooks.qciss.net All Rights Reserved. 小特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