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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以上古以来极为重要的「引譬连类」这个概念为核心，
　　透过诗经、楚辞、汉赋乃至于晚清仍创作不断的旧体诗，
　　体现一个「文─类─物─词」相互联系的譬喻框架，而在现代语境下，
　　重新活化与诠释这个在天人、身心与言物之间不断越界与引生的人文传统。

　　《引譬连类：文学研究的关键词》以「文」「明」发端，为「譬类」世界追溯其建构的最根源；继而详细论述中国上古书写中包含身∕心、言（文）∕物的跨类连系，以及言词、句式与段落组块的重复图示式，以说明两个甚或多元类域间，如何跨越或相互贯通的踪迹；再者，透过「替代」与「类推」，来呈现上古文学传统如何在「比兴对应」以及「类聚辐辏」上交互编织，从而被认定、评述，而为后代所谓「文学（史）」、「文类」以及「文学评论」等建构出关键性的第一步；最后，以「类物（或类应）」体系作为古典诗文最具交集性而得以超越时间的「物」背景，并选取晚清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为例，由其中反覆牵引与融合的传统神话、月令物候与政治象征，说明传统并不专属于「古代」，而往往具有对应处境的「现代」意义；同时，正是由于典故成词所在的认知或思考框架也进行了「重复」之外的「重设」，基于古典类应体系的旧体诗因此竟也可以被挪借翻转而为新世界代言。

　　本书以六章专论作为六种探讨的门径。第一章讨论「体气」与「抒情」，指出抒情的修辞功能会意形声，与身体郁闷或舒缓、充盈或匮乏形成微妙的震荡。其他各章更讨论讽诵的愉悦、劝诫、乃至医疗功能；《诗经》以降的「重复短语」所投射的风土地理经验与延伸譬喻；「替代」与「类推」所置换排比、堆叠辐辏而成的历史、伦理关系网络；「类」与「物」构造的知识论。本书的第六章则以黄遵宪诗歌为例，讨论晚清知识分子如何援用、变化「旧诗语」以为理解甚至掌握「新世界」的方法。从抒情传统的两端──远古与近代，本书勾勒千百年来「引譬连类」如何在身体、文化、知识等层次，不断重塑也延伸读者感时观物的现象。

作者简介

郑毓瑜

　　现任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特聘教授，并担任国科会中文学门召集人。曾任美国傅尔布莱特计画访问学人、哈佛大学访问学人、日本京都大学访问学人、捷克查理大学客座教授等，并曾获国科会研究杰出奖、国科会杰出学者研究计画补助以及国立台湾大学教学杰出奖。着有《六朝文气论探究》、《六朝情境美学》、《性别与家国──汉晋辞赋的楚骚论述》、《文本风景──自我与空间的相互定义》等专书，及相关期刊论文数十种。

序∕诗与物──《引譬连类：文学研究的关键词》∕王德威
前言
导论　「文」与「明」──从「天文」与「人文」的类比谈起

第一章　　「体气」与「抒情」说
第二章　　讽诵与嗜欲体验的传译
第三章　　重复短语与风土譬喻
第四章　　替代与类推
第五章　　类与物
第六章　　旧诗语与新世界
参考书目

导论　「文」与「明」──从「天文」与「人文」的类比谈起
「人文」与「天文」的类比

《周易》〈贲〉卦下〈彖〉传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大概是「人文」一词最早出现的地方。刘若愚认为这是「文学显示自然之道」的概念之起源，而这个句子将「天文」与「人文」作为「类比」，这一个类比，后来被用于自然现象与文学之间，「认为是道的两种平行显示」。从《易传》中，刘若愚因此整理出包括一系列光谱的「文」的意义：

记号──样式──文饰──文化──学问──着作──文学

并且征引挚虞〈文章流别志论〉、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以及萧统〈文选序〉等，或是将文学的渊源追溯到宇宙开端，或者认为文学就是宇宙原理之显示，魏晋南朝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理论中「形上」概念的「全盛时期」。不过，以刘勰〈原道〉篇为例，刘若愚认为刘勰是利用了与「其他形式或文饰间的类比」来谈「文学」，换言之，刘若愚以许慎所谓「错画」为「文」──图样、表象或修饰，作为现在我们所理解的「文学」、「文章」的原始意义。但是问题也就在这里，表象的图案或文饰也许是起点，却很难以完整说明是如何发展到所谓的「文学」，「文学」与「图案」是形成了类比，却没有说明如何在两个意指间顺利越界。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也引用刘若愚的说法来解释《文心雕龙》〈原道〉篇，不过，针对〈原道〉篇并列天地到动、植物乃至于人的各种「文」，宇文教授认为这是一系列潜在秩序的外显，每一种自然物象都有其合宜的「文」。但是，人并不是直接展现在物质形体上，而是透过人最重要的本质──也就是「心」来展现成为「文学」（书写）的形式。宇文所安强调，这「心」其实是在「宇宙的身体」中运作（man serves the function of mind in the cosmic body），不同于西方的模仿说，人心的活动不是为了再现外在世界，反而就是完成各种「文」（从天地、动植到人）的圆满显现的最后一步。针对完成「文」的终极显现，宇文教授因此说到：

书写的「文（字）」不是符号，而是将一切图式化，这因此没有主宰权的竞争关系。每一个层次的「文」，既属于宇宙、也属于诗，并且妥适地存在于相关的类域中，而「诗」是最后的外显形式，也是完足的阶段。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将「文学」书写视为「图式化」过程（schematization），可以连结各种不同类域（correlative realm）的物象，而发动连类作用；这个「类」（natural category），并非出自有意的比喻或比附，而是因为彼此的组成元素基本上属于同一类（of the same kind）。宇文所安也引用〈物色〉篇的段落，而谈到中国文学中的「连类」作用（categorical association），并说明连类作用使每件事物都是整体的一部分，比如〈物色〉篇提及的四时感物，让人与自然都处在一个共感的循环中。

宇文教授是借助刘勰的看法，来处理中西比较文学的问题，尤其透过对于杜甫与华滋华斯（William Wordsworth）诗作的分析，说明东西双方读诗态度的差异。对西方读者而言，诗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封闭符号系统，是虚构的；但是对于杜诗的读者而言，诗不是虚构的，而是如其所述的真实，是在一个历史时刻的遭遇、经验，以及对世界的回应，亦即中国诗歌的读者，很自动地将许多甚至是相反的事物，都视作在一个相互关联的架构中彼此应和（they echo in correlative frames of referrence）。

显然，透过「天地之心」（在宇宙之中）来谈「图式化」或「连类」作用，一方面可以落实所谓「形上」概念，使之不成为虚化的话头，另一方面，似乎也揭示出一个中国文学的庞大背景，那同时也是中国「人文」学研究必须正视的连类的整体。关于连类，宇文教授简单提及是「同类」关系，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在中国人文学中最基本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就是「类推」，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羣分」，是这种类推的模式赋予世界万象以意义，同时建构宇宙合谐的秩序；如果依照宇文教授的说法，「文」既属于宇宙、也属于诗，那么，诗与宇宙同样都在类推所建构的意义世界里。

这基本上会触及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其一，在后代被认为具有「个别性」的文学创作，尤其是个体「心」、「志」，如何说是参与一种集体的类推运作，宇文教授所谓在「宇宙身体中」的「人心」是否可以有进一步的解释？其二，这样一种文学中的类推运作，如何就是「成为世界」的最后一步（the last phase of the world’s coming-to-be），「心之文」或「言之文」又如何就是「物」与「意」的在场，而能参与宇宙大化，并与天文相比并？很明显这都牵涉「跨类」（cross category）「越界」（cross boundary）的问题，在「宇宙之身」与「个体心志」间的联结是什么？而在「心（志、情、意）」与「言」、「物」之间又是什么样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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