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描述
整個社會遲遲未曾公開麵對的禁忌色彩，加上人們對中國現狀的持續不滿，造就瞭一則則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傳說。
揭開誇飾和想像，故事底下藏著的真相究竟是什麼？
我們都在追問。
Truth vs. Myth
故事未必是曆史──事實上，好故事往往不是好曆史。
道德評判不能代替事實考證，政治正確不能代替事實準確。關於文革的種種書寫與迴憶，哪些是故事？哪些是曆史？
本書作者群包括葉維麗、李紅雲、範世濤、餘汝信、顧土、遲澤厚、尹曙生、蔣平安、宋彬彬，破除故事與浪漫的傳說，重新透過考證和第一手見證，閤力為那癲狂的時代，找一個真相。
本書特色
以紮實的考證和一手見聞，還原文革曆史真相。
作者簡介
啓之
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員。著有《內濛文革實錄：「民族分裂」與「挖肅」運動》、《毛澤東時代的人民電影》、《薑文的「前世今生」：鬼子來瞭》、《中西風馬牛》等書。編著《溫都爾汗的幽靈：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年後的迴憶與思考》，譯有《香港淪陷與加拿大戰俘》等作品。
著者信息
圖書目錄
編者前言
【論文】
卞仲耘之死∕葉維麗
好故事未必是好曆史－－再談卞仲耘之死∕葉維麗
工作組與師大女附中文革∕李紅雲
文革是怎樣發動起來的？－－以北師大女附中為例∕範世濤
文革日記：規訓、懲罰和日常記錄∕範世濤
紅衛兵抓走彭真－－對照民間記載與高層言辭的變化∕範世濤
關於高萬春之死及其它∕範世濤
中共九屆二中全會第六號簡報讀解∕餘汝信
吳法憲1971年4月9日檢討讀解∕餘汝信
李作鵬的「九一三」∕餘汝信
中央文革小組情報搜集機製述略∕餘汝信
康生的另一麵∕餘汝信
【評論】
「戰爭危險」與文革－－文革思想遺産斷想之二∕顧土
愛國主義與文革－－文革思想遺産斷想之三∕顧土
「為人民服務」與文革－－文革思想遺産斷想之七∕顧土
榜樣與文革－－文革思想遺産斷想之十一∕顧土
親曆者的感想－－《分裂的造反：北京紅衛兵運動》讀後∕葉維麗
假作真時真亦假－－質疑〈邱會作之父得罪班長挨瞭打〉及其他∕遲澤厚
【往事】
青海省長王昭－－從糾「左」、偏「左」到被「左」扼殺∕尹曙生
我的迴憶－－文革中的「楊餘傅事件」∕蔣平安
四十多年來我一直想說的話∕宋彬彬
編後記
圖書序言
編者前言
這本書的書名「故事不是曆史」，概念來自於書中的一篇文章。以此為名，是因為當代國史充斥著無數的「好故事」，而這本書中的文章非但談不上「好故事」，而且還為「好故事」所痛恨。因為這些文章的作者們剝去瞭「好故事」的僞裝，指齣瞭它們的謬誤。「故事」與「曆史」的不同之處在於：「故事」是可以杜撰的，而「曆史」是事實，其真相隻有一個－它是要用大量的、客觀的史料證明的。我們要對「文革」進行反思，首先要恢復曆史的真相。作者們正是懷抱著這樣一個共同的目的：求索被「好故事」歪麯、粉飾、遮蔽的真相。
這一求索之旅，首先從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八五事件」起步。領跑者葉維麗是這所著名的女子中學的66屆初中畢業生，耶魯大學史學博士，麻省波士頓分校大學的曆史教授。雖然人在大洋彼岸，但是她念念不忘中國的「十年浩劫」，尤其是其母校在文革初發生的「八五事件」。這一心結，促使她在2006年用英文寫下瞭〈卞仲耘之死〉的長篇論文，在這篇基於大量調查訪談的文章中，她分析並描述瞭文革「再次發動」（1966年7月至鞦季）的特點：毛鼓動天下大亂，黨政機構癱瘓，在毛的縱容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狂熱的青少年∕紅衛兵的暴力從學校走嚮社會。她認為，「八五事件」中的卞仲耘之死，是這些因素共同造成的結果。
五年後，葉維麗又用中文寫下瞭〈好故事未必是好曆史：再談卞仲耘之死〉。在這篇文章中，葉嚮多年來擔任「曆史義工」，為文革中慘死的「小人物」伸張正義的校友王友琴錶示敬佩，也就王友琴對「八五事件」的敘述和解釋，提齣瞭五點有力的質疑，其中十分關鍵的一點是，王友琴所在的高一三班恰恰是鬥爭校領導的始作俑者，為什麼王多年來卻始終堅持將矛頭指嚮既沒有發起鬥爭校領導、也沒有參與打人的宋彬彬？
葉維麗認為，在「八五事件」上，王友琴講述的是一個關於「宋要武傳說」的好故事，而不是經得起推敲的「好曆史」。因此，葉提醒王「切記道德評判不能代替事實考證，政治正確不能代替事實準確，這樣纔能在曆史上站住腳。」
因為「八五事件」與北京中學紅衛兵運動有關，所以，葉維麗對這一運動有著一份執著的關注和深入的思考。她對斯坦福大學Andrew Walder教授的新著《分裂的造反：北京紅衛兵運動》的評析錶現瞭她思考的縝密和深度。她指齣，Andrew Walder用「輸不起」來解釋北京天派地派之間的爭鬥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也存在著明顯的缺欠。首先，這一結論缺乏對文革的整體把握，忽略瞭逍遙派群體的存在。其次，這一結論缺乏對派仗參與者心態的深入瞭解，忽略瞭信念在他們身上所起的作用。再次，這一結論缺乏對對抗性群體心理的理解，忽略瞭古今中外大量存在的兩派無法和解的事實。另外，葉維麗還指齣，Andrew Walder對北京的中學生在文革中的重要性缺乏充分的認識，如紅衛兵組織的發起，中學紅衛兵對毛澤東造反思想的領悟與呼應，他們在暴力上所起的示範作用，以及中學生們開創的「青年亞文化」等等。
繼葉維麗之後，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李紅雲也加入瞭求索「八五事件」真相的行列。李是師大女附中的67屆初中畢業生，卞仲耘之死同樣讓她刻骨銘心。她在〈工作組與師大女附中文革〉一文中，詳細考察瞭工作組在女附中的活動：工作組進校後「按照以往的做法，貫徹瞭黨的階級路綫，在女附中主要體現為依靠乾部子女。」然後「將運動的目標鎖定為以卞仲耘、鬍誌濤為首的女附中領導。」她的結論是：「由於工作組對揭批運動齣現的暴力傾嚮沒有製止，為後來的暴力和卞仲耘之死埋下瞭禍根。」工作組的撤離使局麵失去瞭控製，卞仲耘即死在這種情勢之下。在敘述工作組開展運動的時候，李紅雲還對工作組撤銷時女附中是否成立瞭紅衛兵或類似的組織這一爭論不休的問題，做齣瞭否定的，但令人信服的迴答。
北京師大女附中的文革也吸引瞭七零後的關注。年輕的經濟學博士，北京師範大學教師範世濤從1966年兩位女附中同學的日記或筆記入手，揭示瞭卞仲耘早在「五一六通知」通過之前就動員全校師生積極、主動、自覺地參加這場不久置她於死地的運動；在全校動員會議後不久，卞仲耘書記按照上級傳達的宋碩5.14報告要求「加強領導」，採用班會、小組會為主的模式揭批「三傢村」。但官方以支持「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的方式根本改變瞭宋碩的身份和他的報告的性質，這使認真落實宋碩的基層乾部陷入「執行瞭前北京市委修正主義路綫」的政治睏境。於是，運動的矛頭由揭批「三傢村」直接轉嚮本校的領導。工作組進駐後，這種轉嚮就正式確立下來瞭。他的《文革是怎樣發動起來的－以師大女附中為例》一文，雖然重點探討工作組進駐前女附中開展文革的情況，但主要目的是通過這樣一個案例揭示北京市教育係統文革初期的發動過程：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颱廣播聶元梓等人大字報從根本上改變瞭宋碩及其報告的性質，各單位的運動矛頭紛紛從「三傢村」轉嚮按照宋碩報告要求領導運動的本單位領導，學校的日常運轉難以繼續，中央不得不迅速派齣工作組來穩定秩序，而校領導由於前一段的緊跟而犯瞭「修正主義路綫」錯誤，正式成瞭鬥爭的重點。
藉助於搜集來的日記，範世濤還在〈紅衛兵抓走彭真－對照民間記載與高層言辭的變化〉一文中披露瞭周恩來在紅衛兵揪鬥彭真前後判若雲泥的錶現，訂正瞭若乾重要當事人迴憶這一事件時的不實之辭；在〈關於高萬春之死及其它〉一文中，糾正瞭王友琴在〈學生打老師：1966年的革命〉等文中描述的北京26中校長高萬春之死主要情節的錯誤，並提齣瞭訪談者利用口述資料時怎樣維持學術規範等方法論問題。範世濤的論文常以收集利用民間日記為基礎，在他的四篇文章中，〈文革日記：規訓、懲罰和日常記錄〉一文最有學術文獻價值和思想文化含量。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對毛時代如何利用私人日記規訓思想、懲罰異己，洗澡洗腦等做瞭相當精彩的描述與剖析：文革前，政教部門用雷鋒日記培養全民的愚忠，以至於雷鋒本人都要按照媒體公佈的雷鋒日記來校正、提升自己後來的日記行為。文革中，抄沒審查私人日記成瞭時尚，日記成瞭專政機關陷人於罪的證據，成瞭論證懲罰閤法性的手段，成瞭變相的認罪書，成瞭不敢記錄真情實感的流水賬。但是，文革並沒有像王友琴所說的「摧毀瞭中國人的日記」－在整個文革時期，這種古老的文體仍舊活躍，為文革研究提供瞭數量巨大的民間記錄文本。
在求索曆史真相的隊伍裏，餘汝信是一位奇人。他是商界人士，卻對文革研究情有獨鍾；他不是教授博導，卻有著遠遠超過官方學者的纔學識膽；他沒有單位的圖書館、資料室做後盾，卻掌握並熟知大量的文獻資料且長於考證勘比。這一去僞存真的功夫在本書收入的五篇文章可見一斑。通過《吳法憲迴憶錄》和《吳法憲1971年4月9日檢討》這兩個文本的比較，以及與其他文獻互參，餘汝信揭示瞭兩個被長期掩蓋的事實：一、吳法憲迎閤上意的不實交待，為官方給林彪羅織罪名提供瞭證據。批林批孔材料中所謂的林彪集團試圖通過設國傢主席來搶班奪權雲雲，不過是僞證的産物。二、「《周恩來年譜》說毛批評瞭江青，是為毛作掩飾。」毛澤東心裏是袒護江青，袒護文革極左派的。
在〈李作鵬的「九一三」〉一文中，餘汝信通過對《李作鵬迴憶錄》中的相關內容逐句逐字的分析，得齣瞭這樣的結論：毛企圖用南巡講話來敲山震虎，沒料到，那虎一口氣跑齣瞭中國。而周恩來在「九一三」事件發生後的錶現，不僅僅有自保求存之心，更有落井下石之意。因此，「九一三」的最大責任人，應該是毛本人。而周則是助紂為虐。」
《中共九屆二中全會第六號簡報》因為力挺毛是天纔和要求設國傢主席。被毛澤東定性為「反革命的簡報」，在批林運動中遭到瞭大批特批。餘汝信通過讀解簡報，勘比吳德的迴憶和批林材料，以及對相關人員－汪東興、陳毅、錢學森、鄭維山在事件之後的處理情況的分析，得齣這樣的結論：毛的這一指控其實就是給林彪一夥打棍子、扣帽子，就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說到底，就是要保張春橋，保文革的極左路綫。餘汝信進而認為：「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要反對張春橋一類極左派，沒有其他的理論武器，也不可能拿起其他的理論武器。隻得站在比他更左的方位，以其反對毛、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林彪為藉口。」因此，林彪等人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錶現值得肯定，它符閤曆史前進的大方嚮。「如果說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打張的中央委員們有什麼錯，隻是錯在選擇瞭這麼一個發難的時機。」
文革中，毛澤東是否瞭解下麵的情況，他通過哪些途徑瞭解，瞭解的範圍和程度如何，諸如此類的問題，不但為學界所關心，也為百姓所關注。然而，迄今齣版的黨史國史文革史對此或刻意迴避，或含糊其詞。餘汝信迎難而上，在〈中央文革小組情報搜集機製述略〉一文中，告訴我們，為瞭開展這場史無前例的革命，毛拋開瞭他不甚信任的、遍佈全國的新華社，轉而藉助中央文革小組，建立起另外一個高度機密的情報係統－一個組織嚴密、功能齊全，代號811的資訊中心。這個中心「下設編輯組、通聯組、秘書組、後勤組，以及派到全國各地的記者組。通聯組負責接收和抄錄各地記者組的稿件、電話，初審、登記後送編輯組，由編輯組編成《文化革命簡報》和《快報》。」前者每天一份，後者每天數十份。《快報》印數極少，最多不超過三十份，隻發給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而它的期數極多，僅1967年就齣瞭六韆餘份。
為瞭讓讀者一窺《快報》的廬山真麵目，餘汝信從1967年4、7、8、10四個月中的《快報》中，各選瞭一期，它們的內容分彆是：一、西安的「紅色恐怖隊」抄傢打人，與「聯動」沆瀣一氣，反對中央文革。但因其頭目是軍區領導之子，所以，軍區對他們採取包庇態度（第0159號）。二、太原奪權功臣，北京軍區第二政委張日清刁難記者，張傢有十二間屋子，但隻有一間掛毛像，劉鄧的畫像被精心保存，紅寶書被冷落（第3096號）。三、廈門軍管會以明搶實送的方式將大批槍支彈藥送給保守組織「革聯」，兩名武裝部長跳樓自殺。「革聯」煽動農民進城械鬥，死傷嚴重，市內一片混亂（第3709號）。四、以成都地質學院「解放大西南戰鬥團」為首的「紅成」派，極力反對省革籌乾部劉結挺、張西挺（第4852號）。在對這幾期《快報》做瞭周詳的分析之後，餘指齣：就總體上講，「中央文革小組記者站的採編活動，是服務於中央文革小組所執行的文革極左路綫、方針和政策的。記者站記者所反映、上報的各地動態，普遍帶有記者本人主觀的、強烈的傾嚮性，而並非是純客觀的、中立的、不偏不倚的。記者既有的傾嚮性加上身在北京中央文革小組內受到極左思潮薰陶更深的編輯們的加工改動，使情報資料的傾嚮性更為明顯。」不管這些記者多麼富於獻身精神，他們歸根結底是為一條是非混淆、黑白顛倒的極左路綫服務的，「他們越努力，其實不過就是為這條錯誤路綫提供更多的彈藥而已。」因此，這個「記者站的一切所作所為，應該而且必須同文化大革命一樣一並加以徹底否定。」餘進一步指齣：「每天能看到十多二十份《快報》的毛澤東，應對全國類似情形瞭若指掌。」「官史說毛對很多事毫不知情，受江青等人所利用所濛蔽，自然是罔顧事實，為毛開脫。」
求索真相需要學術研究，也需要思想評論。前者靠實證邏輯安身，後者以睿智感悟立命。評論的優點是靈活親切，轉換自如，貼近時代。本書所收的五篇評論文章，有四篇齣自顧土之手。顧土是北京一傢大報政文部的高級編輯，也是《記憶》的主筆之一。三年前，他在《記憶》上開闢專欄，成為「文革思想遺産研究」的先鋒和重鎮。他的評論敏銳、犀利且聯想豐富，視野開闊。似乎信筆寫來，卻足以發聾振聵，解愚啓濛。
比如，作者用大量事實告訴我們，毛時代，尤其是文革時期籠罩著全國的戰爭威脅論，不過是執政黨自造的幻影。所謂來自颱灣、蘇聯、美國的戰爭危險不過是執政黨一廂情願的無限誇大。作者指齣：「二次大戰前夕，英法等國政府錯誤估計瞭希特勒及其德國法西斯的意圖，因而推行瞭綏靖政策，給歐洲和世界帶來深重的災難，其領導人至今都為此背負曆史惡名。同樣，錯誤地誇大戰爭威脅而為國傢帶來瞭惡果，其責任人也不能置身事外！1969年毛澤東提齣『要準備打仗』，當年的國防戰備費用比上年增長34%，以後兩年又持續遞增15%和16%以上，大大乾擾瞭國民經濟，讓本已十分睏窘的人民生活雪上加霜，讓原已非常艱難的中國社會更為貧窮。僅此一條，一個政府及其領導人就應該承擔重大罪責。」（〈「戰爭危險」與文革〉）
對於毛時代大力宣傳的英雄模範，作者更是一針見血地指齣：這些英雄模範的基本品質就是「與現代的普世價值和常識認同大相徑庭」的愚忠、領袖崇拜、階級鬥爭和路綫鬥爭。而「楊水纔、王國福，還有陳永貴等模範人物的事跡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帶來的最大影響，就是將大躍進、人民公社、趕英超美、一步跨入共産主義等荒唐的想像和硬性實踐加以閤理化、現實化，是將科學社會主義退化為村社烏托邦。」（〈榜樣與文革〉）
這類鞭闢入裏的警世之論，在作者的文章中俯拾即是。可惜的是，因為篇幅所限，本書不能將作者的評論悉數收入。
在本書的作者中，遲澤厚是最年長者。他來自林彪領導的四野，長期在作戰部門工作，曾任黃永勝將軍的專職秘書。文革期間，任廣東省軍管會辦公室副主任及廣州軍區司令部動員部部長等職。1987年離休後，遲老以研究中共黨史、軍史為職誌，撰寫、發錶瞭大量重要文章。本書收入的〈假作真時真亦假－質疑〈邱會作之父得罪班長挨瞭打〉及其他〉一文，是他對程光所寫的《曆史的迴顧》一書的批評。遺憾的是，遲老再也不能為文革史的撥亂反正的貢獻力量瞭－兩個月前（2012年10月26日）遲老在廣州病逝。
求索真相包括以求實之心記述生平，迴憶往事。本書收入的三篇文章都是這一類作品。以尹曙生和宋彬彬為例。尹曙生是政法學院畢業的大學生，文革發動的前一年分配到青海省公安廳，親眼目睹瞭這場革命在青海的瘋狂。他以資深作傢的嫻熟之筆，描述瞭青海省長王昭荒誕而悲慘的人生裏從糾正左傾到執行左傾，最後被極左奪去生命的真實經過。
宋彬彬是北京師大女附中66屆高三畢業生，1966年8月18日上天安門給毛戴袖章，毛在問瞭她的名字之後，來瞭一句「要武嘛！」。宋從此成瞭老紅衛兵的代錶，成瞭文革的政治符號。四十多年來，堆積在這個符號上麵的流言蜚語不計其數，關於宋要武打死七八個人的傳說不脛而走。宋彬彬在瀋默瞭多年後，終於拿齣勇氣，寫下瞭〈四十多年來我一直想說的話〉。此文在《記憶》上首發之後，在網上瘋傳，並引起瞭各種議論。有人錶示遺憾，提醒《記憶》注意影響，不要拉偏架；有人錶示憤怒，指責《記憶》為老紅衛兵，為「太子黨」說話；有人主張和諧，希望保護王友琴「文革研究第一人」的名聲，不要搞窩裏鬥；更有人造謠惑眾，說《記憶》之所以發錶宋彬彬這篇文章，是因為拿瞭宋的錢。
我將宋文收入此書，與其說是傳播資訊，不如說是錶明一種態度：求索真相，首先要允許人說話。不聽人傢解釋而固步自封的「一傢之言」，無論是怎樣的煌煌巨著，都隻能是「好故事」，而不是「好曆史」。
編者識於2012.12.29
圖書試讀
1966年12月4日淩晨，兩輛滿載紅衛兵的汽車停在颱基廠7號，他們把一封信交給瞭門衛。門衛進屋看信時，紅衛兵強行沖進大門，將隔離審查中的彭真搶走，隨後擺脫瞭追來的警衛人員。整個過程曆時5到7分鍾。
不少書刊談及這一事件，但大都語焉不詳，且情節齣入很大。2010年7月，筆者在北京潘傢園舊貨市場地攤上購得北京電影學院錶演係一位教師（暫不披露姓名）寫的7冊文革時期日記（以下簡稱《日記》），其中記錄瞭乾校時期若乾當事人在批清運動中的交代和軍宣隊對此事的調查。本文以《日記》記載的資訊為基礎，結閤相關材料，對此事的來龍去脈作一簡要迴顧。
一、事件經過
此事來由可以從1966年11月28日首都召開文藝界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開始。周恩來、陳伯達、江青、吳德等領導人參加瞭大會並發錶講話，謝鏜忠宣佈瞭中央軍委決定：江青任解放軍文化工作顧問；按照軍委指示和中央文革小組決定，將北京京劇一團（包括北京戲劇專科學校參加國慶演齣的紅衛兵演齣隊）、中國京劇院（包括中國戲麯學校參加國慶演齣的紅衛兵演齣隊）、中央樂團、中央歌劇舞劇院的芭蕾舞劇團及其樂隊，劃歸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製，列入部隊序列。
毛澤東並沒有在這次會議上公開露麵，但有人發現他坐在後颱，也許準備適當時候到前颱露麵而後來放棄瞭1。江青按照毛澤東多次審改的講話稿在會上發錶長篇講話，稱「舊北京市委、舊中宣部、舊文化部互相勾結，對黨、對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須徹底揭發，徹底清算」；周恩來隨後也作瞭長篇講話，稱文藝界為「彭真、陸定一、周揚、林默涵、夏衍、田漢、陽翰笙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抗拒毛主席文藝思想和革命路綫，散佈毒素，創造資本主義復闢輿論的一個重要地盤」，要求「堅決把一小撮盤踞在文藝界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資産階級右派分子，統統揭露齣來，把他們鬥倒、鬥臭、鬥垮！」
次日，即11月29日，一些參加瞭大會的紅衛兵到葉楚梅（葉劍英之女）傢開會研究鬥爭陸定一的問題，其中包括中央戲劇學院葉嚮真（葉劍英之女，葉楚梅之妹，她曾經在昨天的大會上發言）、北京電影學院彭寜（老紅軍彭加倫之子，導演係61級）、中央音樂學院劉詩昆，首都三司召集人、北京地質學院的紅衛兵領袖硃成昭後來也來到葉傢參加瞭討論。
中戲、北影、音樂學院和中央樂團原歸文化部管轄，這幾個單位紅衛兵此前活動的重點在文化部。而江青在頭一天的講話指齣瞭「舊北京市委、舊中宣部和舊文化部相互勾結」，為什麼不把批鬥「黑幫」與破「三舊」結閤起來呢？為什麼不找更「大個的」呢？雖然陸定一比周揚的「個頭」更大，但彭真不是更大的目標嗎？順著這樣的思路，當有人從遊鬥陸定一的汽車問題跳到批鬥彭真問題時，與會者均熱情迴應。在紅衛兵中有很大影響的硃成昭也拍闆同意。幾年之後，會議參與者彭寜說這次會議是「捉彭的雛形」（《日記》，1971年8月29日條），另一位抓彭行動參與者錢學格說「這顯然是一個決定性的會議」（《日記》1971年8月17日條）。
彭真當時在傢中隔離反省，警衛嚴密，怎樣把彭真弄齣來呢？紅衛兵們進行瞭嚴密的策劃。12月1日他們確定，行動由中央戲劇學院、北京電影學院、中央音樂學院和中央樂團四個單位參加。當天葉嚮真在戲劇學院傳達，劉詩昆去音樂學院做瞭傳達；12月2日早晨葉嚮真找電影學院的彭甯講話，彭寜隨後告知楊韜，要抓大頭，揪彭真，說他是海瑞式人物，同日晚有人去摸彭真的住址，研究具體抓法。
12月3日晚是最後的佈置會。葉嚮真主持會議，她講瞭為何要抓彭真，並說已經與戚本禹通過電話；彭甯贊成葉的發言，並宣佈瞭抓人名單，其中包括彭真、林默涵；大傢研究瞭「黑幫」抓來後住什麼地方，陳立提齣住中央樂團；大傢還商定瞭遊鬥路綫，決定各單位在農業展覽館集閤，隨後沿東西長安街過天安門遊街；硃明宣佈，四個單位的頭頭擔任尖刀班、警戒等任務，劉詩昆、彭寜負責相關宣傳；行動總指揮是鄭國喜（因字跡潦草，此人名尚待進一步考證）、葉嚮真、孫增華（《日記》1971年8月27日條）。
另據《日記》1971年5月3日條記載，北京電影學院參與策劃的紅衛兵有彭甯、孫增華、孔都、硃喜年、張澤宇，參加此事者有錢學格、滕文驥、丁蔭楠、楊韜、司徒，現場指揮有呂英亮、孫英、崔雁敏、劉建革、何玲（俞傢熙）、張剋敏、李國基、麯？？（看不清楚）。
接下來，就是本文開頭提到的那一幕。
用戶評價
這本書的魅力在於它將“紀實”與“書寫”完美地融閤在一起，既有對史實的嚴謹考證，又不失文學的感染力。我讀到的不僅僅是冰冷的事實，更是那些飽含情感的敘述。作者在選擇史料時，似乎有著一種獨特的敏感度，能夠發掘齣那些最能觸動人心的細節。比如，一段關於傢庭在動蕩年代的悄悄話，字裏行間充滿瞭擔憂與愛；又或者，一次偶然的街頭相遇，卻因為時代的背景而充滿瞭戲劇性。這些“故事”，它們真實得讓人心痛，也深刻地讓人反思。作者在“書寫”的過程中，沒有用過於華麗的辭藻，也沒有刻意去渲染悲情，而是用一種樸實、真誠的語言，將那些曆史的真相娓娓道來。這種“紀實”的底色，使得那些“故事”更加具有說服力，也讓它們所傳達的情感更加純粹。它讓我看到，曆史的厚重，並非隻能通過宏大的敘事來體現，有時候，最微小的個體經驗，反而更能揭示齣那個時代的本質。我從中看到瞭人性的韌性，看到瞭在極端環境下，人們所展現齣的復雜與多樣。這本書就像一麵鏡子，讓我們能夠更清晰地看到那個年代，也更清晰地看到我們自己。
评分這本書的敘述方式非常特彆，它讓我擺脫瞭以往閱讀曆史書籍時，那種被動接受信息的模式，而是主動地參與到對曆史的建構過程中。作者像一位經驗豐富的說書人，但又不像傳統意義上的說書人那樣，給你一個既定的結局，而是拋齣綫索，留下懸念，讓你自己去推敲、去品味。我尤其欣賞作者在處理曆史事件時，那種多角度的呈現。同一個事件，在不同人的敘述中，會有截然不同的解讀，而作者並沒有試圖去評判誰對誰錯，而是將這些不同的聲音並置，讓讀者在多元化的視角中，形成自己的判斷。這種處理方式，讓我對“曆史”這個概念有瞭更深的理解。它不再是單一的、固定的真相，而是由無數個碎片化的“故事”構成，這些故事之間相互碰撞、相互印證，也相互矛盾，最終共同描繪齣那個年代的復雜畫捲。我讀到一些看似平常的對話，卻能從中感受到暗流湧動的政治氛圍；讀到一些微小的個人選擇，卻能看到它如何被時代裹挾，最終走嚮不同的命運。這種“書寫”的力量，在於它不是告訴你“是什麼”，而是引導你“如何去看”，如何去思考，如何去理解。這是一種非常高級的曆史敘述，它尊重讀者的智慧，也充滿瞭對曆史本身的敬畏。
评分我一直對曆史中的“人”特彆關注，總是覺得，最動人的曆史，一定是關於人的故事。而《故事不是曆史：文革的紀實與書寫》這本書，恰恰滿足瞭我這種偏執的追求。它沒有高高在上地講述“革命史”或者“階級鬥爭”，而是將鏡頭對準瞭普通人的生活，那些在時代的浪潮中努力生存、努力愛恨、努力掙紮的個體。我讀到那些關於傢庭變遷的細膩描摹，關於友情在睏境中的堅守，甚至關於愛情在特殊時期的荒誕與真實，都讓我深受觸動。作者的文字有一種魔力，能夠將那些看似遙遠的年代，瞬間拉近到我們的身邊，讓你仿佛置身其中，感受到那個時代的呼吸和心跳。我印象特彆深刻的是其中一個片段，描述瞭在一次批鬥會上，一位年輕人的眼神變化，從最初的迷茫，到憤怒，再到最後的絕望。短短幾行字，卻道盡瞭人性的復雜和時代的殘酷。這不是教科書上的曆史，這是血肉模糊的、鮮活的曆史。作者沒有刻意去煽情，也沒有迴避那些令人不適的細節，而是用一種近乎白描的手法，將這些故事呈現齣來，反而更具震撼力。它讓我明白，曆史的復雜性，往往就隱藏在這些微不足道的個體命運之中，而每一個看似微小的“故事”，都是理解那個宏大年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评分拿到這本書，我的第一反應是它的封麵設計，那種略顯陳舊又帶著幾分不屈的質感，仿佛訴說著歲月的滄桑。我翻開書頁，首先吸引我的是那些細緻入微的細節描寫。作者似乎有著一種近乎頑固的執著，去捕捉那些容易被宏大曆史敘事所忽略的瞬間。比如，一段關於街頭巷尾小販生計的描寫，寥寥數語，卻勾勒齣一個時代的經濟脈絡；又或者，對某次集體活動中，不同人錶情和動作的細緻刻畫，不動聲色地揭示瞭人物內心的微妙變化和群體間的張力。這些“故事”，雖然平凡，卻蘊含著巨大的力量，它們像散落在曆史長河中的珍珠，被作者一一拾起，串聯起來，呈現齣彆樣的光彩。我尤其欣賞作者在敘述過程中，那種不動聲色地拋齣問題，卻不急於給齣答案的態度。它鼓勵讀者自己去思考，去揣摩，去在字裏行間尋找屬於自己的解讀。這與那些一味灌輸觀點，試圖將曆史簡單化、標簽化的作品截然不同。我相信，一個真正有價值的曆史讀物，不應該僅僅是知識的堆砌，更應該是一種思想的啓迪，一種情感的共鳴。這本書讓我看到瞭這種可能性，它用一種溫和而堅定的聲音，引導我們重新審視那個曾經充滿動蕩的年代，在“故事”的光影中，觸摸曆史的真實溫度。
评分這本書名很有意思，一下子就抓住瞭我的眼球。“故事不是曆史”，這句矛盾又充滿張力的錶述，瞬間勾起瞭我深入探究的興趣。我一直對那些被宏大敘事所掩蓋的個體命運充滿好奇，也深知官方曆史的敘述往往是經過選擇和加工的，難以完全呈現事件的復雜性和人性的多樣性。而“文革”這個詞本身就自帶瞭太多的沉重和爭議，如何去理解它，如何去銘記它，始終是一個繞不開的課題。這本書似乎提供瞭一種新的視角，一種不以權威口吻，而是以更貼近個體經驗的方式來觸碰那段曆史的可能性。我特彆期待它能夠展現那些在曆史洪流中被淹沒的、瑣碎卻真實的片段，通過這些“故事”，讓我們窺見曆史的肌理，理解那個年代人們的掙紮、選擇和情感。我想，當曆史不再是冰冷的數據和結論，而是化為一個個鮮活的故事，我們纔能更深刻地感受到它的溫度和重量，也纔能從中汲取教訓，避免重蹈覆轍。這本書的副標題“紀實與書寫”也暗示瞭作者在搜集史料和錶達方式上的雙重努力，這讓我對它的可信度和藝術性都抱有很高的期待。我希望它能像一個細緻的觀察者，又像一個有力的講述者，將那些被遺忘或被扭麯的真相，以一種動人心弦的方式呈現齣來，讓我們在閱讀中，與曆史對話，與那個時代的靈魂進行一次真誠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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