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整个社会迟迟未曾公开面对的禁忌色彩，加上人们对中国现状的持续不满，造就了一则则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传说。
揭开夸饰和想像，故事底下藏着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我们都在追问。
Truth vs. Myth
故事未必是历史──事实上，好故事往往不是好历史。
道德评判不能代替事实考证，政治正确不能代替事实准确。关于文革的种种书写与回忆，哪些是故事？哪些是历史？
本书作者群包括叶维丽、李红云、范世涛、余汝信、顾土、迟泽厚、尹曙生、蒋平安、宋彬彬，破除故事与浪漫的传说，重新透过考证和第一手见证，合力为那癫狂的时代，找一个真相。
本书特色
以扎实的考证和一手见闻，还原文革历史真相。
作者简介
启之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着有《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姜文的「前世今生」：鬼子来了》、《中西风马牛》等书。编着《温都尔汗的幽灵：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年后的回忆与思考》，译有《香港沦陷与加拿大战俘》等作品。
著者信息
图书目录
编者前言
【论文】
卞仲耘之死∕叶维丽
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再谈卞仲耘之死∕叶维丽
工作组与师大女附中文革∕李红云
文革是怎样发动起来的？－－以北师大女附中为例∕范世涛
文革日记：规训、惩罚和日常记录∕范世涛
红卫兵抓走彭真－－对照民间记载与高层言辞的变化∕范世涛
关于高万春之死及其它∕范世涛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读解∕余汝信
吴法宪1971年4月9日检讨读解∕余汝信
李作鹏的「九一三」∕余汝信
中央文革小组情报搜集机制述略∕余汝信
康生的另一面∕余汝信
【评论】
「战争危险」与文革－－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二∕顾土
爱国主义与文革－－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三∕顾土
「为人民服务」与文革－－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七∕顾土
榜样与文革－－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十一∕顾土
亲历者的感想－－《分裂的造反：北京红卫兵运动》读后∕叶维丽
假作真时真亦假－－质疑〈邱会作之父得罪班长挨了打〉及其他∕迟泽厚
【往事】
青海省长王昭－－从纠「左」、偏「左」到被「左」扼杀∕尹曙生
我的回忆－－文革中的「杨余傅事件」∕蒋平安
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宋彬彬
编后记
图书序言
编者前言
这本书的书名「故事不是历史」，概念来自于书中的一篇文章。以此为名，是因为当代国史充斥着无数的「好故事」，而这本书中的文章非但谈不上「好故事」，而且还为「好故事」所痛恨。因为这些文章的作者们剥去了「好故事」的伪装，指出了它们的谬误。「故事」与「历史」的不同之处在于：「故事」是可以杜撰的，而「历史」是事实，其真相只有一个－它是要用大量的、客观的史料证明的。我们要对「文革」进行反思，首先要恢复历史的真相。作者们正是怀抱着这样一个共同的目的：求索被「好故事」歪曲、粉饰、遮蔽的真相。
这一求索之旅，首先从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八五事件」起步。领跑者叶维丽是这所着名的女子中学的66届初中毕业生，耶鲁大学史学博士，麻省波士顿分校大学的历史教授。虽然人在大洋彼岸，但是她念念不忘中国的「十年浩劫」，尤其是其母校在文革初发生的「八五事件」。这一心结，促使她在2006年用英文写下了〈卞仲耘之死〉的长篇论文，在这篇基于大量调查访谈的文章中，她分析并描述了文革「再次发动」（1966年7月至秋季）的特点：毛鼓动天下大乱，党政机构瘫痪，在毛的纵容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狂热的青少年∕红卫兵的暴力从学校走向社会。她认为，「八五事件」中的卞仲耘之死，是这些因素共同造成的结果。
五年后，叶维丽又用中文写下了〈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再谈卞仲耘之死〉。在这篇文章中，叶向多年来担任「历史义工」，为文革中惨死的「小人物」伸张正义的校友王友琴表示敬佩，也就王友琴对「八五事件」的叙述和解释，提出了五点有力的质疑，其中十分关键的一点是，王友琴所在的高一三班恰恰是斗争校领导的始作俑者，为什么王多年来却始终坚持将矛头指向既没有发起斗争校领导、也没有参与打人的宋彬彬？
叶维丽认为，在「八五事件」上，王友琴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宋要武传说」的好故事，而不是经得起推敲的「好历史」。因此，叶提醒王「切记道德评判不能代替事实考证，政治正确不能代替事实准确，这样才能在历史上站住脚。」
因为「八五事件」与北京中学红卫兵运动有关，所以，叶维丽对这一运动有着一份执着的关注和深入的思考。她对斯坦福大学Andrew Walder教授的新着《分裂的造反：北京红卫兵运动》的评析表现了她思考的缜密和深度。她指出，Andrew Walder用「输不起」来解释北京天派地派之间的争斗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缺欠。首先，这一结论缺乏对文革的整体把握，忽略了逍遥派群体的存在。其次，这一结论缺乏对派仗参与者心态的深入了解，忽略了信念在他们身上所起的作用。再次，这一结论缺乏对对抗性群体心理的理解，忽略了古今中外大量存在的两派无法和解的事实。另外，叶维丽还指出，Andrew Walder对北京的中学生在文革中的重要性缺乏充分的认识，如红卫兵组织的发起，中学红卫兵对毛泽东造反思想的领悟与唿应，他们在暴力上所起的示范作用，以及中学生们开创的「青年亚文化」等等。
继叶维丽之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李红云也加入了求索「八五事件」真相的行列。李是师大女附中的67届初中毕业生，卞仲耘之死同样让她刻骨铭心。她在〈工作组与师大女附中文革〉一文中，详细考察了工作组在女附中的活动：工作组进校后「按照以往的做法，贯彻了党的阶级路线，在女附中主要体现为依靠干部子女。」然后「将运动的目标锁定为以卞仲耘、胡志涛为首的女附中领导。」她的结论是：「由于工作组对揭批运动出现的暴力倾向没有制止，为后来的暴力和卞仲耘之死埋下了祸根。」工作组的撤离使局面失去了控制，卞仲耘即死在这种情势之下。在叙述工作组开展运动的时候，李红云还对工作组撤销时女附中是否成立了红卫兵或类似的组织这一争论不休的问题，做出了否定的，但令人信服的回答。
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文革也吸引了七零后的关注。年轻的经济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师范世涛从1966年两位女附中同学的日记或笔记入手，揭示了卞仲耘早在「五一六通知」通过之前就动员全校师生积极、主动、自觉地参加这场不久置她于死地的运动；在全校动员会议后不久，卞仲耘书记按照上级传达的宋硕5.14报告要求「加强领导」，採用班会、小组会为主的模式揭批「三家村」。但官方以支持「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的方式根本改变了宋硕的身份和他的报告的性质，这使认真落实宋硕的基层干部陷入「执行了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路线」的政治困境。于是，运动的矛头由揭批「三家村」直接转向本校的领导。工作组进驻后，这种转向就正式确立下来了。他的《文革是怎样发动起来的－以师大女附中为例》一文，虽然重点探讨工作组进驻前女附中开展文革的情况，但主要目的是通过这样一个案例揭示北京市教育系统文革初期的发动过程：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聂元梓等人大字报从根本上改变了宋硕及其报告的性质，各单位的运动矛头纷纷从「三家村」转向按照宋硕报告要求领导运动的本单位领导，学校的日常运转难以继续，中央不得不迅速派出工作组来稳定秩序，而校领导由于前一段的紧跟而犯了「修正主义路线」错误，正式成了斗争的重点。
借助于搜集来的日记，范世涛还在〈红卫兵抓走彭真－对照民间记载与高层言辞的变化〉一文中披露了周恩来在红卫兵揪斗彭真前后判若云泥的表现，订正了若干重要当事人回忆这一事件时的不实之辞；在〈关于高万春之死及其它〉一文中，纠正了王友琴在〈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命〉等文中描述的北京26中校长高万春之死主要情节的错误，并提出了访谈者利用口述资料时怎样维持学术规范等方法论问题。范世涛的论文常以收集利用民间日记为基础，在他的四篇文章中，〈文革日记：规训、惩罚和日常记录〉一文最有学术文献价值和思想文化含量。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毛时代如何利用私人日记规训思想、惩罚异己，洗澡洗脑等做了相当精彩的描述与剖析：文革前，政教部门用雷锋日记培养全民的愚忠，以至于雷锋本人都要按照媒体公佈的雷锋日记来校正、提升自己后来的日记行为。文革中，抄没审查私人日记成了时尚，日记成了专政机关陷人于罪的证据，成了论证惩罚合法性的手段，成了变相的认罪书，成了不敢记录真情实感的流水账。但是，文革并没有像王友琴所说的「摧毁了中国人的日记」－在整个文革时期，这种古老的文体仍旧活跃，为文革研究提供了数量巨大的民间记录文本。
在求索历史真相的队伍里，余汝信是一位奇人。他是商界人士，却对文革研究情有独钟；他不是教授博导，却有着远远超过官方学者的才学识胆；他没有单位的图书馆、资料室做后盾，却掌握并熟知大量的文献资料且长于考证勘比。这一去伪存真的功夫在本书收入的五篇文章可见一斑。通过《吴法宪回忆录》和《吴法宪1971年4月9日检讨》这两个文本的比较，以及与其他文献互参，余汝信揭示了两个被长期掩盖的事实：一、吴法宪迎合上意的不实交待，为官方给林彪罗织罪名提供了证据。批林批孔材料中所谓的林彪集团试图通过设国家主席来抢班夺权云云，不过是伪证的产物。二、「《周恩来年谱》说毛批评了江青，是为毛作掩饰。」毛泽东心里是袒护江青，袒护文革极左派的。
在〈李作鹏的「九一三」〉一文中，余汝信通过对《李作鹏回忆录》中的相关内容逐句逐字的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毛企图用南巡讲话来敲山震虎，没料到，那虎一口气跑出了中国。而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的表现，不仅仅有自保求存之心，更有落井下石之意。因此，「九一三」的最大责任人，应该是毛本人。而周则是助纣为虐。」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因为力挺毛是天才和要求设国家主席。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的简报」，在批林运动中遭到了大批特批。余汝信通过读解简报，勘比吴德的回忆和批林材料，以及对相关人员－汪东兴、陈毅、钱学森、郑维山在事件之后的处理情况的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毛的这一指控其实就是给林彪一伙打棍子、扣帽子，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说到底，就是要保张春桥，保文革的极左路线。余汝信进而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反对张春桥一类极左派，没有其他的理论武器，也不可能拿起其他的理论武器。只得站在比他更左的方位，以其反对毛、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彪为借口。」因此，林彪等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值得肯定，它符合历史前进的大方向。「如果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打张的中央委员们有什么错，只是错在选择了这么一个发难的时机。」
文革中，毛泽东是否了解下面的情况，他通过哪些途径了解，了解的范围和程度如何，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但为学界所关心，也为百姓所关注。然而，迄今出版的党史国史文革史对此或刻意回避，或含煳其词。余汝信迎难而上，在〈中央文革小组情报搜集机制述略〉一文中，告诉我们，为了开展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毛抛开了他不甚信任的、遍佈全国的新华社，转而借助中央文革小组，建立起另外一个高度机密的情报系统－一个组织严密、功能齐全，代号811的资讯中心。这个中心「下设编辑组、通联组、秘书组、后勤组，以及派到全国各地的记者组。通联组负责接收和抄录各地记者组的稿件、电话，初审、登记后送编辑组，由编辑组编成《文化革命简报》和《快报》。」前者每天一份，后者每天数十份。《快报》印数极少，最多不超过三十份，只发给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而它的期数极多，仅1967年就出了六千余份。
为了让读者一窥《快报》的庐山真面目，余汝信从1967年4、7、8、10四个月中的《快报》中，各选了一期，它们的内容分别是：一、西安的「红色恐怖队」抄家打人，与「联动」沆瀣一气，反对中央文革。但因其头目是军区领导之子，所以，军区对他们採取包庇态度（第0159号）。二、太原夺权功臣，北京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刁难记者，张家有十二间屋子，但只有一间挂毛像，刘邓的画像被精心保存，红宝书被冷落（第3096号）。三、厦门军管会以明抢实送的方式将大批枪支弹药送给保守组织「革联」，两名武装部长跳楼自杀。「革联」煽动农民进城械斗，死伤严重，市内一片混乱（第3709号）。四、以成都地质学院「解放大西南战斗团」为首的「红成」派，极力反对省革筹干部刘结挺、张西挺（第4852号）。在对这几期《快报》做了周详的分析之后，余指出：就总体上讲，「中央文革小组记者站的採编活动，是服务于中央文革小组所执行的文革极左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记者站记者所反映、上报的各地动态，普遍带有记者本人主观的、强烈的倾向性，而并非是纯客观的、中立的、不偏不倚的。记者既有的倾向性加上身在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内受到极左思潮薰陶更深的编辑们的加工改动，使情报资料的倾向性更为明显。」不管这些记者多么富于献身精神，他们归根结底是为一条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的极左路线服务的，「他们越努力，其实不过就是为这条错误路线提供更多的弹药而已。」因此，这个「记者站的一切所作所为，应该而且必须同文化大革命一样一并加以彻底否定。」余进一步指出：「每天能看到十多二十份《快报》的毛泽东，应对全国类似情形了若指掌。」「官史说毛对很多事毫不知情，受江青等人所利用所蒙蔽，自然是罔顾事实，为毛开脱。」
求索真相需要学术研究，也需要思想评论。前者靠实证逻辑安身，后者以睿智感悟立命。评论的优点是灵活亲切，转换自如，贴近时代。本书所收的五篇评论文章，有四篇出自顾土之手。顾土是北京一家大报政文部的高级编辑，也是《记忆》的主笔之一。三年前，他在《记忆》上开辟专栏，成为「文革思想遗产研究」的先锋和重镇。他的评论敏锐、犀利且联想丰富，视野开阔。似乎信笔写来，却足以发聋振聩，解愚启蒙。
比如，作者用大量事实告诉我们，毛时代，尤其是文革时期笼罩着全国的战争威胁论，不过是执政党自造的幻影。所谓来自台湾、苏联、美国的战争危险不过是执政党一厢情愿的无限夸大。作者指出：「二次大战前夕，英法等国政府错误估计了希特勒及其德国法西斯的意图，因而推行了绥靖政策，给欧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的灾难，其领导人至今都为此背负历史恶名。同样，错误地夸大战争威胁而为国家带来了恶果，其责任人也不能置身事外！1969年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当年的国防战备费用比上年增长34%，以后两年又持续递增15%和16%以上，大大干扰了国民经济，让本已十分困窘的人民生活雪上加霜，让原已非常艰难的中国社会更为贫穷。仅此一条，一个政府及其领导人就应该承担重大罪责。」（〈「战争危险」与文革〉）
对于毛时代大力宣传的英雄模范，作者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英雄模范的基本品质就是「与现代的普世价值和常识认同大相径庭」的愚忠、领袖崇拜、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而「杨水才、王国福，还有陈永贵等模范人物的事迹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将大跃进、人民公社、赶英超美、一步跨入共产主义等荒唐的想像和硬性实践加以合理化、现实化，是将科学社会主义退化为村社乌托邦。」（〈榜样与文革〉）
这类鞭辟入里的警世之论，在作者的文章中俯拾即是。可惜的是，因为篇幅所限，本书不能将作者的评论悉数收入。
在本书的作者中，迟泽厚是最年长者。他来自林彪领导的四野，长期在作战部门工作，曾任黄永胜将军的专职秘书。文革期间，任广东省军管会办公室副主任及广州军区司令部动员部部长等职。1987年离休后，迟老以研究中共党史、军史为职志，撰写、发表了大量重要文章。本书收入的〈假作真时真亦假－质疑〈邱会作之父得罪班长挨了打〉及其他〉一文，是他对程光所写的《历史的回顾》一书的批评。遗憾的是，迟老再也不能为文革史的拨乱反正的贡献力量了－两个月前（2012年10月26日）迟老在广州病逝。
求索真相包括以求实之心记述生平，回忆往事。本书收入的三篇文章都是这一类作品。以尹曙生和宋彬彬为例。尹曙生是政法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文革发动的前一年分配到青海省公安厅，亲眼目睹了这场革命在青海的疯狂。他以资深作家的娴熟之笔，描述了青海省长王昭荒诞而悲惨的人生里从纠正左倾到执行左倾，最后被极左夺去生命的真实经过。
宋彬彬是北京师大女附中66届高三毕业生，1966年8月18日上天安门给毛戴袖章，毛在问了她的名字之后，来了一句「要武嘛！」。宋从此成了老红卫兵的代表，成了文革的政治符号。四十多年来，堆积在这个符号上面的流言蜚语不计其数，关于宋要武打死七八个人的传说不胫而走。宋彬彬在沈默了多年后，终于拿出勇气，写下了〈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此文在《记忆》上首发之后，在网上疯传，并引起了各种议论。有人表示遗憾，提醒《记忆》注意影响，不要拉偏架；有人表示愤怒，指责《记忆》为老红卫兵，为「太子党」说话；有人主张和谐，希望保护王友琴「文革研究第一人」的名声，不要搞窝里斗；更有人造谣惑众，说《记忆》之所以发表宋彬彬这篇文章，是因为拿了宋的钱。
我将宋文收入此书，与其说是传播资讯，不如说是表明一种态度：求索真相，首先要允许人说话。不听人家解释而固步自封的「一家之言」，无论是怎样的煌煌巨着，都只能是「好故事」，而不是「好历史」。
编者识于2012.12.29
图书试读
1966年12月4日凌晨，两辆满载红卫兵的汽车停在台基厂7号，他们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门卫进屋看信时，红卫兵强行沖进大门，将隔离审查中的彭真抢走，随后摆脱了追来的警卫人员。整个过程历时5到7分钟。
不少书刊谈及这一事件，但大都语焉不详，且情节出入很大。2010年7月，笔者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地摊上购得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一位教师（暂不披露姓名）写的7册文革时期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其中记录了干校时期若干当事人在批清运动中的交代和军宣队对此事的调查。本文以《日记》记载的资讯为基础，结合相关材料，对此事的来龙去脉作一简要回顾。
一、事件经过
此事来由可以从1966年11月28日首都召开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开始。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吴德等领导人参加了大会并发表讲话，谢镗忠宣佈了中央军委决定：江青任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按照军委指示和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将北京京剧一团（包括北京戏剧专科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队）、中国京剧院（包括中国戏曲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队）、中央乐团、中央歌剧舞剧院的芭蕾舞剧团及其乐队，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列入部队序列。
毛泽东并没有在这次会议上公开露面，但有人发现他坐在后台，也许准备适当时候到前台露面而后来放弃了1。江青按照毛泽东多次审改的讲话稿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称「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互相勾结，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清算」；周恩来随后也作了长篇讲话，称文艺界为「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抗拒毛主席文艺思想和革命路线，散佈毒素，创造资本主义复辟舆论的一个重要地盘」，要求「坚决把一小撮盘踞在文艺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统统揭露出来，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
次日，即11月29日，一些参加了大会的红卫兵到叶楚梅（叶剑英之女）家开会研究斗争陆定一的问题，其中包括中央戏剧学院叶向真（叶剑英之女，叶楚梅之妹，她曾经在昨天的大会上发言）、北京电影学院彭宁（老红军彭加伦之子，导演系61级）、中央音乐学院刘诗昆，首都三司召集人、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领袖朱成昭后来也来到叶家参加了讨论。
中戏、北影、音乐学院和中央乐团原归文化部管辖，这几个单位红卫兵此前活动的重点在文化部。而江青在头一天的讲话指出了「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和旧文化部相互勾结」，为什么不把批斗「黑帮」与破「三旧」结合起来呢？为什么不找更「大个的」呢？虽然陆定一比周扬的「个头」更大，但彭真不是更大的目标吗？顺着这样的思路，当有人从游斗陆定一的汽车问题跳到批斗彭真问题时，与会者均热情回应。在红卫兵中有很大影响的朱成昭也拍板同意。几年之后，会议参与者彭宁说这次会议是「捉彭的雏形」（《日记》，1971年8月29日条），另一位抓彭行动参与者钱学格说「这显然是一个决定性的会议」（《日记》1971年8月17日条）。
彭真当时在家中隔离反省，警卫严密，怎样把彭真弄出来呢？红卫兵们进行了严密的策划。12月1日他们确定，行动由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央乐团四个单位参加。当天叶向真在戏剧学院传达，刘诗昆去音乐学院做了传达；12月2日早晨叶向真找电影学院的彭甯讲话，彭宁随后告知杨韬，要抓大头，揪彭真，说他是海瑞式人物，同日晚有人去摸彭真的住址，研究具体抓法。
12月3日晚是最后的佈置会。叶向真主持会议，她讲了为何要抓彭真，并说已经与戚本禹通过电话；彭甯赞成叶的发言，并宣佈了抓人名单，其中包括彭真、林默涵；大家研究了「黑帮」抓来后住什么地方，陈立提出住中央乐团；大家还商定了游斗路线，决定各单位在农业展览馆集合，随后沿东西长安街过天安门游街；朱明宣佈，四个单位的头头担任尖刀班、警戒等任务，刘诗昆、彭宁负责相关宣传；行动总指挥是郑国喜（因字迹潦草，此人名尚待进一步考证）、叶向真、孙增华（《日记》1971年8月27日条）。
另据《日记》1971年5月3日条记载，北京电影学院参与策划的红卫兵有彭甯、孙增华、孔都、朱喜年、张泽宇，参加此事者有钱学格、滕文骥、丁荫楠、杨韬、司徒，现场指挥有吕英亮、孙英、崔雁敏、刘建革、何玲（俞家熙）、张克敏、李国基、曲？？（看不清楚）。
接下来，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一幕。
用户评价
我一直对历史中的“人”特别关注，总是觉得，最动人的历史，一定是关于人的故事。而《故事不是历史：文革的纪实与书写》这本书，恰恰满足了我这种偏执的追求。它没有高高在上地讲述“革命史”或者“阶级斗争”，而是将镜头对准了普通人的生活，那些在时代的浪潮中努力生存、努力爱恨、努力挣扎的个体。我读到那些关于家庭变迁的细腻描摹，关于友情在困境中的坚守，甚至关于爱情在特殊时期的荒诞与真实，都让我深受触动。作者的文字有一种魔力，能够将那些看似遥远的年代，瞬间拉近到我们的身边，让你仿佛置身其中，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呼吸和心跳。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其中一个片段，描述了在一次批斗会上，一位年轻人的眼神变化，从最初的迷茫，到愤怒，再到最后的绝望。短短几行字，却道尽了人性的复杂和时代的残酷。这不是教科书上的历史，这是血肉模糊的、鲜活的历史。作者没有刻意去煽情，也没有回避那些令人不适的细节，而是用一种近乎白描的手法，将这些故事呈现出来，反而更具震撼力。它让我明白，历史的复杂性，往往就隐藏在这些微不足道的个体命运之中，而每一个看似微小的“故事”，都是理解那个宏大年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评分这本书名很有意思，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眼球。“故事不是历史”，这句矛盾又充满张力的表述，瞬间勾起了我深入探究的兴趣。我一直对那些被宏大叙事所掩盖的个体命运充满好奇，也深知官方历史的叙述往往是经过选择和加工的，难以完全呈现事件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多样性。而“文革”这个词本身就自带了太多的沉重和争议，如何去理解它，如何去铭记它，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这本书似乎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一种不以权威口吻，而是以更贴近个体经验的方式来触碰那段历史的可能性。我特别期待它能够展现那些在历史洪流中被淹没的、琐碎却真实的片段，通过这些“故事”，让我们窥见历史的肌理，理解那个年代人们的挣扎、选择和情感。我想，当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数据和结论，而是化为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我们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它的温度和重量，也才能从中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这本书的副标题“纪实与书写”也暗示了作者在搜集史料和表达方式上的双重努力，这让我对它的可信度和艺术性都抱有很高的期待。我希望它能像一个细致的观察者，又像一个有力的讲述者，将那些被遗忘或被扭曲的真相，以一种动人心弦的方式呈现出来，让我们在阅读中，与历史对话，与那个时代的灵魂进行一次真诚的交流。
评分这本书的叙述方式非常特别，它让我摆脱了以往阅读历史书籍时，那种被动接受信息的模式，而是主动地参与到对历史的建构过程中。作者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说书人，但又不像传统意义上的说书人那样，给你一个既定的结局，而是抛出线索，留下悬念，让你自己去推敲、去品味。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历史事件时，那种多角度的呈现。同一个事件，在不同人的叙述中，会有截然不同的解读，而作者并没有试图去评判谁对谁错，而是将这些不同的声音并置，让读者在多元化的视角中，形成自己的判断。这种处理方式，让我对“历史”这个概念有了更深的理解。它不再是单一的、固定的真相，而是由无数个碎片化的“故事”构成，这些故事之间相互碰撞、相互印证，也相互矛盾，最终共同描绘出那个年代的复杂画卷。我读到一些看似平常的对话，却能从中感受到暗流涌动的政治氛围；读到一些微小的个人选择，却能看到它如何被时代裹挟，最终走向不同的命运。这种“书写”的力量，在于它不是告诉你“是什么”，而是引导你“如何去看”，如何去思考，如何去理解。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历史叙述，它尊重读者的智慧，也充满了对历史本身的敬畏。
评分拿到这本书，我的第一反应是它的封面设计，那种略显陈旧又带着几分不屈的质感，仿佛诉说着岁月的沧桑。我翻开书页，首先吸引我的是那些细致入微的细节描写。作者似乎有着一种近乎顽固的执着，去捕捉那些容易被宏大历史叙事所忽略的瞬间。比如，一段关于街头巷尾小贩生计的描写，寥寥数语，却勾勒出一个时代的经济脉络；又或者，对某次集体活动中，不同人表情和动作的细致刻画，不动声色地揭示了人物内心的微妙变化和群体间的张力。这些“故事”，虽然平凡，却蕴含着巨大的力量，它们像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珍珠，被作者一一拾起，串联起来，呈现出别样的光彩。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叙述过程中，那种不动声色地抛出问题，却不急于给出答案的态度。它鼓励读者自己去思考，去揣摩，去在字里行间寻找属于自己的解读。这与那些一味灌输观点，试图将历史简单化、标签化的作品截然不同。我相信，一个真正有价值的历史读物，不应该仅仅是知识的堆砌，更应该是一种思想的启迪，一种情感的共鸣。这本书让我看到了这种可能性，它用一种温和而坚定的声音，引导我们重新审视那个曾经充满动荡的年代，在“故事”的光影中，触摸历史的真实温度。
评分这本书的魅力在于它将“纪实”与“书写”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既有对史实的严谨考证，又不失文学的感染力。我读到的不仅仅是冰冷的事实，更是那些饱含情感的叙述。作者在选择史料时，似乎有着一种独特的敏感度，能够发掘出那些最能触动人心的细节。比如，一段关于家庭在动荡年代的悄悄话，字里行间充满了担忧与爱；又或者，一次偶然的街头相遇，却因为时代的背景而充满了戏剧性。这些“故事”，它们真实得让人心痛，也深刻地让人反思。作者在“书写”的过程中，没有用过于华丽的辞藻，也没有刻意去渲染悲情，而是用一种朴实、真诚的语言，将那些历史的真相娓娓道来。这种“纪实”的底色，使得那些“故事”更加具有说服力，也让它们所传达的情感更加纯粹。它让我看到，历史的厚重，并非只能通过宏大的叙事来体现，有时候，最微小的个体经验，反而更能揭示出那个时代的本质。我从中看到了人性的韧性，看到了在极端环境下，人们所展现出的复杂与多样。这本书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那个年代，也更清晰地看到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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