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文徘徊于意义的城堡:文学家、思想家与艺术家们谈卡夫卡与《蜕变》
耿一伟/编选
卡夫卡的小说不是给实验戏剧的电影剧本,因为它们在原则上缺乏可以介入旁观者,这对实验戏剧是很重要的。它们反而是再现了在默片中消失的最后连接文本(默片几乎是随着卡夫卡的死亡同时销声匿迹,就一点都不令人感到意外);模棱两可的动作姿态,则处在沉入失语(语言的破坏)与浮现配乐之间的某处。
──阿多诺(Theodor Adorno,德国社会学家/美学家)
卡夫卡的技巧最好被称为模型的建构。如果一个人想要建一座房子,或者想要尽量了解一座房子从而能够预测它的稳固性,他会拿出这个建筑的蓝图,或自己画一个。卡夫卡的故事是这样的蓝图;它们是思考的产品,而不仅仅是感觉经验的产品。当然,与一座真的房子相比,一个蓝图是非常不实在的东西;但是没有它房子就不会存在,人们也不能认出能够成为一个真实的房子的地基和结构……除非通过自己的想像,希望并且能够发现建筑的意图和它未来的样子,否则蓝图是不能够被理解的。
──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犹太裔美国政治哲学家)
我很喜欢一个故事,这故事是关于另一位作家,而且我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因为这个故事展现了我对那位作家的感受。我把这个故事写进了我的小说《布鲁克林的纳善先生》。这个我相信的真实故事,除了表现我对卡夫卡的热爱,也是一个美妙的故事。
──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当代美国小说家)
我们知道卡夫卡有一种狡猾而尖酸的幽默感。
──班维尔(John Banville,当代爱尔兰小说家)
卡夫卡的真实,并不是卡夫卡的世界(再见吧!卡夫卡主义),而是这个世界的符号……卡夫卡的父亲将他看成寄生虫,于是,一切就像他变成寄生虫那样发生了(《蜕变》)。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法国文学理论家与文化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