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星之歌,并序
水星,对古代希腊人来说,当它出现在早晨时叫作「阿波罗」,而当它出现在傍晚则是「赫密士」,希腊人知道,它们事实上指的是同一颗星。哲学地说,这意谓着阿波罗和赫密士的「指涉」一致,说的是那同一颗水星,然而它们的「意义」有别,因为阿波罗是太阳神,赫密士则是诸神的信使。另一方面,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准确地提出了,水星(金星也是)根本是绕着太阳──而不是地球──转动。
所以水星从一开始就和哲学有那么一点关联,至少比我和哲学的关系久远。
我真正「接触」哲学──在非常形而下的意义上──是一九八一年。那一年,在不自然的联考机制的自动分发下,我进了哲学系。在那个年代,有些人会认为其实我还有别的选择:第一种选择是重考,但我真的很怕考试,那样的联考一次都嫌太多,我没有任何理由说服自己再来一次;第二种选择是转系,「不怕不怕,先转进去以后再说」,有些人试着这样鼓励我。我自己倒是真的不怕,因为不晓得应该怕什么──我对哲学几乎一无所知呢!因为无知,所以没有成见。
从那一年起,在一个相对形而上的意义下,我就没离开过哲学。
我不愿意给人一种印象,好像哲学从此成了我安身立命的处方似的。这不是事实,至少我曾经真心希望,如果有一天我终于需要一块墓碑来压住什么的时候,我希望那上面镌刻的是「这是一个诗人」(过去式),而不是「哲学家」。当然,在「死掉的」诗人和哲学家之间,他们的差别再大,都比不上他们的共通点。不过至少,这暗示了我对诗和哲学的态度。
一九八一年以后,我尝试透过哲学来探索自我、探索世界,这让那些建议我转系的人们很不解,但因为人们面对哲学时的一种常有的矛盾心态──既瞧不起她,又对她感到敬畏──所以人们选择了沉默。他们的沉默是很有智慧的,因为这样一来,我就必须自己回答我所作出的选择。为了这个回答,我走过八○年代、九○年代,走进了新的千禧年,甚至也走完了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