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受方」观点论述、建构金门基督教会百年史，并从教义与宗教传统出发，探讨教会惩戒执行之相关议题。

　　各宗教团体的教内文书，未必都有出版的价值，这本金门教会史料虽然只是后埔教会的议事录，但是它连续记录的时间够长，范围含跨金厦，涉及宗教与文化的相关，乡土社会史的意义十足，其出版的价值是无庸置疑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林美容

　　陈年的会议记录，对一般人来说，可能是不值得一顾、无任何参考价值。但是在研究宗教学与历史的学者眼中，这些资料可是研究教会史，与教势兴衰的重要证据。本书作者详细分析其内容，进而把教会发展，以及教会惩戒在信仰上的意义和影响，清楚地呈现出来。──中台神学院新约圣经教授 吴道宗

　　1.研究金门教会历史的专书，结合了历史、圣经的研究，对于研究金门教会史的人，具有参考价值
　　2.作者本身具有神学背景，来研究金门教会，更为深入

作者简介

陈子仁

　　辅仁大学宗教学系博士生，1999年结婚后成为金门女婿。2002-2006年于金门山外基督教会担任驻堂传道。借由史料研究、文字工作、及实务关怀，作者展现了他对金门的深切关怀。
 

林序
吴序

前言
导论
第一节 教会史的研究及其方法论
第二节 本文的研究方法与取向
第三节 概念定义与文献回顾
一、关于议事录与教会史
二、关于教会惩戒
三、关于教会惩戒法规
四、改革（长老）宗的教会特色

第壹篇 历史篇

第一章 后浦堂会的源流与历史
第一节 从基督宗教与中国在历史的相遇说起
新教在中国创立堂会的肇端：厦门新街堂
第二节 金门教会历史
一、金门岛域的福音工作
二、金门教会史的误会与勘正
三、宣教士与金门
四、由后浦堂会到金门堂会的成立
五、由金门堂会到金门中华基督教会
六、日据时期的金门教会与台湾
第三节 近代金门历史、社会民俗与教会
一、近代金门的历史与教会
二、近代金门的社会民俗与教会

第贰篇 教会惩戒篇

第一章 教会惩戒的信仰论据与现实
第一节 教会惩戒的信仰论据
一、罪与罪人：惩戒的核心问题
二、旧约部分
三、两约之间
四、新约部分
五、整体的圣经论据
第二节 教会惩戒的法规论据
一、天主教的教会法规（Cannon Law
二、美国归正教会（The Book of Order
三、加拿大长老会（The Book of Forms
四、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教会法规）
第三节 教会惩戒的目标与现实世界里的教会惩戒
第二章 后浦堂会议事录里的惩戒
第一节 后浦堂会议事录的特色
一、议事录形式
二、议次计算原则
第二节 惩戒纪录概述
第三节 惩戒事项
一、与信仰有关
二、与婚姻、性文化有关
三、其他
第四节 惩戒处理与循环
一、惩戒处理
二、惩戒循环
第三章 教会惩戒：纪录与论据
第一节 议事录里的教会惩戒与教会发展
第二节 议事录里惩戒事项的信仰论据
一、与信仰有关
二、与婚姻、性文化有关
三、其他
第三节 纪录与不纪录
一、列入记录与未列入记录的教会惩戒
二、后浦堂会不列入记录的纪录与历史
第四章 意义与思考
第一节 议事录在教会史研究的重要性
一、受方观点的管窥
二、实际理解信仰深化之脉络与历程
三、为信仰实践提供反省与再前进的论据
第二节 教会惩戒在教会史研究的重要性
一、反映教会信仰的深化程度
二、呈现教会的价值观
三、考验教会的内部关系与问题处理能力
第三节 后浦堂会议事录在教会史研究的意义
一、堂会议事录的完整性
二、教会惩戒的施行对信仰的影响
三、地区教会史的建构裨益教会史之充实

参考书目
附录一 教会惩戒圣经论据总表
附录二 后浦堂会议事录惩戒记录分类总表
附录三 后浦堂会惩戒记录
附录四 图片
图1 1900 年后浦（堂会）议事录第一议
图2 1896 年台南长老大会议事录第一议（部分）
图3 基督徒徙居照
图4 被禁徙居照
图5 议事录里的古文书（内容为1929 年1 月6 日的草稿）
图6 议事录里的古文书（内容为1929 年1 月6 日的记录)
图7 议事录夹层内发现的对齐与防透纸垫
图8 议事录夹层内发现的未列入正式纪录之会议记录
图9 1862年4月11日厦门区会（大长老会）成立
图10 1877 年宣教大会宣教区地图里的金门
图11 1897 年宣教区地图里的金门
图12 1922 年宣教区地图里的金门之一
图13 1922 年宣教区地图里的金门之二
图14 1922 年宣教区地图里的金门之三
图15 1947 年宣教区地图里的金门
图16 左镇基督长老教会小会惩戒记录之一
图17 左镇基督长老教会小会惩戒记录之二

第壹篇　历史篇

第一章 后浦堂会的源流与历史

第一节 从基督宗教与中国在历史的相遇说起

依照时间序列来看，基督宗教的西方传统（相对于东方正统教会，指罗马天主教与新教）对中国的叩关有好几次。
基督宗教最早的入华可能臆测的成分居多：据传使徒多马 曾到达印度传教后入华建堂佈道 ；又有使徒多马去印度，使徒巴多罗买 到中国之说 。目前最早而且留有证据的可说是唐朝时期所留下来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文并序〉与其他残留汉译经卷，为一个「聂斯托利」（Nestorian）教派在中国以名为「景教」传入的纪录 ，这可说是基督宗教对中国的第一波传教行动，元朝时期的「也理可温教」是二个 ，而明末清初以利玛窦神父（Matteo Ricci，1552-1610）为代表是为第三波 。新教则以1807年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LMS ）派遣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 入华开始进行第一波宣教 。

不过，马礼逊由于大清禁教，与其仰仗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害怕影响其在华利益之故，并未能在中国境内广泛地拓展事工。真正基督新教在中国境内开始发挥关键的影响力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与上海五口通商（Latourette，1917:140），这使得建立宗教组织与信徒群体在中华大地上成为可能。在马礼逊之后陆续有许多宣教士抵达内地宣教，初期大部分以沿海口岸为主，随着晚清的局势衰颓与个别宣教士的尝试，逐渐有深入内地之势。

一位在广州的美国商人D. W. C. Olyphant提供一年的旅费与生活费给任何美部会差派来华的宣教士，因此美国归正教会（Reformed Church in America，RCA）的David Abeel（雅裨理）与Elijah C. Bridgeman（裨治文）于1829年10月受差派，在1830年抵达广东（Latourette，1917:89；De Jong，1992:13）。同是美国归正教会Elihu Doty和Elbert Nevius于1836年、William J. Pohlman（波罗满，1812-1849）于1837年相继来华（Latourette，1917:108）。不过这些短暂到访都未被算做正式事工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