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极权统治下的『改造』……是无效的。即使是在最黑暗的年代，也有人在坚守着心中的光明，绝不屈服，也拒绝合作。张先痴先生说，他们选择了『换一种活法』：『从骗局中逐步清醒，开始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那种从伏地跪拜中重新站立的自我解放，那种重塑自我、重塑尊严的惊世骇俗，可以让我们自豪终生』。……本书里所显现的人性的尊严，坚韧，自由与纯净，让我想起自己在读张先痴第一本劳改回忆录以后，所写下的一句话：『人的天性，人的良知，是任何力量与体制也「网」不住的』。这也就是张先痴先生前后两本回忆录的共同主题吧。」
钱理群，〈历史在继续〉，《格拉古实录──劳改回忆录之二》序
作为《格拉古轶事──劳改回忆录之一》的延续，本书不仅纪录了「劳改」期间的右派血泪史，更提供了当年劳改犯人「必备」的《劳改犯人守则》的珍贵影像，现在读来荒谬可笑的条文，却是当年劳改犯人们不得不遵守的，如铁一般的纪律。
从历史的荒唐、盲目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样的教训？喧嚣疯狂已过半世纪，重新反思「现代」的社会，我们能否说自己进步了？
本书特色
北大教授钱理群 再次近万言导读推荐
本书不只是个人的血泪史，更真实而无情地反映了当年由反右运动开始的一连串荒谬与疯狂。
钱理群，〈历史在继续〉，《格拉古实录──劳改回忆录之二》序
作为《格拉古轶事──劳改回忆录之一》的延续，本书不仅纪录了「劳改」期间的右派血泪史，更提供了当年劳改犯人「必备」的《劳改犯人守则》的珍贵影像，现在读来荒谬可笑的条文，却是当年劳改犯人们不得不遵守的，如铁一般的纪律。
从历史的荒唐、盲目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样的教训？喧嚣疯狂已过半世纪，重新反思「现代」的社会，我们能否说自己进步了？
本书特色
北大教授钱理群 再次近万言导读推荐
本书不只是个人的血泪史，更真实而无情地反映了当年由反右运动开始的一连串荒谬与疯狂。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张先痴
原名张先知，男，湖北黄冈人，1934年出生。晚年定居四川省成都市。
张先痴
原名张先知，男，湖北黄冈人，1934年出生。晚年定居四川省成都市。
图书目录
序一 历史在继续─张先痴《格拉古实录》序＼钱理群
序二 一生负气成今日＼冉云飞
上辑 真人‧真情
一、三度自杀的「一级警督」
二、右派英烈杨应森
三、傅汝舟，多么美丽的名字
四、张伯伦的人生传奇
五、右派诗人孙静轩的生前死后
六、从水电厅到水稻班―副班长何坚
七、各有各的不幸
八、马列子孙如此虐杀炎黄子孙
九、大凉山咏叹调
中辑 实物‧实事
一、重翻《劳改犯人守则》
二、认罪服法和服从命令―重翻《劳改犯人守则》之二
三、学习简直是「精神凌迟」―重翻《劳改犯人守则》之三
四、劳改能把犯人变成猴子―重翻《劳改犯人守则》之四
五、劳改犯害怕「休息」―重翻《劳改犯人守则》之五
六、名存实亡的「接见」―重翻《劳改犯人守则》之六
七、不可多得的《犯人临时外出证》
八、《罪犯存款折》和《犯人记分册》
九、一张看病假条引出一串文字
十、劳改服上的一次「文字改革」
十一、暴政蹂躏下的日记
十二、二十世纪的两种奴隶制
十三、鲜为人知的「二劳改」
十四、不幸的「幸运儿」―大饥荒年代被胀死的人
十五、劳改队里的「性文化」
十六、并非「搞笑」的小麦高产田
十七、垃圾中捡来的零零碎碎
十八、右派「改正」和「改正﹃右派﹄」
下辑 莫明堂杂文选
一、重庆的解放碑，中共的耻辱柱
二、黑白分明―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的话外音
三、员警国家与「警粹主义」―软禁中和员警辨伪
四、不去八宝山的中共领袖
五、关于「崇洋媚外」的随想
六、关于「打假」的随想
七、关于口号的随想
八、关于题辞的随想
九、关于道歉的随想
十、连战访问大陆的断想
十一、极权与「洋相」
十二、极权与「级别」
十三、旅游的颜色
十四、是龙子龙孙吗？
十五、关于帽子的随想
十六、其实政府就是主谋
十七、数据的故事
十八、靠什么取得的胜利？
十九、儿子，我为你感到骄傲
二十、新闻与表演
二十一、关于「绑匪」的随想
二十二、闲话胡锦涛
二十三、体育是中共最大的「面子工程」
―迎接二○○八北京奥运会
二十四、「归队的老同志」―一个大陆老劳改犯眼中的李敖
附录 漏网之鱼
一、我和几只狗的恩怨
二、新闻泄出的丑闻
三、电影《刘三姐》之我见
四、一群爱国者的昨天和今天
―为纪念反右五十周年和抗日战争七十周年而作
跋 社会的无情与老人的痴情─写在先痴先生《格拉古实录》书后＼松桥
后记
序二 一生负气成今日＼冉云飞
上辑 真人‧真情
一、三度自杀的「一级警督」
二、右派英烈杨应森
三、傅汝舟，多么美丽的名字
四、张伯伦的人生传奇
五、右派诗人孙静轩的生前死后
六、从水电厅到水稻班―副班长何坚
七、各有各的不幸
八、马列子孙如此虐杀炎黄子孙
九、大凉山咏叹调
中辑 实物‧实事
一、重翻《劳改犯人守则》
二、认罪服法和服从命令―重翻《劳改犯人守则》之二
三、学习简直是「精神凌迟」―重翻《劳改犯人守则》之三
四、劳改能把犯人变成猴子―重翻《劳改犯人守则》之四
五、劳改犯害怕「休息」―重翻《劳改犯人守则》之五
六、名存实亡的「接见」―重翻《劳改犯人守则》之六
七、不可多得的《犯人临时外出证》
八、《罪犯存款折》和《犯人记分册》
九、一张看病假条引出一串文字
十、劳改服上的一次「文字改革」
十一、暴政蹂躏下的日记
十二、二十世纪的两种奴隶制
十三、鲜为人知的「二劳改」
十四、不幸的「幸运儿」―大饥荒年代被胀死的人
十五、劳改队里的「性文化」
十六、并非「搞笑」的小麦高产田
十七、垃圾中捡来的零零碎碎
十八、右派「改正」和「改正﹃右派﹄」
下辑 莫明堂杂文选
一、重庆的解放碑，中共的耻辱柱
二、黑白分明―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的话外音
三、员警国家与「警粹主义」―软禁中和员警辨伪
四、不去八宝山的中共领袖
五、关于「崇洋媚外」的随想
六、关于「打假」的随想
七、关于口号的随想
八、关于题辞的随想
九、关于道歉的随想
十、连战访问大陆的断想
十一、极权与「洋相」
十二、极权与「级别」
十三、旅游的颜色
十四、是龙子龙孙吗？
十五、关于帽子的随想
十六、其实政府就是主谋
十七、数据的故事
十八、靠什么取得的胜利？
十九、儿子，我为你感到骄傲
二十、新闻与表演
二十一、关于「绑匪」的随想
二十二、闲话胡锦涛
二十三、体育是中共最大的「面子工程」
―迎接二○○八北京奥运会
二十四、「归队的老同志」―一个大陆老劳改犯眼中的李敖
附录 漏网之鱼
一、我和几只狗的恩怨
二、新闻泄出的丑闻
三、电影《刘三姐》之我见
四、一群爱国者的昨天和今天
―为纪念反右五十周年和抗日战争七十周年而作
跋 社会的无情与老人的痴情─写在先痴先生《格拉古实录》书后＼松桥
后记
图书序言
序一
历史在继续 ─张先痴《格拉古实录》序 钱理群
我曾于二○○三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五日为张先痴先生的《格拉古轶事―劳改回忆录之一》写序；今天是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又提笔为其《格拉古实录―劳改回忆录之二》作序。时间相隔有九年之久，张先痴与钱理群，也许还有更多的朋友，都始终将那段「上个世纪的远古史」（张先痴语）念兹在兹，不肯也不敢遗忘。张先痴先生说：「无论我走南闯北干什么营生，刻骨铭心的监狱往事时不时会走进我的回忆，或者在风雪交加的旅途，或者在闪电雷鸣的深夜，总会在臆想中遇到那些冤死的难友，他们满脸泪水一身血污地向我走近―」，回忆、思考、记录那段历史，成为生命的绝对命令。
这是为什么？
张先痴先生说：「这是所有的死难者委託给倖存者的使命，它既庄严又沉重，没有任何一个跳动着的良心有勇气去拒绝」。因此，他永远不能忘记自己当年在被捆绑吊打以至痛不欲生时所立下的誓言：「我将写出这一切用血汗换来的记忆」。
我想补充的是：这更是因为「历史还在继续」。那些「用血汗换来的记忆」，就不仅是曾经发生的历史，同时是现实的存在。回忆、思考、记录过去，首先是为了思考、认识和把握现在。
因此，我把张先痴先生的《格拉古实录》看作是一个历史与现实的「隐喻」；最为注重的，是他存留的历史文献，而且把它们看作是现实启示录。比如这本《劳改犯人守则》，就可以让我们思考许多问题。
《守则》一开始就强制规定：「犯人必须改造思想」。如张先痴先生所说，这是毛泽东的「格拉古」劳改队对史达林的「古拉格」流放所，以及希特勒的集中营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创举」：不仅要对专政对象进行行动的控制和肉体的摧残，而且要控制其心灵及思想，进行「精神凌迟」：「将他们的人格尊严、文化素养、道德品味像被凌迟者的血肉一片一片的切割下来，让他们最终成为没有独立思想、没有反抗意识的行尸走肉」，这是真正残酷与令人恐惧的。问题是这样的思想控制与强制改造，不仅针对监狱里的犯人，而且是面向全体公民的，而且至今依然如此。最新的例子是党的最高领导要求将党的十八大精神「入心入脑」。在此之前，还有要将党的思想「进课堂，进头脑」的要求。这样露骨的「洗脑」竟然公开刊登于报刊，而且人们都见怪不怪，习以为常，这就更加令人恐惧（原谅我又用了「恐惧」这个词）。这大概就是「中国特色」，因此有详加讨论的必要。
首先要问：要把中国人（无论是有形监狱里的「犯人」，还是无形监狱里的「公民」）「改造」成什么人？张先痴先生这里说是「最终成为没有独立思想、没有反抗意识的行尸走肉」，他还有一个概括，就是要成为「党的驯服工具」和「螺丝钉」。什么叫「驯服工具」、「螺丝钉」？张先痴先生也有一个分析，就是要「在头脑中」树立一个「至高无上的信条」：「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要自觉地为党的利益奉献一切。在〈劳改条例〉里，就规定得更加明确：「必须服从国家工作人员和警戒人员的一切命令和指挥」，这当然也适用于党管制（领导？）下的一切公民，只不过话说得比较「温柔」，例如要「热爱党，跟党走」之类。其目的就是要使党的专政，成为被专政者的「自觉自愿」的「拥护」，获得心灵上的合法性。「服服帖帖受活罪」，就成为其治下有罪名、无罪名的「犯人」的宿命了。
其二，又要追问：党凭借什么获得这样的「至高无上」性？于是，就注意到，在党的口号里，「党至上」之外，还有个「人民至上」，这就是所谓「党」和「人民」的一体性，「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张先痴先生一语道破了这样的自欺欺人的高论的实质：「实际上是用人民的名义反过来奴役人民」。「人民」之外，还有「国家」、「民族利益」。这就是近来喧嚣一时的「中国梦」；「中国梦」本身似乎无可非议，问题是背后的逻辑：实现中国梦，就必须找到正确的道路，即所谓「道路决定一切」；而正确的道路就是党的既定路线，即所谓「人间正道」，已经掌握在党手里，人们只需无条件地跟着走；如果还要议论、寻找别的出路，那就是「清谈误国」，「误国」的罪名，就足以对一切在党的意志之外思考问题的公民施以「有理专政」了。这使我想起了当年的胡风分子张中晓对毛泽东时代的思维、观念、体制及其外在语言形式的一个分析，在我看来，它是延续至今的：「它使人不能有自己的心灵世界，而是必须把自己浸没在绝对的光圈内，才能取得自己的存在」。这个绝对物，可以是人民，民族，国家，真理，历史必然性（人间正道）―都是「至高无上」，要绝对服从，不容置疑的；而所有这些绝对物都是由「党」和「党的领袖」来「代表」的，张中晓称之为「假先知」。服膺于绝对光圈，就是要服膺于假先知，服膺于党和领袖；反过来，服膺党，也就是服膺人民、民族，真理这些绝对物，也就具有了某种神圣性。这是典型的精神迷药，很多的人都被绕进去了，这才是真正的误民误国。
其三，在确立了改造的「绝对必要性与真理性」之后的问题，是「如何改造」？条例里也有明确规定：必须「联系实际，揭发批判犯罪本质，破除犯罪思想」。这里说的「揭发批判」有两层意思。一是张先痴先生说的「自我诬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强制犯人深挖所谓的犯罪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不外乎要求犯众将自己的祖宗从祖坟里挖出来进行所谓批判，还要每个犯人交代从八岁开始所中的所谓毒素进行当众割尾巴」。这里的关键又有二，一是要将「人」变成「罪人」：从家庭到社会，从思想到历史，都是罪恶；二是要打碎人之为人的「尊严」，而且是在大庭广众之中，而且要强迫「自愿」。在这样的自我诬陷的思想改造之外，还有「劳动改造」。张先痴先生有一个精彩的分析：首先是「把劳动狭隘地定义为简单的体力劳动，同时把一切非体力劳动者污蔑为『不劳而食的寄生虫』」，这样的劳动改造就必然具有「反智主义」的特点，目的就是要把人变成「介乎猴子与人之间的畸形物种」。这样的思想改造与劳动改造的结合，是最能显示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造」的本质的，就是要将中国「人」改造为「非人」。―我又要说「恐惧」了。
也许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揭发批判」的第二个含意，就是要揭发批判他人。在张先痴先生的刻骨铭心的记忆里，总有这样一幕：在半年大评和年终总评的「学习改造运动」开始，都会召开动员大会，宣佈对少数犯人「立功减刑」，对「拒绝改造」的犯人实行严厉打击。「立功」的标准是敢于揭发他人；「拒绝改造」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拒绝参与共谋。这样的「赏罚分明」的结果，在犯人中有计划、有目的地培育了一批所谓的劳改「积极分子」，张先痴先生说，有时候这样的帮兇、走狗是比其主子更为兇狠的，他们是构成了监狱的有效统治的基础的。
这样的对犯人的分化政策，其实是有更深的用意的。首先，这是对人性的恶意诱导，是前述人性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曾经说过，人性是善、恶并举的，健全的社会总是「扬善抑恶」，病态的社会就会「扬恶抑善」。这里所讨论的毛泽东时代对帮兇、打手的培养，或强迫犯人之间彼此检举，就是对人的动物性中的嗜杀性的恶性诱发，以达到张先痴先生所说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撕咬」，这背后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逻辑。在今天的后毛泽东时代，所诱发的就是人的慾望，以金钱美女名利诱惑、腐蚀人，这同样也是一种动物性，是另一种形态的相互撕咬，其背后是一个唯物质主义和实利主义的逻辑。具体逻辑有变化，但将人非人化（动物化，非精神化）以利于统治的大逻辑，却是不变的。人们经常感慨如今的道德过了底线，其实这正是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一以贯之的扬恶抑善的人性导向所决定的。
(部分节录)
历史在继续 ─张先痴《格拉古实录》序 钱理群
我曾于二○○三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五日为张先痴先生的《格拉古轶事―劳改回忆录之一》写序；今天是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又提笔为其《格拉古实录―劳改回忆录之二》作序。时间相隔有九年之久，张先痴与钱理群，也许还有更多的朋友，都始终将那段「上个世纪的远古史」（张先痴语）念兹在兹，不肯也不敢遗忘。张先痴先生说：「无论我走南闯北干什么营生，刻骨铭心的监狱往事时不时会走进我的回忆，或者在风雪交加的旅途，或者在闪电雷鸣的深夜，总会在臆想中遇到那些冤死的难友，他们满脸泪水一身血污地向我走近―」，回忆、思考、记录那段历史，成为生命的绝对命令。
这是为什么？
张先痴先生说：「这是所有的死难者委託给倖存者的使命，它既庄严又沉重，没有任何一个跳动着的良心有勇气去拒绝」。因此，他永远不能忘记自己当年在被捆绑吊打以至痛不欲生时所立下的誓言：「我将写出这一切用血汗换来的记忆」。
我想补充的是：这更是因为「历史还在继续」。那些「用血汗换来的记忆」，就不仅是曾经发生的历史，同时是现实的存在。回忆、思考、记录过去，首先是为了思考、认识和把握现在。
因此，我把张先痴先生的《格拉古实录》看作是一个历史与现实的「隐喻」；最为注重的，是他存留的历史文献，而且把它们看作是现实启示录。比如这本《劳改犯人守则》，就可以让我们思考许多问题。
《守则》一开始就强制规定：「犯人必须改造思想」。如张先痴先生所说，这是毛泽东的「格拉古」劳改队对史达林的「古拉格」流放所，以及希特勒的集中营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创举」：不仅要对专政对象进行行动的控制和肉体的摧残，而且要控制其心灵及思想，进行「精神凌迟」：「将他们的人格尊严、文化素养、道德品味像被凌迟者的血肉一片一片的切割下来，让他们最终成为没有独立思想、没有反抗意识的行尸走肉」，这是真正残酷与令人恐惧的。问题是这样的思想控制与强制改造，不仅针对监狱里的犯人，而且是面向全体公民的，而且至今依然如此。最新的例子是党的最高领导要求将党的十八大精神「入心入脑」。在此之前，还有要将党的思想「进课堂，进头脑」的要求。这样露骨的「洗脑」竟然公开刊登于报刊，而且人们都见怪不怪，习以为常，这就更加令人恐惧（原谅我又用了「恐惧」这个词）。这大概就是「中国特色」，因此有详加讨论的必要。
首先要问：要把中国人（无论是有形监狱里的「犯人」，还是无形监狱里的「公民」）「改造」成什么人？张先痴先生这里说是「最终成为没有独立思想、没有反抗意识的行尸走肉」，他还有一个概括，就是要成为「党的驯服工具」和「螺丝钉」。什么叫「驯服工具」、「螺丝钉」？张先痴先生也有一个分析，就是要「在头脑中」树立一个「至高无上的信条」：「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要自觉地为党的利益奉献一切。在〈劳改条例〉里，就规定得更加明确：「必须服从国家工作人员和警戒人员的一切命令和指挥」，这当然也适用于党管制（领导？）下的一切公民，只不过话说得比较「温柔」，例如要「热爱党，跟党走」之类。其目的就是要使党的专政，成为被专政者的「自觉自愿」的「拥护」，获得心灵上的合法性。「服服帖帖受活罪」，就成为其治下有罪名、无罪名的「犯人」的宿命了。
其二，又要追问：党凭借什么获得这样的「至高无上」性？于是，就注意到，在党的口号里，「党至上」之外，还有个「人民至上」，这就是所谓「党」和「人民」的一体性，「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张先痴先生一语道破了这样的自欺欺人的高论的实质：「实际上是用人民的名义反过来奴役人民」。「人民」之外，还有「国家」、「民族利益」。这就是近来喧嚣一时的「中国梦」；「中国梦」本身似乎无可非议，问题是背后的逻辑：实现中国梦，就必须找到正确的道路，即所谓「道路决定一切」；而正确的道路就是党的既定路线，即所谓「人间正道」，已经掌握在党手里，人们只需无条件地跟着走；如果还要议论、寻找别的出路，那就是「清谈误国」，「误国」的罪名，就足以对一切在党的意志之外思考问题的公民施以「有理专政」了。这使我想起了当年的胡风分子张中晓对毛泽东时代的思维、观念、体制及其外在语言形式的一个分析，在我看来，它是延续至今的：「它使人不能有自己的心灵世界，而是必须把自己浸没在绝对的光圈内，才能取得自己的存在」。这个绝对物，可以是人民，民族，国家，真理，历史必然性（人间正道）―都是「至高无上」，要绝对服从，不容置疑的；而所有这些绝对物都是由「党」和「党的领袖」来「代表」的，张中晓称之为「假先知」。服膺于绝对光圈，就是要服膺于假先知，服膺于党和领袖；反过来，服膺党，也就是服膺人民、民族，真理这些绝对物，也就具有了某种神圣性。这是典型的精神迷药，很多的人都被绕进去了，这才是真正的误民误国。
其三，在确立了改造的「绝对必要性与真理性」之后的问题，是「如何改造」？条例里也有明确规定：必须「联系实际，揭发批判犯罪本质，破除犯罪思想」。这里说的「揭发批判」有两层意思。一是张先痴先生说的「自我诬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强制犯人深挖所谓的犯罪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不外乎要求犯众将自己的祖宗从祖坟里挖出来进行所谓批判，还要每个犯人交代从八岁开始所中的所谓毒素进行当众割尾巴」。这里的关键又有二，一是要将「人」变成「罪人」：从家庭到社会，从思想到历史，都是罪恶；二是要打碎人之为人的「尊严」，而且是在大庭广众之中，而且要强迫「自愿」。在这样的自我诬陷的思想改造之外，还有「劳动改造」。张先痴先生有一个精彩的分析：首先是「把劳动狭隘地定义为简单的体力劳动，同时把一切非体力劳动者污蔑为『不劳而食的寄生虫』」，这样的劳动改造就必然具有「反智主义」的特点，目的就是要把人变成「介乎猴子与人之间的畸形物种」。这样的思想改造与劳动改造的结合，是最能显示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造」的本质的，就是要将中国「人」改造为「非人」。―我又要说「恐惧」了。
也许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揭发批判」的第二个含意，就是要揭发批判他人。在张先痴先生的刻骨铭心的记忆里，总有这样一幕：在半年大评和年终总评的「学习改造运动」开始，都会召开动员大会，宣佈对少数犯人「立功减刑」，对「拒绝改造」的犯人实行严厉打击。「立功」的标准是敢于揭发他人；「拒绝改造」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拒绝参与共谋。这样的「赏罚分明」的结果，在犯人中有计划、有目的地培育了一批所谓的劳改「积极分子」，张先痴先生说，有时候这样的帮兇、走狗是比其主子更为兇狠的，他们是构成了监狱的有效统治的基础的。
这样的对犯人的分化政策，其实是有更深的用意的。首先，这是对人性的恶意诱导，是前述人性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曾经说过，人性是善、恶并举的，健全的社会总是「扬善抑恶」，病态的社会就会「扬恶抑善」。这里所讨论的毛泽东时代对帮兇、打手的培养，或强迫犯人之间彼此检举，就是对人的动物性中的嗜杀性的恶性诱发，以达到张先痴先生所说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撕咬」，这背后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逻辑。在今天的后毛泽东时代，所诱发的就是人的慾望，以金钱美女名利诱惑、腐蚀人，这同样也是一种动物性，是另一种形态的相互撕咬，其背后是一个唯物质主义和实利主义的逻辑。具体逻辑有变化，但将人非人化（动物化，非精神化）以利于统治的大逻辑，却是不变的。人们经常感慨如今的道德过了底线，其实这正是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一以贯之的扬恶抑善的人性导向所决定的。
(部分节录)
图书试读
一、三度自杀的「一级警督」
一九六五年，我背负着十八年有期徒刑的冤假错案，从四川西部平原上的万家煤矿调到了大凉山里的雷马屏农场，这座严密封闭在彞族聚居区里的大型劳改农场，正从四川省内星罗棋佈的各式劳改队中调来一批又一批「反改造分子」，在这个远离现代文明的蛮荒之地，任无产阶级专政的铁蹄肆意践踏蹂躏。来到农场的当夜，监管狱吏便对着这批新调来的反改造分子宣称：「在你们没长出翅膀之前，休想穿过四周的原始森林逃离……」
劳改犯中被称为反改造分子的犯人多种多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越狱逃跑者，而我正是因为从劳教队越狱逃跑，被捕回后以「叛国投敌罪」判刑的重刑犯。狱吏对企图越狱者发出的警告似乎在威胁我，我下意识地对同时听这句豪言壮语的新犯们扫视了一番，发现从西昌黄连关监狱调来的犯群中，正有一位戴眼镜的犯兄在扫视中锁定了我脸上的这副眼镜，在我俩眼光碰撞的一剎那，我分明看见他的唇边闪过了一丝会心的微笑，它释放的善意毋庸置疑，我也用同样的笑容向他作了回应。应该特别说明的是，在人人自危的劳改队里，没有人敢握手、更没有人敢于拥抱，唯独政治犯和政治犯之间才可能泛出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笑，还真像从人性荒漠里流出的一汪滋润心田的清泉。
就这样开始了我和这位姓黄名伦的犯兄之间的交往，其时间持续至今已达四十三年之久。五年前，我在写《格拉古轶事》这本劳改回忆录时，涉及到他的章节曾多次出现，因而我几度征求他的意见，希望能像书中其他角色一样，尽量使用真名实姓，每次他都以「统治者的奸诈和残忍是无法估量的」而婉言拒绝。直到三个月前，从他七十五岁生日的饭局上退席回家前，他才紧握着我的手轻松自如地说：「黄伦这个被你错爱了几十年的名字今天就送给你啦」，看来他已授权我写写他的故事。
我和这位「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密友有太多的近似之处，我俩年龄近似，他只比我大十个月；学历近似，一九四九年时，我俩都是高中学生；虽然我的家庭出身被称为反动官僚，他家被斗成地主，二者似有差异，但在中共戴着的有色眼镜看去，却像一对罪该万死的剥削阶级双胞胎；在兴趣爱好方面，我俩都是虔诚的文学门徒，虽然我爱读翻译作品，他却专攻古典文学特别是诗词歌赋；他会拉小提琴，我爱弹手风琴……
一九六五年，我背负着十八年有期徒刑的冤假错案，从四川西部平原上的万家煤矿调到了大凉山里的雷马屏农场，这座严密封闭在彞族聚居区里的大型劳改农场，正从四川省内星罗棋佈的各式劳改队中调来一批又一批「反改造分子」，在这个远离现代文明的蛮荒之地，任无产阶级专政的铁蹄肆意践踏蹂躏。来到农场的当夜，监管狱吏便对着这批新调来的反改造分子宣称：「在你们没长出翅膀之前，休想穿过四周的原始森林逃离……」
劳改犯中被称为反改造分子的犯人多种多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越狱逃跑者，而我正是因为从劳教队越狱逃跑，被捕回后以「叛国投敌罪」判刑的重刑犯。狱吏对企图越狱者发出的警告似乎在威胁我，我下意识地对同时听这句豪言壮语的新犯们扫视了一番，发现从西昌黄连关监狱调来的犯群中，正有一位戴眼镜的犯兄在扫视中锁定了我脸上的这副眼镜，在我俩眼光碰撞的一剎那，我分明看见他的唇边闪过了一丝会心的微笑，它释放的善意毋庸置疑，我也用同样的笑容向他作了回应。应该特别说明的是，在人人自危的劳改队里，没有人敢握手、更没有人敢于拥抱，唯独政治犯和政治犯之间才可能泛出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笑，还真像从人性荒漠里流出的一汪滋润心田的清泉。
就这样开始了我和这位姓黄名伦的犯兄之间的交往，其时间持续至今已达四十三年之久。五年前，我在写《格拉古轶事》这本劳改回忆录时，涉及到他的章节曾多次出现，因而我几度征求他的意见，希望能像书中其他角色一样，尽量使用真名实姓，每次他都以「统治者的奸诈和残忍是无法估量的」而婉言拒绝。直到三个月前，从他七十五岁生日的饭局上退席回家前，他才紧握着我的手轻松自如地说：「黄伦这个被你错爱了几十年的名字今天就送给你啦」，看来他已授权我写写他的故事。
我和这位「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密友有太多的近似之处，我俩年龄近似，他只比我大十个月；学历近似，一九四九年时，我俩都是高中学生；虽然我的家庭出身被称为反动官僚，他家被斗成地主，二者似有差异，但在中共戴着的有色眼镜看去，却像一对罪该万死的剥削阶级双胞胎；在兴趣爱好方面，我俩都是虔诚的文学门徒，虽然我爱读翻译作品，他却专攻古典文学特别是诗词歌赋；他会拉小提琴，我爱弹手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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