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生态人道主义者必须创造一个经济体
在这个经济体里
经济与人口成长是有所节制的
科技是可控制的
而所得不均是可以避免的
在这个经济体里
经济与人口成长是有所节制的
科技是可控制的
而所得不均是可以避免的
1980年代末，经济学界仍然以所谓的新古典经济为主流，达利与科布两位教授出版《共善》，确实相当引人争议。
在《共善》这本书里，达利与科布两位教授针对当时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架构进行深度讨论，引用怀海德的「具体性错置的谬误」探讨当时主流经济思潮在架构经济理论时所呈现的与真实情境相差甚多的情况。
两位作者从哲学研究、逻辑思维、意识形态、经济历史观到新古典经济学在市场、国民生产毛额计算方法、土地等自然资源的认知等等面向进行分析与批判，并提出为社群而存在之社群经济学的概念，着重在社群、分配的公义和永续性等方面的探讨。借此思考主流经济学对经济活动与人类福祉之间在认知与分析架构上的差距，并且尝试对此提出对治方法。
达利与科布两位教授在这本着作中所提出来的一些观点，与当时主流经济思潮的意识形态相当不同。不过随着一些环境经济学家、生态学家，甚至是生物学家的鼓吹，一些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也慢慢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罗伯特‧梭罗以及肯尼斯‧艾罗就曾分别表达对生态以及经济体系之间复杂关系的重视，并且唿吁应该慎重审视生态系统在经济成长分析架构中所扮演的角色。
透过《共善》，达利与科布两位教授鞭辟入里的分析，在当时的学界造成不小的冲击，如今主流经济学家与生态经济学者以及生态科学家之间的看法虽仍有所不同，但彼此之间的对话已然开始，而近几年生态体系与经济、社会等体系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已引起愈来愈广泛的注意与研究。《共善》这本书对于这种思维上的改变，无非是其中很重要的影响来源。
好的，这是一份关于您提到的那本书的图书简介，严格遵循您的要求，不包含原书内容，详细描述，力求自然流畅，避免任何AI痕迹的痕迹： --- 图书名称：《共善：引导经济走向社群、环境、永续发展的未来》 图书简介 在当代全球经济图景中，一个深刻的悖论愈发显现：物质生产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日益扩大的社会鸿沟、不可逆转的环境退化以及根植于短期逐利思维的系统性脆弱。我们的经济模型，这个曾经被视为进步和效率的灯塔，如今正摇摇欲坠，其底层逻辑似乎无法有效应对人类生存的根本挑战。本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向我们发出了一个迫切的呼声：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繁荣”的定义，并勇敢地构想一个超越传统GDP和无限增长框架的新经济秩序。 这不是一部空洞的理论宣言，而是一份深入的、基于现实观察的路线图。作者以敏锐的洞察力，剖析了当前主流经济范式——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社会公平和生态承载力方面的内在冲突。他/她首先揭示了“外部性”如何被系统性地忽视，即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如何被转嫁给公共领域和后代。从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到供应链的非人道剥削，从化石燃料的持续依赖到生物多样性的锐减，这些看似孤立的危机，实则指向了同一个病灶：对“量”的盲目追求，压倒了对“质”和“均衡”的尊重。 本书的核心论点在于，真正的经济韧性与福祉，绝不能建立在对社群的撕裂和对自然的掠夺之上。作者主张，我们亟需一场范式转换，这场转换的中心议题是“共善”——一种将经济活动的目的从单纯的资本积累，转向促进全人类福祉与生态健康的哲学基础。 为了实现这一愿景，作者带领读者进行了一场横跨多个领域的深度探索。 首先，在社群层面，本书批判了过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和全球化带来的地方经济空心化现象。作者探讨了如何通过重塑地方金融体系、发展合作社经济和社区本位市场，来重建人与人之间互信的经济关系。这包括对“共享经济”中潜在的平台垄断风险的反思，以及如何设计真正以参与者为中心的互助网络，确保经济的果实能够被更公平地分享，而非仅仅流向金字塔的顶端。对于城乡关系的紧张，书中也提出了创新的解决方案，强调城市对地方生产者的支持，以及构建更具弹性的内部供应链。 其次，在环境维度，本书拒绝了“绿色增长”作为万灵药的简单论调。作者指出，在不改变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前提下，技术创新往往只能延缓灾难，而非解决根本问题。真正的可持续性要求我们接受“行星的边界”这一硬性约束。书中详细阐述了循环经济的精髓，超越了简单的回收再利用，而是深入到产品生命周期的每一个环节，提倡“去物质化”的服务模式和“持久性”的设计哲学。更重要的是，作者探讨了如何将生态价值纳入主流的核算体系，使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成为衡量经济绩效的真正指标，而非可有可无的“附加项”。 最后，在永续发展的未来构想中，作者聚焦于制度和治理结构的变革。这不仅涉及对现行税制和补贴政策的深刻改革——例如，对资源消耗和污染行为的有效定价——更关乎权力与决策的下放。书中提出了“稳健经济学”（Doughnut Economics）等前沿概念的实践路径，强调经济活动应在“社会基础”与“生态天花板”之间找到平衡点。这要求我们发展新的衡量工具，如更全面的福祉指数，以及鼓励长期、负责任的投资机制，对抗季度报告驱动的短期主义。 本书的魅力在于，它并未沉溺于对现状的悲观控诉，而是充满建设性的力量。它通过详实的案例研究——从丹麦的能源合作社到拉丁美洲的生态农业实践——向我们展示了，在不同文化和地理背景下，社群、环境与经济融合的可能性。它邀请读者和决策者一同思考：如果我们不以无限增长为终极目标，我们还能创造一个何等丰富、公平且有生命力的世界？ 《共善》是一部面向所有关心地球命运、渴望一个更人性化经济未来的行动者、企业家、政策制定者以及普通公民的指南书。它提醒我们，经济的本质并非冰冷的数字游戏，而是关于我们如何共同生活，以及我们愿意为下一代留下一个怎样的世界。这是一场关于经济哲学的深刻回归，目标明确：让经济重新服务于生命。 ---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赫曼‧达利（Herman E. Daly）
任教于美国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公共政策学院，在此之前为世界银行环境部门的资深经济学家。学术期刊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 Economics）的发起人之一，着作等身。在经济学相关领域，尤其是在生态经济学的贡献，曾经获得瑞典Honorary Right Livelihood Award、Heineken Prize for Environmental，以及挪威 Sciences and the Sophie Prize等殊荣的肯定。
约翰‧柯布（John B. Cobb, Jr.）
现任美国加州克莱蒙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名誉教授，曾于1973年在克莱蒙神学院（Claremont School of Theology）和大卫‧格理芬（David Griffin）创立历程研究中心（Center for Process Studies），横跨宗教、生态、经济、政治等跨领域研究。
译者简介
温秀英
长庚大学工商管理学系副教授。
赫曼‧达利（Herman E. Daly）
任教于美国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公共政策学院，在此之前为世界银行环境部门的资深经济学家。学术期刊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 Economics）的发起人之一，着作等身。在经济学相关领域，尤其是在生态经济学的贡献，曾经获得瑞典Honorary Right Livelihood Award、Heineken Prize for Environmental，以及挪威 Sciences and the Sophie Prize等殊荣的肯定。
约翰‧柯布（John B. Cobb, Jr.）
现任美国加州克莱蒙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名誉教授，曾于1973年在克莱蒙神学院（Claremont School of Theology）和大卫‧格理芬（David Griffin）创立历程研究中心（Center for Process Studies），横跨宗教、生态、经济、政治等跨领域研究。
译者简介
温秀英
长庚大学工商管理学系副教授。
图书目录
中文导读
原谢辞
绪论
第一部分：作为学术学科的经济学
1 经济学及其他学科之具体性错置的谬误
2 具体性的错置：市场
3 具体性的错置：衡量经济上的成功
4 具体性的错置：经济人
5 具体性的错置：土地
第二部分：新的开始
6 从学术学科到服务社群
7 从理财到经纶
8 从个人主义到社群人
9 从世界主义到众多社群的社群
10 从物质和经济租到能量和生物圈
第三部分：美国的社群政策
11 自由贸易与社群
12 人口
13 土地使用
14 农业
15 工业
16 劳动
17 所得政策与税赋
18 从主导世界到国家安全
第四部分：朝向目标
19 可能的步骤
20 宗教性愿景
后记：货币、债务与财富
附录：永续经济福利指标
参考文献
原谢辞
绪论
第一部分：作为学术学科的经济学
1 经济学及其他学科之具体性错置的谬误
2 具体性的错置：市场
3 具体性的错置：衡量经济上的成功
4 具体性的错置：经济人
5 具体性的错置：土地
第二部分：新的开始
6 从学术学科到服务社群
7 从理财到经纶
8 从个人主义到社群人
9 从世界主义到众多社群的社群
10 从物质和经济租到能量和生物圈
第三部分：美国的社群政策
11 自由贸易与社群
12 人口
13 土地使用
14 农业
15 工业
16 劳动
17 所得政策与税赋
18 从主导世界到国家安全
第四部分：朝向目标
19 可能的步骤
20 宗教性愿景
后记：货币、债务与财富
附录：永续经济福利指标
参考文献
图书序言
中文导读
本译注经典为赫曼‧达利（Herman E. Daly）以及约翰‧柯布（Jr. John B. Cobb）所着之《共善：引导经济走向社群、环境、永续发展的未来》（For the Common Good：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 Community, the Environment,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简称为《共善》。该书1989年由Beacon Press出版，本翻译根据之原典为1994年的增订版。
赫曼‧达利教授任教于美国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公共政策学院，在此之前为世界银行（World Bank）环境部门的资深经济学家。他是学术期刊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 Economics）的发起人之一，着作等身，除了发表过上百篇的学术期刊论文，并出版了一些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着书。除了本译注的着作之外，其他如Steady-State Economics（1991），Valuing the Earth（1993），Beyond Growth（1996），Ecological Economics and the Ecology of Economics（2000），以及Ecological Economics：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2003）等都是相当重要的着作。达利教授在经济学相关领域，尤其是在生态经济学的贡献，曾经获得瑞典Honorary Right Livelihood Award、Heineken Prize for Environmental，以及挪威 Sciences and the Sophie Prize等殊荣的肯定。
约翰‧柯布教授为美国加州克莱蒙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的名誉教授，曾于1973年在克莱蒙神学院（Claremont School of Theology）和大卫‧格理芬（David Griffin）创立历程研究中心（Center for Process Studies）。该中心主要倡导以艾尔弗雷德‧怀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和查尔斯‧哈兹霍恩（Charles Hartshorne）之哲学思想为基础的新思维，研究范围横跨宗教、生态、经济、政治等跨领域研究，并出版历程研究（Process Studies）学术期刊。柯布教授在神学与哲学领域贡献卓着，重要的着作包括Process Theology：An Introductory Exposition（1976）、The Earthist Challenge to Economism（1998）、Sustainability：Economics, Ecology, and Justice（2007）等。
在《共善》这本着作中，达利与科布两位教授针对当时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架构进行深度的讨论，引用怀海德的「具体性错置的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来探讨当时主流经济思潮在架构经济理论时所呈现的，与真实情境相差甚多的情况。两位作者从哲学研究、逻辑思维、意识形态、经济历史观，到新古典经济学在市场、国民生产毛额计算方法、土地等自然资源的认知等等面向进行分析与批判，并提出为社群而存在之社群经济学（economics for community）的概念，着重在社群（community）、分配的公义（distributive justice）和永续性（sustainability）等方面的探讨。借此思考主流经济学对经济活动与人类福祉（human welfare）之间在认知与分析架构上的差距，并且尝试对此提出对治方法。
或许在现今我们提出有关诸如「绿色国民所得帐」（green GDP）、生态经济学的概念，亦或是「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对环境议题的讨论时，一般还不至于感到太陌生，但在1980年代末，达利与科布两位教授出版这部《共善》时，当时在经济学界仍然以所谓的新古典经济（neoclassical economics）为主流经济的氛围里，确实是相当引人争议的。事实上，在经济学领域本身对主流经济的理论分析架构进行反省与试图改进的研究并不是没有，例如环境经济学的研究中对诸如非市场价值（non-market value）的探讨就是其一，但是在主流经济思潮的主导之下，非主流研究领域的影响力相对就少很多。
达利与科布两位教授在这本着作中所提出来的一些观点，与当时主流经济思潮的意识形态相当不同。不过随着一些环境经济学家、生态学家，甚至是生物学家的鼓吹，一些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也慢慢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罗伯特‧梭罗（Robert Solow）以及肯尼斯‧艾罗（Kenneth Arrow）就曾分别表达对生态以及经济体系之间复杂关系的重视，并且唿吁应该慎重审视生态系统在经济成长分析架构中所扮演的角色（Crocker and Tschirhart 1992, Solow 1994, Arrow et al. 1995, Turner and Tschirhart 1999）。
透过这本多达五百多页的《共善》，达利与科布两位教授鞭辟入里的分析，在当时的学界造成不小的冲击，如今主流经济学家与生态经济学者以及生态科学家之间的看法虽仍有所不同，但彼此之间的对话已然开始，而近几年生态体系与经济、社会等体系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已引起愈来愈广泛的注意与研究（Hoyt-O’Connor 2007, Tschirhart 2000, Bergh 2007, Courvisanos 2005）。《共善》这本书对于这种思维上的改变，无非是其中很重要的影响来源。
本书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之前的绪论，作者对于自然界呈现的具体真相与当时主流经济理论之间的冲突，有着深入的背景分析。作者并且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光谱上所牵涉的各种主义观点，进行深入对比的介绍，并且提出他们植基于对人类社群关注的论点，来铺陈这整本书的架构。
本书第一部分，主要检视了艾尔弗雷德‧怀海德所称之「具体性错置的谬误」，发生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的情形。经济学最重大的成就在于变成一门「科学」（science），人们习惯称之为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但这个成就是否也造成了一些缺陷，尤其是在温室效应或是酸雨等自然界问题、第三世界贫穷以及饥饿问题、失业、金融危机等等问题迎面而来时，是否意味着应该是重新审视经济理论内容的时候了。
本书第一章讨论了以大学学科的方式组织知识，结果导致学术学科朝向学科分类，以及必须符合这种组织知识的方法所要求的高度抽象化概念的问题之后，两位作者挑选了经济学其中四项基本的观念：市场、衡量经济发展是否成功的方法、经济人（Homo economicus）以及土地，分章进行讨论经济理论在这些方面所犯下的具体情境错置的谬误所在。
标准的经济理论所描绘出来的市场经济，功效卓着，但市场也有市场失灵的时候。本书作者将注意力放在市场的侷限性上，并且表示他们并不反对市场经济，反而是急切地想要釐清这些造成市场失灵的情形，以便能强化利用市场作为在选择有限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而这些市场失灵的原因包括了公共财以及外部性的存在。另外有关市场的限制是在于，最有效的配置并不表示是公平的分配，有效的配置也并不表示等同于生态系统之最适经济规模，并且不表示这规模可以支持永续的生态系统。一般而言，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这件事上做得相当好，但是在处理公共财与外部性问题时却很不一样，因为这两个问题并不是配置问题，而是有关分配与规模的问题。他们指出市场要求有关规模与分配的讯息是为了要解决配置的问题，但有关规模与分配的问题并无法由市场来解决。
他们认为标准经济理论所呈现的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但人之所以为人绝对不是透过市场交换来与其他人产生关系而已，他们提出了社群人（person-in-community）来取代经济人的观点。在衡量所谓成功方面，他们认为当前往往以国民生产毛额（GNP）来衡量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成功与否，并且以GNP来衡量经济福利或是人类福祉，这种作法是值得商榷的。他们因此尝试建构永续经济福利指标（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希望能够借由这个指标的建立，可以比较真实地反映一国经济福祉的真实状况。在有关土地方面的讨论，作者指出在经济学领域有关土地的探讨反而是越来越边缘化，这也突显出经济学在土地这个自然资源上，以及其他自然资源方面的关心是相当不足的。
本书的第二部分，基本上承继了第一部分对经济学中的一些谬误所造成的观念进行分析，并且呈现探讨经济体的另一种途径。就如同两位作者所说的，这些提议的思考途径，主要是反映并深思真实世界的需要，而不是将学术研究发展成符合科学学门的要求。在这个理念之下，作者提出了应该从学术学科转而可以服务社群的可能性，并且应该从理财（chrematistics）的内容，重新贴近经纶（oikonomia）的思考。亚里斯多德曾经对经纶以及理财两者之间做了区分，经纶是我们现在使用之经济学（economics）这个字的来源，所指的是家计单位的管理便于在长期能够增加所有家计单位成员的使用价值。理财则是探讨有关于透过操控财产以及财富，来极大化所有者短期的货币交换价值。本书的作者并且指出，假如将家计单位的范畴扩大包括有关土地、价值分享、自然资源、生物群落、历史等等，则可以对本书所提出的社群经济学（economics for community）有更好的定义与理解。
作者认为不论是市场经济或是经济理论将个人视为是经济人，就是个人主义的表现，而经济学真正关心的应该是整个社群团体的长期福利，因此必须对经济人赋予新的内涵。他们提出了以社群人的概念来取代或赋予经济人新的意涵的方式，来建构经济分析的基础。作者并且认为应该朝向社群的社群，也就是当我们将某一个层级的社群（例如是国家层级的社群），因某些原因（例如需要解决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聚集而成更大的社群，应该以社群的内涵来加以形成，而不是以集权式的方式来加以解决。最后，作者论述了为何要从物质的观点延伸到能源的观点，从生物圈的观点来解读我们所处的处境，而不是从经济租的观点来解读我们的经济世界。经济模型可以虚拟假设自然资源是无穷的，或是可以被其他的生产投入要素来完全取代，但是现实世界呈现的事实是，自然资源不是无限的，而且也无法完全被替代。
本书的第三部分，两位作者以美国为例，分别从贸易、人口、土地利用、农业、工业、劳动、所得政策与赋税、国家安全等，尝试透过本书所倡议的社群概念，提出可能的政策方案。不难想像，这些问题都非常复杂而难以解决，其中涉及观念上的争议在所难免。例如在第十一章有关自由贸易与社群的讨论，两位作者并不赞成当前的自由贸易政策，他们深入剖析了李嘉图的相对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以及绝对优势（absolute advantage）的分析架构，并且指出李嘉图的理论架构存在一些假设前提，其中一项是资金不流通性，因此遵从李嘉图以降的自由贸易论说并不正确。
本书的第四部分，作者提出了一些目前就可以进行的一些改革，并且希望能够引发更深层的影响。在本书提出的其中一个可行方案为，建立永续经济福利指标来更适切的衡量国家真实的经济状况。这在本书的附录部分，以相当长的篇幅说明了如何建立这个指标，而这个指标将自然资源耗损、污染成本等等因素加入计算，有别于传统的GNP计算方式。读者可以根据两位作者对永续经济福利指标的详细解释，与一般熟知的GNP计算方式相互比较，更能够了解是否适合以GNP来衡量人类的福祉，还是需要另外建立更适合衡量人类福祉的方法。
作者在这个版本的《共善》特别加上后记，用相当的篇幅探讨了货币、债务与财富的议题。在近两个世纪，人类的社会逐步发展出所谓的指数文化，这种文化强烈依赖经济指数成长，以至于无法考虑如果不成长或不能成长时所带来的问题。两位作者认为，这种主导西方社会的指数成长文化并无法维持永续的发展。为了能脱离这种文化，而能逐渐形成能够处理无法成长问题的思维，需要更紧密的把货币与实际的财富联结起来。他们承继弗雷德里克‧索迪（Frederick Soddy）有关虚拟财富、债务以及对金融事务的基本看法，指出财富的累积是受实体限制的，但是在人类所创造出来的金融架构中，债务的成长却不受限制而可以无限制成长，因此若是单用货币来理解真实的财富，无可避免就形成了怀海德所说的具体性错置的谬见。
本书作者在绪论中引述了维特‧弗奇斯（Victor Furkiss）在1974年的一段论述，生动而贴切描绘了人类社会的困境：
「现今的社会被四个必须予以打破的环扣锁死了：自顾运行的经济成长、自顾运作的人口成长、自顾运作的科技改变，以及似乎是自行持续的所得不均型态，而此又持续刺激了其他三个领域的成长。生态人道主义者必须创造一个经济体，在这个经济体里经济与人口成长是有所节制的、科技是可控制的，而所得不均是可以避免的」（1974, p.235）。[Daly and Cobb, 1994, p.21]
维特‧弗奇斯上述的言论是在1974年提出的，经过三十几年后的今天，他所提出的问题依旧存在，甚至更为严重而复杂。两位作者希望能够借由一个为了共善而存在的经济体，来寻求解决的可能方法。达利以及柯布两位教授所提出的看法与方法，不一定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读者也不一定赞同他们的观点，但本书却可以提供我们更广更深的反省力量。
绪论
自然界的真相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事实真相的呈现已经胜于文字上的修辞，并对思虑欠週的经济教条进行了批判。不需要辞藻方面的修饰，世界观察协会（World Watch Institute）一系列的《世界现况》（State of the World），以冷静平铺直敍的文字陈述了自然界的事实真相。尤其是其中1987年版，由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以及桑德拉‧波斯特尔（Sandra Postel），发表的一篇名为〈改变的临界点〉（Thresholds of Change）的文章，更突显了一些真相的存在。这些事实真相包括：
1. 地球的臭氧（ozone）保护层破了洞。更多的紫外线辐射照射到地球，因而可能增加人类罹患皮肤癌的机率，阻碍谷物的增长，并削弱人类的免疫系统。来自三十一国的代表，史无前例以理智的回应，同意共同降低造成臭氧层破坏主因的氟氯碳化合物（Chlorofluorocarbons）。
2. 证据显示由二氧化碳引发的温室效应（CO2-induced greenhouse effect），已经造成全球的暖化。在1983年，当时认为五十年内不会有太明显的改变，但现在已经证明，1988年发生于中西部的干旱与暖化之间确实有所关联。
3. 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正在减少中。由于栖息地的减少，尤其是热带雨林的破坏，使得物种灭绝的速度增加而减少了生物的多样性。热带雨林只佔了全球7%的土地，但却供养了全世界一半的物种（Goodland 1987）。
除此之外，酸雨（acid rain）破坏了温带森林，并且导致湖泊的酸性提高到让一些物种无法忍受的程度。因为工业意外，在苏联的车诺比（Chernobyl）、巴西的戈亚尼亚（Goiania）、印度的博帕尔（Bhopal）民众，受到空气污染、地下水受到有毒废弃物污染，以及辐射中毒的残害。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人类的活动规模相较于地球的生物圈（biosphere）而言，成长的太过了。在过去三十六年间（1950-1986），全球人口成长了一倍（从25亿增加到50亿）。相同时期，全球的生产以及对石化燃料（fossil fuel）的消费各约成长了四倍。超过现有规模的进一步成长，所造成的成本上的增加，似乎会高过于所能创造的利益。这似乎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新的世纪，创造贫穷而不是创造富裕的「非经济成长」（uneconomic growth）的世纪。这些真相如今还无法找到适切的修辞，来有效地对一般大众对经济观念的麻木僵化进行批判。与凯因斯所说的相反，如今文字修辞上的宽容或是事实，非但不被认为是有助于真相的揭露，甚至被认为是错误的。道德上的关怀被认为是「非科学的」，事实的陈述则被认为是「危言耸听」。
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尔布鲁诺（Robert Heilbroner）在其1974年的着作《探索人类的未来》（An Inquiry into the Human Prospect）里，提到了人类的经济活动对生物圈所造成之压力的可能影响。他特别提到当经济成长不再可能持续时，我们就必须面临一些政治上可能造成的伤害。在这本书的1980年修订版，他建构了一个直到下一世纪初的缓慢持续成长的经济体模型。而当这个成长终止时，就如同他在1974年版中所提到的，他认为将不可避免需要更集权式的政府来掌控整个经济体走下坡的转换过程。（Heilbroner 1980, p.167）。
我们感谢海尔布鲁诺以极罕见的意愿，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来检视成长性经济体与生态系统所面对的物质上之限制，此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本书所关心的主要议题，但我们相信透过思考、愿景与想像，可以让整个转换过程更为平顺。海尔布鲁诺认为资本主义（capitalism）与社会主义（socialism），两者都是支持成长性的经济体，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的选择，但我们并不这么认为。这本书就是要试图描绘出其他可行的方案。为了构思一个这么不同的经济体，迫使我们两人不仅从经济学的学科，同时也跨越到生物学、历史、哲学、物理以及神学的领域。来自事实真相的批判，部分已经触犯到了现今大学有关知识如何组织（例如知识如何产生、包裹以及交换等）的基本原则。
晦暗不明的经济成效
如今来自自然界的真相以及与传统标准的经济理论之间的冲突，都有相当为人所熟知的过往历史。过去两个世纪，经济的发展已经改变了地球的面貌，尤其是人类的生活型态。而这主要是受到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的影响。工业的发展大幅提高了劳动生产力，纵使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大幅增加，但每人可以获取之商品与服务增加的幅度更大。北大西洋国家与日本大多数民众的生活，从仅可煳口提增到富裕的水准，而新加坡、香港、台湾与南韩则共享这波经济繁荣。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的成就。
在此同时，有关经济的研究也趋于成熟，并迈向一种科学的形态发展。在社会研究领域中，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家所标示的科学有时被视为是同类的，经济学与物理学以及生物学一样设置了诺贝尔奖。其他人类社会学科的学生，往往既忌妒又尽力仿傚经济学家，就如同一些经济学者仿傚物理学家一样。
公共政策受到经济学者的观点与提议之影响既广且深，没有这些帮忙，经济的发展无法成长到如我们所见的。经济学家深信，假如政治人物与政府部门能够更注意他们的讨论与建议，则政府的目标可以更有效率的加以实现。他们一再地指出，忽视市场原则的作法将导致资源的无谓浪费。即使是东欧国家的经济学家也提议应该更仰赖市场的机制，所持的理由与西欧国家的看法相当类似。
不过工业化对于人类的经济生活也造成了莫大的影响，这种改变到底会对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早已引起心理学家的关注。凯伦‧霍尼（Karen Horney）在1937年提到了因工业化、高度竞争以及物质化的社会，对美国人所造成的压力。她指出三种基本价值的冲突已然浮现：「攻击性格的突显使得基督教义倡导的兄弟情谊无法与之相互并存；对于物质的强烈欲望导致欲望无法满足；对不受拘束之自由的强烈欲求，与我们所必须面对的一些限制与责任无法互容。」（Henderson 1978, p.25）。华特‧威斯考夫（Walter Weisskopf 1971）也进行一项有关经济发展如何对人类的存在与精神方面产生影响的研究，他观察到这种发展已经对价值的客观判断造成负面的影响，并且鼓励了道德相对论（moral relativism）的看法。除此之外，经济的发展强调在牺牲别人的情况下求生存，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越来越严重。
其他的批评者也指出了因经济发展对社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卡尔‧博兰尼（Karl Polanyi），一位伟大的经济历史学家，就以生动的文字，「撒旦的磨坊」（Satanic Mill），来形容伴随市场兴起的社会发展。1944年博兰尼在他的作品中，开宗明义写道：「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主要在生产工具上造成几乎是奇蹟式的跃进，但也伴随着一般民众生活上激烈的错置。」（Polanyi [1944] 1957, p.33）。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对此现象也有同样的困扰。他观察到经济思想成为功利主义哲理（utilitarian philosophy）的一部分，主导着十九世纪：「十九世纪发展出来的这套思维系统，着重的是个人的自我本位（egoism），忽略了所有其他的规范原则……不论是因还是果，事实上这个理论真切地描绘了十九世纪激情而世俗化的，缺乏社会责任的精神。在困惑当中，经济上的成功又加重了这种在社会与政治上的情势，而这似乎是一世纪以来的经济自由主义（economic liberalism）必然造成的结果」（Schumpeter 1975）。
最近生态学家（ecologist）以及受生态学家所影响的一些人士，将这种经济体制视为是恶棍一个。他们认为经济的成长代表的是，从自然环境而来的原物料投入以指数的方式增加，并将产出废弃于环境之中。他们认为经济学家在资源消耗与污染等方面的关注太少，认为经济学家不但忽略了投入因素的来源以及产出的后续处置，而且还鼓励最大化投入与生产的作法，然而实际上只要生产量能够支持人类的基本需求就可在这个星球上生存。
大部分的经济学家忽略了这些批评，他们相信大多数的民众感兴趣的是产品的提供，多过于对心理上或是环境上可能的损失，并且认为那些主张工业化会造成这些苦痛的说法是过于言重了。他们指出工业化国家的财富成长快速，尽管贫富仍然不均，不过创造出来的财富为大多数人所享有。他们并且相信那些担心未来环境变迁问题的人，同时也低估了一个繁荣经济体可以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资本与创造力可以带来科技上的突破，当环境成为关注的议题时，将可引领发明天才等人士来解决这些新的挑战。
朝向经济学领域的典范移转
当一个学科如此成功又同时如此受到批判，或许可以说这个学科的假设与方法可能适用于某些领域而不适用于其他某些情况。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一些假设与「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观念有关，也就是如何来了解人类的本质。经济理论建基在认为个人的习性是倾向于极大化自己的利益，这个倾向并且在市场交易以及其他生活领域里清楚显现。经济学家特别指出人类会理性地追求私人利益，而这隐涉了其他行为模式是不理性的，例如利他（other-regarding）行为或是提供公共财（public good）的一些行为等。
有关理性行为的这种假设，几乎不包括所有的利他行为，虽然与西方神学在理解人类本质的看法上有所冲突，不过我们却可在西方神学的看法中找到宗源。神学家曾经认为利他行为是一个伦理上的完美理想，尤其是在圣奥古斯汀（St. Augustine）之后，许多人观察到利己（self-regarding）行为已经成为「堕落」（fallen）情况的主导者。十六至十七世纪天主教会改革运动的宗教改革者以及追随者，更强调了这种所谓堕落的情形，并且鼓励一般对新教徒（Protestant）文化声称对利他行动真诚性的质疑。在这种文化背景氛围之下，慈善家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反对基督教义中有关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看法，一点都不令人讶异（Polanyi [1944] 1957, p.128）。追随圣汤玛士（St. Thomas）的天主教神学则更相信应从社会关怀与社区营造的面向来看人类的行为。
喀尔文派教义（Calvinism）对于人类的善与教会以及国家的世俗权威（earthly authority）有所关连的看法，抱持质疑的态度。他们认为与上帝的关系应该是直接且具决定性的，认为个人在世俗生活以及宗教事务上皆具有自主性，并且认为政府在干预上应有所节制。在罗马天主教文化中，对社群的强调则与教会以及社会的统治阶级制度息息相关。
现代经济理论的根源与发展主要来自喀尔文派，两者皆强调个人的自由，并反对来自世俗权威的干预。他们认为自利（self-interest）的动力，除了在少数的领域之外，几乎主导了一切。经济理论与喀尔文派在这方面唯一不同的看法是，前者认为这是理性的行为，后者则认为是有罪的。
喀尔文派虽然认为不应该太轻易相信利他行为的真实性，不过喀尔文派仍鼓励做为真正的基督信徒应该有利他的行为。天主教义（Catholicism）鼓励利他行为是人类的基本道德（natural virtue）。当基督教的信仰为主流势力时，虽然并不阻止自利的行为，不过却要求需要公开检视寻求自我利益的行为。然而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检视自利行为是不必要的，而且可能有害。自利行为是理性的行为，换言之，它会对大多数的人有利。政府的反对或对这些行为的检验，所造成的弊会多于利。当这个看法取代了传统基督教信仰的观点，当市场原则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时，在心理层面、社会层面以及生态方面所造成的诸多问题，使得对经济学家的批评也越趋尖锐。
经济学对于将个人从阶级制度威权中解放，以及提供更多的商品与服务方面，贡献良多。这个成就是如此之重要，使得很多人认为因之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次要的，是为了达到这个重要成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或许是适当的态度与立场。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所谓正面的成就，已经越来越无法得到充分的证明与支持，所造成的负面后果也越来越大。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该是改变的时候了，而这个改变可能牵涉到透过典范（paradigm）移转的方式进行。汤玛士‧孔恩（Thomas Kuhn）在其着作中提到物理学有关典范移转的重要性，孔恩的说法同样也可做为思考社会科学领域中有关典范移转的可能性。
夏罗默‧迈特尔（Shlomo Maital 1982）曾经针对五十所主要大学的经济系教授进行问卷投票。其中一个问题问到：「是否意识到经济学已失其所依？」结果三分之二的问答者回答是肯定的（p.17）。迈特尔相信这个学科正面临危机，「与传统经济学看法相左的证据已越来越明显。」「当不一致的证据浮现并批判了原来深信的观点，这些学科信奉者将再次把事情导正」（p.262）。对迈特尔而言，这些改变正显示出典范移转正在发生。
莱斯特‧梭罗（Lester Thurow 1983）在《危险年代》（Dangerous Currents）提出了类似的结论看法：「经济学往往需要在简化的假设之下进行推论，但关键在于在对的时间使用对的假设，而这些判断来自于研究真实世界的实证分析，这些实证分析包括来自历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与政治学家的分析，而不是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p.237）。在该书的其他部分，他提及「心里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都有其本身的理论，可能导引出与经济人相当不同的观念想法。社会化型态、文化与伦理历史、政治制度以及老派的作风等，在在都影响着我们的看法」（p.226）。梭罗在话语之间点出了新典范的一个方向：「社会并不只是一些个人自愿参与交易之统计上的加总，而是涉及到更精致与复杂的过程。若只是分析个人自身的行为，并不能真正了解团体或社群的行为。一个社会大过于其部分的加总，这是无庸置疑的」（pp.222-223）。他根据史蒂芬‧马格林（Stephen Marglin）的说法，区别了「私自-个人偏好」（private-personal preference）与「个人-社会」（individual-social）的不同，并责怪经济学家只处理前者的情形。
人类是很复杂的族群，可以从很多的面向来加以研究。每一观点主要是从具体的现实性撷取而出，并且专注在人类行为的某些特定面向。宗教人（Homo religiosus）将人类视为是具宗教性格的，政治人（Homo politicus）将人类视为是具政治性格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则将人类视为是经济性的族群。我们这本书主要把重点放在「经济人」的面向来加以讨论，但也不会忘记同样可以从其他面向，如宗教以及政治的角度来加以观察。我们企图依据梭罗的观念，避免只透过「私自-个人偏好」的说法来解释经济人。我们提出经济人是社群人（person-in-community）的看法，而不是把经济人视成是纯粹的个人而已，这会更符合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以及经济学家察觉的一些事实。我们并不否认社群中的个人在市场中的行为，与现有经济理论对经济人的看法是类似的，只是在对经济生活的目标之基本讨论中应该不单只从这个面向来下结论。博兰尼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不是社会关系中的部分，而是社会关系被嵌进了经济体系之中」（[1944] 1957, p.57），也因为这种反向的关系，有关社群经济之说法并不太容易被接受。
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的模型完全符合迈特尔对新典范的要求，他曾写道：「没有任何科学会丢弃它曾受考验且正确的原理，即使这些原理变得令人质疑且不正确，除非一个新的且更具说服力的原理出现」（1982, p.262）。我们并没有提供新的原理原则，如我们会在第2章所建议的，将经济视为是从原理原则中简化而得的系统，反而是问题的部分。但我们相信经济学可以从社群中的个人之观点来重新实现它的理论，如此做仍旧能够涵括之前从个人之观点所得到的洞见。在此不需要「丢弃」它的原理原则，许多的原理仍旧有效，只是需要更能认知到其侷限之所在。这些改变涉及到一些修正与扩展，更倾向于实证与历史观的态度，少一些「科学」的矫饰，并且愿意将市场视为是附属的，而不是决定一切的一切。这是我们想要呈现的部分想法。
本译注经典为赫曼‧达利（Herman E. Daly）以及约翰‧柯布（Jr. John B. Cobb）所着之《共善：引导经济走向社群、环境、永续发展的未来》（For the Common Good：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 Community, the Environment,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简称为《共善》。该书1989年由Beacon Press出版，本翻译根据之原典为1994年的增订版。
赫曼‧达利教授任教于美国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公共政策学院，在此之前为世界银行（World Bank）环境部门的资深经济学家。他是学术期刊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 Economics）的发起人之一，着作等身，除了发表过上百篇的学术期刊论文，并出版了一些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着书。除了本译注的着作之外，其他如Steady-State Economics（1991），Valuing the Earth（1993），Beyond Growth（1996），Ecological Economics and the Ecology of Economics（2000），以及Ecological Economics：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2003）等都是相当重要的着作。达利教授在经济学相关领域，尤其是在生态经济学的贡献，曾经获得瑞典Honorary Right Livelihood Award、Heineken Prize for Environmental，以及挪威 Sciences and the Sophie Prize等殊荣的肯定。
约翰‧柯布教授为美国加州克莱蒙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的名誉教授，曾于1973年在克莱蒙神学院（Claremont School of Theology）和大卫‧格理芬（David Griffin）创立历程研究中心（Center for Process Studies）。该中心主要倡导以艾尔弗雷德‧怀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和查尔斯‧哈兹霍恩（Charles Hartshorne）之哲学思想为基础的新思维，研究范围横跨宗教、生态、经济、政治等跨领域研究，并出版历程研究（Process Studies）学术期刊。柯布教授在神学与哲学领域贡献卓着，重要的着作包括Process Theology：An Introductory Exposition（1976）、The Earthist Challenge to Economism（1998）、Sustainability：Economics, Ecology, and Justice（2007）等。
在《共善》这本着作中，达利与科布两位教授针对当时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架构进行深度的讨论，引用怀海德的「具体性错置的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来探讨当时主流经济思潮在架构经济理论时所呈现的，与真实情境相差甚多的情况。两位作者从哲学研究、逻辑思维、意识形态、经济历史观，到新古典经济学在市场、国民生产毛额计算方法、土地等自然资源的认知等等面向进行分析与批判，并提出为社群而存在之社群经济学（economics for community）的概念，着重在社群（community）、分配的公义（distributive justice）和永续性（sustainability）等方面的探讨。借此思考主流经济学对经济活动与人类福祉（human welfare）之间在认知与分析架构上的差距，并且尝试对此提出对治方法。
或许在现今我们提出有关诸如「绿色国民所得帐」（green GDP）、生态经济学的概念，亦或是「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对环境议题的讨论时，一般还不至于感到太陌生，但在1980年代末，达利与科布两位教授出版这部《共善》时，当时在经济学界仍然以所谓的新古典经济（neoclassical economics）为主流经济的氛围里，确实是相当引人争议的。事实上，在经济学领域本身对主流经济的理论分析架构进行反省与试图改进的研究并不是没有，例如环境经济学的研究中对诸如非市场价值（non-market value）的探讨就是其一，但是在主流经济思潮的主导之下，非主流研究领域的影响力相对就少很多。
达利与科布两位教授在这本着作中所提出来的一些观点，与当时主流经济思潮的意识形态相当不同。不过随着一些环境经济学家、生态学家，甚至是生物学家的鼓吹，一些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也慢慢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罗伯特‧梭罗（Robert Solow）以及肯尼斯‧艾罗（Kenneth Arrow）就曾分别表达对生态以及经济体系之间复杂关系的重视，并且唿吁应该慎重审视生态系统在经济成长分析架构中所扮演的角色（Crocker and Tschirhart 1992, Solow 1994, Arrow et al. 1995, Turner and Tschirhart 1999）。
透过这本多达五百多页的《共善》，达利与科布两位教授鞭辟入里的分析，在当时的学界造成不小的冲击，如今主流经济学家与生态经济学者以及生态科学家之间的看法虽仍有所不同，但彼此之间的对话已然开始，而近几年生态体系与经济、社会等体系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已引起愈来愈广泛的注意与研究（Hoyt-O’Connor 2007, Tschirhart 2000, Bergh 2007, Courvisanos 2005）。《共善》这本书对于这种思维上的改变，无非是其中很重要的影响来源。
本书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之前的绪论，作者对于自然界呈现的具体真相与当时主流经济理论之间的冲突，有着深入的背景分析。作者并且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光谱上所牵涉的各种主义观点，进行深入对比的介绍，并且提出他们植基于对人类社群关注的论点，来铺陈这整本书的架构。
本书第一部分，主要检视了艾尔弗雷德‧怀海德所称之「具体性错置的谬误」，发生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的情形。经济学最重大的成就在于变成一门「科学」（science），人们习惯称之为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但这个成就是否也造成了一些缺陷，尤其是在温室效应或是酸雨等自然界问题、第三世界贫穷以及饥饿问题、失业、金融危机等等问题迎面而来时，是否意味着应该是重新审视经济理论内容的时候了。
本书第一章讨论了以大学学科的方式组织知识，结果导致学术学科朝向学科分类，以及必须符合这种组织知识的方法所要求的高度抽象化概念的问题之后，两位作者挑选了经济学其中四项基本的观念：市场、衡量经济发展是否成功的方法、经济人（Homo economicus）以及土地，分章进行讨论经济理论在这些方面所犯下的具体情境错置的谬误所在。
标准的经济理论所描绘出来的市场经济，功效卓着，但市场也有市场失灵的时候。本书作者将注意力放在市场的侷限性上，并且表示他们并不反对市场经济，反而是急切地想要釐清这些造成市场失灵的情形，以便能强化利用市场作为在选择有限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而这些市场失灵的原因包括了公共财以及外部性的存在。另外有关市场的限制是在于，最有效的配置并不表示是公平的分配，有效的配置也并不表示等同于生态系统之最适经济规模，并且不表示这规模可以支持永续的生态系统。一般而言，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这件事上做得相当好，但是在处理公共财与外部性问题时却很不一样，因为这两个问题并不是配置问题，而是有关分配与规模的问题。他们指出市场要求有关规模与分配的讯息是为了要解决配置的问题，但有关规模与分配的问题并无法由市场来解决。
他们认为标准经济理论所呈现的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但人之所以为人绝对不是透过市场交换来与其他人产生关系而已，他们提出了社群人（person-in-community）来取代经济人的观点。在衡量所谓成功方面，他们认为当前往往以国民生产毛额（GNP）来衡量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成功与否，并且以GNP来衡量经济福利或是人类福祉，这种作法是值得商榷的。他们因此尝试建构永续经济福利指标（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希望能够借由这个指标的建立，可以比较真实地反映一国经济福祉的真实状况。在有关土地方面的讨论，作者指出在经济学领域有关土地的探讨反而是越来越边缘化，这也突显出经济学在土地这个自然资源上，以及其他自然资源方面的关心是相当不足的。
本书的第二部分，基本上承继了第一部分对经济学中的一些谬误所造成的观念进行分析，并且呈现探讨经济体的另一种途径。就如同两位作者所说的，这些提议的思考途径，主要是反映并深思真实世界的需要，而不是将学术研究发展成符合科学学门的要求。在这个理念之下，作者提出了应该从学术学科转而可以服务社群的可能性，并且应该从理财（chrematistics）的内容，重新贴近经纶（oikonomia）的思考。亚里斯多德曾经对经纶以及理财两者之间做了区分，经纶是我们现在使用之经济学（economics）这个字的来源，所指的是家计单位的管理便于在长期能够增加所有家计单位成员的使用价值。理财则是探讨有关于透过操控财产以及财富，来极大化所有者短期的货币交换价值。本书的作者并且指出，假如将家计单位的范畴扩大包括有关土地、价值分享、自然资源、生物群落、历史等等，则可以对本书所提出的社群经济学（economics for community）有更好的定义与理解。
作者认为不论是市场经济或是经济理论将个人视为是经济人，就是个人主义的表现，而经济学真正关心的应该是整个社群团体的长期福利，因此必须对经济人赋予新的内涵。他们提出了以社群人的概念来取代或赋予经济人新的意涵的方式，来建构经济分析的基础。作者并且认为应该朝向社群的社群，也就是当我们将某一个层级的社群（例如是国家层级的社群），因某些原因（例如需要解决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聚集而成更大的社群，应该以社群的内涵来加以形成，而不是以集权式的方式来加以解决。最后，作者论述了为何要从物质的观点延伸到能源的观点，从生物圈的观点来解读我们所处的处境，而不是从经济租的观点来解读我们的经济世界。经济模型可以虚拟假设自然资源是无穷的，或是可以被其他的生产投入要素来完全取代，但是现实世界呈现的事实是，自然资源不是无限的，而且也无法完全被替代。
本书的第三部分，两位作者以美国为例，分别从贸易、人口、土地利用、农业、工业、劳动、所得政策与赋税、国家安全等，尝试透过本书所倡议的社群概念，提出可能的政策方案。不难想像，这些问题都非常复杂而难以解决，其中涉及观念上的争议在所难免。例如在第十一章有关自由贸易与社群的讨论，两位作者并不赞成当前的自由贸易政策，他们深入剖析了李嘉图的相对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以及绝对优势（absolute advantage）的分析架构，并且指出李嘉图的理论架构存在一些假设前提，其中一项是资金不流通性，因此遵从李嘉图以降的自由贸易论说并不正确。
本书的第四部分，作者提出了一些目前就可以进行的一些改革，并且希望能够引发更深层的影响。在本书提出的其中一个可行方案为，建立永续经济福利指标来更适切的衡量国家真实的经济状况。这在本书的附录部分，以相当长的篇幅说明了如何建立这个指标，而这个指标将自然资源耗损、污染成本等等因素加入计算，有别于传统的GNP计算方式。读者可以根据两位作者对永续经济福利指标的详细解释，与一般熟知的GNP计算方式相互比较，更能够了解是否适合以GNP来衡量人类的福祉，还是需要另外建立更适合衡量人类福祉的方法。
作者在这个版本的《共善》特别加上后记，用相当的篇幅探讨了货币、债务与财富的议题。在近两个世纪，人类的社会逐步发展出所谓的指数文化，这种文化强烈依赖经济指数成长，以至于无法考虑如果不成长或不能成长时所带来的问题。两位作者认为，这种主导西方社会的指数成长文化并无法维持永续的发展。为了能脱离这种文化，而能逐渐形成能够处理无法成长问题的思维，需要更紧密的把货币与实际的财富联结起来。他们承继弗雷德里克‧索迪（Frederick Soddy）有关虚拟财富、债务以及对金融事务的基本看法，指出财富的累积是受实体限制的，但是在人类所创造出来的金融架构中，债务的成长却不受限制而可以无限制成长，因此若是单用货币来理解真实的财富，无可避免就形成了怀海德所说的具体性错置的谬见。
本书作者在绪论中引述了维特‧弗奇斯（Victor Furkiss）在1974年的一段论述，生动而贴切描绘了人类社会的困境：
「现今的社会被四个必须予以打破的环扣锁死了：自顾运行的经济成长、自顾运作的人口成长、自顾运作的科技改变，以及似乎是自行持续的所得不均型态，而此又持续刺激了其他三个领域的成长。生态人道主义者必须创造一个经济体，在这个经济体里经济与人口成长是有所节制的、科技是可控制的，而所得不均是可以避免的」（1974, p.235）。[Daly and Cobb, 1994, p.21]
维特‧弗奇斯上述的言论是在1974年提出的，经过三十几年后的今天，他所提出的问题依旧存在，甚至更为严重而复杂。两位作者希望能够借由一个为了共善而存在的经济体，来寻求解决的可能方法。达利以及柯布两位教授所提出的看法与方法，不一定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读者也不一定赞同他们的观点，但本书却可以提供我们更广更深的反省力量。
绪论
自然界的真相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事实真相的呈现已经胜于文字上的修辞，并对思虑欠週的经济教条进行了批判。不需要辞藻方面的修饰，世界观察协会（World Watch Institute）一系列的《世界现况》（State of the World），以冷静平铺直敍的文字陈述了自然界的事实真相。尤其是其中1987年版，由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以及桑德拉‧波斯特尔（Sandra Postel），发表的一篇名为〈改变的临界点〉（Thresholds of Change）的文章，更突显了一些真相的存在。这些事实真相包括：
1. 地球的臭氧（ozone）保护层破了洞。更多的紫外线辐射照射到地球，因而可能增加人类罹患皮肤癌的机率，阻碍谷物的增长，并削弱人类的免疫系统。来自三十一国的代表，史无前例以理智的回应，同意共同降低造成臭氧层破坏主因的氟氯碳化合物（Chlorofluorocarbons）。
2. 证据显示由二氧化碳引发的温室效应（CO2-induced greenhouse effect），已经造成全球的暖化。在1983年，当时认为五十年内不会有太明显的改变，但现在已经证明，1988年发生于中西部的干旱与暖化之间确实有所关联。
3. 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正在减少中。由于栖息地的减少，尤其是热带雨林的破坏，使得物种灭绝的速度增加而减少了生物的多样性。热带雨林只佔了全球7%的土地，但却供养了全世界一半的物种（Goodland 1987）。
除此之外，酸雨（acid rain）破坏了温带森林，并且导致湖泊的酸性提高到让一些物种无法忍受的程度。因为工业意外，在苏联的车诺比（Chernobyl）、巴西的戈亚尼亚（Goiania）、印度的博帕尔（Bhopal）民众，受到空气污染、地下水受到有毒废弃物污染，以及辐射中毒的残害。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人类的活动规模相较于地球的生物圈（biosphere）而言，成长的太过了。在过去三十六年间（1950-1986），全球人口成长了一倍（从25亿增加到50亿）。相同时期，全球的生产以及对石化燃料（fossil fuel）的消费各约成长了四倍。超过现有规模的进一步成长，所造成的成本上的增加，似乎会高过于所能创造的利益。这似乎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新的世纪，创造贫穷而不是创造富裕的「非经济成长」（uneconomic growth）的世纪。这些真相如今还无法找到适切的修辞，来有效地对一般大众对经济观念的麻木僵化进行批判。与凯因斯所说的相反，如今文字修辞上的宽容或是事实，非但不被认为是有助于真相的揭露，甚至被认为是错误的。道德上的关怀被认为是「非科学的」，事实的陈述则被认为是「危言耸听」。
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尔布鲁诺（Robert Heilbroner）在其1974年的着作《探索人类的未来》（An Inquiry into the Human Prospect）里，提到了人类的经济活动对生物圈所造成之压力的可能影响。他特别提到当经济成长不再可能持续时，我们就必须面临一些政治上可能造成的伤害。在这本书的1980年修订版，他建构了一个直到下一世纪初的缓慢持续成长的经济体模型。而当这个成长终止时，就如同他在1974年版中所提到的，他认为将不可避免需要更集权式的政府来掌控整个经济体走下坡的转换过程。（Heilbroner 1980, p.167）。
我们感谢海尔布鲁诺以极罕见的意愿，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来检视成长性经济体与生态系统所面对的物质上之限制，此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本书所关心的主要议题，但我们相信透过思考、愿景与想像，可以让整个转换过程更为平顺。海尔布鲁诺认为资本主义（capitalism）与社会主义（socialism），两者都是支持成长性的经济体，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的选择，但我们并不这么认为。这本书就是要试图描绘出其他可行的方案。为了构思一个这么不同的经济体，迫使我们两人不仅从经济学的学科，同时也跨越到生物学、历史、哲学、物理以及神学的领域。来自事实真相的批判，部分已经触犯到了现今大学有关知识如何组织（例如知识如何产生、包裹以及交换等）的基本原则。
晦暗不明的经济成效
如今来自自然界的真相以及与传统标准的经济理论之间的冲突，都有相当为人所熟知的过往历史。过去两个世纪，经济的发展已经改变了地球的面貌，尤其是人类的生活型态。而这主要是受到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的影响。工业的发展大幅提高了劳动生产力，纵使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大幅增加，但每人可以获取之商品与服务增加的幅度更大。北大西洋国家与日本大多数民众的生活，从仅可煳口提增到富裕的水准，而新加坡、香港、台湾与南韩则共享这波经济繁荣。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的成就。
在此同时，有关经济的研究也趋于成熟，并迈向一种科学的形态发展。在社会研究领域中，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家所标示的科学有时被视为是同类的，经济学与物理学以及生物学一样设置了诺贝尔奖。其他人类社会学科的学生，往往既忌妒又尽力仿傚经济学家，就如同一些经济学者仿傚物理学家一样。
公共政策受到经济学者的观点与提议之影响既广且深，没有这些帮忙，经济的发展无法成长到如我们所见的。经济学家深信，假如政治人物与政府部门能够更注意他们的讨论与建议，则政府的目标可以更有效率的加以实现。他们一再地指出，忽视市场原则的作法将导致资源的无谓浪费。即使是东欧国家的经济学家也提议应该更仰赖市场的机制，所持的理由与西欧国家的看法相当类似。
不过工业化对于人类的经济生活也造成了莫大的影响，这种改变到底会对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早已引起心理学家的关注。凯伦‧霍尼（Karen Horney）在1937年提到了因工业化、高度竞争以及物质化的社会，对美国人所造成的压力。她指出三种基本价值的冲突已然浮现：「攻击性格的突显使得基督教义倡导的兄弟情谊无法与之相互并存；对于物质的强烈欲望导致欲望无法满足；对不受拘束之自由的强烈欲求，与我们所必须面对的一些限制与责任无法互容。」（Henderson 1978, p.25）。华特‧威斯考夫（Walter Weisskopf 1971）也进行一项有关经济发展如何对人类的存在与精神方面产生影响的研究，他观察到这种发展已经对价值的客观判断造成负面的影响，并且鼓励了道德相对论（moral relativism）的看法。除此之外，经济的发展强调在牺牲别人的情况下求生存，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越来越严重。
其他的批评者也指出了因经济发展对社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卡尔‧博兰尼（Karl Polanyi），一位伟大的经济历史学家，就以生动的文字，「撒旦的磨坊」（Satanic Mill），来形容伴随市场兴起的社会发展。1944年博兰尼在他的作品中，开宗明义写道：「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主要在生产工具上造成几乎是奇蹟式的跃进，但也伴随着一般民众生活上激烈的错置。」（Polanyi [1944] 1957, p.33）。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对此现象也有同样的困扰。他观察到经济思想成为功利主义哲理（utilitarian philosophy）的一部分，主导着十九世纪：「十九世纪发展出来的这套思维系统，着重的是个人的自我本位（egoism），忽略了所有其他的规范原则……不论是因还是果，事实上这个理论真切地描绘了十九世纪激情而世俗化的，缺乏社会责任的精神。在困惑当中，经济上的成功又加重了这种在社会与政治上的情势，而这似乎是一世纪以来的经济自由主义（economic liberalism）必然造成的结果」（Schumpeter 1975）。
最近生态学家（ecologist）以及受生态学家所影响的一些人士，将这种经济体制视为是恶棍一个。他们认为经济的成长代表的是，从自然环境而来的原物料投入以指数的方式增加，并将产出废弃于环境之中。他们认为经济学家在资源消耗与污染等方面的关注太少，认为经济学家不但忽略了投入因素的来源以及产出的后续处置，而且还鼓励最大化投入与生产的作法，然而实际上只要生产量能够支持人类的基本需求就可在这个星球上生存。
大部分的经济学家忽略了这些批评，他们相信大多数的民众感兴趣的是产品的提供，多过于对心理上或是环境上可能的损失，并且认为那些主张工业化会造成这些苦痛的说法是过于言重了。他们指出工业化国家的财富成长快速，尽管贫富仍然不均，不过创造出来的财富为大多数人所享有。他们并且相信那些担心未来环境变迁问题的人，同时也低估了一个繁荣经济体可以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资本与创造力可以带来科技上的突破，当环境成为关注的议题时，将可引领发明天才等人士来解决这些新的挑战。
朝向经济学领域的典范移转
当一个学科如此成功又同时如此受到批判，或许可以说这个学科的假设与方法可能适用于某些领域而不适用于其他某些情况。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一些假设与「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观念有关，也就是如何来了解人类的本质。经济理论建基在认为个人的习性是倾向于极大化自己的利益，这个倾向并且在市场交易以及其他生活领域里清楚显现。经济学家特别指出人类会理性地追求私人利益，而这隐涉了其他行为模式是不理性的，例如利他（other-regarding）行为或是提供公共财（public good）的一些行为等。
有关理性行为的这种假设，几乎不包括所有的利他行为，虽然与西方神学在理解人类本质的看法上有所冲突，不过我们却可在西方神学的看法中找到宗源。神学家曾经认为利他行为是一个伦理上的完美理想，尤其是在圣奥古斯汀（St. Augustine）之后，许多人观察到利己（self-regarding）行为已经成为「堕落」（fallen）情况的主导者。十六至十七世纪天主教会改革运动的宗教改革者以及追随者，更强调了这种所谓堕落的情形，并且鼓励一般对新教徒（Protestant）文化声称对利他行动真诚性的质疑。在这种文化背景氛围之下，慈善家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反对基督教义中有关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看法，一点都不令人讶异（Polanyi [1944] 1957, p.128）。追随圣汤玛士（St. Thomas）的天主教神学则更相信应从社会关怀与社区营造的面向来看人类的行为。
喀尔文派教义（Calvinism）对于人类的善与教会以及国家的世俗权威（earthly authority）有所关连的看法，抱持质疑的态度。他们认为与上帝的关系应该是直接且具决定性的，认为个人在世俗生活以及宗教事务上皆具有自主性，并且认为政府在干预上应有所节制。在罗马天主教文化中，对社群的强调则与教会以及社会的统治阶级制度息息相关。
现代经济理论的根源与发展主要来自喀尔文派，两者皆强调个人的自由，并反对来自世俗权威的干预。他们认为自利（self-interest）的动力，除了在少数的领域之外，几乎主导了一切。经济理论与喀尔文派在这方面唯一不同的看法是，前者认为这是理性的行为，后者则认为是有罪的。
喀尔文派虽然认为不应该太轻易相信利他行为的真实性，不过喀尔文派仍鼓励做为真正的基督信徒应该有利他的行为。天主教义（Catholicism）鼓励利他行为是人类的基本道德（natural virtue）。当基督教的信仰为主流势力时，虽然并不阻止自利的行为，不过却要求需要公开检视寻求自我利益的行为。然而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检视自利行为是不必要的，而且可能有害。自利行为是理性的行为，换言之，它会对大多数的人有利。政府的反对或对这些行为的检验，所造成的弊会多于利。当这个看法取代了传统基督教信仰的观点，当市场原则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时，在心理层面、社会层面以及生态方面所造成的诸多问题，使得对经济学家的批评也越趋尖锐。
经济学对于将个人从阶级制度威权中解放，以及提供更多的商品与服务方面，贡献良多。这个成就是如此之重要，使得很多人认为因之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次要的，是为了达到这个重要成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或许是适当的态度与立场。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所谓正面的成就，已经越来越无法得到充分的证明与支持，所造成的负面后果也越来越大。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该是改变的时候了，而这个改变可能牵涉到透过典范（paradigm）移转的方式进行。汤玛士‧孔恩（Thomas Kuhn）在其着作中提到物理学有关典范移转的重要性，孔恩的说法同样也可做为思考社会科学领域中有关典范移转的可能性。
夏罗默‧迈特尔（Shlomo Maital 1982）曾经针对五十所主要大学的经济系教授进行问卷投票。其中一个问题问到：「是否意识到经济学已失其所依？」结果三分之二的问答者回答是肯定的（p.17）。迈特尔相信这个学科正面临危机，「与传统经济学看法相左的证据已越来越明显。」「当不一致的证据浮现并批判了原来深信的观点，这些学科信奉者将再次把事情导正」（p.262）。对迈特尔而言，这些改变正显示出典范移转正在发生。
莱斯特‧梭罗（Lester Thurow 1983）在《危险年代》（Dangerous Currents）提出了类似的结论看法：「经济学往往需要在简化的假设之下进行推论，但关键在于在对的时间使用对的假设，而这些判断来自于研究真实世界的实证分析，这些实证分析包括来自历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与政治学家的分析，而不是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p.237）。在该书的其他部分，他提及「心里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都有其本身的理论，可能导引出与经济人相当不同的观念想法。社会化型态、文化与伦理历史、政治制度以及老派的作风等，在在都影响着我们的看法」（p.226）。梭罗在话语之间点出了新典范的一个方向：「社会并不只是一些个人自愿参与交易之统计上的加总，而是涉及到更精致与复杂的过程。若只是分析个人自身的行为，并不能真正了解团体或社群的行为。一个社会大过于其部分的加总，这是无庸置疑的」（pp.222-223）。他根据史蒂芬‧马格林（Stephen Marglin）的说法，区别了「私自-个人偏好」（private-personal preference）与「个人-社会」（individual-social）的不同，并责怪经济学家只处理前者的情形。
人类是很复杂的族群，可以从很多的面向来加以研究。每一观点主要是从具体的现实性撷取而出，并且专注在人类行为的某些特定面向。宗教人（Homo religiosus）将人类视为是具宗教性格的，政治人（Homo politicus）将人类视为是具政治性格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则将人类视为是经济性的族群。我们这本书主要把重点放在「经济人」的面向来加以讨论，但也不会忘记同样可以从其他面向，如宗教以及政治的角度来加以观察。我们企图依据梭罗的观念，避免只透过「私自-个人偏好」的说法来解释经济人。我们提出经济人是社群人（person-in-community）的看法，而不是把经济人视成是纯粹的个人而已，这会更符合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以及经济学家察觉的一些事实。我们并不否认社群中的个人在市场中的行为，与现有经济理论对经济人的看法是类似的，只是在对经济生活的目标之基本讨论中应该不单只从这个面向来下结论。博兰尼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不是社会关系中的部分，而是社会关系被嵌进了经济体系之中」（[1944] 1957, p.57），也因为这种反向的关系，有关社群经济之说法并不太容易被接受。
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的模型完全符合迈特尔对新典范的要求，他曾写道：「没有任何科学会丢弃它曾受考验且正确的原理，即使这些原理变得令人质疑且不正确，除非一个新的且更具说服力的原理出现」（1982, p.262）。我们并没有提供新的原理原则，如我们会在第2章所建议的，将经济视为是从原理原则中简化而得的系统，反而是问题的部分。但我们相信经济学可以从社群中的个人之观点来重新实现它的理论，如此做仍旧能够涵括之前从个人之观点所得到的洞见。在此不需要「丢弃」它的原理原则，许多的原理仍旧有效，只是需要更能认知到其侷限之所在。这些改变涉及到一些修正与扩展，更倾向于实证与历史观的态度，少一些「科学」的矫饰，并且愿意将市场视为是附属的，而不是决定一切的一切。这是我们想要呈现的部分想法。
图书试读
第一部分 作为学术学科的经济学
1 经济学及其他学科之具体性错置的谬误
现代的大学，知识是以科学的方式组织而成，并以清楚的基准呈现这些科学的归属。依据这些判断准则，将科学依主题分门别类并建立起每一门学科内部架构的目的。这种组织知识的方式曾经成果辉煌，但它同时也建构在一些限制与危险之上，尤其可能发生艾尔弗雷德．怀海德所称的「具体性错置的谬误」（the 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知识的组织以科学的方式呈现需要相当程度的抽象概念，而这使得具体情境错置的谬误更为严重。一个越能成功符合准则需求的科学，抽象程度越高。结果是许多成功发展科学的拥护者，无可避免地在这些抽象的概念中思考社会的种种，并将这些结论应用在这真实的世界而没有考虑到牵涉的抽象程度有多高。
除了物理科学，似乎没有其他的学科如经济学如此满足学科的理想形式，而由于它的成功，特别容易发生具体性错置的谬误。本章将透过对学科理想形式的了解来探讨经济学成功之处，同时探讨因之附带的不可避免的限制。我们将举一些有名的经济学作品中，发生具体情境被错置的例子，而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将以更基本的分析方式来探讨这些谬误所造成的普遍影响。
17与18世纪，物理学的发展极为成功，而现代世界大部分的思想也受到对物理学的尊崇所影响。物理学家发展出对自然界的概念模型，并且导出相当多的预测，而这些经过测试，其中一些证实是正确的，其他实证结果则修正了一些概念或理论。在早期大量的数学应用以发展纯粹的理论为目的，而这些理论发展出可以应用于解释以及预测真实世界的能力。
1 经济学及其他学科之具体性错置的谬误
现代的大学，知识是以科学的方式组织而成，并以清楚的基准呈现这些科学的归属。依据这些判断准则，将科学依主题分门别类并建立起每一门学科内部架构的目的。这种组织知识的方式曾经成果辉煌，但它同时也建构在一些限制与危险之上，尤其可能发生艾尔弗雷德．怀海德所称的「具体性错置的谬误」（the 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知识的组织以科学的方式呈现需要相当程度的抽象概念，而这使得具体情境错置的谬误更为严重。一个越能成功符合准则需求的科学，抽象程度越高。结果是许多成功发展科学的拥护者，无可避免地在这些抽象的概念中思考社会的种种，并将这些结论应用在这真实的世界而没有考虑到牵涉的抽象程度有多高。
除了物理科学，似乎没有其他的学科如经济学如此满足学科的理想形式，而由于它的成功，特别容易发生具体性错置的谬误。本章将透过对学科理想形式的了解来探讨经济学成功之处，同时探讨因之附带的不可避免的限制。我们将举一些有名的经济学作品中，发生具体情境被错置的例子，而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将以更基本的分析方式来探讨这些谬误所造成的普遍影响。
17与18世纪，物理学的发展极为成功，而现代世界大部分的思想也受到对物理学的尊崇所影响。物理学家发展出对自然界的概念模型，并且导出相当多的预测，而这些经过测试，其中一些证实是正确的，其他实证结果则修正了一些概念或理论。在早期大量的数学应用以发展纯粹的理论为目的，而这些理论发展出可以应用于解释以及预测真实世界的能力。
用户评价
评分
哇，光是看到《共善：引导经济走向社群、环境、永续发展的未来》这个书名，就觉得一股清流扑面而来！最近这几年，我们台湾社会上关于环保、永续经营的讨论真的越来越多了，很多企业和社会组织也开始积极转型，希望能做出更有意义的改变。但是，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经济发展好像总是跟环境保护、社会公平打架，总是在“二选一”的困境里挣扎。这本书的出现，就像是给了一个很棒的解答，它不只是讲道理，而是告诉你，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包容、更具远见的经济模式。想想看，如果我们的经济发展，不只是追求GDP的增长，而是能同时照顾到在地社区的福祉，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被尊重和支持，同时又能保护我们美丽的宝岛，不再让下一代承受环境恶化的苦果，这样的未来该有多美好？这本书让我充满了期待，希望能从里面学到更多实用的方法和理念，把这些“共善”的种子带回台湾，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播撒出去，看看能不能一起催生出更多接地气、有力量的实践。
评分最近几年，感觉台湾社会在“什么才是真正的进步？”这个问题上，有过很多迷茫和反思。我们经济确实有了长足的发展，但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扩大，也让我们不得不停下来思考，这样的发展模式是否真的适合我们，是否能让我们和我们的后代都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共善：引导经济走向社群、环境、永续发展的未来》这本书，感觉就像是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思考的框架和方向。它所倡导的“共善”，听起来就是一种更成熟、更负责任的发展观。我特别好奇书中关于“引导经济”的部分，究竟是如何操作的？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或者企业可以采纳的商业模式？尤其是在我们台湾，有很多传统产业需要转型升级，也有很多新兴产业在摸索前进的道路，如果能有一种经济发展的理念，能够同时兼顾创新活力和长远福祉，那对我们来说将是巨大的福音。希望这本书能带来一些启发，让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如何在追求经济繁荣的同时，也能守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并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包容的社会。
评分读到《共善》这个书名，脑海里立刻浮现出很多画面。想象一下，在台湾的乡间，不再是单一的农作物种植，而是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发展多元的生态农业，让土地更健康，也让参与其中的人们有更多的收入和成就感。或者，在城市里，有更多的共享空间和协作平台，让大家可以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共同创造更有价值的经济活动，而不是每个人都在孤军奋战。这本书似乎在告诉我们，经济的活力不一定来自于无止境的竞争和掠夺，而可以来自于合作和分享，来自于对社群和环境的深层关怀。这和我一直以来感受到的，台湾社会特有的“人情味”和“互助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我非常期待书中能分享一些成功的“共善”实践案例，特别是那些来自亚洲，甚至是我们台湾本地的例子，这样会更有说服力，也更能激发起大家的共鸣。我想知道，这样的经济模式，如何才能真正落地生根，并发展壮大，为我们的社会带来切实的改变。
评分“共善”这个概念，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但又充满吸引力的词汇。在台湾，我们经历过经济起飞的年代，也感受过快速发展带来的各种挑战，从环境的压力到城乡差距的扩大，再到近年来对“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关注，都显示出大家对于一种更健康、更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渴望。《共善：引导经济走向社群、环境、永续发展的未来》这本书，听起来就像是回应了这种社会的需求。它将经济、社群和环境三个看似独立但又相互关联的要素，用“共善”这个核心理念连接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角度。我很好奇，书中会如何阐述这种“引导”经济走向“永续”的过程？是透过创新的商业模式？还是改变我们的消费习惯？亦或是需要更宏观的政策调整？我希望这本书能提供一些清晰的路径和可行的方案，让我们普通人也能参与其中，贡献一份力量。毕竟，永续发展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实践的行动，而“共善”这个词，恰恰传递了一种积极、包容、共同创造的美好愿景。
评分坦白说，我之前对“永续发展”这个词，可能还停留在比较模糊的概念，觉得大概就是节能减碳、回收再利用之类，但总觉得跟我的生活有点距离。直到我看到《共善》这本书的介绍，才突然意识到，原来它涉及的层面这么广，而且是这么的贴近我们每个人。“社群”这个词尤其触动我，因为我一直觉得，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情味，邻里之间的互相帮忙，社区活动的热闹，这些才是让生活温暖起来的根本。如果经济发展能把这些“人”的价值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而不是被冰冷的数字和利润所淹没，那我们的社会一定会更加和谐有爱。这本书似乎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它不否定经济的重要性，但强调的是一种“同舟共济”式的经济，让大家都能从中受益，而不是只有少数人获利。我很好奇，它会怎么去论述这种“共善”的经济模式，会不会有实际的案例可以参考？毕竟，我们台湾有很多很棒的在地小农、文创产业、社会企业，他们可能已经实践着一些“共善”的理念，只是没有被系统地归纳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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