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珠拾穗:清末民初基督新教圣经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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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本书收录清末民初基督新教的圣经部分翻译,辑有十诫、诗篇、雅歌,以及新约书卷。这些着作或以圣经回应时代变局,或以时代语言向非信徒阐述基督教信仰,其中许多部分尝试以中国传统诗词的手法翻译圣经,深具独创之文学特色。兹简介如下:

  第一部份收录和合本出版前的数种十诫翻译,例如较具影响力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和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的《神天圣书》(1823)、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Karl F. A. Gützlaff, 1803–1851)的《旧遗诏书》(1846),又如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施约瑟(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 1831–1906)的浅文言旧约翻译(1913)等。除圣经十诫译文外,本书亦收录当时对于十诫的专文注释,如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Medhurst, 1796–1857)的《神天之十条诫註明》(1832),此书曾多次于马六甲、新加坡、上海等地再版,足见其在华人地区的广大影响。

  第二部份收录英国传教士湛约翰(John Chalmers, 1822–1899)的《中文韵律诗篇选辑》(1890)和鲍康宁(Frederick William Baller, 1852–1922)的《诗篇精意》(1908)。前者就其开创性意义而言,前所未有地以传统的楚辞体翻译旧约诗篇,为清初圣经翻译风潮注入一股清新的源流;后者亦重组了诗篇原文的节数与结构,以符应中国的律诗传统,在行文上则力求通达浅白,让广大的华人读者通过诗篇的信息,洞悉基督信仰的意义。

  第三部份收录许地山(1894–1941)的《雅歌新译》(1921)和陈梦家(1911–1966)的《歌中之歌》(1932)。前部着作的译者为民初文学大师,因而于译文中多採用民初新诗的格式和用语,其翻译特色可谓独树一帜。后者的译文期许以文学性眼光重新审视此篇希伯来情诗,因此特重此中希伯来民族关于情爱的象征修辞,以期盼读者从雅歌「诚实与简单的敍述」中,体会情爱的意义与价值。
  
  第四部份收录严复(1854–1921)《马可所传福音》(1908)与李启荣(Calvin Lee,生卒年不详)的《新译雅各书》(1928)。前者为民初翻译巨擘,其译本为基督新教中第一部由中国人翻译出版的圣经经卷,并于出版后广受传教士、本地教牧和中国学者的好评。后者则曾远赴美国、以色列等地学习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在此基础上,其译文贴近新约希腊文的语法结构、用词次序和编排,成就了基督新教第一部由中国圣经学者翻译并独立出版的圣经经卷。

  本书除了附有编者所撰写之全书导论以及对各部作品编写之简介外,亦为每部作品进行重新标点,辅以圣经经文、中国古籍之引文出处和难字难词之注解,期带领读者一窥清末民初圣经翻译之风貌。

  得奖纪录
  本书通过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学术评审
《尘封的信仰之光:清末民初基督教思想史论》 内容提要: 本书深入剖析了清末民初这一历史剧变时期,基督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演变及其与本土文化、社会思潮的复杂互动。它并非单纯的教会史或人物传记,而是着重于思想史的脉络梳理,探讨了西方宗教观念如何被有识之士理解、转译、批判与吸收的过程。全书以宏大的历史视野,结合精细的文献考据,力图还原一个立体而鲜活的信仰图景,揭示了这一时期基督教思想在中国知识界、士大夫阶层乃至民间社会所激起的深刻变革。 --- 第一部分:西风东渐的初始冲击与观念的冲突(约1840s - 1890s) 本书开篇追溯了鸦片战争后,西方基督教如何伴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租界的开辟,以一种“附庸”的姿态进入中国。然而,这种进入不仅仅是传教士的脚步,更是思想的渗透。 一、早期教义的“中国化”困境: 重点分析了早期传教士在圣经翻译、神学概念本土化方面所做的努力与遭遇的瓶颈。探讨了“上帝”与“天”、“神”之间的翻译争论,如何反映了中西形而上学观念的根本差异。详细考察了早期传教士如何试图将基督教的“救赎论”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伦理相连接,但常常因文化隔阂而显得扞格不入。 二、知识分子的初次碰撞: 此阶段,基督教思想主要通过翻译西学典籍的边缘地带传入。本书细致梳理了魏源、徐继畬等开明士大夫对西方宗教和科技的初步认知。他们更多地关注基督教中的科学元素和“格物致知”的实践意义,而对其核心的“彼岸性”救赎保持距离。分析了“拜偶像”的指控如何在士绅阶层中形成,以及教案爆发背后隐藏的文化焦虑。 三、早期教会团体的社会定位: 考察了早期教会在城市和乡村的建立,以及其提供的教育、医疗服务对社会边缘群体的吸引力。同时,论述了教会作为“洋人势力”的代表,在民众眼中形象的复杂性——既是进步的载体,也是异质入侵的象征。 --- 第二部分:维新变局中的思想整合与重构(约1890s - 1911) 甲午战败后,中国思想界进入了急剧的转型期。基督教思想不再是单纯的外来宗教符号,而是成为了改革救亡图存方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康梁的“教”与“政”的辩证: 本书将重点放在了维新派对基督教思想的挪用和改造。分析了康有为《大同书》中对基督教博爱思想的吸收,以及梁启超在《时务报》中如何利用基督教的“一神论”来批判传统偶像崇拜,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提供精神基础。探讨了“教会公会”被视为组织现代政党的雏形,以及这种模仿对教会自身未来发展的影响。 二、基督教教育体系的崛起与影响: 详述了教会大学(如圣约翰、金陵协和等)的建立,它们不仅仅是传教机构,更是培养新式知识分子和现代专业人才的摇篮。分析了这些学校中“信仰与理智”的张力,以及毕业生如何成为推动政治、法律、新闻等领域现代化的中坚力量。 三、救亡语境下的神学反思: 重点探讨了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传教士和中国信徒共同面临的“中国能否被拯救”的神学命题。考察了“天国临近”的观念如何与“中国复兴”的政治诉求相结合,催生出一种带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社会福音”的早期萌芽。 --- 第三部分:民国初年的思潮激荡与信仰的多元化(约1912 - 1927) 辛亥革命的爆发,标志着政体的更迭,但思想上的解放和混乱也随之而来。基督教思想在这一时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和激进倾向。 一、激进民主主义者对基督教的批判与继承: 分析了“五四运动”前后,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偶像崇拜”和“迷信”进行彻底清算的论战。探讨了“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旗帜下,基督教如何被视为旧时代的残余,遭受猛烈抨击。同时,也揭示了这些批判者在个人道德和公共伦理建设上,仍不自觉地沿用了基督教的某些规范。 二、城市精英中的“基督化”思潮: 本书细致描绘了城市知识分子群体中,对基督教进行高度世俗化解读的现象。例如,他们将耶稣视为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或“社会改革家”,而淡化其神性与救赎论。深入研究了这一时期受基督教影响的文学团体和青年社团(如青年会、学生组织)内部的思潮分化。 三、灵性探索与地方化实践的兴起: 介绍了在主流城市思潮之外,民间和乡土社会中基督教的适应性发展。考察了地方教派的兴起(如地方性的灵恩运动),以及少数中国神学家试图从本土哲学中提炼出更符合国情的基督教神学框架的尝试,标志着中国教会从被动接受向主动构建的艰难转型。 结语: 全书最后总结了清末民初基督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并非简单的信仰移植,而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对话、观念重塑与社会动员的过程。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道德构建和社会政治理想,其留下的思想遗产,至今仍值得我们细致辨析与评判。本书旨在为理解中国现代性的复杂性提供一个重要的思想切入点。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蔡锦图


  香港沙田浸信会区牧、香港信义宗神学院兼任讲师、香港信义宗神学院神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教会史和中文圣经翻译。曾撰写及编辑多部着作,包括《戴德生与中国内地会(1852-1953)》(1998)、《圣言千载:圣经流传的故事》(2011),以及学术论文。

图书目录

总序…………………………………………… 周联华… iii
补序…………………………………………… 周联华… vi
编者序………………………………………… 蔡锦图… ix
缩略语………………………………………………………… xiv
导论:清末民初新教中文圣经拾穗………… 蔡锦图… xvi
参考文献……………………………………………………… xl
附表:基督新教中文圣经译本概览…………………………… li
基督新教与天主教经卷名称对照…………………………… liii
正体异体字对照表…………………………………………… lvi
编辑凡例……………………………………………………… lix

第一部和合本前新教中文圣经译本的十诫译文
马殊曼:圣经(1822,文言) ………………………… 13
马礼逊、米怜:神天圣书(1823,文言) …………… 15
附麦都思:神天之十条诫註明(1832) …………… 17
叔未士:上帝之命(1841,文言) …………………… 107
郭实腊:旧遗诏书(1846,文言) …………………… 111
高德:圣经旧遗诏出麦西传(1851,文言) ………… 113
委办本旧约全书(1854,文言) ……………………… 115
附十条圣诫(1879) ………………………………… 117
裨治文、克陛存:旧约全书(1863,文言) ………… 135
杨格非:出埃及记(1905,浅文言) ………………… 137
施约瑟:旧约全书(1913,浅文言) ………………… 139
真神十诫(1870?,官话) …………………………… 141
施约瑟:旧约圣经(1909,官话) …………………… 143
和合本:旧约全书(1919,文言) …………………… 145
和合本:旧约全书(1919,官话) …………………… 147

第二部诗篇
湛约翰:A Specimen of Chinese Metrical Psalms
(中文韵律诗篇选辑,1890) ……………… 157
鲍康宁:诗篇精意(1908) …………………………… 187

第三部雅歌
许地山:雅歌新译(1921) …………………………… 293
陈梦家:歌中之歌(1932) …………………………… 331

第四部新约书卷
严复:马可所传福音(1908) ………………………… 369
李启荣:新译雅各书(1928) ………………………… 382

图书序言

编者序

  本书搜集清末民初(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初)基督新教中文圣经翻译的部分成果,包括十诫、诗篇、雅歌,以及最早由中国学者翻译和出版的新约书卷,收录有关作品的全文、注释和序言。除了第一部的十诫经文(出埃及记二十章1–17 节)外,其他作品或是独立出版的圣经译述,或是载于基督教刊物的作品,由传教士、中国信徒或中国文学家翻译和改写。这些刊物并不是要取代在新教教会通行的中文圣经,而是或为了传道、介绍基督教信仰与文化,或以圣经回应时代
变局,从而以此形式向非信徒阐述基督教的信仰。

  西方基督新教的传统(尤其是十八世纪宣教热潮涌现之后)认为,圣经具有自我展现福音信仰的功能。当圣经在人面前展开,因着圣灵的工作,可以让人心开启,从而领受福音的信息,生命得到改变。所以,把圣经翻译为福音对象可以理解的语言,往往是传教士在传扬福音地区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由于圣经篇幅庞大(包括旧约三十九卷和新约二十七卷),极难在短时间内把它完全翻译成为当地语言,因此传教士会选择某些经卷(例如与耶稣生平有关的叙述,或能说明基督教信仰精义的经文),翻译成为单行本,方便派发和使用。影响所及,传教地区的信众也会视圣经的翻译,为他们阐述信仰的一个重要环节。

  中文圣经翻译的取向,一般会根据圣经公会或传教士群体商议确定的原则,按照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圣经原文的版本(部分辅以英语或其他欧洲语言的圣经为参考),採纳由西方教会所认同的翻译取向,并且顾及翻译的对象群体所需的原则。然而,部分圣经的翻译,并非仅以牧养和传教为要旨,而亦具有文学创作的意味。这些尝试大多是以中国文学的手法,把圣经翻译出来,以此使得中国人能认识、接纳,甚至欣赏圣经。

  当基督教信众日渐增多时,许多本地基督徒(尤其是受过教育的信众)也会自行翻译圣经。这样的尝试,在清末还未明显,但到了民国初年便日渐增加。最早由中国人翻译和出版的圣经完整单行本,就是本书所收录,分别由许地山(1894–1941)翻译的《雅歌新译》(1921)和李启荣(生卒不详)翻译的《新译雅各书》(1928)。许地山的《雅歌新译》刊载在民初的《生命》月刊中,而李启荣的《新译雅各书》则是笔者在十多年前于英国剑桥大学圣经公会图书馆(Bible Society’s Library)得阅,当时未见在学界有何讨论,于是有了一个把它出版的念头。这就是编写本书的肇因。

  本书的导言,浅探清末民初新教中文圣经的概况,以助理解书中所录或其他没有刊载的中文圣经。本书主要按所译圣经的类别,分为四部。在每一部的开首都附有一段简介以及相关的研究书目,略述有关作品的翻译和出版资料,协助读者进一步探讨。遗憾的是,由于所搜集的资料和个人学识有限,这些简介的撰写不平均,有些段落太短,有些却过长。这样的缺失,期望读者原谅。

  第一部整理和收录在和合本圣经出版之前,以清末通用语言(文言、浅文言或官话)翻译的十诫经文。这些译文主要是见于不同的圣经译本,也有独立书卷单行本。最早的十诫文言单行本,就是由伦敦传道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以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的圣经译文为基础,辅以经文解述和应用,于一八二八年出版,以后多次修改书题、修订和重印,本书所载是一八三二年的版本。至于官话的十诫单行本,最早的是一八七○年代的一份单张〈真神十诫.救世要言.主祷文〉,本书节录了其中「真神十诫」的一段。由于中文圣经的翻译持续不断,十诫的经文也刊载于不同的圣经译本中,在本书中按次序列出。

  第二部选取了晚清的两名英国传教士以中国传统文学技巧翻译的诗篇,他们也分别参与过和合本深文言版本和官话版本的翻译计划:伦敦传道会湛约翰(John Chalmers, 1825–1899)的文言A Specimen of Chinese Metrical Psalms(《中文韵律诗篇选辑》,1890),以及中国内地会鲍康宁(Frederick William Baller, 1852–1922)的官话(国语)《诗篇精意》(1908)。这两部译本都不是对诗篇的直接翻译,而是以中国传统诗体的形式,把诗文重新整理,不一定严格按照希伯来文原诗的字数、用语或编排。湛约翰是採用中国传统楚辞的形式,鲍康宁则是用唐诗的格律模式,并不固守于希伯来诗体的句式。对于湛约翰这部诗篇译本,近年学界讨论较多,但有关鲍康宁译本却极少论述。鲍康宁的译本是香港信义宗神学院蔡定邦博士为笔者在比利时鲁汶大学(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图书馆复印而来,谨此致谢。

  最早的诗篇单行本,应是英国长老会传教士宾为霖(William C. Burns, 1815–1868)译的《旧约诗篇官话》附注释(1867)。我在英国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先后见过它的初版和再版(1870),遗憾的是,两次都没有机会复印它的全文,故此只可以在导论中略述。

  第三部是两部由中国文学家翻译的雅歌,包括许地山(1893–1941)的《雅歌新译》(1921)和陈梦家(1911–1966)的《歌中之歌》(1932)。许地山的作品是最早由中国文学家以白话文完整翻译的一卷圣经经文,见于《生命》月刊。而在十年后再有另一位文学家陈梦家翻译了相同的经文。他们两人都是基督徒,却用了不同的取向把雅歌整卷翻译,在中文圣经文学的探讨上别具价值。陈梦家的这部
译本,其复印本是由斯洛伐克汉学家高利克(Marián Gálik, 1933–)教授赠予笔者,深感厚恩。

第四部是两部新约书卷,它们都不是以文学创作为取向,却是由中国人最早进行翻译的圣经单行本,一部是文言,另一部是浅文言。第一部是民初文学大师严复(1854–1921)的《马可所传福音》(1908),它是第一部完全由中国人翻译,没有西方传教士参与的圣经译本,但可惜这部文言译本只有马可福音的前四章,并未完成。另一部是李启荣的《新译雅各书》(1928),它是第一部由中国教牧翻
译的完整圣经书卷单行本,也是最后一部浅文言译本。该书面世时正值国语和合本出版后约十年之际,然而作者仍使用了浅文言(一种当时已被放弃使用的中文圣经翻译语体),谨慎而仔细地把一卷重视行为与信仰结合的圣经书卷翻译出来。

  本书在构思之初,原拟还收录民初以和合本改编成仿古戏曲的约伯记《善人遭难》(1922),以及由中国学者李荣芳(1887–1965)以传统文学手法翻译的《哀謌》(1931)和朱维之(1905–1999)的《劫后哀歌》(1941)。《善人遭难》基本上是和合本的经文,但按戏曲的形式作少量修订,重新编成;《哀謌》和《劫后哀歌》则是以中国传统楚辞形式翻译的耶利米哀歌文言译本。可惜笔者当年在剑桥时只匆匆阅读过《善人遭难》的部分,而李荣芳和朱维之的原书也一直未见,故本书无法收录其中,而只可在导论中简述。

  新教的中文圣经翻译以忠于原文为旨,但有部分出版以较符合中国文学形式所展现。本书所收录的作品,大多有此特色,而所参考的中文圣经版本是从不同地方搜集而来,大部分见于英国剑桥大学圣经公会图书馆(Bible Society’s Library in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部分书卷只见过孤本(例如鲍康宁的诗篇录自比利时鲁汶大学图书馆、李荣的雅各书录自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都未见于其他馆藏),部分书卷在近年有较多讨论(例如马可福音、雅歌的翻译)。由于某些原书残旧,无法辨认所有字体,故有些文字只凭推敲而得,有些完全没法判断,在注释中会有所说明,但这份遗憾始终存留我的心中。读者如能提点指正本书不确之处,实是万分感激之事。

  当我在参阅不同的文稿,并把文字打进电脑的过程中,许多时候会停下来,思想译者为何用这一字词、那一句话。在编辑和撰写的最后阶段,由于工作和事奉忙碌,加上我心脏有先天性的问题,在二○一三年底进医院动手术更换除颤器,故此进度缓慢,但也让昔日先贤的圣经翻译作品,多次在心中徘徊激励。二○一四年初,我的妻子洁恩证实患有早期癌症,本书成稿之日,正是妻子动手术切除癌患之期(三月三十一日)。感谢上帝的恩典,妻子在手术后逐渐康复。我是信心微小的人,但本书不少译经者以圣经支持人生之志,则成为我的勉励。

  本书谨献给我的妻子洁恩和儿子言一,愿上帝的道恆常与我深爱的家同在。

  在此深切感谢「汉语基督教经典文库集成」的同工编理和出版本书,尤其多谢系列主编曾庆豹博士,以及编辑王钟山先生和谢松宏先生的雅量和劳苦,容许笔者一次又一次迟交文稿之余,同时要处理大量港式中文的破漏。

  本书所收录的作品,即使流通不算广泛,却是沧海遗珠。笔者从中拾取遗穗,收获丰沃,其感觉犹如旧约路得记二章十七节:「路得在田间拾遗,至于薄暮,后扑所拾,得麰麦六斗。」(委辨本)

  那是天父上帝的恩典,在此深深感恩。

蔡锦图
二○一四年六月一日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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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珠拾穗:清末民初基督新教圣经选辑》这个书名,乍听之下,可能会让人以为是单纯的圣经文本研究,但“遗珠拾穗”四个字,却赋予了它一种独特的生命力,暗示着内容的珍贵与稀缺。我对于“清末民初”这个时代背景尤其感兴趣。那个时代,中国正经历着从帝制向共和的巨大转型,社会结构、思想观念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这样的背景下,其传播必然伴随着复杂的文化交融与碰撞。这本书如果能呈现出当时基督教界如何将圣经的教义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相结合,或者说,圣经的叙事如何在那个特定历史语境下被解读和应用,那将是非常有价值的。我尤其期待书中能收录一些当年的信徒的口述历史或书信,从中了解他们个人信仰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动荡时代中,圣经给予他们的力量和指引。同时,“选辑”也意味着内容的多样性,可能包含了从神学论述到社会关怀,再到个人属灵体验的方方面面。对于我这个长期在台湾接触到相对“标准化”的基督教知识的学习者而言,能够接触到这些“野蛮生长”的、充满时代印记的信仰文献,无疑是一种深刻的启发,或许能帮助我们反思当下信仰的处境,以及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认识和践行圣经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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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遗珠拾穗:清末民初基督新教圣经选辑》光看书名就让人好奇。清末民初,那是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新旧思潮碰撞,西方文化涌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个时期,有多少关于圣经的翻译、阐释、甚至是基于圣经的新式文学作品诞生?而“遗珠拾穗”这个词,更是唤起了我寻宝般的期待,仿佛作者像一位勤恳的拾穗者,在浩瀚的历史文献中,一点点搜寻出那些被遗忘却又珍贵的、与圣经相关的文字。作为一名在台湾长大的基督徒,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大多是经过现代译本和成熟的神学体系梳理后的结果。然而,如果能窥见百年前先辈们是如何接触、理解、甚至是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下传播圣经的,那将是多么宝贵的一课。我特别好奇,当时的译本与我们今天所读的有什么不同?那些早期的传教士和本土信徒,是如何用他们那个时代的语言来解释深邃的经文的?他们遇到的文化阻碍和信仰挣扎又是怎样的?书中收录的“选辑”,究竟包含了哪些类型的文献?是教会刊物上的讲道录?是本土信徒的个人见证?还是当时对圣经进行批判性研究的文章?这些都让我充满探究的欲望,希望这本书能为我打开一扇通往历史深处的窗户,让我以更广阔的视角来理解基督教在中国的百年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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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珠拾穗:清末民初基督新教圣经选辑》这个书名,本身就带有某种史诗般的色彩。它不是那种简单粗暴的“圣经速成”指南,也不是陈腐的说教汇编。相反,“遗珠拾穗”的意象,让我感受到一种对历史的尊重和对被遗忘的价值的珍视。清末民初,那是一个在历史长河中显得尤为关键的十字路口。西方基督教新教的传入,无疑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一股新的思想和力量。我非常好奇,在这本“选辑”中,是否收录了那个时期,那些在艰苦条件下,为翻译、传播、讲解圣经而付出的努力和智慧?是否能看到,早期传教士们是如何克服语言障碍,理解中国文化,然后将深奥的《圣经》以当时中国人能够理解的方式传达出去?同时,我也想知道,那些从传统文化中走出来的中国信徒,他们是如何理解和接受《圣经》的?他们在生活中,又是如何实践《圣经》的教导的?这本书如果能提供一些具体的案例、感人的故事,甚至是一些在当时颇具争议的讨论,那将远比枯燥的学术研究更能触动人心。我期待这本书能让我仿佛置身于那个时代的街头巷尾,听到布道的声音,看到人们手中的《圣经》,感受到信仰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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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遗珠拾穗:清末民初基督新教圣经选辑》的书名,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变革,西方思想、科学技术,以及宗教信仰,如同潮水般涌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基督教新教的传播,尤其是对圣经的理解和推广,一定充满了故事。这本书的“选辑”形式,让我联想到,它可能不仅仅是简单地罗列圣经文本,而是收录了当时一些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圣经阐释、讲道、甚至是与圣经相关的社会评论。我特别好奇,在那个时代,面对着儒家文化、民间信仰等强大的本土文化传统,基督教的传教士和早期的中国信徒,是如何解读圣经,如何回应质疑,又是如何将圣经的价值观融入到当时的社会议题中的。例如,圣经中的博爱、公义、平等思想,在那个等级森严、礼教束缚的社会中,会引发怎样的涟漪?书中会不会收录一些当时本土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看法,以及他们如何看待圣经的影响?如果这本书能够展现出不同视角下,圣经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所产生的复杂影响,那将是一部非常具有深度的历史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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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珠拾穗:清末民初基督新教圣经选辑》——光是这书名,就勾起了我深藏的求知欲。我想象着,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一个旧世界摇摇欲坠,新世界还在孕育的动荡年代。基督教新教,作为一股来自西方的力量,是如何在那片古老的土地上扎根、生长,又如何在与本土文化的碰撞中,将《圣经》的种子播撒下去?“遗珠拾穗”,这几个字仿佛是一位饱经风霜的长者,在讲述那些被历史长风吹散却依旧闪耀的宝贵片段。“选辑”的意义则在于,它不是零散的文献堆砌,而是经过精心遴选,能够代表那个时代《圣经》传播和理解特点的作品。我特别想知道,在那个对西方文化既好奇又警惕的时代,普通中国人是如何看待《圣经》的?书中是否收录了一些当时的报刊文章、甚至是文学作品,来反映《圣经》在当时的社会反响?或者,是否有那些本土教会领袖,在《圣经》的指引下,如何参与到社会改革、教育救济等方面的努力?这本选辑,如果能为我展现出《圣经》在中国清末民初的复杂生态,以及它如何与中国社会的变迁深度交织,那将是我非常渴望得到的阅读体验,它能帮助我更全面地理解“基督教中国化”的早期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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