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描述
當世界頌贊的成功你不擅長，當心底沸騰的聲音與多數人不同， 當摯愛與信念就要失去，你逃離的地方這輩子隻能逃離—— 如何思考自己與群體間的距離？ 如何勇敢，相信手中微小卻獨特的力量！ 收錄法蘭岑驚艷美國文壇之作〈自尋煩惱？〉 吳明益教授 專文解析 二十世紀以來，24小時發聲的大眾媒體、無遠弗屆的網際網路，逐漸無縫滲透所有人的思考路徑、影響大傢的生活選擇，讓大傢自動變成「一樣」，社會在失去活力，個人在失去獨立思考的膽識與力量。 這14篇文章，是法蘭岑打擊流俗、展現「異議」的聲音，是他揮彆憤怒與恐懼的紀錄， 更是他對人生境遇、對社會謬象擲地有聲的反思與見解。 被《時代》雜誌譽為「偉大的美國小說傢」的強納森‧法蘭岑， 再一次展現文學傢凝視社會的睿智眼光。 「對我來說，任何單一事件的重要性，都比不上全書文章共同關注的潛在議題： 在喧鬧嘈雜、五光十色的大眾文化中，如何維持獨特性和多樣性——如何獨處的問題。」（法蘭岑） 1996年，法蘭岑在收納許多美國進步人士洞見的《哈潑》（Harper's）雜誌上，發錶一篇題為〈偶然作夢——在影像世紀還寫小說的一個原因〉的文章，引起各方矚目。在這篇長文中，法蘭岑談及「影像」（電視畫麵、網路）全麵攻佔人們接收世界訊息、與社會互動，甚至瞭解自己的管道，如何令他睏惑、憂心。他自己也一度憂鬱地變成癱在電視前的馬鈴薯，第三本小說《修正》因而難産。在那段時間裏，他提不起勁寫作、打不起精神閱讀，注意力被視覺畫麵綁架，純文字閱讀不再能引起他的動力（從小到大，他一直透過閱讀瞭解世界與人生透過閱讀找迴自己）。 但失去文字的生活讓人失去與自己對話的能力。沙發上的馬鈴薯不斷接收著過眼雲煙式的資訊，心靈卻益發感覺空虛。在失去讀者身份的痛苦與失去作者身份的痛苦交熾下，他恐懼、憤怒，充滿睏惑，同時卻知道暢銷書作傢哀嘆文化已死隻是自掘墳墓。最後，他從眾多矛盾掙紮中看到自己的路，也打開讀者思維的迷霧。 寫作和閱讀，都要透過「獨處」來完成。在獨處中我們得到安慰、看到幽默、體會自身情感的悲喜流動，想像文字建構齣的畫麵，思考那些「無用之用、實為大用」的事，沉澱瞭關於安頓自我、連結群己，甚至看待人生的種種。這些都需要專注，需要獨處。 收在這本書中的文章，還包括：提到「隱私」都高呼捍衛的多數人，真分得清何者為侵犯、何者是假捍衛之名而進行的侵犯嗎？「郵政係統」失靈意味著人我情感連結的失靈，新科技如何不能取代。在「香菸」這個集個人健康與國傢健康於一體的議題裏，國傢健康似乎比個人健康更瀕臨危殆。「聯邦監獄」，究竟是對罪犯的囚禁，還是政治魔爪的延伸？為推廣文化商品而做的宣傳，我們可曾看到它實際上悖離文化的一麵？至少有三篇文章從不同麵嚮談他做為一個小說寫作者和讀者，對文學小說的觀點與思辨。以及，法蘭岑與父親、失智父親與其大腦之間，想靠近卻不能靠近，想割離又不能割離的復雜心情。 本書正式齣版於《修正》之後，但書中文章多半寫成於《修正》之前，再過七年，《自由》問世。我們得見一位社會小說傢、一個知識份子不輕易隨俗、不斷自我詰問，曆經掙紮與成長，揮彆憂鬱恐懼，臻至溫暖的過程。 好評推薦 ‧與書名《如何獨處》相反的是，讀者完全不會感到孤獨……這本文集凸顯瞭法蘭岑的優雅、敏銳，以及身為散文傢的膽識，他富有纔智又迷人的自我覺察力，就跟唐‧德裏羅一樣傑齣。——《紐約時報》 ‧為什麼要獨處？為瞭體會閱讀的愉悅，就像讀這本書一樣。——《娛樂週刊》 ‧法蘭岑以不下於他在小說裏展現的熱情批評瞭後現代美國的疏離效應……鞭闢入裏，針針見血……這些文章給瞭我們絕佳的理由關掉電視、夜裏獨坐、沉浸思緒之中。──《Time out》雜誌紐約版 ‧本書重新展現小說傢參與社會評論的權力。而讓法蘭岑揮灑齣兼具冷靜與激昂論述的，不是犯罪學、神經醫學、郵政科學等知識，是小說傢對內在混亂結構的廣泛關注。——《紐約時報書評版》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強納森‧法蘭岑（Johnathan Franzen）
1959年生，美國小說傢、散文作傢，《紐約客》撰稿人。1996年，37歲、已經齣版過兩本小說的法蘭岑在《哈潑》（Harper's）雜誌上發錶的一篇題為〈偶然作夢——在影像世紀還寫小說的一個原因〉的隨筆，錶達其對文學現況的惋惜，引起眾多矚目。他的第三部小說《修正》（2001）齣版後好評如潮，法蘭岑憑此書獲得美國國傢圖書奬及2002年美國普利茲奬提名。2010年8月底齣版第四本小說《自由》，登上《時代》（Time）雜誌封麵，被譽為「偉大的美國小說傢」。
齣生於美國伊利諾州，母親是美國人，父親是瑞典人。在聖路易度過童年，1981年從斯沃思莫學院（Swarthmore College）畢業，主修德文。1979-1980年，通過韋恩州立大學設立的「去慕尼剋讀大三」閤作項目，曾到德國留學。1981-1982年，獲歐布萊特奬學金在柏林自由大學學習，因此會說一口流利的德語。創作第一部小說期間，曾在哈佛大學地震實驗室打工。
得奬紀錄
・2010《時代》雜誌百大人物、John Gardoner小說奬，入圍國傢書評奬、洛杉磯時報圖書奬
・2002 普立茲奬決選名單入圍（Pulitzer Prize finalist）
・2002 國際筆會/福剋納奬決選名單入圍（PEN/Faulkner Award finalist）
・2001 美國國傢書捲奬得主（National Book Award）
・2001《紐約時報》年度最佳書籍（New York Times Best Books of the Year）
・1988 懷丁作傢奬（Whiting Writer's Award）
・1996 入選Granta雜誌最佳美國青年小說傢（Granta's Best Of Young American Novelists）
譯者簡介
洪世民
六年級生，外文係畢，現為專職翻譯，譯作涵蓋各領域，包括《一件T恤的全球經濟之旅》、《告彆施捨》、《獨居時代》等非文學書籍，以及《應該相信誰》、《浮生》、《靈魂的代價》等小說。
強納森‧法蘭岑（Johnathan Franzen）
1959年生，美國小說傢、散文作傢，《紐約客》撰稿人。1996年，37歲、已經齣版過兩本小說的法蘭岑在《哈潑》（Harper's）雜誌上發錶的一篇題為〈偶然作夢——在影像世紀還寫小說的一個原因〉的隨筆，錶達其對文學現況的惋惜，引起眾多矚目。他的第三部小說《修正》（2001）齣版後好評如潮，法蘭岑憑此書獲得美國國傢圖書奬及2002年美國普利茲奬提名。2010年8月底齣版第四本小說《自由》，登上《時代》（Time）雜誌封麵，被譽為「偉大的美國小說傢」。
齣生於美國伊利諾州，母親是美國人，父親是瑞典人。在聖路易度過童年，1981年從斯沃思莫學院（Swarthmore College）畢業，主修德文。1979-1980年，通過韋恩州立大學設立的「去慕尼剋讀大三」閤作項目，曾到德國留學。1981-1982年，獲歐布萊特奬學金在柏林自由大學學習，因此會說一口流利的德語。創作第一部小說期間，曾在哈佛大學地震實驗室打工。
得奬紀錄
・2010《時代》雜誌百大人物、John Gardoner小說奬，入圍國傢書評奬、洛杉磯時報圖書奬
・2002 普立茲奬決選名單入圍（Pulitzer Prize finalist）
・2002 國際筆會/福剋納奬決選名單入圍（PEN/Faulkner Award finalist）
・2001 美國國傢書捲奬得主（National Book Award）
・2001《紐約時報》年度最佳書籍（New York Times Best Books of the Year）
・1988 懷丁作傢奬（Whiting Writer's Award）
・1996 入選Granta雜誌最佳美國青年小說傢（Granta's Best Of Young American Novelists）
譯者簡介
洪世民
六年級生，外文係畢，現為專職翻譯，譯作涵蓋各領域，包括《一件T恤的全球經濟之旅》、《告彆施捨》、《獨居時代》等非文學書籍，以及《應該相信誰》、《浮生》、《靈魂的代價》等小說。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序
貫穿這本書的一句話
我耗時多年的第三本小說《修正》，齣版於世界貿易中心崩塌的前一週。那似乎是我和商業都該默不作聲的時候——套用尼剋‧卡羅威的話，那是「我隻想讓世界上所有人都身穿軍裝，在道德上永遠保持立正的姿態。」的時刻。但公事還是得公辦。大難過後不到四十八小時，我又開始受訪瞭。
訪問我的人對他們稱之為「那篇《哈潑》上的文章」特彆感興趣（沒有人用原標題「偶然作夢」）。採訪者大多這樣開場：「在你一九九六年那篇《哈潑》上的文章中，你保證第三本書會是一部大型社會小說，攻擊主流文化並振興美國文學，你認為《修正》實踐瞭這個諾言嗎？」我對後繼每一位採訪者都這麼解釋：我在那篇文章裏對我的第三本小說隻字未提，「保證」這個說法完全是空穴來風，是《紐約時報週日雜誌》某個編輯或標題撰寫者杜撰的；事實上，我非但沒有承諾要寫一本針砭主流的大型社會小說，反倒把那篇文章當成聲明放棄種種企圖的機會。因為多數採訪者並沒有讀過那篇文章，極少數讀過的人又似乎對它有誤解，於是我便愈來愈嫻熟於簡單扼要地反駁；當採訪來到第一百或一百一十場，也就是十一月時，我已經研擬齣一套小而美的說辭以正視聽：「不，事實上，那篇《哈潑》上的文章是在講我要放棄身為小說作者的社會責任感，學習寫一本兼具趣味性與娛樂性的小說……」我不理解，也不隻有一點委屈，文章中這麼簡單明白的意思竟沒人看得懂。這些媒體人真是笨得徹底！
十二月時，我決定整理齣一本散文集，包括〈偶然作夢〉全文，並澄清我說過和沒說過的話。但打開一九九六年四月號《哈潑》雜誌時，我卻看到一篇顯然是我寫的文章以五韆字的抱怨開場，裏頭尖叫聲之刺耳，邏輯之薄弱，連我都看不下去。五年前寫瞭那篇文章後，今天的我竟然忘記自己曾是一個滿肚子怒氣、滿腦子理論的人。我曾認為美國人愛看電視、不讀亨利‧詹姆斯猶如世界末日令人憂心；也曾是那種理念狂熱份子，深信世界若脫離瞭它獨特的信仰（就我而言，是對文學的信仰），就錶示我們活在末世。我曾認為美國政治經濟是個龐大的陰謀集團，目標是阻撓我的藝術抱負、消滅文明所有令我愉快的物事，並在過程中強暴、謀害我們的星球。那篇《哈潑》上的文章前三分之一就是由這樣的憤怒和絕望寫成，在闡述理論時迸齣的怨懟，自己現在看瞭都膽顫心驚。
的確，一九九六年時，我是打算以那篇文章記錄一位止步不前的小說傢如何逃離憤怒思想的監牢。現在一部分的我想要重現它原本的麵貌――我早期狂傲的見證，但恐怕大部分讀者不會對這樣的宣言感興趣：
在我看來清楚不過的是，若有哪位商業或政府要員相信書有未來，我們就不會眼睜睜看著華盛頓和華爾街瘋狂地為一條資訊公路籌募五韆億美金，雖然擁護者嘴巴上在乎它對閱讀造成的蹂躪（「你得習慣在螢幕上閱讀」）但仍遮掩不瞭他們對這前景的無感。
這隻是一小段，諸如此類的篇幅很長，於是我行使瞭作者的權利，把那篇文章刪去四分之一，徹底改寫（也把標題改為「自尋煩惱？」）。雖然文章依舊長，但我想現在它讀起來沒那麼纍贅、費勁，也比較直截明確瞭。彆的不提，我希望能夠指著它說：「看，這論點簡單明白，就像我之前說的。」
這本文集中的其他文章，也跟《哈潑》那篇有著一樣的效用。我打算讓這本書（至少有一部分）成為我揮彆憤怒和恐懼的紀錄，轉而接受、甚至頌揚我身為讀者和寫作者的身分。這不錶示世界已經沒那麼多令人惱火和害怕的事。我們國傢對石油的渴求，已經造就兩個布希總統和一次醜惡的波斯灣戰爭，此刻眼看又要帶領我們沒入永無止境的中亞爭端。雖然你以為不可能，但今日美國人對美國政府的質疑，遠比一九九一年（主流媒體集體擁護武力外交政策）還少。當國會再次否決瞭放寬運動型休旅車的節能標準，電視廣告上可見的是福特汽車總裁憂國憂民地高呼美國人絕不可接受「任何一種設限」來捍衛他們的産品。
盡管每天都有那麼多厚顔無恥新事件上演，我仍選擇對書中其他文章做最小程度的修補。沒有世界貿易中心，〈天下第一市〉讀起來會不太一樣；〈帝國臥室〉是在約翰‧艾許剋洛夫帶著他對個人自由的冷漠上颱前定稿；炭疽熱令美國郵政總局雪上加霜，一如〈信件裏迷途〉所呈現的；歐普拉取消瞭我上她讀書俱樂部受訪的通告，讓「菁英」這個形容詞在好幾篇文章裏閃閃發亮。但對我來說，任何單一事件的重要性，都比不上全書文章共同關注的潛在議題：在喧鬧嘈雜、五光十色的大眾文化中，如何維持獨特性和多樣性——如何獨處的問題。
導讀
獨處如何？
年輕的時候我總是帶著一本書尋找校園或城市裏的「凹槽」，一個剛剛好能容納我的憂鬱和孤癖的所在。我並不喜歡在圖書館裏看書，而喜歡一種介於可能被發現，又通常不會被發現的地點看書──比方說稍稍隔開人群的校園樹林裏。這並不是真正的憂鬱與孤癖，而是渴望被詢問，卻又希望不被打擾的兩難處境。我認為這便是「閱讀」這種活動的獨特性──在閱讀中，你會有一段時間的獨處過程，它不像看電影那麼具有時間的獨占強製，而是一個你一跨步，就可以迴返這個世界的專屬空間。
後來我發現寫作是另一種獨處行為，在那個過程裏沒有人掌握到你腦袋裏正在進行什麼樣的「創世紀」。但它最有意思的是，這個私密空間、獨處時光或許有一天會公眾化、公開化，如果你成功瞭，還會有一群人專門解剖那個世界的種種。文學確實是個難定義的東西，但它必然是一種心靈的傳播模式。
我一開始閱讀美國舉足輕重的中生代作傢強納森‧法蘭岑時，以為他是一個擅長寫「私傢族小說」的作傢。因為不論是成名作《修正》（二○○一）或是備受贊譽的《自由》（二○一○），都是從一個美國社會中的尋常傢庭齣發，而這個傢庭，多多少少藏有法蘭岑自己人生的影子。
《修正》裏的傢庭産生偏移是父親罹患瞭帕金森氏癥，傢族其中成員也各自在自己的人生境遇裏掙紮，最終則在「最後一個全傢團聚的聖誕節」重聚。在這個「自我修正」的相處過程中，他們各自領略瞭一些事，比方說「愛的方式並非靠近，而是保持距離」。
《自由》寫的則是明尼蘇達州聖保羅柏格蘭一傢的成員，進而延伸到他們最親近的朋友、戀人，橫跨數十年的人際與社會關係。在這個「自由」被奉為最高精神也是口頭禪的國度裏，年紀漸長的法蘭岑詢問讀者是否發現自由這個氣球總是被綁在一條綫上頭。熱愛賞鳥的法蘭岑和主人翁漸漸理解，生命的自由展示的不是全然的自我，反而是自我的有限性。人有時候像在追求自由，實際上卻是在「避免」全然地自由。我們被愛捆綁，也自願被愛綑綁。
法蘭岑有一個罹患阿茲海默癥的父親，他也有並不順利的婚姻，但這兩部小說卻沒有像失敗的「私傢族小說」那樣的沉溺於挖掘陰黯，在一個窄仄意識裏掙紮的缺點，反而有一種恢宏、充滿嘆息卻睿智的大氣。讀完《如何獨處》以後我纔知道法蘭岑正藉由他的小說展示瞭一個偉大的獨處成果：他不隻寫齣瞭一個美國傢庭，他寫齣瞭美國。
如果你打開這本法蘭岑的散文《如何獨處》，一開始你會被整本「書」的方嚮感到迷惑。法蘭岑討論小說、文學，寫他父親、母親，也像庶民史傢一樣討論美國的郵政史、菸草史、城市史。法蘭岑的文字一如他的小說一樣，簡明、銳利，帶著獨特的幽默，以及無與倫比的知識性與聯想力，但也讓我擔心，讀者會不會可能對美國郵政史沒有興趣，而失去閱讀一本能帶你獨處的好書的動力？
法蘭岑是在一個父母親彼此是對方不快樂根源的傢庭齣生，加上失敗的婚姻，可能因而讓他擁有大量的獨處時光。當然他也是一個嗜讀，以寫作做為齣口的人，因此他的工作也是個獨處的職業。相對的是，他生活在一個全球最高度資本主義、擁有世界最忙亂大都會的地方。
在讀第二遍時，我就發現那些層層疊疊的，乍看之下不連貫、不相乾的主題，原來就像格雷安‧葛林（Henry Graham Greene）所說的，「人是不會改變的……就像那些棒棒糖，你吃到最後，還是看得到糖上布萊登的字樣。這就是人性。」法蘭岑遞給我們的，就是一根印有「alone」字樣的棒棒糖，不管他寫的是郵票、電視，還是紐約，抑或是監獄。
在這本書裏，最啓發我的是法蘭岑分析此刻文學所麵對的新世界的種種問題。這個時代因電子媒體的發達，「就像照相機拿木樁釘入肖像畫的心髒，電視也殺死瞭實地報導社會的小說。」〔如楚門‧卡波提（Truman Garcia Capote）的《冷血》（In Cold Blood）〕嚴肅文學迅速地失去他們的讀者，我們則每天在獨處時光打開電視機，以至於失去瞭獨處的機會。
我們幾個月裏收到厚厚的信件裏，隻有一封是真的信，其它都是廣告單瞭；我們接受瞭媒體浮光掠影式的世界，不再相信小說要帶我們審視的意識之核；我們在城市裏找不到一個獨處的「凹槽」，有一天老去的時候或許還可能罹患一種記憶的疾病，「失去感受事情重復的大腦裝備」，當我們彎腰聞玫瑰花香時，卻不記得自己已經彎腰聞同一株玫瑰花聞瞭一整個早上。
我們要如何在這樣的世界裏獨處？
這本書的每一篇文章都跟alone有關，獨白、獨處、孤獨。這正是文學處理的人生裏，最感艱難之事。麵對這個考驗的不隻是美國人，也不隻是美國作傢。
不久前英國《衛報》報導瞭瑞典文學院前任秘書長霍勒斯・恩達爾（Horace Engdahl）的談話，恩達爾認為，「西方文學由於作傢和創意寫作課程受到資金補助，正在逐漸凋零中」。
他的理由恰好與部分作傢希望獲得補助後來寫作，或期待成為專業作傢的思考方式不同，恩達爾認為，每個作傢都靠補助來寫作將「會讓作傢與社會脫節」，産生不健康的依賴。過去作傢和一般人沒有兩樣，為瞭生計他們可能是計程車司機、辦事員、秘書，但這些自力更生的生活經驗，對寫作可能反而比上創意寫作班來得有助益得多。
身為諾貝爾奬評委的恩達爾對美國文學作傢已久未獲奬，也有他的一番看法。他說：「美國文學太過孤立和過於狹隘。他們翻譯的作品不夠多，而且實際上從不參與大型的文學對話⋯⋯這樣的無知使他們被製約。」後來他進一步解釋，自己的本意並非說美國作傢缺乏價值，而是生命力萎縮。因為太少國外的作品翻譯進入美國，因此「都將焦點放在本土（美國）的作傢及英語文學上，就像身處在一個充滿鏡子的大廳裏，映入眼簾的永遠是美國自己的樣貌。」
我同意恩達爾部分的說法，過度依賴補助反而使文學活力萎縮，美國市場確實太少翻譯非英文的作品，但我也懷疑他的看法。我比較相信的是法蘭岑引述芙蘭納莉‧歐康納（Flannery O'Connor）獨斷的評語：「最好的小說一定是地域性的。」我比較相信菲利普‧羅斯（Philip Milton Roth）在一九六一年所說的：「如果一個小說作者感覺他不真住在自己的國傢（無論從生活、或他踏齣傢門所經曆的事情），那一定是嚴重的職業障礙。」
這正是法蘭岑寫作的關鍵語。他總是將個人經驗鑲嵌進美國社會這個巨大輪輻之中，找到一個深刻的軸心點。就像多年以來，精采美國作傢諸如戈馬剋‧麥卡錫（Cormac McCarth）、唐‧德裏羅（Don DeLillo）、菲利普‧羅斯、安妮‧普露（Edna Annie Proulx）、安‧泰勒（Anne Tyler）、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一樣，那些並不是「孤立而狹隘」的作品，他們寫的看似是俄亥俄州的美國、紐約的美國、明尼蘇達的美國，事實上是一根根打印著人類心靈共相的棒棒糖。因此，並非美國人的讀者如我們，也會像鍾一樣被敲打，發齣讓自己都為之震動的共鳴。
在《時代》雜誌對法蘭岑的報導裏提到：「過去十年，全球的小說都走嚮專精某個領域的寫法：特寫、縮影、微小世界。……小說轉嚮追求離奇和獨特，將題材深探到次文化中，傾聽個彆聲音，接觸特殊群體……」強納森．法蘭岑卻不這麼做，「他顯然是『大論述』的信奉者，仍然想讓小說包羅萬象，描寫美國人當下的生活方式。」
這正是法蘭岑式的寫作，他自己說：「創新並不是開創一種新的、從未在地球上齣現過的小說形式，而是關注當前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並以簡單連貫的文字記錄下來」，將現實以「透明、優美、拐彎抹角」的方式，融入小說之中。
在本書那篇被登在《哈潑》雜誌上，標題從〈偶然作夢〉改成〈自尋煩惱？〉的文章裏，法蘭岑引述瞭一位研究閱讀行為的學者海斯所說的話。她說，寫作或閱讀，並不是真正的隔絕於世的獨處，反而是「叫你不要孤立自己，也叫你不要聽什麼沒有齣路、沒有存在意義之類的話。意義在於持續，在持久存在的重大衝突裏。」這話講的並不隻是閱讀，還是我們的人生處境，不是嗎？
所以，我忍不住對你發齣邀請，此刻「獨處如何」？就從你手上的這本法蘭岑開始，就從關掉電視，重返心靈獨處的閱讀開始。
吳明益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係教授
貫穿這本書的一句話
我耗時多年的第三本小說《修正》，齣版於世界貿易中心崩塌的前一週。那似乎是我和商業都該默不作聲的時候——套用尼剋‧卡羅威的話，那是「我隻想讓世界上所有人都身穿軍裝，在道德上永遠保持立正的姿態。」的時刻。但公事還是得公辦。大難過後不到四十八小時，我又開始受訪瞭。
訪問我的人對他們稱之為「那篇《哈潑》上的文章」特彆感興趣（沒有人用原標題「偶然作夢」）。採訪者大多這樣開場：「在你一九九六年那篇《哈潑》上的文章中，你保證第三本書會是一部大型社會小說，攻擊主流文化並振興美國文學，你認為《修正》實踐瞭這個諾言嗎？」我對後繼每一位採訪者都這麼解釋：我在那篇文章裏對我的第三本小說隻字未提，「保證」這個說法完全是空穴來風，是《紐約時報週日雜誌》某個編輯或標題撰寫者杜撰的；事實上，我非但沒有承諾要寫一本針砭主流的大型社會小說，反倒把那篇文章當成聲明放棄種種企圖的機會。因為多數採訪者並沒有讀過那篇文章，極少數讀過的人又似乎對它有誤解，於是我便愈來愈嫻熟於簡單扼要地反駁；當採訪來到第一百或一百一十場，也就是十一月時，我已經研擬齣一套小而美的說辭以正視聽：「不，事實上，那篇《哈潑》上的文章是在講我要放棄身為小說作者的社會責任感，學習寫一本兼具趣味性與娛樂性的小說……」我不理解，也不隻有一點委屈，文章中這麼簡單明白的意思竟沒人看得懂。這些媒體人真是笨得徹底！
十二月時，我決定整理齣一本散文集，包括〈偶然作夢〉全文，並澄清我說過和沒說過的話。但打開一九九六年四月號《哈潑》雜誌時，我卻看到一篇顯然是我寫的文章以五韆字的抱怨開場，裏頭尖叫聲之刺耳，邏輯之薄弱，連我都看不下去。五年前寫瞭那篇文章後，今天的我竟然忘記自己曾是一個滿肚子怒氣、滿腦子理論的人。我曾認為美國人愛看電視、不讀亨利‧詹姆斯猶如世界末日令人憂心；也曾是那種理念狂熱份子，深信世界若脫離瞭它獨特的信仰（就我而言，是對文學的信仰），就錶示我們活在末世。我曾認為美國政治經濟是個龐大的陰謀集團，目標是阻撓我的藝術抱負、消滅文明所有令我愉快的物事，並在過程中強暴、謀害我們的星球。那篇《哈潑》上的文章前三分之一就是由這樣的憤怒和絕望寫成，在闡述理論時迸齣的怨懟，自己現在看瞭都膽顫心驚。
的確，一九九六年時，我是打算以那篇文章記錄一位止步不前的小說傢如何逃離憤怒思想的監牢。現在一部分的我想要重現它原本的麵貌――我早期狂傲的見證，但恐怕大部分讀者不會對這樣的宣言感興趣：
在我看來清楚不過的是，若有哪位商業或政府要員相信書有未來，我們就不會眼睜睜看著華盛頓和華爾街瘋狂地為一條資訊公路籌募五韆億美金，雖然擁護者嘴巴上在乎它對閱讀造成的蹂躪（「你得習慣在螢幕上閱讀」）但仍遮掩不瞭他們對這前景的無感。
這隻是一小段，諸如此類的篇幅很長，於是我行使瞭作者的權利，把那篇文章刪去四分之一，徹底改寫（也把標題改為「自尋煩惱？」）。雖然文章依舊長，但我想現在它讀起來沒那麼纍贅、費勁，也比較直截明確瞭。彆的不提，我希望能夠指著它說：「看，這論點簡單明白，就像我之前說的。」
這本文集中的其他文章，也跟《哈潑》那篇有著一樣的效用。我打算讓這本書（至少有一部分）成為我揮彆憤怒和恐懼的紀錄，轉而接受、甚至頌揚我身為讀者和寫作者的身分。這不錶示世界已經沒那麼多令人惱火和害怕的事。我們國傢對石油的渴求，已經造就兩個布希總統和一次醜惡的波斯灣戰爭，此刻眼看又要帶領我們沒入永無止境的中亞爭端。雖然你以為不可能，但今日美國人對美國政府的質疑，遠比一九九一年（主流媒體集體擁護武力外交政策）還少。當國會再次否決瞭放寬運動型休旅車的節能標準，電視廣告上可見的是福特汽車總裁憂國憂民地高呼美國人絕不可接受「任何一種設限」來捍衛他們的産品。
盡管每天都有那麼多厚顔無恥新事件上演，我仍選擇對書中其他文章做最小程度的修補。沒有世界貿易中心，〈天下第一市〉讀起來會不太一樣；〈帝國臥室〉是在約翰‧艾許剋洛夫帶著他對個人自由的冷漠上颱前定稿；炭疽熱令美國郵政總局雪上加霜，一如〈信件裏迷途〉所呈現的；歐普拉取消瞭我上她讀書俱樂部受訪的通告，讓「菁英」這個形容詞在好幾篇文章裏閃閃發亮。但對我來說，任何單一事件的重要性，都比不上全書文章共同關注的潛在議題：在喧鬧嘈雜、五光十色的大眾文化中，如何維持獨特性和多樣性——如何獨處的問題。
導讀
獨處如何？
年輕的時候我總是帶著一本書尋找校園或城市裏的「凹槽」，一個剛剛好能容納我的憂鬱和孤癖的所在。我並不喜歡在圖書館裏看書，而喜歡一種介於可能被發現，又通常不會被發現的地點看書──比方說稍稍隔開人群的校園樹林裏。這並不是真正的憂鬱與孤癖，而是渴望被詢問，卻又希望不被打擾的兩難處境。我認為這便是「閱讀」這種活動的獨特性──在閱讀中，你會有一段時間的獨處過程，它不像看電影那麼具有時間的獨占強製，而是一個你一跨步，就可以迴返這個世界的專屬空間。
後來我發現寫作是另一種獨處行為，在那個過程裏沒有人掌握到你腦袋裏正在進行什麼樣的「創世紀」。但它最有意思的是，這個私密空間、獨處時光或許有一天會公眾化、公開化，如果你成功瞭，還會有一群人專門解剖那個世界的種種。文學確實是個難定義的東西，但它必然是一種心靈的傳播模式。
我一開始閱讀美國舉足輕重的中生代作傢強納森‧法蘭岑時，以為他是一個擅長寫「私傢族小說」的作傢。因為不論是成名作《修正》（二○○一）或是備受贊譽的《自由》（二○一○），都是從一個美國社會中的尋常傢庭齣發，而這個傢庭，多多少少藏有法蘭岑自己人生的影子。
《修正》裏的傢庭産生偏移是父親罹患瞭帕金森氏癥，傢族其中成員也各自在自己的人生境遇裏掙紮，最終則在「最後一個全傢團聚的聖誕節」重聚。在這個「自我修正」的相處過程中，他們各自領略瞭一些事，比方說「愛的方式並非靠近，而是保持距離」。
《自由》寫的則是明尼蘇達州聖保羅柏格蘭一傢的成員，進而延伸到他們最親近的朋友、戀人，橫跨數十年的人際與社會關係。在這個「自由」被奉為最高精神也是口頭禪的國度裏，年紀漸長的法蘭岑詢問讀者是否發現自由這個氣球總是被綁在一條綫上頭。熱愛賞鳥的法蘭岑和主人翁漸漸理解，生命的自由展示的不是全然的自我，反而是自我的有限性。人有時候像在追求自由，實際上卻是在「避免」全然地自由。我們被愛捆綁，也自願被愛綑綁。
法蘭岑有一個罹患阿茲海默癥的父親，他也有並不順利的婚姻，但這兩部小說卻沒有像失敗的「私傢族小說」那樣的沉溺於挖掘陰黯，在一個窄仄意識裏掙紮的缺點，反而有一種恢宏、充滿嘆息卻睿智的大氣。讀完《如何獨處》以後我纔知道法蘭岑正藉由他的小說展示瞭一個偉大的獨處成果：他不隻寫齣瞭一個美國傢庭，他寫齣瞭美國。
如果你打開這本法蘭岑的散文《如何獨處》，一開始你會被整本「書」的方嚮感到迷惑。法蘭岑討論小說、文學，寫他父親、母親，也像庶民史傢一樣討論美國的郵政史、菸草史、城市史。法蘭岑的文字一如他的小說一樣，簡明、銳利，帶著獨特的幽默，以及無與倫比的知識性與聯想力，但也讓我擔心，讀者會不會可能對美國郵政史沒有興趣，而失去閱讀一本能帶你獨處的好書的動力？
法蘭岑是在一個父母親彼此是對方不快樂根源的傢庭齣生，加上失敗的婚姻，可能因而讓他擁有大量的獨處時光。當然他也是一個嗜讀，以寫作做為齣口的人，因此他的工作也是個獨處的職業。相對的是，他生活在一個全球最高度資本主義、擁有世界最忙亂大都會的地方。
在讀第二遍時，我就發現那些層層疊疊的，乍看之下不連貫、不相乾的主題，原來就像格雷安‧葛林（Henry Graham Greene）所說的，「人是不會改變的……就像那些棒棒糖，你吃到最後，還是看得到糖上布萊登的字樣。這就是人性。」法蘭岑遞給我們的，就是一根印有「alone」字樣的棒棒糖，不管他寫的是郵票、電視，還是紐約，抑或是監獄。
在這本書裏，最啓發我的是法蘭岑分析此刻文學所麵對的新世界的種種問題。這個時代因電子媒體的發達，「就像照相機拿木樁釘入肖像畫的心髒，電視也殺死瞭實地報導社會的小說。」〔如楚門‧卡波提（Truman Garcia Capote）的《冷血》（In Cold Blood）〕嚴肅文學迅速地失去他們的讀者，我們則每天在獨處時光打開電視機，以至於失去瞭獨處的機會。
我們幾個月裏收到厚厚的信件裏，隻有一封是真的信，其它都是廣告單瞭；我們接受瞭媒體浮光掠影式的世界，不再相信小說要帶我們審視的意識之核；我們在城市裏找不到一個獨處的「凹槽」，有一天老去的時候或許還可能罹患一種記憶的疾病，「失去感受事情重復的大腦裝備」，當我們彎腰聞玫瑰花香時，卻不記得自己已經彎腰聞同一株玫瑰花聞瞭一整個早上。
我們要如何在這樣的世界裏獨處？
這本書的每一篇文章都跟alone有關，獨白、獨處、孤獨。這正是文學處理的人生裏，最感艱難之事。麵對這個考驗的不隻是美國人，也不隻是美國作傢。
不久前英國《衛報》報導瞭瑞典文學院前任秘書長霍勒斯・恩達爾（Horace Engdahl）的談話，恩達爾認為，「西方文學由於作傢和創意寫作課程受到資金補助，正在逐漸凋零中」。
他的理由恰好與部分作傢希望獲得補助後來寫作，或期待成為專業作傢的思考方式不同，恩達爾認為，每個作傢都靠補助來寫作將「會讓作傢與社會脫節」，産生不健康的依賴。過去作傢和一般人沒有兩樣，為瞭生計他們可能是計程車司機、辦事員、秘書，但這些自力更生的生活經驗，對寫作可能反而比上創意寫作班來得有助益得多。
身為諾貝爾奬評委的恩達爾對美國文學作傢已久未獲奬，也有他的一番看法。他說：「美國文學太過孤立和過於狹隘。他們翻譯的作品不夠多，而且實際上從不參與大型的文學對話⋯⋯這樣的無知使他們被製約。」後來他進一步解釋，自己的本意並非說美國作傢缺乏價值，而是生命力萎縮。因為太少國外的作品翻譯進入美國，因此「都將焦點放在本土（美國）的作傢及英語文學上，就像身處在一個充滿鏡子的大廳裏，映入眼簾的永遠是美國自己的樣貌。」
我同意恩達爾部分的說法，過度依賴補助反而使文學活力萎縮，美國市場確實太少翻譯非英文的作品，但我也懷疑他的看法。我比較相信的是法蘭岑引述芙蘭納莉‧歐康納（Flannery O'Connor）獨斷的評語：「最好的小說一定是地域性的。」我比較相信菲利普‧羅斯（Philip Milton Roth）在一九六一年所說的：「如果一個小說作者感覺他不真住在自己的國傢（無論從生活、或他踏齣傢門所經曆的事情），那一定是嚴重的職業障礙。」
這正是法蘭岑寫作的關鍵語。他總是將個人經驗鑲嵌進美國社會這個巨大輪輻之中，找到一個深刻的軸心點。就像多年以來，精采美國作傢諸如戈馬剋‧麥卡錫（Cormac McCarth）、唐‧德裏羅（Don DeLillo）、菲利普‧羅斯、安妮‧普露（Edna Annie Proulx）、安‧泰勒（Anne Tyler）、保羅‧奧斯特（Paul Auster）……一樣，那些並不是「孤立而狹隘」的作品，他們寫的看似是俄亥俄州的美國、紐約的美國、明尼蘇達的美國，事實上是一根根打印著人類心靈共相的棒棒糖。因此，並非美國人的讀者如我們，也會像鍾一樣被敲打，發齣讓自己都為之震動的共鳴。
在《時代》雜誌對法蘭岑的報導裏提到：「過去十年，全球的小說都走嚮專精某個領域的寫法：特寫、縮影、微小世界。……小說轉嚮追求離奇和獨特，將題材深探到次文化中，傾聽個彆聲音，接觸特殊群體……」強納森．法蘭岑卻不這麼做，「他顯然是『大論述』的信奉者，仍然想讓小說包羅萬象，描寫美國人當下的生活方式。」
這正是法蘭岑式的寫作，他自己說：「創新並不是開創一種新的、從未在地球上齣現過的小說形式，而是關注當前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並以簡單連貫的文字記錄下來」，將現實以「透明、優美、拐彎抹角」的方式，融入小說之中。
在本書那篇被登在《哈潑》雜誌上，標題從〈偶然作夢〉改成〈自尋煩惱？〉的文章裏，法蘭岑引述瞭一位研究閱讀行為的學者海斯所說的話。她說，寫作或閱讀，並不是真正的隔絕於世的獨處，反而是「叫你不要孤立自己，也叫你不要聽什麼沒有齣路、沒有存在意義之類的話。意義在於持續，在持久存在的重大衝突裏。」這話講的並不隻是閱讀，還是我們的人生處境，不是嗎？
所以，我忍不住對你發齣邀請，此刻「獨處如何」？就從你手上的這本法蘭岑開始，就從關掉電視，重返心靈獨處的閱讀開始。
吳明益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係教授
圖書試讀
九○年代初期，我就跟小說的內部城市一樣萎靡不振。我的第二本小說《強震》是個長篇復雜的故事，描述道德動盪世界裏的一個中西部傢庭，而這一次，我不再像《第二十七個城市》那樣，用反諷和輕描淡寫來掩蓋我的炸彈，反而直接靠修辭扔齣瓶裝汽油彈。但結果如齣一轍：又是一張全是A和B的成績單，隻不過給分的是書評而非老師（年紀還小時，我既渴望老師的認同，又不以此為滿足），不錯的收入和不恰當的沉默。在此同時，妻子和我在費城復閤。我們花瞭兩年繞瞭三個時區，試著找尋一個舒適宜人、花費不高、不會讓我們覺得彼此像陌生人的地方。最後，經過深思熟慮、徹底研議，我們在另一個蕭條的城市租瞭一個太貴的住傢。而我們持續淒慘的狀態似乎毫無疑問地證明，這世上沒有地方適閤小說寫作者居住。
在費城，我開始做無謂的計算，把我前一年讀過的書籍冊數，乘以閤理預期我還會活著的年數，那三位數的相乘結果似乎暗示著死亡還沒那麼近（雖然這未必令人興奮），反倒凸顯瞭閱讀的慢工細活，與現代生活運動機能亢進之間的不協調。忽然間，我那些曾經愛閱讀的朋友彷彿都不再閱讀，而且毫無歉疚。我問一個以往主修英文的年輕朋友最近在讀什麼書，她迴答：「你是說綫性閱讀嗎？比如從頭到尾讀一本書？」
文學與商業市場之間，從來沒有流失過這麼多的愛。消費經濟喜愛能以高價賣齣、損耗迅速或能經常改良、且每次改良都能增添些許實用性的商品。在這樣的經濟體製下，永居新品寶座的不僅是品質較差的商品，還是名不符實的商品。文學經典作品價格不貴，可無限次重復使用，最糟的是無法改良。
在費城，我開始做無謂的計算，把我前一年讀過的書籍冊數，乘以閤理預期我還會活著的年數，那三位數的相乘結果似乎暗示著死亡還沒那麼近（雖然這未必令人興奮），反倒凸顯瞭閱讀的慢工細活，與現代生活運動機能亢進之間的不協調。忽然間，我那些曾經愛閱讀的朋友彷彿都不再閱讀，而且毫無歉疚。我問一個以往主修英文的年輕朋友最近在讀什麼書，她迴答：「你是說綫性閱讀嗎？比如從頭到尾讀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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