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書要談的重點是清末民初期間中國世界觀轉變過程。誠如清末名臣李鴻章所言,近百年中國麵臨二韆年未有之大變局,然所謂大變局是指那一方麵?有人認為是現代對傳統的挑戰;有人認為東西兩個差異文化的衝突;亦有人認為是帝國主義擴張,威脅到國傢的生存。上述說法都有它的道理,不過個人認為西方給予中國最重要的影響,應該是世界格局的變化及其隨之而來的世界觀。中國是東亞大國,但其所以能君臨整個地區,不單在軍事、政治及經濟力量,更在於它能建構一個國際體係與及支持上述體係的世界觀,然西力東來,對中國最大挑戰便是它的國際架構,亦即是崛起於歐洲之民族國傢製度。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過去多半認為其拋棄傳統體製、走嚮民族國傢是必然之道。但近年的研究則指齣民族國傢並非必然之世界秩序,同時東亞體製亦並非全然被捨棄到曆史的墳墓裏。個人是同意此一觀點,亦即民族國傢是歐洲特有曆史背景産生,中國在接受此一體製時,為適應本身環境,必有所去取,更企圖重新改造,但此方麵在曆史界談的比較少,亦是本書要探索所在地方。
中國之傳統國際體係具體呈現是甚麼?一般都會使用「朝貢製度」概念。它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周代,即《詩經,小雅‧北山》所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然朝貢製度是否真實存在於中國曆史上,學術界卻有很多爭議。美國費正清、日本濱下武誌均主張朝貢製度是中國處理對外關係重要體製,其影響及於整個東亞及東南亞。費正清認為中國透過貿易優惠政策以吸引外國朝貢,從而建立一個東亞世界秩序;濱下則更具體指齣朝貢製度不單止是中國,也是亞洲共有製度,並未因西方力量進入亞洲而消失,其影響力與西方共存。1但夫馬進及JohnWills 則認為中國朝貢製度曆代均不同,很難用一個劃一標準去規範。的確,要說中國在數韆年中,其對外體製完全沒有改變似乎很難令人信服,但亦不能說它隻是個臨機對外方式,因為它的世界觀必然會提供一套價值體係,而且有其延續性。何偉(JamesHevia)提齣一個很有參考價值的說法,他認為朝貢製度是一套禮製,它提供一個協商的平颱,讓中國與外國交往過程中有協商的空間。對何偉亞而言,禮儀並非西方常認知為純粹權力的象徵,它是文化中宇宙觀的反映,所謂朝貢製度,隻不過是各個文化交流的中介而已。
由於篇幅及個人現行研究課題關係,本書無法討論傳統朝貢製度,重點隻能放在傳統世界觀在接觸到西方思想後所産生之變化。所謂西方思想,主要指十九世紀以來民族主義及自由主義兩個重要思潮。本書第一章裏便談及兩個主義對近代史解釋的衝擊,它的意義其實更大於此。透過曆史的解釋,自由主義者及民族主義者企圖為中國尋找一個現代國傢模式。自由主義強調傳統中國是一個對內封建專製,對外不尊重萬國平等的製度。要建立現代化國傢,必需去除傳統。蔣廷黻是自由主義者中較為溫和,因此一度支持中國實行獨裁政體,但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仍是他解釋曆史的重要架構。民族主義則追求一個同質的國傢,但民族主義者自始便要麵對一些無法解決的難題,不單止民族範疇難以具體界定,世界上也沒有幾個國傢能純粹由單一民族組成,因此民族主義者可以分化為本質主義者,如錢穆一直在追尋中國民族精神的所在;另一種則如蕭一山者,希望把曆史建立在未來上。在自由主義及民族主義的交錯挑戰下,中國的傳統世界觀並沒有全然消失,但它的起伏一直缺乏學界關注,因此本書以十九世紀末至五四運動的思想變遷為主軸,作一個簡單的疏理。
本書第二章便以十九世紀王韜作為討論中心。王韜一嚮被視為洋務派的代錶,由於他在香港的經曆及與西方文化有深入的接觸,使他成為同時代人西化的先鋒。無可否認王韜的確極力主張吸取西方的先進知識,但在國際問題上,他可以說是相對的保守。他反對西方富國強兵,弱肉強食的想法,主張國際責任是濟弱扶危;他主張中國改革以自保為主,擴張並非優先任務;他亦使用傳統用語「大一統」,好像要恢復朝貢製度中君臨天下姿勢,但事實上他承認各國有自主之權,隻不過強調一個全球的共通價值,因此他的看法反而接近傳統被視為保守派的王闓運。在書寫本書課題時,本來有意探討王闓運案例,但由於時間限製,隻能中途作罷。不過王闓運追求今文經學倡導的大一統思想,在現實政治中亦主張內治優先,與王韜並無二緻。因此在研究晚清思想史,用傳統進步及保守二分法來論述,反而忽略所謂進步派與保守派的共通點,他們事實上仍處於同一個語境中,維持一元世界是其共同願望。
甲午戰爭是傳統世界觀轉嚮民族世界一個十分重要轉捩點,當然也非一蹴即至,康有為便是個過渡時期人物。有關康有為評價,常囿於他與革命的關係,特彆其對民族主義的批判,因此康氏始終被烙上保守的印記,隻有蕭公權及其弟子汪祖榮給予它一個較為公平的評價。事實上康有為在近代思想史上仍應佔一席位,在某種意義下,他可以說承先啓後,力圖整閤傳統天下與近代民族主義的人。康有為可以說晚清少數追求中國國傢起源的知識分子,並首先提齣黃帝為中國國傢之締造者,若比較他與馬驌的《繹史》,康有為受到西方啓濛時期思想的影響十分明顯。但康有為在另一方麵又試圖建立一個普世原則,其所謂普世原則,無疑是建基於近代自然科學上,但他的錶達方式仍沿襲宋明理學的形式,以「道」作為其統括概念。雖然康有為提齣人道一詞以求有彆於過往的道,但仍語焉不詳,廖平為康有為提供一套公羊學的世界觀,惜足補其缺陷,亦是康有為急速轉嚮公羊世界觀的重要原因。
自由主義及民族主義正式開花結果是在辛亥時期,尤其在1900 年庚子事變之後,但對上述主義的詮釋卻五花八門,各人自有心裁。籠統而言,可以分彆以梁啓超、章太炎及孫中山為象徵,代錶國傢派、曆史文化派及公民派三個不同之路嚮。梁啓超是近代首先提倡激進人民概念的人,在戊戌政變以前,梁啓超對人民的理解仍以反對君主專製為主,直到政變失敗後逃往日本,直接接觸日本情況,纔給予梁啓超更大啓發,主張建設中國為民族國傢。亦由於民族意識的滋長,梁啓超亦是最先討論重建中國史學的人。但梁啓超探討文化層次的史學不長,很快便轉嚮建國的各個麵嚮,對辛亥時期的梁啓超而言,政治建設比文化重要,主要原因有兩個,首先是列國競爭,國傢若不強大,個人亦無法生存,由主體所産生之文化活動亦不能存在,在社會達爾文競爭法則下,群體不能不超越個體。其次為滿漢衝突,透過國傢機器,可以調和種族矛盾。亦由於梁啓超強調群體重要性,對革命派是無法接受。不過梁對群體演進的解釋,仍可以看到康有為之影子,所謂三十之後絕對不談公羊,隻是他未有覺省到康氏的影響。章太炎是辛亥時期曆史文化派的主要代錶,章氏最大的貢獻有二,其一是利用其嫻熟的清代小學,建立一個由黃帝開始的四韆年民族譜係,並創造一個文字語言的曆史敘事,打造一個新史學傳統,取代過去以經學為主的文化論述;其次為建立中國民族主義之主體性,以言語作為為基礎,章太炎強調中華民族是由個體自然結閤,但民族的傳承因滿清統治而中絕,隻要光復曆史傳統,中華民族即能復興。章太炎非如梁啓超把群體置於個體之上,是其能夠吸引當時青年知識份子的原因,但章太炎在建構其民族理論過程中,遭到維新派的挑戰,康有為認為曆史上外族入佔中國案例不少,民族成份因而混淆,章氏所謂的民族單純性根本無法維持。為迴應康有為的挑戰,章太炎必須解釋個體與民族之不可分關係,亦即民族曆史雖經多次變化,仍能維持個體的同質性。
因蘇報案入獄之章太炎,其間潛心佛學,開始藉助唯識派之世界觀,由名相入手,指齣主體雖根於語言,但語言隻是一個符號,可以包容不同主體,但愈象徵化,其自然性亦越受質疑,最後章太炎隻好求助於莊子,以「不齊為齊」,不再追求世界之統一,迴歸到說經為樂。魯迅指其在民國時期「漸入頹唐」,但把原因歸究到「既離民眾」,5似忽略章氏在思想史上所麵臨睏境。但無論如何,章太炎在主體的追尋上,卻為現代中國心性之學開闢一個新的門徑。
辛亥時期第三類派彆是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他們與章太炎類似,強調個體在民族主義之主要作用,但不同點是章太炎由形而上學建設主體,但孫中山等人則以國傢為主體性所在。由於時間不充份,個人無法深入討論清末革命派的想法。但在民初章士釗與戴季陶有一場政治爭論,足以反映兩者間的差異。章士釗與章太炎關係密切,而其思想亦與其接近,強調曆史有其承傳性;戴季陶自號為孫中山思想繼承人,強調國傢基礎建立在天賦人權上。章士釗與戴季陶之爭,始於民初內閣製之爭,章士釗主張內閣製,認為閤乎曆史溫和進化之用,戴季陶則批評所謂內閣製之爭,完全是袁世凱的陰謀。戴季陶代錶革命史觀正統,反映齣過去有關民初曆史,常過份圍繞袁世凱問題,爭議的本質反而煙沒。
兩人的差岐,主要是章士釗強調國傢的成立是曆史逐步發展而成,而且國傢是一有機組織,個體無法擺脫曆史的羈絆。雖然章士釗尚未如梁啓超認為國傢在個人之上,但其曆史密切性亦無法使人擺脫國傢。而戴季陶則主張國傢為人民自由意誌的集閤體,而其意誌則呈現於憲法之中,完全為盧梭天賦人權論的反映。曆史文化派與公民派在清末麵對一個共同敵人,尚能勉強和衷共濟,當革命成功,其差岐便漸顯現,亦成為新文化運動一個重要源頭。
本書要處理最後一個問題是新文化運動的源起。從來談新文化運動,不少研究關注其民初的新興社會及經濟背景。社經問題的重要性當然不能忽視,但新文化運動是以思想為主,它的源起以至內涵更應該關注。有人認為它是一個啓濛運動,不過在辛亥革命時期,西方啓濛已經開始,則辛亥的啓濛與五四的啓濛究竟有何差彆?不釐清這個問題,是無法理解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的脈絡。事實上二次革命的失敗,對革命黨人與及鬍適等知識份子的衝擊是十分激烈,需重新思考辛亥革命的建國路綫,亦即所謂曆史國傢的建立。過去一直以為新文化運動就是反封建運動,其實五四啓濛要打破是辛亥革命所帶來的曆史性,並非以四韆年來的傳統為對象。無論鬍適或陳獨秀,都希望擺脫曆史國傢的限製,探討人類的共通性,此為傳統與現代分裂的起源。但鬍適在新文化運動所産生更大影響的原因,在其能具體刻劃齣個體性之所在,辛亥時期之個體是源自於政治架構,亦即曆史國傢,但鬍適所刻劃的個體則源自社會,受到實用主義影響,鬍適指齣主體性齣實,完全是個人對現實社會的迴應。亦即個人的創造力必須由現實社會啓發,並非單單由天賜,同時鬍適更利用白話文作為錶達個體的工具,使白話文一舉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有力象徵。
上文把本書所收八篇文章的脈絡作一個大要陳述。這八篇文章的寫作,最初一篇創作於1995 年,最後一篇則在2006 年,都是學術研討會中發錶的文章,因此寫的時候多半跟隨研討會的主題,並非依各論題的時間先後創作,隻是在這次結集齣版時纔依序排列。雖然如此,各篇文章主軸仍圍繞個人一嚮關心的問題,亦即中國近代世界觀的轉變過程。
然由於各篇原為研討會文章,寫的時間又相隔頗遠,故內容上有不少重覆雜遝之處,涵蓋麵亦有許多遺漏地方,不過天下事難有十全十美,故今次結集齣版,無論架構及文獻仍保留原樣,隻有文字及格式稍作修改,不過要整齊全書,並不容易,錯漏地方,唯望讀者恕宥。
最近幾個月都為修輯各篇文章忙碌,有些論文年代久遠,連原稿都找不到,隻好麻煩齣版社幫忙,掃描重新整理。至今麵臨齣版,始感古人禍棗災梨之惶恐,隻是孜孜多年,不敢說益世之作,隻當雪泥鴻印,個人留為紀念。
2014 年10 月記於颱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