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书要谈的重点是清末民初期间中国世界观转变过程。诚如清末名臣李鸿章所言,近百年中国面临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然所谓大变局是指那一方面?有人认为是现代对传统的挑战;有人认为东西两个差异文化的冲突;亦有人认为是帝国主义扩张,威胁到国家的生存。上述说法都有它的道理,不过个人认为西方给予中国最重要的影响,应该是世界格局的变化及其随之而来的世界观。中国是东亚大国,但其所以能君临整个地区,不单在军事、政治及经济力量,更在于它能建构一个国际体系与及支持上述体系的世界观,然西力东来,对中国最大挑战便是它的国际架构,亦即是崛起于欧洲之民族国家制度。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过去多半认为其抛弃传统体制、走向民族国家是必然之道。但近年的研究则指出民族国家并非必然之世界秩序,同时东亚体制亦并非全然被舍弃到历史的坟墓里。个人是同意此一观点,亦即民族国家是欧洲特有历史背景产生,中国在接受此一体制时,为适应本身环境,必有所去取,更企图重新改造,但此方面在历史界谈的比较少,亦是本书要探索所在地方。
中国之传统国际体系具体呈现是甚么?一般都会使用「朝贡制度」概念。它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周代,即《诗经,小雅‧北山》所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朝贡制度是否真实存在于中国历史上,学术界却有很多争议。美国费正清、日本滨下武志均主张朝贡制度是中国处理对外关系重要体制,其影响及于整个东亚及东南亚。费正清认为中国透过贸易优惠政策以吸引外国朝贡,从而建立一个东亚世界秩序;滨下则更具体指出朝贡制度不单止是中国,也是亚洲共有制度,并未因西方力量进入亚洲而消失,其影响力与西方共存。1但夫马进及JohnWills 则认为中国朝贡制度历代均不同,很难用一个划一标准去规范。的确,要说中国在数千年中,其对外体制完全没有改变似乎很难令人信服,但亦不能说它只是个临机对外方式,因为它的世界观必然会提供一套价值体系,而且有其延续性。何伟(JamesHevia)提出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说法,他认为朝贡制度是一套礼制,它提供一个协商的平台,让中国与外国交往过程中有协商的空间。对何伟亚而言,礼仪并非西方常认知为纯粹权力的象征,它是文化中宇宙观的反映,所谓朝贡制度,只不过是各个文化交流的中介而已。
由于篇幅及个人现行研究课题关系,本书无法讨论传统朝贡制度,重点只能放在传统世界观在接触到西方思想后所产生之变化。所谓西方思想,主要指十九世纪以来民族主义及自由主义两个重要思潮。本书第一章里便谈及两个主义对近代史解释的冲击,它的意义其实更大于此。透过历史的解释,自由主义者及民族主义者企图为中国寻找一个现代国家模式。自由主义强调传统中国是一个对内封建专制,对外不尊重万国平等的制度。要建立现代化国家,必需去除传统。蒋廷黻是自由主义者中较为温和,因此一度支持中国实行独裁政体,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仍是他解释历史的重要架构。民族主义则追求一个同质的国家,但民族主义者自始便要面对一些无法解决的难题,不单止民族范畴难以具体界定,世界上也没有几个国家能纯粹由单一民族组成,因此民族主义者可以分化为本质主义者,如钱穆一直在追寻中国民族精神的所在;另一种则如萧一山者,希望把历史建立在未来上。在自由主义及民族主义的交错挑战下,中国的传统世界观并没有全然消失,但它的起伏一直缺乏学界关注,因此本书以十九世纪末至五四运动的思想变迁为主轴,作一个简单的疏理。
本书第二章便以十九世纪王韬作为讨论中心。王韬一向被视为洋务派的代表,由于他在香港的经历及与西方文化有深入的接触,使他成为同时代人西化的先锋。无可否认王韬的确极力主张吸取西方的先进知识,但在国际问题上,他可以说是相对的保守。他反对西方富国强兵,弱肉强食的想法,主张国际责任是济弱扶危;他主张中国改革以自保为主,扩张并非优先任务;他亦使用传统用语「大一统」,好像要恢复朝贡制度中君临天下姿势,但事实上他承认各国有自主之权,只不过强调一个全球的共通价值,因此他的看法反而接近传统被视为保守派的王闿运。在书写本书课题时,本来有意探讨王闿运案例,但由于时间限制,只能中途作罢。不过王闿运追求今文经学倡导的大一统思想,在现实政治中亦主张内治优先,与王韬并无二致。因此在研究晚清思想史,用传统进步及保守二分法来论述,反而忽略所谓进步派与保守派的共通点,他们事实上仍处于同一个语境中,维持一元世界是其共同愿望。
甲午战争是传统世界观转向民族世界一个十分重要转捩点,当然也非一蹴即至,康有为便是个过渡时期人物。有关康有为评价,常囿于他与革命的关系,特别其对民族主义的批判,因此康氏始终被烙上保守的印记,只有萧公权及其弟子汪祖荣给予它一个较为公平的评价。事实上康有为在近代思想史上仍应佔一席位,在某种意义下,他可以说承先启后,力图整合传统天下与近代民族主义的人。康有为可以说晚清少数追求中国国家起源的知识分子,并首先提出黄帝为中国国家之缔造者,若比较他与马骕的《绎史》,康有为受到西方启蒙时期思想的影响十分明显。但康有为在另一方面又试图建立一个普世原则,其所谓普世原则,无疑是建基于近代自然科学上,但他的表达方式仍沿袭宋明理学的形式,以「道」作为其统括概念。虽然康有为提出人道一词以求有别于过往的道,但仍语焉不详,廖平为康有为提供一套公羊学的世界观,惜足补其缺陷,亦是康有为急速转向公羊世界观的重要原因。
自由主义及民族主义正式开花结果是在辛亥时期,尤其在1900 年庚子事变之后,但对上述主义的诠释却五花八门,各人自有心裁。笼统而言,可以分别以梁启超、章太炎及孙中山为象征,代表国家派、历史文化派及公民派三个不同之路向。梁启超是近代首先提倡激进人民概念的人,在戊戌政变以前,梁启超对人民的理解仍以反对君主专制为主,直到政变失败后逃往日本,直接接触日本情况,才给予梁启超更大启发,主张建设中国为民族国家。亦由于民族意识的滋长,梁启超亦是最先讨论重建中国史学的人。但梁启超探讨文化层次的史学不长,很快便转向建国的各个面向,对辛亥时期的梁启超而言,政治建设比文化重要,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是列国竞争,国家若不强大,个人亦无法生存,由主体所产生之文化活动亦不能存在,在社会达尔文竞争法则下,群体不能不超越个体。其次为满汉冲突,透过国家机器,可以调和种族矛盾。亦由于梁启超强调群体重要性,对革命派是无法接受。不过梁对群体演进的解释,仍可以看到康有为之影子,所谓三十之后绝对不谈公羊,只是他未有觉省到康氏的影响。章太炎是辛亥时期历史文化派的主要代表,章氏最大的贡献有二,其一是利用其娴熟的清代小学,建立一个由黄帝开始的四千年民族谱系,并创造一个文字语言的历史叙事,打造一个新史学传统,取代过去以经学为主的文化论述;其次为建立中国民族主义之主体性,以言语作为为基础,章太炎强调中华民族是由个体自然结合,但民族的传承因满清统治而中绝,只要光复历史传统,中华民族即能复兴。章太炎非如梁启超把群体置于个体之上,是其能够吸引当时青年知识份子的原因,但章太炎在建构其民族理论过程中,遭到维新派的挑战,康有为认为历史上外族入佔中国案例不少,民族成份因而混淆,章氏所谓的民族单纯性根本无法维持。为回应康有为的挑战,章太炎必须解释个体与民族之不可分关系,亦即民族历史虽经多次变化,仍能维持个体的同质性。
因苏报案入狱之章太炎,其间潜心佛学,开始借助唯识派之世界观,由名相入手,指出主体虽根于语言,但语言只是一个符号,可以包容不同主体,但愈象征化,其自然性亦越受质疑,最后章太炎只好求助于庄子,以「不齐为齐」,不再追求世界之统一,回归到说经为乐。鲁迅指其在民国时期「渐入颓唐」,但把原因归究到「既离民众」,5似忽略章氏在思想史上所面临困境。但无论如何,章太炎在主体的追寻上,却为现代中国心性之学开辟一个新的门径。
辛亥时期第三类派别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他们与章太炎类似,强调个体在民族主义之主要作用,但不同点是章太炎由形而上学建设主体,但孙中山等人则以国家为主体性所在。由于时间不充份,个人无法深入讨论清末革命派的想法。但在民初章士钊与戴季陶有一场政治争论,足以反映两者间的差异。章士钊与章太炎关系密切,而其思想亦与其接近,强调历史有其承传性;戴季陶自号为孙中山思想继承人,强调国家基础建立在天赋人权上。章士钊与戴季陶之争,始于民初内阁制之争,章士钊主张内阁制,认为合乎历史温和进化之用,戴季陶则批评所谓内阁制之争,完全是袁世凯的阴谋。戴季陶代表革命史观正统,反映出过去有关民初历史,常过份围绕袁世凯问题,争议的本质反而烟没。
两人的差岐,主要是章士钊强调国家的成立是历史逐步发展而成,而且国家是一有机组织,个体无法摆脱历史的羁绊。虽然章士钊尚未如梁启超认为国家在个人之上,但其历史密切性亦无法使人摆脱国家。而戴季陶则主张国家为人民自由意志的集合体,而其意志则呈现于宪法之中,完全为卢梭天赋人权论的反映。历史文化派与公民派在清末面对一个共同敌人,尚能勉强和衷共济,当革命成功,其差岐便渐显现,亦成为新文化运动一个重要源头。
本书要处理最后一个问题是新文化运动的源起。从来谈新文化运动,不少研究关注其民初的新兴社会及经济背景。社经问题的重要性当然不能忽视,但新文化运动是以思想为主,它的源起以至内涵更应该关注。有人认为它是一个启蒙运动,不过在辛亥革命时期,西方启蒙已经开始,则辛亥的启蒙与五四的启蒙究竟有何差别?不釐清这个问题,是无法理解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脉络。事实上二次革命的失败,对革命党人与及胡适等知识份子的冲击是十分激烈,需重新思考辛亥革命的建国路线,亦即所谓历史国家的建立。过去一直以为新文化运动就是反封建运动,其实五四启蒙要打破是辛亥革命所带来的历史性,并非以四千年来的传统为对象。无论胡适或陈独秀,都希望摆脱历史国家的限制,探讨人类的共通性,此为传统与现代分裂的起源。但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所产生更大影响的原因,在其能具体刻划出个体性之所在,辛亥时期之个体是源自于政治架构,亦即历史国家,但胡适所刻划的个体则源自社会,受到实用主义影响,胡适指出主体性出实,完全是个人对现实社会的回应。亦即个人的创造力必须由现实社会启发,并非单单由天赐,同时胡适更利用白话文作为表达个体的工具,使白话文一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有力象征。
上文把本书所收八篇文章的脉络作一个大要陈述。这八篇文章的写作,最初一篇创作于1995 年,最后一篇则在2006 年,都是学术研讨会中发表的文章,因此写的时候多半跟随研讨会的主题,并非依各论题的时间先后创作,只是在这次结集出版时才依序排列。虽然如此,各篇文章主轴仍围绕个人一向关心的问题,亦即中国近代世界观的转变过程。
然由于各篇原为研讨会文章,写的时间又相隔颇远,故内容上有不少重覆杂沓之处,涵盖面亦有许多遗漏地方,不过天下事难有十全十美,故今次结集出版,无论架构及文献仍保留原样,只有文字及格式稍作修改,不过要整齐全书,并不容易,错漏地方,唯望读者恕宥。
最近几个月都为修辑各篇文章忙碌,有些论文年代久远,连原稿都找不到,只好麻烦出版社帮忙,扫描重新整理。至今面临出版,始感古人祸枣灾梨之惶恐,只是孜孜多年,不敢说益世之作,只当雪泥鸿印,个人留为纪念。
2014 年10 月记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