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民族史学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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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本书由国际体系出发,探讨清末民初中国人世界观转变之过程,其中尤着重自由主义及民族主义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史学不但是了解过去,到近代更是时间、空间的重新定位。在十九世纪自由主义及民族主义的影响下,辛亥革命可以说是民族史学造成的运动。由文化角度而言,史学的冒升取代了经学地位,成为主流学问,亦缔造一个绵延四千年的民族史世界观。新文化运动被视为反对传统、打倒孔家店,其实只是表象。经过二次革命后的反思,新文化运动领导人要挑战的是辛亥革命的文化传统,它企图建立一个截断传统的史学,亦是本书结束的地方。五四运动以后,辛亥与新文化二重唱的交错关系,仍待进一步研究。
史学之林:近代中国思想流变与思想史研究新视野 图书简介 《史学之林:近代中国思想流变与思想史研究新视野》是一部立足于深厚史料积累,聚焦于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转型与史学观念演变的学术专著。本书旨在跳脱出传统史学叙事中对“宏大叙事”的过度依赖,深入剖析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中国知识界在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其思想内核、方法论以及知识生产模式所经历的复杂而深刻的嬗变过程。 全书结构严谨,分为四个主要部分,辅以详尽的文献考证与案例分析,力求展现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内在逻辑与外部驱动力。 第一部分:晚清思想的裂变与重构 (1840s – 1911) 本部分集中探讨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儒学体系遭遇西方现代性挑战时所产生的深刻危机感,以及知识精英群体为寻求“救亡图存”而进行的思想探索。 一、天朝体系的瓦解与新知识的引入: 本书首先考察了早期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与哲学观念,如何通过海关、教会学校等非传统渠道渗透入士大夫阶层。重点分析了林则徐、魏源等早期开明士人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解深度与局限性。我们不将此视为简单的技术引进,而是将其置于晚清“道”与“器”的辩论框架内进行考察。 二、早期维新思想的内在张力: 重点对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进行了细致的辨析。梁启超在《时务报》等刊物中对“新民”的呼唤,并非简单的政治口号,而是建立在一套复杂的历史哲学基础之上。本书深入挖掘了梁氏如何改造传统“天人感应”与“历史进步”观念,试图构建一套适应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特别关注了其在“种族”与“国民”概念转换过程中的理论挣扎。 三、革命思想的理论准备: 本章跳出了以往将孙中山思想视为单一“三民主义”的传统路径,探讨了早期兴中会成员,以及如邹容、章太炎等激进知识分子在吸收西方激进主义(如卢梭、赫胥黎)时,如何将其与晚清反满情绪、民间秘密会社文化进行“本土化”的熔铸。分析了章太炎在反满旗帜下对汉族中心主义和国族构建的复杂态度。 第二部分:民国初年的思想“真空”与多源竞争 (1912 – 1927) 辛亥革命的爆发,并未带来思想上的统一,反而在政治秩序的真空状态下,催生了更为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思想图景。 一、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困境: 本书将新文化运动视为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而非单纯的政治运动。深入分析了“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引进过程,并指出陈独秀、胡适等人在倡导白话文、批判孔教时,其思想资源的多样性——从实用主义、达尔文主义到自由意志主义的混杂。重点论述了“打倒孔家店”背后的“儒家遗产”的重估问题,即如何处理数千年文化积累与全盘西化之间的紧张关系。 二、知识分子的漂泊与思想流向: 考察了知识分子在军阀混战时期,思想如何从城市转向乡村,从激进转向保守,或从自由主义转向国家主义(如傅斯年、张君劢在早期对“国家理性”的探讨)。通过对《新青年》后期以及各大学术刊物(如《语丝》、《近代评论》)的文本细读,揭示了自由主义的内在脆弱性。 三、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初探: 详细梳理了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路径,侧重于李大钊、陈望道等先行者如何将阶级分析理论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实相结合,特别是对“农民问题”的早期思考,为日后国共两党路线的差异埋下了伏笔。 第三部分:现代性的冲突与知识的专业化 (1927 – 1949) 抗战时期及国民政府统治后期,思想界呈现出由政治主导向学术专业化退守的趋势,同时,思想的左右分野也日益固化。 一、学术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文化重建: 本部分深入探讨了以冯友兰、贺麟为代表的新儒家学派,试图在西方哲学框架内重构中国哲学体系的努力。分析了他们如何利用逻辑学和现象学方法来“保卫”和“革新”传统,并借此构建一种超越政治斗争的文化自信。 二、史学研究的范式转型: 这是本书最为核心的论述之一。它不着眼于具体史实的叙述,而是关注史学观念的演变。分析了陈寅恪、傅斯年等史学大师在治学方法上的突破,例如傅斯年对“客观史学”的强调(“为白话文而争”),以及陈寅恪“以学术研究整理国故”的深层文化政治意涵——即在政治失序时,转向对文化传统的精微考据,以确立知识界的独立地位。 三、自由主义的困境与知识分子的选择: 考察了以《七月评论》为代表的知识群体,在日寇侵华和国内政治高压下的思想挣扎。分析了他们对“民主”与“科学”的坚守,以及在面临“要么服从,要么沉默”的局面时,知识分子群体在政治伦理上的痛苦抉择。 第四部分: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在考察完近代思想变迁的肌理之后,本书最后一部分着重于方法论的构建与反思,为当代思想史研究提供参照。 一、概念史的引入与限制: 讨论了如何运用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的方法来追踪“国家”、“革命”、“民族”、“文化”等核心概念在近百年间的意义漂移与张力,避免将现代概念预先投射到历史语境中。 二、思想的“非中心化”叙事: 倡导将研究视野从传统的精英知识分子群体,扩展到边缘群体、民间信仰、以及被忽视的社会群体(如女性、商人、地方绅士)的思想实践。强调思想史的撰写应是多声部的,而非单一主导性的。 三、文本细读与语境重建: 强调了对原始文本(信件、日记、私人出版物)的深度挖掘,以重建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真实思想“场域”,超越对二手资料的简单转述与评判。 《史学之林》试图在错综复杂的近代思想网络中,描绘出一幅既有宏观脉络,又不失微观细节的思想变迁图景,为理解今日中国思想文化的根源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它关注的不是某一学派的兴衰,而是知识在“中国”这一特殊语境下,如何艰难地获得意义和形式的过程。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李朝津


  李朝津教授,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部哲学硕士、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东洋史硕士,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教于国立台北大学历史学系。专门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外关系史。

图书目录

序 ........................................................................................................ 6

第一章 有关辛亥革命评价的若干问题:
由自由主义及民族主义角度的再思考 ............................ 1
一、自由主义对辛亥革命的评价 ......................................... 2
二、民族主义对辛亥革命的评价 ......................................... 9
三、结论 .............................................................................. 14

第二章 儒家思想与清末对外关系:王韬与日本 ...................... 16
一、十九世纪之世界与春秋时代 ....................................... 18
二、王韬对日本之开始认识 .............................................. 21
三、扶桑游后对日本的认识 .............................................. 28
四、结论 .............................................................................. 34

第三章 世界史和民族史的交汇:康有为早期史学思想 .......... 35
一、历史意识与民族意识的出现 ....................................... 37
二、建立以历史通则为主的世界史 ................................... 45
三、结论 .............................................................................. 50

第四章 从群体到民族:梁启超民族主义的形成 ...................... 52
一、维新变法与群体观念的导入 ....................................... 54
二、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民族观念的形成 ........................... 64
三、结论 .............................................................................. 74

第五章 历史文化的追寻:章太炎民族主义的形成 .................. 76
一、近代民族主义与现代群体意识的出现 ....................... 80
二、由保皇到反满:传统政治秩序的崩溃 ...................... 92
三、社会达尔文主义对章氏民族主义之影响 .................. 97
四、「以史为界」之中华民族理论 .................................. 105
五、儒家体制之再出发 .................................................... 113
六、结论 ............................................................................ 125

第六章 论清末学术中经学与史学的交替 ................................ 127
一、经学崩溃的过程 ........................................................ 129
二、经学与史学的交替 .................................................... 134
三、小学:一个新的历史叙述形式 ................................ 142
四、佛学:追寻近代主体性 ............................................ 152

第七章 国家的历史性与自然性:省思辛亥的民主实验 ........ 162
一、章士钊对英美政制的认识 ........................................ 164
二、戴季陶与章士钊间的争议 ........................................ 168
三、历史与自由的冲突 .................................................... 173
四、结论 ............................................................................ 178

第八章 历史绵延性的中断:新文化运动探源 ........................ 181
一、辛亥革命之反思 ........................................................ 183
二、胡适走上现代性的道路 ............................................ 188
三、社会与文学革命 ........................................................ 202
四、结论 ............................................................................ 206

图书序言



  本书要谈的重点是清末民初期间中国世界观转变过程。诚如清末名臣李鸿章所言,近百年中国面临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然所谓大变局是指那一方面?有人认为是现代对传统的挑战;有人认为东西两个差异文化的冲突;亦有人认为是帝国主义扩张,威胁到国家的生存。上述说法都有它的道理,不过个人认为西方给予中国最重要的影响,应该是世界格局的变化及其随之而来的世界观。中国是东亚大国,但其所以能君临整个地区,不单在军事、政治及经济力量,更在于它能建构一个国际体系与及支持上述体系的世界观,然西力东来,对中国最大挑战便是它的国际架构,亦即是崛起于欧洲之民族国家制度。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过去多半认为其抛弃传统体制、走向民族国家是必然之道。但近年的研究则指出民族国家并非必然之世界秩序,同时东亚体制亦并非全然被舍弃到历史的坟墓里。个人是同意此一观点,亦即民族国家是欧洲特有历史背景产生,中国在接受此一体制时,为适应本身环境,必有所去取,更企图重新改造,但此方面在历史界谈的比较少,亦是本书要探索所在地方。

  中国之传统国际体系具体呈现是甚么?一般都会使用「朝贡制度」概念。它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周代,即《诗经,小雅‧北山》所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朝贡制度是否真实存在于中国历史上,学术界却有很多争议。美国费正清、日本滨下武志均主张朝贡制度是中国处理对外关系重要体制,其影响及于整个东亚及东南亚。费正清认为中国透过贸易优惠政策以吸引外国朝贡,从而建立一个东亚世界秩序;滨下则更具体指出朝贡制度不单止是中国,也是亚洲共有制度,并未因西方力量进入亚洲而消失,其影响力与西方共存。1但夫马进及JohnWills 则认为中国朝贡制度历代均不同,很难用一个划一标准去规范。的确,要说中国在数千年中,其对外体制完全没有改变似乎很难令人信服,但亦不能说它只是个临机对外方式,因为它的世界观必然会提供一套价值体系,而且有其延续性。何伟(JamesHevia)提出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说法,他认为朝贡制度是一套礼制,它提供一个协商的平台,让中国与外国交往过程中有协商的空间。对何伟亚而言,礼仪并非西方常认知为纯粹权力的象征,它是文化中宇宙观的反映,所谓朝贡制度,只不过是各个文化交流的中介而已。

  由于篇幅及个人现行研究课题关系,本书无法讨论传统朝贡制度,重点只能放在传统世界观在接触到西方思想后所产生之变化。所谓西方思想,主要指十九世纪以来民族主义及自由主义两个重要思潮。本书第一章里便谈及两个主义对近代史解释的冲击,它的意义其实更大于此。透过历史的解释,自由主义者及民族主义者企图为中国寻找一个现代国家模式。自由主义强调传统中国是一个对内封建专制,对外不尊重万国平等的制度。要建立现代化国家,必需去除传统。蒋廷黻是自由主义者中较为温和,因此一度支持中国实行独裁政体,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仍是他解释历史的重要架构。民族主义则追求一个同质的国家,但民族主义者自始便要面对一些无法解决的难题,不单止民族范畴难以具体界定,世界上也没有几个国家能纯粹由单一民族组成,因此民族主义者可以分化为本质主义者,如钱穆一直在追寻中国民族精神的所在;另一种则如萧一山者,希望把历史建立在未来上。在自由主义及民族主义的交错挑战下,中国的传统世界观并没有全然消失,但它的起伏一直缺乏学界关注,因此本书以十九世纪末至五四运动的思想变迁为主轴,作一个简单的疏理。

  本书第二章便以十九世纪王韬作为讨论中心。王韬一向被视为洋务派的代表,由于他在香港的经历及与西方文化有深入的接触,使他成为同时代人西化的先锋。无可否认王韬的确极力主张吸取西方的先进知识,但在国际问题上,他可以说是相对的保守。他反对西方富国强兵,弱肉强食的想法,主张国际责任是济弱扶危;他主张中国改革以自保为主,扩张并非优先任务;他亦使用传统用语「大一统」,好像要恢复朝贡制度中君临天下姿势,但事实上他承认各国有自主之权,只不过强调一个全球的共通价值,因此他的看法反而接近传统被视为保守派的王闿运。在书写本书课题时,本来有意探讨王闿运案例,但由于时间限制,只能中途作罢。不过王闿运追求今文经学倡导的大一统思想,在现实政治中亦主张内治优先,与王韬并无二致。因此在研究晚清思想史,用传统进步及保守二分法来论述,反而忽略所谓进步派与保守派的共通点,他们事实上仍处于同一个语境中,维持一元世界是其共同愿望。

  甲午战争是传统世界观转向民族世界一个十分重要转捩点,当然也非一蹴即至,康有为便是个过渡时期人物。有关康有为评价,常囿于他与革命的关系,特别其对民族主义的批判,因此康氏始终被烙上保守的印记,只有萧公权及其弟子汪祖荣给予它一个较为公平的评价。事实上康有为在近代思想史上仍应佔一席位,在某种意义下,他可以说承先启后,力图整合传统天下与近代民族主义的人。康有为可以说晚清少数追求中国国家起源的知识分子,并首先提出黄帝为中国国家之缔造者,若比较他与马骕的《绎史》,康有为受到西方启蒙时期思想的影响十分明显。但康有为在另一方面又试图建立一个普世原则,其所谓普世原则,无疑是建基于近代自然科学上,但他的表达方式仍沿袭宋明理学的形式,以「道」作为其统括概念。虽然康有为提出人道一词以求有别于过往的道,但仍语焉不详,廖平为康有为提供一套公羊学的世界观,惜足补其缺陷,亦是康有为急速转向公羊世界观的重要原因。

  自由主义及民族主义正式开花结果是在辛亥时期,尤其在1900 年庚子事变之后,但对上述主义的诠释却五花八门,各人自有心裁。笼统而言,可以分别以梁启超、章太炎及孙中山为象征,代表国家派、历史文化派及公民派三个不同之路向。梁启超是近代首先提倡激进人民概念的人,在戊戌政变以前,梁启超对人民的理解仍以反对君主专制为主,直到政变失败后逃往日本,直接接触日本情况,才给予梁启超更大启发,主张建设中国为民族国家。亦由于民族意识的滋长,梁启超亦是最先讨论重建中国史学的人。但梁启超探讨文化层次的史学不长,很快便转向建国的各个面向,对辛亥时期的梁启超而言,政治建设比文化重要,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是列国竞争,国家若不强大,个人亦无法生存,由主体所产生之文化活动亦不能存在,在社会达尔文竞争法则下,群体不能不超越个体。其次为满汉冲突,透过国家机器,可以调和种族矛盾。亦由于梁启超强调群体重要性,对革命派是无法接受。不过梁对群体演进的解释,仍可以看到康有为之影子,所谓三十之后绝对不谈公羊,只是他未有觉省到康氏的影响。章太炎是辛亥时期历史文化派的主要代表,章氏最大的贡献有二,其一是利用其娴熟的清代小学,建立一个由黄帝开始的四千年民族谱系,并创造一个文字语言的历史叙事,打造一个新史学传统,取代过去以经学为主的文化论述;其次为建立中国民族主义之主体性,以言语作为为基础,章太炎强调中华民族是由个体自然结合,但民族的传承因满清统治而中绝,只要光复历史传统,中华民族即能复兴。章太炎非如梁启超把群体置于个体之上,是其能够吸引当时青年知识份子的原因,但章太炎在建构其民族理论过程中,遭到维新派的挑战,康有为认为历史上外族入佔中国案例不少,民族成份因而混淆,章氏所谓的民族单纯性根本无法维持。为回应康有为的挑战,章太炎必须解释个体与民族之不可分关系,亦即民族历史虽经多次变化,仍能维持个体的同质性。

  因苏报案入狱之章太炎,其间潜心佛学,开始借助唯识派之世界观,由名相入手,指出主体虽根于语言,但语言只是一个符号,可以包容不同主体,但愈象征化,其自然性亦越受质疑,最后章太炎只好求助于庄子,以「不齐为齐」,不再追求世界之统一,回归到说经为乐。鲁迅指其在民国时期「渐入颓唐」,但把原因归究到「既离民众」,5似忽略章氏在思想史上所面临困境。但无论如何,章太炎在主体的追寻上,却为现代中国心性之学开辟一个新的门径。

  辛亥时期第三类派别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他们与章太炎类似,强调个体在民族主义之主要作用,但不同点是章太炎由形而上学建设主体,但孙中山等人则以国家为主体性所在。由于时间不充份,个人无法深入讨论清末革命派的想法。但在民初章士钊与戴季陶有一场政治争论,足以反映两者间的差异。章士钊与章太炎关系密切,而其思想亦与其接近,强调历史有其承传性;戴季陶自号为孙中山思想继承人,强调国家基础建立在天赋人权上。章士钊与戴季陶之争,始于民初内阁制之争,章士钊主张内阁制,认为合乎历史温和进化之用,戴季陶则批评所谓内阁制之争,完全是袁世凯的阴谋。戴季陶代表革命史观正统,反映出过去有关民初历史,常过份围绕袁世凯问题,争议的本质反而烟没。

  两人的差岐,主要是章士钊强调国家的成立是历史逐步发展而成,而且国家是一有机组织,个体无法摆脱历史的羁绊。虽然章士钊尚未如梁启超认为国家在个人之上,但其历史密切性亦无法使人摆脱国家。而戴季陶则主张国家为人民自由意志的集合体,而其意志则呈现于宪法之中,完全为卢梭天赋人权论的反映。历史文化派与公民派在清末面对一个共同敌人,尚能勉强和衷共济,当革命成功,其差岐便渐显现,亦成为新文化运动一个重要源头。

  本书要处理最后一个问题是新文化运动的源起。从来谈新文化运动,不少研究关注其民初的新兴社会及经济背景。社经问题的重要性当然不能忽视,但新文化运动是以思想为主,它的源起以至内涵更应该关注。有人认为它是一个启蒙运动,不过在辛亥革命时期,西方启蒙已经开始,则辛亥的启蒙与五四的启蒙究竟有何差别?不釐清这个问题,是无法理解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脉络。事实上二次革命的失败,对革命党人与及胡适等知识份子的冲击是十分激烈,需重新思考辛亥革命的建国路线,亦即所谓历史国家的建立。过去一直以为新文化运动就是反封建运动,其实五四启蒙要打破是辛亥革命所带来的历史性,并非以四千年来的传统为对象。无论胡适或陈独秀,都希望摆脱历史国家的限制,探讨人类的共通性,此为传统与现代分裂的起源。但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所产生更大影响的原因,在其能具体刻划出个体性之所在,辛亥时期之个体是源自于政治架构,亦即历史国家,但胡适所刻划的个体则源自社会,受到实用主义影响,胡适指出主体性出实,完全是个人对现实社会的回应。亦即个人的创造力必须由现实社会启发,并非单单由天赐,同时胡适更利用白话文作为表达个体的工具,使白话文一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有力象征。

  上文把本书所收八篇文章的脉络作一个大要陈述。这八篇文章的写作,最初一篇创作于1995 年,最后一篇则在2006 年,都是学术研讨会中发表的文章,因此写的时候多半跟随研讨会的主题,并非依各论题的时间先后创作,只是在这次结集出版时才依序排列。虽然如此,各篇文章主轴仍围绕个人一向关心的问题,亦即中国近代世界观的转变过程。

  然由于各篇原为研讨会文章,写的时间又相隔颇远,故内容上有不少重覆杂沓之处,涵盖面亦有许多遗漏地方,不过天下事难有十全十美,故今次结集出版,无论架构及文献仍保留原样,只有文字及格式稍作修改,不过要整齐全书,并不容易,错漏地方,唯望读者恕宥。

  最近几个月都为修辑各篇文章忙碌,有些论文年代久远,连原稿都找不到,只好麻烦出版社帮忙,扫描重新整理。至今面临出版,始感古人祸枣灾梨之惶恐,只是孜孜多年,不敢说益世之作,只当雪泥鸿印,个人留为纪念。

2014 年10 月记于台北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评分

读这本书,我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思想宝库。作者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为我打开了通往中国近代民族史学殿堂的大门。我一直认为,民族史学的研究,不仅仅是对过往事件的简单记录,更是对民族精神内核的挖掘和塑造。我非常期待能够通过这本书,了解那些曾经为构建中国民族史学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们,他们是如何在那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凭借着对民族命运的深刻关怀,不断探索和创新的。这本书应该会详细阐述中国近代民族史学是如何在吸收西方学术营养的同时,又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际,发展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我尤其关注书中对于那些关于民族起源、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等核心议题的探讨,我相信这些讨论定会为我提供全新的视角和深刻的启示。这本书不仅是学术研究的佳作,更是一次关于民族认同和文化传承的深邃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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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暗沉的色调搭配泛黄的书页质感,仿佛能闻到纸张和墨水混合而成的古老气息。我一直对近代中国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充满好奇,尤其是那些致力于梳理和构建民族历史的学者们。翻开第一页,就被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和丰富的史料运用所吸引。尽管我尚未深入研究本书的每一个章节,但从前言和目录的概览中,我已经能够感受到作者在梳理中国近代民族史学发展脉络上的深厚功力。它似乎不像是一部单纯的史实堆砌,更像是一场关于“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的深刻追问。从清末的屈辱与觉醒,到民国时期的思潮涌动,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反思,每一个阶段都牵动着民族的神经,也塑造了现代中国的面貌。作者一定花费了大量心血去挖掘那些被时间尘封的文献,去解读那些被历史洪流冲刷的观点。我期待着通过这本书,能更清晰地理解中国近代民族史学是如何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一点点地生长、演变,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体系和精神内核。这不仅仅是一本学术著作,更是一次穿越时空的思想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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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出版,无疑为我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去深入了解中国近代民族史学的发展历程。我一直认为,一个民族的历史,是其民族精神和文化基因的载体,而民族史学,则是对这一载体的系统性研究和阐释。我很好奇,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中国的学者们是如何从零开始,借鉴、批判、创新,一步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民族史学体系的。这本书应该会带领我走进那些曾经活跃在中国近代思想界的知识分子群体,去感受他们的学术激情,理解他们的研究困境,并欣赏他们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我特别期待能够了解到,那些关于民族起源、民族特性、民族发展道路的讨论,是如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又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它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学术史的书,更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历史巨变中的思考与担当。这本书的出现,对任何一个希望深入理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人来说,都具有非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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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这本书,我首先被其精炼的标题所吸引——“探源”。这一个字便勾勒出了作者的学术野心:不仅仅是梳理,更是追溯其本源,探寻其生长轨迹。我个人一直对近代史中思想的激荡尤为感兴趣,尤其是那些关于民族认同和国家命运的讨论,总是能引发我内心深处的共鸣。我相信这本书会深入剖析中国近代民族史学是如何在西方冲击、内部变革的双重压力下,逐渐形成自身的研究范式和理论框架的。那些早期接触西方学术思想的学者,他们是如何消化吸收,又如何结合中国本土的现实,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史学理论?我期待看到作者对这一过程的细致梳理,以及对那些关键性学术争鸣的深入解读。这本书仿佛是一把钥匙,能够帮助我打开理解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另一扇门。它不仅仅是关于历史学本身,更是关于一个民族如何在近代转型时期,重新审视自身,凝聚力量,走向未来的艰难探索。这绝对是一本能引发深度思考的作品。

评分

初读此书,脑海中浮现的并非冰冷的史料堆砌,而是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作者仿佛是一位技艺精湛的画师,用文字的笔触勾勒出中国近代民族史学发展进程中那些熠熠生辉的灵魂人物和他们跌宕起伏的学术生涯。我特别关注那些开创性的学术观点是如何诞生的,它们是如何挑战当时的权威,又是如何为后来的研究奠定基石的。我能想象到,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知识分子们在战火与变革中,依然怀揣着对国家民族的深沉眷恋,努力去探寻民族的根脉,构建民族的认同。这本书似乎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让我看到了历史学家们不仅仅是在记录过去,更是在用他们的学识和智慧,为民族的未来指引方向。他们对民族起源的探讨,对民族精神的挖掘,对民族出路的思索,每一个字都凝聚着时代的重量和个人的担当。虽然我还没有机会深入品味每一个论述,但仅仅是想象作者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搜寻、辨析、整合的过程,就足以让我心生敬意。这本书无疑是一次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深度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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