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菲女士的日记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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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蛾扑火，非死不止。──瞿秋白

　　细腻的心理描写，强烈的个性，頽废美丽的生活。──张爱玲

　　心灵上负着时代的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茅盾

　　一位最擅长于表现所谓Modern Girl（摩登女郎）的姿态，而在描写的技术方面又是最发展的女性作家。──钱杏邨

　　收录丁玲两部代表作《在黑暗中》（1928）和《我在霞村的时候》（1944）的初版本

　　本书以丁玲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为名，收录了她于1928年出版的《在黑暗中》和1944年出版的《我在霞村的时候》这两本代表作品的初版本。

　　《在黑暗中》一书基本上是奠基在五四张扬个人主义和妇女解放的精神上，丁玲将女性视为完全独立的个体，在突破封建家庭的束缚后仍奋力前进，追寻女性参与社会的方法，刻画出一个不同于所谓现代都市上流社会的时髦女的Modern Girl（摩登女郎）形象。到了三○年代，丁玲自觉的选择而走上革命道路后，当年的Modern Girl全然退场，代之以农人和士兵，这时出现的女性已经是在民族战争中经历巨大创伤而倔强不屈的形象。此时的丁玲飞蛾扑火般地投身左翼文学运动、抗战救亡，《我在霞村的时候》就是她作为作家的主体经受锤鍊蜕变之后的艺术结晶。

作者简介

丁玲（1904-1986）

　　自觉直面大时代风暴的中国现代女作家，生活、创作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风云诡谲的大变动缠绕纠结，由此而淬炼出别具一格的叙事艺术。代表作有《莎菲女士的日记》、《水》、《我在霞村的时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牛棚小品》、《杜晚香》等。

导读者简介

王中忱

　　1954年生于吉林省农安县，曾先后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日本大坂外国语大学语言社会研究科，现任教于北京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兼任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日比较文学与中日近现代区域文化史。着作有《越界与想像：20世纪中国、日本文学比较研究论集》、《走读记──中国与日本之间：文学散札》，主编论文集《重审现代主义──东亚视角或汉字圈的提问》。另有论文多篇，译着多部。

「中国现代文学初版丛刊」总序／吕正惠
 
导读／王中忱
 
第一辑《在黑暗中》(一九二八年十月初版)
梦珂
莎菲女士的日记
暑假中
阿毛姑娘
 
最后一页
 
第二辑《我在霞村的时候》(一九四四年三月初版)
新的信念
县长家庭
入伍
我在霞村的时候
秋收的一天
压碎的心
夜

「中国现代文学初版丛刊」总序
　　
吕正惠
　　
　　因为长期的戒严，台湾读者至今仍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非常陌生，很多左翼作家的作品到现在还受到漠视，这严重影响了我们对现代中国的理解。有鑑于此，我们决定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初版丛刊」，一方面选择台湾读者较不熟悉却重要的作者和作品，另一方面又选择这些作品的最初版本，这样可以更接近原貌。这些作品在后来的版本中多多少少都有些改动，我们以后来较流行的版本来加以校对，这样对于研究者来说也较为方便。每一本书都请专家学者写导读，介绍这些作家、作品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时，也对版本源流加以考察。这一构想出自北京清华大学的王中忱教授，我们要特别感谢他。
　　
　　这又让我们想起清华大学另外一位教授解志熙，他曾大力提倡，面对现代文学作品，应该像面对中国古代经典一样，要重视版本的校勘和辑佚。他不但身体力行，还指导他的博士生做了很多同样的工作，还有不少年轻学者在他的影响下做了同样的工作，成果非常丰硕。因为，现代中国的政治环境复杂多变，作家在这种环境中也常常变化多端，在这种工夫的细索之下，很多历史的真相竟然就被挖掘出来了。如果长期累积下来，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认识，可能会大为改观。我们这一套丛刊，也希望努力反映这方面的工作成果。
　　
导读
　　
王中忱
　　
　　一
　　
　　在中国大陆，从一九五〇年代后期到一九七〇年代末，大约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丁玲（一九○四～一九八六）的作品一直是被禁读的。余生也晚，在我上学读书认识的汉字到了可以读文学的时候，不仅没有读过丁玲的作品，也不知道有丁玲这样一位作家。那时候，似乎连丁玲作爲「大右派」被批判的事件也不再有人提起，如同潮水退后的沙滩，一切都被抹得无迹无痕。
　　
　　丁玲的作品被重新「发现」和阅读，是在「文革」结束以后，随着一批批被打倒的文艺界人物重返文坛，丁玲的名字亦开始出现于报刊，后来知道，那时候她还没有获得堂堂正正的平反，社会身分正处于明暗之间，新作的发表似乎幷不顺利，在以「伤痕文学」爲起点的「新时期」文学潮流中也不那么合乎时宜，但她的旧作，特别是初登文坛的第一个创作集《在黑暗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收在《在黑暗中》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以下简称〈莎菲〉），却得到了从学术界到众多读者的热烈关注和欢迎。以发表创作作品引领了「新时期」文学走向的大型文学杂志《十月》，在一九八〇年专门刊发重评〈莎菲〉的文章，无疑就是这种气氛的反映。
　　
　　这自然和人们渴读「禁书」的心情有关，但更爲主要的，应该还是〈莎菲〉所表现的青年女性漂泊无助、苦闷荒凉的心境以及由此发出的绝叫，引起了当时的人们的心灵共鸣。而「当时的人们」，当然主要是城市知识层，正从已经持续了不算短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亢奋和浪漫跌向幻灭和感伤，渴望摆脱约束过紧的集体，向往个性的解放乃至放纵，成了普遍共有的意识或无意识，即使是年纪很轻的作家和诗人，也热心于苍老情调的低吟浅唱，在这样的情境和氛围中，丁玲在半个多世纪塑造的莎菲形象从历史的尘封中突然显身，当然会让人感到惊奇，引爲同调，同时也会知道，在「新时期」的「文学新潮」之前早有先行者。
　　
　　从〈莎菲〉读出自己幽曲的心声，并不限于中国大陆「新时期」的读者。一九三七年张爱玲（一九二○～一九九五）在上海圣玛丽亚中学的《国光》杂志上发表〈书评四篇〉，其中一则即爲读丁玲的《在黑暗中》，而她最爲看重的就是〈莎菲〉，称赞其「细腻的心理描写，强烈的个性，頽废美丽的生活，都写得很好」。那时的张爱玲正在读中学，当然还不是后来的知名小说家，但她使用的「頽废美丽」，谁能说不可以用于后来她自己所写的小说？这是丁玲和张爱玲第一次间接的交集，那已经是《在黑暗中》初版问世将近十年之后，但那时的丁玲正带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走在西北的抗日烽火前线，肯定对此毫不知闻。
　　
　　二
　　
　　《在黑暗中》初版于一九二八年十月，上海开明书店刊行，其中所收四篇小说：〈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此前已经在《小说月报》第十八卷第十二号（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第十九卷第二号（一九二八年二月）、第五号（一九二八年五月）、第七号（一九二八年七月）上陆续刊载。如果仅仅读《在黑暗中》的单行本，看到的只是丁玲一个人的风貌，倘若能够再去读一读《小说月报》上的初刊本，则可看到更多的名字：落花生（许地山，一八九四～一九四一）、王统照（一八九七～一九五七）、西谛（郑振铎，一八九八～一九五八）、佩弦（朱自清，一八九八～一九四八）、谢六逸（一八九八～一九四五）、丰子恺（一八九八～一九七五）等，都是五四时期就已经开始创作的成名作家；而「丁玲」的名字，按照茅盾（一八九六～一九八一）的说法，「在文坛上是生疏的」。当然，此一时期《小说月报》上出现的「生疏」名字不只有丁玲，还有「巴金」、「老舍」，以至曾经在上海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做过丁玲老师的茅盾本人。作爲批评家和翻译家的沈雁冰当然属五四新文学的开创者行列，而作爲小说家的茅盾，则几乎是和丁玲同时登场的。
　　
　　在五四时期的老作家和一九二〇年代末期崛起的新进作家同台演出和世代交替之际，丁玲表现出了怎样与众不同的个性风采？她的同时代评论家述及她初登文坛所带来的「震惊了一代的文艺界」的反响时，都会说到她所塑造的新女性，如钱杏邨（一九〇〇～一九七七）便称赞她是「一位最擅长于表现所谓ModernGirl（摩登女郎）的姿态，而在描写的技术方面又是最发展的女性作家」。但有意思的是，钱杏村同时也称丁玲笔下的ModernGirl爲「近代女子」或「近代的女性」，并注意：「在她的创作里，是找不到最富丽的新装，看不见不断变幻着光色的跳舞场，也看不见金醉纸迷的大宴会；同时，也没有家备的汽车，自动的电话机，金刚钻，画眉笔，以及香槟酒」。而茅盾则说莎菲是「心灵上负着时代的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如果简缩一下，似乎可概括爲「时代女性」。从钱杏邨前后游移的概念，从茅盾所使用的重重叠叠的定词，可以看出，丁玲同时代的评论家们已经意识到，她所刻画的ModernGirl，特别是「莎菲」，虽然不同于这一名字本身常常让人联想到的无政府主义女性革命家，但也决然不同于所谓现代都市上流社会的时髦女，ModernGirl／摩登女郎与「近代女性」或「时代女性」，其实并不能够简单互译，而辨析探究这之间的关系，即使在今天，不也是诱人的课题么。
　　
　　三
　　
　　收在本书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以下简称《霞村》），是胡风（一九〇二～一九八五）在桂林编辑的，爲「七月文丛」之一，远方书店一九四四年三月初版发行，至一九四六年又印行「北平第一版」。胡风在《回忆录》里说过，远方书店即新知书店，但关于此书的具体编选情况却语焉不详。梅志（一九一四～二〇〇四）的《胡风传》写到此事，只比《胡风传》多了一句：「稿费由他寄给湖南丁玲的母亲」。倒是丁玲在一九五一年版《霞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校后记〉里说得说得比较清楚。她说：此书「是胡风兄在重庆替我收集的」。
　　
　　综合这些散碎史料可知，一九四四年远方版《霞村》实爲胡风在「皖南事变」之前，居留重庆编辑《七月》等书刊期间留意搜集的。一九四一年五月胡风离开重庆，转赴香港，嗣后因遭遇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由港入桂，辗转流离，却一直没有忘记且最终出版了丁玲的这本书。烽火连天，山川阻隔，并未受人之託，却如此忠人之事，这故事本身不足以让《霞村》这个版本具有特别的分量吗？
　　
　　从《在黑暗中》到《霞村》，间隔了十五年还多，二者断裂式的变化一望可知。当年的ModernGirl（摩登女郎）全然退场，代之以农人和士兵，用来作爲集子题目的《霞村》和另外一篇〈新的信念〉，虽然仍以女性爲主角，但这里出现的女性已经是在民族战争中经历巨大创伤而倔强不屈的形象；同时出现的知识女性，也不同于「莎菲」一型，她们的苦闷和烦恼，已经和实际的革命运动血肉相连。这样的写作风格变化源自作家自身的变化。丁玲是很少见的能够「放得下」的作家，她把「莎菲」时代的风格、成就和名声决然放下；丁玲同时又是一位特别能够「拿得起」的人，投身左翼文学运动，投身抗战救亡，如飞蛾扑火，《霞村》就是她作爲作家的主体经受锤鍊蜕变之后的艺术结晶。关于这一期间丁玲的人生经历，以及《霞村》所收录的诸篇文本，已经有很多论着做过分析阐发，本文不拟烦言，在此仅介绍《霞村》的两个外文译本，以爲将来的讨论提供线索和参照。
　　
　　首先是英文本，一九四五年由印度的Kutub出版社出版，译者龚普生（一九一三～二〇〇七），据熊鹰博士考察，一九四九年在布拉格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上，一位印度女代表激动地对丁玲说，很多印度人读过她的「文章」，指的就是这个译本。《霞村》的第一个英文本不是出现在欧美而是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印度出版，这本身就意味深长，这个译本在印度乃至第三世界怎样被阅读、理解和阐释，是应该继续探究的课题。
　　
　　其次是日译本，译者冈崎俊夫（一九〇九～一九五九），四季社（东京）一九五一年出版，收入〈我在霞村的时候〉、〈县长家庭〉、〈新的信念〉、〈夜〉，其实可说是小说集《霞村》的选本。但〈我在霞村的时候〉这一篇则早在一九四七年就译成了日文，被认爲是「战后日本翻译中国抗战时期文学作品最早的一篇」。最初刊载此译作的《人间》杂志亦值得关注，该刊创办人和主要撰稿人有久米正雄（一八九一～一九五二）、川端康成（一八九九～一九七二）、小林秀雄（一九〇二～一九八三）等，都是日本文坛上名声显赫的人物，虽然战前大都属于非左翼系统，在战后也开始有意进行反思。《人间》创刊号上首先刊出德国作家托马斯．曼（一九七五～一九五五）〈关于民主主义的胜利〉，显然就包含这样的用意，随后，再刊发本国作家的新作同时，又陆续以专文评论和刊出译作的方式介绍了法国作家纪德（一八六九～一九五一）、马尔罗（一九○一～一九七六）、中国作家丁玲等。后来成为日本「战后派」文学代表作家的武田泰淳（一九一二～一九七六）当时曾在该刊撰文感慨中国作家历经「八年艰辛的战争」，颠沛流离，却都「被锤鍊成锐利的刀锋」，表现出了惊人的「进步」。武田解释说，他所说的「进步」，就是「能够深刻理解人的能力」。丁玲的《霞村》就是武田特别举出的例证。而武田是在和同时代日本文学的对比中发出如此的感慨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的新文学在实际进行的过程中，已经和其他国家的文学不断发生交集，而这似乎是研究者们还较少关注的。
　　
　　四
　　
　　最后应该说说为什么要刊印丁玲作品的初版本。首先当然是因为岁月流逝，书籍散逸，即使是现代文学的最初版本，现在也有很多已经不易觅得。比如《在黑暗中》，一九二八年十月开明书店初版本就久寻不到，此次重印使用的是一九三二年五月开明书店印行的第四版，据版权页标註，为当时的「普及本」。《我在霞村的时候》一九四四年三月桂林远方书店初版本更不多见，现在比较容易查阅到的是远方书店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印行的北平第一版，但此版印刷质量较差，文中多处字词模煳或空缺，或许与当时的「地下印制」有关。所幸中国人民大学古籍特藏室藏有一九四四年初版，被本书校勘者崔琦博士最终觅得，两相比勘，证实北平重印版未对桂林远方书店的初版做任何改动，同时也确认了前者模煳和空缺的那些文字。
　　
　　其次，则是因为丁玲的作品后来颇有一些改动，有些是对初版或初刊时的误植的订正，有些则涉及语言修辞乃至思想用意，其中，湖南人民出版社的《丁玲文集》(一九八三年八月~一九九五年)修改尤多，却被后来的各种选本用做底本，常为研究者引用。丁玲在旧作新印之时，包括出版《文集》，作为一位作家，首先考虑普通读者，重整旧日文字，再做加工提炼，本来无可厚非，但作为研究者，分析具体历史情境中的丁玲及其作品，却引用后来修改过的文字，无疑会出现尴尬的错位。本书选择丁玲两部代表作的初刊本重新印行，应该有助于研究者解除此种尴尬。
　　
　　但初版重印不是也不应该只是初版得简单复制，从书籍生产的角度说，利用重印得机会再做一些考订工作，既保留初版本的本来面貌，又可使其更臻精善，应该比照复制更为有益。出于这样的考虑，此次选用一九五一年七月北京三联书店的《丁玲选集》和胡南人民出版社的《丁玲文集》第二卷、第三卷(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第四卷(一九八四年六月)所收相关作品与这两部集子的初版本进行对校，但用意不在指出前后的异同，而只以此为参照，对初版本中的文字错讹进行订正，以加注的方式予以说明。这项工作用时很多而最后体现在文字上的却很少，好在崔琦博士和蔡钰凌博士候选人都选修过解志熙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对现代文学的文献整理有兴趣亦有心得，她们分工合作，微信往返，切磋激励，居然把枯燥的校注工作做得惊喜交集，兴致盎然。当然，校书如秋风扫落叶，错讹遗漏仍然难免，还望方家同好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