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国立清华大学创建于中西文化激盪之际,国际交流成为本校与生俱来的DNA。但外界较少注意到的是,清华在中印现代交流史上一直扮演着独特地位。印度文豪泰戈尔在1920年代访问中国大陆时,便是由清大学人梁思成、林徽音等协助接待。二次大战期间,扬威印缅战场,并在印度兰伽 (Ramgarh) 整训练兵的远征军统帅孙立人将军也是清大校友。中华民国第一任驻印度大使则是曾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先生。清华学人成为二十世纪中印交流史中不可或缺的拼图。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国立清华大学持续推展国际合作,广纳世界各地人才,并与印度建立起密切的学术交流。过去一段时间,本校积极推动与印度顶尖大学建立姐妹校交流机制,规模为全台之冠。目前全台约有600余位印度学生,其中四分之一选择到清华就读。自2007年起,印度生每年在清大校园内举办的印度排灯节 (Diwali) 庆祝活动,该节日相当于印度教徒的过年节庆,吸引旅台印人齐聚庆祝,成为台湾年度最盛大的印度文化活动。印度前总统卡兰 (A.P.J. Abdul Kalam)、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沙提雅提 (Kailash Satyarthi) 等印度重量级访宾先后访问本校,也显示本校近年来在台印关系中不可取代的特殊地位。
清大也积极走入印度。本校自2011年起与印度大学合作,在印度顶尖大学内成立「台湾教育中心」,迄今已设置五所。这些中心成为台湾在南亚大陆传播华语及台湾文化的种子,亦拓展国内各大专院校在印度学术合作机会。我们期盼能够进一步引进民间与官方资源,未来在印度的大学校园中,将见到更多台湾的身影。
这些台印的文教交流,不仅增加本地学生与世界的互动机会,也攸关台湾整体的未来发展布局。当前全球高等教育竞争非常激烈,台湾有极大的人才需求,印度则具有全世界最庞大的人口红利经济,正要逐渐发酵。吸引印生赴台就学及善用印度人力资源,符合台湾的发展趋势和需求,也是台印双赢的取向。
印度作为二十一世纪崛起的新兴大国,如何与之交往是许多国家重要的课题。清大基于学校独特使命和历史情感,长期耕耘印度,不但持续累积经验和关系,亦致力于两国交流历史之探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印关系》一书由谢小芩及方天赐两位教授统筹,集合两国学者关于半个世纪前中华民国与印度交流的相关研究论文,鑑往知来,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本书之出版代表国立清华大学与印度交流的重要篇章,也期待更多的延伸。
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贺陈弘
主编序 百年前的世纪之交,南亚与东南亚地区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日本军国势力正积极扩张其东亚版图。夹处于各大国际势力的中印两大古文明,忍辱负重,于艰困中求变求存。虽然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甚早,唐朝亦有玄奘西域取经,长久以来中印边界贸易频繁,但中印两国的正式交流却极为有限。两国知识分子直到二十世纪初,面对类似的民族处境之际,开始互相接触。
1911年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的诞生,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知识青年深受震撼冲击。印度文豪泰戈尔1924年访华,掀起中印文化交流热潮,而泰戈尔国际大学于1935年设置中国学院,更开启印度的中国研究。同一时期,在国际强权架构下,西藏主权、中印边境领土等争议浮上政治舞台;中日及太平洋战争,将中印推向独特的共同命运关系体。在印度于1949年转而承认北京政权之前,中华民国与印度曾紧密互动;只是这段历史,不论是在印度或台湾,都逐渐为人所遗忘。
2012年春,本书两位编者因为进行「我国在联合国与南亚外交中的清华学人」研究案,得以重新检视我国与印度的早期互动关系。其间,我们实地走访印度新德里、加尔各答、兰伽等地访谈学者及蒐集资料。新德里是当年罗家伦大使派驻之地;兰伽则是孙立人校友当年在印度练兵处,目前还留有中华民国驻兰伽公墓;加尔各达则是印度华侨的侨居中心。此行虽然得以和我国驻印度外交人员、印度学界及旅印华侨进行交流及访谈,却也发现:印度已淡忘半个多世纪前的两国互动历史。在与印方学者的会谈中,双方逐渐凝聚共识,希望增强对彼此二十世纪前半叶交流史实的了解。
历经联系协商,我们决定推动国立清华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与印度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中国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印关系」(Sino-Indian Relation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研讨会,共邀请十位我国及印度学者发表英文论文,重新检视这段被遗忘的历史,并提升各界对台印关系发展的关注。在国立清华大学研究发展处、人文社会研究中心、共同教育委员会、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中华民国外交部等单位的赞助与支持下,会议于2013年1月4、5日假国立清华大学顺利举行,台印学者交换意见与研究成果,与会成员热烈讨论分享经验,强化彼此了解,亦提倡我国的南亚研究风气。
会议后由印度协办单位「中国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遴选其中五篇论文于2014年8月刊登于《中国述评》(China Report) 期刊,以利英语学术界重新认识这段历史发展。有鉴于相关中文着作及研究相对匮乏,我们决定将研讨会论文择优集结扩增并翻译成中文,以服务华人社会的读者群及扩大本会议的影响范围。这项出版计画获得清大人社中心「季风亚洲与多元文化」计画及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支持,终得以顺利问世。
本书系以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印关系为主轴,九篇论文所讨论的议题涵盖三大面向。包括一、国际政治环境;二、外交与军事视野;三、社会文化交流等,分别从政治层面、人物、文化及社会等不同角度回溯中印关系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发展,借以勾勒当时的时代背景与历史发展脉络,重新定位这段历史在中印关系中的位置。
在国际政治环境章节中,收录狄伯杰 (B. R. Deepak) 的〈印度政治领袖与国民政府:寻求中印联合〉、邓文正〈西藏在国际法实践中的地位〉与张棋炘〈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难题:中、英、印三方关系下的「西藏问题」〉三文。
狄伯杰在〈印度政治领袖与国民政府:寻求中印联合〉一文中,回顾中国革命党与印度民族运动者因为支持彼此的民族运动而开始交往。章太炎、孙中山和钵逻罕 (Borohan) 开启中印联合的想法。之后,印度国大党跟中国国民党因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主义建立组织层次的合作关系。当日本侵略中国时,甘地及尼赫鲁等印度领袖也都谴责日方的行为。尼赫鲁在1939年访问中国、蒋中正在1942年访问印度,进一步强化中印间的情谊。可惜稍后因为中国内部政局演变,终止了中印联合的情谊。
邓文正在〈西藏在国际法实践中的地位〉一文中,从国际法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争议。在检视相关的历史发展及国际法依据后,邓文正认为,中国确实拥有西藏的主权,西藏不论在流亡政府成立之前或之后,在国际社会中无论从任何法律的角度来看都不是一个国家。中国在1950年的行动因此并不构成对任何独立和具有主权的国家之「侵略」。事实上,中国对西藏的主张也符合国际默认的条件。因此,即使中国政府在西藏的举措被质疑,或被谴责,但此举应当被认为是违反中国公民的人权而不是一个独立「西藏国」公民的人权。
张棋炘则从国际政治的视野来分析西藏问题。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难题:中、英、印三方关系下的「西藏问题」〉一文中,张棋炘从东西方国际秩序原理的差异,即所谓的西发利亚 (Westphalia) 体系与朝贡体系,来釐清所谓的「西藏问题」,并认为「西藏问题」并非只是有关「西藏是否是中国领土」问题,而是强权政治运作下所衍生的领土归属问题,使中国与西藏的关系产生了疏离。印度独立之后,英国殖民政府所留下来的西藏地位问题持续纠结中印关系,迄今仍未获得根本解决。
在外交与军事面向中,则收录玛妲玉 (Madhavi Thampi)〈1943~1949年期间印度驻华使节对中国变动情势的观察〉、方天赐〈罗家伦出使印度评析:1947~1949〉与朱浤源〈仁安羌之役与孙立人的政治人格〉等三篇论文。
玛妲玉在〈1943~1949年期间印度驻华使节对中国变动情势的观察〉一文,透过梅农 (K.P.S. Menon) 和潘尼迦 (K.M. Panikkar) 等印度驻华使节的第一手观察,描绘出「印度人」如何理解中国在这一段时期经历的鉅变。在动盪的中国政治情势中,印度使节特别关注国共关系、评论领导人及处理在华印度社群问题等。他们也察觉到外国强权的博弈,以及中国对印度态度的矛盾。中印两国之间,谁是「大哥」的情绪也逐渐浮现,孕育了日后的中印关系发展。
方天赐的〈罗家伦出使印度评析:1947~1949〉分析中华民国第一位驻印度大使罗家伦的使印经历,从中国外交官的角度来看当时的情势变化,刚好与玛坦玉的文章形成互补。方天赐认为,选任罗家伦担任驻印大使反映了国民政府对于中印关系发展的重视。他确实掌握驻在国的情势发展及提出具体建言,并执行国府要求维护西藏主权的训令。但他的使印工作因为中印两国政府的国际地位的改变而日渐困难。印度逐渐展露在国际舞台上的企图心,国府则因为内战失利而逐渐失势。最后虽然以断交结束使印工作,罗家伦对于印度独立前后之贡献与友谊不应被抹灭。
朱浤源则在〈仁安羌之役与孙立人的政治人格〉指出,中-缅-印战场是二战中最具国际性的战场,因为欧、亚、美三大洲的主要领导国家都深入参战。该文认为孙立人是仁安羌大捷的主要指挥官,并建构这位中国将领的人格心理特质。他认为,孙立人拥有相当完整的学术训练,与当时许多中国将领的背景不同。孙立人因此具有相当的自信心,平时不亢不卑,在关键时刻也敢于抗上。孙立人的个人特质也因此成为仁安羌大捷中的关键因素。
在社会文化交流部分,本书则选录嘉马希 (Kamal Sheel)〈胡适与中国的印度化:点评中国对印度论述的知性源头〉、释觉明〈谭云山与泰戈尔: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印文化交流之历史纪实〉与潘美玲〈印度被殖民时期的华人〉等三篇论文。
嘉马希在论文中提到,胡适发现中国的印度化对中国影响至深,中国人将印度佛教的思想和宗教中土化并据为己用。在印度文化霸权影响下,中国陷入极端宗教狂热和盲信,阻碍理性的讨论或思维。但嘉马希认为,胡适对中国「印度化」的责难可能是因为他对印度和中国佛教的解读有误。但嘉马希肯定胡适的动机,认为他是希望从中国传统中找到现代性的根源,因此中国就必须重新评价在佛教传入前,具有潜在进步性和「现世性」的传统。基于这样的思维,胡做为「现代主义者」的成就事实上也获得印度知识界的认同。
释觉明则从谭云山与泰戈尔的贡献来检视中印的文化交流。在〈谭云山与泰戈尔: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印文化交流之历史纪实〉一文中,特别聚焦于谭云山致力推动中印文化交流及融合的志业,包括他与泰戈尔的互动、倡议组织中印学会,以及在国际大学内设立中国学院等。他也致力推动佛教研究,让中印双方交流有无。整体而言,谭云山的思想凝聚为他所推动的「中印学」,即认为中印享有共同文明,虽然在中印两国各自呈现不同面貌,但彼此共鸣及唿应。相对于国际政治所主张的赤裸全力斗争,谭云山的中印亲善思想,提供另一种省思。
潘美玲以〈印度被殖民时期的华人〉来检视印度被殖民时期的印度华人社会图象。她观察到,从「开印祖」杨大钊以来,华人陆续来到印度的历史延续不断,但数量和社会影响层面的边缘性使得华人移民印度的历史长期遭到忽略。借由回顾华人社群的经济与社会处境,潘美玲认为,在印度被殖民时期,华人展现寄居者的特征,抱持着旅居及准备返乡的心态,以「少数族裔中间人」身分扮演演统治菁英和当地人民的中间者角色。在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之前,华人到印度侨居主要是为了扩大在中国家庭的收入。如今,印度的华人社群历经了产业的变迁,也同时与印度社会发展出不同阶段的关系,从旅居的华侨变成了「华裔的印度人」(Indian Chinese)。
此外,本书也收录冯达旋教授〈台湾在中印两大巨人之间的介子角色〉演讲。冯教授为物理学者,曾任清华大学资深副校长,他以清华大学跟印度的交流为例,提出一个前瞻性的全球视野观察。他认为,基于台湾与中印的互动现况,台湾就像是一个「介子」,有助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中子(或质子)结合在一起。这也是台湾在中印崛起的国际秩序下,可以发挥的空间。
本书在编排方面,每一主轴议题均有台湾及印度学者的论文,以达到比较及互补的功效。由于各篇章内容涵盖社会学、外交、历史等领域,为尊重各作者与各领域专业,保留各篇之写作与註释格式,不刻意调整。英文论文的翻译,则不啻另一个研究过程,李华夏、方天赐及陈佩莹等学者皆力求严谨、还原原典,从而增加中文版的可读性及价值。
本书的出版并得力于张棋炘助理研究员及范师豪、蔡雨辰、张筱梅、李雅雯等诸多同仁的协助,在此一併致谢。我们期许本书的出版,为台湾的南亚研究及台印学术交流开启新的里程碑。谨此为记。
谢小芩、方天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