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型战略关系：走向战争还是走向合作？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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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 James Steinberg, Michael E. O’Hanlon

　　 　　
　　本书将中美关系的障碍与潜在风险一一指出，透过反覆的模拟推演，大胆提出一个战略合作框架，
　　同时提出实际可行的建议，替华府和北京规划出未来中美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许多力量驱使中美走向零和竞争，唯有了解冲突的潜在根源，我们才能制订战略，化危机于无形。」──美国前副国务卿史坦伯格
　　
　　本书主张两国应该在核武、飞弹防御、太空与网路作战、军事基地与部署等领域上，相互提供「战略再保证」，以实现永续发展且相对合作的双边关系，同时展现保护关键国家利益的战略决心。
　　
　　国防预算
　　中国军事预算维持稳定成长而不暴增，并保持在不超过美国的50%
　　
　　武器现代化
　　中美进行先进武器的重大试验前，彼此须预先知会
　　
　　北韩问题
　　对于突发冲突，中美必须对话，并针对北韩核系统规划应变措施
　　
　　台湾问题
　　中国承诺以和平手段对待台湾，美国则承诺不支持台独
　　
　　南海问题
　　中国须加入东协的南海行为准则
　　
　　核武
　　中国配合美俄核弹头协议，美国则限制发展飞弹的长程精准打击能力
　　
　　太空领域
　　双方禁止在一定高度内制造碎片的碰撞与爆炸，禁止反卫星武器试验
　　
　　网路
　　中美联合调查彼此境内针对民间目标的攻击
　　
　　侦查
　　中美双方同意限制近距离接触对方侦查飞机和船只
　　
　　通讯
　　建立专用的军事热线，制定《防止公海意外事件》协议
　　
　　未来三十年的世界发展，将取决于中美的战略伙伴关系！
　　思考台湾前途者一定要读的中美关系鉅着！
　　
【国内外人士重量推荐】
　　
　　吴钊燮民主进步党秘书长、前驻美代表
　　林郁方立法委员
　　翁明贤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所长
　　黄介正中华战略暨兵棋研究协会理事长
　　杨永明国际关系学会会长
　　刘必荣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
　　苏起台北论坛基金会董事长
　　（依姓氏笔划排列）

　　「这本杰作简明扼要地陈述，既有强权美国与新崛起的中国之间，如何达成战略共存所需的要件。作者提供一套具体指导方针，以避免不必要的竞争。」——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总监克罗宁（Patrick M. Cronin）

　　「本书指出，美中之间大规模武装冲突并非不可避免的，且同时提出避免这种结果的具体措施。这本条理分明的精心力作，提出许多建议与方案，对于美国如何以政策因应中国崛起助益良多。」——《强大的边境，安全的国家》（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作者傅泰林（M. Taylor Fravel）

　　「美国与中国身陷日益激烈的战略竞争。史坦伯格和欧汉龙在发人深省的新作中，试图找出避免美中竞争失控的方法。他们点出美中关系的障碍与潜在风险，同时也提出具体建议，包括提高透明度、自我约束和稳定等。无论是北京或华府，都应该深入探讨这些想法。」——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范亚伦（Aaron L. Friedberg）

　　「本书对于美中关系有非常完整且务实的分析，不流于过分悲观或太过乐观的论述。书中大胆提出一个战略合作框架，除了美中两国都可以受益之外，还能坚守美国及其盟友利益。作者还不厌其烦举出双方可能合作的一些具体例子，对未来中美关系有兴趣的人一定要读。」——美国小布希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Stephen J. Hadley）

　　「这本书为维系中美对话提供了一组重要且全面的工具。」──《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阿里‧怀纳（Ali Wyne）

　　「两位作者所提出的论点，值得所有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感兴趣的读者注意。」──《出版者週刊》（Publishers Weekly）

　　「本书博学精深又浅显易懂，勾勒出潜在的冲突点，且不像其他针对中国崛起影响所作的评论一样信口雌黄。这本书最特别之处在于，它为两国关系规划出一条可行的道路，让双方不致因竞争激化而走向无可避免的冲突；太平洋两岸的政策制定者如果需要一本指导手册，那就是这本了。」──《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菲利普•斯蒂芬斯（Philip Stephens）

　「两位作者为中美将面临的挑战提供了一个实际的评估……本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为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画出鉅细靡遗且极富洞见的蓝图，降低了大国冲突的风险。正如两位作者所说的，美国和中国的长期意图未知、不可得知且瞬息万变，若有一种方法可以避免危险的敌对、增进稳定，那就是这本书了。」──《国家利益双月刊》（National Interest）米拉‧拉普-胡珀（Mira Rapp-Hooper）

　　「这本书适合想要全面了解中美间安全、国防与战略议题的读者。」──《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史坦伯格和欧汉龙的论述说服力十足。」──《外交家》杂志（Diplomat）香农‧蒂耶兹（Shannon Tiezzi）

　　「对美国外交政策和中美关系有兴趣的人而言，这是一本必读之作。」──《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

作者简介

史坦伯格（James Steinberg）

　　雪城大学麦斯威尔公民权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兼社会科学、国际关系与法律教授。曾担任柯林顿任内副国家安全顾问（1997-2001）、欧巴马任内副国务卿（2009-2011）。着有《更紧密的联盟》（An Ever Closer Union），与欧汉龙合着《保卫美国本土》（Protecting the American Homeland）。

欧汉龙（Michael E. O’Hanlon）

　　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院，专长为国际安全政策，着作包括《战争的科学》（The Science of War）（普林斯顿大学出版）。

译者简介

蔡晓卉

　　政治大学英语系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曾任报社编辑及国际新闻编译，译作有《投资名人堂2选股策略》、《恐慌杀盘正是买点》。

第一章  前言
自我约束／强化／透明化／适应力／决心

第一部分：令人忧心的理由
第二章  冲突的根源
美国联盟体系／战略文化／政权类型／国内政治因素／向前行：管理中美战略关系
第三章  中国战略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的宣示性安全战略／中国对于国家利益的定义：国家安全叙事／战略文化／影响中国对外行为的国内因素／中国如何解读美国战略／结论
第四章  美国战略的决定性因素
战略传统与其对当代美国安全政策的影响／使用武力军事准则／价值观／经济与战略／美国民众对大战略的态度／战略传统与中国政策／国内政治、美国舆论和中美关系／结论：美国战略的未来

第二部分：战略再保证的实践
第五章  军事开支与军事现代化
军费开支／创新、现代化、反介入：区域阻隔和空海一体战／结论
第六章  军事应变：加强危机的稳定
南北韩／台湾／岛屿、海洋和海上通道／结论
第七章  战略领域：核武、太空与网络
核武与飞弹防御／核试验／太空战略竞争／网路安全／结论
第八章  基地、部署与作战
美军基地与部署／中国基地设置与部署／基地、行动和部署方面的战略再保证与决心／结论
第九章  总结

附录一  具体建议摘要
附录二  中美海军舰艇
谢辞
注释

前言

　　二○一二年三月七日，正值美国前总统尼克森（Richard Nixon）历史性访问中国四十週年，美国国务卿希拉蕊柯林顿（Hillary Clinton）在一场纪念演说中提到，「二○一二年美中关系课题……在世界国家史上前所未有。美国不断寻求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共同努力，力促其发展成为一个对全球安全、稳定和繁荣做出正面贡献的国家，同时维持和巩固美国在快速变迁世界中的领导地位。而且，我们在这么做的过程中，努力避免陷入不健康的竞争、敌对或冲突。」

　　上面这段话，堪称一语道尽了二十一世纪最重大的外交政策挑战。虽然中美两国国内对于如何管理双边关系意见不一，但对于双方领导阶层所主张，中美关系是当代最重大的双边关系的说法，却很少有歧见；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突飞跃进、军事现代化，在区域和全球舞台上日趋积极，外界更把焦点聚集在未来数十年内的中美关系，究竟是走向合作还是冲突。

　　中国领导人自有一套回应公式。他们唿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暗中替希拉蕊的论点背书，指出中美必须另辟蹊径，以免重蹈历史上新旧强权冲突迭起的覆辙。

　　中美双方说法都是回应政策制定者和许多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的普遍观点，也就是，中国身为逐渐崛起的新势力，势必将挑战美国在区域和全球的霸权，而美国身为全球霸主，也无可避免地要予以抗拒。尽管两强相争的结果不可预知，但就这个观点看来，双方你争我夺却是无可避免的。国际体系恆久不变的基本架构，就在于各国透过追求绝对或相对霸权，牟取国家利益。对于这个论点的支持者而言，这场即将到来的争夺战，基本上与两个竞争国的国情、历史或领导人的选择都毫无关系。

　　这个论点的灵感，来自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的诠释：「造成这场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权力的增长，以及这在斯巴达所引发的恐惧。」美国或许并不畏惧中国本身，但美国领导人却相当明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势必会对亚太，甚至其他区域的国际关系版块造成冲击。过去数百年来，新旧强权之间的冲突伤痕累累，一而再、再而三地印证了修昔底德的说法。

　　对于抱持上述观点的人而言，政策面的影响很明显。在美国方面，支持者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应该是维系霸主地位，以抵挡来自新兴势力的必然挑战。这一点具体呈现在《二○○二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我们将以强大的军队，阻止潜在对手妄想透过扩充军备，领先或迎头赶上我方实力。」一流的战略学者也进一步强调这个概念。

　　中国学术界和（主要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官员当中，不少人也抱持相同观点，他们同样认定冲突无可避免，所以说，中国在挑战美国利益时也没有必要退让。

　　另一些人的观点或许没有那么偏向决定论，但也同样悲观。他们认为，尽管中美冲突不是绝对无法避免的，但可能性极高。这些分析家旁征博引，支持自己的悲观预测。有的指出，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要进行合作、避免冲突，可说是困难重重。他们引用赛局理论（game theory）指称，尽管合作的利大于弊，但理性行动者往往选择竞争，借用赛局理论术语来说，主要原因是他们不能「信任」另一方会信守协议，所以宁可「不合作」（defect）。也有分析家说，问题出在误解，一方自认是正当的自卫策略，另一方却可能视为是攻击行动的预先准备（即所谓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另一些学者侧重固有传统和文化，指出两国各有各的独特使命感和优越价值观。就美国和中国的情况而言，堪称是代表世界之光的「山丘之城」（City on the Hill），对上世界中心之国的「中国」（Middle Kingdom）。这些自我形象可以合理化两国的主张，至少在他们自己的眼中，做为霸权，不只是为了本国的狭隘利益，更是为了全天下绝大多数人的好处。

　　当然，这不是唯一观点。主政者往往排斥决定论，因为决定论代表个别领导人不管做什么选择，都无法改变事态的未来发展。历史学家着眼于历史上权力转移但没有发生战争的时期，也否定决定论。理论学者则认为，所谓国与国关系的铁律，要视情境而定（当代许多因素，如核威摄等，显然都息息相关）。最后站在相同阵营的还有全球化专家，他们认为在相互依存度日益高涨的全球化世界中，权力转移不会导致零和竞争（zero-sum competition）。

　　本书的前提是，决定未来的因素，绝对不会全数超出两国决策者所能控制的范围，否则就没有必要考量政策的选择。这是温和的假设；我们的分析不奉行特定国际关系理论学派。正如部分学者指出，即使是所谓现实主义派学者，也有乐观面对中美关系的时候，而即使是自由国际主义派学者，在分析中美关系时，也　找得出悲观的理由。

　　我们的核心论点在于，结果会视情况而改变的，会根据两国各种对外发展与对内因素而改变，甚至受海外地区，特别是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影响而不同。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因素交互运作的结果，将因各国刻意採取的政策而大不相同。

　　这场辩论不仅对美国、中国、东亚，甚至全世界都有巨大的影响。如果悲观主义者说得对，我们注定面临的这场对抗，代价不仅包括昂贵而危险的军备竞赛，还包括势必危及两国繁荣安全的战略竞争，甚至是战争。如果乐观主义者看得准，我们将有机会管理中美关系，在共同利益上达成重大合作，从促进全球经济繁荣到打击许多共同挑战，例如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气候变迁和流行病等；而在非竞争不可的领域，也可以把冲突风险降到最低。

　　我们认为，悲观结果不是不可避免的；但除非两国有一套通盘的战略，反其道而行，否则在许多因素的驱动下，这还是有可能，甚至大有机会发生。本书阐明的是如何约束这种竞争，并且加强双边合作关系。

　　竞争是中美关系中无可避免的一环，在其他任何国与国关系中也一样。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主张的「永久和平」，是不切实际的目标。美国就连对于最亲密的盟友，包括欧洲国家、日本和加拿大，也免不了竞争，甚至偶有严重分歧；但很少有人担心，这类竞争关系会导致直接冲突。若想与中国达成同等程度的合作关系，或许是期望过高，然而，减少针锋相对以避免最坏结果（特别是武力冲突），并且在共同关心议题上提供一定程度的合作空间，却是完全合理的预期。考量到这类合作的潜在利益，以及在单一国家无法独力解决的问题上单打独斗的损失，我们大有理由朝这个目标努力迈进。

　　若要达成这个目标，中国和美国必须直接处理最可能产生冲突的危险区域，也就是军事和战略领域的竞争。我们在本书强调的是核心战略领域，包括核武、传统军事、太空、网路和海事议题，因为它们有可能引发不稳定的军备竞赛，助长危机，最终导致冲突；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有意忽视造成竞争和对立的其他重要因素，特别是经济领域和价值观的差异。后两者都可能导致不信任，也可能构成潜在冲突，尤其经济议题在两国都具有高度政治影响力。管理战略互动是维持中美稳定关系的一项必要条件，但却不是所有的条件。

　　当代对于中美关系的许多讨论，着重在建立互信。事实上，这正是欧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和中国前领导人胡锦涛的做法。互信当然很重要。从一九七一年前国家安全顾问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与周恩来非比寻常的对话，及尼克森与毛泽东后续对话，到一九八九年前国家安全顾问史考克罗（Brent Scowcroft）在天安门事件后密访中国，再到一九九八年柯林顿（Bill Clinton）总统史无前例地访问中国八天；高层的坦诚对话和个人外交，深深影响中美关系。但这类信任有重大限制，分别是横向（不同组成分子之间）和纵向（不同时间点）。两国领导人如欧巴马和习近平，或许已透过如二○一三年六月加州阳光庄园峰会等场合，再三互动，发展私人信任，但要把这种信任扩展到所有形塑国家政策的人身上，可说是困难重重。因为牵涉范围太广大了，从政治评论家，到两国军方，甚至到社会大众整体。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柯林顿和江泽民透过多次互动建立私人情谊，但对于柯林顿以个人担保，美国一九九九年轰炸中国驻科索沃（Kosovo）使馆是不小心误炸的说法，中国领导阶层整体（特别是解放军）仍然无法接受。

　　除此之外，活跃的媒体往往会扩大双方分歧，这在今日尤其关键，因为两国决策者的行动都受到舆论约束。再者，即使当前两国领导人建立起互信，他们也很难约束继任者的行为。举例来说，邓小平在上个世代着名的「韬光养晦」外交战略训示，话中真正含义迄今仍让美国人备感焦虑；有些人认为这代表中国有意隐瞒自身战略野心，直到有能力可以付诸实践为止。中国方面也有同样疑虑，他们常以美国过去大选言论和当前国会行动为由，质疑美方不企图打压中国的保证在长期之后可能沦为空头支票。更直接地说，双方真正互信是一个很难全面达成的高标。

　　因此，雷根总统（Ronald Reagan）的忠告「信任但要求证」，称得上是真知灼见。本书的核心理念，我们称之为「战略再保证」（Strategic Reassurance），就是找出单一方可以採取的具体措施，以消弭另一方对于其战略意图的忧虑。

　　就核心而言，战略再保证有双重目标，一是尽量降低单一方安全策略的模煳和不确定性，使双方可以信任彼此声明中的善意；二是针对非善意的意图，提供及时指标和警示，给予双方充裕的时间来调整政策，以反映新的现实状况。

　　这个概念源自冷战时期发展的理论架构，曾在冲突迭起的美苏关系中，透过具体措施促成部分稳定（包括军备竞赛的稳定和危机的稳定）。这些措施包含多种形式，从签署协议促成透明化与资讯交换，到限制某些军事现代化的企图与部署等。不论在哪种情况下，这些措施的目标是让双方可以信任彼此声称的善意，以及在这些说法证实是虚假或出现变化的时候，避免「脱轨」。

　　有人或许认为，从冷战经验取材，然后套用在一个意识形态不那么对立的双边关系上，既不合宜也不妥当。我们不以为然。如果连美国和苏联这般意识形态的敌人，都能找出稳定国家安全竞争的方法，那么美国和中国当然也能同意採取措施，避免安全困境的最严重后果，并且开启一个远比冷战时期「和平共存」更具建设性的关系。在此同时，很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中美战略互动方式有许多不同于冷战模式的地方。其中一些因素（例如，不具备全球性的意识形态竞争、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高）有利于战略再保证。其他因素（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西太平洋地缘政治复杂性，包括美国与台湾的历史关系）则让挑战更错综复杂。

　　美国和中国都具有一些工具，可以促成战略再保证。

自我约束

　　无论是美国或中国，都不可能在攸关国家基本利益的议题上轻言退让。我们也不主张美国以退出亚太地区来自我约束，毕竟美国在这个区域拥有重要的利益与盟友，但两国在这方面仍然大有可为。

　　两国若愿意放弃可能构成潜在威胁的安全措施，就可以提高自身善意的可信度。自我约束可以是双方同意设限，也可以是单方面主动回应对方的明示或暗示。当另一方明确提出顾虑时，以自我约束回应的效用最大，但因政治考量作祟（担心看起来像是「让步」），自我约束多半还是出于体会对方没有明说的需求。

　　中美战略互动属于「牵一发而动全身」（multimove）类型，因此自我约束是特别有用的工具。如果主动自我约束获得善意回应，自然可以建立信任；但若一方借机占便宜，另一方也可以调整预期心态。同样的，若任一方面对明示或暗示的请求，不肯以自我约束回应，显然该方所持的就不是善意。实施自我约束所获得的回应（或毫无回应），都可以视为「学习」的契机，这正是冷战时期管理美苏关系的重要特征。

　　在本书所探讨的各个敏感领域，双方领导人在行动之前，必须考量对方的可能反应，并衡量这将如何影响预期利益，同时也需要铭记在心，双方关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互动，而非单一行动的「赛局」。

　　从中美关系史看来，两国暗中都採取了自我约束的措施。例如，美国在考量国家与区域飞弹防御体系时，虽然没有明说，但刻意选择不针对中国，且不足以严重威胁中国核能力的布局。这显然是美国体认到，任何足以给予中国「第一击」（first strike）的核武布局都将带来严重的政治后遗症，而且採取这种布局可能衍生出一些军事后果（例如中国扩大核武军备，加强发展回避拦截科技，以及针对飞弹防御体系发展不对称威胁科技，例如反卫星和反雷达攻击能力）。

　　华府自我约束的另一个重要例子是对台军售。过去数十年来，美国政府引用一九七九年《台湾关系法》，谨慎调整对台军售，强调台湾的防御需求（如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和扫雷舰），回避部分虽然有利于台湾防御，但也足以威胁攻击中国的系统，例如地对地弹道飞弹等。

　　中国同样在军事现代化上有所节制。值得一提的两个例子，包括有限度部署战略核导弹，以及明显谨慎发展任何足以威胁登陆占台的全面性两栖攻击能力。或许是中国体认到，这种做法只会煽起更强烈的反统一情绪，并引发美国更大幅的对台军售。

　　然而，与美苏关系截然不同的是，双方同意限武，平心而论对于中美关系可说是无足轻重。柯林顿总统一九九八年访问中国时，两国宣布核武互不瞄准合约，算是少有的例外（由于缺乏相关的查核机制，这个口头承诺只能算是微小的进展），但类似的例子少之又少。双方之所以缺乏正式协议，有部分是因为中美在大多数领域的关系仍然不平等，导致难以达成协议，其他因素还包括两国企图避免建立类似冷战时期的双边关系。

　　中美两国自发性自我约束的例子仍然相当罕见，由于担心被批评为单方面的退让，一方即使做了，也不愿意引起外界关注。但正如我们在本书中将持续阐述，相较于透过谈判达成协议，单边自我约束的优点更多。单方面採取的措施，有必要时比较容易修改，建立时也不需要旷日废时的谈判（有时谈判反而会加剧紧张，而非建立信任），而且还可以省去错综复杂的验证程序。

强化

　　与自我约束密切相关的另一项工具，是透过「强化」，提供对方再保证的契机，具体做法包括刻意採取出于善意、赋予保证说词可信度的措施。

　　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美国各种符合「一个中国」政策的行为，特别是针对台湾和西藏，例如投票反对台湾加入任何以主权国家为会员的国际组织。在中国方面，不追赶美方战略导弹和核弹头数目的政策，也可视为强化了中国宣称不率先使用核武政策的可信度。

　　这方面当然也有反例。在中国眼中，美国迟迟不肯结束对台军售，以及美方领导人持续与达赖喇嘛互动，都削弱了美方「一个中国」保证的可信度。对于美国而言，解放军的挑衅行动（例如二○○一年引发中美南海撞机事件的中国机师行为，以及更近期美国军舰在中国专属经济海域行驶时，遭中方如影随形地跟踪），往往令人质疑中国是否像官方宣称的那样，「欢迎」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活动。

透明化

　　另一项工具则是更了解敌我双方的能力；这不仅有助于消弭误会，还可以避免落入做最坏打算的地步。虽然不可能做到完全透明化（你不知道还有哪些是你所不知道的，各方都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来保护各自的关键祕密），但像冷战时期以来的《开放天空条约》等经验，显示透明化有助于调节战略竞争。无论是军舰互访、人员交流、公开出版国防预算、举行战略对话等，都属于透明化的做法。

适应力

　　适应力是战略再保证的一个重要配套，因为这让双方可以实行自我约束，而不危及重大国家利益。换句话说，即使误判了对方的意图，也不至于付出太大代价。此外，即使一方的再保证没有落实，另一方也比较有机会及时调整，而无须诉诸可能造成反效果的提早「避险」（hedging）。有鑑于美中关系与生俱来的竞争特质，加上很难避免不确定性与误解从中作梗，因此双方努力加强适应攻击的能力，通常有助于稳定局势，也是比较理想的做法。这将提高化解危机的可能性，同时降低危机升级、先发制人或误判攻击来源的风险。举例来说，在双方纷纷发展智慧型工具与网路攻击能力时，增进核系统的存续能力（包括指挥和控制）以及（特别是那些与关键基础设施相连结的）网路系统的备援（redundancy）和防御能力，都有助于控制紧张局势。

　　适应力也包括避免在关键需求上依赖对方。例如，就美国而言，这代表应该开发关键稀土金属的其他供应来源；就中国而言，则应该力求分散进口能源的来源，以免因美方中断供应而受到影响。

决心

　　就某个程度而言，第五项工具与前面四项恰好相反；前四项是告知对方自己无意怎么做、没有哪些恶意，以消除没有必要的恐惧。但「决心」指的是，无论就实际或象征意义而言，双方需要釐清自己将为了哪些利益「不惜一战」。如同其他战略要素，「决心」的用意在于消除误解，做法则是明确地界定哪些行为不可接受，对方倘若做了，将会引发强烈反击。把我方底限昭告天下，是以威摄手法减少误判危险的关键要素。

　　虽然「战略性决心」的基本概念简单明了，但执行起来却很复杂。一个国家显然不可能在事前指出各种可能引发回击的情况，因为事件的排列组合有无限多个，而且变数很多。此外，画出明确底线的一大问题，就是导致对方推断只要是没有被纳入底线的行为，就不会引发任何回应（这就是法律术语中的「明示其一即排除其他」〔expression unius est exclusion alterius〕）。就中美关系而言，一个足以说明上述危险的绝佳例子，就是一九五○年，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在演说中，界定美国在东亚战略利益的地理范围；由于他把朝鲜半岛排除在美国重大利益名单之外，有些人认为这促成了韩战爆发。此外，为了要维护决心誓言的可信度，可能导致危机扩大；但如同稍后章节将详述的，双方可以设计一些既可以提高可信度，又能化解危机的战略。此外，有些例子显示，一个国家无须实际威胁动武，就可以建立底限。我们随后将讨论其中一例，也就是台湾问题。虽然中国无疑地把台湾问题视为国家基本利益，但北京拥有适当的非军事手段，可以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合力防堵台湾任何可能片面独立的举动。

　　对于美国来说，战略性的决心本身就是战略再保证的一种形式，是美国向盟友再保证自己有能力，也有意愿维系安全承诺的方式。倘若彻底执行，同样可以向中国提供再保证，因为美国的安全承诺可以减少中国与邻国间的战略竞争，对区域稳定大有助益。

　　自我约束、强化、透明化、适应力和决心这几项要素，处理的是可能破坏中美政治合作，甚至导致冲突的两大危险竞争因素——军备竞赛的不稳定和危机的不稳定。军备竞赛的不稳定，可以看成是一连串「行动—反应」举动，是双方为了寻求超越对方能力的优势，所引发的连串步骤，最终双方都无法增进安全。中美军备竞赛例子，包括中国近期在邻近台湾区域部署大量短程常规弹头飞弹，引发了双方飞弹／飞弹防御竞争；另外还包括更广泛的互动，如中国持续提高「反介入／区域阻隔」（anti-access/area denial）能力，与美国「空海一体战」（AirSea Battle）概念。

　　危机的不稳定，则是出乎预料的事件，可能在双方还来不及充分考量或採取化解措施之前，就意外引爆冲突。导致这种不稳定的因素，包括「不用则废」（use it or lose it）的能力，也就是那些若不抢先使用就很容易身受其害的武器，以及没有提前示警或只容许短暂反应时间（例如网路攻击）的行动。我们在后续章节将详细讨论，双方应该考虑以哪些措施化解军备竞赛的不稳定和危机的不稳定。美苏关系可以证明，这些措施本身就是值得努力的目标。但就美国和中国而言，潜在好处不仅是避免武装冲突而已。透过管理战略关系，双方将有机会站在更有利的位置，追求关键领域的共同利益，这包括从维持经济成长，到打击共同威胁，像是核武扩散、恐怖主义、组织型犯罪、环境恶化和气候变迁等。

　　这些战略的前提在于，即使对方长期意图未知且不可知，实际上更是变化多端，但两国仍然可能创造一个有助互信的战略互动。两国可以透过提供适当警告，让对方及时採取应变措施，而不至于危及国家安全，或者因提早「避险」而引发安全困境式的互动。借由这类措施，中美将可避免落入「两败俱伤」的竞争与意外冲突的下场。

　　最终说来，这些方法长期下来能不能成功，关键在于中美双方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接受对方的基本国家利益与自身利益不相牴触。换句话说，它假定双方因为体认到竞争的弊大于利，最终宁愿接受妥协。当然外界无需预期任一方会放弃维护自身利益或中心价值，事实上，战略「决心」要素，主要功能就是清楚表明什么可以妥协，什么不行。但只要双方同时採纳这个概念，在表达决心的同时也能提供再保证。如果双方实际上认定安全的确是零和游戏，如同冷战初期美苏尚未接受、实践和平共存概念以前的互动模式，那么再保证战略就注定要失败了。

　　这就是推动二○○九年中美联合声明背后的基本见解；双方在声明中承诺，将尽量尊重对方的「核心国家利益」。当然，这种方式能不能（或应不应该）成功，取决于两国各自把哪些利益定义成核心利益。如果这些核心或「关键」国家利益，与对方利益相牴触，那么再多这类建立信任、避免危机的措施，终究无法消弭潜在冲突。举例来说，如果中国认为自己的国家安全，与美国在西太平洋军事存在（military presence）有所牴触，但美国坚信为了对于盟友的承诺和更广泛的利益，不得不在此区继续活动，那么再多的战术再保证或透明度，都无法弥补双方的隔阂。同样的，如果美国深信自身国家安全，与中国共产党继续统治或与两岸真正和平统一相互牴触，那么中美关系终将上演长期敌对与冲突高涨的戏码。

　　我们大有理由相信，这里提倡的做法可以派上用场，毕竟美国和中国的基本国家利益还不至于背道而驰，中美之间不存在激烈的思想竞争，也没有领土争议或帝国野心。採取我们建议的做法，即使没有其他好处，至少也帮助双方釐清对于关键利益的看法有没有可能获得调解。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的，许多重大力量趋使双方走向零和竞争，唯有了解冲突的潜在根源，我们才能制定战略，化危机于无形。

　　在中美关系史上，最能说明「战略再保证」挑战或契机的莫过于台湾问题。韩战爆发后，美国政策的重点在于决心，具体落实在一九五四年以美国军事能力为后盾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但即使在早年，战略再保证也促使美国自我约束，不支持国民党反攻大陆的企图。在一九七○年代美中关系正常化之后，再保证开始发挥更显着的作用：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到一九九八年柯林顿总统公开重申「三不」政策（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等以主权国家为会员的国际组织），再到小布希总统（George W. Bush）批评陈水扁总统二○○三年提出的公投制宪，但在此期间，决心与再保证齐头并进，从一九七九年的《台湾关系法》，一九八二年雷根总统对台的「六项保证」，再到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机时期，柯林顿总统派遣两艘航空母舰到台湾海崃，以及二○一○年一月欧巴马总统授权继续对台军售。尽管中国「核心」利益在于实现两岸统一，但华府技巧性地结合再保证与决心，不仅成功避免两岸军事冲突、预防台湾问题影响中美关系，也开启了两岸关系更具建设性的一条大道。

　　我们将在后续章节将提出，在战略再保证的概念下，给中美的二十多项政策建议。其中有部分是正式协议，但大多数是非正式的行动指导原则，或单方面可以採取、具互惠性质的自我约束、强化与透明化措施。然而重点还是双方承诺把战略再保证当成组织政策的关键工具，否则这些建议再具体也无济于事。如果双方对于这个目标的重视程度，不亚于双方对于关键国家利益的传统防御，中美未来的关系将大有可为。确实，我们的政策议程是纸上谈兵，受限于两国在二○一四年面对的契机与挑战，但採用战略再保证典范，将促使两国政策制定者和学者持续寻求达成目标的其他方法。尽管两国自然会坚持捍卫自身基本利益，但这么做还是有必要。战略再保证不只是一套特定的政策或协议，也是一种互动与思考的方式。在开始详述这些建议之前，我们必须先正视今日中美关系的互动形态与可能的危险。

第二章 冲突的根源
 
中美关系上，过去四十年间两国关系相对风平浪静，这可归功于美国持续称霸，中国除了逆来顺受，别无他法（当然韩战和越战的早期冲突例外，中国在这两地不像在其它地理和军事领域一样屈居弱势）。这种情况在未来能不能延续，取决于中国认为美国与其民主、自由市场盟友所建立的国际秩序，或至少是该秩序的核心框架，是否最符合中国利益。如果是，那么国际上将相安无事。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可以预期，中国将试着以自己的实力，挑战以美国为首的国际体系。
 
当然，提出这个问题，比回答来得容易。毫无疑问，在许多重要层面上，中国已从美国及其盟友主导的国际体系获益不少。国际经济秩序使中国经济突飞勐进，助长贸易、投资和技术创新的机会。（美国甚至默许中国一再违反这个体系的某些规则，认为就整体而言，中国崛起对美国有利。）这种经济成长一直是支撑中国共产党持续执政，获得看似相对高民意支持度的关键。即使是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日益增长，足以挑战现有秩序，但若中美关系紧张升高或爆发冲突，对国际安全环境造成重大破坏，就可能危害这种经济成长。
 
美国的安全体系秩序有助于保障海上通道的安全无虞。这对于需要出口商品，也需要取得原物料和能源，以利经济发展的中国而言，这一点相当重要。事实上，中国一直以来都是搭美国海军的便车。当前国际体系也提供了中国重要优势，例如身为联合国安理会具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以及在《核不扩散条约》条约下，身为拥核国家的特权地位。
 
然而，尽管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现状上获得种种好处，中国领导人仍然有理由希望修正国际现状，以便获得更大利益，而且第一个就从领土问题着手。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台湾，过去六十年多来，台湾一直是中美关系最有争议的一项议程。透过两岸统一收复失土，向来是中国共产党坚定的政治信仰。美国则倾向不以武力或非双方共同意下改变现状；但近年来已经有迹象显示，中国愿意接受这种做法的机率可能很低。从二○○五年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反分裂法》，以及北京当局愈来愈不愿让美国继续军售台湾两方面，都可以看出端倪。中国领导人持续施压华府，愈来愈坚持美方必须兑现一九八二年《中美公报》的承诺，也就是减少售台武器的质与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