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解严后,台湾第一份转型正义阶段报告。
米兰.昆德拉:「人类对抗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每一个社会终须总结过去的经验和创伤,将历史翻至新的一页。
面对官方的付诸阙如,这是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试图提出的反省报告。
卷一 清理威权遗绪 假设我是太阳
我要将光明的线条制做万束
神圣的金箭
送给在黑暗中
挣扎前进的民主斗士
〈假设的数学涵意〉曹开
一九四七年,台湾在二战结束、政权转换之际,发生了二二八事件。随后超过三十八年的戒严统治,台湾处在至今仍难得知具体受难人数的白色恐怖时期。当代的我们,正如同八○年代后,全世界八十个从威权独裁转型为民主政体的国家一样,共同面对国家在民主「转型」之后,必须接续的「正义」工程。
一个社会在民主化之后,如何面对过去威权政治所留下的遗产?这是许多新兴民主国家陷入的转型正义情境纠葛。这个阶段的转型正义已不同于二战后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以法治与普世价值审判加害者。大多数新民主国家的转型正义工作,因国内的政治情势,不得不为了和平、民主巩固及社会和解,而使正义原则有所妥协。这个阶段的转型正义追求的比较不是「正义」,而是「真相」。
卷一正是从以上的脉络,探讨转型正义为何是世界性的现象,以及各国转型正义的比较,同时也初步检视,台湾面临战后二二八与白色恐怖的两大国家暴力事件,要如何进入当代转型正义的三个挑战:处置加害者、赔偿受害者以及历史记忆的保存。
卷二 记忆历史伤痕 安息在故乡山河的怀里
我们将从此不再分离 永远活在同胞们心中
我们将从此不再孤独
〈母亲的悲愿〉柯旗化
台湾的转型正义唿声是从民间开始的。一九八七年二二八公义和平运动后,各地关怀二二八的组织相继成立。一九九二年政府提出第一份《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随着九○年代《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与《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的通过,政府开始着手受害者赔偿与名誉回复的工作。
九○年代除了修补赔偿,也是瓦解与企图重建的时代。一九九一年独台会案引发抗议,使《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刑法》第一百条、《检肃匪谍条例》、《惩治叛乱条例》在此契机陆续废止或修正,终结白色恐怖法律体制。一九九三年六张犁受难者乱葬岗被发现,一九九七年首座二二八纪念馆在台北市成立,纪念遗址与纪念碑逐步在各地出现,公共记忆的形塑,还包括民间、学界与官方的史料蒐集与口述史。等到一九九九年通过《档案法》,政府成立档案管理局,终使官方档案的征集得以建制化。
台湾到二十一世纪也开始触及追诉加害者与釐清国家责任的问题,二○○六年政府公布《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二○○七年立法院将《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的补偿改为赔偿,台湾的转型正义工作已有初步进展,只是未竟之业仍有许多。
卷三 面对未竟之业 无数的○
不是千疮万孔
它们是许多
启悟的烙印
把无数的○
串制成一只
奇妙的神笛
将吹奏出
圆舞的交响曲
〈无数的「圆」舞曲〉曹开
二○○八年底,西班牙本土移除最后一座独裁者佛朗哥铜像,台湾二○○七年,执政的民进党政府将中正纪念堂改名台湾民主纪念馆,拆下牌楼「大中至正」四字成「自由广场」,引发争议。在校园与公共场所,蒋介石铜像不是被学生当成搞怪的对象,就是被地方政府主动拆除,社会弥漫「去蒋」气氛,但同时亦有人开始肯定独裁者,在在反映出台湾转型正义的现实困境。
不独对于加害体系的责任追究有许多法律与道德上的难题,对于受难者与家属,政府如何主动负起真相调查与相关责任也迟迟未定,白色恐怖受难者枪决前写下的遗书,在家属与民间团体的力争下,一直到二○一一年才将遗书返还,更具体的官方报告始终付之阙如。不当没收的财产,至今仍以无法可循为由不予归还,使家属必须走上诉讼之路。
使家属无力的还有台湾八○年代最重要的两大政治案件,林宅血案与陈文成命案。两案在多次重启调查下仍无具体突破,已成检测台湾政府追求转型正义决心的具体实例。
台湾解严至今二十八年,经历两次政党轮替,却始终没有成立官方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台湾转型正义的工作还有许多未竟之业,许多我们该记得却始终不太清楚的人事物,浮动在历史的底层,等着被时代卷起。
本书特色 解严二十八年后,台湾第一份转型正义报告书
*本书版税将全数做为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营运之用
序:追求真相与和解的可能
黄长玲 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理事长
一九九八年一月,号称民主先生的台湾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李登辉,以国民党主席的身分,在蒋经国逝世十週年的纪念会上,形容蒋经国是「一位极具优越领导品质的伟大政治家」。 二○○○年五月,刚就任总统的陈水扁,偕同副总统吕秀莲,一同到中正纪念堂向蒋介石铜像致敬。 二○○二年十二月,已经退出国民党的李登辉对媒体自称是「蒋经国学校最好的学生」 ,而且一年半以后,在他的新书《见证台湾》的发表会上,再度用「蒋经国学校毕业的学生」形容自己。李登辉不是唯一赞誉蒋经国的民选政治人物,陈水扁也不是唯一向独裁者致意的民选总统。担任过蒋经国英文祕书的宋楚瑜与马英九,前者在李登辉自称蒋经国学校的学生时,公开批评李并未真正继承蒋经国路线,后者则年年在蒋经国忌日时到头寮祭拜。
二○一四年底以无党籍身分当选台北市长的柯文哲,在竞选过程中公开表示蒋经国晚年功大于过。直到二○一五年初,李登辉接受香港明报访问时,仍表示「没有蒋经国、没有李登辉,就没有台湾的民主」。 同年秋天,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宣佈四度角逐总统大位,表示要像蒋经国一样深入基层,台北市长柯文哲以蒋经国的名言对宋致匾祝贺,而国民党总统侯选人洪秀柱则批评宋楚瑜已背离蒋经国精神。
民主国家中,过去的威权统治者仍然得到某些人民的肯定是常见的现象。墨索里尼在义大利、法朗西斯科.法朗哥(Francisco Franco)在西班牙、奥古斯图.皮诺契(Augusto Pinochet)在智利、或是朴正熙在南韩,都是如此。然而,民主国家中,很少看到像台湾这样,朝野政党领袖竞相以威权统治者的继承人自居、彼此攻讦对方并非威权统治者真正的继承人、或是概括性地肯定威权统治者。除此之外,当然也很少见到即使已经民主化近三十年,还有许多机关学校内矗立着独裁者铜像,更不提政府每年以庞大的经费挹注位居首都中心的独裁者纪念馆,如同依然座落在台北市中心的中正纪念堂。一个国家究竟要如何一边打造民主,一边保存对于独裁者的正面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