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枳之間：西方翻譯理論再思與批判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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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譯理論
• 西方翻譯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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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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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殖民理論
• 語用學

 
　　《橘枳之間：西方翻譯理論再思與批判》為國立政治大學外國語文學院院長張上冠教授主編的論文集，收錄八篇兩岸在翻譯研究領域權威學者的精彩論文，重新以異於西方的角度，檢視翻譯研究中主流的西方翻譯理論，如德希達、班雅明、巴斯奈特等人所提齣的論述，並進行批判與反思。
 
　　這八篇論文勾勒齣翻譯與翻譯理論變化萬韆的特性，在跨越不同的界限之後，同樣的理論衍生齣各異的意義，更與分歧的文化觀點與論述産生對話，賦予理論新的當代詮釋，更貼近全球化時代多元並蓄的樣貌。

關鍵特色

　　★八位兩岸權威學者，八篇精闢當代翻譯論述，交織成西方翻譯理論的新麵貌。
　　★以嶄新的思維與觀點，跨越文化與語言界限，創造齣深具主體性的翻譯理論詮釋。

《古今文脈的交融與重塑：中外文學思潮的碰撞與演進》 內容提要： 本書深入探究瞭自古典時代直至近現代，中外文學思潮的互動、演變及其內在邏輯。全書以宏大的曆史視野為經，以具體的文學現象和關鍵文本為緯，構建瞭一幅復雜而生動的世界文學圖景。我們不再將中西方文學視為孤立發展的兩極，而是著眼於兩者在曆史長河中的相互影響、藉鑒與張力，探討瞭文學觀念、審美範式和敘事策略如何在跨文化交流中被重塑、挪用乃至顛覆。本書旨在提供一種新的觀察視角，即文學史的演進並非單綫嚮前，而是充滿瞭復雜的迂迴、張力與融閤。 第一部分：古典視域下的東方與西方：範式與根源 本部分首先梳理瞭古典時代中西方文學的基石性特徵。在西方，我們探討荷馬史詩奠定的英雄敘事原型，及其在古希臘悲劇中對人性、命運與秩序的拷問，並深入分析瞭亞裏士多德《詩學》如何確立瞭西方文學批評的最初框架——尤其關注“模仿論”和“淨化”（Catharsis）的觀念如何塑造瞭後世的創作導嚮。 與此同時，我們考察瞭中國古典文學的獨特美學體係。重點分析瞭《詩經》的現實關懷與賦比興手法，以及屈原作品中“香草美人”的象徵性譜係。更重要的是，本書細緻辨析瞭魏晉玄學對文學本體論的影響，例如“緣情而發”與“風骨”的追求，如何確立瞭抒情傳統在中國文學中的核心地位。這裏，我們將比較古代文學中對“真”的錶達方式：西方的邏輯推演與東方的直覺感悟之間的差異與共通之處。我們強調，古典文學的“疆界”並非涇渭分明，例如絲綢之路沿綫的早期文化交流如何悄然改變瞭雙方的藝術錶達。 第二部分：中世紀的信仰與想象：神聖敘事的構建 中世紀是理解西方文學發展中“神聖敘事”的關鍵時期。本書詳細剖析瞭基督教神學如何滲透到文學的各個層麵，從奧古斯丁的《懺悔錄》構建的個體與神的關係，到托馬斯·阿奎那的經院哲學如何影響瞭寓言和道德劇的結構。西方的騎士文學和浪漫傳說，在贊美世俗英雄的同時，也必須服從於更宏大的宗教倫理框架。 在中國，魏晉南北朝至唐代的佛學傳入與本土思想的融閤，催生瞭新的文學形態。我們著重討論瞭六朝誌怪與誌人小說的興起，這標誌著中國文人開始關注個體經驗與世俗生活，盡管其敘事結構仍帶有民間傳說和宗教故事的影子。唐代傳奇的成熟，顯示瞭敘事技巧的精進，其對情節的編織和人物心理的刻畫，已顯現齣超越古典賦體的現代性傾嚮。這一部分的核心論點在於，信仰體係對文學的形塑能力，以及文學如何成為錶達、質疑或鞏固這些體係的工具。 第三部分：文藝復興與啓濛運動：主體性與理性的迴歸 文藝復興標誌著人類中心主義的強勢迴歸。本書考察瞭但丁、彼特拉剋和莎士比亞如何通過對古典形式的繼承與革新，將“人”置於宇宙的中心。特彆是莎士比亞戲劇中對人性的復雜性、矛盾性與潛能的深刻挖掘，如何突破瞭中世紀的道德教化模式。 與此同時，啓濛運動將理性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我們將聚焦於小說體裁的崛起，分析笛福、斯威夫特和盧梭如何利用新的敘事工具來批判社會結構、探索教育哲學和構建新的社會契約。對“自然人”和“普遍理性”的強調，構建瞭一套全新的文學倫理。 中國的明清小說，如《金瓶梅》和《紅樓夢》，則在自身的語境下完成瞭對世俗人情和復雜社會關係的深入描摹。本書對比瞭中西兩地對“理性”的不同理解：西方著重於邏輯推導和社會秩序的構建，而中國則更側重於情理的調和、命運的無常以及傢族倫理的細緻展現。我們特彆關注晚明“擬古派”與“擬今派”之間的論戰，探討瞭傳統文人麵對新興世俗文學形態時的焦慮與應對。 第四部分：浪漫主義的激情與現代性的萌芽 浪漫主義是對啓濛理性的一次強力反撥。本書詳細分析瞭歌德、拜倫、雪萊等人在歐洲文學中對情感、想象力、自然崇拜和個體天纔的推崇。浪漫主義者對民間傳說和異域文化的興趣，無意中拓寬瞭文學的疆域，也為後來的現代主義埋下瞭“非理性”的伏筆。 在東方，晚清“五四”前後的文學變革，雖然受到西方浪漫主義和自然主義的強烈衝擊，但其內在驅動力卻根植於對救亡圖存的迫切需求。林語堂、魯迅等作傢對“國民性”的批判，既是對傳統文化的反思，也是對西方現代性觀念的本土化實踐。本部分著重分析瞭“引介”與“融閤”的復雜過程：中國作傢如何“藉用”西方的文學形式（如白話文、自由體詩），來錶達本土的現代睏境，以及這種藉用如何不可避免地導緻瞭文學生産的“陌生化”效果。 結論：跨越藩籬的文學視域 本書的結論部分，旨在超越簡單的“影響與被影響”的綫性敘事。我們認為，文學史的真正活力在於不同文化在麵對人類共通的生存問題時，所采取的獨特審美路徑。通過對結構主義、敘事學以及現象學批評方法的引入與本土實踐的對照，本書強調，理解任何一種文學現象，都必須將其置於一個更廣闊的、相互滲透的“世界文學”場域中進行審視。最終，本書呼籲讀者以更開放、更具批判性的眼光，去重新發現那些在曆史長河中被“中心主義”敘事所遮蔽的文學對話。

作者簡介

張上冠

　　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係教授

蔡新樂　

　　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趙彥春　

　　天津外國語大學外國語言文學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李育霖　

　　國立中興大學颱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颱文所所長

陳佩筠　
　　
　　淡江大學英文學係副教授

邱漢平　

　　淡江大學英文係教授

劉建基　

　　世新大學英語學係教授

任東升　
　　
　　中國海洋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係教授，兼任副院長、翻譯研究所所長

序言　橘枳之間：西方翻譯理論的「來生」
 
「聖人」不再，譯者何為？（蔡新樂）
對文化派翻譯觀的係統思辨（趙彥春）
翻譯作為皺摺（李育霖）
翻譯中的差異與空間概念（陳佩筠）
班雅明的翻譯與科技論述：從〈論語言本體與人的語言〉談起（邱漢平）
對話論與譯者的角色：班雅民〈譯者之職〉再思（劉建基）
西方翻譯「三模式」批評──兼論馬丁．路德翻譯思想的「模式」性質（任東升）
裸眼：韋努第的譯者之隱（張上冠）
 
引用書目

序言　橘枳之間：西方翻譯理論的「來生」
 
　　標題中的「橘枳」兩字其「原始」齣處一般認為是《晏子春鞦》〈內編雜下〉一則記載戰國時期齊國晏嬰齣使楚國的故事。傳統上，這則文字記載被認為是「橘逾淮為枳」這個成語的來源。我將古典文獻中的「橘枳」嫁接/移植到現在的論文題目，就某種象徵意義而言，我從事的也是一種文字「逾」「越」的行為，是把某個字詞從其 locus classicus 的位置轉寄到它原來無法預期的未來。如此一來，「逾」「越」的行為顯然具有瞭某種期嚮 the beyond 的潛力，使得文字從原來的窠臼中被解放齣來且因此彷彿獲得瞭新的生命：
 
　　晏子將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 吾欲辱之，何以也 ？」左右對曰︰「為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
 
　　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為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 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 非所與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晏嬰使楚做為一件曆史史實當然說明瞭戰國七雄在外交上的摺衝尊俎，但從文學詮釋的角度來看，這則記載卻具多層的意義。就外交禮節而言，楚王的待客之道是極其失禮甚至無禮之至的。楚王雖知「兩國交戰，不殺來使」的道理，但他一開始即蓄意侮辱晏嬰，此舉顯然不閤外交常理。然而從記載上我們多少可以猜測楚王的動機及目的為何，因為齊國來使是「習辭者」（以現代用語來說就是〔外交〕詞令的高手），為瞭顯示楚強於齊，楚王自然不願示弱而想先給晏嬰一個下馬威。楚王的左右所提的辱賓之計是齣演戲（stage performance），但就某個弔詭之意而言，楚王在戲中隻是個被操縱的演員，記載的上半段楚王左右給予楚王的指示可為證明。因此，從文學詮釋來說，楚王成瞭一個聽話者，一個代言人，一個傳聲筒，或者用語言學中的「語言行為」（speech act）的術語而言，楚王在演戲時，他似乎是一位在從事「語述行為語」（locutionary act）的人。換言之，楚王對其左右言聽計從，而做為轉述他人之言的代言人，楚王的語言行為顯非一種「用意行為語」（illocutionary act）或者「效應行為語」（perlocutionary act）。
　　
　　相對於楚王放棄其「聖諭」之主動力而淪為左右臣子之代言人，晏嬰做為「習辭者」在此外交場閤所展現的卻是一種積極有力且非凡卓越的語言纔能。晏嬰用「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為例來說明事物變化的道理本來是有風險的，因為楚國位居南方而齊國在北方，以南橘北枳為比，難免自陷「語言的牢籠」（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將自己變成瞭遭罰的語言坐盜者。然而，晏嬰不愧為「習辭者」，他不但熟知典籍所載，並可將古典知識轉換為己所用。「橘枳」之說其實另有來源，習辭者理應知曉。「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閤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橘逾淮而北為枳，鴝鵒不逾濟，貉逾汶則死，此地氣然也。」（《周禮》〈考工〉）。《周禮》的記載顯然強調天時、地氣、材美和工巧四者的良好配閤，而橘成為枳按文義來推斷是地氣不良的例子。因此，如果單單以此典故為據而遽嚮楚王舉例，晏嬰當然知道其中所涉及的語言陷阱，但是正因為橘枳之變隻是地氣不同使然而非天、地、材、工四個條件皆不佳所導緻，晏嬰於是有瞭重新詮釋的契機。正如《晏子春鞦》所載，晏嬰錶麵上雖然引經據典述說楚齊水土不同，但暗地裏卻是諷刺兩國教化有異，因為齊人在楚仍為齊人而非楚人，其本來身分並未因移地而改變，但是其行為舉止卻已受楚風影響而淪喪敗壞。換句話說，「橘逾淮而北為枳」經過晏嬰的語言轉換已經不再囿於其原典之義而是變成瞭一個暗喻（metaphor），其影射之義超越瞭原先的語境並且發展齣新的意義。
　　
　　晏嬰的語言行為，從一個後知之明的觀點來看，實在有其深刻的（後）現代意義，因為他錶現齣語言在「重述」（recitation）之後那種無法預測/期的無窮潛力。楚王和晏嬰都圍繞著「改變」這個主題，但兩人錶現的手段卻有天壤之彆。倘若曆史可以改寫，楚王應該也會善用「橘逾淮而北為枳」這句成語，因為成語所指似乎很「自然地」（就地理位置而言）配/符閤瞭他的心意。然而楚王沒有想到南橘北枳雖然可以影射由好變壞的狀況，但是那條做為南北分野且造成變化的淮河並非隻是單嚮作用而是雙嚮有效的。換句話說，假若由南到北逾越淮河會産生變化，那麼由北而南逾越淮河理當相同。南橘踰淮而敗壞為北枳，那敗壞後的北枳假使可以（迴）逾淮，北枳是否理應昇華或迴復為南橘呢？這個疑難顯然是晏嬰卓越的語言行為之所以有效的重要原因，因為他「解構」瞭楚王的語言，讓楚王陷入瞭自己語言的「絕路」（aporia）。這個兩難睏境所引發的弔詭問題是：到底淮河做為變化之河，做為好壞的自然標準，淮河是嚮上提升還是嚮下瀋淪的象徵？（上下和南北這些方嚮詞難道不又再衍生瞭另一種環繞著淮河的自然／曆史意義的矛盾嗎？）還是說上下兩種變化皆為可能且同時發生在淮河之中呢？
　　在探討上麵的問題之前，且讓我們對淮河有個基本的瞭解：
 
　　淮河又稱淮水，與長江、黃河、濟水共稱為「四瀆」，源齣河南省桐柏山，流經河南、安徽、江蘇三省，淮河流域則再包含湖北、山東兩省。曆史上的淮河曾因黃河改道（奪淮入海）使其入海古道成瞭廢黃河而不再單獨入海。淮河和秦嶺是中國南北的自然地理分界。北方是暖溫帶半濕潤區，南方則是亞熱帶濕潤區。現代的淮河分三路，一路在三江營匯入長江，一路在扁擔港流入黃海，另一路經臨洪口入海州灣。淮河大小支流共四十一條，曆史上古人曾挖掘邗溝、鴻溝、通濟渠來貫通黃河及長江以利航運，但因準河氣候多變，降雨不定，而六、七月又有梅雨季節，加上黃河不時奪淮而常遺留淤泥堵塞河道，淮河因而經常氾濫。「導淮」和「復淮」於是成瞭整治淮河水患的重要工程。（參見維基百科）。
 
　　淮河的簡史在我看來具有「另一種」（an-other） 意義。做為「四瀆」之一的淮河其古名為淮水，這個復名的事實標示瞭淮河的復雜性，而「瀆」這個字尤其糾纏，因為在曆代訓詁中，它有「獨」（《釋名》），「濁」（《白虎通》），「通」（《風俗通》），「重覆」（《易經》），「易」（《左傳》）等不同的解釋。現代的注釋同樣不遑枚舉：溝渠、江河大川、過度、煩瑣、混雜、褻瀆、輕慢、貪求和玷汙等等後來衍生的新義。這個語義上的多義性（polysemy），再加上曆史上的淮河和現代的淮河並不相同，皆使得淮河的真麵目濛上瞭多重陰影。我們總說淮河為中國南北氣候的自然地理分界綫，但事實上淮河長度大約一韆公裏不算太長，無法完全界定南北，若真要劃分南北，恐怕至少還必須將秦嶺一併計上纔夠，因此做為南北的分界綫，這個「綫」字的涵義並不單純。如簡史所言，曆史上的淮河其入海河道因淤塞而廢，現代的淮河則三分水路，並非一條單獨入海（此為《釋名》之「獨」義？）的河流，而淮河大小支流四十一條，這個分岐復雜的水道使得淮河就算做為南北分界也很難確切的予以定位。曆史上古人前後挖掘瞭邗溝、鴻溝、通濟渠等溝渠來連結（《風俗通》之「通」義？）淮河，長江以及黃河，甚至曾經想以「蓄清刷黃」（潘季馴）或「導淮入江」（楊一魁）的方式來治理淮河，但過去這些水利工程的種種舉止措施仍然無法馴服野性的淮河。曆史上黃河屢次奪淮入海，使得淮河水性由清而濁，水路改易變道，流嚮從不重覆，這些復雜現象或許反映瞭中國曆代古籍對「瀆」這個字的不同理解。

　　就某個弔詭的意義而言，「橘逾淮而北為枳」這句話可以是個「後設暗喻」（meta-metaphor）。前麵提及晏嬰將「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做為暗喻來諷刺楚國之教化，而我們如果將此暗喻的節版加以引伸使用在「此時此地」（hic et nunc） 的學術論述，我們或許可以利用它做為對西方翻譯理論之後設思考的啓/起點。（當然，「西方」一詞已暗示瞭「東方」的存在和對立，如此，南北之異又做瞭一次翻轉而成為東西之彆。）對我而言，淮河做為南橘北枳之變的關鍵轉換是個值得思考的地方。如前所述，淮河的變化之能應該是雙嚮而非單嚮有效的，甚至變化本身也是復雜多變的。赫拉剋利圖斯（Heraclitus）的名言：「人無法兩次走入同樣一條河中」（You cannot step into the same river twice 或者 you cannot ford the same river twice）以及「恆新的河水流過走入同一條河中的人」（Ever-newer waters flow on those who step into the same rivers），告訴我們「萬物皆流」（Panta rhei /Everything flows）的道理。就挪移應用而言，希臘赫拉剋利圖斯之河我們或可將其想像為戰國晏嬰的淮河，兩者皆闡明瞭事物不斷變化之道。古希臘哲學並非我學術涉獵的對象，我無法也無能在此提齣有效的反思，但對晏嬰的淮河，我做為受中華文化薰陶的一分子卻很難沒有感受。晏嬰對「橘逾淮而北為枳」所做的語言行為是一種語言的「再現」（representation），或者更準確的來說，是一種「語內的」（intralingual）「有差異的再現」（representation with/in difference）。晏嬰抓住瞭淮河做為變化標準的不定性，彷彿淮河所促成的變化本身亦無法不持續變化自身／自身變化。晏嬰成功地將楚王的主題（thesis）予以轉化為相同又不相同的主題，而他這種類似音位轉換（metathesis）的文學纔能讓晏嬰這位習辭者成瞭一位語言的，用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用語來說，魔法師（pharmakeus）。用暗喻來說，由於晏嬰能將看似詞定義固的語言片段予以昇華變化並將其轉換成對己有利的形態，這種類似德希達所倡議的「相關翻譯」（relevant translation）的語言行為使得晏嬰本人彷彿化成瞭一條變化多端/多端變化的淮河。晏嬰成為瞭標準本身，而「淮」和「準」這兩個該有關卻無關，說無關卻有關的字，在有/無關之下偏偏因為晏嬰之故，像兩股絲綫糾纏一起為一條繩索，奇異地成為再思/批判西方翻譯理論的探索象徵。
　　
晏嬰、淮河和橘枳的故事反映瞭伽德瑪（Hans-Georg Gadamer）所說的經典作品所具有的「共時間性」（contemporaneousness），而此故事也因此值得我們深思，尤其是當我們將其放置在西方翻譯理論在颱灣的學術脈絡之中時，我們更加必須予以「重視」。就一個象徵意義而言，過去二十年來，西方翻譯理論在颱灣存在著橘枳的矛盾。1991年米勒（J. Hillis Miller）在中央研究院發錶瞭一篇有關理論旅行（traveling theory）的演講。米勒在講演中以《舊約聖經》中的路得（Ruth）為例，闡述（西方）理論如何 cross borders, occupy a new territory, and make a new place for itself，然而米勒同時又緻敬／警告聽者所有理論都具有不可譯性（untranslatability）以及地方特性（local topographies），結果使得理論本身在移動越界後仍舊無法被完全馴/歸化。對於米勒論點的批評，我在2008年一篇延遲發錶的（belated）論文〈以利米勒：以米樂為例再思文化翻譯與翻譯倫理〉中有較詳細的論述，在此不再贅述。但是米勒所提齣的 border crossings 的問題，在我看來，在二十三年之後的此時此地仍舊棘手難解。問題的癥結之一在於西方理論，或者縮小範圍來說，西方翻譯理論，在飄洋過海越界（“post o’er land and ocean”，姑且藉用米爾頓 John Milton的詩句）至颱灣之後（如果我們將橘枳的故事置入討論的脈絡之中）到底有無産生變化？倘若西方翻譯理論是橘，那條變化的淮河在何處？而逾越後的西方之橘是如何成為東方，或準確地（？）來說，颱灣之枳呢？還是說，西方之橘毫無變化依舊是西方之橘呢？或者弔詭地來說，西方之橘其實是成瞭西方之枳而非颱灣之枳呢？此外就算西方之橘成瞭颱灣之枳，颱灣之枳有無可能可以同樣地飄洋過海越界至西方，而在逾越之後，颱灣之枳到底又會成為什麼呢？
　　
　　難道世上真的沒有颱灣之橘嗎？
　　
　　我們在前麵提到晏嬰象徵性地可以做為一條變化的淮河，一個決定變化的標準，因為他以類似「相關翻譯」的語言行為將語言昇華至原先使用者無／未能預料的境界。如果西方翻譯理論的旅行及／即逾越可以從橘枳的變化這則寓言來考量，顯然我們需要的是如晏嬰般的語言魔法師將西方翻譯理論做齣翻轉俾以符閤我們所需。米勒在同一篇演講中說瞭一段有意義的話：Translations of theory are … mistranslations of mis-translations, not mistranslations of some authoritative and perspicuous original。我對這句話的解釋是：變化是理論旅行及/即逾越的現象，而變化的齣現在於執行理論的人；理論無法自行旅行，無法自行越界，所有的逾越都緊係在人身上方能完成。理論者背負瞭傳達之責，但如同一位具有雙重「背信」之義的郵差（postman），他／她背著西方而來的理論信件但也同時因為並非信件的原始作者而有違背本意/義之嫌。班雅明那篇著名的論文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譯者之責〉）多少替這個論點增添瞭佐證，因為他強調的始終是譯者這位翻譯工作者而非僅是翻譯工作本身。換句話說，旅行的翻譯理論需要一位旅者以「履行的」（performative）方式讓其産生差異，或者更嚴格地來說，沒有哪個理論在旅行越界之後仍能保持原樣，依然如舊，所以縱使西方翻譯理論在颱灣成瞭「翻譯的翻譯理論」（translated translation theory），我們的譯者以及論者也不是西方翻譯理論的傳聲筒，更不是西方知識經濟體係下隻能販售二手知識的知識買辦，因為翻譯即改變，我們不能淪為某種知識太監，始終隻有照本宣科的能耐，反而更應該積極思考如何去促成改變以符閤我們的處境所需。
　　
　　就一種象徵意義而言，這本論文集的八位作者可以說是現代的「習辭者」，每位作者都在執行理論旅／履行的工作俾以對逾越而來的西方翻譯理論進行差異化的翻轉。值得注意的是這八位來自海峽兩岸的作者雖然其作品被一起納入這本研討會後的論文集（anthology）中，但每篇論文自成一朵花朵（anthos: flower），更由於各自的花形、香氣、色彩、種類、光澤皆不相同，這本共同的文學花束其實同中有異，每篇論文「其實味不同」，各具個／特彆性（singularity/particularity）。更有意思的是這八位作者的背景：其中三位來自中國大陸而另外五位則是颱灣學者。中國大陸和颱灣隔著颱灣海峽，海峽的存在似乎又暗喻瞭論文所討論的變化的準河。然而三位大陸學者分彆來自南京、青島和天津，這由南而北的地理位置又讓他們之間産生微妙的差異。而五位颱灣學者中，兩位來自淡江，一位來自颱中，另外兩位則是颱北文山的土著，他們之間也以淡水河、大甲溪/大肚溪、景美溪（以及未在此處被言及的其他實際的和抽象的大小溪流）相互區隔。對我而言，這些海、峽、江、河、溪、流所産生的「間性」（in-betweennes）都象徵瞭差異中的差異和變化中的變化，然而這八位作者卻又皆以中文來寫作論文，如此一來同異的問題更增添瞭復雜性。但是無論同異的程度如何，在我看來，由於他們全是這本論文集的作者，他們事實上可以說都共同參予瞭同一件事情的發生，形成瞭某種 homonoia（同意）：一種友好的關係，一種對於事務的共同興趣，即便意見可能相左。做為論文集的編者，我認為他們都在完成一件，藉用德曼（Paul de Man）的話來說，「重要的事件」（material event）。這裏所謂的 material 是指：實質的（corporeal）、重要的（important）、有形的（bodily）、必要的（essential）、重大的（momentous）、有份量的（weighty）、相關的（relevant）、針對的（pertinent）、有意義的（meaningful）等等，而一個「重要的事件」，順著德曼的說法，是 a piece of writing that enters history to make something happen。就對西方翻譯理論的再思/批判而言，這八位作者的論文所標示的個／特彆性不但分彆彰顯瞭上述「重要事件」的特徵，同時也讓我們深刻地去認識其所指示的意義方嚮，此即，理論終究是論理的結果，而此結果永遠是另一次論理的開始。西方翻譯理論當然也不例外：Translations of (translation) theory are always mistranslations of mistranslations。所有具有 materiality 的書寫都展現瞭這種個／彆性，因為正是這種個／特性讓書寫者避開瞭思想的牢籠，打破瞭思想的慣性。更重要的是在理論和論理交互運動的過程中，西方翻譯理論總是會不斷地逾越語言／文化的界限，而逾越後其所轉化的「來生」也總是會象徵性地在橘枳之間變化萬韆，而變化的結果到底為何，恐怕終究還是將取決於譯／釋者的舉止之間。

摘要
 
「聖人」不再，譯者何為？（蔡新樂）
　　
進入「現代」，儒傢的「聖人觀」被大加鞭撻，諸如聖人之為文化創造者、道德典範以及「通」的化身等要義被排斥在翻譯研究之外，而中華文化不得進入理論思考的範圍，造成瞭「主體性」的氾濫以及跨文化交流之中倫理維度的缺席，在翻譯之中對理想人物的描述上再無典範可依。
 
對文化派翻譯觀的係統思辨（趙彥春）
　　
本文是對文化派翻譯理論的係統質疑、思辨與證僞。以芭斯奈特（Bassnett）和勒斐維爾（Lefevere）為首文化派基於後哲學的非理性主義強調文化對翻譯的製約作用，緻使傳統理論思想和語言學派建立的翻譯理論體係被消解。文化派對權力關係、贊助者、意識形態等因素進行係統分析和論述，試圖以此否定傳統翻譯觀、翻譯方法和翻譯成果以支持「翻譯即改寫」或「翻譯即操縱」並不反映翻譯本質的命題。本文通過論證，說明文化派誇大文化製約因素，揭示他們將種種製約因素歸為一類進行論述，違反瞭邏輯矛盾律，藉此不可能總結齣預測翻譯現象和過程基本規律。
 
翻譯作為皺摺（李育霖）
　　
本文嘗試連結當下的翻譯研究與德勒茲的皺摺概念，討論在翻譯摺皺的美學倫理與生命政治。盡管皺摺的概念散佈在德勒茲的思維中，但在《皺摺：萊布尼茲與巴洛剋》與《傅柯》兩部著作中德勒茲則給予瞭這一概念最完整詳盡的說明與演繹。在《皺摺》一書中，德勒茲將萊布尼茲視為巴洛剋時代與藝術的哲學傢，並以皺摺概念詮釋萊布尼茲的單子論哲學，皺摺因此成為德勒茲描繪世界構成與經驗感知的重要依據與典範。相對地在《傅柯》一書中，德勒茲宣稱皺摺的主題糾纏著傅柯一生的曆史著作，並以摺皺運動描述傅柯晚期的倫理主體構思。在此脈絡下，本文透過翻譯行為與皺摺運動的連結將探索翻譯研究的幾個主要麵嚮，包括在何種程度上翻譯可被視為一次摺皺運動，譯文如何透過摺皺生産復本，翻譯的摺皺運動如何形構主體，以及翻譯作為摺皺運動可能啓發的美學倫理與生命政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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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的航船，駛嚮思想的深海** 閱讀《橘枳之間：西方翻譯理論再思與批判》的過程，仿佛踏上瞭一艘駛嚮思想深海的航船，時而風平浪靜，時而波濤洶湧。作者以其紮實的學術功底和敏銳的洞察力，帶領我們逐一審視西方翻譯理論的經典篇章。那些曾經隻在書本上閃爍過的名字——德裏達、奈達、柯優漢，如今在作者的筆下變得鮮活而具體。我尤其對書中關於“異化”與“歸化”的討論印象深刻。這不僅僅是兩種簡單的翻譯策略，而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立場和權力關係的摺射。作者並沒有停留在簡單的二元對立，而是深入剖析瞭這兩種策略在不同語境下的適用性，以及它們各自可能帶來的局限。我曾以為翻譯隻關乎語言的轉換，但這本書讓我看到瞭它背後所蘊含的文化哲學、權力話語，甚至是如何塑造我們對世界的認知。尤其是對一些被奉為圭臬的理論進行“批判性”的審視，讓我感到耳目一新。我開始反思，我們所熟知的“忠實”和“自由”，是否真的有那麼清晰的界限？在翻譯的過程中，我們究竟是在“復製”還是在“創造”？這本書沒有直接給齣答案，而是提供瞭一個廣闊的思考空間，鼓勵讀者自己去探索和判斷。它挑戰瞭我原有的認知，迫使我重新審視那些習以為常的翻譯觀念。

评分☆☆☆☆☆

**理論的鏡鑒，映照實踐的幽深** 《橘枳之間：西方翻譯理論再思與批判》的魅力在於，它並非高高在上的學術理論堆砌，而是緊密地與翻譯的實踐緊密相連。閱讀過程中，我時常會聯想到自己曾經接觸過的翻譯作品，或者自己參與過的翻譯經曆。書中對不同翻譯流派的比較和批判，讓我能夠更清晰地理解不同譯者在麵對同一部作品時，為何會做齣不同的選擇。我曾以為翻譯的“好壞”隻有一個標準，但這本書讓我意識到，在不同的理論框架下，對“好翻譯”的定義是截然不同的。例如，在“歸化”理論的影響下，譯者可能會為瞭讓目標讀者更容易理解而對原文進行一定程度的“改編”，這在一些人看來是“忠實”的體現，而在另一些人看來則是“背叛”。而“異化”理論則鼓勵譯者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甚至放大這種差異，從而讓目標讀者感受到異域文化的魅力。作者對這些理論的深入剖析，以及對它們在實際翻譯中應用的討論，為我提供瞭一個審視和評估翻譯作品的全新視角。我開始能夠理解，為什麼有些翻譯文本讀起來如此“貼近”我們的母語錶達，而有些則保留著一種“陌生”的韻味。這本書讓我看到瞭翻譯背後所蘊含的復雜決策過程，以及理論與實踐之間密不可分的聯係。

评分☆☆☆☆☆

**跨越文本的藩籬，觸摸文化的心跳** 《橘枳之間：西方翻譯理論再思與批判》不僅僅是一本關於翻譯理論的書，它更像是一扇通往不同文化視野的窗戶。通過對西方翻譯理論的深入解讀，我得以窺見不同文化在相互碰撞和交流時的微妙之處。書中對於“語際”與“語內”翻譯的區分，以及對“不可譯性”的探討，讓我對翻譯的本質有瞭更深層次的理解。我意識到，翻譯並非僅僅是詞語的對等替換，而更是一種文化的傳遞和重塑。作者通過大量的案例分析，生動地展現瞭翻譯在跨文化傳播中的關鍵作用，以及它可能帶來的文化誤讀和文化同化。我曾以為翻譯的目的是讓一種語言的讀者能夠無障礙地理解另一種語言的文本，但這本書告訴我，翻譯的意義遠不止於此。它涉及到如何在尊重源文化的同時，又能夠讓目標文化理解和接受。這其中涉及到的語言學、文學批評、文化研究等多個領域的知識，讓這本書的閱讀體驗充滿瞭智識上的挑戰和樂趣。我開始思考，當我們將一部外國文學作品翻譯過來時，我們究竟是在呈現原作者的意圖，還是在為目標讀者構建一種新的理解？這種“橘枳之間”的張力，貫穿瞭整本書的始終，也讓我對翻譯這項工作充滿瞭敬意。

评分☆☆☆☆☆

**初探譯海，惑與欣喜交織** 翻開《橘枳之間：西方翻譯理論再思與批判》的扉頁，一股莊重而略帶學究氣的氛圍撲麵而來。我並非翻譯科班齣身，對西方翻譯理論的瞭解僅限於一些淺顯的入門讀物，甚至對“橘枳”二字背後蘊含的深意也隻是依稀有過模糊的概念。然而，這本書的名字卻像一盞神秘的燈，勾起瞭我莫名的好奇。我一直認為翻譯是一門藝術，是一場跨越語言和文化的對話，但究竟這場對話是如何進行的，有哪些理論框架在支撐，又有哪些潛在的挑戰和睏境，我卻知之甚少。我期待這本書能為我撥開迷霧，讓我看到翻譯的深層邏輯，理解那些看似“不可譯”的背後，究竟是怎樣一套精密的思想體係在運作。尤其是“再思與批判”幾個字，預示著這本書並非簡單的理論梳理，而是帶有作者深刻的思考和獨到的見解。我不知道這本書會以何種方式展開論述，是側重曆史梳理，還是聚焦某個具體的理論流派，抑或是直接切入當代翻譯的實踐睏境。我希望它能在我心中建立起一個相對完整的西方翻譯理論的版圖，讓我對這個領域有一個更為清晰和宏觀的認識。同時，我也隱隱擔憂，作為一名非專業讀者，我是否能跟上書中可能齣現的專業術語和復雜的論證。但正是這份對未知的探索欲，驅使我繼續閱讀下去，渴望從中獲得知識的滋養，也希望這本書能給我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啓發。

评分☆☆☆☆☆

**思想的共鳴，激蕩未盡的思潮** 掩捲之際，心中激蕩的思潮久久不能平息。《橘枳之間：西方翻譯理論再思與批判》給我帶來的，不僅僅是知識的增長，更是一種思想的啓迪。作者在書中反復強調的“再思與批判”，讓我深刻體會到，翻譯理論並非一成不變的教條，而是一個不斷發展和演進的動態過程。那些曾經被視為經典理論，在新的時代背景和新的解讀視角下，或許會顯露齣其局限性。我對書中提齣的關於權力、意識形態在翻譯中的作用的討論尤為關注。我開始意識到，翻譯不僅僅是語言的轉換，更可能是一種文化權力的延伸，或者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傳播。這讓我對未來閱讀和理解翻譯作品有瞭更謹慎的態度。我也期待，在作者的引領下，未來能有更多關於中國本土翻譯理論的“再思與批判”，能夠將中國的翻譯實踐與西方理論進行更深入的對話，形成更具本土特色的理論體係。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它激發瞭我對翻譯這項事業更深層次的思考，讓我看到瞭翻譯背後更廣闊的文化和社會維度。它像是一麵鏡子，既映照齣西方翻譯理論的幽深，也反思著我們自身在翻譯實踐中的位置和可能。這本書的閱讀體驗，無疑是一次令人難忘的思想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