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枳之间：西方翻译理论再思与批判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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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橘枳之间：西方翻译理论再思与批判》为国立政治大学外国语文学院院长张上冠教授主编的论文集，收录八篇两岸在翻译研究领域权威学者的精彩论文，重新以异于西方的角度，检视翻译研究中主流的西方翻译理论，如德希达、班雅明、巴斯奈特等人所提出的论述，并进行批判与反思。
 
　　这八篇论文勾勒出翻译与翻译理论变化万千的特性，在跨越不同的界限之后，同样的理论衍生出各异的意义，更与分歧的文化观点与论述产生对话，赋予理论新的当代诠释，更贴近全球化时代多元并蓄的样貌。

关键特色

　　★八位两岸权威学者，八篇精辟当代翻译论述，交织成西方翻译理论的新面貌。
　　★以崭新的思维与观点，跨越文化与语言界限，创造出深具主体性的翻译理论诠释。

《古今文脉的交融与重塑：中外文学思潮的碰撞与演进》 内容提要： 本书深入探究了自古典时代直至近现代，中外文学思潮的互动、演变及其内在逻辑。全书以宏大的历史视野为经，以具体的文学现象和关键文本为纬，构建了一幅复杂而生动的世界文学图景。我们不再将中西方文学视为孤立发展的两极，而是着眼于两者在历史长河中的相互影响、借鉴与张力，探讨了文学观念、审美范式和叙事策略如何在跨文化交流中被重塑、挪用乃至颠覆。本书旨在提供一种新的观察视角，即文学史的演进并非单线向前，而是充满了复杂的迂回、张力与融合。 第一部分：古典视域下的东方与西方：范式与根源 本部分首先梳理了古典时代中西方文学的基石性特征。在西方，我们探讨荷马史诗奠定的英雄叙事原型，及其在古希腊悲剧中对人性、命运与秩序的拷问，并深入分析了亚里士多德《诗学》如何确立了西方文学批评的最初框架——尤其关注“模仿论”和“净化”（Catharsis）的观念如何塑造了后世的创作导向。 与此同时，我们考察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独特美学体系。重点分析了《诗经》的现实关怀与赋比兴手法，以及屈原作品中“香草美人”的象征性谱系。更重要的是，本书细致辨析了魏晋玄学对文学本体论的影响，例如“缘情而发”与“风骨”的追求，如何确立了抒情传统在中国文学中的核心地位。这里，我们将比较古代文学中对“真”的表达方式：西方的逻辑推演与东方的直觉感悟之间的差异与共通之处。我们强调，古典文学的“疆界”并非泾渭分明，例如丝绸之路沿线的早期文化交流如何悄然改变了双方的艺术表达。 第二部分：中世纪的信仰与想象：神圣叙事的构建 中世纪是理解西方文学发展中“神圣叙事”的关键时期。本书详细剖析了基督教神学如何渗透到文学的各个层面，从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构建的个体与神的关系，到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如何影响了寓言和道德剧的结构。西方的骑士文学和浪漫传说，在赞美世俗英雄的同时，也必须服从于更宏大的宗教伦理框架。 在中国，魏晋南北朝至唐代的佛学传入与本土思想的融合，催生了新的文学形态。我们着重讨论了六朝志怪与志人小说的兴起，这标志着中国文人开始关注个体经验与世俗生活，尽管其叙事结构仍带有民间传说和宗教故事的影子。唐代传奇的成熟，显示了叙事技巧的精进，其对情节的编织和人物心理的刻画，已显现出超越古典赋体的现代性倾向。这一部分的核心论点在于，信仰体系对文学的形塑能力，以及文学如何成为表达、质疑或巩固这些体系的工具。 第三部分：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主体性与理性的回归 文艺复兴标志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强势回归。本书考察了但丁、彼特拉克和莎士比亚如何通过对古典形式的继承与革新，将“人”置于宇宙的中心。特别是莎士比亚戏剧中对人性的复杂性、矛盾性与潜能的深刻挖掘，如何突破了中世纪的道德教化模式。 与此同时，启蒙运动将理性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将聚焦于小说体裁的崛起，分析笛福、斯威夫特和卢梭如何利用新的叙事工具来批判社会结构、探索教育哲学和构建新的社会契约。对“自然人”和“普遍理性”的强调，构建了一套全新的文学伦理。 中国的明清小说，如《金瓶梅》和《红楼梦》，则在自身的语境下完成了对世俗人情和复杂社会关系的深入描摹。本书对比了中西两地对“理性”的不同理解：西方着重于逻辑推导和社会秩序的构建，而中国则更侧重于情理的调和、命运的无常以及家族伦理的细致展现。我们特别关注晚明“拟古派”与“拟今派”之间的论战，探讨了传统文人面对新兴世俗文学形态时的焦虑与应对。 第四部分：浪漫主义的激情与现代性的萌芽 浪漫主义是对启蒙理性的一次强力反拨。本书详细分析了歌德、拜伦、雪莱等人在欧洲文学中对情感、想象力、自然崇拜和个体天才的推崇。浪漫主义者对民间传说和异域文化的兴趣，无意中拓宽了文学的疆域，也为后来的现代主义埋下了“非理性”的伏笔。 在东方，晚清“五四”前后的文学变革，虽然受到西方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强烈冲击，但其内在驱动力却根植于对救亡图存的迫切需求。林语堂、鲁迅等作家对“国民性”的批判，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也是对西方现代性观念的本土化实践。本部分着重分析了“引介”与“融合”的复杂过程：中国作家如何“借用”西方的文学形式（如白话文、自由体诗），来表达本土的现代困境，以及这种借用如何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文学生产的“陌生化”效果。 结论：跨越藩篱的文学视域 本书的结论部分，旨在超越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的线性叙事。我们认为，文学史的真正活力在于不同文化在面对人类共通的生存问题时，所采取的独特审美路径。通过对结构主义、叙事学以及现象学批评方法的引入与本土实践的对照，本书强调，理解任何一种文学现象，都必须将其置于一个更广阔的、相互渗透的“世界文学”场域中进行审视。最终，本书呼吁读者以更开放、更具批判性的眼光，去重新发现那些在历史长河中被“中心主义”叙事所遮蔽的文学对话。

作者简介

张上冠

　　国立政治大学英国语文学系教授

蔡新乐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赵彦春　

　　天津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文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李育霖　

　　国立中兴大学台湾文学与跨国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台文所所长

陈佩筠　
　　
　　淡江大学英文学系副教授

邱汉平　

　　淡江大学英文系教授

刘建基　

　　世新大学英语学系教授

任东升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兼任副院长、翻译研究所所长

序言　橘枳之间：西方翻译理论的「来生」
 
「圣人」不再，译者何为？（蔡新乐）
对文化派翻译观的系统思辨（赵彦春）
翻译作为皱折（李育霖）
翻译中的差异与空间概念（陈佩筠）
班雅明的翻译与科技论述：从〈论语言本体与人的语言〉谈起（邱汉平）
对话论与译者的角色：班雅民〈译者之职〉再思（刘建基）
西方翻译「三模式」批评──兼论马丁．路德翻译思想的「模式」性质（任东升）
裸眼：韦努第的译者之隐（张上冠）
 
引用书目

序言　橘枳之间：西方翻译理论的「来生」
 
　　标题中的「橘枳」两字其「原始」出处一般认为是《晏子春秋》〈内编杂下〉一则记载战国时期齐国晏婴出使楚国的故事。传统上，这则文字记载被认为是「橘逾淮为枳」这个成语的来源。我将古典文献中的「橘枳」嫁接/移植到现在的论文题目，就某种象征意义而言，我从事的也是一种文字「逾」「越」的行为，是把某个字词从其 locus classicus 的位置转寄到它原来无法预期的未来。如此一来，「逾」「越」的行为显然具有了某种期向 the beyond 的潜力，使得文字从原来的窠臼中被解放出来且因此彷彿获得了新的生命：
 
　　晏子将使楚。楚王闻之，谓左右曰︰「晏婴，齐之习辞者也。今方来。 吾欲辱之，何以也 ？」左右对曰︰「为其来也，臣请缚一人，过王而行，王曰︰何为者也？对曰︰齐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盗。」
 
　　晏子至，楚王赐晏子酒，酒酣，吏二缚一人诣王。王曰︰「缚者曷为者也？」对曰︰「齐人也，坐盗。」王视晏子曰︰「齐人固善盗乎？」晏子避席对曰︰「婴闻之，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王笑曰︰「圣人 非所与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晏婴使楚做为一件历史史实当然说明了战国七雄在外交上的折冲尊俎，但从文学诠释的角度来看，这则记载却具多层的意义。就外交礼节而言，楚王的待客之道是极其失礼甚至无礼之至的。楚王虽知「两国交战，不杀来使」的道理，但他一开始即蓄意侮辱晏婴，此举显然不合外交常理。然而从记载上我们多少可以猜测楚王的动机及目的为何，因为齐国来使是「习辞者」（以现代用语来说就是〔外交〕词令的高手），为了显示楚强于齐，楚王自然不愿示弱而想先给晏婴一个下马威。楚王的左右所提的辱宾之计是出演戏（stage performance），但就某个弔诡之意而言，楚王在戏中只是个被操纵的演员，记载的上半段楚王左右给予楚王的指示可为证明。因此，从文学诠释来说，楚王成了一个听话者，一个代言人，一个传声筒，或者用语言学中的「语言行为」（speech act）的术语而言，楚王在演戏时，他似乎是一位在从事「语述行为语」（locutionary act）的人。换言之，楚王对其左右言听计从，而做为转述他人之言的代言人，楚王的语言行为显非一种「用意行为语」（illocutionary act）或者「效应行为语」（perlocutionary act）。
　　
　　相对于楚王放弃其「圣谕」之主动力而沦为左右臣子之代言人，晏婴做为「习辞者」在此外交场合所展现的却是一种积极有力且非凡卓越的语言才能。晏婴用「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为例来说明事物变化的道理本来是有风险的，因为楚国位居南方而齐国在北方，以南橘北枳为比，难免自陷「语言的牢笼」（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将自己变成了遭罚的语言坐盗者。然而，晏婴不愧为「习辞者」，他不但熟知典籍所载，并可将古典知识转换为己所用。「橘枳」之说其实另有来源，习辞者理应知晓。「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则不时、不得地气也。橘逾淮而北为枳，鸲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周礼》〈考工〉）。《周礼》的记载显然强调天时、地气、材美和工巧四者的良好配合，而橘成为枳按文义来推断是地气不良的例子。因此，如果单单以此典故为据而遽向楚王举例，晏婴当然知道其中所涉及的语言陷阱，但是正因为橘枳之变只是地气不同使然而非天、地、材、工四个条件皆不佳所导致，晏婴于是有了重新诠释的契机。正如《晏子春秋》所载，晏婴表面上虽然引经据典述说楚齐水土不同，但暗地里却是讽刺两国教化有异，因为齐人在楚仍为齐人而非楚人，其本来身分并未因移地而改变，但是其行为举止却已受楚风影响而沦丧败坏。换句话说，「橘逾淮而北为枳」经过晏婴的语言转换已经不再囿于其原典之义而是变成了一个暗喻（metaphor），其影射之义超越了原先的语境并且发展出新的意义。
　　
　　晏婴的语言行为，从一个后知之明的观点来看，实在有其深刻的（后）现代意义，因为他表现出语言在「重述」（recitation）之后那种无法预测/期的无穷潜力。楚王和晏婴都围绕着「改变」这个主题，但两人表现的手段却有天壤之别。倘若历史可以改写，楚王应该也会善用「橘逾淮而北为枳」这句成语，因为成语所指似乎很「自然地」（就地理位置而言）配/符合了他的心意。然而楚王没有想到南橘北枳虽然可以影射由好变坏的状况，但是那条做为南北分野且造成变化的淮河并非只是单向作用而是双向有效的。换句话说，假若由南到北逾越淮河会产生变化，那么由北而南逾越淮河理当相同。南橘踰淮而败坏为北枳，那败坏后的北枳假使可以（回）逾淮，北枳是否理应昇华或回复为南橘呢？这个疑难显然是晏婴卓越的语言行为之所以有效的重要原因，因为他「解构」了楚王的语言，让楚王陷入了自己语言的「绝路」（aporia）。这个两难困境所引发的弔诡问题是：到底淮河做为变化之河，做为好坏的自然标准，淮河是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沈沦的象征？（上下和南北这些方向词难道不又再衍生了另一种环绕着淮河的自然／历史意义的矛盾吗？）还是说上下两种变化皆为可能且同时发生在淮河之中呢？
　　在探讨上面的问题之前，且让我们对淮河有个基本的了解：
 
　　淮河又称淮水，与长江、黄河、济水共称为「四渎」，源出河南省桐柏山，流经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淮河流域则再包含湖北、山东两省。历史上的淮河曾因黄河改道（夺淮入海）使其入海古道成了废黄河而不再单独入海。淮河和秦岭是中国南北的自然地理分界。北方是暖温带半湿润区，南方则是亚热带湿润区。现代的淮河分三路，一路在三江营汇入长江，一路在扁担港流入黄海，另一路经临洪口入海州湾。淮河大小支流共四十一条，历史上古人曾挖掘邗沟、鸿沟、通济渠来贯通黄河及长江以利航运，但因准河气候多变，降雨不定，而六、七月又有梅雨季节，加上黄河不时夺淮而常遗留淤泥堵塞河道，淮河因而经常氾滥。「导淮」和「复淮」于是成了整治淮河水患的重要工程。（参见维基百科）。
 
　　淮河的简史在我看来具有「另一种」（an-other） 意义。做为「四渎」之一的淮河其古名为淮水，这个复名的事实标示了淮河的复杂性，而「渎」这个字尤其纠缠，因为在历代训诂中，它有「独」（《释名》），「浊」（《白虎通》），「通」（《风俗通》），「重覆」（《易经》），「易」（《左传》）等不同的解释。现代的注释同样不遑枚举：沟渠、江河大川、过度、烦琐、混杂、亵渎、轻慢、贪求和玷污等等后来衍生的新义。这个语义上的多义性（polysemy），再加上历史上的淮河和现代的淮河并不相同，皆使得淮河的真面目蒙上了多重阴影。我们总说淮河为中国南北气候的自然地理分界线，但事实上淮河长度大约一千公里不算太长，无法完全界定南北，若真要划分南北，恐怕至少还必须将秦岭一併计上才够，因此做为南北的分界线，这个「线」字的涵义并不单纯。如简史所言，历史上的淮河其入海河道因淤塞而废，现代的淮河则三分水路，并非一条单独入海（此为《释名》之「独」义？）的河流，而淮河大小支流四十一条，这个分岐复杂的水道使得淮河就算做为南北分界也很难确切的予以定位。历史上古人前后挖掘了邗沟、鸿沟、通济渠等沟渠来连结（《风俗通》之「通」义？）淮河，长江以及黄河，甚至曾经想以「蓄清刷黄」（潘季驯）或「导淮入江」（杨一魁）的方式来治理淮河，但过去这些水利工程的种种举止措施仍然无法驯服野性的淮河。历史上黄河屡次夺淮入海，使得淮河水性由清而浊，水路改易变道，流向从不重覆，这些复杂现象或许反映了中国历代古籍对「渎」这个字的不同理解。

　　就某个弔诡的意义而言，「橘逾淮而北为枳」这句话可以是个「后设暗喻」（meta-metaphor）。前面提及晏婴将「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做为暗喻来讽刺楚国之教化，而我们如果将此暗喻的节版加以引伸使用在「此时此地」（hic et nunc） 的学术论述，我们或许可以利用它做为对西方翻译理论之后设思考的启/起点。（当然，「西方」一词已暗示了「东方」的存在和对立，如此，南北之异又做了一次翻转而成为东西之别。）对我而言，淮河做为南橘北枳之变的关键转换是个值得思考的地方。如前所述，淮河的变化之能应该是双向而非单向有效的，甚至变化本身也是复杂多变的。赫拉克利图斯（Heraclitus）的名言：「人无法两次走入同样一条河中」（You cannot step into the same river twice 或者 you cannot ford the same river twice）以及「恆新的河水流过走入同一条河中的人」（Ever-newer waters flow on those who step into the same rivers），告诉我们「万物皆流」（Panta rhei /Everything flows）的道理。就挪移应用而言，希腊赫拉克利图斯之河我们或可将其想像为战国晏婴的淮河，两者皆阐明了事物不断变化之道。古希腊哲学并非我学术涉猎的对象，我无法也无能在此提出有效的反思，但对晏婴的淮河，我做为受中华文化薰陶的一分子却很难没有感受。晏婴对「橘逾淮而北为枳」所做的语言行为是一种语言的「再现」（representation），或者更准确的来说，是一种「语内的」（intralingual）「有差异的再现」（representation with/in difference）。晏婴抓住了淮河做为变化标准的不定性，彷彿淮河所促成的变化本身亦无法不持续变化自身／自身变化。晏婴成功地将楚王的主题（thesis）予以转化为相同又不相同的主题，而他这种类似音位转换（metathesis）的文学才能让晏婴这位习辞者成了一位语言的，用德希达（Jacques Derrida）的用语来说，魔法师（pharmakeus）。用暗喻来说，由于晏婴能将看似词定义固的语言片段予以昇华变化并将其转换成对己有利的形态，这种类似德希达所倡议的「相关翻译」（relevant translation）的语言行为使得晏婴本人彷彿化成了一条变化多端/多端变化的淮河。晏婴成为了标准本身，而「淮」和「准」这两个该有关却无关，说无关却有关的字，在有/无关之下偏偏因为晏婴之故，像两股丝线纠缠一起为一条绳索，奇异地成为再思/批判西方翻译理论的探索象征。
　　
晏婴、淮河和橘枳的故事反映了伽德玛（Hans-Georg Gadamer）所说的经典作品所具有的「共时间性」（contemporaneousness），而此故事也因此值得我们深思，尤其是当我们将其放置在西方翻译理论在台湾的学术脉络之中时，我们更加必须予以「重视」。就一个象征意义而言，过去二十年来，西方翻译理论在台湾存在着橘枳的矛盾。1991年米勒（J. Hillis Miller）在中央研究院发表了一篇有关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的演讲。米勒在讲演中以《旧约圣经》中的路得（Ruth）为例，阐述（西方）理论如何 cross borders, occupy a new territory, and make a new place for itself，然而米勒同时又致敬／警告听者所有理论都具有不可译性（untranslatability）以及地方特性（local topographies），结果使得理论本身在移动越界后仍旧无法被完全驯/归化。对于米勒论点的批评，我在2008年一篇延迟发表的（belated）论文〈以利米勒：以米乐为例再思文化翻译与翻译伦理〉中有较详细的论述，在此不再赘述。但是米勒所提出的 border crossings 的问题，在我看来，在二十三年之后的此时此地仍旧棘手难解。问题的症结之一在于西方理论，或者缩小范围来说，西方翻译理论，在飘洋过海越界（“post o’er land and ocean”，姑且借用米尔顿 John Milton的诗句）至台湾之后（如果我们将橘枳的故事置入讨论的脉络之中）到底有无产生变化？倘若西方翻译理论是橘，那条变化的淮河在何处？而逾越后的西方之橘是如何成为东方，或准确地（？）来说，台湾之枳呢？还是说，西方之橘毫无变化依旧是西方之橘呢？或者弔诡地来说，西方之橘其实是成了西方之枳而非台湾之枳呢？此外就算西方之橘成了台湾之枳，台湾之枳有无可能可以同样地飘洋过海越界至西方，而在逾越之后，台湾之枳到底又会成为什么呢？
　　
　　难道世上真的没有台湾之橘吗？
　　
　　我们在前面提到晏婴象征性地可以做为一条变化的淮河，一个决定变化的标准，因为他以类似「相关翻译」的语言行为将语言昇华至原先使用者无／未能预料的境界。如果西方翻译理论的旅行及／即逾越可以从橘枳的变化这则寓言来考量，显然我们需要的是如晏婴般的语言魔法师将西方翻译理论做出翻转俾以符合我们所需。米勒在同一篇演讲中说了一段有意义的话：Translations of theory are … mistranslations of mis-translations, not mistranslations of some authoritative and perspicuous original。我对这句话的解释是：变化是理论旅行及/即逾越的现象，而变化的出现在于执行理论的人；理论无法自行旅行，无法自行越界，所有的逾越都紧系在人身上方能完成。理论者背负了传达之责，但如同一位具有双重「背信」之义的邮差（postman），他／她背着西方而来的理论信件但也同时因为并非信件的原始作者而有违背本意/义之嫌。班雅明那篇着名的论文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译者之责〉）多少替这个论点增添了佐证，因为他强调的始终是译者这位翻译工作者而非仅是翻译工作本身。换句话说，旅行的翻译理论需要一位旅者以「履行的」（performative）方式让其产生差异，或者更严格地来说，没有哪个理论在旅行越界之后仍能保持原样，依然如旧，所以纵使西方翻译理论在台湾成了「翻译的翻译理论」（translated translation theory），我们的译者以及论者也不是西方翻译理论的传声筒，更不是西方知识经济体系下只能贩售二手知识的知识买办，因为翻译即改变，我们不能沦为某种知识太监，始终只有照本宣科的能耐，反而更应该积极思考如何去促成改变以符合我们的处境所需。
　　
　　就一种象征意义而言，这本论文集的八位作者可以说是现代的「习辞者」，每位作者都在执行理论旅／履行的工作俾以对逾越而来的西方翻译理论进行差异化的翻转。值得注意的是这八位来自海崃两岸的作者虽然其作品被一起纳入这本研讨会后的论文集（anthology）中，但每篇论文自成一朵花朵（anthos: flower），更由于各自的花形、香气、色彩、种类、光泽皆不相同，这本共同的文学花束其实同中有异，每篇论文「其实味不同」，各具个／特别性（singularity/particularity）。更有意思的是这八位作者的背景：其中三位来自中国大陆而另外五位则是台湾学者。中国大陆和台湾隔着台湾海崃，海崃的存在似乎又暗喻了论文所讨论的变化的准河。然而三位大陆学者分别来自南京、青岛和天津，这由南而北的地理位置又让他们之间产生微妙的差异。而五位台湾学者中，两位来自淡江，一位来自台中，另外两位则是台北文山的土着，他们之间也以淡水河、大甲溪/大肚溪、景美溪（以及未在此处被言及的其他实际的和抽象的大小溪流）相互区隔。对我而言，这些海、崃、江、河、溪、流所产生的「间性」（in-betweennes）都象征了差异中的差异和变化中的变化，然而这八位作者却又皆以中文来写作论文，如此一来同异的问题更增添了复杂性。但是无论同异的程度如何，在我看来，由于他们全是这本论文集的作者，他们事实上可以说都共同参予了同一件事情的发生，形成了某种 homonoia（同意）：一种友好的关系，一种对于事务的共同兴趣，即便意见可能相左。做为论文集的编者，我认为他们都在完成一件，借用德曼（Paul de Man）的话来说，「重要的事件」（material event）。这里所谓的 material 是指：实质的（corporeal）、重要的（important）、有形的（bodily）、必要的（essential）、重大的（momentous）、有份量的（weighty）、相关的（relevant）、针对的（pertinent）、有意义的（meaningful）等等，而一个「重要的事件」，顺着德曼的说法，是 a piece of writing that enters history to make something happen。就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再思/批判而言，这八位作者的论文所标示的个／特别性不但分别彰显了上述「重要事件」的特征，同时也让我们深刻地去认识其所指示的意义方向，此即，理论终究是论理的结果，而此结果永远是另一次论理的开始。西方翻译理论当然也不例外：Translations of (translation) theory are always mistranslations of mistranslations。所有具有 materiality 的书写都展现了这种个／别性，因为正是这种个／特性让书写者避开了思想的牢笼，打破了思想的惯性。更重要的是在理论和论理交互运动的过程中，西方翻译理论总是会不断地逾越语言／文化的界限，而逾越后其所转化的「来生」也总是会象征性地在橘枳之间变化万千，而变化的结果到底为何，恐怕终究还是将取决于译／释者的举止之间。

摘要
 
「圣人」不再，译者何为？（蔡新乐）
　　
进入「现代」，儒家的「圣人观」被大加鞭挞，诸如圣人之为文化创造者、道德典范以及「通」的化身等要义被排斥在翻译研究之外，而中华文化不得进入理论思考的范围，造成了「主体性」的氾滥以及跨文化交流之中伦理维度的缺席，在翻译之中对理想人物的描述上再无典范可依。
 
对文化派翻译观的系统思辨（赵彦春）
　　
本文是对文化派翻译理论的系统质疑、思辨与证伪。以芭斯奈特（Bassnett）和勒斐维尔（Lefevere）为首文化派基于后哲学的非理性主义强调文化对翻译的制约作用，致使传统理论思想和语言学派建立的翻译理论体系被消解。文化派对权力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等因素进行系统分析和论述，试图以此否定传统翻译观、翻译方法和翻译成果以支持「翻译即改写」或「翻译即操纵」并不反映翻译本质的命题。本文通过论证，说明文化派夸大文化制约因素，揭示他们将种种制约因素归为一类进行论述，违反了逻辑矛盾律，借此不可能总结出预测翻译现象和过程基本规律。
 
翻译作为皱折（李育霖）
　　
本文尝试连结当下的翻译研究与德勒兹的皱折概念，讨论在翻译折皱的美学伦理与生命政治。尽管皱折的概念散佈在德勒兹的思维中，但在《皱折：莱布尼兹与巴洛克》与《傅柯》两部着作中德勒兹则给予了这一概念最完整详尽的说明与演绎。在《皱折》一书中，德勒兹将莱布尼兹视为巴洛克时代与艺术的哲学家，并以皱折概念诠释莱布尼兹的单子论哲学，皱折因此成为德勒兹描绘世界构成与经验感知的重要依据与典范。相对地在《傅柯》一书中，德勒兹宣称皱折的主题纠缠着傅柯一生的历史着作，并以折皱运动描述傅柯晚期的伦理主体构思。在此脉络下，本文透过翻译行为与皱折运动的连结将探索翻译研究的几个主要面向，包括在何种程度上翻译可被视为一次折皱运动，译文如何透过折皱生产复本，翻译的折皱运动如何形构主体，以及翻译作为折皱运动可能启发的美学伦理与生命政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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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译海，惑与欣喜交织** 翻开《橘枳之间：西方翻译理论再思与批判》的扉页，一股庄重而略带学究气的氛围扑面而来。我并非翻译科班出身，对西方翻译理论的了解仅限于一些浅显的入门读物，甚至对“橘枳”二字背后蕴含的深意也只是依稀有过模糊的概念。然而，这本书的名字却像一盏神秘的灯，勾起了我莫名的好奇。我一直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是一场跨越语言和文化的对话，但究竟这场对话是如何进行的，有哪些理论框架在支撑，又有哪些潜在的挑战和困境，我却知之甚少。我期待这本书能为我拨开迷雾，让我看到翻译的深层逻辑，理解那些看似“不可译”的背后，究竟是怎样一套精密的思想体系在运作。尤其是“再思与批判”几个字，预示着这本书并非简单的理论梳理，而是带有作者深刻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我不知道这本书会以何种方式展开论述，是侧重历史梳理，还是聚焦某个具体的理论流派，抑或是直接切入当代翻译的实践困境。我希望它能在我心中建立起一个相对完整的西方翻译理论的版图，让我对这个领域有一个更为清晰和宏观的认识。同时，我也隐隐担忧，作为一名非专业读者，我是否能跟上书中可能出现的专业术语和复杂的论证。但正是这份对未知的探索欲，驱使我继续阅读下去，渴望从中获得知识的滋养，也希望这本书能给我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启发。

评分☆☆☆☆☆

**理论的航船，驶向思想的深海** 阅读《橘枳之间：西方翻译理论再思与批判》的过程，仿佛踏上了一艘驶向思想深海的航船，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涛汹涌。作者以其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敏锐的洞察力，带领我们逐一审视西方翻译理论的经典篇章。那些曾经只在书本上闪烁过的名字——德里达、奈达、柯优汉，如今在作者的笔下变得鲜活而具体。我尤其对书中关于“异化”与“归化”的讨论印象深刻。这不仅仅是两种简单的翻译策略，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立场和权力关系的折射。作者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深入剖析了这两种策略在不同语境下的适用性，以及它们各自可能带来的局限。我曾以为翻译只关乎语言的转换，但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它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哲学、权力话语，甚至是如何塑造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尤其是对一些被奉为圭臬的理论进行“批判性”的审视，让我感到耳目一新。我开始反思，我们所熟知的“忠实”和“自由”，是否真的有那么清晰的界限？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究竟是在“复制”还是在“创造”？这本书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思考空间，鼓励读者自己去探索和判断。它挑战了我原有的认知，迫使我重新审视那些习以为常的翻译观念。

评分☆☆☆☆☆

**理论的镜鉴，映照实践的幽深** 《橘枳之间：西方翻译理论再思与批判》的魅力在于，它并非高高在上的学术理论堆砌，而是紧密地与翻译的实践紧密相连。阅读过程中，我时常会联想到自己曾经接触过的翻译作品，或者自己参与过的翻译经历。书中对不同翻译流派的比较和批判，让我能够更清晰地理解不同译者在面对同一部作品时，为何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我曾以为翻译的“好坏”只有一个标准，但这本书让我意识到，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下，对“好翻译”的定义是截然不同的。例如，在“归化”理论的影响下，译者可能会为了让目标读者更容易理解而对原文进行一定程度的“改编”，这在一些人看来是“忠实”的体现，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是“背叛”。而“异化”理论则鼓励译者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甚至放大这种差异，从而让目标读者感受到异域文化的魅力。作者对这些理论的深入剖析，以及对它们在实际翻译中应用的讨论，为我提供了一个审视和评估翻译作品的全新视角。我开始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些翻译文本读起来如此“贴近”我们的母语表达，而有些则保留着一种“陌生”的韵味。这本书让我看到了翻译背后所蕴含的复杂决策过程，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

评分☆☆☆☆☆

**思想的共鸣，激荡未尽的思潮** 掩卷之际，心中激荡的思潮久久不能平息。《橘枳之间：西方翻译理论再思与批判》给我带来的，不仅仅是知识的增长，更是一种思想的启迪。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的“再思与批判”，让我深刻体会到，翻译理论并非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演进的动态过程。那些曾经被视为经典理论，在新的时代背景和新的解读视角下，或许会显露出其局限性。我对书中提出的关于权力、意识形态在翻译中的作用的讨论尤为关注。我开始意识到，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可能是一种文化权力的延伸，或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传播。这让我对未来阅读和理解翻译作品有了更谨慎的态度。我也期待，在作者的引领下，未来能有更多关于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的“再思与批判”，能够将中国的翻译实践与西方理论进行更深入的对话，形成更具本土特色的理论体系。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激发了我对翻译这项事业更深层次的思考，让我看到了翻译背后更广阔的文化和社会维度。它像是一面镜子，既映照出西方翻译理论的幽深，也反思着我们自身在翻译实践中的位置和可能。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无疑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思想之旅。

评分☆☆☆☆☆

**跨越文本的藩篱，触摸文化的心跳** 《橘枳之间：西方翻译理论再思与批判》不仅仅是一本关于翻译理论的书，它更像是一扇通往不同文化视野的窗户。通过对西方翻译理论的深入解读，我得以窥见不同文化在相互碰撞和交流时的微妙之处。书中对于“语际”与“语内”翻译的区分，以及对“不可译性”的探讨，让我对翻译的本质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我意识到，翻译并非仅仅是词语的对等替换，而更是一种文化的传递和重塑。作者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生动地展现了翻译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关键作用，以及它可能带来的文化误读和文化同化。我曾以为翻译的目的是让一种语言的读者能够无障碍地理解另一种语言的文本，但这本书告诉我，翻译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涉及到如何在尊重源文化的同时，又能够让目标文化理解和接受。这其中涉及到的语言学、文学批评、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的知识，让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充满了智识上的挑战和乐趣。我开始思考，当我们将一部外国文学作品翻译过来时，我们究竟是在呈现原作者的意图，还是在为目标读者构建一种新的理解？这种“橘枳之间”的张力，贯穿了整本书的始终，也让我对翻译这项工作充满了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