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眷明朝:朝鲜士人的中国论述与文化心态(16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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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本书荣获2013年中央研究院黄彰健院士学术研究奖助

  1600-1800年代的朝鲜王朝,竟然也曾经历从「去中国化」到「本土化」的过程?

  1644年,明朝灭亡,原为皇明属国的朝鲜自此开始了「思明」的文化现象,本书时间跨越两百余年,征引29种《燕行录》和32种朝鲜士人文集,完整探讨晚明至清中叶,朝鲜士人对于「明朝」的讨论,并以清朝儒生作为参照对象,考察朝鲜思明文化的论述、实践及其终结的曲折过程;以及朝鲜燕行使归国后的反应与影响。

  *本书荣获「郭廷以先生奖学金」奖助,为「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第38号

名人推荐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名誉教授 林丽月

  中韩关系研究论着,时间跨越200余年,征引29种《燕行录》+32种朝鲜士人文集--「本书最大的贡献在于突破『遗民』课题一向自囿于中国史范畴的侷限,开启从比较的角度、以中国为参照对象探讨中朝关系之新页,使『朝鲜史』与『明清史』得以合流。所得论点多所创发」──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名誉教授 林丽月
好的,以下是根据您的要求,为您构思的一份关于《眷眷明朝:朝鲜士人的中国论述与文化心态(1600-1800)》的图书简介,旨在详细阐述该书的研究内容与核心观点,同时避免直接引用书名中的具体信息,并力求语言自然流畅,富有学术气息。 --- 一部关于东亚儒家文化圈内部互动与文化心理变迁的深度考察 本书聚焦于17世纪至18世纪,一个在东亚地缘政治与文化格局中至关重要的时期,探讨了在儒学思想主导的文化共同体内部,一个特定群体——朝鲜半岛上的知识精英——是如何理解、阐释并重塑他们对外部世界,特别是对中华文明的认知的。 在这一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东亚的文化版图经历了剧烈的动荡与重构。核心的中华帝国虽然王朝更迭,但其作为文化正统与文明源头的地位在周边国家中依然根深蒂固。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单向度的文化依附关系开始出现微妙而深刻的内部张力。本书旨在揭示,在朝鲜士人阶层内部,这种对外部经典的持续关注如何转化为复杂的文化心理与知识实践。 研究的核心议题:论述的转向与心态的演变 本书的考察并非简单地梳理朝鲜学者对外部文化的引用或模仿,而是深入剖析其论述的结构与背后的文化心态。研究聚焦于两个核心领域: 一、对古典文本的再诠释与“自我中心”的构建: 在17世纪的全球变局与内部政治动荡的背景下,朝鲜知识分子并未完全放弃对外部“正统”的仰望,但他们开始将目光重新聚焦于本土的文化实践与经典的阐释。本书细致考察了他们如何通过对儒家经典(如四书五经)的细致研读与注释,在保持对正统的尊崇姿态下,逐步建立起一套具有本土特色和批判性的知识体系。这种“论述的转向”体现了士人阶层在文化自护与文化接受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他们一方面强调自身继承了最纯正的儒家衣钵,另一方面也在不自觉中,将论述的中心从外部转向了内部的学术传统。 二、对外部世界变迁的敏感与文化焦虑的投射: 本书特别关注17世纪初叶,外部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对朝鲜精英阶层思想产生的深远影响。在这一时期,外部帝国的衰微与新的政治实体的崛起,对长期以来建立在“天朝秩序”上的世界观构成了严峻挑战。朝鲜士人对此并非无动于衷。他们通过书信、笔记、诗文以及专门的史论著作,表达了对外部秩序不确定性的焦虑,以及对自身文化身份未来走向的深切忧虑。 研究发现,这种焦虑并非简单的恐慌,而是表现为一种复杂的文化心理投射:他们对外部的批判往往是借由对自身理想的衡量而产生的;他们对外部“衰败”的描述,往往反过来强化了他们对自身“纯正性”的维护。这种论述的张力,揭示了在文化边缘地带生存的知识分子,在面对核心文明变迁时所经历的精神挣扎。 知识实践的细微之处:从诗文到地方志 为了全面呈现这一文化心态,本书采用了多源头的史料分析方法,超越了传统上侧重于官方文献的研究范式。研究涉及了: 学术著作的批注与驳议: 考察朝鲜学者如何在回应外部学术观点时,构建自身的知识权威。 私人交往的记录: 通过揭示士人间的往来书简和酬唱诗文,展现其在私密空间中对外部事件的真实反应和文化反思。 地方志与风俗记述: 分析士人如何通过对本土风土人情的记录与描绘,来确立一种基于地方经验的文化优越感,以此作为对抗外部冲击的精神堡垒。 这些细微的知识实践,共同描绘出17至18世纪朝鲜士人复杂、矛盾而又充满活力的文化心态图景。他们既是外部文明忠实的继承者,也是在自身文化土壤上,试图解读并重塑世界秩序的独立思考者。 研究的意义:重塑东亚文化交流史的视角 本书的贡献在于,它不再将东亚文化交流视为一个简单的“中心辐射”模式,而是将其置于一个充满能动性、对话与张力的互动场域中。它表明,在外部权威相对式微的时期,周边知识群体如何通过精妙的文化论述,在保持文化认同的同时,完成对自身文化主体性的确立与强化。对于理解近代东亚知识分子如何应对全球性冲击,以及儒家文化圈内部的文化弹性与演变,本书提供了深刻而细致的个案分析。它揭示了文化接受与文化创造之间,那段隐秘而关键的过渡时期。 ---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吴政纬


  1989年生于云林北港,成长于后山台东。东华大学历史学学士(2012)、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2015),现为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为明清文化史、中朝关系史。曾获史语所2013年「黄彰健院士学术研究奖金」,并有〈寓思明于志怪:董含《三冈识略》的历史书写〉、〈从中朝关系史看明清史研究的新面向〉等专文发表于学术期刊。

图书目录

出版缘起
序/林丽月
 
第一章 绪论
楔子
第一节 研究回顾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史料
第三节 章节安排

第二章 再造鸿恩:朝鲜燕行使的明清印象与选择性书写
楔子
第一节 朝鲜使节的明朝印象
第二节 从「文化中国」到「现实中国」
第三节  选择的书写:「朝鲜意志」的实现
第四节 另一种「选择」:思明文本的刊落
小结

第三章 思汉之咏:朝鲜士人的中国论战
楔子
第一节 东亚世界的思明问题
第二节 《干净衕笔谈》的刊行与论战
第三节 新华夷观:18世纪朝鲜士人的论述
小结

第四章 奉朝始终:「明遗民」的大义觉迷
楔子
第一节 朝鲜与中国的明末清初故事
第二节 清朝的华夷辩论:《大义觉迷录》
第三节 历史问答:中朝士人的「明史知识」
第四节  从「中国」到「外国」:心态的转变及其尾声
小结

第五章 结论
 
后记
付梓后记
征引书目
附录 朝鲜王朝与明、清中国对应表

图书序言

出版缘起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本系出版「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迄今已有三十七种。一九七七年二月,张朋园教授接掌所务,为鼓励研究生撰写优良史学论文,特拟订学位论文出版计画。当时,亦将本系硕士论文荣获「嘉新水泥文化基金会」、「中国学术着作奖助委员会」等机构奖助出版者列入,即「专刊」第(1)、第(3)、第(5)等三种。迨「郭廷以先生奖学金」成立,由奖学金监督委员会研议办法,作为补助出版学位论文之用,「专刊」遂得持续出版。
  
  郭廷以先生,字量宇,一九○四年生,一九二六年毕业于东南大学文理科历史系,曾在国内、外知名大学讲学;自一九四九年起,至本系执教。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一年,担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筹备处主任及所长,并于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兼任本校文学院院长。一九六八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是深具国际学术影响力的学者。
  
  一九七五年九月,先生在美病逝。李国祁教授感念先生的学术贡献,邀集本校史地系系友筹组基金,在本系设置「郭廷以先生奖学金」,于一九七七年十月开始颁授奖学金。奖学金设监督委员会,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和本系教师共同组成,每年遴选优秀学位论文,补助印制「专刊」经费。三十多年来,本系研究生无不以获得「郭廷以先生奖学金」奖励,并以「专刊」名义出版毕业论文,为最高荣誉。「专刊」向由本系刊行,寄赠国内、外学术机构和图书馆,颇受学界肯定,惟印刷数量有限,坊间不易得见,殊为可惜。经本届奖学金监督委员会议决,商请秀威资讯科技公司印制发行,以广流传,期能为促进学术交流略尽棉薄之力。
  
  今年,适值郭廷以先生逝世四十周年,「专刊」以新的型态再出发,可谓别具意义。谨识缘起,以资纪念。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二○一五年九月
  
付梓后记

吴政纬

  
  在送出最后一校后,我如释重负地吐了一大口气,紧接而来的是担忧书中是否藏着那见不着的错误。我想这是写作永远的障碍,研究者总想着不知道的某处,有一条未曾留意的记载存在,而「它」就是那重要的反证。笔者没有经过朝鲜史的训练,却以朝鲜士人内心世界作为学位论文,现在想来真是「年少无知」,但或许就是这份初心陪伴我走过写作期间,面对自我质疑的过程。不论结果是好是坏,我在师大度过了美好的两年半。
  
  走近朝鲜士人的思想活动,尝试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他们眼中的世界,体会他们的悲欢喜乐,想像自己走在鸭绿江边的贡道上,甚或遥望自己书台前那幅「汉城图」。我总想着,从这走到那里,将会遇见甚么?尤其是旅人那第一次初见的悸动,无法复制,却格外珍贵。透过《燕行录》,踏访北京城,步入楼台宫阙,那是个永远比我想像,都要来得大的「世界」。我们永远需要更大的世界,令我们认识现在的世界,因此我们永远需要历史,在那里,在这里,有着过去与未来。如果要说本书留给了我甚么,朝鲜人在返乡归途的思家情怀,在清代北京城寻访明朝的眷恋不舍,然后回到朝鲜实践我遇我见的雄心壮志,唯一留给我的是对生活的投入,以及对社会的关怀。这像是古人留给我们的资产,难以名状,但真实存在。
  
  笔者能够有这些心得,必须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朋友、师长,如果没有你们就不会有今天的我。最后,必须再次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在这个「向钱看齐」的社会风气下,始终无条件地支持我投入这个「反资本主义」的兴趣。一位老师曾在课堂上说道:「自古以来,历史就是贵族的学问。」时至今日,历史自然不专是「贵族」的学问,但也至少是需要家庭全力支持的求学之路,在此衷心地感谢我的父母:吴锦郎、黄瑛宜,谨将本书献给您们。

图书试读

【楔子】
  
永历十三年(1659),……。三月,王御熙政堂,召见宋时烈,屏左右叹曰:「予之欲与卿言者,大事也。今虏有必亡之形,前汗时,兄弟甚众,人才亦多,而专尚武力;今也,兄弟死亡略尽,人物皆笃下,兵事渐弛,颇效中国法制,且虏主荒于酒色,其势不久,此所谓必亡之形,予料之熟矣。天下事未可知,正宜无失其几,故欲养精兵十万人,俟衅而动,直抵关外,则中原豪杰必闻风而起,吾国子弟之为虏俘者亦岂无为我内应乎?……。今日之事,惟恐其不为而已,不患其不能成也!」--成海应(1760-1839)等编,《尊周汇编》
 
上述故事的主角分别是朝鲜孝宗国王(李淏,1649-1659在位)与名臣宋时烈(1607-1688),即使时距明清鼎革已逾十四个寒暑,但在顺治十六年的朝鲜境内,他们不仅暗奉明朝正朔,朝鲜孝宗更欲兴兵十万,直抵关外,达成反清大业。尽管宋时烈提醒道「万一蹉跌,社稷实有覆亡之患」,但孝宗仍毅然地说道:「大义既明,则虽使社稷覆亡,亦有光于天下万世,何愧之有哉?」孝宗的告白或可理解为一种政治、军事上的宣示,但若从文化的角度审视,或许更能发掘其背后深刻的涵义。永历纪年代表着朝鲜对明朝的效忠,而将清人视为「虏」则凸显文化上的不认同,「大义」对于朝鲜君臣而言,不啻是为明复仇的旗帜。
  
朝鲜孝宗彰显「大义」的举动,百年后仍继续在朝鲜士大夫间流传,这对朝鲜士人而言确是深具意义的「本朝家法」。直至雍正五年(1727),朝鲜英祖国王(李昑,1724-1776在位)与官员们谈起《宋鑑》时,副提学李箕镇(1687-1755)仍不忘说道:「即令中原正如胡元,孝庙复雪之意,不可忘也。」可见朝鲜士大夫对此事的关注。诚然,孝宗北伐故事中的「复仇雪耻」之意,或源自满洲曾出兵朝鲜一事,但朝鲜英祖与李箕镇的对话更彰显的反而是一种不舍与思念。英祖对箕镇的回应并非赞颂「孝庙故事」的伟大,而是:「大明创业,光明正大,崇祯皇帝又非亡国之主,而竟至于此,岂非令人陨涕处耶?」英祖哀痛的是皇明不再的新局,正如他自承「惟我孝庙暨圣考尊周之义,昭揭日星。一隅青丘,独保大明日月,实两庙之德也。」标举的是朝鲜在清中叶对于「大明日月」的坚持,即使距明亡已八十五年。

用户评价

评分

这本书的名字听起来就很有吸引力,我一直对明朝时期中国的方方面面都充满了好奇,尤其是当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这本书的书名《眷眷明朝:朝鲜士人的中国论述与文化心态(1600-1800)》直接点出了主题,让人眼前一亮。我猜想,这本书一定深入探讨了在1600年至1800年这段时间里,朝鲜的知识分子是如何看待中国的。他们不仅会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宏观层面去审视,更会从文化、思想、社会风俗等微观角度去理解和评价。我想象中,作者一定搜集了大量的史料,比如朝鲜士人的书信、日记、游记、甚至是诗歌,通过这些鲜活的一手资料,为我们还原出一个真实、立体的“中国印象”。“眷眷”这个词本身就带有一种深深的依恋和关注,这不禁让我思考,这种“眷眷”是出于对中国辉煌文明的仰慕,还是其中也夹杂着复杂的历史情结?这段时期,中国经历了明朝的衰落和清朝的兴起,朝鲜作为近邻,其士人的视角必然会更加敏锐和 nuanced。这本书会不会揭示出,在这些朝鲜士人的眼中,中国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是他们学习的榜样,还是一个需要警惕的对象?亦或是两者兼而有之?我对书中可能呈现的关于文化心态的分析尤其感兴趣,这会涉及到他们如何理解中华文化,如何处理自身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影响他们的自我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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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眷明朝:朝鲜士人的中国论述与文化心态(1600-1800)》这个名字,像一扇通往历史深处的窗户,让人充满了想要一探究竟的冲动。我一直认为,了解一个国家,不仅要看它自己的叙事,更要看其他国家,特别是邻国如何看待它。朝鲜士人,作为深受中华文化影响又保持着自身独立性的群体,他们在1600年至1800年这段时期,对中国的“眷眷”情结,必将包含着丰富而复杂的情感和视角。“论述”二字,让我想象书中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文本分析,从朝贡体系下的官方交流,到文人之间的思想碰撞,再到普通民众的耳闻目染,朝鲜士人对中国的认知或许是多层次、多维度的。他们会如何看待明朝的兴衰?又如何评价刚刚崛起的清朝?这种“眷眷”是纯粹的仰慕,还是掺杂着现实的考量?更让我好奇的是“文化心态”部分。一个民族的文化心态,往往决定了它如何理解世界,如何与他者互动。在明朝这个中国历史上极为关键的时期,朝鲜士人的心态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他们是通过中国的视角来审视自身,还是在参照中国的同时,也在努力构建自己的文化主体性?我想,这本书的价值,正在于它能够透过朝鲜士人的眼睛,折射出一个与我们通常认知不尽相同的中国形象,也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那个时代东亚文化的互动与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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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眷明朝:朝鲜士人的中国论述与文化心态(1600-1800)》这个书名,立刻激起了我探索的兴趣。它指向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时段和人群,1600-1800年的朝鲜士人,以及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我个人对文化交流史一直很感兴趣,而中朝之间自古以来就有着深厚的文化联系。这本书的“论述”二字,让我期待能够看到朝鲜士人关于中国的各种文本,比如他们写的文章、诗歌、奏折,甚至可能是一些私人信件。这些文字,定然会反映出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对中国政治的评价、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以及他们自己所处的文化环境如何影响着这些看法。而“文化心态”则更进一步,它不仅仅是客观的描述,更是一种内在的感受和精神状态。我会想,在那个时代,朝鲜士人对于中国的“眷眷”是怎样的?是带有对逝去辉煌的怀念,还是对现实政治的考量?是出于一种对“中华正统”的认同,还是夹杂着对邻国力量的警惕?这段时期,中国经历了明清鼎革,这无疑会对朝鲜士人的中国观产生巨大的冲击。这本书会不会通过梳理这些论述,来揭示出朝鲜士人在面对中国变革时,内心世界的演变,以及这种演变如何影响了他们对自身文化的认知和定位?这是一种双向的审视,既看到了中国,也看到了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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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书名《眷眷明朝:朝鲜士人的中国论述与文化心态(1600-1800)》让我联想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1600年到1800年,这可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剧变的时代,明朝的黄昏与清朝的黎明交织,而作为中华文化圈的重要一员,朝鲜士人的目光自然紧紧锁定在这片土地上。我期待这本书能为我们揭示那些埋藏在历史深处的“中国论述”。这里的“论述”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评论,更可能是朝鲜士人基于自身立场、情感和认知,对中国进行的深刻分析和解读。我猜想,他们可能会通过派遣使团、翻译书籍、甚至是在华的游历经历,来形成自己对中国的独特看法。这些看法,或许会包含着对汉唐盛世的追忆,对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的批评,对清朝初期统治者的审慎观察,也可能包含着对中国社会结构、思想流派、甚至是中国普通民众生活的细致描摹。更让我好奇的是“文化心态”这个词,这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认知,更是情感层面的共鸣与疏离。在这种“眷眷”的情态下,朝鲜士人是否会因为血脉相连而感到亲切,又是否会因为政治立场或文化差异而产生隔阂?这本书的价值,我想就在于它能够让我们跳出中国的视角,从外部的眼睛来审视那个时期的中国,从而获得一种全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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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眷眷明朝:朝鲜士人的中国论述与文化心态(1600-1800)》这个书名,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几个鲜明的画面。一方面,我想象着在朝鲜王朝,那些饱读诗书的士人们,夜阑人静时,手捧着泛黄的中国书籍,或是在文人雅集上,围绕着中原的兴衰话题,慷慨激昂地发表着自己的见解。他们对明朝的“眷眷”,或许源于儒家思想的溯源,又或许是对汉文化荣光的深刻认同。而1600年至1800年这段时期,恰逢中国历史上的转型期,明朝从鼎盛走向衰亡,清朝崛起并巩固统治,这无疑会给朝鲜士人的“中国论述”带来多重视角和复杂情感。他们会如何评价明朝的文化和政治遗产?又会如何看待刚刚崛起的清朝?这本书会不会像一面镜子,照出当时朝鲜士人心中的中国形象,以及这种形象背后所折射出的朝鲜自身的文化定位和民族意识?我甚至想象,在那些论述中,会流露出一种既学习模仿又力图超越的复杂心态,既有对中华文明的敬意,也可能潜藏着对自身独立性的某种坚持。这本书的精髓,我想就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在那个相对封闭但又紧密相连的东亚世界里,中国是如何被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知识群体所感知和解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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