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台湾人借此补课、思辨,或反洗脑的中国近代史
一部国、高中历史老师绝不会这样讲的中国近代史
一部让大一统左派历史学者感到愤怒的中国近代史
日本史学大家冈田英弘夫妇,「真实」呈现
处在历史夹缝里的台湾人,棒喝必读。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共建政──
中国近代史的谎言,
是以后设的现代国家概念、以国共两党为轴心解释历史的结果。
国民党不会告诉你,共产党更是要掩藏,
听听和中国近代史纠缠在一起的日本人如何讲?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不是鸦片战争,而是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受鸦片战争冲击的与其说是中国(清国),不如说是日本。
◎日清战争只是日本的国民兵和清国李鸿章的私兵在打仗,所以必然失败。
◎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不是卖国贼,比孙文更重要!孙文的辛亥革命实际上并不伟大。
◎二十一条不是卖国条约?因为中国是个主权一旦转换,就废弃以前条约的国家,所以日本只能提出续约。中国的废条约是缺乏国际契约精神的行为,日本则是不断修订不平等条约,直到平等。
◎五四运动被中共宣扬为伟大的爱国运动,实际上它不是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是共产国际所策划、并利用二十一条而制造的阴谋!
◎应该说「正是托日本的福,中国才能有现在的东北」。如果日本不「侵略」满洲,今日的东北应该是被俄罗斯统治的土地!
◎或许将来会有人说,毛泽东的长征是杀害对手之旅,而所谓中华苏维埃政府是徒有其名的黑社会根据地。
◎中国近代史以国共两党为叙述的核心和主轴不符合真实历史,军阀被忽略和丑化是错误的。中华民国也只是勉强称其为国家而已。
本书是日本右翼历史学者眼中所见的中国近代史(1840-1949)。它不是面向专业读者的学术着作,而是面向一般读者,提供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华世界认知里的中国近代史,距离国、高中历史课本里的「历史」更是天地之别!作者认为,这才是真实的中国史。
我们相信,有的读者会恍然大悟、醍醐灌顶;有的则觉得自己被深深伤害,完全不能认同。有的会站在政党或国家立场痛加批评,说作者见解荒谬,甚至想要骂人;有的则会见猎心喜。作者并不掩藏自己所持的右翼观点,在前言中就已经明白说出。并且认为,那些对中国近代史有明显违和感的读者,读后就会明白作者说的是什么。
中国历史一直被书写者所把持,更有被胜利者改写的强大传统,中国近代史尤其如此。所以,中国近代史的诞生,与其说是历史学者研究的成果,不如说是被中国政党政治形塑的结果。
比如,中国近代史诞生于鸦片战争,这一观点读者耳熟能详。但中国(清国)真的是因为鸦片战争而近代化了吗?作者否定,而是指出:必须说在当时的清国看来,鸦片战争只是一场发生在遥远南方的地域战争,结束几十年都没撼动清国体制,直至日清战争(1895年)才真正震惊朝野,从而使清国开始全面近代化,所效法的正是打败它的日本。也就是说,清的近代化是日清战争使然。
「鸦片战争被视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见解,是在1920年代形成,并由毛泽东在1937年明确提出。也就说,它是八十年后才诞生的、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所形塑的史观。
再比如被视为卖国条约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签署于1915年(实际上签署了十四条),但却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才引发声势浩大的反日运动。为什么?作者从现代国民国家的角度思考,指出中国是个「主权一旦转换,就废弃以前条约的国家」,也就是说,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就废弃之前清国政府签署的条约。而二十一条的本质,是日本要和新政府(袁世凯)续约,确保日本已经在「中国」的投资权益。
中国的这种废约逻辑,源于中国还不是以「现代国民国家」的概念行事,推崇革命或暴力的解决方式。相较之下,日本则是不断修订和英美等国签署的不平等条约,逐渐让它变得合理平等。
补充一点,1946年美国和中华民国政府签署中美通商航海条约,美国的逻辑是用此约延续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以来的美中签署的八个条约之内容,以维护美国在华商业利益。但这个条约却被中共认为是新的二十一条,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后一个不平等条约。两个「二十一条」之对比,就可以看见中国人理解历史的前现代逻辑。
因为近代史被政治形塑,我们才会看到:国民党版本的近代史以1912年为轴心去论述,从那一刻起,就以中华民国=「国民国家」的角度书写。中共则以1921年自己建党那一刻为轴心论述,似乎整个中国近代史,没这两党就无法运行,就是一片空白。
但这完全不符合史实。国民党一直到1928年才勉强具有全国性的力量,还必须得到奉系张学良的支持。中共则一直处于黑社会据点的状态,直到1945年抗日结束、得到日本所建设的满洲之力量,才有能力和国民党角逐天下。满清解体到日本侵华这二十年间,北洋军阀(北京政府)在近代史上扮演重要角色,但却被丑化和弱化了。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史之所以充满虚假、谬误、不真实,是被国共两党意识形态化的结果。
就近代史而言,作者指出另外两点,尤其值得华文世界的读者思考。其一是:中国版本的近现代史是以后设的现代国家概念,去解释从1840年以来的历史,因此很牵强,错误很多。作者认为,清国固然不是「中国」,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也勉强称其为国家,而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把自己的疆域人口、政党政治投射到近代史上,似乎从清国解体后,就已经存在了一个叫做「中国」的国民国家。实际上当时的「中国」不过是一盘散沙般的地域结合体,连国家意识都是在日清战争的刺激下才相对形成。
既然非国家,也就不能用「国民」、「民主主义」或「民族主义」这些概念去解释历史。所以作者认为,日清战争是日本的国民军和清国李鸿章的私军在打仗。国共两党虽然打着民族的旗帜,但掩盖了其秘密会社──只不过一个在都市,一个在农村,所以前者比较有钱──的本质。
当然,大部分中国人不会接受此点。但如果以日本自明治之后就形成现代国民国家来对比中国近代史,否定这一点倒是真的很难。
第二点是史料问题。作者指出,中国古代历史较难复原真实,但近代史不然,无论是胜利方的共产党,还是失败的国民党都有自己立场的书写,日本作为参与中国近代史的一方,也有大量书写,因此近代史反而有可能呈现真相。
作者上述看法非常重要,也不难理解。战后七十年之际,中共祭出大阅兵,两岸争执抗日主导权。台湾读者即便再不认同国民党,也一定对抗日主角问题秉持国民党的立场,但在中国,历史论述却被颠倒,只强调蒋介石早期的消极抗日,并强化中共的敌后战场。这就是史观和意识形态难敌史料的好例子。
总之,这是一部国、高中历史老师绝不会这样讲的中国近代史,也是一部让大一统左派历史学者感到愤怒的中国近代史。借此补课、思辨,或反洗脑?读者各有判断。但要想知道中国近代史的真相,日本右翼史家的观点绝对不可轻易忽略。
追寻历史的真相:一部跨越时空的思想之旅 本书并非一部简单的历史叙事,而是一场深入探讨人类文明演进、文化冲突与思想变迁的宏大思辨。它以独特的视角,将读者带入一个由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交织而成的复杂图景中,旨在揭示隐藏在历史表象之下的深层驱动力。 第一部分:文明的起源与断裂 本书从人类文明的曙光开始,探讨了不同地理环境如何塑造了早期人类的生存哲学和组织形态。我们首先关注美索不达米亚、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以及黄河流域这四大文明摇篮的差异性发展路径。重点分析了早期文字系统的诞生及其对信息传播和权力集中的影响。 随后,我们转向轴心时代的伟大思想革命。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全球范围内对存在、道德和宇宙秩序的集体追问。本书细致剖析了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如何与东方宗教的超越性追求相遇和分离。我们审视了佛教的“缘起”观与柏拉图的“理念”论在面对人类苦难时的不同应对策略,并论证了这些早期的形而上学构建如何为后世的政治理论和伦理体系埋下了伏笔。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深入比较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内在矛盾。前者强调流动性、适应性和个体武力,后者则侧重于稳定、等级制度和大规模协作。这种二元对立不仅塑造了欧亚大陆的地理政治格局,也深刻影响了社会对“进步”的定义。 第二部分:帝国构建的逻辑与悖论 历史的长河中,帝国的兴衰始终是主旋律。本书不满足于罗列征服与衰亡的年代,而是试图揭示帝国主义内在的逻辑缺陷。我们以罗马帝国的治理结构、汉帝国的官僚体系以及蒙古帝国的军事网络为例,探讨了大规模集权下信息传递的失真、地方利益与中央意志的冲突,以及“过度扩张”的临界点。 在经济层面,本书详细考察了古代全球化早期形态——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网络的构建。这不仅仅是商品交换,更是疾病、技术和观念的加速流动。我们分析了白银的全球循环如何首次将不同大陆的经济体深度捆绑,并探讨了这种早期全球化对不同社会内部结构(如手工业者、贵族和农民)产生的颠覆性影响。 更深层次的探讨在于“合法性危机”。一个帝国如何说服被征服者或被统治者接受其统治?本书认为,合法性往往建立在对“天命”、“自然法”或“历史必然性”的诠释之上。当这些叙事体系在面对突发灾难(如瘟疫或气候剧变)时失效,帝国的解体便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构性风险。 第三部分:现代性的挣扎与知识的重塑 从中世纪的宗教主导转向启蒙运动的理性高歌,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的认知转型之一。本书认为,科学革命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一种看待世界的基本方法的转变——从目的论转向机械论,从神启转向实证。 我们细致分析了技术变革如何成为社会结构变动的加速器。蒸汽机的发明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更重塑了时间与空间的感知。在工业化的浪潮中,社会阶层被重新定义,城市化进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原子化和异化现象。 本书也批判性地审视了民族国家的崛起。民族主义如何利用历史叙事来凝聚群体认同,以及这种人为建构的身份认同如何不可避免地导向对外排斥和内部冲突。我们通过对19世纪末期欧洲列强竞争的考察,揭示了“进步的焦虑”如何转化为军备竞赛和殖民扩张的内在驱动力。 第四部分:全球语境下的文化张力 进入20世纪,世界进入了高密度的互动期。本书着重探讨了“文化霸权”的形成过程。西方现代性的叙事——关于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如何被视为普适的真理,以及这种单向度的价值输出对非西方社会传统知识体系造成的冲击。 我们深入分析了“他者化”的机制。在构建自身优越性的过程中,强势文化如何将其他文明模式刻板化、边缘化。这不仅仅是政治策略,更是深植于认识论中的偏见。本书呼吁,真正的历史理解必须建立在对不同文明“内在逻辑”的尊重和还原之上。 最后,本书展望了数字时代的挑战。信息爆炸并未带来共识,反而加剧了“后真相”时代的认知碎片化。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海量信息中重建意义,如何在多元的叙事冲突中,找到一个更具包容性和韧性的共同未来。这是一场关于如何“记忆”和“遗忘”的深刻哲学辩论。本书的最终目的,是提供一种更具批判性和多维度的历史工具,以便读者能够更清醒地审视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文明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