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一本最贴近李前总统的书！
李登辉，一个台湾近代史上内外皆知的名字，也是台湾政坛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
1923年生于台湾日治时期的地主之家，李登辉并没有因为富裕的家境而变得养尊处优，反而因为过早的自觉让他从年少开始便苦于自我的追寻，这些思考生死的痛苦挣扎，最终都在他今日回首时，成了成就他今日之我的养分。
今年已年届93岁的李登辉，2011年底曾接受过大肠癌的手术，出院修养半年之后，便于2012年4月，秉持着「现场主义」的信条，展开了属于他的环岛「生命之旅」，决心用自己的双脚走遍台湾的每一个角落，用自己的双眼好好看看台湾的美好与不足，也用自己的耳朵直接倾听人民的声音。2013年，他在旅途中因为身体不适，又动了椎动脉支架置放手术，可是之后他还是造访了绿岛。这样的坚持背后，是什么在驱使着他呢？
在本书的后记中，李登辉说：
我在今年1月迎接了91岁的生日，虽然我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但我早就打算为了台湾和人民把接下来的余生都奉献给「第二次民主化」，这是我完成自己舍「我」奉「公」这种「我是非我之我」人生哲学的觉悟。
想知道李登辉的「非我之我」哲学是如何演变而来，以及他究竟为何会选择成为研究农业经济的学者？又为何会从学者的角色踏上往后的从政之路？其中不喜欢国民党的他，又为何毅然决然地加入国民党？最后在国民党势力的孤立下，从担任台北市长、台湾省主席到副总统之位，最后连任两届总统。一路走来，李登辉自己又是抱持着什么样的信念在为台湾和人民奋战呢？
一切的心路历程都在此书当中。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李登辉
台湾前总统，农业经济学者。美国康乃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拓殖大学荣誉博士。因终战之故中途从京都帝国大学农学系退学，进入台湾大学农学系，毕业后于台湾大学担任讲师，曾赴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留学，担任过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顾问与台湾大学教授。1971年加入国民党，1972年入阁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历任台北市长、台湾省政府主席，1984年由蒋经国总统指名为副总统，1988年因蒋经国逝世而继任为总统，1996年当选台湾首届直选总统，2000年任期届满卸下总统职位，2007年荣获第一届后藤新平奖。
着有《台湾的主张》（1999年，远流）、《「武士道」解题》（2004年，前卫）、《最高领导者的条件》（2009年，允晨文化）、《新．台湾的主张》（2015年，远足文化）等书。
李登辉
台湾前总统，农业经济学者。美国康乃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拓殖大学荣誉博士。因终战之故中途从京都帝国大学农学系退学，进入台湾大学农学系，毕业后于台湾大学担任讲师，曾赴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留学，担任过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顾问与台湾大学教授。1971年加入国民党，1972年入阁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历任台北市长、台湾省政府主席，1984年由蒋经国总统指名为副总统，1988年因蒋经国逝世而继任为总统，1996年当选台湾首届直选总统，2000年任期届满卸下总统职位，2007年荣获第一届后藤新平奖。
着有《台湾的主张》（1999年，远流）、《「武士道」解题》（2004年，前卫）、《最高领导者的条件》（2009年，允晨文化）、《新．台湾的主张》（2015年，远足文化）等书。
图书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李登辉的台湾革命
苦于自我的少年时代
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一面倒向马克思主义
「狗去猪来」与二二八事件
台湾历史的黑暗时代
从蒋介石以来的排日教育世代
加入国民党
蒋经国学校
从台北市长、台湾省主席到副总统
「非我之我」
掌握军权
与国民党的战斗
司马辽太郎与我
台湾人的身分认同
「快乐颂」
台湾的改革迄今尚未结束
在台湾的复活的「中华思想」
第二章 中国历史与「两个中国」
「中国五千年」
新儒家主义
为什么不能称之为「支那」
中国人只有「今生」和「自我」
「天下为公」
台湾模范
不可能「一国两制」
台湾「脱胎换骨了」
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台湾中华民国」
第三章 钓鱼台列屿与日、台、中
钓鱼台列屿之于台湾
中国所觊觎的两岸「共同反日」
「千岛湖事件」与「台湾海崃的飞弹危机」
安倍首相的坚定态度
中国自顾自的推论
韩国人和台湾人
「日本精神」与「谢谢台湾」
第四章 重生的日本
日本焕然一新
安倍首相让日本外交转守为攻
安倍经济学与「失去的二十年」
期待日本银行的改革
「零核电」的非现实性
梦想的核融合发电
小型钍燃料核电的可能性
安倍新政权与其使命的重要性
对安倍首相的声援
第五章 领导者的条件
比起人命更重视奉承的民主党政府
紧急时刻的军队角色
领导者要在现场视察
领导者不可以说「不知道」
「为了活下去」——日本大学生的来信
支撑孤独的信仰
为「公义」殉道
「公」与「私」要分明
领袖魅力的危险之处
刘铭传与后藤新平
在台湾最受爱戴的日本人
不被权力吞噬的领导能力
福泽谕吉的提问
「传统」和「文化」的重要性
精英教育的必要性
超越「知识」与「能力」的东西
第六章 「武士道」与「奥之细道」
欧巴马总统的最敬礼
《劝学》
比起儒学的思辨，还不如实证的学问
东西方文明的融合
「武士道」的高度精神性
日本文化的情绪与轮廓
探访「奥之细道」
对参拜靖国神社批判是不合理的
日本人的不变美学
从一位青年的来信中看见日本人的精神文化
第七章 今后的世界与日本
「G零的世界」
为了平成维新的「船中八策」
给年轻人带来自信与荣耀
结语
主要资料．引用文献
第一章 李登辉的台湾革命
苦于自我的少年时代
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一面倒向马克思主义
「狗去猪来」与二二八事件
台湾历史的黑暗时代
从蒋介石以来的排日教育世代
加入国民党
蒋经国学校
从台北市长、台湾省主席到副总统
「非我之我」
掌握军权
与国民党的战斗
司马辽太郎与我
台湾人的身分认同
「快乐颂」
台湾的改革迄今尚未结束
在台湾的复活的「中华思想」
第二章 中国历史与「两个中国」
「中国五千年」
新儒家主义
为什么不能称之为「支那」
中国人只有「今生」和「自我」
「天下为公」
台湾模范
不可能「一国两制」
台湾「脱胎换骨了」
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台湾中华民国」
第三章 钓鱼台列屿与日、台、中
钓鱼台列屿之于台湾
中国所觊觎的两岸「共同反日」
「千岛湖事件」与「台湾海崃的飞弹危机」
安倍首相的坚定态度
中国自顾自的推论
韩国人和台湾人
「日本精神」与「谢谢台湾」
第四章 重生的日本
日本焕然一新
安倍首相让日本外交转守为攻
安倍经济学与「失去的二十年」
期待日本银行的改革
「零核电」的非现实性
梦想的核融合发电
小型钍燃料核电的可能性
安倍新政权与其使命的重要性
对安倍首相的声援
第五章 领导者的条件
比起人命更重视奉承的民主党政府
紧急时刻的军队角色
领导者要在现场视察
领导者不可以说「不知道」
「为了活下去」——日本大学生的来信
支撑孤独的信仰
为「公义」殉道
「公」与「私」要分明
领袖魅力的危险之处
刘铭传与后藤新平
在台湾最受爱戴的日本人
不被权力吞噬的领导能力
福泽谕吉的提问
「传统」和「文化」的重要性
精英教育的必要性
超越「知识」与「能力」的东西
第六章 「武士道」与「奥之细道」
欧巴马总统的最敬礼
《劝学》
比起儒学的思辨，还不如实证的学问
东西方文明的融合
「武士道」的高度精神性
日本文化的情绪与轮廓
探访「奥之细道」
对参拜靖国神社批判是不合理的
日本人的不变美学
从一位青年的来信中看见日本人的精神文化
第七章 今后的世界与日本
「G零的世界」
为了平成维新的「船中八策」
给年轻人带来自信与荣耀
结语
主要资料．引用文献
图书序言
加入国民党
我加入这个打压本省人、施行排日教育的国民党，是一九七一年的事。
台湾农业的疲弱在一九六七年左右变成了严重的问题，当时的我自康乃尔大学取得农业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归国，是国内外皆知的学者，因此被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所延揽，行政院副院长就相当于日本的副首相一职。
蒋经国想要借助我的学识来复兴农业，而当时的台湾农民因为受到政府压榨，显得疲弱不振，农村人口也开始减少，所以我想，无论如何都要重新赋予农民生机不可。
就像一九六〇年代日本池田（勇人）的第一次政权时代，为日本农业带来了大转机，台湾也在此时进入了高度成长期。开始工业化后面临劳动力不足和工资上涨，而短缺的部分并没有经由收购农地来吸收弃农的劳动力，因为此时还是偏重农业的时代。
为此我率先提出应该废除现行的以物易物模式，因为当时的台湾农民仍是用收成的谷物去交换肥料，收获越多时，所能获得的肥料自然也越多 ，虽然看似能够鼓励农民，但充其量也只是权宜之计，如果是以近代化为目标，就应该以合理的价格来收购农产品，借此鼓励农民储蓄才是。
让农民用自己的储蓄来购买肥料，这才是政策不是吗？蒋经国採纳了我这般的建言，自隔年的一九七二年开始实施农产品的收购。
一九七二年蒋经国当上行政院长（相当于日本的首相一职），为了转型走向重工业，而开始着手准备称为「十大建设」的基础建设，并开始实行「加速农村建设方案」的计画，为近代化与农业发展推出政策。
我与蒋经国见过面后，他劝我加入国民党，但我并不喜欢国民党，也对政治毫无野心，老实说，心情是五味杂陈。但最后，我还是选择置身体制内来改革台湾的这条路。对于经历过白色恐怖时代的我来说，这样的判断或许是我潜意识里认为：「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不过，在劝我入党之前，也澈底调查了我过去的活动，大约整整一个星期，警备司令部几乎每天都招我过去，从早上讯问到深夜，尤其询问了许多关于二二八事件发生当时的事。
我加入这个打压本省人、施行排日教育的国民党，是一九七一年的事。
台湾农业的疲弱在一九六七年左右变成了严重的问题，当时的我自康乃尔大学取得农业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归国，是国内外皆知的学者，因此被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所延揽，行政院副院长就相当于日本的副首相一职。
蒋经国想要借助我的学识来复兴农业，而当时的台湾农民因为受到政府压榨，显得疲弱不振，农村人口也开始减少，所以我想，无论如何都要重新赋予农民生机不可。
就像一九六〇年代日本池田（勇人）的第一次政权时代，为日本农业带来了大转机，台湾也在此时进入了高度成长期。开始工业化后面临劳动力不足和工资上涨，而短缺的部分并没有经由收购农地来吸收弃农的劳动力，因为此时还是偏重农业的时代。
为此我率先提出应该废除现行的以物易物模式，因为当时的台湾农民仍是用收成的谷物去交换肥料，收获越多时，所能获得的肥料自然也越多 ，虽然看似能够鼓励农民，但充其量也只是权宜之计，如果是以近代化为目标，就应该以合理的价格来收购农产品，借此鼓励农民储蓄才是。
让农民用自己的储蓄来购买肥料，这才是政策不是吗？蒋经国採纳了我这般的建言，自隔年的一九七二年开始实施农产品的收购。
一九七二年蒋经国当上行政院长（相当于日本的首相一职），为了转型走向重工业，而开始着手准备称为「十大建设」的基础建设，并开始实行「加速农村建设方案」的计画，为近代化与农业发展推出政策。
我与蒋经国见过面后，他劝我加入国民党，但我并不喜欢国民党，也对政治毫无野心，老实说，心情是五味杂陈。但最后，我还是选择置身体制内来改革台湾的这条路。对于经历过白色恐怖时代的我来说，这样的判断或许是我潜意识里认为：「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不过，在劝我入党之前，也澈底调查了我过去的活动，大约整整一个星期，警备司令部几乎每天都招我过去，从早上讯问到深夜，尤其询问了许多关于二二八事件发生当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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