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二〇〇二年) 要算学习书法的年龄,至今已有四十四年,那种热爱似乎就长在我的身上。
这可能主要得益于家庭的薰染,还有自幼严格的书法训练。小时候,我母亲从来不问我的功课,每天却要检查我的毛笔字。我看过她二十岁时写在稿纸上的钢笔字,真是好。我父亲说,他当年就是为此看上了我母亲。
我从上小学到高中,每一本书的空白处都密密麻麻地写满字,画满画。写黑板报、大字报、海报,都是我的差事。小学四年级,教我们语文的是个女老师,姓刘,河南人,瘦长脸,板书写得哌哌叫,我非常崇拜她。「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全家被赶出军区大院,我外婆到学校去帮我办转学手续,刘老师长叹一口气,说舍不得。她现在也该八九十岁了,不知是否健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母都被关了起来,杳无音信,为了瞒着舅舅和一些亲戚,我模仿我母亲的笔迹给他们写信,我还模仿我外婆的口气给我舅舅写信,最后还颤颤巍巍煞有介事地写上「母示」二字。我舅舅说当时把我的信别在帐子里,天天看,居然也「骗」了他几年。那时我大概十四五岁。
我外公是古文字学家、金石书画家朱复戡,是浙江鄞县人,与我外婆是同乡。我外婆的外公叫张美翊,字让三、蹇叟,是薛福成的幕僚,是上海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两任上海南洋公学校长。前年我居然用我的字换到了他的两本手稿,其中大多是论碑帖和起草的章程,第一篇就是给弘一法师的信。同时,还得到了张美翊儿子、民国钱币学家张迥伯的《钱币学》手稿(他当年在上海开明华银行),娟秀的小楷,一丝不苟,里面还不时地横写着英文。去年,又觅得我外公三十二岁时写的扇面,上面的字持重老到,金石味十足;落款是「秦戡」(我外公四十岁前的用名),画贩不知是谁。
就像习武之家,后代们都得会翻几个跟斗;梨园子弟,都会来几嗓子;我从小就学书法,看来也很自然。我开始思考一些书法问题时,也曾想过:一个女流之辈,去承担男人的使命干吗?太重了,太累了。可是我忍不住。我每天要写字,每天要想,就像我现在每天要喝咖啡一样,有瘾。当然,此中自有快乐,因为我亲身体验过「发现」的含义。
我曾考过两次大学,都泡了汤。没有大学「学历」,实在是件遗憾的事,很多事都为此受影响。好在并不影响我学习研究,并不影响我写书。
这本《书法有法》写于一九九八年一月至八月。从严冬写到酷暑,那些日子过得很静谧。午饭后,烧一杯咖啡,在热气的缭绕下打开电脑,夹满纸条的书籍资料堆砌一桌,眼前只剩下一块萤光屏。
应该说,书写得蛮顺畅。写之前,我花了十分钟写了约二十条提纲,成书后大致不出左右。这些问题已经在我心里捣鼓了许多年,一直捣鼓到四十三岁才写出书来,说起来真是件惭愧的事。
二十世纪八〇年代,满脑子想的都是书法问题,整天记日记,翻来倒去,总想写些什么,又找不到合适的形式和恰当的口气。史论不是我的擅长,中学的历史课,大都听得打瞌睡,历代的年号记不得,人名老是忘,何人何时做过何事,搅也搅不清。三十岁出头时,曾尝试写了些理论文章给一位朋友看,他第二天对我说:「妳呀,只能写写日记。」我还记得他当时的眼神。
我太了解自己,我只是对可视、可触、可行的现状感兴趣,对一切与人的功能以及生理心理有关系的事物与细节感兴趣,对书法也是一样。我从小就想,将来最大的愿望,一是当医生,二是当侦探。我非常喜欢看的电视节目「Discovery」,其中的推理探案就是根据最常被人忽视的具体的小细节,推演出根本的道理,根据人的自身来确立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
我不想做书法史论家,也做不好,我的所有研究都与实践有关。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换来一个清醒的、客观的头脑,这才是我研究的最终目的。我已习惯将书中的句号改成问号,然后经过思索、实践,自己再画上句号。我坚信,古来所有的观念、所有的理论,都不是玄而又玄的,一定是由无数个实物构成,一定是非常朴素实在、具体可行的。这是我写这本书的思路,也是信念吧。
我想重复一下书中引用的古希腊哲学家的话:「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面对一地璀璨的珠宝,我一直在找一根绳子,把它们串起来。古希腊哲学家的话就是我要找的这根绳子。
在这根绳子的串引下,我大致制作了这样一根项鍊:中国书法笔法的起源、终止、失传的原因,什么是「八分书」、「楷则」,什么是书法中的「势」,「五字执笔法」该如何诠释,古来若干譬喻(如「屋漏痕」、「折钗股」、「意在笔先」等)究竟何指,「笔法」图解细释,书写工具、姿势与书法发展的关系,「章草」与书法演变终止的关系,提出「美化」与「隶化」的概念,「完法」、「尚法」、「变法」、「无法」阶段的划分,「帖学」与「碑学」的实质,历史上主要书家书写风格破解,「书画同源」的本意,何谓「文人画」,书法和绘画的分界线,等等。因此,这本书不是教科书,而是「寻」古来书法之「本」的书。
我既然最适合写日记,写了近四十年,驾轻就熟,就决定採用第一人称,将我学书的经历与困惑如实地告诉读者,从哪个角度、哪个方式想到了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问题,并加入了我亲身的体验,力图增加可读性。二〇〇〇年出版后,读者的回馈,表明我採取的方式还是有效的。
我很幸运。其一,我生长在书香之家,从小得到「童子功」训练,实践的时间比同龄人要长得多;其二,我生活在这么一个发达的资讯时代,过去看不到、找不到的所有的宫廷书画瑰宝、史论资料,以及地下文物都能亲眼目睹;其三,我身处艺术多元、宽松、自由的年代,碑帖并行,各择所需,我可以放心地说道论理;其四,我能在画院这样清闲宁静的专业环境中供职,还有那么多的长者、同道、朋友给予我莫大的褒奖与鼓励,并施以无私的帮助。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夜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