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法国《小日报》等记录的晚清1891-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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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透过西方视角,审视那段对中国发展影响深远的历史

  《小日报》在十九世纪末,每期销量超过百万,是法国最流行的通俗类市民报纸,由于定价便宜,纸张不耐久保存,现已成娇贵的收藏品。

  全书收集一百多幅彩图,由法国报社专门派往中国进行现场採访报导的一流画家兼新闻记者亲自绘制,有强烈的现场感,极具视觉的冲击力。

  法国《小日报》创刊于一八六三年,创刊之初刻意避免国内党派政治的新闻报导,聚焦有人情味的小故事、浪漫小说连载等软性主题。到了一八八四年,又增加每周副刊,在首尾页或内页里安插当时最新的彩色石印版画,内容大部分是国内外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在那个摄影才刚起步的年代,这种以彩色图片报导重大新闻场景的手法,很受到读者欢迎。《小日报》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份每日销售量破一百万份的报纸。

  本书收录了一百多幅《小日报》等关于当时中国重要新闻的插图,时间由一八九一年(清光绪十七年)到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这二十年正是近代中国一个风云变幻、局势激盪的时代,所谓「百年锐于千载」之时,重大历史转折接连出现:一八九四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和随后的政变、一九○○年八国联军之役、一九○四年日俄战争,有些事件牵涉极深极广,甚至到了今天,在台湾的我们,仍然受到影响。

  在没有新闻照片的年代,这些插图就代表了法国人眼中的中国,等于是一部纸上新闻记录片,让我们从当时法国的视角来观看大清帝国的最后一幕,以及西方观点诠释下的中国史。

本书特色

  ◎简体版狂销五万册,繁体版邀请历史作家廖彦博专文导读,增添更多图片的背景说明,带领读者了解中西方不同的视角与观点。
  ◎中国权威馆藏机构均未收藏的绝版版画尘封百年首次出版
  ◎这批在中国权威收藏机构都未曾一见的彩色石印版画,不仅仅弥补了早期中国影像史、近代中国印刷与出版史上的缺失,更为重要的是,在追溯那段发人深省的历史的同时,更能通过西方人的视角审视那段历史对于中国发展的深远影响。

好评推荐

  ◆今天我们身处网路时代,常把「有图有真相」挂在嘴上。然而,图片真的就代表真相吗?有了一百多年的时光纵深,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细谈《小日报》的插图:先从当时法国视角来观看大清帝国的最后一幕,以及西方观点诠释下的中国史。——廖彦博(历史作家,着有《一本就懂中国史》、《止痛疗伤: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与白先勇合着)等书)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人们开始改用木材制造纸张,据说这些纸张的寿命不会超过七十年,几十年后,绝大多数书页泛黄,纸张松脆,稍不小心就弄一手碎纸屑。《小日报》在十九世纪末,每期销量超过百万,是法国最流行的通俗类市民报纸,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速食文化」吧。便宜到令人咋舌的定价,当然不允许选用耐久保存的纸张。所以,尽管《小日报》存世量不少,但纸张的现状决定了,它们只能是娇贵的收藏品。那么,如果还有人想看,就需要重印。——杨葵(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作家出版社策划部副主任、编辑部主任)

  ◆《小日报》的出版可圈可点,可歌可贺,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打量我们近代历史的他者目光,向我们呈现了一幅幅我们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历史画面。无论从文献学、历史学,还是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看,这都是一本珍贵的手绘画册。——毛喻原(名士毛遂后人。二○○三年当代汉语贡献奖得主,曾任《文化学辞典》副主编)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法国《小日报》等记录的晚清1891-1911 一部跨越世纪的东方镜像:从巴黎的街头报刊审视晚清中国的社会变迁与国际视阈下的形象塑造 本书并非一部传统的、以中国本土史料为主导的晚清断代史,而是一次深入的、以西方视角为切入点的历史重构。它聚焦于1891年至1911年这一关键的二十年,即从甲午战争前夜到辛亥革命爆发之间,大清帝国在内忧外患中挣扎求存的时期。然而,本书的独特价值在于,它摒弃了聚焦于英美外交档案或官方报道的惯例,转而将目光投向了彼时巴黎市民阶层最常阅读的通俗报刊——特别是《小日报》(Le Petit Journal)及其附属刊物。 通过对这些在当时具有巨大发行量的通俗媒体的细致梳理和深度解读,本书试图回答一系列核心问题:在遥远的欧洲,一个正处于剧烈转型期的东方帝国是如何被感知、被描绘、被消费的?巴黎的普通读者通过这些图文并茂的报道,构建了何种关于中国社会的知识框架和刻板印象?这些源自异域的叙事,又如何反作用于中国自身对现代性的理解和民族身份的塑造? 一、新闻媒介的“奇观化”与中国的“他者”构建 (1891-1900) 本书的第一部分,着重分析了1890年代末期,随着中日战争的爆发及随后的列强瓜分狂潮,法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模式转变。在甲午战争中,中国军队的溃败和李鸿章等朝廷要员的形象,成为西方媒体热衷渲染的主题。《小日报》以其丰富的插图和通俗易懂的文字,将晚清的政治、军事事件“奇观化”,满足了巴黎市民对“遥远东方神秘国度”的猎奇心理。 作者细致考证了有关“江浙海关”、“中法战争遗留问题”以及“义和团运动”的报道。这些报道往往将中国描绘成一个“沉睡的巨人”、“顽固不化的帝国”,其内部的腐败和对外政策的摇摆不定,被用来映衬西方文明的优越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义和团运动在法国报刊中的呈现,并非仅仅是军事冲突的记录,而更多地被塑造成一场“野蛮对文明”的冲突,这为后来的八国联军干涉提供了民意基础。 本书突破了仅关注政治军事事件的局限,深入挖掘了对中国社会风俗、民间生活、女性命运的描绘。例如,对“缠足”、“吸食鸦片”、“酷刑”等议题的报道,虽然带有一定的批判色彩,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强化“中国是落后之地”的叙事,为法国在华利益的合理性进行舆论铺垫。 二、从危机感知到“变法维新”的复杂解读 (1901-1911) 辛亥革命前夜的十年,是中国走向“新政”的关键时期。本书的第二部分,考察了在庚子国变后的新局面下,法国媒体对中国改革努力的反应。作者发现,此时期的报道开始出现分化:一方面,对清廷中央权威的衰弱和地方军阀势力的崛起保持警惕;另一方面,对“预备立宪”、“新军建设”等自上而下的改革,也表现出审慎的关注。 《小日报》及其姊妹刊物开始刊登关于清末新政中“学堂教育”、“铁路建设”的图解文章,试图向公众展示一个“正在进步的中国”。然而,这种进步往往被置于西方援助或引导的框架下进行解读。例如,对留法学生群体(如早期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报道,既有对他们学习西方知识的赞许,也夹杂着对其回国后可能带来的“不稳定因素”的忧虑。 作者特别关注了法国媒体如何处理“革命党”与“保皇党”之间的张力。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关于孙中山及其追随者的报道显著增加,但其定性多为“颠覆分子”或“受西方激进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这反映了当时法国主流社会对任何激进的共和主义变革所抱持的普遍不信任感。 三、图像作为权力工具:通俗媒体中的视觉中国 本书的第三部分,采用了图像学与传播学的分析方法,专门探讨了插画、漫画和照片在构建中国形象中的核心作用。法国通俗报纸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视觉冲击力。 作者系统性地梳理了晚清时期,法国媒体使用的核心视觉符号:龙与辫子(象征落后与专制)、官僚的腐败与贪婪(通过夸张的肢体语言和服饰表现)、以及被西方文明“拯救”的中国人民(多以女性或孩童形象出现)。这些视觉符号在经过反复印刷和传播后,固化为一种强大的“视觉惯例”,深刻影响了普通法国民众对中国的集体记忆。 通过对比不同报纸(如更偏向精英阶层的《费加罗报》与大众化的《小日报》)的图像使用策略,本书揭示了通俗媒体在“去复杂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它将一个复杂、多元、正在剧变的中国,压缩成几个易于理解、便于传播的符号,服务于特定的文化和政治议断。 结论:被过滤的现实与历史的间隙 本书最终的结论是,通过研究法国《小日报》等通俗媒体,我们得以窥见一个“被过滤的中国”。这个中国是真实的晚清历史的片段,但更是欧洲资产阶级文化心理、殖民主义心态和现代大众传播技术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它揭示了“他者”的想象是如何在跨国传播中被形塑、被商品化,并最终成为理解一段真实历史的复杂背景。对于研究晚清外交史、中外关系史以及新闻传播史的学者而言,本书提供了理解中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全球想象中的定位,提供了一个珍贵且独特的观察窗口。

著者信息

编译者简介

李红利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毕业,某大型国企驻外人员,专注于海外史料中的中国史的收藏和研究,手中藏有海量有关中国的法国画报。

赵丽莎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毕业,现供职于中国外文局中国新闻法语部。2012至2013年间曾赴法国巴黎三大进修一年。曾与王嵋、丽泉夫妇合译贝尔纳.布立赛(Bernard Brizay)的《法兰西在中国300年:从路易十四到戴高乐》一书。

导读者简介

廖彦博


  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硕士,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历史系博士班。曾经参与国史馆《二二八事件辞典》条目撰写、《蒋夫人宋美龄女士行谊口述访谈录》撰稿,现从事着述、翻译、近代史纪录片及讲座策画。

  着有《三国和你想的不一样》、《蒋氏家族生活祕史》、《个人旅行:西雅图》、《爱新觉罗.玄烨:抹粉的圣君》、《一本就懂中国史》、《止痛疗伤: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与白先勇合着)、《决胜看八年:抗战史新视界》等;译有《大清帝国的衰亡》、《中国将称霸21世纪吗?》、《谎言的年代:萨拉马戈杂文集》、《漫游中古英格兰》等书。

 

图书目录

导读:大清帝国的最后一幕:法国《小日报》里的中国史/廖彦博
序/杨葵
听与看:法国《小日报插图》出版感言/毛喻原
自序/李红利
    
1891
中国的大屠杀(火刑)
中国的大屠杀(酷刑)

1893
中国对基督徒的新一轮屠杀(水彩画M. DE PARYS绘)

1894
朝鲜事件 首尔骚乱
朝鲜事件 一艘清朝军舰被日军击沉
一名法国海关检查员被中国人谋杀
一幅日本画 一名日本军官夺取清军旗帜

1895
中日甲午战争 上海港
中国皇帝接见法国大使施阿兰
一名法国人被黑旗军俘虏 卡雷尔将军被俘

1896
法国的宾客们 清朝杰出使臣李鸿章总督
李(鸿章)

1898
在中国 国王和……皇帝们的蛋糕
中国本土宗教信徒殴杀法国传教士 苏安宁及两名教徒于永安州
黑旗军在WOU-TCHAOU起义

1899
P.维克托兰殉难 P.维克托兰在被绑住双手吊在树上5天后,遭到斩首,而刽子手们还不停地蹂躏他的尸首
两名法国军官在广州湾被杀

1900
法军与清军交战 广州湾战役
义和团
中国事件 义和团
清朝事件 清朝正规军部队
清朝事件 清朝正规军部队
西太后 中国的皇太后
清朝事件 大沽失陷
清朝太后殿下
清朝事件 杀死外国联军!
中国事件 受中国正规军保护的外国人
北京的一处使馆遭袭
中国事件 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被杀
在北京 被中国军队围困的外国使团
中国事件 德国水兵烧毁总理衙门
中国事件 清兵佔领俄国边境
在满洲 俄军击溃一支清朝砲兵队
中国事件 满洲奉天教堂惨案
义和团在奉天屠杀清朝基督教徒
告别清朝地区海军总司令-波狄艾海军上将
直隶总督李鸿章
在中国 征兵入伍
军队万岁!!! 马赛的部队启程前往大清国
八国联军向北京进军
在大沽 联军舰队被冰雪封住
北京失陷 八国联军的旗帜在皇宫城门上方飘扬
中国事件 被解放的使团
联军攻入北京后的使馆路
在上海 华伦将军检阅法国军队
在北京 联军首领会议
中国事件 李鸿章与随行的俄日部队
清朝端王爷的画像
前往保定府
中国事件 挂在墙上的14颗拳民头颅
中国事件 被法军从保定府解救出来的欧洲人
远征保定府 法军前锋队在一个中国村庄升起旗帜
1900年的展览 中国楼宇
在清朝 一个驻扎在皇家陵墓旁边的法军营地
法国教科书等庚子题材的版画

1901
中国事件 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
中国事件 法军战胜
在清朝 孔塔尔中尉阵亡
中国事件 保定府的处决
中国的新一轮处决
中国事件 太后寝宫失火—马尔尚上校指挥救援
在中国 皇宫大火
中国事件 撤离天津的朱阿夫兵团
荣军院的马达加斯加国旗和中国国旗
在天津 德军与英军印度钖克兵冲突
1901年法国教科书中的大清军官
1901年法国教科书中的义和团士兵
1901年法国教科书上洋人与大清军官的交流

1902
马尔尚上校回国
在中国 法兰西与俄罗斯—别太心急!我们还在这儿呢

1903
又一种恶习 法国的鸦片烟馆

1904
远东事件 俄国骑兵前往满洲
旅顺港之战
攻佔西藏 英国军官与西藏人的会晤
中国的新一轮屠杀 慈禧太后向皇帝展示亲俄罪臣被砍下的头颅
开砲 旅顺港保卫战
狩猎(俄)哥萨克骑兵进入朝鲜村庄
远东事件 滑雪运送俄罗斯伤病员
在满洲 中国人和俄国人
满洲的雨季 日本砲兵部队正在穿越一个崃谷
在中国 日法士兵间的血腥冲突
在南非 在矿场工作的中国劳工
旅顺港日俄军大战
在满洲 被汽车救起的俄国军官
奉天附近 日军向俄军战壕发起进攻
在旅顺口 斯托赛尔将军照料要塞伤员时在砲弹轰炸中负伤
满洲边境的清军 马元帅和他的部队
出现在满洲的汽车 库罗帕特金将军乘车巡视俄罗斯战线

1905
战役中 《小日报》 特派记者在满洲观察战役情况
俄军在奉天的阵地
满洲的冬天 一支俄国巡逻队发现冻死的日本士兵
奉天大战前夕俄将军督战
奉天大战俄军败退
林涅维区将军 满洲的俄军司令官
在满洲 日军元帅大山岩进入奉天
日军在满洲的残酷报复 处决被控亲俄的清朝大臣
日本侦查骑兵在哈尔滨遇袭
向满洲的俄军增派援军 西伯利亚大铁路上一节运送哥萨克骑兵的车厢
俄国与日本:交战双方的目前形势

1906
中国使团在巴黎 一名中国人站在市议会的主席台上
香港的恐怖台风 数千人受害
在上海 逮捕称霸一方的匪徒

1907
中国的饥荒
蒙古的汽车 一些蒙古骑兵在拖一辆陷入泥沼的汽车

1908
北圻与中国的边境上 (法国)土着步兵解除中国革命党人士的武器
中国酷刑 在哈尔滨,一名犯人被绑住拇指吊起来并受到铁棍鞭打
在香港,中国人袭击日本商贩并抢掠其店铺(DAMBLANS绘)
清太后和皇帝驾崩 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遗体在长寿宫

1909
中国新军

1910
达赖喇嘛抵达英属印度

1911
现代化的中国 在上海,一些中国人当众剪掉长辫
满洲鼠疫 逃避灾祸的老百姓在长城边被中国军队拦下
满洲大瘟疫
兵站的娱乐 流浪到兵站扎营的中国杂技团为那里的军官和守卫表演节目取乐
中国的第一架飞机
中国革命 在汉口处决烧杀抢掠的革命党人
关于中国的革命运动 中国军队的演变

附录:1911年后的《小日报》
 

图书序言

导读

大清帝国的最后一幕:法国《小日报》里的中国史

  法国《小日报》(Le Petit Journal)于一八六三年二月一日创刊,创办人是来自波尔多(Bordeaux)的银行家莫伊兹.波利多赫.米约(Moïse Polydore Millaud)。这份报纸在创刊之初,刻意避免国内党派政治的新闻报导,聚焦有人情味的小故事、浪漫小说连载等软性主题。到了一八八四年,又增加每周副刊,在首尾页或内页里安插当时最新的彩色石印版画。这些版画的内容,大部分是国内外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在那个摄影才刚起步的年代,《小日报》的插图风格以写实传真为主,偶尔也有风格夸张的讽刺漫画,这种以彩色图片报导重大新闻场景的手法,很受到读者欢迎。《小日报》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份每日销售量破一百万份的报纸。

  这本《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收集了一百多幅《小日报》关于当时中国重要新闻的插图,时间是由一八九一年(清光绪十七年)到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这二十年正是近代中国一个风云变幻、局势激盪的时代,所谓「百年锐于千载」之时,重大历史转折接连出现:一八九四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和随后的政变、一九○○年八国联军之役、一九○四年日俄战争,有些事件牵涉极深极广,甚至到了今天,在台湾的我们,仍然受到影响。

  在没有新闻照片的年代,这些插图就代表了法国人眼中的中国(或者是法国人在意的中国),等于是一部纸上新闻记录片。今天我们身处网路时代,常把「有图有真相」挂在嘴上。然而,图片真的就代表真相吗?有了一百多年的时光纵深,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细谈《小日报》的插图:先从当时法国视角来观看大清帝国的最后一幕,以及西方观点诠释下的中国史。

  为了能够掌握这些图画的历史背景,我们必须先从法国人在中国现身开始讲起,那是一八四○年代,距离本书第一张《小日报》的图画半个世纪以前。

  蝴蝶效应

  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前,对于中国近代史,很多西方中国历史学者都有下列这样的看法:在欧洲列强挟船坚砲利的军事实力向中国叩关以前,这个古老的国度几乎像是一座万年不溶的巨大冰山,常年冰封,变化极其有限。而使中国发生改变的时间点,就是一八四二年结束的鸦片战争,以及《中英南京条约》。

  一九七九年,美国气象学家艾德华.洛伦兹(Edward Lorenz)提出一个叫做「蝴蝶效应」的理论(又名混沌理论):一个微小的事件或偏差,会引发种种连锁反应,最后像滚雪球般,形成影响整个体系的变化。他举的例子是: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许多蝴蝶跟着拍动翅膀,最后,成千上万只蝴蝶振翅,产生的巨风,可以在几个月后的美国德州,掀起一场龙卷风。

  如果我们将这个概念套用在中国史上,那么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就是正式宣告来自西方的冲击影响;借由鸦片战争,欧美各国撞开了大清这扇古老的大门,洋人带着船坚砲利和各种特权的威势,堂而皇之的出现在市井小民的面前。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也就是西元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在停泊于南京下关的英国兵舰上,清廷议和钦差耆英与璞鼎查共同签署了《中英南京条约》。读者们或者已经知道,这就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而《南京条约》的重要性,更在于它开启了接下来所有对外条约的基本模式。

  《中英南京条约》与一年之后签订的附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又称「虎门条约」),包含了日后不平等条约出现的各种内容,如割让土地(将香港让给英国治理)、金钱赔偿(赔偿英国损失白银四百万两)、开放通商口岸(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供外国商人通商、居住)等。《五口通商章程》里还附有一条「片面最惠国」条款,规定如果日后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新条约,开放新利权,英国可以透过这项条款比照办理,享有同等权益(若有新恩施及他国,英人得一体均霑)。这项具有「自动更新」功能的厉害条款,寿命比大清还要久,直到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也就是条约签订一个世纪后,才正式废除。

  大清与英国签订条约,西洋各国纷纷跟进。两年之内,朝廷又和法国签订《中法黄埔条约》、和美国签订《中美望厦条约》。不用说,条约内容不但和《南京条约》大致相同,还在英国人的条约基础上添加更多细致的规定,同样也附有「以后请比照办理」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

  从此之后,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动暗潮和来自西方的影响纠结在一起,再也无法清楚分辨。来自西方的影响,首先就是基督教传教士大举来到中国,进入内陆传教,他们的身影与所传的教义,不但间接引起造成近二十年动乱的太平天国运动,更直接引发许多教案。

  西洋教案

  英国与法国曾共组两次英法联军,但是英法两国在远东关注的焦点各自不同。英国比较重视帝国商业利益的扩展,而法国在扩张势力之外,还以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保护者自命。所以在我们看到的《小日报》新闻报导绘图当中,法国传教士和中国籍教民被在地民众打杀的主题——也就是所谓的「教案」——也占有相当比例。

  鸦片战争以后,洋传教士的身影,就逐渐出现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乡民们不知道什么是「治外法权」,外人为何能不受官府管辖,他们只见到洋传教士来到地方,指地划界,修建「洋庙」(教堂),每次发生产权地界的冲突,洋教士不论得理与否,总是立场强硬不饶人,知县也要让他们三分。皈依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的中国民众称为「教民」。他们当中大部分善良正直、信仰虔诚,但也有不肖地痞流氓(甚至是罪犯),混进教会,仗着官府不能抓捕洋人,也不敢搜查洋人产业,而耀武扬威,或者从中牟利。民众与这类不肖教民之间的磨擦冲突,甚至人命案件,统称作「教案」。

  一八五○到八○年代,太平天国运动使得长江流域成为高死亡率的动乱地区。而华北虽然也遭遇了捻乱,破坏程度却相对比江南来得轻微,因此经过三十年的时间,人口的成长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又超出土地、粮食所能负荷的范围。这些农村里的经济、生活问题,往往被怪罪到洋人的头上。(见本书第四十四─四十五页)

  我在拙作《一本就懂中国史》里,就尝试以较为庶民的口气,模拟晚清华北农村社会的反洋情绪:

  农村里言之凿凿的传说:洋教士、修女们一定是挖孩童的眼睛来制药,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修女要到处收容孤儿弃婴呢?村里的王二嘎子平时不务正业,整天鬼鬼祟祟在洋教堂附近出没,某天诱拐良家妇女被官府拿了,洋教士却气势汹汹的到衙门索人,说王二嘎子已经悔改受洗,是「新的人」,所谓诱拐民女,乃是传谕救世福音云云。气人的是,县太爷还真就放人了!这些洋人带来的「洋玩意儿」:火柴、电线桿、铁路、机器纺制的纱布——不但让乡里的妇女失去手工纺纱、补贴家用的生计,更严重破坏了村里的风水。他们不是人,是洋鬼子,不然,咱们的眸子是墨色的,他们的眼珠子为什么却都绿幽幽的泛着青光?有他们在,俺山东遭灾是迟早的事情,人烟全灭也难保不会发生。

  清朝地方官员处理教案,往往两面为难:假使「秉公处理」教民,洋人就将军舰开来外海示威;单单严惩攻击教民的民众,又难以平息激愤的人心。发生在一八七○年的「天津教案」,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例子。

  《中法天津条约》签订后,法国传教士得以在内地建立教堂、育幼院,并享有治外法权。虽然传教士和修女的动机良善,但地方上有不肖之徒,冀图获利,所以犯下诱拐儿童,然后贩卖给育幼院的罪行。同治九年(一八七○),瘟疫袭击天津一带,地方上传言洋人绑架、收容幼童进育幼院,目的是要将他们杀害制药。六月二十日,民众将一名据称绑架幼儿的罪犯扭送官府;经天津县令讯问后,他供出望海楼天主堂洋人与一名教民也共同涉案。消息一出,群情激愤,仕绅纷纷出面,要求县衙强硬搜索天主堂。

  隔天,在没有明确证据的情形下,天津知县带着嫌犯,要求进入天主堂内搜查。修会人员以教堂系法国财产为由拒绝放行。几千愤怒群众包围天主堂,并且砸毁建筑、殴打教堂执事人员。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Henry Fontanier)得知后,向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咆哮,要求清廷立刻派兵镇压暴民,崇厚没有答应。丰大业赶往教堂途中,和天津知县发生争执,愤而拔配枪射击,打中天津知县随从,旁观者群情大愤,将丰大业与其祕书当场打成肉酱(一说是遭到肢解),并烧杀天主堂,十余名法籍修女遭到姦杀,另有两名法籍修士、七位公民、三十余名中国籍教民遇害。

  六月二十四日,法国军舰来到天津外海,法国公使到京师总署递交外交抗议书,要求处死中方负责官员。朝廷将此案交给直隶总督曾国藩全权处理。曾经过调查,认为天主堂并无诱拐孩童、杀害制药之事,于是与法方协议:中方将天津知府、知县革职发配黑龙江,杀害法籍公民的十八名人犯处死,赔偿四十六万两白银,并派崇厚到法国谢罪。法国这时候因为即将与普鲁士开战(即普法战争),无力顾到远东,因此同意此和解条件。

  我们看到《小日报》在一八九○年份的相关新闻绘图,例如「中国的大屠杀(火刑)」(见本书第四十一页)、「中国的大屠杀(酷刑)」(见本书第四十三页)、「中国对基督徒的新一轮屠杀」(见本书第四十七页)、「一名法国海关检查员被中国人谋杀」(见本书第五十三页)、「中国本土宗教信徒殴杀法国传教士苏安宁及两名教徒于永安州」(见本书第六十九页)、以及「中国事件:满洲奉天教堂惨案」(见本书第一○九页)等,都是在描述法国传教士遭到「野蛮中国人」残杀的场景。这些教案确实发生,但是实际情形是否真像《小日报》绘者笔下呈现,只是洋人与教民单方面被屠戮?而当时的《小日报》借着这些图片,想对法国读者们传达什么样的意思?是否为下一次出兵中国的正当性预先铺路?都是今天的读者可以细细思考的。

  回头来说「天津教案」的结局。如此处理结果,与清朝官民的预期落差实在太大。当时奉命处理此一教案的直隶总督曾国藩,因而被舆论指责是「卖国贼」,遭朝野痛骂。曾国藩为此心力交瘁,朝廷只好将他调离直隶,回任两江总督。接任直隶总督者,正是奉命率淮军保卫京师的李鸿章。李接手处理教案,他一面以「痞子腔」(李的自称)和法国人打交道,另一面又将杀人兇嫌中情节较轻者判缓刑,于是在两面敷衍的情形下暂时平息天津教案风波。这就是在《小日报》当中专图露脸的李鸿章。[摘录未完]

自序

  来自波尔多的银行家莫伊兹.波利多赫.米约(Moise Polydore Millaud)于一八六三年二月一日创办「真的便士报」《小日报》(Le Petit Journal)。《小日报》创立之初,刻意地规避党派政治,坚持浪漫小说连载、人情味故事等主题,到一八八四年,其又增添了限量的每週增刊,在正版以及底版甚至内插页中以当时最新潮的彩色石印版画来刊印报导最新的国内外重要事件,使得它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份日销售过百万的报纸。一八七六年创刊的《小巴黎人报》(Le PetitParisien),其增刊同样为彩色石印版画,绘画风格以写实为主,兼有夸张的时局漫画,极富视觉冲击力。两者共同缔造了法兰西报业的黄金时代。

  至一九四四年,两份报纸完成了从事件採集到制作版画并以此形式报导新闻的历史使命,被迫停刊。而当时印量仅千余份的彩色增刊,经过了种种人祸天灾,留世所剩无几,纷纷被世界权威馆藏机构收入之中。如果运气好,在欧洲一些古董店中还可偶然邂逅一两份。

  二○一四年四月赵省伟编辑发邮件告知北京有一人收藏了七十多份法国《小日报》,希望可以加上我手头的法国报纸,制作一本像《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一八四二~一八七三》那样的书。最后赵编辑还附上了一句话,让我没有了理由拒绝这个计画—「以西方视角呈现世纪之交的中国政策,填补中国早期影像中缺少的记录,弥补近代中国印刷史和出版史上未曾经历彩色石印版画时代的空白」。

  尊重编辑的专业,书稿主要採自法国《小日报》和《小巴黎人报》,同时加入了另外一些罕见报纸的资料,其中以法语报纸为主,另有几张英文报纸。在此,感谢赵丽莎老师、李小玉老师专业的翻译核对,以及留学法国的巫能昌博士和几位不知道名字的朋友,复制资料提供线索。

  由于年代久远,很多图片和资料资讯无法一一核对,期待收藏及文史专家不吝赐教。最后对赵省伟、鲁朝阳、李争、程慧等几位编辑的专业精神表示由衷的感谢。
 
李红利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于美国


 

图书试读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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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让我得以从一个前所未有的角度来审视晚清中国的历史。它让我意识到,我们所熟知的历史,可能仅仅是“一面之词”,而真正的历史,是无数面镜子折射出的复杂光影。1891年至1911年,这二十年是中国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而西方媒体的记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变化的“外部视角”。 法国《小日报》等刊物,以其当时的视角,记录下了中国社会的点滴变化,从政治事件的报道,到社会风貌的描绘,再到人们思想的流变。作者通过对这些材料的细致梳理和深入解读,不仅呈现了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二手”的记录,反过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晚清中国自身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这种“隔山打牛”式的研究方法,极具匠心。它让我们看到,即使是带有偏见的西方视角,也可能在不经意间捕捉到一些关键性的历史信息,而这些信息,在经过作者的专业分析后,能够帮助我们重塑对这段历史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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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所展现的“历史的复调性”。我们习惯于从中国自身的视角去理解晚清历史,而《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则巧妙地引入了西方的声音,让历史的声音变得更加丰富和立体。1891-1911年,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而法国《小日报》等媒体的报道,无疑为我们提供了观察这些变革的独特视角。 书中对这些西方记录的分析,并非简单的信息搬运,而是对其进行深入的解读和辨析。作者试图还原当时西方媒体报道中的中国形象,并分析这些形象是如何形成的。这种“从外部看中国”的视角,让我们能够跳出固有的思维框架,用一种更客观、更全面的方式来审视晚清中国。它让我意识到,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不同的视角和叙事之中,需要我们去细心辨析和整合。这种研究方法,不仅丰富了我们对晚清历史的理解,也为我们认识其他历史时期的“他者”视角,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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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阅读体验,与其说是在“读史”,不如说是在进行一场“侦探式”的探险。作者如同一个细致的侦探,在浩如烟海的西方旧报刊中,捕捉那些被忽略的线索,将看似无关的报道碎片串联起来,构建起一幅幅生动而真实的晚清图景。我尤其欣赏书中对细节的挖掘,比如对当时中国社会风俗、人物言行、日常生活场景的描绘,这些细微之处,往往最能触及历史的温度,也最能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时代人物的喜怒哀乐。 那些在法国《小日报》上被刊登的漫画、通讯、甚至广告,都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它们不再仅仅是印刷品,而是成为了解晚清社会心态、文化互动、以及国际交往的生动注脚。作者没有简单地罗列这些材料,而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解读,揭示了西方媒体报道中的立场、偏见、以及信息选择背后的动因。这种批判性的阅读,使得我们不仅能看到晚清中国被描绘的样子,更能理解为什么会被那样描绘,以及这种描绘对中国历史进程可能产生的间接影响。这种多层次的解读,让这本书的价值远远超越了一般的史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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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出现,让我得以窥见一条异常珍贵的历史线索,它像是从尘封的故纸堆中挖出的宝石,闪烁着不曾被主流叙事所遮蔽的光芒。当我翻开《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法国《小日报》等记录的晚清1891-1911》时,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置身于那个风云变幻、充满矛盾与挣扎的年代。书中所呈现的,并非是高高在上的宏大史诗,而是通过法国《小日报》等西方媒体的视角,以一种更为贴近普通人、更为鲜活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晚清中国社会的面貌。 它让我看到了一个不同于教科书上刻板印象的晚清。那些在西方媒体上被零散、甚至带有偏见地报道的事件,在本书的梳理和解读下,逐渐呈现出内在的逻辑和深层的原因。例如,书中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描写,或许不再是简单的“愚昧排外”,而是折射出当时中国社会内部的剧烈动荡、民族危机下的底层呐喊,以及西方列强扩张的压力。这种从外部视角切入,再深入挖掘其背后中国本土因素的写法,无疑是本书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它打破了我们习惯于从内部视角审视历史的惯性,提供了一种“他者”的观察,这种观察有时带着误解,有时带着好奇,有时甚至带着轻蔑,但正是这些复杂的目光,构成了历史真实的一部分,让我们得以更全面、更立体地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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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阅读体验,与其说是在“读史”,不如说是在进行一场“侦探式”的探险。作者如同一个细致的侦探,在浩如烟海的西方旧报刊中,捕捉那些被忽略的线索,将看似无关的报道碎片串联起来,构建起一幅幅生动而真实的晚清图景。我尤其欣赏书中对细节的挖掘,比如对当时中国社会风俗、人物言行、日常生活场景的描绘,这些细微之处,往往最能触及历史的温度,也最能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时代人物的喜怒哀乐。 那些在法国《小日报》上被刊登的漫画、通讯、甚至广告,都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它们不再仅仅是印刷品,而是成为了解晚清社会心态、文化互动、以及国际交往的生动注脚。作者没有简单地罗列这些材料,而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解读,揭示了西方媒体报道中的立场、偏见、以及信息选择背后的动因。这种批判性的阅读,使得我们不仅能看到晚清中国被描绘的样子,更能理解为什么会被那样描绘,以及这种描绘对中国历史进程可能产生的间接影响。这种多层次的解读,让这本书的价值远远超越了一般的史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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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最让我着迷的一点,在于它所采用的独特研究方法——从西方媒体的视角切入,重新审视晚清中国。这就像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旁观者清”的视角,让我们能够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用一种新鲜的眼光去打量那个熟悉又陌生的时代。1891-1911年,这二十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多事之秋”,既有令人扼腕的屈辱,也有孕育变革的希望。 法国《小日报》等媒体的报道,虽然可能带有当时西方社会的局限性和偏见,但它们无疑是珍贵的史料,记录了当时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中国,以及这种认知是如何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互作用的。作者通过对这些材料的深入挖掘和细致解读,展现了晚清中国在西方媒体笔下的多重形象:时而是被欺凌的弱者,时而是难以理解的异邦,时而是改革的尝试者,时而又是动荡的源头。这种多元的呈现,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加立体、更加复杂的晚清中国,而非单一的、刻板的形象。这种研究取径,本身就极具启发性,为我们理解“历史如何被叙述”提供了新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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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是一次充满发现的旅程。它让我认识到,历史的“遗失”并非真正消失,而是可能被隐藏在不为人知的角落,等待着被发掘和解读。1891-1911年,晚清中国在风雨飘摇中走向变革,而西方媒体的记录,则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份珍贵“他者”见证。 书中对法国《小日报》等媒体报道的分析,展现了一种独特的史学视角。作者并非简单地罗列西方的观点,而是深入剖析这些报道背后的逻辑,探究它们为何会选择性地关注某些事件,又为何会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来呈现中国。这种对“叙事”的关注,使得我们不仅能看到晚清中国被描绘的样子,更能理解这种描绘的生成机制。它让我意识到,历史的解释权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动态的。通过对西方记录的解读,我们得以更全面地理解晚清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如何塑造了中国自身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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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所带来的,是一种“看见”的惊喜,更是一种“重塑”的冲击。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晚清历史叙事,在本书的参照下,似乎有了新的维度和深度。书中对1891-1911年这段时期,从不同侧面展现的中国社会变迁,让我看到了改革的阵痛、保守的抵抗、以及新思潮的萌芽,而这一切,都被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国际视野中。 法国《小日报》等西方媒体的视角,就像是一面棱镜,折射出当时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复杂形象。它们记录了中国人的勤劳与智慧,也记录了中国社会的弊端与落后;它们报道了中国的反抗与斗争,也描绘了中国在列强夹缝中的挣扎。作者通过对这些西方记录的细致分析,并非简单地复述西方的观点,而是试图剥离掉那些不准确的、带有偏见的成分,去探寻其背后真实的中国。这种“去芜存菁”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有价值的历史研究。它让我意识到,历史的书写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而是多方对话、多重解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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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带来的冲击,不仅仅在于它所揭示的“遗失”的历史细节,更在于它对“记录”的再审视。当我们阅读西方媒体的报道时,往往会陷入一种“他们怎么看我们”的思维定势,而本书则巧妙地将我们引导向“他们为什么这么看我们”,以及“他们看到的,又是因为什么而呈现出那样?”这种追问。1891年至1911年,这二十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关键的时期,从甲午战争的惨败,到庚子事变,再到辛亥革命的爆发,每一个事件都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命运,也牵动着世界的目光。 法国《小日报》等刊物的记录,在当时的西方社会可能只是碎片化的新闻,甚至是猎奇的谈资,但在本书作者的精心考掘和梳理下,这些“二手”的、甚至是“三手”的材料,却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它们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未经驯化的原始信息,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些信息背后的叙事逻辑、报道策略、甚至是潜在的政治和经济考量的分析,我们得以更深刻地理解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是如何形成的,这种认知又如何反过来影响了他们对华政策,并最终对中国自身的发展轨迹产生深远影响。这种“在场”与“缺席”的辩证观照,让历史的立体感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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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所带来的,是一种“看见”的惊喜,更是一种“重塑”的冲击。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晚清历史叙事,在本书的参照下,似乎有了新的维度和深度。书中对1891-1911年这段时期,从不同侧面展现的中国社会变迁,让我看到了改革的阵痛、保守的抵抗、以及新思潮的萌芽,而这一切,都被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国际视野中。 法国《小日报》等媒体的记录,就像是一面棱镜,折射出当时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复杂形象。它们记录了中国人的勤劳与智慧,也记录了中国社会的弊端与落后;它们报道了中国的反抗与斗争,也描绘了中国在列强夹缝中的挣扎。作者通过对这些西方记录的细致分析,并非简单地复述西方的观点,而是试图剥离掉那些不准确的、带有偏见的成分,去探寻其背后真实的中国。这种“去芜存菁”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有价值的历史研究。它让我意识到,历史的书写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而是多方对话、多重解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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