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姜贵的《重阳》——兼论中国近代小说之传统 夏志清 去年十一月,我在耶鲁大学宣读了一篇论文,专讲我国近二十年来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口述的论文受时间的限制,我举要地讨论了三位杰出的作家:姜贵,余光中,白先勇。对国人而言,这三位作家当然是大家熟悉的,余光中和白先勇尤其受到年轻读者的爱戴。但我国批评事业不发达,讨论白先勇成就的也不过《台北人》里附录的四篇,余光中虽然是文坛的红人,统论他成就的文章好像还没有。姜贵祗有《旋风》刚出版时,受人重视,以后的作品,出版后自生自灭,从没有书评家去理睬它。他今年六十五岁了,算是位老作家。近年来不受重视,可能因为他代表的是个晚清、五四、三十年代小说家的传统,在风格上,在题材上,都不够「现代」化。余光中今年四十六岁,初到台北时还是大学生,白先勇初来时祗是中学生,更比余光中年轻上九岁。他们都是倡导现代文学的功臣,虽然有一长段时间,余光中常和一批自命「现代」的诗人笔战,觉得他们写的诗文理都不通,遑论诗境?这场笔战,假如我当时参战的话,一定会完全站在余光中一边,因为我觉得专标榜「现代」,并不是一个文坛的好现象。不少作家,自己学问不扎实,觉得非跑到时代尖端,不够时髦,不够当「现代人」的资格,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当然不会有「深度」的。当年最红、最「现代」的诗人艾略脱,英美的年轻诗人已不再模倣。事实上,有些革命派的青年更觉得他是「守旧」、「顽固不灵」的反动人物。当然艾略脱目前市价跌,并不影响他的永久价值。同样的,有朝一日白先勇的小说,余光中的诗文,都会给人不够「现代」的感觉,虽然那时他们在文学史上可能已有巩固的地位。「现代」是个相对的名称,真正的大作家当然以表现时代为己任,但这并不是说他先学会了当代最流行的技巧,从本国和国外最时髦的作品里,抓住了「时代意识」后才去创作的。
台湾作家,很少看得起五四时代的作品,也很少看过三十年代的作品。那些作品诚然不够「现代」,但我们不能说它们的艺术水准一定不如当代台湾的作品,也不能说影响那时代作家最深的西洋文学传统在成就上比不上支配台湾文坛的那个西洋现代传统光辉。而且文学传统是一条长流,后浪推前浪,所谓「进步」,往往是个幻觉。当代吾国作家,都很服膺哀思,且不论他们有没有读过《尤理西斯》。五四时代的作家莫不服膺易卜生,而事实上年轻的乔哀思最佩服的当代作家也就是易卜生,还贸贸然写封信寄给他。现在同艾略脱一样,在英美大学生间,乔哀思已不再是「走红」人物,这一方面当然他们没有耐心读艰难的作品。但以客观的眼光看,乔哀思最后走了一条死路,他的成就当然远不如易卜生,这样的多样性,这样针对人生、社会大问题而永远逗人深思。同样的,乔哀思的成就当然远不如狄更斯,乔治·艾略脱,也远不如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杜思退夫斯基。前几年有些作家(尉天聪等),不满现代主义笼罩台湾文坛的情形,倡导过人道主义的文学。事实上人道主义的文学即是上列十九世纪诸大家所发扬光大的文学。
我不敢说姜贵读过多少西洋作品,但当年他是爱国青年,也是文艺青年,在一篇自传里提到过曾为托尔斯泰《复活》深深感动的情形,至少同类的作品,已有中译的,读过不少,而且无形中受其影响。同时,从他自己的小说里,我们看得出他是熟读旧小说的人,晚清、民初的小说一定读得不少。(在他给我的一封信里,他提到写「碧海青天夜夜心」时,曾自觉地受徐枕亚──民初红作家,以「玉梨魂」最着名──的影响。)一般人错觉(我自己当年也如此),胡适、陈独秀倡导文学革命后,一切文学形式都受西洋影响而摆脱了旧的桎梏。事实上,诗,短篇小说,话剧是新建的形式,而长篇小说,现成有光辉的白话传统,在形式上,精神上,思想上,无必要完全创新,事实上也并未。像样的新长篇小说要到一九二八年才问世,表示它的难产,事实上也表示它并没有同章回小说绝缘。梁启超早在一九○二年在横滨出了种《新小说》的杂志,提倡「政治小说」,造成小说界空前繁荣的现象。我们可以说,跨入二十世纪后的晚清时期才是中国小说史的划界时代。这以前虽有以编纂小说为业的书商,可说没有职业小说家。晚清时代才有李伯元、吴趼人这样以写稿为生的职业小说家。晚清以前虽也有写讽刺小说的,没有人写过社会大变动,随时有亡国危险的局面。这种针对社会政治现实,关心国是的精神是晚清小说的特征,也是五四以后小说的特征。一般人特别看重晚清时代的讽刺小说,其实言情小说也很多,到民初更盛行。这两种小说里,妇女悲惨的命运,往往是家庭黑暗,社会不公平,甚至政治腐败的象征。在五四以后的小说里(不管是新派的巴金,老派的张恨水),这类不幸的妇女出现得更多。
假如我的假设可以成立的话,则我们不得不承认,十八世纪的《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是两部超时代的小说,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发展影响最大:前者培养小说家对社会、政府自觉性讽刺的态度;后者激发他们的同情心,尤其是寄予不幸妇女的同情心。写「红楼梦」时,曹雪芹自有他一番出世的哲理,但世世代代的读者,读小说后感受最深者,莫不是书中多少可爱女子生活和下场的悲惨。《红楼梦》同情女性不是那时代单独的现象,《儒林外史》里也有值得我们同情的女子。同时代深闺妇女自己写的弹词,如《天雨花》、《再生缘》、《笔生花》之类,专供妇女阅读。这类作品,据我学生陈丰子(日籍,嫁华人)的研究,一方面把妇女的苦难,家庭的丑态,写得淋漓尽致,一方面把些头挑女子,写成人中瑰宝,乔装男子,中状元,当宰相,得意一时,充分在一个想像世界里补偿她们女作家自己生活上的缺憾。
我《近代中国小说史》的结论,五四到大陆沦陷那一时期较好的小说家,差不多全是着重讽刺和富有同情心或人道主义精神的写实主义者(Satiric and humanitarian realists)。有些作家以讽刺见胜,有些更富于怜悯之心,但二者实为一个铜币的两面,同样是看到丑恶的现实后,必然的反应。我前面所写的,仅是说明「讽刺」、「同情」这两种态度,并非是「新小说」的特征,在晚清小说里已很显着,也可说是《儒林》、《红楼》两大小说精神的延续。大体说来,五四以来以讽刺见长的小说家,如鲁迅、老舍、张天翼、钱钟书,比较耐读。那些专写人间疾苦,青年男女的作家,他们文笔较坏,没有含蓄,一方面不免自怨自艾,一方面叫嚣「革命」,给人浅薄的印象。但这不是说这些题目不应写,祗是一般作家,才气不够,写悲惨的题目,难免落人「温情主义」的圈套。
姜贵在大陆时,写过两三本小说,当时没有人留意,在文坛上可说是毫无地位的人。他真正从事写作,是到台湾来后的事,《旋风》是一九五二年脱稿的。但就年龄而论,他从大半三十年代初露头角的作家应算平辈。就遭遇而言,也同他们有相像之处:从小就爱国,年纪轻轻就听到一位长辈鼓吹共产主义的学说,中学时代就从故乡山东跑到广州去参加革命,加入北伐的队伍,一九三七年再度投军,抗战八年一直在前线或敌伪区为国家服务。所不同者,三十年代那些作家,虽然爱国心重,但很早就左倾,至少看不起国民党,而姜贵少年时代即入党,三十年代没有真正从事文艺,可能因为他觉得同当时操纵文坛的左派作家合不来,不甘同流合污。但姜贵的小说大半写的是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大陆情形。那是当年大陆作家所写的题材。所不同者,姜贵深感共党祸国之痛,把当年的情形,比他们看得更清楚,更深入。他正视现实的丑恶面和悲惨面,兼顾「讽刺」和「同情」而不落入「温情主义」的俗套,可说是晚清,五四,三十年代小说传统的集大成者。台湾年轻一代的小说家,另受西洋现代文学的影响,气魄不够大,同那个传统血脉相承之缘,已疏。
我说姜贵是那个传统的集大成者,专指他两本杰作而言:《旋风》和《重阳》(作品出版社,民国五十年初版,共廿四章,五七四页)而言。他的第三部长篇《碧海青天夜夜心》(民国五十三年),长达八百四十余页,作者自己很偏爱,但我认为是失败之作,可能当时姜贵牵入讼案,蒙不白之冤,心神不安,不能集中精神写作。之后,姜贵生活更清苦,为了稿费,长短篇写了不少,我还没有好好研读,希望其中有精品。
姜贵是晚清民国小说传统的发扬光大者,主要因为他讽刺手法特别高妙,有胜前人,虽然《旋风》和《重阳》都是富有悲剧性的作品,题材牵涉到中国整个的命运,不能纯粹当讽刺小说看待。在〈论姜贵的《旋风》〉(译文曾载《中国时报》副刊)里,我曾提到《旋风》和杜思退夫斯基《着魔者》同样处理一个疯狂的世界,其讽刺的效果可令人大笑大哭,读《重阳》后,我更有同样的感觉。杜氏早年是激进者,对帝俄时代的革命党,无政府主义的暗杀党心理摸得最熟,但西伯利亚放逐回来后,他变成了所谓「反动」派,希望帝俄不受西欧思想的侵犯,人民保持他们的单纯,相信耶稣救世的爱。因之,他觉得那些革命党人又可笑,又可怕,他们是魔鬼附身,可以扰乱天下的罪恶元首。五四、三十年代的作家,他们大半敬重杜氏人道主义这方面的广泛的同情心,但因为他们向往革命,也反对宗教,不可能同意杜氏「反动」的观点,在写作上也没有受到他多少影响。近代中国的读书人,一般讲来,不信什么宗教,姜贵也不例外,但从他的小说里,我们也可看出他同杜氏一样的「守旧」和反动。他守住的是孔孟儒家的正义感,伦常观念和忠孝精神。他认为共产党是中国固有文化的死敌,党内积极份子都是反伦常,非忠孝的禽兽。杜氏信得过沙皇和教会,姜贵信得过国民党,虽然党在过去曾吸引了不少投机份子和败类,其中不乏忠贞男女,发扬真正儒家不屈不挠的精神。《旋风》里的方八姑,《重阳》里的朱广济、钱本四都是这类人物,虽然他们都被共党正法或暗杀,他们所代表的精神却将与中华民族同存。
同晚清小说一样,姜贵个别讽刺对象有封建地主、旧式官僚、顽固份子以及投机取巧、不学无术的新派人物,空头作家,洋场恶少,但因为他的主题是中国文化的存亡问题,他们的种种行动,不论自甘堕落也好,自命前进也好,显得更可笑,更可悲。《旋风》的主角方祥千,《重阳》的主角洪桐叶,都是受共产主义理想骗惑的人,一个觉悟太迟,一个觉悟虽早而无力自拔。他们都值得同情的,也可说是悲剧的人物。正因如此,小说里看来似乎是夸大式的讽刺,衬托出一个恶梦似的现实。洪桐叶和他的妹妹金铃都是母亲辛苦领大的,他们的父亲早亡,曾任民初南京临时政府的军部次长,可算是「革命先进」。桐叶中学毕业后,他的叔叔虽然是铁路局长,却不肯资助他读大学,介绍他到一家法国洋行去学生意。那洋行主人烈佛温是位贩毒的军火商,他的太太却是满口上帝的基督教徒。桐叶学法文,读圣经,每週还得替老板娘修脚,而且修出味道来,乐此不疲。姜贵好描写有性变态的人物,有时性变态心理的发展,来得突然,不能使读者信服,但桐叶爱同老板娘修脚,一方面当然是性的享受,更重要的,它象征一种当时中国人自甘奴服洋人的卑贱心理。在当年,贫穷的孩子在洋行里熬出头,当买办,也算一条「光荣」的出路。姜贵写《重阳》,煞费苦心,每个角色,都或多或少代表那一类人所有的特点。即以烈佛温夫妇而言,男的贩毒,同军阀勾结,贩卖军火。女的满口仁爱,要中国人相信西洋人的上帝,这正代表帝国主义侵略的两方面。
桐叶有机缘结识一位名教授,后者觉得革命先进的骨肉学洋行生意太可惜了,介绍他去见钱本三,一位上海国民党的负责人。此后桐叶要脱离洋行,为党国服务。但早在此以前,他结识了一位共产党柳少樵。桐叶母亲是女工,患盲肠炎,送医院没有钱,柳少樵暗托工厂里一位心腹彭汶学资助了一百元。桐叶非常感激,自己的叔叔不肯资助,洋行里支不到多少钱,共产党却这样关心他,使他走上共产党的路。柳少樵一方面也给他淫书看,腐化他。
桐叶初次在柳少樵弄堂房子亭子间见到他,「打量他,年纪大约比自己大几岁,人瘦瘦的,细高身材,蓬松松一头乱发。满腮胡子,少说也彀半个月不曾刮了。」谈了半天,桐叶和柳、彭二人一起去喫晚饭。三个人刚要往外走,洪桐叶又一阵闻到刚才在后门外边的那种怪味,觉得有点要作呕,很不好受。那味道好像是从前窗随风吹进来的。便问:
「这是一种什么味道?」
「隔壁是一家炼猪油的小工厂,这个是猪油香。」柳少樵说。
「你说香,我说是臭,我真受不了!」
「久了,习惯了,你就好了。你难道不知道『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那句话?」
「但愿我能远着它一点,不要那习惯也罢了!」
「实逼处此,祗怕你远不了它。」
在一阵笑声中,三个人走了出去。
这一段引文,很能使我们体会到姜贵的象征手法。桐叶所闻到令人作呕的臭,不仅是炼猪油的臭,也是共产党的臭。柳少樵闻惯了,觉得它香,后来桐叶常去那弄堂,果然「久而不闻其臭」了,到那时他已中了共产思想的毒了。
柳少樵算得上是湘西世家,家里历代开布厂,他父亲的纱布厂,最后不能同日货竞争倒了,晚年开丬布店自娱。他老人家最疼爱三儿子少樵,自己看中名门闺秀叶品霞,想尽方法花了一万五千两银子,讨回家,但求三儿子婚姻美满。少樵老大不愿意。洞房花烛之夜,柳少樵看看新娘子,确实生得彀漂亮,父亲没有骗他。贤慧不贤慧,虽然一时摸不清,但看了那一副驯顺温柔的表情和动作,不至太离谱儿。柳少樵本来一整天累了,但此时忽然兴奋,一口气把烛和灯吹了。
「怎么,」新娘子意外的大喫一惊,在黑暗中说,「今天晚上不兴吹灯的。」
「管他呢!」柳少樵扑到新娘子身上,「快脱衣服!」
「那怎么可以?总要过三夜,我才好脱衣服。」新娘子慌成一团,对于新郎的鲁莽,一时不知如何应付才好。
黑暗中,柳少樵不再答话,祗管去撕她的衣服。新娘子带着哭声说:
「好人,好人,求求你!」
「不要说废话,你是我花了一万五千银子买来的,怎好违拗我!」
听了这话,新娘子的拒抗立刻松了下来,她祗有伤心流泪的份儿了。
事毕,柳少樵把灯点上,整整衣服,点头称赞道:
「一万五千银子,果然味道不错!」
他拉一条毯子,在床对面一张长靠椅上,蒙头睡了。
柳少樵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在他自己看来,他在响应新文化运动反封建、反旧礼教的唿声。旧式婚姻是不合理的,他要反抗,他要报复,非得侮辱自己的新娘子不可,非得施强暴不可,这样她伤心,他父亲伤心,他心里才舒服。他这种不顾情理、毫无人性的行为同时也表示一种意志支配一切的疯狂。「家庭革命」这个口号不是新文化运动叫开头的,李伯元的《文明小史》里就有一两位青年闹家庭革命,婚姻自主。但他们的举止虽很可笑,他们的人性并未丧失。这种青年发现自己的老子替他讨了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一定欢天喜地,向老子磕头都来不及。即使新娘丑,想她也是个礼教社会的牺牲品,可怜虫,不会去强姦她,凌虐她。少樵不是不欢喜叶品霞,他兽慾大动,把她姦了,这样更可一逞自己意志的胜利。
柳少樵是凭了这种「反抗的精神,打破传统的勇气」,极逻辑地加入了共产党。《旋风》里的土共倡导人方祥千,代表老一辈的智识份子,认为共产主义是可以实行大同世界的理想的,最后发现被骗了。柳少樵并没有什么理想,即使加入共产党时,对人类、对国家还有些想望,加入后,受了党的训练折磨,就不可能再有了。他是聪明人,知道党是什么一个把戏(他自己人性早已丧失,意志受人支配,并不感到多少痛苦),一方面,他可说是个「硬汉」,不管路走错走对,他认了,「党」变成了他的终身事业。他听上司的领导,自己也用同样方法去领导上钩的青年。有一次,他「揍」了洪桐叶后,再骗他去嫖法国女人。他说:
「小洪,你应当高兴才是,因为我的上司也是这样对付我的。你将来领导别人,这是一件祖传的法宝,你不要忘了。用暴力,用甜言蜜语,或是用未来的美梦,不拘用什么都好。可是永远不要期望任何人可以长期为你作片面的牺牲,而没有他自己的愿望。一面满足他,不管是属于他的下意识的或是兽性的。一面鞭策他,他自然会接受你的领导,你就天下归心了。」
「难道就没有例外?」
「当然有的。偶然遇到例外,就剷除他,连根拔掉他!那时候,你需要的是机智、迅速和果断一点犹豫不得!」
书的末了,洪桐叶早已想跳出共党的火坑了,柳少樵凭着他的「机智、迅速和果断」,把他结果了。
柳少樵和洪桐叶二人各有各的个性、命运,但在小说故事的发展上,在反映当诗的革命现实上,他们二人是分不开的,他构成了一个double character,正像杜氏《白痴》、《着魔者》里面的男主角一样。就历史现实而言,洪桐叶代表了那种思想煳涂,一时是非不明而被共党胁诱上钩的爱国青年。他的父亲代表了一种光荣传统,但在帝国主义肆虐,军阀统治中国的时期,他行动上拿不准方向,而走入歧途了。
事实上,早期国民党容共时期及抗战初期,这类青年多得很。柳少樵代表那种自动自发的共产党,走了新文化运动极左派的路线;觉得剷除封建,打倒礼教,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才是新青年应干的事,自鸣得意,看不到在他破坏性的行动里所表现的极端自私。加入共产党,爬得相当高后,柳少樵更名正言顺地发挥他破坏、残害的潜能。同时他在私生活上,可以胡作乱为,也正对他兽性的需要。二、三十年代、这类共党干部也多得很。他们即是刘鹗在《老残游记》里所预言的「革命党」:「今者不管天理,不畏国法,不近人情,放肆过去,这种痛快,有人灾,必有鬼祸,能得长久吗?」
在《旋风》里,姜贵已描绘了不少共产党人的面貌,柳少樵的画像更显出他想像力之高超,对当年在大都市活动的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了解之深。在工人、学生界活动的中级共党领导人物在二、三十年代左派小说出现得很多。在茅盾、蒋光慈、丁玲的笔下,我们常见到这种拜伦英雄式的典型人物:他行动神祕,办事果敢,心里充满了人类爱或阶级爱,但表面上看来冷面无情,甚至大义灭亲。他是女同志爱慕的对象,但他对她们不加鼓励,从不让男女私情影响到他为党服务的凛然不可侵犯的精神。同他们比起来,柳少樵好像是个漫画式的人物,事实上姜贵刻划的才是这类地下工作人员的真面目,那些左派作家反而把这个典型理想化了,千篇一律,多读了令人生厌。《重阳》读来这样惊心动魄,令人发指,多半同柳少樵造型的成功有关。
洪、柳初识时,人都在上海。后来,北伐开始,二人都被派到吴佩孚统治下的汉口,作地下工作,预先为国军开路。洪桐叶名义上是国民党,事实上同柳少樵走一条路线。接着,汪精卫、陈独秀主持的武汉政府成立,政权落在共党手内,推动了不少荒谬的新措置,社会秩序大为很乱。姜贵当年人在武汉,亲历这种乱况,二、三十年后,凭他的记忆把那些可怕、可笑的事件一一写下,给人真切的印象。全书最精彩的几章都是写武汉混乱现象的。事实上,当时共党、汪派推动的是一个「社会大革命」,后来汪精卫怕自己政权不保,同南京政府妥协,才开始分共,社会大革命才告停止。
武汉「大革命」时期受损害最严重的是女性。假如柳少樵代表一种反伦常的疯狂,《重阳》里的女人,除了柳少樵的情妇白茶花和两三位历史上的名女人外,大半是善良的,她们的感情是正常的,也就是说,她们还是有良心,还逃不出,也不想逃出伦常道德的支配。可是在共党策划的「家庭革命」、「妇女解放」之下,她们非得做违心之事不可,受尽欺侮。姜贵对妇女深度的同情心,发扬了晚清以来,中国近代小说的精神,在《旋风》里即有深刻的流露。在《重阳》里,被损害的少女老妇各色各等都有,前文提到了叶品霞(她同她公公全家最后都被柳少樵毒死),这里只能略述洪金铃、洪大妈的苦境。同她哥哥一样,金铃去武汉,也没有向妈妈告别,是熘走的。临走时,「想着米缸是空的,油瓶和盐罐是空的,妈妈的荷包是空的,她真有点说不出的酸楚,噙住两泡眼泪,一迳下楼而去。」到汉口后,她更是想念妈妈。她同哥哥会面了:
「我老想着我走的时候,」洪金铃悽然说,「她正身体不大好,家里喫的用的,什么也没有,这些日子不知道她怎么过?像这样,我们对她一点责任不负,太对不起她了!」
「这是你的旧脑筋。」
「新脑筋不要妈妈?」
「也不是说不要。不过一个人总得劳动,她可以做临时工人,自食其力。」
「她老了,做不动了。」
「那就活该没有办法。」洪桐叶摇摇头,苦笑一下。「将来革命成功了,国家会有养老院。现在是青黄不接的转变期,自然不免有许多小悲剧。」
「你说是小悲剧?」
「是的,我们有更多的正在受难的无产者!」
「连自己的母亲都不能照顾,我们还有资格设想那许多人的事吗?」
洪金铃说着,扑簌簌落下泪来。她双手捧脸,不住地抽噎。
洪金铃这句反问,桐叶是无法回答的,等到他觉悟,知道自己是个「悲剧的丑角」,已是太迟了。洪家三口都是柳少樵侵害的对象,他好女色也好男色,很早就是桐叶的爱人。桐叶固然生得俊俏,但少樵玩弄他,也表示一个人加入共党后,必定绝对服从上司,丧失自己的人格。少樵也垂涎金铃的美色,桐叶热心地为他牵马,金铃不从,但最后还是屈服了。少樵对桐叶说得根冠冕堂皇:「我是在向一个处女的贞操观念挑战,我要打破那种资产阶级独佔意识的处女贞操观念。为党,为无产阶级,她应该献出她的童贞!」少樵姦污金铃,一大半出于淫心,但后来洪大妈接到汉口后,他也姦污她,可说出于好玩,也表示对她人格的鄙视。被姦之后,「第二天快近中午了,洪大妈还没有下床。眼睛有一点红肿,显然她哭过。她有某一方面的满足,这一满足弥补了她长久的孤独和寂寞,但她自己并不曾显明地察觉到,它躲在另一更重更大的阴影之后。她现在所有的是深长的冤抑,被侮辱的,被损害的。」
《重阳》不仅写洪、叶两家的恩怨故事,它是历史小说,人物很多,不便一一介绍。代表国民党的有投机政客钱本三,和他的弟弟钱本四,后者脑筋清楚,忠贞爱国,觉得应把共产党「斩尽杀绝,客气不得」。还有辛亥人物,隐身教育界的朱广济,更是有骨气读书人最好的代表。当时军政要人,不少在书中出现,姜贵把吴佩孚写得真活,正像在《旋风》里,寥寥数笔,把韩复乐写活一样!还有空头作家司灵莺和谢文短(柳少樵也写新诗),都写得栩栩如生,一贯晚清小说讽刺无聊文人的作风。洋人也很多,但可能姜贵生平同洋人接触不多,写得不够真,写洋人魏蒙蒂到东北去的二二、二三两章,讲的是间谍美人故事,离武汉地区太远了,篇幅佔得太多,使小说结构松懈,可算是败笔。但有些洋人的故事,可能是真事,读后令人哭笑不得,深感当时中国人的耻辱。第九章里讲到一个上海英国流氓「码头鬼子」,僱了个名叫「小鱼」的侍役,「和他食同桌,睡同床,要好非常」。后来「小鱼」讨了破落大户的闺秀,她从未见过洋人,根怕码头鬼子!
她又缠着一双小脚,码头鬼子要给这一双小脚照像,预备寄同英国去分赠亲友,让他们也见见世面。女人家两只小脚,是神祕而又神圣的,可远观而不可亵玩,怎肯给外国人照像?无奈码头鬼子执定要照,小鱼没有法子,对夫人百般譬解,祗是不从。最后小鱼恼了,把夫人打了个半死,才算制服了她。她满面流泪,委委屈屈的把一双脚伸到码头鬼子的餐台上,让他前后左右照了好几张。码头鬼子还不尽兴。又要她脱下鞋子,褪下裹脚带来,赤着足再照几张。女人当然又是不肯,逼得紧了,她就放声大哭起来。
码头鬼子口袋里摸出一张金镑票来,塞给小鱼,说:「教她不要哭,好好再照几张,我给她这个!」
小鱼并不把这个金镑看在眼里,但从这个金镑他看出码头鬼子的决心,这事要做不到,饭碗会受影响都不一定。他想想,知道好说没有用,一横心,就动手把女人又是一阵毒打。这办法果然有效,女人赌气,不但不哭了,反而爬上餐台,居中坐了,脱下鞋子和裹脚布,把赤着的一双小脚伸了出去,自己两手捂着眼睛。
这故事下面几段,同样精彩,抄录太长,祗好读者借小说来读。小鱼就是洪桐叶的缩影,一受帝国主义、一受共产主义的欺负奴役。桐叶也是同柳少樵「食同桌,睡同床」的,也把自己的亲妹妈妈诱逼给少樵去玩弄。《旋风》和《重阳》里这类交代身世的小故事很多,细细玩摩,都和小说主题切切有关。
武汉分共后,朱广济有一天过江到武昌训练共党干部的军政学校去看看他的女儿。朱凌芬本是好学生,被逼攻击自己父亲,备受凌辱后,变成了共党积极份子。朱老先生到学校,学生、教官一个都不在,都上江西去了。祗见「一个穿军服的黄瘦孩子,约摸十二三岁,正把些乱草往小灶里塞着烧,一边不住地用手去抹脸,好像在哭。」朱广济同他交谈了一阵,孩子才说:
「我原是学校里的公役兵。他们走的时候,凑巧我腿上生疮,走不得,所以没有跟了去。」
说着,把裤子掳起来给朱广济看,原来一条左腿肿得像个小水桶,好几处都在溃烂。朱广济用手摸摸孩子的额部,人也已经在发烧。就有点替他着急,忙说:
「你这个病不能再拖了,要马上住医院才行。」
孩子摇摇头,冷冷的说:
「医院是资产阶级住的。我是无产阶级,住不起医院。」
招得朱广济忍不住一笑。
「不但你的腿中毒,原来你的思想也中毒了!我告诉你,你不要听他们乱说。医院并不专为资产阶级服务,穷人也一样。如果你不相信,现在我就可以送你进医院,不用你花一文钱,把你的病治好。」
「你说得这样好听,到底有什么阴谋?」
朱广济听了,又是可笑,又是可叹。
「这个问题我不答覆你,我请你自己说,你一个小孩子,腿病到这样子,我把你送医院,你说我有什么阴谋?」
孩子似乎还有话说,朱广济知道难以弄得清,就紧接着又说:
「好了,好了,现在我没有时间同你谈这些。你现在祗说,是不是愿意去住院。愿意,我就带你去;不愿意,我走了。」
孩子想了一下,说:
「好,我跟你去。我不怕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卑劣的阴谋!」
朱广济不理他。想到街上没有车子,而自己又背不动他,就试着和那几个拣破烂的人打个商量,给他们一点钱,替换着把那孩子背到过江的轮渡上去。朱广济问孩子: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打资』。」
「你叫什么?」朱广济听不明白。
「就是打倒资产阶级的那个打字和资字。」
「怎么叫这样一个名字?」
「我原叫『达志』,学校里阎队长给我改的。阎队长真革命!」
「你姓什么?」
「我从前姓李,阎队长给我改了姓列。」
「改了姓什么?」
「列宁的列字。我现在和列宁同姓,我和列宁是一家人。」
孩子这样回答。他一本正经,确信不疑。
朱广济深深知道,这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改变他的,便不再说什么。心头却似压上了一大块石头,越想越不舒服,越想越痛苦。
在五百七十多页的小说里,「列打资」这个孩子仅佔四页的篇幅,但我们读后,他的形象将牢不可忘,因为在他身上集中了共产党摧残青年幼苗的一切恶毒。在这样一个小穿插里,姜贵寓以最深的涵义,实在可算是写小说的大手笔。
《重阳》出版整十二年了,一直没有被报章注意过。我这篇文章,不能算是评论,主要说明一下,姜贵延续、发扬了中国近代小说的传统,介绍一下《重阳》的主题和其主要人物,多抄几段原文,以引起读者阅读该书的兴趣。一方面也借机会勉励姜贵先生写几部和《旋风》、《重阳》同等功力,同等份量的大小说,以飨当今和后世的爱国读者。
一九七三年六月
导读
姜贵的《重阳》
王德威 虽然姜贵在四○年代曾尝试过小说创作,但他一直要到移居台湾后,才真正成为专业作家。我们今天读他的作品,也许会轻易的将其归为老掉牙的「反共小说」之流,事实不然。姜贵的小说虽毫不掩饰批共反共意图,却较一般的口号文学复杂太多。
姜贵的《重阳》写的正是一九二七年春夏宁汉分裂与清党的往事,以革命青年的历练与堕落作为情节骨干。故事中的主人翁洪桐叶是国民党先烈之后,因家道中落,沦为上海法国洋行买办的学徒,工作辛苦,所得却不足以养家。适值洪母染病,告贷无门。一神秘青年柳少樵即时出现,为洪解围,两人遂迅速成为好友。柳实乃共产党徒,他借此机会不只是吸收,更是吸引了洪。洪柳二人所发展的同性恋关系是《重阳》的一大主题。对姜贵而言,洪桐叶尾随共产党人,非但是意识形态的堕落,也是身体欲望的堕落。
《重阳》的重心是武汉国共联合政府辖区内,种种惊世骇俗的事件。洪、柳以协助北伐的名义来到武汉,柳摇身一变,成了政府中的左派小头头。他策划工运妇运、鼓动罢工抢粮,无恶不作。柳同时也是淫邪的双性恋者。在洪桐叶外,他迫姦了洪母及洪妹,最后又搭上了自己原配妻子的女佣白茶花,一个丑陋的大脚妇人。柳与白这两人一搭一档,为所欲为,直把武汉闹得一无宁日。国民党实行清党后,武汉大乱。洪在乱中为柳谋杀,而柳则与白茶花逃之夭夭。
姜贵把政治情欲化,或把情欲政治化的倾向,在《重阳》的第一章即可得见。洪桐叶受僱于法国商人为学徒,不仅为公事疲于奔命,还得为老板夫妇整理家事,清洗污点斑斑的亵衣。洪后来更受命学习修脚术,好为太太服务。日久生习,洪竟对老板娘的脚,产生爱恋。修脚不再是苦差事,反成为满足他性幻想的古怪仪式。姜贵对恋足癖的描写,并不仅于此。《重阳》中另有一名英国无赖,专事对中国妇女的缠足风,大事蒐奇。而我们也记得,小说中的首恶柳少樵迷恋白茶花,不为别的,竟是为的她那一双既大且扁又跛的天足。
柳少樵吸引洪加入共产党,不仅介绍他看马列宣传书报,也同时附赠性学博士张竞生的《性史》。政治的堕落必须与性的堕落等量齐观。姜贵牢牢抓住这两者的对应关系,在《重阳》中发展了一复杂多姿的象征体系,为现代中国小说所鲜见。对姜贵而言,我们的身体正是礼教与意识型态最后的战场。性氾滥及性扭曲反映了整个社会法理制度的崩溃,而其后果的恐怖,十足骇人听闻。小说开头的恋足癖描写只是热场戏而已。之后虐待狂与被虐待狂、通姦、强暴、同性恋、窥淫癖、暴露狂、秽物癖,乃至(嘲仿式)乱伦的例子,处处可见。在一个道德政治混乱的时代里,没有一个人能洁身事外,而女性所受的祸害,尤其惨烈。书中所有的处女角色都丧失了她们的贞操,而尼姑、寡妇、丫头等「被压迫」的女性,又都被强迫参加择偶大会。武汉政权以解放妇女为主要号召之一,但在柳少樵这帮人的导演下,却演出了仇视蹂躏女性的疯狂嘉年华会。
是的,在无所忌惮的原始欲力指使下,《重阳》充满一种反常的亢奋狂欢气息。姜贵对大革命的看法是群丑跳樑,倒行逆施。姜贵同期的许多反共作家,也抱着同样轻蔑嫌恶的态度来看共党革命,但少有人如姜贵般,写出共产这个「玩笑」中的杀机,革命这场「胡闹」中的血腥。他的主要角色,个个如上了兽欲之弦的机器人,横冲直撞,绝不稍歇。当政治激情成了畸情,革命也真成了要命的游戏。
由这一观点来看,柳少樵是个极成功的反面人物。柳原出身世家,自响应革命大业后,他的作为即极尽惊世骇俗之能事。新婚之夜,他强暴了新娘,之后即弃如蔽屣,反与女佣白茶花恋奸情热。柳爱女人,也爱男人。他与洪桐叶一度难舍难分,食同桌、寝同床。但洪犯了错,柳却大事体罚,彷彿在凌虐中,又另得快感。这段感情并不能阻止柳对洪母及洪妹的觊觎。两位女性先后为柳所强姦。柳少樵其貌不扬、惫懒下流,但姜贵却看出其人的无穷魅力,引得了一群又一群的角色,如飞蛾扑火般甘为其役、甘为其亡。武汉政府垮台时,共产党徒四散,柳也适时结果了洪桐叶一命。夏志清曾指出姜对革命家及色情狂一视同仁,因两者均有绝难餍足的(政治或身体)欲望,对人生百态,却殊少同情宽贷。观诸柳少樵的行径,信然!
《重阳》的书名指的是阴历九月初九盛暑已过,秋风将起的时节。回望二十七年夏天的一场荒谬风暴,姜贵但愿秋天能带来冷静与警醒。但秋风秋雨能不勾起姜贵萧索苍茫的感慨么?除此之外,我也怀疑书名影射了书中两个男主角以至两个政党的畸恋关系。《重阳》者,「重」「阳」也。对姜贵而言,洪柳的关系乖离常道,而武汉国共联合政府也是变态的政治存在。
姜贵自谓是个保守的右派作家。然而细读《重阳》,我们不禁要对他将政治色情化的写法,暗暗叫绝。即便保守,他也绝非等闲的反共作家。他小说中身不修、家不齐而国不能治、天下不能平的论式,暗合古典小说常见的教训,而走的路线却是反讽托喻式的。就此我甚至要说姜贵的写法提醒我们重审《金瓶梅》、《野叟暴言》这类古典诲淫小说的政治意涵。《重阳》将情欲的兇险、政治的无常、家庭的琐碎、革命的高蹈合为一谈,使全书不再是一个「干净」的历史小说。这一将历史庸俗化的举动,代表了姜贵与历史对话的激进姿态,也间接暴露了五○年代多数反共或拥共小说故作「天真无邪」的教条真相。
本文摘自《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小说•清党•大革命-茅盾、姜贵、安德烈•马娄与一九二七夏季风暴〉
自序 民国四十六年十月一日我在《今梼杌传》(即以后用《旋风》原书名行世的那本小说)自序中写过这样几句话:
民国十六年,我在汉口亲眼目睹了共产党那一套以后,第二年回到南京,那记忆历数年而犹新。二十年,我写了我的第三个长篇《黑之面》。我以为共产党是属于「光明的反面」的东西,必无前途可言。但在技巧方面,我却并不满意这一篇。过了些时候,迳把它付之一炬。
以后我一直想重写一部,祗是没有机会。当然没有机会也就是没有决心。而《黑之面》到底写些什么,我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记忆。两年前,偶步街头,看见一家叫做「华的工艺社」的市招,才联想起《黑之面》的女主角名叫「华的」。「华的」是女人的一种面饰,我们有时在西洋女人的帽子上看见插一根羽毛,现在妇人勒发也有用与其发色配合的羽毛的,「华的」大约就是那类的东西。往古男子出猎,获得珍禽异兽,归而以其羽或皮献其所欢,用以市爱。妇人以羽为饰,起源大抵如此,而这就是所谓「华的」。《黑之面》写些什么,看了这个女主角的名字,也大致可以想像了。
共产党注重阶级利益。这个阶级是由共产党本身的暴力所形成的一个「新贵族阶级」,而绝对不是所谓无产阶级。这个新贵族阶级,无视国家民族的利益,也无视个人的自由权利。时至今日,任何一个有良知的自由公正的人士,对此都已深知,用不着说了。
但它在十六年的武汉,实在早已经给我们看过「样子」。如果举国上下,都重视那个「样子」,都重视他们在那个「样子」中所表现的许多「过火」的举措,作为一个前车之鉴,戒慎恐惧,积极的消灭共产党所由产生的那些因素,则今日大陆必仍为自由世界所拥有,是可以断言的。
蒋总统是反共的先知先觉。但三十年来,他一直受到国内国外许多有形无形的掣肘,而未能畅行其志。这是中国的不幸,也是世界的不幸。读《苏俄在中国》一书,真令人感慨万端。
北伐期中在武汉所成立的「中央政府」,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顿挫」。《中国之命运》第四章第二节,蒋总统这样说:
在这个时期,使中国国民党的基础几至于破坏,国民革命的生命几至于灭绝的事件,就是民国十五六年之间汪兆铭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民党中及国民革命军中积极的进行分化工作。
这个「分化工作」,在国民党内部挑起了左右派系的冲突,在一般国民与社会之间,煽动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而民族的固有道德遭受鄙弃。蒋总统说:
狂澜溃溢,几乎不可挽救。乃复于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五年之间……各地兵连祸结,闾阎为墟。至今痛定思痛,追原祸始,仍不外乎是由于这汉奸汪兆铭一手造成的所谓「宁汉分裂」的一幕惨剧而来。
此一「惨剧」,以后蒋总统在《苏俄在中国》第一编第二章第十五节中复作如下之分析:
共产国际第七次执行委员会「中国问题决议案」原是史达林的作品。史达林对于武汉政权的构想,就是要组织其为「无产阶级、农民及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独裁制」,简单的说,就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
民国十六年三月,莫斯科共产国际以本党国民革命形势,北伐进展之速,实为其始料所不及。若其仅利用武汉左派的组织,和联席会议的名义,决不能与南京中央相抗衡,更不能达成其毁灭本党,阻碍北伐之目的。此时他惟有力促汪兆铭由法经莫斯科回国。汪一到上海,即与陈独秀发表其共同宣言,主张组织「一切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以制压反革命」。这一宣言显然就是史达林的决策之重申。
武汉以汪兆铭为首的「左派」中央党部及其政府,其会议完全受共党份子的劫持,其民众运动的部门亦都由共党及其同路人任首长。……驻在两湖的国民革命军,其各级政治部大抵为共党份子所把持。各军之间,更饱受共产党的挑拨离间,彼此意见无法融和。
实际上,两湖的人民不能忍受共党的恐怖政治和社会斗争。
武汉的左派和中共的内部,到了这时,都发生了激烈的争议。
武汉的左派至此始憬然警悟莫斯科利用我们国民党部来达到他赤化中国的目的之阴谋和野心,乃决定分共,而与中共决裂。
这一节书,小标题是「武汉左派的悲剧」。
现在,《重阳》所描写的正是这一「悲剧」。
但我的意思,钱本三这个人物,并不代表「左派」。当时若干左派,以后幡然改图,仍不失其为纯正的国民党党员,无宁是值得赞扬的。而钱本三祗是一个投机份子而已。任何一个新兴力量,都免不了有这样的投机份子,问显祗在看它能不能随时刷掉他们,保持原有的质素,不趋于腐恶而已。一个健康的人,偶有癣疥之疾,不是可耻的事。国民党十三年改组,十七年总登记,以至于来台以后的改造,都有这种去腐生肌的作用,那是尽人皆知的事。
钱本三有三套本钱,样样生意他都可做。他也许有他自己的见解,但是他祗耽于接受现实,随波逐流,而完全不知道「择善固执」。他是那一时代的一个自甘堕落的「自我牺牲」者。他和洪桐叶实在是同一条路上的人,不过有幸与不幸之别而已。
这里边,也有几位「友邦人士」,不如此不足以表现那个时代的综错复杂。我以烈佛温和魏蒙蒂两对夫妇作对照的描写,以期「无枉无纵」。那时的租界,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为罪恶的渊薮。我不曾歪曲或强调这几位友邦人士,也无意唐突他们。蒋总统在《中国之命运》第三章第一节里边说:
帝国主义者在各地秘密约活动,实为民国成立后军阀混战最大的原因。治外法权足以掩护其间谍和特务人员。租界租借地和铁路附属地等特殊区域,与列强赋有特权的铁路航线,又足以供军火的储藏与贩卖,似接济土匪,助长内乱的便利。
蒋总统分析不平等条约对于政治、法律、经济、社会、伦理、心理各方面的影响,亦涉及宗教。同书第三章第五节,于对基督教备致推崇之余,又有这样的话:
近百年来,基督教的教会,因为他有不平等条约的凭借,享有特殊的权利,而且不注意中国国民的民族精神,所以一部分人士视外人传教为文化侵略。致其疑虑,甚至加以仇视和反对。
这些都是当时的实在情形。所幸自不平等条约废除之后,这些不正常的现象早已不复存在。而《重阳》在这一方面所描写的极小的部分,用意仅在为小说作技术性的烘托而已。
「种族歧视」使基督教义为之黯然无光,而无由自圆其说。这是一个老问题。时至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许多地区犹在为这个问题争论烦恼,以至流血,连自由民主的美国亦所不免。然则三十余年前,当殖民主义风行之际,其情况之恶劣,可想而知。
历史小说并不就是历史,《重阳》的故事完全出于虚构。因此,如果以书中之人之事,证诸当时之实人实事,以求其所以影射,那就完全落空。
我的目的祗在重现那一时代的那一种特异的气氛,给人重新感受,重新体会,用以「纪恶为戒」而已。或有人以为这个想法有近冬烘,而且为时已晚,我却并不那样悲观。胡适之先生一再提及的「功不唐捐」,我相信那句话。
同时我也一直相信,共产党一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必须敢于分析它所由产生的那些因素,然后才能希望有办法把它扑灭。诅咒与谩骂也许能洩愤称快于一时,实则并无多大用处。至于「讳疾忌医」,其为害之烈,更不必说了。
反共,需要冷静,也需要智慧。
我出身于一个小资产的药商的家庭,我习惯于承认以合理的经营求取合理的利润,而要求享有不受干扰的个人的以至家庭的私生活。我的反共思想,以如此平凡的观念为基础。我不是一个勇勐的斗士。
但《黑之面》以后三十年始有《重阳》,我自己仍深以为愧。面对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而我所不能忍受的却是无边的寂寞。
《重阳》于四十八年九月间开笔,历时十九个月始脱稿。这并非我在加工制造,写出什么较好的东西来了,而是由于一暴十寒,屡写屡辍。其中最久的一次停顿,达七个整月。
这实在太「不景气」。
本书曾有原稿,无意行世。庚子岁尾,我在台北小住南返之后,忽然发生了一种「丑媳妇终要见公婆」的想法,使我改变初衷,决定印刷成书,芹献于读者之前。而于交付排印时,仓卒间把它删改成这个样子。虽不至于面目全非,但个人感情,总以为今不如昔。
我曾经声明,对于写小说,我是十足外行。因此,在这里,我不得不要求我所敬爱的读者,当你读这本小说的时候,务必请你不要忘记作者是一个外行。如果你能一直想着你是在读一个外行人所写的一本外行小说,那你就不至于太失望,作者及其所作也就能得到更多的原谅和宽恕,而不虞求全之毁。
那真是功德无量。
中华民国五十年三月二十八日,姜贵自序于台南东门寄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