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炎圣战：台湾公共卫生史上的大胜利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简体网页||繁体网页

☆☆☆☆☆

图书标签:

• 肝炎
• 台湾
• 公共卫生
• 医学史
• 疾病控制
• 疫苗
• 政策
• 社会史
• 流行病学
• 健康政策

　　在二十世纪曾有那么一段时间，有八成以上的台湾人曾感染过B型肝炎病毒，其中每五个人中可能就有一人终身带原，每年更约有一万多人死于肝病。这样有如「国病」般的诅咒，激发了台湾医界的有志之士与外国团队向这个「头号杀手」宣战。这一段医界、学界、民间，以及政府部门相互合作，众志成城战胜B型肝炎的成果，让台湾扬名国际。

　　然而，二十一世纪的今天，B型肝炎的阴霾不再垄罩台湾，我们也忘记了发生在过去的那场公卫之战，不知道曾有一群人，以一己的青春或担当做赌注，才换来我们对B型肝炎的解脱。

　　《肝炎圣战》记录了这段故事，它让我们跟随这群科学家留下的脚印，一步一步踏进历史洪流，抽丝剥茧的描述与肝炎奋战的过程，以人物背景为线、肝炎研究为索，编织出一面人文与科学交融的网。《肝炎圣战》是台湾人不能忘的历史，更是你我必读的经典。

得奖纪录

　　第一届吴大猷科学普及着作奖着作类金签奖
　　中央日报精选书评
　　中国时报开卷版一週好书推荐
　　联合报读书人版每週新书金榜推荐
　　中国时报开卷版年度好书复选入围
　　联合报读书人1999年最佳书奖
　　《经典》杂志书摘推荐
　　国民健康局优良健康读物推荐奖
　　天下远见读书俱乐部主编选书
　　2010科普阅读年推荐「百大科普好书」

名人推荐

　　历史的共同记忆，一直都是国家无形的财产，二十世纪台湾人成就了打败B型肝炎的圣战，《肝炎圣战》一书则将这场战役的历史与共同记忆，化作隽永的文字，进入新一代读者的心中。我郑重推荐给各位读者。──陈建仁，中研院院士、中华民国第十四届副总统。

　　《肝炎圣战》一方面能把人与事处理得非常细腻生动，另一方面，却又能掌握精深的科学知识，把学理部分铺陈得条理分明，硬是把这架构庞杂、牵连众多学门和机构的肝炎研究与防治故事，处理得趣味盎然，让内行人看了亲切，外行人看了入迷，真正是一部兼顾趣味与知识的科普佳作。──吴成文，中研院院士、前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

《岛屿的抗疫之路：1980年代台湾公共卫生体系的转型与挑战》 内容提要 本书深入剖析了1980年代台湾社会在面对一系列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时，其医疗体系、政府治理模式以及社会大众观念所经历的深刻转型。在那个全球化浪潮初现、民主化进程加速的特殊历史时期，台湾的公共卫生领域并非风平浪静，而是充满了张力与革新。本书聚焦于对地方性疾病的控制、医疗资源分配的公平性探讨，以及新兴传染病（如艾滋病初期的应对）对既有防疫体系构成的严峻考验。通过详实的档案资料、口述历史访谈，以及当时的政策文件分析，作者重构了决策者在资源有限、社会期望高涨的环境下，如何重塑疾病预防策略、强化基层医疗网络，并尝试建立更具韧性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 本书的核心论点在于，1980年代的公共卫生实践，是台湾社会从“战时防疫思维”向“现代风险管理”过渡的关键十年。这一时期的挑战不仅包括传统慢性病的上升趋势，更重要的是，社会开始要求医疗卫生服务必须具有更高的透明度和问责制。从全民健保筹备初期的路线之争，到地方卫生所职能的重新定位，再到对特定高风险群体的健康教育与支持，本书揭示了隐藏在宏大叙事背后的无数次艰难抉择和体系内的微观博弈。 第一部分：旧疾未除，新患已至——1980年代的健康地图 1980年代的台湾，医学界正努力摆脱过去几十年主要精力集中于结核病、地方性寄生虫病等传染病的“清零”模式。然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非传染性慢性疾病（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的负担开始急剧攀升，这要求医疗系统从“治病”转向“控病”和“健康促进”。本书细致考察了这一结构性转变中，医院和诊所的职能如何被重新界定。 1. 慢性病管理的萌芽与困境： 本章节探讨了政府在推动初级预防策略上的尝试。例如，早期的控烟运动是如何在强大的烟草工业游说和民众生活习惯的惯性中步履维艰。我们审视了针对高血压、高血脂等指标的社区筛查项目，分析了这些项目在推广过程中，因缺乏持续的追踪和干预机制而效能受限的原因。资料显示，彼时台湾的医疗资源配置仍倾向于大城市的二级、三级医院，基层诊所和卫生所虽然承担着预防的责任，但在技术支持、人员培训和激励机制上存在结构性短板。 2. 地方性疾病的“收尾”工程： 尽管传染病防治已取得显著成效，但部分地方性疾病（如地方性氟中毒、地方性砷中毒等与环境污染高度相关的疾病）在特定区域仍然是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本书收集了当时地质调查、水质监测的数据，揭示了环境因素与健康风险之间难以分割的联系。同时，我们也记录了卫生技术人员深入偏远乡村，进行环境改造和替代水源提供的艰苦工作，这部分工作往往是“看不见”的公共卫生成就。 3. 职业健康的觉醒与立法： 随着工业化进入成熟阶段，工厂安全与职业病（如矽肺病、石棉相关疾病）的案例开始进入公众视野。本书详细梳理了1980年代关于《职业安全卫生法》的讨论过程，对比了劳工团体、资方以及公共卫生专家在风险评估标准、工伤认定和职业病防治责任划分上的分歧。这一时期的职业健康实践，是台湾社会对工业发展“外部成本”进行内部化的重要一步。 第二部分：风险社会的挑战——新兴疾病与治理体系的重塑 1980年代后期，全球范围内爆发的几起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对台湾原有的、主要针对本土传染病的防疫框架构成了严峻挑战。 1. 艾滋病的初次冲击与知识的滞后： 本书是目前少有的，详细记录1980年代末期台湾社会如何首次接触和应对“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AIDS）的专著。面对这种完全陌生的、具有高度污名化的疾病，政府的反应经历了从最初的“否认与观望”到“谨慎干预”的转变。我们分析了早期卫生主管部门在信息发布、血液安全检测标准制定，以及针对特定高风险群体的健康教育策略上的挣扎。关键在于，如何克服社会保守观念和对未知病原体的恐惧，推行科学、去污名化的防治措施。 2. 医疗质量与患者权利的呼声：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医疗事故和不良事件的报道也相应增加。公众对于医疗“黑箱”的不满情绪累积，催生了对医疗透明度和患者知情权的要求。本书探讨了1980年代末期，消费者保护运动如何开始将触角伸向医疗领域，要求医院系统建立更规范的病历管理、更明确的医疗风险告知机制。这为日后全面推行医疗改革奠定了社会基础。 3. 跨界治理的探索： 面对跨领域（环境、职业、传染病）的复杂风险，传统的“卫生局”模式显现出其局限性。本章分析了政府内部针对公共卫生职能的重新整合讨论。例如，如何让环保部门与卫生部门更有效地共享污染源数据，以及如何建立一个能够快速动员、跨部门协作的应急响应机制。这些尝试，虽在当时未形成最终定论，却为后来的危机管理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 第三部分：社会共识的构建——从精英决策到社区参与 公共卫生政策的有效性，从来不只取决于技术方案的先进性，更取决于社会各阶层的接受度与配合程度。1980年代的台湾正处于一个快速民主化的社会，公民社会的活力为公共卫生治理带来了新的变量。 1. 医事人员的专业自主性与公共责任： 本书考察了台湾医学界内部，如医师公会、公共卫生学会等专业组织，在应对新挑战时所扮演的角色。一方面，他们努力维护专业地位和技术标准；另一方面，面对社会对医疗资源不均的批评，他们也开始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例如，在偏远地区义诊活动和基层医疗培训中的投入增加，显示出专业团体在填补政府治理空白中的作用。 2. 健康教育模式的演变： 早期的健康宣传多采用自上而下的命令式口吻。本书通过分析不同年代的公共卫生宣传材料，展示了1980年代健康教育如何开始向更具互动性和针对性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在性教育、营养指导等敏感领域，如何适应社会价值的松动，运用更贴近民众的语言和媒介（如新兴的有线电视媒体），成为治理者必须面对的课题。 3. 政策制定中的民意表达： 随着报禁的放宽和言论空间的扩大，民众对公共卫生议题的关注度空前提高。本书通过分析当时的报刊社论和民众投书，描绘了社会对医疗分配正义的迫切诉求。这些民意压力，如对特定区域高死亡率的质疑、对医疗昂贵性的抱怨，都对后续的卫生行政改革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结语：未竟的征程 1980年代的台湾公共卫生实践，是一个在内部转型压力与外部风险冲击下，充满活力与矛盾的时期。它为后来台湾公共卫生体系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经验积累，但同时也留下了许多尚未完全解决的结构性问题，例如医疗成本的持续攀升、不同社会群体间健康差距的固化，以及如何在高不确定性的未来中维持一个高效且公平的公共卫生防线。本书旨在为理解台湾现代医疗体系的形成，提供一个更具历史深度和治理视角的分析框架。

作者简介

杨玉龄
   
　　辅仁大学生物系毕业。曾任《牛顿》杂志副总编辑、《天下》杂志资深文稿编辑。目前为自由撰稿人，专事科学书籍翻译、写作。
   
　　着作《肝炎圣战》（与罗时成合着）荣获第一届吴大猷科普创作首奖金签奖、《台湾蛇毒传奇》（与罗时成合着）获行政院新闻局第二届小太阳奖。
   
　　译作《生物圈的未来》获第二届吴大猷科普译作首奖金签奖、《消失的汤匙》获第六届吴大猷科普译作银签奖、《大自然的猎人》获第一届吴大猷科普译作佳作奖、《小提琴家的大姆指》获第七届吴大猷科普译作佳作奖、《雁鹅与劳伦兹》获中国大陆第四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三等奖。另着有《一代医人杜聪明》；译有《基因圣战》、《大脑开窍手册》、《儿脑开窍手册》、《奇蹟》、《幻觉》等数十册（以上皆天下文化出版）。
 
罗时成
   
　　生于苗栗，成长于台北。小学就读幸安国小，初中与高中就读成功中学。台湾师范大学生物系学士，毕业后曾任民权国中生物教师；后至美国威斯康新大学苏必略分校攻读硕士，并于底特律韦恩州立大学获得生物科学博士学位。
   
　　1980回国后，担任阳明医学院副教授（1980-1986）、之后任教授（1986-2003）、微生物科主任和微免所所长（1987-1991）及学务长（2001-2003）。现为长庚大学生物医学系教授，以线虫模式探讨核仁大小之调控和人类蚕豆症、糖尿病之代谢途径，学术专长为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基因工程及病毒学。
   
　　志趣在从事研究工作及科学教育，曾任《科学月刊》总编辑、理事长，现任《科学月刊》董事；曾主持公共电视「为什么」大众科学节目（1986-1988）；也曾担任国科会生物处学门召集人及研究计画审查委员，并荣获教育部特优教师奖及国科会杰出研究奖。与杨玉龄合着《台湾蛇毒传奇》、《肝炎圣战》（天下文化出版），主编《流感病毒变变变》（台湾商务出版）。

再版导读　台湾引以为荣的公卫之光　陈建仁
序　挑战生命科学新世纪　吴成文
作者序一　再说一则我们自己的故事　罗时成
作者序二　失忆与失根　杨玉龄
 
第1章　华人的魔咒
第2章　B型肝炎病毒登场
第3章　宋门双杰
第4章　毕思理旋风
第5章　疫苗风波
第6章　默克 vs. 巴斯德　
第7章　临床三分天下
第8章　神农坡上的春天
第9章　全面注射
第10章　保生的故事　
第11章　新生代接棒　
第12章　本土公卫出头　
第13章　实验室全面出击　
第14章　保生悲歌　
第15章　肝炎圣战　
第16章　名留医史的战果
 
作者后记　第二场圣战　杨玉龄、罗时成
再版作者后记　这十七年　罗时成

序

挑战生命科学新世纪
吴成文

　　每次出国演讲，提到台湾医药卫生发展，我最常举的例子就是肝炎。因为肝炎的研究与防治早已得到全世界科学界的赞誉，这是台湾的骄傲。讲多了，自认为对于肝炎故事的来龙去脉应该是很清楚的，没想到，在受邀为《肝炎圣战》写序之后，才勐然发现，我对肝炎故事的了解，其实大多局限在科学的层面。

　科学本身是单纯的，但是人却是复杂的，因此科学研究若加入人的因素后，往往会产生出许多难以预料以及有趣的故事。

　　书中的人物几乎都是旧识。多年来，虽然知道他们在做哪些研究，也钦佩他们的重要研究成果；然而，最初为什么要选择这些主题？研究过程中曾经遭遇什么挫折？是用什么方法解决的？以及他们曾有过哪些独特的人际互动？这些发生在科学研究背后、属于比较人性化的一面，我却是从《肝炎圣战》书中才一窥究竟，这帮助我对台湾肝炎研究的故事，其体认又加深了一层。

　　《肝炎圣战》最难得的是，一方面能把人与事处理得非常细腻生动，另一方面，却又能掌握精深的科学知识，把学理部分铺陈得条理分明，硬是把这架构庞杂、牵连众多学门和机构的肝炎研究与防治故事，处理得趣味盎然，让内行人看了亲切，外行人看了入迷，真正是一部兼顾趣味与知识的科普佳作。在此，要先恭喜两位作者。

　　台湾的骄傲

　　肝炎是台湾很特殊的例子，更是威胁国人健康不容忽视的严重疾病，尤其是B 型肝炎。国人约百分之九十曾遭致感染，其中又有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人因此而终身带原。而且在为数多达三百万的带原者中，又有约二分之一的男性以及七分之一的女性，可能罹患肝硬化及肝癌，这是国人健康的一大杀手。

　　许多台湾学者如宋瑞楼、罗光瑞等人，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开始研究肝炎。但是肝炎研究与防治，真正变成全国性重要议题，且被列入重点科技，则是1980 年代初的事。此后，台湾的肝炎研究迈入一个新的时代，汇聚了更多的人力，在基础、临床，乃至流行病学上，都有出色的表现。可以说，肝炎研究是台湾第一次全面把研究做到国际水准，而受到国际的认可，这点值得一书。

　　另外，在肝炎防治方面，台湾最早提出预防注射模式，有效的阻断母子垂直感染，使国人幼童的B 型肝炎带原率由防治前的百分之十，骤降为不到百分之一，这样的佳绩，被世界卫生组织赞誉为全世界第一个成功消灭B 型肝炎疫病的地区。此外，这项全面预防注射更进一步证实，B 型肝炎疫苗能够大幅降低幼儿的肝癌罹患率，这项发现，成为人类医学史上第一宗「疫苗防癌」的成功例证。虽说B 型肝炎疫苗并非台湾研发出来的，但是台湾在肝炎防治的成果，不仅可以造福国人，还可以提供其他国家参考，用来防治肝炎以及类似的疾病，这是台湾在医学史上很令人骄傲的贡献。

　　前述肝炎防治的历史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了解，如何利用医学研究，来解决国家严重的医药卫生问题。它带给我们最重要、也最直接的启示莫过于：唯有加强生命科学研究，才能解决我们切身的健康问题，也才能真正提升国人的生命品质。

　　另外，肝炎的故事也忠实反映出今日生命科学的几项发展特性。生命科学和以往的理论物理或是数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并非一个人闭门造车，靠着灵光乍现的创见，来出人头地。

　　其实一个学门要做得好，需要相当人力的投入，也就是超过所谓的临界量（critical mass），否则很难有突破性的进展。除了这项基本人力的要求之外，今日生命科学还具有另外一项跨学门（interdiscipline）的特性。因为任何一个生命科学上的问题，都绝非单一学门能解决的。而这一点，也令我有些担心。本书第4 章中提到，宋瑞楼教授曾经说过，要是早知道流行病学这么重要，他早就主动去找流行病学者合作了。足证跨学门的研究、互动，是生命科学发展的基石。但是，对于一些国内人才极为缺乏的新兴学门，例如最新的生物资讯学（bioinformatics），甚而已经不那么新的生物统计学（biostatistics），学界却尚未警觉到它们将来的重要性；这种情况就好像早年医学界忽略流行病学般，很值得大家警惕。如果国内还是抱残守缺，无法修正、补强，未来将很难跟他国竞争。

　　前面提到今日的生命科学研究，需要突破临界人力，但是台湾生命科学的研究人力只有四千名左右，反观美国一所大学就有上千名研究人员，我们要如何跟人家竞争？很显然，台湾没有办法样样都做，必须择重点来发展；但是该如何选择主题重点？记得在十多年前参与筹划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时，这个问题就曾引发两方学者的争论。其中一方主张：应该与世界同步。另一个意见则是：应该做台湾特有的问题。两造说法其实都有道理，可是，现在如果从肝炎这个例子观察，在临界人力以及有限财力等诸多限制下，台湾将来的科学研究发展，恐怕还是得以我们特有的问题为主。

　　是学术领导的时候了

　　最后，肝炎故事让我感触深切的是李国鼎。

　　书中，大家都说，当初如果没有李国鼎，肝炎防治绝对做不成，所以他有很大的贡献。我相信李国鼎先生洞见的贡献，但是，现在台湾没有李国鼎了，那么，是否表示我们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

　　事实上，当年李国鼎呈现的是一个行政领导的范例，那是因应当时特殊政治环境下的权宜做法；但科学其实并不适合以行政领导，科学需要的是学术领导。也就是说，应该先由科学社群产生共识，来决议什么是台湾重要的问题，然后再把我们的人力集中起来，寻求不同学门间的合作，大家协力共同解决问题。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学术界必须自觉、必须合作，不能再像从前一样，依赖强人用行政命令来领导科技发展。

　　我尊敬李国鼎先生在推动肝炎防治上的贡献，但是，就学术领导这个议题，我以为，大家不要因此而产生一个错觉，误以为今天台湾的科技发展还需仰仗强人的行政领导，否则便没有希望。时代不一样了。二十年前，台湾的科学社群还没有发展成熟，但是今天台湾的科学社群，已比从前成熟很多，学术界应该要扬弃长久以来依靠强人行政领导的习惯，而以学术来领导科技发展。

　　许愿新世纪

　　转眼就是千禧年了，展望被喻为生命科学世纪的二十一世纪，台湾是否也有决心，像过去半世纪辛苦缔造经济奇蹟般，开创出卫生大国的奇蹟，让国人不仅是活得富裕、活得长寿，还能活出健康和品质。

　　很可惜，过去十年，台湾没能把握住当时人力和财力较充沛的阶段，一鼓作气，把生命科学发展起来。值得警惕的是，根据种种因素评估，未来五年，将会是台湾能否顺利发展生命科学的最后契机。换句话说，下一个世纪国人的生命品质，就看这五年能不能放手一搏了。

　　肝炎防治的胜利故事只是起点，而非终点；这场圣战之后，下一波规模更大的圣战，才是挑战的开端。  
再版导读

台湾引以为荣的公卫之光
陈建仁

　　如果有人问我，医药卫生的「台湾之光」是什么呢？我会先回忆在这块美丽的岛屿上，所有重要的公共卫生与健康照护工作者的丰功伟业，再评估他们的善行义举如何造福台湾人民，甚至带给全人类福祉。更重要的是，这些努力是否能够启发新的医药卫生的发展，引领研究创新的更上层楼而历久弥新？像是蛇毒研究与医治、传染病防治、环境卫生改善、地方性甲状腺肿大控制、乌脚病与慢性砷中毒防治、全民健保的实施与改进，都是值得新一代年轻人去认识的台湾先贤足迹。就我个人的浅见，如果只能选一项台湾在全球医药卫生发光发热的典范，我会选择开始发生在1970年代，直到现在仍然受到国际重视，由政府与民间携手对抗B型肝炎的圣战，它是真正璀灿的台湾之光。

　　《肝炎圣战》一书娓娓诉说着1970年到2000年的光辉岁月，透过杨玉龄小姐与罗时成教授的访谈与记录，把这一段台湾人不能不知道的公卫史，深入浅出的写成了这本科普书界的经典。本书于1999年出版，并于2002年获得第一届吴大猷科学普及着作奖「创作类金签奖」；十七年后的今天再度翻开书页，依然字字引人入胜，值得细读。

　　肝硬化与肝癌，曾经是台湾最重要的本土疾病，堪称「国病」，就当时全世界的肝病发生率来看，台湾这种肝病高发生率、高死亡率的现象，并不是一件寻常的事，引起了台湾肝病之父宋瑞楼教授的注意，也连带开启华盛顿大学（美国海军第二医学研究所）、台大、荣总及长庚等研究团队，针对肝炎所展开的既竞争又合作的研究竞赛。

　　1970年代，美国流行病学家毕思理教授来到台湾，研究B型肝炎的传染机制，发现以往认为B型肝炎源自遗传的假说是错误的，并且进一步指出母子间的垂直感染，才是台湾B型肝炎盛行的原因；后来更以两万多名公保被保险人为调查目标，展开大型的B型肝炎与肝癌的世代追踪研究，并与黄绿玉、林家青、陈家襄共同在《刺络针》期刊，发表了台湾临床医学研究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Google Scholar统计至2016年8月，累积引用2,877次），这篇论文第一次证实B型肝炎病毒的慢性感染会引发肝癌，也是第一篇确认病毒引起人类癌症的论文。

　　在捷报频传后，毕思理与台湾的团队，更大胆提出进一步的临床实验计画，要为台湾的小朋友注射B型肝炎疫苗。消息一出，当然引起轩然大波，毕竟有谁愿意让一位外国人，用自己的心肝宝贝当白老鼠呢？这是出于民众不够了解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而产生的偏见，当时会有这样的舆论并不奇怪，其实临床实验受试者往往会是最早受益的一群人。所幸当时的行政院李国鼎政务委员，非常了解这项计画对台湾有多重要，说服了行政院孙运璇院长，在1980年成立肝炎防治委员会，让政府正式投入这场肝炎圣战，不让学界孤军奋战，也成功催生了B型肝炎疫苗的临床试验，研究结果证明疫苗接种有很好的成效。

　　台湾在1984年展开高危险群新生儿的B型肝炎疫苗接种，紧接着在1986年开始了所有新生儿的全面接种，这是全世界最早实施的全国性B型肝炎疫苗接种计画。这个疫苗接种计画的成果，经过张美惠教授带领的台湾小儿肝癌研究团队的深入分析，证实B型肝炎疫苗接种有效降低七成的肝癌发生率，该研究结果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Google Scholar统计至2016年8月，累积引用1,785次）。这是全球首篇以疫苗成功预防癌症的论文，是人类医学史上的重大里程碑。

　　嘉惠数亿幼儿

　　1986年后出生的台湾囝仔，应该感谢当年这一群人的奋斗与决心，得以拥有比父执辈更健康的人生。世界卫生大会在1992年，将B型肝炎接种指定为第七种全球性疫苗，毕思理也成为世界卫生组织B型肝炎接种政策的撰写者。目前全球有179个国家的全国疫苗接种计画纳入了B型肝炎疫苗，台湾过去领先推动的B型肝炎研究与接种计画，嘉惠了全世界数以亿计的新生儿。

　　当时B型肝炎疫苗的全面接种，也带动台湾早期生物技术的发展。由于当时进口国外药厂的疫苗成本太高，完整注射疗程至少需要一百到一百二十美元，折合当时的台币约四千到五千元，对于当时国人的经济情况，实属艰难。成立于1984年的台湾第一家疫苗制作公司「保生」，承接了非常重大的任务，要取得法国巴斯德药厂的技术转移，来制造国人使用的B型肝炎血清疫苗。就在保生公司开始稳定提供平价的血清疫苗时，基因工程疫苗开始崭露头角，虽然技术尚未如血清疫苗般成熟。由于当时爱滋病在世界上引起恐慌，而血清疫苗因为有被爱滋病毒污染的风险（尽管风险非常非常低），在各方民代与反对学者的夹杀之下，专供血清疫苗的保生公司，终于不敌基因工程疫苗浪潮的冲击，于1994年关厂，成为台湾早期生技发展史的一大缺憾。

　　疫苗可以大幅降低新生儿感染B型肝炎的风险，却无法保护全球三亿五千万慢性B型肝炎病毒带原者，免于发生肝癌的风险。2000年以后的研究，转而聚焦在慢性B型肝炎患者罹患肝硬化与肝癌的风险评估以及抗病毒药物的疗效评估。我的研究团队在台湾七乡镇展开社区世代追踪研究，在1991年至1992年展开慢性B型肝炎病毒带原者的收案，再以腹部超音波扫描检查，以及全国癌症登记档与死亡档资料连结来确认肝癌发生状况。我们发现血清HBeAg阳性以及病毒量偏高，都是慢性B型肝炎带原者发生肝癌的重要风险因子，这些研究成果分别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Google Scholar统计至2016年8月，累积引用1,262次）以及《美国医学会期刊》（Google Scholar统计至2016年8月，累积引用2,606次），已成为全球重要肝脏学会订定〈B型肝炎临床处理指引〉的重要参考。

　　廖运范院士带领的临床实验研究团队，发现抗病毒药物的治疗，可以有效降低慢性B型肝炎患者罹患肝癌的风险，该研究成果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Google Scholar统计至2016年8月，累积引用2,237次），给B型肝炎患者带来无限希望。台湾在2003年底开始，全民健保开始实施B型肝炎药物治疗计画，最近的研究指出，台湾的肝硬化及肝癌死亡率，已经下降将近四分之一。

　　回想当初，从宋瑞楼与毕思理教授种下探索B型肝炎的好奇种子之后，延续数十年的开枝散叶，串连了国内外菁英研究者携手合作，庇荫了全世界上亿人口不再受B型肝炎之苦。我很荣幸曾与这群公卫界、医药界与行政单位共同合作的肝炎圣战。

　　今年是B型肝炎疫苗全面接种后30週年，天下文化也把《肝炎圣战》以科学文化经典十书的身分，改版推出，实在具有历史意义。本书作者杨玉龄小姐，为专业译者与着者，文笔流畅、扣人心弦，生物系毕业的她，本身就具有相关学养，能将肝病的机转清楚解释，更将肝病防治史中的人、事、物，交织成一幕幕生动的画面；本书另一位作者罗时成教授，本身即是研究肝炎致病机转的学者，也是台湾肝炎分子生物学的专家，更增添本书在学识上的重量。

　　历史的共同记忆，一直都是国家无形的财产，二十世纪台湾人成就了打败B型肝炎的圣战，《肝炎圣战》一书则将这场战役的历史与共同记忆，化作隽永的文字，进入新一代读者的心中。《肝炎圣战》是一本必读的好书、是台湾人引以为荣的公卫大胜利，我郑重推荐给各位读者。
 

病患仰起脸，用近乎哀求的眼光望着宋瑞楼，他在期待什么？无非是「你的病一定会好起来」之类的保证。宋瑞楼也很清楚这一点，只是⋯⋯看看眼前这幅熟悉的画面：眼角泛黄、肚子又硬又突，多么典型的肝硬化、肝癌末期病征。宋瑞楼心里明白，他的病情只会一天天加重没得救了；但是，你要怎样开口告诉眼前这名年仅四十多岁，育有一群儿女的父亲？
 
宋瑞楼犹疑了一会儿，低声嘱咐一句「安心静养」，便匆匆步出病房，心头却始终挥不去沉重的无力感。天天面对这种场面，真是太令人伤感了；然而，另一方面，却也更加强化他迎战肝病的决心。「究竟要怎样才能早期发现肝硬化、肝癌？我脑筋里始终没停过这个难题，」宋瑞楼回忆。
 
悬壶之梦
 
宋瑞楼出生新竹，从小长在医师世家，个性温文，而且天生就带有一些社会主义的倾向，看到班上家境差的同学下课后有忙不完的家事田工，他都会暗自难过，隐隐觉得大家应该平等才是。
 
家庭背景再加上心底自发的同胞爱，行医一直是宋瑞楼的志向。进入台北帝国大学（台湾大学前身）医学系，接触到各门基础医学，他更加热爱这条路，期待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利用先进的科学方法来为人治病。然而，进入临床实习阶段后，宋瑞楼很惊讶的发现：基础医学课堂上学来的那些实验，其实很少能贴切应用到临床诊断上；更令人沮丧的是，很多疾病，所谓的现代医学根本没有对策。简单的说：1940 年代台湾的医学根本不能算是科学。
 
外科是唯一的例外。
 
在那个年代，外科医师最具有「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的本领；而医学生心目中的英雄也一直是外科医师。除了「外科具有救人本领」之外，宋瑞楼的羡慕也有部分源自家庭背景。「事实上，我父亲原本希望我走外科。他是全科医师，外科也去过一年半，也会开刀。但自从全身麻醉技术出来后（外科不能兼做麻醉），开刀他就没有份了。他的病人送到新竹、台北开刀时，他常会跟在旁边看，大概是很感兴趣。所以很希望我当外科医师。」
 
抱着这样的期待，宋瑞楼在医学生时代就很留意外科的动向，找时间就往外科跑。然而，几次实际经验却令他断了这个想法。「我身体不太好。开刀房里面很热，我一进去，才待了差不多十五分钟，就受不了跑出来。那时候我就知道，自己当不成外科医师。」

评分☆☆☆☆☆

哇，光是书名《肝炎圣战：台湾公共卫生史上的大胜利》就让人热血沸腾！身为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成长的人，我一直对我们这片土地的韧性与进步充满好奇。尤其是在医疗卫生这个层面，总觉得我们背后一定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想到过去，肝炎确实是我们这代人心中难以抹灭的阴影，小时候听长辈提起，那种对疾病的恐惧感至今仍在。所以，这本《肝炎圣战》的出现，简直就像是为一段重要的历史留下了最精准的注脚。我迫不及待地想深入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圣战”才能将如此严重的疾病逐出我们的家园？是哪些无名的英雄，在那个医疗资源相对匱乏的年代，付出了超乎常人的努力？是通过了哪些政策的推行，让“小三阳”、“大三阳”这些曾经令人闻之色变的字眼，慢慢淡出了我们的生活？书中是否会描绘出当时社会氛围，民众对于疾病的认知如何，又如何配合政府的防治措施？我尤其对当时的科学研究和技术突破感到好奇，是什么样的医学进展，让台湾能够在这场“圣战”中取得如此显著的胜利？如果这本书能够细致地呈现出这些关键时刻，那些决策者的智慧、医疗人员的奉献，以及民众的参与，那绝对是一部值得我们所有人深入阅读、并引以为傲的历史记录。

评分☆☆☆☆☆

读到《肝炎圣战：台湾公共卫生史上的大胜利》这个书名，立刻勾起了我对于童年时期某些模糊记忆的联想。那时候，关于肝炎的宣传随处可见，各种注意事项、预防措施，像是深深刻在脑海里一样。但老实说，对于这场“圣战”的全貌，我一直缺乏一个系统性的认知。我很好奇，这本书究竟会从哪个角度切入？是聚焦于某位关键的医学专家，还是深入描绘一场具体的公共卫生运动？例如，我一直想知道，当年大规模的疫苗接种是如何推行的？在那个资讯不像现在这么发达的时代，如何让广大民众理解接种的重要性，并且积极参与？又或是，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这本书会如何与公共卫生议题相结合？毕竟，疾病的蔓延往往与生活环境、卫生条件息息相关。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不仅仅是医疗史的叙述，更能展现出那个年代台湾社会的脉络，包括政府的决心、基层人员的辛劳，以及民众的适应与支持。如果能读到一些充满人情味的案例，比如某个村庄如何响应了防治政策，或者某个家庭如何克服了疾病带来的困难，那将更能触动人心。这本书就像一个等待被揭开的宝藏，里面一定蕴藏着许多关于我们集体记忆和共同奋斗的故事。

评分☆☆☆☆☆

光看《肝炎圣战：台湾公共卫生史上的大胜利》这个名字，我就能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我成长的年代，肝炎虽然不像过去那样是人们最担心的疾病，但它留下的痕迹依然可见。我一直很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努力，让台湾从一个肝炎高发的地区，变成如今我们引以为傲的“健康岛”之一。这本书名中的“圣战”二字，让我联想到的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充满了牺牲与奉献。我非常希望能在这本书中读到，这场“圣战”是如何被策划和执行的？是哪些医学界的前辈，怀揣着怎样的信念，投身于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书中是否会提及一些具体的医疗技术和研究成果，是它们成为了我们战胜疾病的利器？我也期待书中能描绘出，当时社会各界是如何协同作战的。政府的领导、医疗机构的合作、社区的动员，乃至每个家庭的配合，都应该是这场胜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书中能够穿插一些感人的故事，展现出医护人员的专业与仁心，以及民众的坚韧与希望，那这本书的价值就不仅仅是历史记录，更会是一部充满力量的励志篇章。

评分☆☆☆☆☆

《肝炎圣战：台湾公共卫生史上的大胜利》，这个书名本身就带有一种史诗般的厚重感。作为一个关心台湾社会发展的人，我对“大胜利”这三个字尤其感兴趣。这不仅仅是医学上的突破，更是社会整体进步的体现。我很好奇，这本书是否会详细剖析这场“圣战”所经历的各个阶段？从最初的认识和筛查，到治疗方法的探索，再到长期的追踪和预防。每一个环节背后，必然有无数的挑战和决策。我尤其想了解，在当时台湾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如何能够有效地整合医疗资源，形成一股强大的防治力量？这本书会不会提及一些具体的政策制定过程，以及在推行过程中遇到的阻力与克服之道？比如说，在那个年代，民众对于健康意识的普及程度，以及对医疗体系的信任度，是如何影响这场“圣战”的进程的？我期待作者能够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将复杂的公共卫生理论和实践，通过生动的故事和翔实的资料呈现出来。它不应该仅仅是一本枯燥的学术著作，而应该是一部能够让普通读者理解、感受并引以为傲的台湾历史叙事。

评分☆☆☆☆☆

《肝炎圣战：台湾公共卫生史上的大胜利》，这本书的书名，让我想起小时候听长辈们谈论肝炎的种种，那时候的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种对未知疾病的担忧。如今，我们对肝炎的认知和防治水平已经大大提高，但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我一直希望能有更清晰的了解。这本书的出现，仿佛是一扇窗，让我能够窥探到过去那段不平凡的岁月。我尤其好奇，在这场“圣战”中，有哪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公共卫生政策被成功推行？它们是如何克服社会阻力和实际困难，最终落地生根，并取得显著成效的？这本书会不会深入探讨，在那个时代，台湾的医疗体系是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高效地组织起来，展开大规模的防治工作？我期待能够读到一些关于科学家、医生、护士，甚至是基层社区工作者们的真实事迹，他们的坚持、智慧和牺牲，共同谱写了这场“胜利”的篇章。这本书如果能提供一些具体的统计数据，展示出肝炎发病率、死亡率的下降轨迹，并且分析其背后的原因，那将是对这场“大胜利”最有力度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