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中文版作者序 四年之前,我造访「格罗兹尼市府中心」,该中心位居车臣重新修建的首都,摩天高楼林立,栋栋楼高三十层。抵达之时,我看到一大群政府官员在街上晃荡,其中一人解释说停电了,他们必须在外面等着恢复供电后,才可搭电梯回去他们在较高楼层的办公室。
我开始跟他们其中一人聊天。这人是个年轻小伙子,二次车臣战争之后住在莫斯科,最近才搬回格罗兹尼。他说他自小生长的房子就在附近,邀我过去看看。他带着我走到一片空旷的田野,除了一些水泥碎片之外,田野之中只有顶多跟膝盖齐高的杂草。他对我描述他爷爷奶奶的房间、他跟他弟弟共用的卧室、厨房、他的母亲,借由讲述重建他童年的家宅。房子在一九九五年已被飞弹炸毁,如今只存在于他的记忆和讲述之中。我问他是否计画重建,他说完全没有打算,因为市府中心八成会扩建,一栋摩天高楼说不定会盖在他童年家宅的旧址。他请我跟他一起走到田野中央,好让他朋友帮我们拍张照片。「为什么?」我问。「这样一来,我就记得你曾经到我家作客。」他说。
我们借由照片让逝去之人复生,失踪之人复返。不管是家庭相簿、鞋盒里的拍立得快照、或是脸书的动态时报,照片是个袖珍的时光机器,把过往传送到当下,呈现在我们的眼前。照片述说故事,而相机就像任何一种叙事手法一样主观而不可靠,受限于叙事者的佈局与阅听者的自恃。
撰写这篇序言时,川普已是美国总统,迄今他主导的政府表现出对历史的蔑视。在川普的主政下,「谎言」是谓「另类事实」,话语不再算数,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甚至缺乏一套双方认可的共识,无法同意何谓事实、何谓国族。历史变得如此主观,公共领域论述无法呈现真实,小说必须是个媒介,担负述说事实之责。
虽然《我们一无所有》在二○一六总统大选一年多前已经完稿,也已在美国出版,但在西方秩序面临改变的今日,书中探索的种种问题却格外贴近现势:我们如何运用/误用历史?政治决策如何触及那群距离权力中心最遥远、却最直接受到冲击的人民?「叙事」手段如何受到讹用、甚至成为一种胁迫的工具?这些当今美国知识份子激烈挞伐的乱象,在二十世纪的苏俄历史中早已反覆上演。
十年前,我在偶然之间阅读了大卫‧金 (David King) 的作品《人民委员突然消失了》(《The Commissar Vanishes》) ,书中集结了一系列史达林时代的伪照片,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艺术家暨摄影家亚历山大‧罗钦可 (Alexander Rodchenko) 的作品。一九三○年代的大整肃时期中,许多他拍摄的人物遭到清算,而他奉命负责销毁自己的作品。在其他照片中,审查者则运用喷笔销毁政治失势者。艺术家奉命销毁人民公敌的脸孔,因为拥有叛国贼的影像即是叛国之举。历史形同小说,而且可被修订、编篡、重述、改正。写完第一部小说《生命如不朽繁星》之后,我原本打算转变方向,不再以苏俄为题材,但我却一直想着那些照片。我不停思索一位肖像画家可能遭逢的困局:一位训练有素的肖像画家应当在画纸上勾勒出作画对象,结果却被迫运用他的技艺与画具涂毁一张张脸孔,他非但无法创作,反而是去摧毁创作,他如何面对这样的矛盾?这个问题便是《我们一无所有》的写作源起。全书以一位肖像画家罗曼‧马尔金做为开端,这位不成材的画家奉派成为审查员,拿着喷笔从历史中涂去敌人与叛国贼。涂毁了亲弟弟之后,他开始把他弟弟邮票大小的肖像偷偷绘入自己审查的照片和画作之中,而他最先下手的是一幅十九世纪的油画。
这个决定引发种种后果,余波袅袅,回盪于《我们一无所有》的九篇故事之中,贯穿其中形形色色的人物,而每一篇故事、每一个人物都连结到这幅描绘牧野中一栋寻常小屋的油画。比方说那位文物修复师,一九九○年代,修复师还原了油画的原貌,同时发现每一个经过马尔金审查的影像,全都出现一个小男孩的脸孔。还有那位车臣博物馆的策展人,策展人想尽办法从战火中拯救油画,因为画中的小屋是他和他太太的永别之处。还有那位金盆洗手的流氓,流氓弗拉迪米尔是马尔金的姪子,间接造成马尔金被捕,终其一生,他对此耿耿于怀,也始终抱憾自己永远无法看到他父亲的脸孔。还有那位芭蕾舞名伶的孙女,男友失踪之后,她以重金买下油画,因为她的男友在穿越画中那片牧野之时宣告失踪。还有那个遭到挟持的年轻人,年轻人被囚禁在画中小屋旁的水井中,手边留有一卷收录了家人最后信息的录音带。
《我们一无所有》虽是短篇小说集,但就结构与连贯性而言,颇似大卫‧米契尔的《云图》或是珍妮佛‧伊根的《时间里的痴人》。我舍弃章节,改用短篇故事的形式撰写一部小说,诚如一位书评人所言,书中一篇篇故事宛如一系列交叠的幻灯片,每篇呈现出局部的影像,全数堆叠之后读者才得以一窥全貌。索忍尼辛曾写道,善恶的分界线不在国界,而在每个人的心中。我们每天以自己所做的选择勾画出心中那道分界线。《我们一无所有》一书,一道道善恶的分界线交织为一幅织锦画,将各个人物失去的过往与国族历史,回复原有的样貌。
◎安东尼‧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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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什么都有──序安东尼‧马拉
◎伊格言 天国是什么?我不知道;就我所知,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没去过天国。但我想我或许了解何谓「地狱」──安东尼‧马拉的两本书(《生命如不朽繁星》与《我们一无所有》)总令我想起一部迷人旧片,前苏联导演Nikita Mikhalkov的《烈日灼身》(Bunt by the Sun)。史达林时代,俊美而才华横溢的钢琴家米迪亚离弃了两小无猜的恩师女儿玛露莎前往莫斯科,接受培训成为一名秘密警察。玛露莎久盼情人未归,失望之余,嫁给了革命英雄红军上校科托夫。而科托夫上校却即将成为史达林清算的对象。如何清算?答案是,派秘密警察米迪亚回乡逮捕他。
一九三六年,二战前夕,史达林清党,大恐怖时代,数十万人横遭苏联当局处刑,多数人未经审判。你应当趁机摧毁你的情敌吗?对某些人而言,这不是个困难的问题;但且让我们换一种方式问:你应当逮捕你的情敌,尽责完成任务,顺便粉碎初恋情人的幸福生活吗?然而,那生活真是幸福的吗?(难道玛露莎不是「权且」嫁给了一位对音乐与艺术一窍不通的革命英雄,那个「粗人」上校吗?)你还爱她吗?你还恨她吗?这是你爱她,或恨她的方式吗?而美丽的玛露莎尚且还爱着你吗?如果,如果──容我们暂且放纵自己的自大妄想──即便玛露莎依旧爱着你,那么她愿意眼睁睁看着自己美好的家庭生活凭空粉碎吗?但话说回来,在这个故事里,谁又真把她的意见当一回事呢?
我无法再说更多──我必须解释:当然,上校没能躲过史达林的清算(特务们将科托夫上校押上车,在车内后座揍得他鼻青脸肿,而米迪亚望着他,嫌恶、困惑又怜悯)──但我也不愿再解释下去了,如上所述,我的解释里过多但书,过多怀疑,我不可能一项一项将之完整说尽。然而我们几可直接定义:当你试图重述一部小说,或一则叙事之情感结构,基本上,小说艺术的高度即直接正相关于此类但书之密度。是的,但书的密度,反讽的密度:「难道」,「权且」,「如果」,「可是」,「即使」,「话说回来」等转折词之密度。昆德拉的名言:一部好小说总试图告诉你,事情并不像你原先所想的那样简单。
安东尼‧马拉当然一点也不简单。在同样以车臣为背景的新着《我们一无所有》中,车臣画家罗曼‧马尔金是反革命份子沃斯卡的哥哥,然而与弟弟沃斯卡不同,罗曼‧马尔金对党一向忠贞不二,他的任务是修照片──当然了,那是个没有PS与美图秀秀的时代,我们依赖二流画家的手艺将所有反革命份子的显影在档案中涂销,将原本存在的脸掷回一片虚空之中。直至某日,他修到了弟弟沃斯卡的照片。安东尼‧马拉如此描写秘密警察造访画家住处:
那年十月,沃斯卡被捕、受审、执刑之后,特务们带着一个褐色的信封再度找上我。「请坐,同志,」他们之中资历最深的特务说,他指指我的长沙发,我刚刚才坐在那里吃甜点。我遵照他的指示坐下,突然之间在自己家里成了客人。
毫无意外的场景里,一句「请坐」可能算不上什么;我们或许每天都听到不只一次──上餐馆,喝咖啡,拜访客户,找朋友──然而这轻描淡写的一句硬是剧力万钧,泰山压顶,因为它令你瞬间「在自己家里成为了客人」。你甚至连座位都不用换,你刚刚还在那儿吃甜点;而你的专属特务,你的贵客,他们现在才是主人。那「请坐」如此特别,迥然相异于其他「请坐」,于承平时代之日常生活中几不可见,濒临绝种──是这样无所不在的反讽与但书使得故事中的众多细节在安东尼‧马拉笔下瞬间伟大了起来,而一句「请坐」亦因此而变得复杂万端。那是小说艺术之核心,最纯粹的富饶。而无论在《生命如不朽繁星》或《我们一无所有》里,马拉显然是此间箇中好手。他写战机轰炸格罗兹尼,我们的女主角走在街上,以身涉险,心想「高空中一群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的人正试图杀害她」,而她最终免于一死,因为有个小丑好心救了她。小丑?是的,一个穿着紫色西装的男人:
他把她带到一个派对用品专卖店的地下室,他们坐在一袋袋尚未吹气的塑胶气球上,男人踢翻一个盒子,一坐就发出响声的坐垫、弹簧圈玩具、装配假鼻子的眼镜全都冒了出来。「我不敢相信我会在一个这么愚蠢的地方丧命,」男人说,然后低头啜泣。她问他怎么晓得这个地方。男人紧握紫色的翻领。「这套西装,」他说,「我来归还这套愚蠢的西装。」他已经当了十三年小丑,之后还得再干三十五年;这人的智商高达一六七。
这确实令人哭笑不得──它残忍,虚无,却又真实得令人鼻酸,难以抗拒。马拉的笔锋之舞灵活尖锐,飞花折叶,所到之处血迹斑斑。此为战争之派对,无情命运的狂欢,Jack in the box,不小心踢翻盒子就有各种荒谬可笑的东西跳出来。智商一六七的男人已恪尽小丑职责十三年,如果你是获救的女主角,你当然不会知道救命恩人的命运(你毕竟不是上帝);而马拉告诉你,他未来还得再干三十五年。这是突如其来的全知观点,上帝当头一棒;你原本以为这已经够惨,但一惨还有一惨惨。
极高密度之但书。极高密度之反讽。生命何其悽惨;这话不假,至少我个人相信,原则上,人生不值得活的;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必应虚无以对。我热爱《大亨小传》的主因或许正是因为主人翁盖兹比的态度──他既清醒又迷醉;为了那盏遥不可及的绿灯,他明知自己的爱并不值得,却终究献身式地、摧枯拉朽地爱了下去。在一惨还有一惨惨之间,我同样喜欢马拉给小说角色(或许亦是小说家自己)的救赎。我们总该在最光亮之处见到暗影,在最黑暗之处找到微光,不是吗?伟大小说应如是:被诬陷的画家罗曼‧马尔金被关到了牢房里,隔壁是个虔诚天主教徒。教徒为了自己的信仰遭到迫害,却因为马尔金的无心小游戏而活了过来:
你是教徒吗?我问。
我是神学院的学生,他轻敲。
这么说来,算你运气好,最起码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捕。我这个锒铛下狱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份子轻轻叩打。
这里是列宁格勒的最高处,他轻敲。景观最佳。
这些牢房没有窗户,我指出。牢房在地窖。
但是从这里我可以看见天国。
天国是什么?我不知道;就我所知,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没去过天国。而我同样不知神是否存在,不朽繁星之间或许仅是虚空一片,我们终究一无所有。但这样神奇的小说时刻总令我迷醉:无神论者与虔诚教徒同时被捕,比邻而居,他们轻轻敲打墙壁,秘密交谈,心领神会。在那一刻,牢房幻化为教堂,彩窗透光,米开朗基罗笔下人与神的指尖将触未触──一无所有之时,我们彷彿却又什么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