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纠结的大清、天国与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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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副教授 周健◎推荐

  1856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关键的一年,也是中外关系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大清帝国与太平天国间的战事达到了高潮,先后发生了「天京-镇江战役」和「天京事变」两件决定性的大事件。前者以太平天国的完胜告终,而后者则导致了太平天国权力核心崩溃、政治理念和信仰涣散的内讧。两大事件在短时间内接踵而至,令大清帝国与太平天国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来到了决定未来命运的十字路口。

  在这一年里,英、美、法诸列强和中国的关系显得扑朔迷离,他们到底是清廷或天国的朋友还是敌人?在帝国发生内乱之际,他们将如何伺机而动?而影响深远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也正是在这一年开始。

  这一年,两个政权交争不止,中国与世界碰撞不断,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而国家又将去往何方……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陶短房


  出生于南京,原本的专业是法语,但自幼喜爱古文、诗词和历史,尤其是太平天国,早年曾受过罗尔纲先生的指点,后长期在非洲等地工作,但一直未中断写作和历史研究。移民加拿大后开始活跃在媒体,专栏文章涉及法语圈国际政治、历史文化、经济和风土人情等多方面。在书籍写作方面,先后出版历史随笔集《皇帝公关学》、《谁谋杀了大唐》、《从历史中我们能学到什么》、《这个天国不太平》(1、2),以及历史小说集《小天堂》等。
 

图书目录

序一 1856,一个多事之秋
序二 1856,好戏连台

前言 1856,这一年发生了什么?

第一部
第一回 长江,长江
黄金水道
割据长江
静观时变

第二回 天京,镇江,瓜州
强基固本
欲攻无力
暗渡陈仓

第三回 两个江西省
被遗忘的角落
共同关注
江西剧变

第四回 红军
不速之客
天地会
一山二虎

第五回 一招险棋
历史的迷雾
天国的真相
太平军新生代

第六回 天京-镇江战役
顶天燕
以快打慢
以慢打快
一战干坤

第二部
第七回 奇怪的战争
向大人
看不懂的撤退
扑朔迷离

第八回 天京事变
天京乱了
天国体制
权力的争夺
天京城里的真相

第九回 血,还在流
神人一体
天父、天兄、天王
三师一主
血雨腥风

第十回 乐观且急躁的咸丰
有情无报
君臣异心

第十一回 神与人
辅政人臣
半神半人

第三部
第十二回 忙碌的美国人
初为主角
节点之年
忙碌的伯驾

第十三回 开始忙碌起来的英法
树欲静,风不止
亚罗号战争

第十四回 一切还未结束
袁州哗变
互有攻守
天王的思考
水火未济
 

图书序言



  对于中国而言,一八五六年真是纠结的一年。

  自有确切历史记载起,「正朔」就成为帝王时代中国必须计较;必须认真的大是大非问题。《春秋》的第一句便是「元年春王正月」,身为蜀汉降官的陈寿,入晋后编纂《三国志》,凡写蜀汉;东吴纪年,必郑重加注曹魏纪年,以示「只承认曹魏正朔」;唐将刘仁轨出海远征,临行前特意去领了许多历书,表示此行的意义和目的,在于「颁正朔于海表」。年号之郑重,可见一斑。「天无二日,国无二君」,一个「天下」,照理只能有一个「存活」的年号,才能凸显国家之体统,君王之威仪。

  然而在这一年的「春王正月」的第一天,坐在北京紫禁城里的中国最高统治者、清朝文宗皇帝爱新觉罗.奕,摊开嘉庆二十二年(西元一八一七年)制成的《大清一统天下全图》,会很不愉快地在这片理应「莫非王土」的「天下」,寻得至少四个并行的年号:在北京和大半个中国,一八五六年是大清咸丰六年;在长江流域的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许多府县,这一年是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在广西浔州府,这一年是天地会大成国的洪德二年;而在遥远的滇西,这一年是杜文秀的丙辰年。

  太平天国是被清廷称作「发逆」的「乱臣贼子」,他们不但改了年号,还顺带改掉了整个历法,不再用大清用惯了的阴阳历,而是用一种「均匀圆满」,一年十二个月,大月三十一天,小月三十天的「天历」。无巧不巧,这两套「势不两立」的历法如今非但无可奈何地「两立」着,而且它们的「春王正月」的第一天—也就是时人之新正;今天我们所言之春节,也恰巧是同一天。「爆竹声中一岁除」,在这一天里,北京和南京(那时已被太平天国改叫天京了)倒是可以暂且放下厮杀,同时过一个好年了。公私记载都显示,这一天,「清妖」(太平天国对清朝官兵的蔑称)与对手间,保持了难得的休战状态。也难怪,一八五六年的新正,也是「咸丰」和「太平天国」两个「正朔」间,唯一一次从同一天开始新的一年。不过这两个「正朔」的重叠也仅限于此,因为到了二月它们之间就会相差一天,三月差两天,四月差三天……到十二月,就将整整相差十一天之多了。两朔并行,国有二主,是「天崩地裂」的不祥之兆,这一点,当年正月,连湖南安化农村一个叫李汝昭的落魄老文人都能感悟到,从小受过严格教育和训练的奕自然不会无动于衷,当然,有一点他可聊以自慰:太平天国的历法编得实在粗糙,他们的中秋节,月亮不过是挂在天边的一把梳子。

  「大成洪德」是大清的老对手了,这些裹着红头巾、举着大红旗帜的天地会众,前仆后继、「阴魂不散」地已和清廷缠斗了一两百年。时代在进步,「反清复明」的天地会也不例外,以往的「红兵」,除非姓朱或自称姓朱,通常是不会称王称帝的,可从广州被赶到浔州的这些起事者,却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地称起王、改起国号年号来—当然,「正统皇帝」奕大可以嘲笑这些人居然有陈、李、梁三姓「并肩王」,简直比太平天国还不成体统。

  至于远在滇西的杜文秀,此时不过一个蒙化县境一小队打着白旗抗命的头目,至于他占据大理府,自称「总统兵马大元帅」,则还要等到这一年的八月十八。不过以清廷耳目之细密,帝王批阅奏折之勤勉,理事之事必躬亲、琐屑毕至,奕应该也早已知道了这个小小「僭伪」政权的存在。

  如果说,已被驱离广州的「大成洪德」不过癣疥之患,山遥水远的杜文秀更不值一提,那么太平天国的洪天王便是心腹大害了。

  尽管此前一年,北犯京畿的数万太平军已被僧格林沁的大军围剿殆尽,暂时无力向北京发动新的「扫北」,但镇江和瓜洲久攻不下,维系京城粮食、财赋生命线的运河航道也因此无法打通,仅此一点,就足以让整个朝廷寝食难安。

  在过去一年里,奕的「老班底」—围困天京的江南、江北两大营师劳而无功,巨大的军费开支,正日甚一日地考验着这位体虚皇帝的耐心;在过去一年里,曾国藩、胡林翼的湘军虽然一度给奕带来「新希望」,却在一连串「胜利」后惨败于湖口,强大的水陆劲旅被切作两支,武汉三镇也重新落到太平军手里。

  不过,新春之际,对忙碌操劳的皇帝而言,也并非只有纠结,没有希望:长江上游,湘军的主力并无太大损失,江西的曾国藩正与石达开部苦战,湖北的胡林翼则一点点扳回优势;长江下游,江南、江北两大营缓慢但有效地缩小对南京、镇江的包围,据说曾经以「每天三顿饭」招徕新兵的天王洪秀全,已不得不下令全城男女老少一律喝粥了。

  有个住在英国伦敦名叫卡尔.马克思的德国人,根据辗转得来的报纸消息点评这场遥远而陌生的「革命」,这时他断言,北京城里的咸丰皇帝与南京城里的洪秀全,暂时都无法危及对方的安全。此时的奕当然早已知道了英国,却大概还不知道什么是德国(事实上这时也的确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德国」),当然更不会听到这样一个人的这样一句话,不过此时此刻,在他心里,对未来一年的所谓「剿逆」战局,照现在的说法,应该抱着份「谨慎乐观」的态度吧。

  此时此刻他未必会相信,再过半年,自己会因战局的骤然恶化而惊慌失措,甚至开始担心自己与「江山社稷」的命运;此时此刻他更未必会相信,惊慌失措后再熬上几天,自己就会因情势的戏剧性逆转而欣喜若狂,以至于相信曾国藩所谓的洪杨所部,「不患今岁不平」的浪漫主义断语。

  此时此刻,他应该会想到遥远的广州—西洋人口中的「广东府」、当地百姓眼里的「省城」吧?毕竟,运河生命线断绝后,广州海关的财赋收入,已成为国家预算尤其是军费的重要来源。不仅如此,那里还聚集着很多英国人,这些早已知晓「船坚炮利」、很是厉害的洋人,在得到通商权、传教权后意犹未尽,此刻正纠缠着要入城呢。

  奕一点也不喜欢洋人,不错,他履约、开埠、允许传教,甚至在上海、广州告急时对地方大员「借师助剿」网开一面,但这些对他而言都是不得已、被迫的,只要有可能,他就要努力把这些舶来的人、事和思想,限制在尽可能狭小、安全的范围内,他当然不能允许这些洋人进入广东的省会,自己更不想和他们直接打什么交道,只是把和西洋人交涉的一应事务全部踢给自己最信赖的大臣之一—两江总督叶名琛。此前他已谆谆告诫这位能吏,一不能启衅开战,二不能允许入城,三不能同意洋人和其他中国官员、部门交涉接触,其他的,「该大臣」就瞧着办吧。

  好在,于此时此刻以及接下来的日子里,「令人放心」的叶名琛陆陆续续带给他许多安慰和信心:岭南民心稳固得很,广州城里城外的绅商团练、士子庶民,正众志成城地将英国人拒之广州门外;英国人也「恭顺」得很,正是他们的战船,帮着官兵击退了围困省城近两年的天地会,而他们所贪图的,不过是一些贸易上的蝇头小利,且对自己这位天子的得力干臣敬佩有加。「我办事,您放心」,广州也好,英国人也罢,都不会出什么乱子。

  当然,按照「祖宗规矩」,一个皇帝是不能偏听偏信的,他必定会依靠肇始于康熙、大成于雍正的密折制度,从诸如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广东巡抚柏贵,以及广东省、广州府有「专折奏事」权的大小文武官吏的「单线密报」,来核实叶名琛的「独家消息」是否靠谱。可想而知,他会因此看到多如牛毛、莫衷一是甚至自相矛盾的各种资讯,从未去过广州、更未见过洋人的他,自然也很难建立起一个足以分辨真伪的思维体系,并从中获取真实资讯。不过他或许能听到「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顺口熘,并因此更加增添一些信心—官怕洋人?朕却是不怕的。

  此时此刻,相较于「海晏河清」的广东省和广州府,西邻广西恐怕更令他牵肠挂肚,这并不仅仅因为那个刚刚把浔州府改作「秀京」的「大成洪德」—越来越多情报显示,已有一些法兰西人跑到广西腹地传教,而根据道光廿六年(西元一八四六年)正月(西历一月二十五日)弛禁天主教诏书,西洋人原本只能在通商五口合法传教。这一年即便大多数欧美传教士,也还弄不明白太平天国和自己所信奉的,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上帝」,奕和清廷自然更弄不清楚,此刻他所想的,恐怕只能是「决不能让广西再闹教乱」。

  此时的他当然不会想到,大半年后,「恭顺」的英国人会突然在广州翻脸,而此前没怎么打过交道的法国人会站在英国一边,闯祸的则正是广西发生的教案—事实上即便大半年后他也一样会煳里煳涂,因为叶名琛届时给他递上的,将是一纸「痛剿英夷」的捷报。

  再过几个月,英国治下香港的首任总督;曾在鸦片战争中带兵北犯的璞鼎查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就要去世于任上,这标志着香港在英国治下,已悄然逾越了最初的过渡期。英国人以及后来的法国人、美国人,此刻已不满足于五口通商,更不满足于在几个通商口岸和叶名琛之类的老滑头打交道,他们野心勃勃,渴望澈底打开中国门户和市场,并与中国中央政府建立直接联系。

  不过,至少在年初,他们仍在小心翼翼地观望:此前对太平天国的外交试探让他们颇感失望,而与腐朽不堪的清廷交往也因奕的鸵鸟政策和叶名琛的欺上瞒下,而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如今他们要等待的,是清廷和太平天国间的内战能产生一个明显的胜利者,或更方便打交道的一方。当然,种种迹象表明,他们的耐心已经越来越小了。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此时此刻,每一个中国人乃至每一个对中国感兴趣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去想:这一年,究竟将会发生些什么?
 

图书试读

第一回 长江,长江
 
黄金水道
 
清朝时,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尚不十分丰富,他们甚至还不知道长江的源头是金沙江,更不知道沱沱河–通天河与长江间有什么渊源。事实上,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大多数人还错误地以为,长江的正源是青海境内的那曲,而在一八五六年的时候,不论中国人或外国人,「大清朝」人或「天国」人,都普遍把岷江当作长江的正源,所谓「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在那个年代,是默认为一位四川人对一位江苏人的遥遥思念的。
 
尽管如此,任何一个关注中国命运的人,都不可能将这条中国第一大河流置之度外。
 
对于远在北京的清廷和咸丰皇帝而言,长江流域关乎国家财政的稳定,甚至国家的运数。
 
早在唐代,江南就已取代关中、河南,成为中央政府的主要财政和粮食来源,曾担任要职的着名文学家韩愈说「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即百分之九十)」,语虽夸张,却凸显了江南对全国经济的重要意义。唐德宗李适贞元年间,由于藩镇割据,坐困关中的唐朝君臣无时无刻不惴惴不安,唯恐缺饷缺粮的禁军再度哗变,当大批江南漕米沿着运河–黄河水道运抵陕州的消息传出,一向沉稳的李适竟狂喜失态,抱住太子的头高唿「吾父子得生」。当时因为江南的米粮、财赋无法运进长安,皇宫里居然连酒都找不到(酿酒需用的米也来自江南)。有记载称,唐代宗李豫在位期间,全国每年租赋收入约为一千二百万缗,其中来自江南的竟占逾百分之五十。
 
宋室南渡和北方连年战乱,令长江流域在全国财政方面的地位更加突出,到了清代康雍干三世,已形成「天下哺给,仰赖东南半壁」的格局。顺治十二年(西元一六五五年)武状元、江苏吴县人于国柱在康熙廿二年(西元一六八三年)为《江南通志》作序,称「国家……分省一十有四,而江南最为重地……国之大计,以财用为根本,而江南田赋之供,当天下十之三,漕糈当天下十之五,又益以江淮之盐荚,关河之征榷,是以一省当九州之半未已也」。
 
由于清朝以少数民族而入主中原,为恐汉人造反,不得不在京师屯驻大军,仅八旗京营总兵力就达十三万三千八百三十八人(魏源,《圣武记》),加上绿营巡捕五营一万人,京城常备兵总数近十五万,连同官员、差役、商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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