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苏州，这个过去被视为人间最富庶的天堂，在中国对日抗战期间遭受摧残，已不再是过去的景象。这动盪的八年当中，身处沦陷区的苏州百姓是如何渡过的？
本书透过苏州的茶馆、菜馆、旅馆与烟馆等四种休闲行业的研究，呈现抗战时期苏州「畸形繁荣」的城市生活，扭转了过往对沦陷区遭受严重破坏、经济凋敝、工商与金融萎缩等的既定印象。从大时代的城市看人民的日常生活，亦从畸形的繁荣见民众的消费习惯与集体心态。此外，本书透过由下而上的研究取径，重新评估汪精卫政权的性质，釐清其角色与影响力，为民国史研究写下新的一页。
本书透过苏州的茶馆、菜馆、旅馆与烟馆等四种休闲行业的研究，呈现抗战时期苏州「畸形繁荣」的城市生活，扭转了过往对沦陷区遭受严重破坏、经济凋敝、工商与金融萎缩等的既定印象。从大时代的城市看人民的日常生活，亦从畸形的繁荣见民众的消费习惯与集体心态。此外，本书透过由下而上的研究取径，重新评估汪精卫政权的性质，釐清其角色与影响力，为民国史研究写下新的一页。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巫仁恕
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明清城市史与明清社会文化史，主要聚焦于明清城市群众的集体抗议、明清物质文化与消费文化。研究成果丰硕，着有《奢侈的女人——明清时期江南妇女的消费文化》（2005）、《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2007）、《游道：明清旅游文化》（与狄雅斯合着，2010）、《激变良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2011）、《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2013），另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及多篇书评。
巫仁恕
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明清城市史与明清社会文化史，主要聚焦于明清城市群众的集体抗议、明清物质文化与消费文化。研究成果丰硕，着有《奢侈的女人——明清时期江南妇女的消费文化》（2005）、《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2007）、《游道：明清旅游文化》（与狄雅斯合着，2010）、《激变良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2011）、《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2013），另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及多篇书评。
图书目录
序
导论
第一节 沦陷区的城市史研究回顾
第二节 章节概要
第一章 从传统走向现代
第一节 近代苏州的城市发展
第二节 新旧并陈的茶馆
第三节 从酒楼到菜馆
第四节 从客栈到旅馆
第五节 从烟馆的盛行到禁烟运动
小结
第二章 从天堂到地狱
第一节 苏州沦陷的过程
第二节 伪政权的建立与转移
第三节 汪政权在华中沦陷区的统治政策
第四节 沦陷后苏州城市社会结构的变迁
小结
第三章 严禁与取缔下的茶馆
第一节 茶馆的经营与发展
第二节 茶馆的多元功能
第三节 同业组织的成立与转型
第四节 政府对茶馆的控制
小结
第四章 「利市三倍」的菜馆
第一节 沦陷前期菜馆业的恢复
第二节 菜馆业面临的难题
第三节 沦陷后期的畸形发展
第四节 菜馆空间分布的变化
小结
第五章 高挂「客满牌」的旅馆
第一节 从浩劫到复甦的旅游业
第二节 旅馆的繁荣与其原因
第三节 汪政权对旅馆业的管制
第四节 旅馆业的经营与内部矛盾
第五节 旅馆与战时的社会问题
小结
第六章 不戒吸的烟馆
第一节 鸦片垄断贩售体系的建立
第二节 烟馆与吸烟的盛行
第三节 沦陷后期汪政权的禁烟运动
小结
结论
征引书目
附录
索引
导论
第一节 沦陷区的城市史研究回顾
第二节 章节概要
第一章 从传统走向现代
第一节 近代苏州的城市发展
第二节 新旧并陈的茶馆
第三节 从酒楼到菜馆
第四节 从客栈到旅馆
第五节 从烟馆的盛行到禁烟运动
小结
第二章 从天堂到地狱
第一节 苏州沦陷的过程
第二节 伪政权的建立与转移
第三节 汪政权在华中沦陷区的统治政策
第四节 沦陷后苏州城市社会结构的变迁
小结
第三章 严禁与取缔下的茶馆
第一节 茶馆的经营与发展
第二节 茶馆的多元功能
第三节 同业组织的成立与转型
第四节 政府对茶馆的控制
小结
第四章 「利市三倍」的菜馆
第一节 沦陷前期菜馆业的恢复
第二节 菜馆业面临的难题
第三节 沦陷后期的畸形发展
第四节 菜馆空间分布的变化
小结
第五章 高挂「客满牌」的旅馆
第一节 从浩劫到复甦的旅游业
第二节 旅馆的繁荣与其原因
第三节 汪政权对旅馆业的管制
第四节 旅馆业的经营与内部矛盾
第五节 旅馆与战时的社会问题
小结
第六章 不戒吸的烟馆
第一节 鸦片垄断贩售体系的建立
第二节 烟馆与吸烟的盛行
第三节 沦陷后期汪政权的禁烟运动
小结
结论
征引书目
附录
索引
图书序言
序（摘录）
八年抗战的历史，似乎已逐渐被国人所淡忘了。然而，一旦发生的历史事件，即使可能被遗忘，或是被重新诠释，都不可能被绝对掩盖，更不可能就此消失。虽然关于这次战争诸面向的诠释出现许多争论，尤其在政治立场上的对立所形成的争执与情绪反应，最令人遗憾。然而，作为历史研究的本质，是否可以跳脱这些争论，而昇华到更高的境界呢？俄国名作家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中，有句经典语：「战争本就是丧失人性的最野蛮的行为」，对笔者而言，历史学家的工作应该是挖掘过去历史的真相，提供历史的教训，并借此让世人反省人性的本质。
关于抗战时期的回忆，我从小到大，听过不少长辈的故事，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以下三则。我将这三则故事按照时间发生的先后略述之。
第一则故事是苏州沦陷前后的个人历史记忆。本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退休研究员，也是明清法制史权威学者张伟仁先生，他的童年是在苏州渡过的。他回忆起那段日子，内心还是非常难过。张老师在抗战爆发，苏州将要沦陷之际，随着父母亲避难到苏州城郊的乡村。他回忆当时印象最深刻的几件事，其一就是某日在城郊的河道上，目睹一幕悽惨的景象。原来是不知从何处漂来许多门板，门板上有一个半裸的孕妇尸体，肚子已遭剖开。然而，这还不是最悽惨的。接下来的几天，他又看到有位日本军人乘着小船，后面拖着许多门板，上面都是惨死的妇人。日本兵此举显然是来示威。他说抗战期间有时必须到城里採买民生必需品，在苏州城内商业中心的观前街上，随处可见许多尸体。他觉得那时活得毫无尊严，直到抗战胜利后，才终于能吐出一口怨气，可以抬头挺胸走路了。
第二则故事是发生在广东一个偏僻的县份兴宁县城。当时日军已经打通粤汉铁路与湘桂铁路的沿线，占领广州及附近重要的大城市，但兴宁县因为不是位居交通要点，没有太大的战略价值而逃过一劫。然而，这并不太代表县城里的人就可安稳无忧。家父当时只是个初中生，就读于城郊的中学，他回忆起当时上课的气氛非常紧张，因为不时有日本的飞机从汕头的机场起飞来空袭县城，以及县城附近神光山的国军营房，所以往往上课到一半，听到空袭警报，就得紧急疏散。至于日常生活还算是正常。
第三则故事是听闻自本所老前辈，着名的近代中国史学者张朋园先生，在一次聊天中，他提及令人鼻酸的往事。他说抗战时他在贵阳，1944年末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已经攻占离贵阳仅有六十里的独山。当时人心惶惶，以为国家将亡，就连要逃到哪里都不知道。他还记得他的老师上课说：「即使国家亡了，你们还是要记得自己是中国人。」我问老师见过日本兵吗？张老师回答说，他在医院里曾经看过受伤被俘的日本兵，其实他们也不过是十来岁的小孩子。
这三则亲自经历的回忆，反映了战时平民的生活，是逃难、躲避与努力生存；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态，是恐慌、紧张、无助与绝望。这些故事刺激了我撰写一本以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呈现抗战历史的专书。
这本书写作的源起，其实也是很偶然的。笔者的专业领域是明清社会经济史，虽然在服役期间接触了国军档案而引发笔者的兴趣，撰写过一、两篇抗战史的论文，但那只能算是玩票性质的习作，难登大雅之堂。一直要到法国学者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教授的邀约之下，参加了他所主持的蒋经国基金会主题研究计画「动乱中的城市：历史地理资讯系统与近代中国的城市生活」（City in Turmoil），才开启了我研究沦陷区城市生活的一扇窗。同时，也要特别感谢本所的孙慧敏博士，因为她告知我本所收藏有抗战时期苏州的两份报纸。若是没有安克强教授的刺激与孙博士提供的史料，这本书根本无法问世。
过去笔者主要从事的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江南地区是很重要的研究重心，尤其苏州更是江南研究的核心。我对明清的苏州算是比较熟悉，当参加安克强教授的研究计画时，自然就选择以民国时期的苏州作为研究对象。中国的俗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这个过去被视为人间最富庶的天堂，在抗战时遭受摧残，已不再是过去的景象。当时的报刊文章已有人以「劫后天堂」为标题，描述沦陷后的苏州惨状。或许有读者看到本书的部分内容，尤其是提到苏州沦陷后的休闲服务业更盛于战前，会误以为笔者是企图为当时汪精卫政权翻案。笔者在此要特别声明，本书绝非为合理化汪政权或日本人统治沦陷区而作，其实最原始而单纯的动机只是想重新找寻历史的一个面向，也就是当时沦陷区的百姓如何渡过那八年。
这本书如果对学术界还有一点贡献的话，大概就是点出过去被忽略的抗战时期的沦陷区研究之面向。希望这本书只是一个开始，期待未来学界在这方面有更多的突破性研究，让我们重新认识战争下人们的生活实态，进而提供二战时期东方战场的历史经验。
八年抗战的历史，似乎已逐渐被国人所淡忘了。然而，一旦发生的历史事件，即使可能被遗忘，或是被重新诠释，都不可能被绝对掩盖，更不可能就此消失。虽然关于这次战争诸面向的诠释出现许多争论，尤其在政治立场上的对立所形成的争执与情绪反应，最令人遗憾。然而，作为历史研究的本质，是否可以跳脱这些争论，而昇华到更高的境界呢？俄国名作家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中，有句经典语：「战争本就是丧失人性的最野蛮的行为」，对笔者而言，历史学家的工作应该是挖掘过去历史的真相，提供历史的教训，并借此让世人反省人性的本质。
关于抗战时期的回忆，我从小到大，听过不少长辈的故事，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以下三则。我将这三则故事按照时间发生的先后略述之。
第一则故事是苏州沦陷前后的个人历史记忆。本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退休研究员，也是明清法制史权威学者张伟仁先生，他的童年是在苏州渡过的。他回忆起那段日子，内心还是非常难过。张老师在抗战爆发，苏州将要沦陷之际，随着父母亲避难到苏州城郊的乡村。他回忆当时印象最深刻的几件事，其一就是某日在城郊的河道上，目睹一幕悽惨的景象。原来是不知从何处漂来许多门板，门板上有一个半裸的孕妇尸体，肚子已遭剖开。然而，这还不是最悽惨的。接下来的几天，他又看到有位日本军人乘着小船，后面拖着许多门板，上面都是惨死的妇人。日本兵此举显然是来示威。他说抗战期间有时必须到城里採买民生必需品，在苏州城内商业中心的观前街上，随处可见许多尸体。他觉得那时活得毫无尊严，直到抗战胜利后，才终于能吐出一口怨气，可以抬头挺胸走路了。
第二则故事是发生在广东一个偏僻的县份兴宁县城。当时日军已经打通粤汉铁路与湘桂铁路的沿线，占领广州及附近重要的大城市，但兴宁县因为不是位居交通要点，没有太大的战略价值而逃过一劫。然而，这并不太代表县城里的人就可安稳无忧。家父当时只是个初中生，就读于城郊的中学，他回忆起当时上课的气氛非常紧张，因为不时有日本的飞机从汕头的机场起飞来空袭县城，以及县城附近神光山的国军营房，所以往往上课到一半，听到空袭警报，就得紧急疏散。至于日常生活还算是正常。
第三则故事是听闻自本所老前辈，着名的近代中国史学者张朋园先生，在一次聊天中，他提及令人鼻酸的往事。他说抗战时他在贵阳，1944年末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已经攻占离贵阳仅有六十里的独山。当时人心惶惶，以为国家将亡，就连要逃到哪里都不知道。他还记得他的老师上课说：「即使国家亡了，你们还是要记得自己是中国人。」我问老师见过日本兵吗？张老师回答说，他在医院里曾经看过受伤被俘的日本兵，其实他们也不过是十来岁的小孩子。
这三则亲自经历的回忆，反映了战时平民的生活，是逃难、躲避与努力生存；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态，是恐慌、紧张、无助与绝望。这些故事刺激了我撰写一本以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呈现抗战历史的专书。
这本书写作的源起，其实也是很偶然的。笔者的专业领域是明清社会经济史，虽然在服役期间接触了国军档案而引发笔者的兴趣，撰写过一、两篇抗战史的论文，但那只能算是玩票性质的习作，难登大雅之堂。一直要到法国学者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教授的邀约之下，参加了他所主持的蒋经国基金会主题研究计画「动乱中的城市：历史地理资讯系统与近代中国的城市生活」（City in Turmoil），才开启了我研究沦陷区城市生活的一扇窗。同时，也要特别感谢本所的孙慧敏博士，因为她告知我本所收藏有抗战时期苏州的两份报纸。若是没有安克强教授的刺激与孙博士提供的史料，这本书根本无法问世。
过去笔者主要从事的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江南地区是很重要的研究重心，尤其苏州更是江南研究的核心。我对明清的苏州算是比较熟悉，当参加安克强教授的研究计画时，自然就选择以民国时期的苏州作为研究对象。中国的俗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这个过去被视为人间最富庶的天堂，在抗战时遭受摧残，已不再是过去的景象。当时的报刊文章已有人以「劫后天堂」为标题，描述沦陷后的苏州惨状。或许有读者看到本书的部分内容，尤其是提到苏州沦陷后的休闲服务业更盛于战前，会误以为笔者是企图为当时汪精卫政权翻案。笔者在此要特别声明，本书绝非为合理化汪政权或日本人统治沦陷区而作，其实最原始而单纯的动机只是想重新找寻历史的一个面向，也就是当时沦陷区的百姓如何渡过那八年。
这本书如果对学术界还有一点贡献的话，大概就是点出过去被忽略的抗战时期的沦陷区研究之面向。希望这本书只是一个开始，期待未来学界在这方面有更多的突破性研究，让我们重新认识战争下人们的生活实态，进而提供二战时期东方战场的历史经验。
图书试读
第五章 高挂「客满牌」的旅馆（摘录）
第一节 从浩劫到复甦的旅游业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后，从8月到11月沦陷，苏州经历了自太平天国之役以来最严重的浩劫，旅游业沉寂一时。直到次年11月，上海《申报》的记者报导，指出苏州西边城郊着名的虎丘、山塘风景区，不见结队旅客，而是寂寞萧条，到了人潮冷落车马稀的地步了。铁路沿线的住家被日军烧光，又在虎丘东的李鸿章祠附近驻军，这样虎丘就被划为警戒区了，没有人再敢上去。其他的景区，如寒山寺一度被日军占据，后因游击队出没而撤回城内；灵岩寺虽未被占，但香火断绝；石湖与上方山一带，则成了日军的演习场，旅客自然裹足不前。
过去苏州旅游业的兴盛与交通的便利关系密切，而沦陷后苏州交通逐渐恢复，也有助于旅游业的再兴。第二章里已提到沦陷初期交通的状况，1938年时的水路交通只算是勉强恢复，少数国际旅行社与轮船可为旅客游人接送两地。在沦陷初期旅客想要往来苏州，可说是困难重重，据1938年10月的《申报》记载：
近来凡往各沦陷区域，较前更为困难。盖往来旅客均须向日方领得通行证，而领通行证之手续又麻烦不堪，除填具保证单及备具照片二张、暨防疫证明书等手续外，所有发给通行证须经过十数日之久，兼以内地往返尤为危险，故往来商民较前锐减。
1939年时交通路线仍不断遭到破坏，直到1940年才算稳定下来。
第一节 从浩劫到复甦的旅游业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后，从8月到11月沦陷，苏州经历了自太平天国之役以来最严重的浩劫，旅游业沉寂一时。直到次年11月，上海《申报》的记者报导，指出苏州西边城郊着名的虎丘、山塘风景区，不见结队旅客，而是寂寞萧条，到了人潮冷落车马稀的地步了。铁路沿线的住家被日军烧光，又在虎丘东的李鸿章祠附近驻军，这样虎丘就被划为警戒区了，没有人再敢上去。其他的景区，如寒山寺一度被日军占据，后因游击队出没而撤回城内；灵岩寺虽未被占，但香火断绝；石湖与上方山一带，则成了日军的演习场，旅客自然裹足不前。
过去苏州旅游业的兴盛与交通的便利关系密切，而沦陷后苏州交通逐渐恢复，也有助于旅游业的再兴。第二章里已提到沦陷初期交通的状况，1938年时的水路交通只算是勉强恢复，少数国际旅行社与轮船可为旅客游人接送两地。在沦陷初期旅客想要往来苏州，可说是困难重重，据1938年10月的《申报》记载：
近来凡往各沦陷区域，较前更为困难。盖往来旅客均须向日方领得通行证，而领通行证之手续又麻烦不堪，除填具保证单及备具照片二张、暨防疫证明书等手续外，所有发给通行证须经过十数日之久，兼以内地往返尤为危险，故往来商民较前锐减。
1939年时交通路线仍不断遭到破坏，直到1940年才算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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