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描述
本書為鄒先生生前編定的論述中國革命的文集，他認為，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從一開始就包含兩個相互衝突的目標，即個人自由與國傢製度重建的張力……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外來侵略的巨大壓力下，「國傢製度重建」的目標以「社會革命」為手段、強而有力，但同時卻極大地犧牲瞭個人自由的目標。鄒先生因此高度重視七十年代末以來的改革，認為改革的實質是政治權力逐漸退齣社會領域，以調整國傢與社會的關係；但他同時看齣，改革的過程也隱含著一種危險，即再次陷入基本製度構架崩潰的全麵危機，蘇聯的瓦解即是例子。他晚年因此特彆注重研究蘇聯和中國改革道路的不同，認為中國有可能避免蘇俄式瓦解的道路。這本《中國革命再闡釋》即特彆體現鄒先生晚年對這些問題的思考。──甘陽教授
鄒先生知識探索的兩個核心問題是：我們如何詮釋二十世紀中國的革命與建國？在中國革命發生後，中國的未來會是怎樣？──崔之元教授
鄒先生知識探索的兩個核心問題是：我們如何詮釋二十世紀中國的革命與建國？在中國革命發生後，中國的未來會是怎樣？──崔之元教授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鄒讜（Tsou Tang 1918–1999）
政治學傢。1918年生於廣州，中國國民黨元老鄒魯之子。1940年畢業於西南聯大，1951年獲得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芝加哥大學政治學係利文思敦講座教授（Homer J. Livingston Professor），1988年退休。曾擔任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理事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名譽高級研究員、北京大學名譽教授。英文著作有《美國在中國的失敗 1941–1950》（獲1965年度美國Gordon J. Laing Prize）、《中國的危機》（閤編）、《文化大革命與毛後改革》，中文著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曆史與微觀行動角度》、《中國革命的再闡釋》均由牛津大學齣版社齣版。
鄒讜（Tsou Tang 1918–1999）
政治學傢。1918年生於廣州，中國國民黨元老鄒魯之子。1940年畢業於西南聯大，1951年獲得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芝加哥大學政治學係利文思敦講座教授（Homer J. Livingston Professor），1988年退休。曾擔任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理事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名譽高級研究員、北京大學名譽教授。英文著作有《美國在中國的失敗 1941–1950》（獲1965年度美國Gordon J. Laing Prize）、《中國的危機》（閤編）、《文化大革命與毛後改革》，中文著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曆史與微觀行動角度》、《中國革命的再闡釋》均由牛津大學齣版社齣版。
圖書目錄
vii 前 言(甘陽)
xv 導 讀(崔之元)
1 論中共政黨國傢的形成與基礎
97 政治變遷與改革：中間道路
147 中國革命的闡釋：宏觀曆史與微機製
191 中國革命的價值觀
207 中國高層政治──宗派主義還是非正式政治？均勢政治還是全贏博弈？
295 略論中國政治中的宗派主義──評《中共政治中的宗派主義》
319 政治研究社會科學化──評《地主．農民．共産黨》
335 革命與「告彆革命」──緻李澤厚和劉再復
357 思想解放與製度創新──評《第二次思想解放與製度創新》
397 中國改革：摸著石頭過河
419 北京大學建校百周年祝詞
xv 導 讀(崔之元)
1 論中共政黨國傢的形成與基礎
97 政治變遷與改革：中間道路
147 中國革命的闡釋：宏觀曆史與微機製
191 中國革命的價值觀
207 中國高層政治──宗派主義還是非正式政治？均勢政治還是全贏博弈？
295 略論中國政治中的宗派主義──評《中共政治中的宗派主義》
319 政治研究社會科學化──評《地主．農民．共産黨》
335 革命與「告彆革命」──緻李澤厚和劉再復
357 思想解放與製度創新──評《第二次思想解放與製度創新》
397 中國改革：摸著石頭過河
419 北京大學建校百周年祝詞
圖書序言
1論中共政黨國傢的形成與基礎
二十世紀中國的危機意識與國傢重建中的持久問題
1895年5月2日，在給皇帝的上書中，康有為和他那些公車上書的同誌要列齣他們關於製度改革的構想，並錶達瞭對這些改革措施未能及早被採納的遺憾。他們以下麵的文字錶達瞭他們的民族危機意識：
及今為之，猶可補牢，若徘徊遲疑，苟且度日，因循守舊，坐失事機，則諸夷環伺，間不容發，遲之期月，事變必來。後欲悔而改作，大勢既壞，不可收雖有聖者，無以善其後矣。
康有為所意識到的危機是由1894–1895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所激發的。這場戰爭再一次顯示瞭國際權力結構以及中國在這一結構中的位置所發生的變化。除瞭導源於對外戰爭新近失敗的危機感外，國際環境中的另外兩種因素將持續對中國産生明顯的影響，強化這種危機意識，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止。這就是西方意識形態和範例( 現代社會科學術語稱之為「模式」) 的影響以及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衝擊。這種危機感一直存在，盡管有所減弱。甚至在1978年後的四、五年間，中國一些高層領導人在努力爭取人民接受其全麵徹底的改革計劃時，仍然會偶爾提及「亡黨亡國」的可能性。
在探究中國積弱的原因，尋找消除危機、促進國傢富強的道路的努力中，中國知識份子和政治領導從本世紀初開始逐步意識到發展與調動個人和社會團體活力( energy ) 、能力( capacities ) 與創造力( creativity ) 的緊迫性。
史華慈( Benjamin Schwartz ) 在關於嚴復的著作的結論部份寫道：對於嚴復而言，「( 中西之間) 的關鍵差彆不在於物質，而在於活力。西方在所有重要方麵——知識的、道德的與物質的——提升瞭人的活力。它認同精神上的活力與自信，而不是被動與退隱。西方發現瞭人類能力的無限性本質並且無所畏懼、一往無前地在傳統中國文化夢想不到的程度上實現瞭人類的潛能。」在五四運動期間，對這種差距的認識以及對解除中國傳統在政治、社會、意識領域強加給個人或團體的明顯或隱蔽的束縛的要求達到二十世紀的頂峰。此後，激發並發展「人民」的活力、能力與創造力一直是中國在重建國傢和社會過程中必須麵對的最重要的兩個問題之一。迄今為止，這個問題並未完全得到解決。唯其如此，目前中國努力為個人和團體提供更多的激勵與更高程度的自主以激發其積極性與主動性。這些努力包括鼓勵實行「責任製」，以及在經濟和其他領域進行「體製改革」。
二十世紀中國的危機意識與國傢重建中的持久問題
1895年5月2日，在給皇帝的上書中，康有為和他那些公車上書的同誌要列齣他們關於製度改革的構想，並錶達瞭對這些改革措施未能及早被採納的遺憾。他們以下麵的文字錶達瞭他們的民族危機意識：
及今為之，猶可補牢，若徘徊遲疑，苟且度日，因循守舊，坐失事機，則諸夷環伺，間不容發，遲之期月，事變必來。後欲悔而改作，大勢既壞，不可收雖有聖者，無以善其後矣。
康有為所意識到的危機是由1894–1895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所激發的。這場戰爭再一次顯示瞭國際權力結構以及中國在這一結構中的位置所發生的變化。除瞭導源於對外戰爭新近失敗的危機感外，國際環境中的另外兩種因素將持續對中國産生明顯的影響，強化這種危機意識，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止。這就是西方意識形態和範例( 現代社會科學術語稱之為「模式」) 的影響以及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衝擊。這種危機感一直存在，盡管有所減弱。甚至在1978年後的四、五年間，中國一些高層領導人在努力爭取人民接受其全麵徹底的改革計劃時，仍然會偶爾提及「亡黨亡國」的可能性。
在探究中國積弱的原因，尋找消除危機、促進國傢富強的道路的努力中，中國知識份子和政治領導從本世紀初開始逐步意識到發展與調動個人和社會團體活力( energy ) 、能力( capacities ) 與創造力( creativity ) 的緊迫性。
史華慈( Benjamin Schwartz ) 在關於嚴復的著作的結論部份寫道：對於嚴復而言，「( 中西之間) 的關鍵差彆不在於物質，而在於活力。西方在所有重要方麵——知識的、道德的與物質的——提升瞭人的活力。它認同精神上的活力與自信，而不是被動與退隱。西方發現瞭人類能力的無限性本質並且無所畏懼、一往無前地在傳統中國文化夢想不到的程度上實現瞭人類的潛能。」在五四運動期間，對這種差距的認識以及對解除中國傳統在政治、社會、意識領域強加給個人或團體的明顯或隱蔽的束縛的要求達到二十世紀的頂峰。此後，激發並發展「人民」的活力、能力與創造力一直是中國在重建國傢和社會過程中必須麵對的最重要的兩個問題之一。迄今為止，這個問題並未完全得到解決。唯其如此，目前中國努力為個人和團體提供更多的激勵與更高程度的自主以激發其積極性與主動性。這些努力包括鼓勵實行「責任製」，以及在經濟和其他領域進行「體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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