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本书为邹先生生前编定的论述中国革命的文集，他认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包含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即个人自由与国家制度重建的张力……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外来侵略的巨大压力下，「国家制度重建」的目标以「社会革命」为手段、强而有力，但同时却极大地牺牲了个人自由的目标。邹先生因此高度重视七十年代末以来的改革，认为改革的实质是政治权力逐渐退出社会领域，以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但他同时看出，改革的过程也隐含着一种危险，即再次陷入基本制度构架崩溃的全面危机，苏联的瓦解即是例子。他晚年因此特别注重研究苏联和中国改革道路的不同，认为中国有可能避免苏俄式瓦解的道路。这本《中国革命再阐释》即特别体现邹先生晚年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甘阳教授
邹先生知识探索的两个核心问题是：我们如何诠释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与建国？在中国革命发生后，中国的未来会是怎样？──崔之元教授
邹先生知识探索的两个核心问题是：我们如何诠释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与建国？在中国革命发生后，中国的未来会是怎样？──崔之元教授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邹谠（Tsou Tang 1918–1999）
政治学家。1918年生于广州，中国国民党元老邹鲁之子。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51年获得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利文思敦讲座教授（Homer J. Livingston Professor），1988年退休。曾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名誉教授。英文着作有《美国在中国的失败 1941–1950》（获1965年度美国Gordon J. Laing Prize）、《中国的危机》（合编）、《文化大革命与毛后改革》，中文着作《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中国革命的再阐释》均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邹谠（Tsou Tang 1918–1999）
政治学家。1918年生于广州，中国国民党元老邹鲁之子。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51年获得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利文思敦讲座教授（Homer J. Livingston Professor），1988年退休。曾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名誉教授。英文着作有《美国在中国的失败 1941–1950》（获1965年度美国Gordon J. Laing Prize）、《中国的危机》（合编）、《文化大革命与毛后改革》，中文着作《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中国革命的再阐释》均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图书目录
vii 前 言(甘阳)
xv 导 读(崔之元)
1 论中共政党国家的形成与基础
97 政治变迁与改革：中间道路
147 中国革命的阐释：宏观历史与微机制
191 中国革命的价值观
207 中国高层政治──宗派主义还是非正式政治？均势政治还是全赢博弈？
295 略论中国政治中的宗派主义──评《中共政治中的宗派主义》
319 政治研究社会科学化──评《地主．农民．共产党》
335 革命与「告别革命」──致李泽厚和刘再复
357 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评《第二次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
397 中国改革：摸着石头过河
419 北京大学建校百周年祝词
xv 导 读(崔之元)
1 论中共政党国家的形成与基础
97 政治变迁与改革：中间道路
147 中国革命的阐释：宏观历史与微机制
191 中国革命的价值观
207 中国高层政治──宗派主义还是非正式政治？均势政治还是全赢博弈？
295 略论中国政治中的宗派主义──评《中共政治中的宗派主义》
319 政治研究社会科学化──评《地主．农民．共产党》
335 革命与「告别革命」──致李泽厚和刘再复
357 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评《第二次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
397 中国改革：摸着石头过河
419 北京大学建校百周年祝词
图书序言
1论中共政党国家的形成与基础
二十世纪中国的危机意识与国家重建中的持久问题
1895年5月2日，在给皇帝的上书中，康有为和他那些公车上书的同志要列出他们关于制度改革的构想，并表达了对这些改革措施未能及早被採纳的遗憾。他们以下面的文字表达了他们的民族危机意识：
及今为之，犹可补牢，若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事机，则诸夷环伺，间不容发，迟之期月，事变必来。后欲悔而改作，大势既坏，不可收虽有圣者，无以善其后矣。
康有为所意识到的危机是由1894–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所激发的。这场战争再一次显示了国际权力结构以及中国在这一结构中的位置所发生的变化。除了导源于对外战争新近失败的危机感外，国际环境中的另外两种因素将持续对中国产生明显的影响，强化这种危机意识，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这就是西方意识形态和范例( 现代社会科学术语称之为「模式」) 的影响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冲击。这种危机感一直存在，尽管有所减弱。甚至在1978年后的四、五年间，中国一些高层领导人在努力争取人民接受其全面彻底的改革计划时，仍然会偶尔提及「亡党亡国」的可能性。
在探究中国积弱的原因，寻找消除危机、促进国家富强的道路的努力中，中国知识份子和政治领导从本世纪初开始逐步意识到发展与调动个人和社会团体活力( energy ) 、能力( capacities ) 与创造力( creativity ) 的紧迫性。
史华慈( Benjamin Schwartz ) 在关于严复的着作的结论部份写道：对于严复而言，「( 中西之间) 的关键差别不在于物质，而在于活力。西方在所有重要方面——知识的、道德的与物质的——提升了人的活力。它认同精神上的活力与自信，而不是被动与退隐。西方发现了人类能力的无限性本质并且无所畏惧、一往无前地在传统中国文化梦想不到的程度上实现了人类的潜能。」在五四运动期间，对这种差距的认识以及对解除中国传统在政治、社会、意识领域强加给个人或团体的明显或隐蔽的束缚的要求达到二十世纪的顶峰。此后，激发并发展「人民」的活力、能力与创造力一直是中国在重建国家和社会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之一。迄今为止，这个问题并未完全得到解决。唯其如此，目前中国努力为个人和团体提供更多的激励与更高程度的自主以激发其积极性与主动性。这些努力包括鼓励实行「责任制」，以及在经济和其他领域进行「体制改革」。
二十世纪中国的危机意识与国家重建中的持久问题
1895年5月2日，在给皇帝的上书中，康有为和他那些公车上书的同志要列出他们关于制度改革的构想，并表达了对这些改革措施未能及早被採纳的遗憾。他们以下面的文字表达了他们的民族危机意识：
及今为之，犹可补牢，若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事机，则诸夷环伺，间不容发，迟之期月，事变必来。后欲悔而改作，大势既坏，不可收虽有圣者，无以善其后矣。
康有为所意识到的危机是由1894–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所激发的。这场战争再一次显示了国际权力结构以及中国在这一结构中的位置所发生的变化。除了导源于对外战争新近失败的危机感外，国际环境中的另外两种因素将持续对中国产生明显的影响，强化这种危机意识，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这就是西方意识形态和范例( 现代社会科学术语称之为「模式」) 的影响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冲击。这种危机感一直存在，尽管有所减弱。甚至在1978年后的四、五年间，中国一些高层领导人在努力争取人民接受其全面彻底的改革计划时，仍然会偶尔提及「亡党亡国」的可能性。
在探究中国积弱的原因，寻找消除危机、促进国家富强的道路的努力中，中国知识份子和政治领导从本世纪初开始逐步意识到发展与调动个人和社会团体活力( energy ) 、能力( capacities ) 与创造力( creativity ) 的紧迫性。
史华慈( Benjamin Schwartz ) 在关于严复的着作的结论部份写道：对于严复而言，「( 中西之间) 的关键差别不在于物质，而在于活力。西方在所有重要方面——知识的、道德的与物质的——提升了人的活力。它认同精神上的活力与自信，而不是被动与退隐。西方发现了人类能力的无限性本质并且无所畏惧、一往无前地在传统中国文化梦想不到的程度上实现了人类的潜能。」在五四运动期间，对这种差距的认识以及对解除中国传统在政治、社会、意识领域强加给个人或团体的明显或隐蔽的束缚的要求达到二十世纪的顶峰。此后，激发并发展「人民」的活力、能力与创造力一直是中国在重建国家和社会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之一。迄今为止，这个问题并未完全得到解决。唯其如此，目前中国努力为个人和团体提供更多的激励与更高程度的自主以激发其积极性与主动性。这些努力包括鼓励实行「责任制」，以及在经济和其他领域进行「体制改革」。
图书试读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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