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歹托邦辩 几年前,我在纽约参加了一个讨论会,会议的议题是「走出毛泽东遗产的阴影」。
与会者从各自关注的方面揭批毛泽东的罪责及其危害,大家一致认为,毛的遗产是阻挠中国社会转型最大的障碍,只有彻底全面批毛,才有可能堵死习近平的倒退之路,民众所期待的政治改革才有希望。会中引起争议的问题是所谓毛泽东的理想主义。有位与会者发言中反复强调毛泽东有其真诚的理想主义的一面,他坚持认为,毛的乌托邦幻想影响深远,特别是在官员腐败,贫富相差悬殊的今日中国,毛的理想主义仍有其一定的现实意义。针对此君的发言,与会诸人纷纷提出不同的看法。反驳者大都认为,无论从毛的人品还是个性来看,他这个人既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理想,也从未设计出改良中国社会的美好蓝图。众所周知,乌托邦是指不可能实现的美好理想,其着眼点首先是建立完美的社会制度,让全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反观毛自从带领红军上井冈山直到坐镇中南海的革命生涯,他的所做所为不只没造就中国人安居乐业的社会现实,反倒搅扰得全党全民跟上他吃苦受罪,胡折腾了好几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当局为扭转其一党专政的危机以图倖存,只得撇开毛泽东胡搞的那一套,开始摸着石头过河,中国人才逐渐过上了较前改善的日子。毛泽东的暴政举世有目共睹,罪不容赦,如何评价毛的遗产,在很大的程度上已成为鉴别每一个中国人良知之有无和人格之高低的问题。时至今日,实在不必再纠缠毛「太想干好事」或「好心干了坏事」之类的谰言了。
在大陆民众从小接受的党化教育语境中,「理想主义」是个崇高的大字眼,属于共产党人的信仰冠冕。另有与之对立的「唯心主义」一词,按照马列哲学的教条,则被定位为「剥削阶级的世界观」而备受贬斥。党国体制下的党民久已习惯党云亦云的说法,长期已安于其日用而不知的处境,哪晓得这两个一褒一贬的洋概念均译自Idealism这一英文单词。仅就此谬种流传的实例来说,即可见毛共集团的理想主义之浮夸虚假和盗名欺世了。共产党人既然如此反对唯心主义,又怎能成为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革命事业从打土豪抢浮财起步,一直暴虐到今日的无官不贪和官民对立,如此恶劣的极权体制又怎能与社会制度完美的乌托邦混为一谈?其实西方另有一叫作「歹托邦」的现成用语,拿该词来指称中共极权所建构的社会才可谓名副其实,恰如其分。
dystopia一词源自希腊语,本义是坏地方,与乌托邦中的美好社会完全相反,该词也特指由极权政府及其计划经济和科技专制控制的恶劣社会。这种反人性的社会形态有以下这些令人恐惧的特征:
一、表面看来是公平有序、没有贫困和纷争的理想社会,实际上全都是假象。
二, 最高当局用宣传对国民洗脑,对胆敢反抗此体制者,一律强硬制裁,严酷打击。
三, 剥夺表达的自由。禁止或没收所谓对社会有害的出版物。
四, 贫富两极分化,在社会承认的市民阶层以下,有不被当人看的穷人和贱民存在。
五, 生活在社会体制内的市民阶级,由体制根据血统进行管控。
六, 为强制进行人口调整,市民的家族计划、恋爱、性行为及生育等都由社会管控。
七, 推行愚民政策,所有负面信息均被屏蔽,面对种种社会弊端,国民只能逆来顺受。
号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就是歹托邦社会形态的始作俑者。俄国作家萨米尔钦年轻时曾积极参加十月革命,不幸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他发现苏联社会的种种弊端都显示出上述的恐怖特征。针对苏共掌权初期的暴政,早在二十年代初,萨米尔钦就创作了一部被奉为歹托邦文学范本的小说《我们》。该书描述的「一体国」虽为六百年后的恐怖世界,其中种种骇人听闻的迹象都依稀投射出苏维埃制度的阴影。因此该书完稿后只能以英译本在西方出版,随后作者本人也被迫逃出了苏联。
受到萨米尔钦《我们》一书的影响,乔治•奥威尔于一九四八年出版了他的歹托邦小说代表作《一九八四》,书中的「大洋国」统治者通过电视和窃听监控全民的恐怖已敲响了共产极权威胁整个世界的警钟。其时正值神州板荡,赤焰得势之际,民主党派及其「进步」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满怀希望,一片叫好。独有殷海光目光如炬,看穿了中共集团假共产之名以行其一党专政之实的图谋,在他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论着中向亲共拥共者发出警告,归纳了中共的诡变性、独佔性、坚执性、国际性和崇尚暴力五大特征。殷海光虽没提到「歹托邦」这个用语,他那些富有洞察的论述实际上已预警到歹托邦社会形态的恐怖前景。他当初对民主党派发出的警告后来果然都一一应验,热心拥戴共产党的罗隆基、章伯钧之流,在中共夺权后仅享有了很短促一段分一杯羹的侥倖日子,没多久都被戴上大右派的帽子,受尽了打压。本书的首篇文章〈被忽视的先声〉即全面重温殷海光这方面的先见之明。
可悲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当时多偏于思想左倾,比如像老舍这类北京小市民水平的文人,就走上了不听警告而扑灯蛾自寻死的道路。奥威尔的小说出版之日,老舍正在美国讲学, 提起这部警世预言之作,他明显表现出不屑一顾口气,对作者描述的共产化恐怖情景,他仅视其为「惊险的幻想」,还说其中「充满了阴森的谣言」。随后老舍即应周恩来委託文艺界之邀返回北京,从此大写歌颂新社会的文艺作品,积极参加反右运动,还受到毛泽东接见,荣膺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党天下乃是共产党作威作福的天下,党利用作家时可把他们捧红,党不要作家时也可把他们抹黑。老舍不管怎样紧跟党走,结果还是没能逃脱D-503和文士敦的命运, 他视为「谣言」的预言,一转眼就应验在他的身上。文革一开始,老舍即落入牛鬼蛇神之列, 他受尽红卫兵殴打侮辱,更遭到老婆儿子冷遇,走投无路之下,只好跳湖自杀。
另一个似乎也熟知奥威尔小说的学者名叫陈梦家,他本可以留在美国任教,却出于爱国热情,在大陆易帜之际赶回北平。这位勤奋治学的古文字学家也是个敏感的新锐诗人,早在五十年代初,他即觉察到党国极权在逐渐吞没个人自由的迹象。他曾就此纯个人的预感,私下发出惊叹说:「这是『一九八四』来了,这么快!」说时迟,那时快,陈梦家错愕中尚未理清明哲保身的思路,不久即被打成右派,随后在文革中挨打受辱,饮恨自杀。
仅在老舍、陈梦家自杀的文革初期,据统计全中国自杀者即达二十万之多。他们均属被迫自杀,实际上也可说是变相的他杀,他们即使没自杀,也多会被红卫兵凌辱殴打致死。至于以各种方式遭到残杀的人数,按照邓小平回答意大利记者的说法,是「永远也统计不了」的天文数字。叶剑英在文革后的一次讲话中总结说:「文革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叶剑英透露的数字的确令人震惊,在中国,自古以来都没有发生过这样大规模的人口灭绝;在世界范围内,恐怕也很难找出如此残忍迫害本国本族人民的先例。总的来说,中共自一九四九武装夺权,窃据大陆以来,所制造的诸多恐怖和罪行在很大的程度上已把歹托邦小说和电影所预言的噩梦活灵活现到现实世界,其荒诞诡异的程度甚至都超出了萨米尔钦和奥威尔等作家作为正常人的有限想像。
毛死之后,中共当局不只没因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而削弱或改变其政权的歹托邦本质,反倒借机助长了该集团擅长寄生的诡变。中共强权乘全球化的潮头悍然崛起,将其歹托邦的触手急速休整,加倍增长,伸向了中国以外的世界。毛时代採用的阶级斗争手段业已大功告成,通过消灭地主乡绅和私营工商业主,不只夺取全民的私产,尽归党权把持的公产,而且瓦解了自古以来存在的民间社会,为党天下的全面控制铺平了道路。改革开放的经济改革则是把现有的公产改革成由各级官员的家族裙带及其利益集团逐步掌控的私产。从毛的共产革命到邓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首位衔接,构成中共歹托邦化螺旋式上升的辩证过程。而所谓开放,则是引入跨国公司,打通各国财团,建立利益均沾的关系,施行中共惯于运用的收买、渗透、侵蚀手段。随着GDP快速增长,外汇贮存日益雄厚,经济实力空前提高,中共强权急剧增强其收买整个世界的能力。从港台报纸到欧美媒体,从民运队伍到各国政要,从独裁政府到民主国家,中共的势力无远弗及,全都达成其不同程度的潜入和勾结,以图实现全球范围的歹托邦控制。在中共瞄准的所有目标中,首先要抓的就是台湾这块他们绝不放弃的领土。
「一九八四」的阴影正在投向台澎金马,曾经发生在大陆的巨变已开始向海崃以东推进了。兇险的是,面对中共强权咄咄逼人的气势,台湾朝野却还有那么庞大的人群要与对岸统一,要承认「九二共识」,要打出五星红旗,去搞成立共产党组织的闹剧,要步当年民主党派和老舍、陈梦家等人的后尘,去圆他们的歹托邦噩梦。
康正果 二○一七年六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