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一、前言 汉娜・鄂兰的《心智生命》是众所週知的未完成鉅着。该书源自于她在一九七二到一九七四年间应苏格兰亚伯丁大学(Aberdeen)之邀所作的「吉福德讲座」(Gifford Lectures),只完成了关于以开放性为特征的「思考」和以封闭性为特征的「意志」两册,留给不在讲座现场的后人不断揣测她预计书写的第三册「判断」终究会如何保有或化解两者的紧张关系。
比较鲜为人知的是鄂兰另外两个维持了十年、但最终放弃的大型写作计画。一是紧接着一九五一年出版了《极权主义的起源》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中的极权主义元素》,目的在于补足前者刻意留下的最后一块重要拼图;另一个则是一九五六年开始着手的《导入政治》,旨在重申政治的本质以及行动之于人类自由的重要性,而据鄂兰自己的陈述,这本书不但会纳入马克思作为极权主义元素的分析,且成书之后的内容将会让一九五八年出版的《人的条件》读起来像是其「序言」。读者手上这本《政治的承诺》,正是鄂兰的学生杰若米・柯恩从上述两本未竟之书的数百页遗稿所编辑而成。
鄂兰原本就是一位思想令人着迷但行文论述却不容易掌握的作者,假他人之手编辑的书肯定添加了另一层面的难度。诚然,柯恩为此提供了一篇兼具解释与诠释的导言,详实地解说他的编辑理由以及本书在鄂兰整体思想之中的位置与意义。此外,他也特别解释了鄂兰为何「难读」。首要的理由是因为鄂兰企图理解的东西本来就相当困难,且不易表述;再者是因为她本人的心智复杂,并总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叙述一件事情,从而让人难以掌握甚至忽略其思想之整体结构。
笔者同意柯恩所言,阅读鄂兰必须仰赖明辨的眼光和坚定的意志,才不至于迷失在角度转换的书写之中。不过,她的语言本身其实也是个容易让人游走于迷宫的理由。来自德国的她,虽然通晓多种古今欧洲语言,并以英语着书立说,但思考上终究难脱母语的影响。再者,她习惯使用哲学术语,它们的定义也许对学者来说不陌生,但一般读者却只能望文生义。另一方面,她也创造了不少新词来承装她试图解说的概念或描绘的现象,且使用的字词往往又採取了它们最原始的本意。
例如,鄂兰论及极权主义底下的「责任」(responsibility)时,该词主要指的并非事后应该受到的惩罚,也不是针对邪恶政策的因果关系(谁才是主谋、谁仅仅执行命令),而是事发当时身为一个具有自由意志、判断能力的独立个人,应该要有的「回应」(response)。至于通常中译为「常识」的英语「common sense」,在她的文本之中总带有其拉丁文字源「sensus communis」的「社群共感」意涵,包括一群人共同享有的感受、看法,人们所谓的常识不过是其中的一环。又简单如「principle」(原则)一词,在她的用法底下许多时候根本非关行为处事的准则,而是关乎事物生成的原理,且指的并不是类似自然定律或法则那般的理由或逻辑,而是如同DNA那样的实体存在——换言之,指的是形而上或说「本体论」(ontology)层次。
是故,阅读鄂兰的着作必须对她的文字保持相当警醒的态度。更何况,她不只一次提及,西方之所以步入了极权主义,本身与人们忘却了许多日常语汇的字源有关。《政治的承诺》无疑是此一想法的最完整的阐释。收录的六篇文章涉及了「传统」、「权威」、「政治」、「哲学」等主要概念的历史分析、语意转变,以及这些转变所代表的心智状态与文化意涵。而贯穿其中的,不外是在我们的时代之中,重建这些字词所乘载的概念与指涉之作者企图。
二、政治作为一种历史偶然性的人类成就 这当然是一个与集体遗忘对抗、力挽狂澜的宏大企图。鄂兰最致力于恢复的记忆,莫过于「politics」(政治)一字,其字源乃古希腊的「polis」(城邦)。她在《人的条件》已从古希腊的诗词、戏剧和哲学挖掘出当时对于「政治行动」的理解,其意义在于「共同行动」(acting together)。换言之,政治乃关乎一群人共同事务、共同命运的一种活动,且唯有人人平等,既能自由发言来试图说服对方,且听取彼此意见,进而达成共同的决定,才称得上是一个政治社群。当鄂兰使用「政治」一词时,指的是其古典的「关乎众人共同事务」之意,本书书名也不例外。
不过,书名的「承诺」有必要进一步解释。《人的条件》一书也提及承诺(promise)与原谅(forgiveness)之于政治的必要。在那里,鄂兰强调既然政治作为一种众人的共同行动,无论出自于卓越人士的领导或集体意志的决断,都可能遭遇各种意外或阻挠而以失败告终,因此,过去的承诺不一定会落实,原谅则是社群得以走出历史伤痛的必经之路。就此而言,社群的维系本身是一个原谅与再次承诺的循环。
这并非本书书名所指的意思。首先,书名原文「The Promise of Politics」不能等同于「Political Promises」,因为主题不在于来自政府或政治人物所做的「政治性」承诺,而是来自于「政治」这一回事,而其中的限定词「the」更是暗示了政治本身关乎一件特定的事。
再者,根据上述鄂兰对于政治的理解,这一件特定的事指的不外是「自由」。一来,作为关乎众人集体事务和共同命运的政治,本身意味着每一个人都不该轻忽且应积极参与的活动,因为唯有在进行此一活动当中,个人的自由意志以及集体的自主权才得以展现,才享有完整的自由;换言之,这样的自由,就是政治一事,且唯有政治一事,所能赋予每一个社群成员的。二来,此一理解也意味着,唯有在集体上不受外力干扰,个别成员又能享有权利进入公共领域互换意见、沟通与辩论,一个社群才算是拥有「政治自由」。上面三个「唯有」不仅共同指向一种特定条件的满足,也暗示一种偶然性。
进一步解释,政治在鄂兰眼中本来就是一种偶然性的成就,弥足珍贵。这种想法不同于时下常听闻关于政治的定义,例如预设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管理众人之事」或现实主义者主张的「权力斗争」,也不是女性主义者所谓的「存在人际之间的一切」。这些理解对鄂兰来说都是一种出自特定理论或意识型态的偏见或误解,且源自于对古希腊曾经有过的实际政治经验之遗忘。
是故,「政治的承诺」关乎历史曾存在、现在值得拥有的一种人类经验:政治——其本质是一种集体活动,目的在于让人在个人上与集体上皆彰显自主性,也就是鄂兰终身所捍卫的「自由」。这样的政治,大多数的时候并不存在,但,只要某些条件的满足,当可出现,而出现的时候也就是自由的时刻。换言之,这样的自由是人们「进入」政治的时候可预期的经验,所以称之为「承诺」或「许诺」似乎也恰当,相信鄂兰本人不会反对。
至此,读者也当可体会作为《人的条件》序言的本书第六章〈导「入」政治〉(Introduction into Politics)为什么要用那样的标题。鄂兰试图指引身处极权主义肆虐过后的我们如何进入古希腊城邦所体现的那一种政治时刻,或说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此举并非不少论者所批评的「怀旧」,亦即过度美化古希腊城邦,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政治体制,因此,鄂兰的着作所指向的充其量是一种过去并不存在、未来也不可能「再现」的想像乌托邦。实则不然,对鄂兰来说,这样的政治于今依旧可能,只要当前阻挡它成为现实的障碍能够排除。这些障碍不只有极权主义者或政治野心家,还有西方整个政治思想传统。据此,〈导「入」政治〉只是一份基于实际历史经验的处方,本书其它五章则提出了关于二战之后西方思想与文化处境的诊断与病理报告,包括对于后极权时代的人类处境,以及针对柏拉图所开启的「政治哲学传统」之分析。
三、「无栏可凭、无柱可倚」的后极权主义时代 于是,《政治的承诺》一书可理解为鄂兰关于后极权主义时代政治出路的思索,既试图恢复人类对于政治自由与行动能力的记忆,也致力于对抗整部人类史上所充满的各种逃避、否定或企图歼灭政治与自由的思想与行动。
首先,鄂兰必须确认当时的真实人类处境。德国在本书收录文章的书写时刻,看似彻底走出了极权主义,纽伦堡大审也早已结束,被判「反人类罪」的主要纳粹战犯已被处死,转型正义更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且人权再次被高举为普世价值。然而,看在鄂兰眼里,如此快速的价值体系全面翻转,并不值得庆幸,因为那如同纳粹年代的思想失根状态,道德沦为「餐桌礼仪」那般容易更换,大风一吹就轻易地反过来了。
鄂兰并未说明,从对于屠杀犹太人政策的接受(至少是不反抗,乃至默许)回转的德国人必须怎么做,才不至于像更换餐桌礼仪那样轻易,才算大彻大悟。
不过,对她来说问题的真正核心是,正如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书中所指出,威权体制实际上只会出现于政治权威不再的时候,也就是一个情感孤独且思想失去根基的时代,一个亟须填补的心灵与道德真空,而一次世界大战肆虐过后人们所处的就是这样的年代。
此前的人们曾经相信启蒙运动的「理性之光」,将会带领世界走向永久和平、进步繁荣以及稳定安全的美丽新境界。然而,残酷的战争让人明白,之前以为的曙光原来是理性的黄昏。最终迎接人们的,是一个情感与思想上皆孤独且无所依靠的时代,一个亟须填补的心灵与道德真空。鄂兰眼中的那个年代,前所未有的残酷战争就是一场大风,幻灭的人们犹如在「无栏可凭,无柱可倚」(without banisters)的处境之中,试着伸手去抓任何看似稳固、可以依靠的东西。
其结果是,人们错把历史的「小丑」希特勒当日耳曼民族的伟大英雄,误把纳粹主义当作解药。不仅如此,在这样一个「如遇大风,无处可着」的世界里,不仅极权主义有机可乘,「失根的恶」(rootless evil)也俯拾即是——一九六一年的「耶路撒冷审判」主角,纳粹党卫军高级将领艾希曼身上所展现的「思考匮乏」(thoughtless)是为一例 。
「失根」当然是一种常见的比喻,然而在鄂兰的着作里,至少有三个彼此关联的不同意涵。第一个涉及了思想与道德传统的连根拔起。根据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界定,「传统」(tradition)不同于「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前者指的是真正伴随「权威」(authority)的一整套价值观念与思想体系,能够为人们的生活指引方向,提供是非对错的判断标准,但不靠威吓胁迫等强制力的一种规范性力量;后者指的则是那种失去了这种能力的保守势力反扑,例如英国保守主义者柏克在法国大革命狂卷欧洲的年代,高举过往的光荣传统那样。
再者,鄂兰也提醒:「传统的终结并不见得意味着传统的概念失去了掌控人心的力量。相反,那些老掉牙的观念和概念,有时候会在传统失去生命力,记忆开始消退的时候,更加专制。」换言之,传统主义者口中的「传统」,根本不是真正具有权威,而是那些在过去享有特权的人士编织的虚构记忆,或能暂收短期功效,但终究会以失败结束。这种作法本身就是一种失根,亦即与人们的实际生活和时代精神脱节的反动策略。
事实上,鄂兰认定西方存在过一个具有权威的伟大思想传统。《政治的承诺》第一至第五章致力于釐清此一传统的起源、发展以及终结。鄂兰最重要的洞见则或许在于:此一始于柏拉图、终于马克思的「哲学传统」,之所以会被连根拔起,乃因从不根植于「实际政治经验」——而且,「只有当极权主义成为陈迹时,我们这时代的真正困境才会显现其真正的形式——尽管不一定是最残酷的形式。」
如同更换餐桌礼仪般翻转纳粹时期的一切价值观,正是这种真正形式的特征。它也意味着,后极权时代其实仍旧是一个传统断裂、权威不再的失根世界,而我们只能在这风雨飘摇处境底下寻求出路。
叶浩(政治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导言 《政治的承诺》的编辑工作,使我想起鄂兰的专题课程,但是现在回想,在经历了一九八九年苏联共产体制的瓦解以及其帝国的持续解体,而这并没有引发唿应黑格尔的那种「历史的终结」,我了解到这些书写在现在比一九六八年写作时更值得我们注意。从政治上来说,冷战主宰了一九五○年代和一九六○年代,但现在的「反恐战争」却方兴未艾。虽然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可能去做完整的叙述,但是本书的读者可以了解,在心智上维持和复数之人所构成的世界同在,接受其意义的多重性和严格说来为相对的真理,至少比重新经验过往事件的意义更重要,或许也更为迫切。叙述是思考的事物(thought-things),虽然我们以过去式思考(「所有的思想都是事后的想法」),但我们是在现下做判断。如同鄂兰在书中所说:「从各种立场看同一件事的能力存在于人类世界;也就是将我们天生具有的立场,和与我们同处于一个世界的他人的立场进行交流,造成真正心智世界的移动自由,而这和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迁移自由是平行的。」
换言之,判断和行动的「真正自由」不是在二手经验中实现的,它的意思是,最高的政治心智能力是判断,而非思想。关于政治是什么,鄂兰的叙述特征在于判断,相对的,关于政治不是什么,其叙述的特点在于超人性的真理必然性律则控制着心智,而心智控制着身体。一方面,鄂兰对于过往的思考,帮助她整备其判断力;另一方面,鄂兰明确说道,思考并非总需要做判断才能影响世界。现在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本身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种判断,而它所引发的后果如此之大,假如我们略而不加正视,就太鲁莽了。
《政治的承诺》邀请读者加入鄂兰以及她在穿梭许多土地和世纪的旅途中喜欢引以为伴的人。在旅途上,读者会发现他们不同意的判断,但一定会发现更多和他们的土地及时代相关的东西。这旅程起于古代的雅典城,鄂兰和苏格拉底及柏拉图进行了思想的对话。苏格拉底变成有血有肉的人,他兴味盎然赏析众多意见或相对真理,以及个别的观点,而雅典城邦便是以此开放接受其市民的复数性。苏格拉底选择不表述自己的意见,因此与他人不同,他代表着所有他者的人性。对苏格拉底而言,行动不是由外在号令所引发的:在他那里,他所发明的不矛盾(noncontradiction)律则支配着他的思考,也支配他的行动,如同「坏意识」亦然。我相信在鄂兰之前,没有一个人如此坚定主张苏格拉底的思想和行动是等同的。她的意思是,在苏格拉底的思想中,也就是在他与自己一致的生活中,对另外一个人的侵犯就是对自我的侵犯。苏格拉底无所为,却影响了人类的世界,这是一种较高层次的道德政治思考,更在二十世纪鄂兰的作品中产生回响。
但这并没有在雅典持续。苏格拉底无法说服他那些并不是非常深思熟虑的判官相信他所说的,思考对于他们作为市民是一件好事;于是苏格拉底为此赴死,以证明其信念的有效性,而非改变自己的想法。这是他的真理。鄂兰相信苏格拉底开创了政治思想的传统,是由于苏格拉底被他的市民同胞判刑的这场政治道德悲剧。当然,柏拉图并非有意开启传统,但当他建构起一个「观念政体」(ideocracy)时,其思想的力道就开启一项传统,即善的观念的统治,那个政体不再需要任何信念劝说。该观念的单一超验真理,由哲学家在孤独中观见,如同一种难以言喻的惊奇,它取代了苏格拉底紧追不舍质疑其市民同胞而刺激出来的诸多相对真理。最后,市民以极小的票数差距,判定回答苏格拉底无止境的提问会扰乱和阻挠他们对于财富和影响力以及其他物质兴趣的追求。无疑的,柏拉图知道他们是对的,但他敏锐地理解到利益的追求会阻碍更令人信服的伦理的理想,也因此大力反对。对于传统而言,重要的是柏拉图把统治权(rulership)的观念带进政治领域,虽然这观念源自一种全然非政治的支配,即对于家奴的支配。对奴隶的支配使得主人得以离开私人的居所;他不必为日常需求劳心劳力,因此能够进入公共领域,即市集广场,在那里他可以和其他与之地位平等的人互动并自由对谈。
这故事的复杂性,如同鄂兰所有的故事,在于她的叙述方式。即使想像到其中的丰富性,读者或许会想知道除了思考和提问,苏格拉底还做了些什么,除了接受不公正的判决,他还启发别人做了什么。鄂兰或许会回答,她的故事是关于苏格拉底的思考方式阻碍他去做什么;而他的质疑,也就是在其对话者的意见中寻找相对真理时,使得公共空间和其中进行的政治活动更加真诚。对于是什么东西激发了政治行动的问题,鄂兰在数世纪之后孟德斯鸠对于传统的改写中找到答案。孟德斯鸠从传统衍生出共和和君主政体中的行动原则,分别是平等和殊异,这是人类复数性的两个本质面向。用鄂兰的话来说:
就像没有本然的人的存在,只有男人和女人,他们相同之处在于其各自绝对的殊异性(distinctness),也就是人性(human);同样的,这种共享的人类相同性是一种平等(equality),而这平等性又只展现在彼此平等者的绝对区别上。……。所以,如果行动与言说是两种突出的政治活动,殊异性和平等性就是政治体的两个构成元素。
这段文字出现在本书中关于孟德斯鸠文章的前一篇的结论。此段文字中,人类复数性的政治意义很清楚,也带出其他关于柏拉图哲学「真理专政」(tyranny of truth)的问题。鄂兰告诉我们,柏拉图在被动痛苦地接受真理时──即字面所示是一种热情──摧毁了苏格拉底在思考时于自我内在经验到的复数性,那也是当他停止与自我的对话思考而与他人对话时在他人当中经验到的复数性。柏拉图经常说真理是难以言喻的,如果不能用言语说出,那么他单一真理的经验在根本上即有异于苏格拉底对于多数真理的追求。在此读者可能会问,我们所知关于苏格拉底的一切是否来自柏拉图,而苏格拉底是否真的不是柏拉图创造出来的人物。我想鄂兰会同意,对她而言,苏格拉底重要的地方在于柏拉图所叙述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将统治权从私人领域引进公共领域,不只对政治思想传统的奠定具有决定性,也是柏拉图平反苏格拉底枉死之冤的尝试。
鄂兰清楚区别政治思想传统与历史。政治思想传统将政治行动降低到手段和目标的范畴,将行动视为达成高于其自身目的的必要手段。虽然行动在传统中不具重要性或不太重要,鄂兰却提供了一些范例,由诗人和古代历史家──她称他们是判官──谈论人类事蹟的「荣耀」和「伟大」,行动因此脱离了必然性,而有其自由。耶稣和奥古斯丁、康德及尼采都指出行动自由的面向,但这一切都在传统中被遗忘,虽然它在我们的「精神史」当中仍然活跃;西塞罗努力要恢复政治行动,对抗其在传统中地位的沦落,但徒劳无功。鄂兰在马克思那里看到这个悠久而坚固的政治思想传统的崩溃,因为马克思可以说是用他关于统治权的洞见而取消了传统的开端,他在统治权中纳入政府和法律,主张人类的不平等,而认为统治权是从人类的不平等所产生。在即将到来的无阶级社会,没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区分,但也不会有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区分,不会有鄂兰所意谓的政治自由。
马克思结束了传统,但没有脱离传统:来自哲学的标准对于人类的进步是无用的,反而当人类自身的进步「掌握了群众」、使他们了解其行动预定达成的目的时,所有人都会成为哲学家。读者现在可能会想知道,何谓非传统的思想。鄂兰的答案可以在本书的结尾找到,她将可用以理解政治行动的范畴区分三个层次。政治行动意义(meaning)所持续的时间和行动本身持续的时间一样,虽然意义可以由诗人,或有时透过判官而重现;目的(end)是当行动结束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而目标(goals)则为行动设定方向,并订定判断行动的标准。此外鄂兰又加上孟德斯鸠所说,启发行动的原则。鄂兰的分析最好去读她的文字,但这里可以说,如果事先知道行动的目的,那么目的不只会使达到目的的手段变得正当,更会「神圣化」这些手段。但行动的目标和原则,以及行动本身,都会变得没有意义,历史会像历史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变成理性而必然的过程,如同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想法。从政治角度来说,人类的自发性意味着我们在行动的时候并不知道行动会达到什么目的,如果事先知道了,我们就不会是自由的。特别是在今天,当这些范畴被混淆,政治就不再有意义。
对许多人来说,我们对于原始强制力的察觉,甚至切身的经验,会产生一种感觉,即政治是在由暴力手段推动的世界中运作,虽然嘴上谈着平等自由,但政治已变成一种失去控制的自动过程,耗费我们所珍惜的一切。科学家熔合氢氦,在地球上带动以往只在遥远星球上会发生的宇宙变化。科技发明家将那变化过程转变成武器,不只足以毁灭我们自己,更可歼灭这个世界。我们都知道热核战争的可能性,比以往更甚地威胁世界潜在的不朽性。在此时,政治判断比以往更有迫切需要,也是在这里,鄂兰转向特洛伊战争,去评断这个世界可能的毁灭,但她不是将特洛伊战争视为一场作为「政治的延长」的战争(引号为克劳塞维兹﹝Carl von Clausewitz﹞用语),而是一场歼灭之战。我认为这大段文字是鄂兰所有着作中最伟大的段落之一,鄂兰在其他地方都没有像此处一般以充分说服力阐述她所谓的政治判断。透过荷马和魏吉尔之眼,也透过她自己往来穿梭于两者间的判断,特洛伊战争变成具有「巨大多重性」的真实,从所有面向被观察并「演绎」。古希腊人和罗马人都知道,歼灭战争(war of annihilation)在政治中没有任何地位──即使,或者正是因为,是希腊人发动了特洛伊战争而罗马人的祖先因此受难。希腊人和罗马人发明了两种前所未见的政治生活的形式,即城邦和共和国,也发明两种法律概念。对于两者,法律之外就是荒漠,不论这法律是作为疆界或同盟组织。此二者中,暴力都破坏法律所造就的东西,即包含在城邦和更广大世界中的世界,这世界首次由原本敌对的人民在融入共和国之后所产生。这些世界摧坚不易,若一旦被摧毁,就会释放出再也无法遏止的「毁灭过程」。鄂兰对于古代特洛伊战争的叙述和判断并不是针对过往,而是对我们这时代和处境的判断,也是对我们所谓国内和国际政策的判断。
对鄂兰来说,所有毁灭力量,即便无法避免,本身都是反政治的:它所摧毁的不是我们的生命,而是存在众生之间、使之成为人的那个世界。人以及人性化的世界不是被制造出来的,任何部分如果被摧毁也不可能再替换。对鄂兰来说,世界不是自然的产物也不是上帝的造物;世界只能透过政治而出现,在最广义的理解上,鄂兰认为政治是一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男女众生以其复数性,以彼此间绝对的殊异性,共同生活,在自由中互动交谈,而这样的自由只有他们能够给予彼此并互相保证。她说:
只有在彼此交谈的自由中,我们所谈论的世界才能客观而明显地全方位浮现。生存于真实世界,以及彼此交谈,基本上是同一件事。……不论是启程去开创前所未有之新事物的自由,或是在言谈中和众多他者互动、并经验世界在其全体中一向具备的多样性的自由──这种运动的自由,非常可以确定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政治的最终目标,也就是,不是可以透过政治手段达成的。这其实是所有政治相关事物的实质与意义。在这意义上,政治和自由是等同的。
在本书的〈跋〉文中,鄂兰写到隐喻的荒漠世界,谈到赋予生命的哲学和艺术、爱和友谊的绿洲。这些绿洲因为那些企图让自己适应于荒漠生活条件的人,以及那些试图从荒漠逃离到绿洲的人,而有成为废墟之虞。这两种情形中,荒漠世界侵犯并破坏他们私有生活的绿洲。荒漠这个隐喻不应该解读为字面的荒地,或废弃之地,想像成是放纵工业扩张发展的最后产物,耗尽地球的自然资源、污染海洋、使大气层暖化,并毁灭地球养育生命的能力。荒漠的隐喻实是代表着我们逐渐丧失世界,于此鄂兰的意思是指「双重的逃逸,逃离土地进入宇宙,逃离世界进入自我。」她不是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所思考的不是灾难,灾难之后只会留下遭到毁灭的文明「残迹」──虽然这可能很快就会发生,因为荒漠条件所可能导致的热核战争或新型极权主义运动,确实最有利于这种状况的产生。荒漠隐喻的是某种已然存在的东西,而在世界不断翻新、不断「重新开始」的需求中,也隐喻某种一向存在的东西。如此,荒漠根本不是公共政治生活所造成的,荒漠是缺乏公共生活的结果。
鄂兰的荒漠隐喻被选为本书的跋文,是因为毁灭世界的邪恶是鄂兰写作的背景;这邪恶随着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纳粹主义进入世界,并且,对鄂兰来说,从此不曾离开。虽然荒漠不是那恶灵,但今天,只要我们继续不断与公共世界疏离,我们都势将沦落到那邪恶之中,有如坠入地狱;坠落空洞无止境的空间,在那里没有任何东西包围着我们,连荒漠都没有,没有任何东西使我们成为个体,也没有任何东西将我们相连或隔离。这是我们的困境;而能够重新创造开端的,唯有我们能自由挖掘的根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勇气忍受荒漠的条件并向根挖掘。如同自然界中的树木将根深入泥土而复活荒地,新的开端也仍然有可能将荒漠转化为人的世界。发生转化的机会很高,但行动的「奇蹟」就本体论而言是根植于人类的,不是人类作为一种独特的物种,而是以复数形式出现的众多独特开端。对于鄂兰那令人战慄的问题:「究竟为什么会有人,而不是无人存在?」,答案或许只在那内含于人类复数性当中的许诺。
在政治上,男女众生聚集起来追求共同的目标,就会产生权力,这权力不同于武力,是从公共领域核心所产生,并且如鄂兰所说,只要他们在言说和行动上保持结合,就会使该领域继续存在。有时,当政府体制和法律架构因长久发展而衰老,逐渐蚀腐,回想复数的人曾共同开创并完成政治行动的那难得的时刻,或在故事中重述那些行动的时刻,也许没有办法恢复体制活力或找回法律的权威。但鄂兰的叙述或可灌注足够的对世界之爱(amor mundi),使我们相信,防止世界成为废墟也许是值得採取的行动。她叙述的故事并没有从理论角度定义政治行动,那是自我设限的做法;不过她却使得那些仔细聆听的人更会从政治面向思考,成为更好的公民,就像苏格拉底,他虽然没有从理论上定义崇敬(reverence),但两千五百年后仍使那些注意他的人,对在人与人之间开展的世界更保有崇敬之心,并以更合乎人性的方式敏于回应。编者希望鄂兰的这本文集能促使读者认真看待她所说,一如鄂兰对读者的认真对待,因为鄂兰自己想要认识理解的需求,终究无法和我们必须自己思考和判断的需求切割。鄂兰的学生可以证明,她欢迎深思后所表达的不同于她的判断的意见,那代表一种更为广泛的同意,同意不断使那跳动在政治生活的核心的承诺获得新生。
杰若米.柯恩(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汉娜鄂兰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