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唯有正视彼此的差异，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
当代政治哲学的思想起点 批判社会结构的不朽经典
民主政治中的社会正义，并不是一视同仁，而是济弱扶倾。
我们必须正视弱势团体的多元差异存在，
进而透过沟通民主，解除加诸其上的支配与压迫，
形塑一个共享不同价值的异质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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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最重要的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家，《像女孩那样丢球》作者 Iris Young 代表作
◆ 90 年代至今社会运动思想源头，开创正义理论全新典范
◆ 戳破平等假象，为女性、黑人、同性恋、老人、劳工、身心障碍者等多元族群发声
◇ 专文介绍
陈嘉铭│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 经典推荐
范 云│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黄长玲│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陈昭如│台湾大学法律学系教授 陈俊宏│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主任
张君玫│东吴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刘静怡│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
（按姓氏笔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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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当代差异政治与女性主义理论最重要、也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它的原创性奠定了英年早逝的 Young 在当代政治思想中的地位。在这本经典着作里，杨批判当代政治哲学中的「正义」理论。她认为正义原则并不全然适用于分配典范，分配典范并不超然公正，社会更不应以普遍性为前提谈论正义；这样的正义，只会是一种迎合主流文化、由优势团体所把持的平等假象。
为了修正缺陷，杨提出「差异政治」的概念。她认为谈论正义时应以「支配与压迫」的角度切入，先承认不同社会团体间的差异，釐清彼此间不正义的社会事实；同时，各团体应基于尊重差异、相互理解的前提下进行沟通，给予弱势团体特殊优惠待遇，进而解除不正义。杨提出的差异政治是一种以差异性为前提的沟通民主；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
杨将她对少数族群、女性、同性恋、老人、身心障碍者、劳工等弱势团体的关怀纳入探讨，提出了一个极具批判性的全新概念，来挑战既有的政治思想传统，破除不平等关系。本书自 1990 年问世以来，深深启发了日后欧美谈论多元文化、性别政治、社会运动等转型正义之议题，更将经验传至第三世界曾经历剧烈民主转型的国家，许多学者及社运人士皆受其启迪甚深。同时，本书也为当代认肯群体差异的公共政策打开思想的理路。
★ 国外评论
这部作品绝对举足轻重，挑战了从柏拉图到罗尔斯（John Rawls）以来的正义理论。
──美国《政治学期刊》（The Journal of Politics）
登峰造极之作，为正义理论家开辟了崭新的视野。Young对于许多需要借由正义理论解决和阐述的议题，提出了独到且十分有见地的见解。
──《加拿大人哲学评论》（Canadian Philosophical Reviews）
Young极度精确且清晰地建构出「多元化」压迫的目的，并阐述了各个群体和其受压迫的方式。
──《Signs》
创新之作，对女性主义理论和政治思想皆有举足轻重的贡献，可称得上是后现代理论对普遍性和具体性思维的评论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阐述，也是据我所知为后现代主义的解放意涵提出的最具说服力的案例。
──塞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耶鲁大学政治哲学教授
★ 国内推荐
1990 年出版到现在，Young 的这本名着《正义与差异政治》历经几次知识界的辩论，愈突显出它掌握社会现实和规范理想的深刻和准确。快三十年了，回过头来看，这本书开创了正义论述的新典范，对今日思索正义持续带来冲击。容我大胆评论，这本书可说是摘下了 90 年代正义论述的桂冠。
──陈嘉铭，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民主让我们有了选票，但，并没有带来平等。想要在民主体制中找到实践平等的出路，必须先理解，不平等的本身是如何多元且多样。关心民主理论、性别政治与何谓正义的人，都不该错过 Young 的这本书《正义与差异政治》！
──范云，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本书是当代差异政治与女性主义理论最重要、也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它的原创性奠定了英年早逝的 Young 在当代政治思想中的地位。本书不仅挑战了政治思想传统中以分配正义为基础的正义观，也为当代认肯群体差异的公共政策打开思想的理路。
──黄长玲，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正义不等于分配，空想看不到压迫。直捣罗尔斯正义论的根基，Young 论差异与正义的经典之作让宰制与压迫的面貌变得鲜明；由此开启的正义之旅，再也不同。
──陈昭如，台湾大学法律学系教授
本书的重要性不在于告诉读者何谓「理想的正义社会」，而是在面对不正义的社会条件下，借由聆听并回应那些受到压迫与支配的弱势团体有声、无声的吶喊中，探索迈向正义社会的可能性。
──陈俊宏，东吴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正义与差异政治》写在美国身分政治爆发的 1980 年代末，触及当代社会运动和政治理论的核心议题──身分认同和分配正义的交织和拉扯。Young 的正义观并不是由上而下的规范，而是正视所有被压迫的边缘群体的差异需求。这样的观点，在二十一世纪初的现在，不仅重要性不减，更显得迫切而必要。
──张君玫，东吴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已故政治哲学家 Young 以直视社会结构的批评角度，建立以具体改善弱势群体处境为根本关切的政治思想。她强调的「结构性不正义」和「差异政治」，曾是多年前在芝大校园促使我认真思索社会正义与民主政治之间繁复关系的启蒙学说；现在的我则相信，《正义与差异政治》也该是所有关心民主、文化、正义、认同甚至性别议题者的必读作品。
──刘静怡，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艾莉斯．杨Iris Marion Young
艾莉斯．杨│Iris M. Young (1949-2006)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影响当代社会最重要的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家。
杨提出许多创新且深具论述意义的概念，包括社会正义与压迫理论、女性身体经验、沟通民主，也探讨包括恐怖主义、暴力、国际法及国家安全等问题。她的作品同时关注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传统，其学术思想更启蒙自批判理论（哈伯玛斯与马库色）、现象学（西蒙波娃与梅洛庞蒂），以及后结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克莉斯蒂娃与伊希嘉蕊）。
杨不仅是杰出的理论思想家，也是草根政治行动的积极参与者，曾活跃于妇女人权、非洲国家外债减免、劳工权利等领域。她会亲身参与社会运动担任其中一员，并将她的街头观察与思考融入论述，并从中发展出她的女性主义及民主理论的思考。这是身为一个政治哲学家真正的工作。
杨于 2006 年病逝，美国政治哲学界顿时殒落一颗明星，2005 年出版的《像女孩那样丢球：论女性身体经验》（On Female Body Experience: ”Throwing Like a Girl” and Other Essays）（商周，2007）成为她最后一部作品。其后，学界纷纷表示哀悼之意，匹兹堡大学以其名设置「艾莉斯．马利雍．杨奖」（Iris Marion Young Award），宾州州立大学也以其名设置了「艾莉斯．马利雍．杨多元学者奖」（Iris Marion Young Diversity Scholar Award），纪念她的诸多创新贡献。
本书《正义与差异政治》是杨的代表作，曾获 1991 年美国政治科学学会 Victoria Schuck 奖。其他着作包括《交叉的声音：性别、政治哲学与政策的难题》（Intersecting Voices: Dilemmas of Gender,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1997）及《涵容与民主》（Inclusion and Democracy, 2000）等。
译者简介
陈雅馨
台大社会所毕，现就读清大社会所博士班，专职译者。
联络信箱：zoethealien@hotmail.com
艾莉斯．杨Iris Marion Young
艾莉斯．杨│Iris M. Young (1949-2006)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影响当代社会最重要的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家。
杨提出许多创新且深具论述意义的概念，包括社会正义与压迫理论、女性身体经验、沟通民主，也探讨包括恐怖主义、暴力、国际法及国家安全等问题。她的作品同时关注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传统，其学术思想更启蒙自批判理论（哈伯玛斯与马库色）、现象学（西蒙波娃与梅洛庞蒂），以及后结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克莉斯蒂娃与伊希嘉蕊）。
杨不仅是杰出的理论思想家，也是草根政治行动的积极参与者，曾活跃于妇女人权、非洲国家外债减免、劳工权利等领域。她会亲身参与社会运动担任其中一员，并将她的街头观察与思考融入论述，并从中发展出她的女性主义及民主理论的思考。这是身为一个政治哲学家真正的工作。
杨于 2006 年病逝，美国政治哲学界顿时殒落一颗明星，2005 年出版的《像女孩那样丢球：论女性身体经验》（On Female Body Experience: ”Throwing Like a Girl” and Other Essays）（商周，2007）成为她最后一部作品。其后，学界纷纷表示哀悼之意，匹兹堡大学以其名设置「艾莉斯．马利雍．杨奖」（Iris Marion Young Award），宾州州立大学也以其名设置了「艾莉斯．马利雍．杨多元学者奖」（Iris Marion Young Diversity Scholar Award），纪念她的诸多创新贡献。
本书《正义与差异政治》是杨的代表作，曾获 1991 年美国政治科学学会 Victoria Schuck 奖。其他着作包括《交叉的声音：性别、政治哲学与政策的难题》（Intersecting Voices: Dilemmas of Gender,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1997）及《涵容与民主》（Inclusion and Democracy, 2000）等。
译者简介
陈雅馨
台大社会所毕，现就读清大社会所博士班，专职译者。
联络信箱：zoethealien@hotmail.com
图书目录
推荐序 不驯服的正义 陈嘉铭
2011 年再版序 哈佛大学政府学系教授 Danielle S. Allen
谢词
引言
第一章 置换分配式典范
第二章 压迫的五张脸孔
第三章 起义及福利资本主义社会
第四章 公正及公民公共的理想
第五章 身体度量与认同政治
第六章 社会运动及差异政治
第七章 平权法及绩效迷思
第八章 城市生活与差异
结语 国际正义
参考文献
2011 年再版序 哈佛大学政府学系教授 Danielle S. Allen
谢词
引言
第一章 置换分配式典范
第二章 压迫的五张脸孔
第三章 起义及福利资本主义社会
第四章 公正及公民公共的理想
第五章 身体度量与认同政治
第六章 社会运动及差异政治
第七章 平权法及绩效迷思
第八章 城市生活与差异
结语 国际正义
参考文献
图书序言
推荐序 不驯服的正义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陈嘉铭
我第一次见到艾莉斯的时候，她正声音宏亮、神情愉快地走进教室，她有着一张大又厚实的嘴巴，脸上挂着哲学家中罕见的大笑容，看着学生的眼神不时跳出温暖的笑意。这真是古怪极了。芝加哥大学的师生平常多像是罗马竞技场的角斗士，背着盾、杵着剑，全身紧绷地随时准备说出聪明的话语。快乐在芝大是一种像愚蠢一样奢侈的罪恶。这位世界最顶尖的女性主义学者和左翼哲学家却这样毫无防备地、快乐地、大声地和我们打招唿。这样看起来一点都不聪明啊──可是这也让人太想拥抱她了。艾莉斯．玛莉雍．杨在三年后成为了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
杨教我的第一门课，带我们讨论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傅科对政治理论的可能启发。她打趣地说，许多人说她愈来愈倾向康德主义了，所以她要回头读傅科平衡一下。我后来才逐渐能体会这句话。如果你曾经被康德感动过，笃信每个人都必须是自己的目的，不能只是他人的工具。这个感动势必也会驱使你喜爱傅科，着迷和颤慄于他对现代规训体制（监狱、医院、工厂、军队等）和治理理性的批判，也因此你不得不回头批评康德的普遍性理念的缺陷，而这全都是因为你太爱康德了。有些评论者将杨归类为康德主义者，有些说她是像傅科一样的后结构、后现代主义者。你说康德和后结构主义者不是不相容的两个极端吗？喔不，杨心里一定很清楚，如果你真正关心那些被现代制度压迫的人们，你如何能不同时既是康德主义者又是后结构主义者？你必得两者都是。
如果上个世纪八○到九○年代论述正义的关键字是差异，本世纪头十年论述民主的关键字无疑是涵容。当代没有一本讨论差异和涵容的着作可以跳过杨的论述。当代也没有一位政治哲学家，将差异和涵容这两个理念的底蕴阐明得比杨更贴近那些边缘、无力、被剥削和歧视的人们的社会生命处境。
什么是差异？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被法律平等对待，不就已经足够了吗？为什么我们还要特别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杨带着说故事的语调说，从前有一个黑暗时期，人们出生就属于不同的政治、种姓或社会阶级。因为不同的阶级、种族、宗教、性别、职业等身分，人们被给定不同的特权和义务。有人出生就是统治者，有人出生一辈子就是贫农。然后启蒙时代来了，我们开始相信每个人都有一样的理性和道德感受，人人平等，都该拥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被法律和国家平等对待，不能因为性别、种族、宗教、阶级等差异而有不同。启蒙并不排除个人间的个性和人生计画的差异，事实上，启蒙之子的自由主义当然鼓励每个人探索自己的个性，实现自己的个体性。
但是对杨来说，从关心当代正义的观点来看，意义重大的差异，不是个人间个性的差异，而是每个人属于不同社会群集（social group）的差异。一个人必然同时属于许多种社会群集，她可能属于女性、母亲、原住民、每日只能听从命令的劳工、同志、住在贫瘠的乡村、老年、对抗污染和征收的居民等等不同的社会群集。在此世你是被掷入这些社会群集里，无法选择属于哪个群集。每种社会群集的产生，坐落在什么社会位置、被社会怎么对待，主要被动态的社会过程所形塑，不是由单方面的文化本质、生理特质或者个人决定。杨认为启蒙社会所谓平等的制度，反而对某些社会群集带来压迫。注意到人属于不同社会群集的差异，才能够看到自由社会仍然持续对不同的人进行不同的压迫。
抽象来说，差异指的是那些无法被普遍制度穷尽的人的特殊性。哲学家採取不同的路径探讨差异，有的从社会本体论、有的从对理性的批判、有的从社会反抗等等。社会群集是杨提出来最有创见的概念之一，这是她探讨差异的独到路径，比其他哲学家更具体和贴近我们的切身经验。透过这个概念，杨非常有力地说明为何在启蒙和自由的社会，差异仍然是关键的正义议题。
杨的课轮到我自我介绍，我如往常用美式英文发音唸了我姓名的罗马拼音。多数美国人无法唸出或记得我的名字，因此常会回避叫我的名字以免困窘，这常会让我觉得自己是美国社会里突兀的隐形人（突兀和隐形其实相矛盾，因为矛盾因此更突兀，只好更隐形）。杨说可否请你用正确的中文发音把你的名字再讲一遍，我想要试着念念看，杨跟着我念了几次都无法准确地用中文念出我的名字，她笑着说：「Chia-Ming，看来我还需要多多练习。」
杨说她对政治哲学的热情始于女性主义。在绝大多数的社会，女性生活在文化歧视、经济剥削、无力、边缘化和暴力威胁中；过去这些经验被「正常化」、「私领域化」和「去政治化」，因而被理所当然的接受。没有比去政治化更政治化的策略了。女性的禁锢来自许多看似最中性、正向、细琐、和政治最无关的社会关系。因此最了解政治的无非是女性，而不是那些眼中只有物质力量的现实主义者。也因此女性主义最敏于拉下各种「去政治化」的假面具，为所有其他弱势者的压迫开辟出一条被看见的道路。政治不只是公领域或者政府的事。为了让所有压迫可能被看见，女性主义建议我们最好将政治界定为一切可以被集体重新评价和参与改变的事物，政治无所不在。
既然政治无所不在，杨接续着说，如果我们了解压迫在各种社会过程、关系和结构中如何产生，我们就会认知到我们对正义的责任无所不在。个人间的人际互动当然也是政治，我们常在人际互动中延续了某种促成压迫的社会关系和结构。杨在公众场合困窘、吃力、不准确地唸出我的中文名字，她教会了我什么是社会群集（我做为一个英语不好、不熟悉美国社会，不会 small talk，没有劳动力、来自东亚的男性）、为何政治无所不在（我和美国人的人际关系诚然是）、以及什么是正义的责任。
你可能会怀疑，难道任何社会关系都是压迫吗？没有一个正义的标准，怎么定义压迫？杨的分析拒绝停留在抽象层次，因为抽象对被压迫者没有帮助。她具体分析了所有社会群集可能面临的五种压迫面向：剥削、边缘化、无力、文化帝国主义和暴力。即使没有清楚的正义标准，我们还是可以辨认压迫。
一本书成为经典的旅程常常难以预料。一九九○年出版到现在，杨的这本名着《正义与差异政治》历经几次知识界的辩论，愈突显出它掌握社会现实和规范理想的深刻和准确。快三十年了，回过头来看，这本书开创了正义论述的新典范，对今日思索正义持续带来冲击。容我大胆评论，这本书可说是摘下了九○年代正义论述的桂冠。（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会说七○年代正义论述的桂冠是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八○年代是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能力途径）。
《正义与差异政治》这本书完整而且深刻地总结了二十世纪六○年代以来各种新社会运动诉说的压迫经验和正义诉求。它像海绵般地吸收了当代欧陆哲学家关于差异、认同、排除和他者的思想精华。它集批判理论、新左派论述和女性主义于大成。它提供的分析架构涵盖了几乎所有追求平等和解放的当代新社会运动，包括：女性主义、各种性向、种族、原住民、族群、不同压迫处境的工人、环境、身心障碍、各种身心疾病患者、老年、青年、民族主义、后殖民等等抗争歧视和压迫的运动。
我要解释《正义与差异政治》如何开创了正义论述的新典范。让我们先回到冷战时期全球三个正义论述的主要典范。第一、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相信的马克思主义；第二、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的理念，最好的代表性论述是罗尔斯的《正义论》；第三、柴契尔夫人和雷根总统採取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路线，代表性论述包括了罗伯特．诺齐克的自由放任主义（libertarianism）和弗烈德利赫．海耶克、米尔顿．傅利曼等经济学家。
马克思主义主张所有压迫的根源来自经济结构，在资本主义体制中，资本家掌握生产工具，工人阶级的劳动被剥削，国家等意识形态只是为资本积累服务，唯有生产工具归为公有，人类社会才能获得解放。对杨来说，她同意许多压迫的根源得助于资本主义体制，可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窄化了我们对压迫的理解。即使有一天资本主义被推翻，女性、各种性倾向、种族、原住民、精神障碍者等等社会群集面临的压迫仍会继续存在，因为它们各有独立于生产工具私有的压迫根源。而且即使只论劳工，劳工面临的不只是剥削，还包括劳动分工造成的非管理阶层工人的无力、无法发展自我的处境。传统马克思主义也忽略了社会偏见和过程对特定群集的劳工造成的特定压迫。举例来说，拥有台湾国籍的新移民女性的居家照护工作收费只能比台湾出生的女性低，工作遇到的暴力危险、被占便宜和歧视的状况却远多于她们。
杨要我们鼓励和认可各个社会群集的存在。多数认同政治的倡议者从黑格尔哲学出发，主张认可弱势的目的就是要矫正对弱势的文化歧视。许多左派因此批评差异政治忽略了财富重分配才是正义的首要关怀。可是杨的差异政治和马克思的亲近性远甚过黑格尔。对杨来说，认可社会群集的差异性，鼓励他们（如上述新移民女性）团结、分享生命经验和集体发声，终极目的不是在文化上矫正歧视而已，而是透过认可他们，才能帮助他们对抗更大的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和压迫。认可差异只是解放的工具，或者说只是解除压迫的一部分。杨的思路继承了批判理论和新左论述的醇正精神，这也是晚近文化研究的最大贡献，除了少数例外，所有的文化歧视都带来社会、经济和物理上的压迫，同时所有的社会和经济的压迫都得助于文化歧视。政治经济学是文化的，而文化就是经济。这是杨主张的差异政治最精微独到之处，她的精准无人能出其右。
杨对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典范的批评，对准了罗尔斯提出的正义理论。罗尔斯同意有效率的市场是必要的，但是必须给予弱势补偿。他推演的正义原则要求社会合作产生的果实，必须在有效率的诸多政策中，选择能够分配给最弱势者最大福利（罗尔斯的词汇是基本善，我代以福利称之）的政策。可是对杨来说，这样的正义考量只考虑社会经济体制终端结果的重分配，这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人们在社会经济过程遭遇的歧视、创伤和压迫，不是事后在终端给予福利补偿可以弥补。福利国家或者罗尔斯的思维，把社会经济过程黑箱化，要我们对黑箱内部过程视而不见。但是举例来说，低技术劳工在工作过程中的每日无力和自我发展被剥夺，社会福利如何弥补？第二、福利国家或者罗尔斯把正义的核心意涵理解为福利的重分配，把人视为福利的拥有者、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不是有血有肉、能力需要发展的做着各种事物的人（do-er）。人遭遇到的各种压迫，不只是因为他该分配到的福利被剥夺，而是因为他做为做各种事物的人的能力发展和自我决定被限制或伤害。只把人视为福利分配者，看不见这些伤害。也因此，福利国家看不到人在社会经济过程中遭遇到的各种压迫。杨的差异政治要把这些过程打开来被看见。
冷战的第三个典范，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主张没有政府介入的社会经济过程就是自愿和自由的，因此也完全是正义的，保护自愿交易的财产权和契约就是最大的正义。这样的思维是鼓动全球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扩张的火炉，也构成了对今日人类社会最大的威胁。我想我就把这个功课交给读完这本书的读者了：杨会怎么批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大致看出杨勾勒的社会正义新地景。三个冷战典范都看不见社会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压迫，他们无法指称新社会运动抵抗的压迫为不义。性别、性倾向、原住民、族群、不同处境的劳工、身心疾病患者、老年、青年、环境居民等社会群集是社会过程的产物，它们不只透过社会关系和互动产生和再生，也同时在巨观的物质、文化和社会结构（例如文化帝国主义、劳动分工、科学知识等等）的背景下产生和再生。我们只有同时关注社会过程、分析社会关系、了解互动的变化、琢磨不同和多层次的结构，才能试着去理解某个社会群集受到压迫的具体面貌。
你可能会说这样的正义样貌太复杂了。我要以一个社会图像帮助读者试着不去排斥杨的新正义典范。冷战三典范分析的是方正、对称、均质和边界清楚的民族共同体或者经济体系，每个人有对称的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利益互惠关系，这是一个井然有序、驯服的工业的社会图像。可是杨的差异典范散射出来的正义社区却是一个都市的社会图像，我们不再是对称和均质的个人，而是分属不同群集社区，来自不同地方，背负不同历史意识，说不同母语、拥有社会过程赋予的不同优势或劣势；我们不仅匿名，而且无法完全同情想像彼此的生命经验，我们每天在转角遭遇不熟悉的生命群集，我们都市的成员边界也并不百分百清楚。如果我们能用这个不驯服的都市生活图像去领会杨的正义典范，或许我们能慢慢脱离「均衡、对称、熟悉」对我们的永恆诱惑，然后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像杨一样，和被压迫者们一起说话。
系上的老师、学生、行政人员，杨的学者和社运朋友都着迷地喜欢杨。杨的追悼会在芝大校园的约瑟夫．邦德教堂举行，那是一个一年中有半年被树藤绿叶包覆，半年被白雪覆盖，美得让人对死亡感到温柔的教堂。一位老师上台说，杨刚来芝大任教时，他们这些菜鸟老师组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冒昧邀请了她，没有预料到名气这么大的杨竟然一邀即到，一位一位来自各领域的人上台叙说着类似的故事。杨的女儿说，我母亲几乎没有拒绝过一个弱势团体对她的邀请。我想起有一次到市中心玩耍，远远看到杨在一个旅馆门前的走廊，和一群失业员工一起举牌绕圈子，抗议旅馆不当遣散，他们就这样轮班绕圈抗议了一整年。我不知道杨一天有多少时间，她是系上花最多时间改学生写作的老师，也是最愿意了解和讨论同事学术想法的人。杨不只是一位难以超越的哲学家和老师，她还是个慷慨的人。慷慨在人类还知道什么是高贵的古典世界时就是高贵本身，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壮美」（magnificence）。
这是一个慷慨的人，这是一本壮美的书。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陈嘉铭
我第一次见到艾莉斯的时候，她正声音宏亮、神情愉快地走进教室，她有着一张大又厚实的嘴巴，脸上挂着哲学家中罕见的大笑容，看着学生的眼神不时跳出温暖的笑意。这真是古怪极了。芝加哥大学的师生平常多像是罗马竞技场的角斗士，背着盾、杵着剑，全身紧绷地随时准备说出聪明的话语。快乐在芝大是一种像愚蠢一样奢侈的罪恶。这位世界最顶尖的女性主义学者和左翼哲学家却这样毫无防备地、快乐地、大声地和我们打招唿。这样看起来一点都不聪明啊──可是这也让人太想拥抱她了。艾莉斯．玛莉雍．杨在三年后成为了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
杨教我的第一门课，带我们讨论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傅科对政治理论的可能启发。她打趣地说，许多人说她愈来愈倾向康德主义了，所以她要回头读傅科平衡一下。我后来才逐渐能体会这句话。如果你曾经被康德感动过，笃信每个人都必须是自己的目的，不能只是他人的工具。这个感动势必也会驱使你喜爱傅科，着迷和颤慄于他对现代规训体制（监狱、医院、工厂、军队等）和治理理性的批判，也因此你不得不回头批评康德的普遍性理念的缺陷，而这全都是因为你太爱康德了。有些评论者将杨归类为康德主义者，有些说她是像傅科一样的后结构、后现代主义者。你说康德和后结构主义者不是不相容的两个极端吗？喔不，杨心里一定很清楚，如果你真正关心那些被现代制度压迫的人们，你如何能不同时既是康德主义者又是后结构主义者？你必得两者都是。
如果上个世纪八○到九○年代论述正义的关键字是差异，本世纪头十年论述民主的关键字无疑是涵容。当代没有一本讨论差异和涵容的着作可以跳过杨的论述。当代也没有一位政治哲学家，将差异和涵容这两个理念的底蕴阐明得比杨更贴近那些边缘、无力、被剥削和歧视的人们的社会生命处境。
什么是差异？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被法律平等对待，不就已经足够了吗？为什么我们还要特别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杨带着说故事的语调说，从前有一个黑暗时期，人们出生就属于不同的政治、种姓或社会阶级。因为不同的阶级、种族、宗教、性别、职业等身分，人们被给定不同的特权和义务。有人出生就是统治者，有人出生一辈子就是贫农。然后启蒙时代来了，我们开始相信每个人都有一样的理性和道德感受，人人平等，都该拥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被法律和国家平等对待，不能因为性别、种族、宗教、阶级等差异而有不同。启蒙并不排除个人间的个性和人生计画的差异，事实上，启蒙之子的自由主义当然鼓励每个人探索自己的个性，实现自己的个体性。
但是对杨来说，从关心当代正义的观点来看，意义重大的差异，不是个人间个性的差异，而是每个人属于不同社会群集（social group）的差异。一个人必然同时属于许多种社会群集，她可能属于女性、母亲、原住民、每日只能听从命令的劳工、同志、住在贫瘠的乡村、老年、对抗污染和征收的居民等等不同的社会群集。在此世你是被掷入这些社会群集里，无法选择属于哪个群集。每种社会群集的产生，坐落在什么社会位置、被社会怎么对待，主要被动态的社会过程所形塑，不是由单方面的文化本质、生理特质或者个人决定。杨认为启蒙社会所谓平等的制度，反而对某些社会群集带来压迫。注意到人属于不同社会群集的差异，才能够看到自由社会仍然持续对不同的人进行不同的压迫。
抽象来说，差异指的是那些无法被普遍制度穷尽的人的特殊性。哲学家採取不同的路径探讨差异，有的从社会本体论、有的从对理性的批判、有的从社会反抗等等。社会群集是杨提出来最有创见的概念之一，这是她探讨差异的独到路径，比其他哲学家更具体和贴近我们的切身经验。透过这个概念，杨非常有力地说明为何在启蒙和自由的社会，差异仍然是关键的正义议题。
杨的课轮到我自我介绍，我如往常用美式英文发音唸了我姓名的罗马拼音。多数美国人无法唸出或记得我的名字，因此常会回避叫我的名字以免困窘，这常会让我觉得自己是美国社会里突兀的隐形人（突兀和隐形其实相矛盾，因为矛盾因此更突兀，只好更隐形）。杨说可否请你用正确的中文发音把你的名字再讲一遍，我想要试着念念看，杨跟着我念了几次都无法准确地用中文念出我的名字，她笑着说：「Chia-Ming，看来我还需要多多练习。」
杨说她对政治哲学的热情始于女性主义。在绝大多数的社会，女性生活在文化歧视、经济剥削、无力、边缘化和暴力威胁中；过去这些经验被「正常化」、「私领域化」和「去政治化」，因而被理所当然的接受。没有比去政治化更政治化的策略了。女性的禁锢来自许多看似最中性、正向、细琐、和政治最无关的社会关系。因此最了解政治的无非是女性，而不是那些眼中只有物质力量的现实主义者。也因此女性主义最敏于拉下各种「去政治化」的假面具，为所有其他弱势者的压迫开辟出一条被看见的道路。政治不只是公领域或者政府的事。为了让所有压迫可能被看见，女性主义建议我们最好将政治界定为一切可以被集体重新评价和参与改变的事物，政治无所不在。
既然政治无所不在，杨接续着说，如果我们了解压迫在各种社会过程、关系和结构中如何产生，我们就会认知到我们对正义的责任无所不在。个人间的人际互动当然也是政治，我们常在人际互动中延续了某种促成压迫的社会关系和结构。杨在公众场合困窘、吃力、不准确地唸出我的中文名字，她教会了我什么是社会群集（我做为一个英语不好、不熟悉美国社会，不会 small talk，没有劳动力、来自东亚的男性）、为何政治无所不在（我和美国人的人际关系诚然是）、以及什么是正义的责任。
你可能会怀疑，难道任何社会关系都是压迫吗？没有一个正义的标准，怎么定义压迫？杨的分析拒绝停留在抽象层次，因为抽象对被压迫者没有帮助。她具体分析了所有社会群集可能面临的五种压迫面向：剥削、边缘化、无力、文化帝国主义和暴力。即使没有清楚的正义标准，我们还是可以辨认压迫。
一本书成为经典的旅程常常难以预料。一九九○年出版到现在，杨的这本名着《正义与差异政治》历经几次知识界的辩论，愈突显出它掌握社会现实和规范理想的深刻和准确。快三十年了，回过头来看，这本书开创了正义论述的新典范，对今日思索正义持续带来冲击。容我大胆评论，这本书可说是摘下了九○年代正义论述的桂冠。（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会说七○年代正义论述的桂冠是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八○年代是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能力途径）。
《正义与差异政治》这本书完整而且深刻地总结了二十世纪六○年代以来各种新社会运动诉说的压迫经验和正义诉求。它像海绵般地吸收了当代欧陆哲学家关于差异、认同、排除和他者的思想精华。它集批判理论、新左派论述和女性主义于大成。它提供的分析架构涵盖了几乎所有追求平等和解放的当代新社会运动，包括：女性主义、各种性向、种族、原住民、族群、不同压迫处境的工人、环境、身心障碍、各种身心疾病患者、老年、青年、民族主义、后殖民等等抗争歧视和压迫的运动。
我要解释《正义与差异政治》如何开创了正义论述的新典范。让我们先回到冷战时期全球三个正义论述的主要典范。第一、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相信的马克思主义；第二、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的理念，最好的代表性论述是罗尔斯的《正义论》；第三、柴契尔夫人和雷根总统採取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路线，代表性论述包括了罗伯特．诺齐克的自由放任主义（libertarianism）和弗烈德利赫．海耶克、米尔顿．傅利曼等经济学家。
马克思主义主张所有压迫的根源来自经济结构，在资本主义体制中，资本家掌握生产工具，工人阶级的劳动被剥削，国家等意识形态只是为资本积累服务，唯有生产工具归为公有，人类社会才能获得解放。对杨来说，她同意许多压迫的根源得助于资本主义体制，可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窄化了我们对压迫的理解。即使有一天资本主义被推翻，女性、各种性倾向、种族、原住民、精神障碍者等等社会群集面临的压迫仍会继续存在，因为它们各有独立于生产工具私有的压迫根源。而且即使只论劳工，劳工面临的不只是剥削，还包括劳动分工造成的非管理阶层工人的无力、无法发展自我的处境。传统马克思主义也忽略了社会偏见和过程对特定群集的劳工造成的特定压迫。举例来说，拥有台湾国籍的新移民女性的居家照护工作收费只能比台湾出生的女性低，工作遇到的暴力危险、被占便宜和歧视的状况却远多于她们。
杨要我们鼓励和认可各个社会群集的存在。多数认同政治的倡议者从黑格尔哲学出发，主张认可弱势的目的就是要矫正对弱势的文化歧视。许多左派因此批评差异政治忽略了财富重分配才是正义的首要关怀。可是杨的差异政治和马克思的亲近性远甚过黑格尔。对杨来说，认可社会群集的差异性，鼓励他们（如上述新移民女性）团结、分享生命经验和集体发声，终极目的不是在文化上矫正歧视而已，而是透过认可他们，才能帮助他们对抗更大的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和压迫。认可差异只是解放的工具，或者说只是解除压迫的一部分。杨的思路继承了批判理论和新左论述的醇正精神，这也是晚近文化研究的最大贡献，除了少数例外，所有的文化歧视都带来社会、经济和物理上的压迫，同时所有的社会和经济的压迫都得助于文化歧视。政治经济学是文化的，而文化就是经济。这是杨主张的差异政治最精微独到之处，她的精准无人能出其右。
杨对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典范的批评，对准了罗尔斯提出的正义理论。罗尔斯同意有效率的市场是必要的，但是必须给予弱势补偿。他推演的正义原则要求社会合作产生的果实，必须在有效率的诸多政策中，选择能够分配给最弱势者最大福利（罗尔斯的词汇是基本善，我代以福利称之）的政策。可是对杨来说，这样的正义考量只考虑社会经济体制终端结果的重分配，这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人们在社会经济过程遭遇的歧视、创伤和压迫，不是事后在终端给予福利补偿可以弥补。福利国家或者罗尔斯的思维，把社会经济过程黑箱化，要我们对黑箱内部过程视而不见。但是举例来说，低技术劳工在工作过程中的每日无力和自我发展被剥夺，社会福利如何弥补？第二、福利国家或者罗尔斯把正义的核心意涵理解为福利的重分配，把人视为福利的拥有者、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不是有血有肉、能力需要发展的做着各种事物的人（do-er）。人遭遇到的各种压迫，不只是因为他该分配到的福利被剥夺，而是因为他做为做各种事物的人的能力发展和自我决定被限制或伤害。只把人视为福利分配者，看不见这些伤害。也因此，福利国家看不到人在社会经济过程中遭遇到的各种压迫。杨的差异政治要把这些过程打开来被看见。
冷战的第三个典范，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主张没有政府介入的社会经济过程就是自愿和自由的，因此也完全是正义的，保护自愿交易的财产权和契约就是最大的正义。这样的思维是鼓动全球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扩张的火炉，也构成了对今日人类社会最大的威胁。我想我就把这个功课交给读完这本书的读者了：杨会怎么批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大致看出杨勾勒的社会正义新地景。三个冷战典范都看不见社会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压迫，他们无法指称新社会运动抵抗的压迫为不义。性别、性倾向、原住民、族群、不同处境的劳工、身心疾病患者、老年、青年、环境居民等社会群集是社会过程的产物，它们不只透过社会关系和互动产生和再生，也同时在巨观的物质、文化和社会结构（例如文化帝国主义、劳动分工、科学知识等等）的背景下产生和再生。我们只有同时关注社会过程、分析社会关系、了解互动的变化、琢磨不同和多层次的结构，才能试着去理解某个社会群集受到压迫的具体面貌。
你可能会说这样的正义样貌太复杂了。我要以一个社会图像帮助读者试着不去排斥杨的新正义典范。冷战三典范分析的是方正、对称、均质和边界清楚的民族共同体或者经济体系，每个人有对称的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利益互惠关系，这是一个井然有序、驯服的工业的社会图像。可是杨的差异典范散射出来的正义社区却是一个都市的社会图像，我们不再是对称和均质的个人，而是分属不同群集社区，来自不同地方，背负不同历史意识，说不同母语、拥有社会过程赋予的不同优势或劣势；我们不仅匿名，而且无法完全同情想像彼此的生命经验，我们每天在转角遭遇不熟悉的生命群集，我们都市的成员边界也并不百分百清楚。如果我们能用这个不驯服的都市生活图像去领会杨的正义典范，或许我们能慢慢脱离「均衡、对称、熟悉」对我们的永恆诱惑，然后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像杨一样，和被压迫者们一起说话。
系上的老师、学生、行政人员，杨的学者和社运朋友都着迷地喜欢杨。杨的追悼会在芝大校园的约瑟夫．邦德教堂举行，那是一个一年中有半年被树藤绿叶包覆，半年被白雪覆盖，美得让人对死亡感到温柔的教堂。一位老师上台说，杨刚来芝大任教时，他们这些菜鸟老师组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冒昧邀请了她，没有预料到名气这么大的杨竟然一邀即到，一位一位来自各领域的人上台叙说着类似的故事。杨的女儿说，我母亲几乎没有拒绝过一个弱势团体对她的邀请。我想起有一次到市中心玩耍，远远看到杨在一个旅馆门前的走廊，和一群失业员工一起举牌绕圈子，抗议旅馆不当遣散，他们就这样轮班绕圈抗议了一整年。我不知道杨一天有多少时间，她是系上花最多时间改学生写作的老师，也是最愿意了解和讨论同事学术想法的人。杨不只是一位难以超越的哲学家和老师，她还是个慷慨的人。慷慨在人类还知道什么是高贵的古典世界时就是高贵本身，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壮美」（magnificence）。
这是一个慷慨的人，这是一本壮美的书。
图书试读
引言
与左翼政治相关、以群体为基础的新社会运动，例如妇女运动、黑人解放运动、美洲印地安人运动及同志解放运动，对于政治哲学的意涵是什么？后现代哲学对西方理性传统的挑战，对于政治哲学的意涵是什么？这些在二十世纪晚期出现的政治及理论发展，其结果如何能够深化及拓宽传统社会主义所诉求的平等与民主？正义是政治哲学的基本议题，这些问题也因此与正义的问题密不可分。这些新社会运动隐约诉求着什么样的社会正义构想？它们又是如何对抗或修正传统对正义的看法？
是这样的一些疑问激励了本书的探索。为了处理它们，我研究了一些政治理论中实证主义与化约论（reductionism）的问题。实证主义的问题在于太常将应受规范性评价的制度性结构假设成是给定的；而我揭露的化约论之问题，则是现代政治理论倾向于将政治主体化约成一个整体，重视共性与相似性更甚于特殊性与差异。
我主张，与其聚焦于分配，对于正义的构想应以「支配」及「压迫」的概念为起点。这样的转向带出了决策、劳动分工，以及涉及社会正义、却经常在哲学讨论中被忽略的文化议题。它也展示出在社会关系及压迫结构的形成过程中，社会群体差异的重要性；典型的哲学正义论一直都配合了某种社会本体论，而在这种本体论中，并无社会群体概念的存在空间。我主张，当社会群体差异存在、且某些群体拥有特权而某些群体却受到压迫时，为了减轻压迫，社会正义得要求明确承认并处理这些群体差异。
虽然我讨论正义、做出与正义相关的主张，但我并未要建构一个正义论。典型的正义论总是从几个关于人性、社会本质及理性本质的一般性前提推导出适用于所有或大部分社会的正义基本原则，无论这些社会的具体形构及社会关系为何。希腊文「理论」（theoria）一字的真正意思，就是想要看见正义。为了获得全观（comprehensive view），它假设有一种外在于产生正义议题的社会脉络之观念。正义论倾向于自我支撑，因为它展示了自身基础。做为一种论述（discourse），其目的是要整全（whole），并将正义以一整体方式展现。它是无始无终的，因为在它之前没有来者，而未来事件也不影响其真实性或与社会生活的关联性。
与左翼政治相关、以群体为基础的新社会运动，例如妇女运动、黑人解放运动、美洲印地安人运动及同志解放运动，对于政治哲学的意涵是什么？后现代哲学对西方理性传统的挑战，对于政治哲学的意涵是什么？这些在二十世纪晚期出现的政治及理论发展，其结果如何能够深化及拓宽传统社会主义所诉求的平等与民主？正义是政治哲学的基本议题，这些问题也因此与正义的问题密不可分。这些新社会运动隐约诉求着什么样的社会正义构想？它们又是如何对抗或修正传统对正义的看法？
是这样的一些疑问激励了本书的探索。为了处理它们，我研究了一些政治理论中实证主义与化约论（reductionism）的问题。实证主义的问题在于太常将应受规范性评价的制度性结构假设成是给定的；而我揭露的化约论之问题，则是现代政治理论倾向于将政治主体化约成一个整体，重视共性与相似性更甚于特殊性与差异。
我主张，与其聚焦于分配，对于正义的构想应以「支配」及「压迫」的概念为起点。这样的转向带出了决策、劳动分工，以及涉及社会正义、却经常在哲学讨论中被忽略的文化议题。它也展示出在社会关系及压迫结构的形成过程中，社会群体差异的重要性；典型的哲学正义论一直都配合了某种社会本体论，而在这种本体论中，并无社会群体概念的存在空间。我主张，当社会群体差异存在、且某些群体拥有特权而某些群体却受到压迫时，为了减轻压迫，社会正义得要求明确承认并处理这些群体差异。
虽然我讨论正义、做出与正义相关的主张，但我并未要建构一个正义论。典型的正义论总是从几个关于人性、社会本质及理性本质的一般性前提推导出适用于所有或大部分社会的正义基本原则，无论这些社会的具体形构及社会关系为何。希腊文「理论」（theoria）一字的真正意思，就是想要看见正义。为了获得全观（comprehensive view），它假设有一种外在于产生正义议题的社会脉络之观念。正义论倾向于自我支撑，因为它展示了自身基础。做为一种论述（discourse），其目的是要整全（whole），并将正义以一整体方式展现。它是无始无终的，因为在它之前没有来者，而未来事件也不影响其真实性或与社会生活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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