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中国流亡作家茉莉自从1998年访问印度达兰萨拉流亡藏区以来，全部涉藏写作，都是在如乌贼喷射的墨汁中，力图揭露谎言，引起公众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北欧的流亡生活，使茉莉在观察研究西藏问题时，站在综观世界的立足点，多角度观察、对比、质疑与分析。
诚实说理，与强权分庭抗礼，表达正义的声音，寻找解决西藏问题之途径。
诚实说理，与强权分庭抗礼，表达正义的声音，寻找解决西藏问题之途径。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茉莉
中国流亡作家，现居瑞典。着有《人权之旅》、《山麓那边是西藏：一位中国流亡者的观察》、《瑞典森林散步》等书。主编汉藏协会成员合集《达兰萨拉纪行》。
封面为玉树结古震灾后重建的禅古寺
封底为玉树结古文成公主庙放牧山区
茉莉
中国流亡作家，现居瑞典。着有《人权之旅》、《山麓那边是西藏：一位中国流亡者的观察》、《瑞典森林散步》等书。主编汉藏协会成员合集《达兰萨拉纪行》。
封面为玉树结古震灾后重建的禅古寺
封底为玉树结古文成公主庙放牧山区
图书目录
自序――在乌贼喷射的墨汁中追问西藏
中国人对西藏看法之演变
格桑花时节，坦克来灌顶――—从诗歌看西藏喋血
反弹的弯枝与巨无霸――—谈藏汉两族的民族主义
「伪西藏文学」与帝国叙事
马英九没有西藏政策
达赖喇嘛与藏民公投之议
回到十七条协议――中藏谈判的可行途径
幸福的不丹和痛苦的西藏
北欧萨米与西藏自治
西方人为什么同情支持西藏？
汉人西藏掘金与藏民反抗
西藏「安居工程」的破坏性使命
习近平将怎样治理西藏？
仿苏格拉底追问西藏问题
撑藏语：孩子们发起的文化自救
藏族精英的反叛和回归――—浅谈扎加及其「新学派」
「农奴曲」老调重弹—谈中共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藏人自焚，世界为何装聋作哑？――对西藏抗争的一点思考
评中共酝酿取消民族自治――其政策逻辑上的谬误
漠视普世价值的根本谬误 ――再评中共酝酿取消民族自治
国共西藏政策的不同走向
上帝去西藏对谁有利？――基督教入藏今昔谈
百年民族冲突之根源
达赖喇嘛的二哥应该懊悔吗？――谈美国中情局与西藏人的合作
附录
内蒙人民黑色的集体记忆――读杨海英《没有墓碑的大草原》
「补天」英雄何以成为专制大敌？――伊力哈木对新疆问题的经济学透视
西方人怎样解读西藏――毕研韬专访旅居瑞典的作家茉莉
中国人对西藏看法之演变
格桑花时节，坦克来灌顶――—从诗歌看西藏喋血
反弹的弯枝与巨无霸――—谈藏汉两族的民族主义
「伪西藏文学」与帝国叙事
马英九没有西藏政策
达赖喇嘛与藏民公投之议
回到十七条协议――中藏谈判的可行途径
幸福的不丹和痛苦的西藏
北欧萨米与西藏自治
西方人为什么同情支持西藏？
汉人西藏掘金与藏民反抗
西藏「安居工程」的破坏性使命
习近平将怎样治理西藏？
仿苏格拉底追问西藏问题
撑藏语：孩子们发起的文化自救
藏族精英的反叛和回归――—浅谈扎加及其「新学派」
「农奴曲」老调重弹—谈中共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藏人自焚，世界为何装聋作哑？――对西藏抗争的一点思考
评中共酝酿取消民族自治――其政策逻辑上的谬误
漠视普世价值的根本谬误 ――再评中共酝酿取消民族自治
国共西藏政策的不同走向
上帝去西藏对谁有利？――基督教入藏今昔谈
百年民族冲突之根源
达赖喇嘛的二哥应该懊悔吗？――谈美国中情局与西藏人的合作
附录
内蒙人民黑色的集体记忆――读杨海英《没有墓碑的大草原》
「补天」英雄何以成为专制大敌？――伊力哈木对新疆问题的经济学透视
西方人怎样解读西藏――毕研韬专访旅居瑞典的作家茉莉
图书序言
序
在乌贼喷射的墨汁中追问西藏
即将出版这本文集时，我想起英国作家奥威尔的话：「我之所以写一本书，是因为我有一个谎言要揭露，我有一个事实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可以说，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能概括我的第二本西藏文集之内容了。自从1998年访问印度达兰萨拉流亡藏区以来，我的全部涉藏写作，都是在如乌贼喷射的墨汁中，力图揭露谎言，引起公众对西藏问题的关注。
用惊人的洞察力揭破这个世界的谎言，这只是作家奥威尔写作的一个方面。更令人向往的，是他所追求的写作境界：「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一直最要做的事情就是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我于2007年在台湾允晨出版《山麓那边是西藏》后，十年又过去了，我是否在写作中获得了审美体验，是否给自己的政治性写作增添了一点艺术性呢？这是我在出版新书时所沉思的。
用真实的文字与强权分庭抗礼
这里收集的是我近十年在香港发表的涉藏文章。感谢《开放》、《争鸣》和《动向》等几个坚守民主人权立场的杂志，给我提供了关注西藏的平台。拾起散落在不同刊物的各个篇目，我发现写于不同时期的零散文字，聚集起来就有了一种整体感。
书名「反弹的弯枝与巨无霸」是书中一篇文章的题目。「巨无霸」指的是中国强权，而「反弹的弯枝」则是英国思想家伯林的一个比喻。伯林说：「一种受到伤害的民族精神」就像一根被强力扳弯的树枝，一旦放开就会勐烈地弹回去。在评论2008年的拉萨抗议事件时，我曾借用这个比喻指西藏人的「和平的民族主义」，觉得很贴切。
这本书涉及西藏的历史与现状，政治与宗教，语言文化及诗歌等各方面。就题材而言，有的是严肃的政治评论，有的则有文化随笔的性质。不管风格如何，对于从人权角度介入西藏问题的我，集结而成的这本新书，可视为作家的一种人权行动，即以语言文字为手段，通过传递有关西藏的真实认识，维护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
在中共统治的这几十年里，在漫天谎言如同乌贼鱼喷射出的墨汁时，西藏的真相完全被掩盖了。因此，每次写作时，我都首先需要一个自我启蒙和去魅的过程，即运用自己的理智，去寻找被专制政权隐瞒与遮蔽的事实。
巴尔扎克说：「作家能够与政治家分庭抗礼。」他指的是，作家出于一种对于更高原则的忠诚，承担起启蒙的责任，以对抗黑暗。写作者要对自己所属的时代尽责，必须敢于回应社会最敏感最棘手的问题。这样一个重要的道德指引，使我在书写西藏时，满怀认识的激情去探索一个民族的生存，增添了自己对于他民族的同情与理解，以及独立思考与公正判断的能力。
身为批判型作家的瓶颈
一个以批判为己任的作家，在海外长期的写作中，往往会产生某种疲惫无力感。我曾在涉藏写作中遇到一些瓶颈。因此有很长时间转而去写其他题材。
首先有一个自我重复的问题。在涉藏的文章中，我发现自己会不由自主地表达一些相同的观点。这几乎是必然的，因为中共当局一次又一次地迫害藏人，为人权唿吁的写作者也就只能针锋相对，一次又一次地以同样的思路去揭露、抗议和批判。尽管这种重复是必要的，但人的心智却因此耗损了不少，其重复性的批判落到低于历史水准的地步。正如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的感慨：「我和小人斗得太久了，到头来把自己都变小了。」
中国的老子曾说：「为学日进，为道日损。」我的另类理解是，为学者追求的是知识，可在自己的专业里日益增长其学问；而为道者却试图改善社会，需要在公共领域传播其理念，以抵抗统治者的谎言。由于为道者宣传的大都是常识，因此无法使学问精深。
汉娜‧阿伦特在面对习以为常的恶之时，常常能做出政治道德方面的深刻分析。她认为，邪恶除了平庸之外空无一物，只有善才有深度，才能有原创。身为批判型作家，我想要努力企及的目标是：在进行社会批判时挖掘出善的深度，做出富有原创性的思考。
当然，批判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在西藏问题上持久地批判中共的政策，是为了表达一点正义的声音。在批判的同时，我也尽量吸取世界各国对待少数民族的经验，获得另一种视角去看西藏的问题，寻找解决问题之途径。
用论据逻辑诚实地说理
重读自己的书稿，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比较上一本《山麓那边是西藏》，这本书显得较为理性，在分析论说上更为透彻有力。写上本书时，我初涉西藏问题，作为第一批汉藏协会的成员访问达兰萨拉，开始了解藏人的流亡。同为异乡流亡客，当时我在心理上受到很大的震动，笔下的文字也就比较激越和感性。
就如法国历史学家勒费尔所说：「道德主义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酷，可是不能解释事故。」过去的涉藏写作，我较多地谴责中共对西藏的镇压，深度的理性分析比较少。现在我的年龄不轻了，这本书的风格较为沉稳，自己觉得有所长进。
感谢北欧的流亡生活，给了我一个综观世界的立足点，使我获得一种特殊而不狭隘的目光，在观察研究西藏问题时，能做到多角度观察、对比、质疑与分析。这本新书里因此有不少的比较与对比，例如，关于北欧萨米、苏联车臣、美国印第安人以及不丹等与西藏的异同。
以真诚交流为目的，我尽量以论据、逻辑和朴素的文字来说理，和读者一起去认识西藏的历史与现在，使自己不被各种表面喧嚣的泡沫所迷惑，而是去注视泡沫下面的深深水流。这样诚实说理的目的，在于找到真实和公正，质疑那些被中共当局灌输的熟悉的观念，重新审视中国关于民族自治的制度。
我们所期盼的更好的社会制度，需要经过「观念的变化」这一过程。而观念的变化有赖于每个写作者的努力。一位汉族读者告诉我，他曾在去印度的路上，想起我描写藏族逃亡者翻越喜马拉雅山的文字，从而认识到西藏的苦难。这令我想起一个佛家用语：「功不唐捐。」
在乌贼喷射的墨汁中追问西藏
即将出版这本文集时，我想起英国作家奥威尔的话：「我之所以写一本书，是因为我有一个谎言要揭露，我有一个事实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可以说，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能概括我的第二本西藏文集之内容了。自从1998年访问印度达兰萨拉流亡藏区以来，我的全部涉藏写作，都是在如乌贼喷射的墨汁中，力图揭露谎言，引起公众对西藏问题的关注。
用惊人的洞察力揭破这个世界的谎言，这只是作家奥威尔写作的一个方面。更令人向往的，是他所追求的写作境界：「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一直最要做的事情就是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我于2007年在台湾允晨出版《山麓那边是西藏》后，十年又过去了，我是否在写作中获得了审美体验，是否给自己的政治性写作增添了一点艺术性呢？这是我在出版新书时所沉思的。
用真实的文字与强权分庭抗礼
这里收集的是我近十年在香港发表的涉藏文章。感谢《开放》、《争鸣》和《动向》等几个坚守民主人权立场的杂志，给我提供了关注西藏的平台。拾起散落在不同刊物的各个篇目，我发现写于不同时期的零散文字，聚集起来就有了一种整体感。
书名「反弹的弯枝与巨无霸」是书中一篇文章的题目。「巨无霸」指的是中国强权，而「反弹的弯枝」则是英国思想家伯林的一个比喻。伯林说：「一种受到伤害的民族精神」就像一根被强力扳弯的树枝，一旦放开就会勐烈地弹回去。在评论2008年的拉萨抗议事件时，我曾借用这个比喻指西藏人的「和平的民族主义」，觉得很贴切。
这本书涉及西藏的历史与现状，政治与宗教，语言文化及诗歌等各方面。就题材而言，有的是严肃的政治评论，有的则有文化随笔的性质。不管风格如何，对于从人权角度介入西藏问题的我，集结而成的这本新书，可视为作家的一种人权行动，即以语言文字为手段，通过传递有关西藏的真实认识，维护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
在中共统治的这几十年里，在漫天谎言如同乌贼鱼喷射出的墨汁时，西藏的真相完全被掩盖了。因此，每次写作时，我都首先需要一个自我启蒙和去魅的过程，即运用自己的理智，去寻找被专制政权隐瞒与遮蔽的事实。
巴尔扎克说：「作家能够与政治家分庭抗礼。」他指的是，作家出于一种对于更高原则的忠诚，承担起启蒙的责任，以对抗黑暗。写作者要对自己所属的时代尽责，必须敢于回应社会最敏感最棘手的问题。这样一个重要的道德指引，使我在书写西藏时，满怀认识的激情去探索一个民族的生存，增添了自己对于他民族的同情与理解，以及独立思考与公正判断的能力。
身为批判型作家的瓶颈
一个以批判为己任的作家，在海外长期的写作中，往往会产生某种疲惫无力感。我曾在涉藏写作中遇到一些瓶颈。因此有很长时间转而去写其他题材。
首先有一个自我重复的问题。在涉藏的文章中，我发现自己会不由自主地表达一些相同的观点。这几乎是必然的，因为中共当局一次又一次地迫害藏人，为人权唿吁的写作者也就只能针锋相对，一次又一次地以同样的思路去揭露、抗议和批判。尽管这种重复是必要的，但人的心智却因此耗损了不少，其重复性的批判落到低于历史水准的地步。正如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的感慨：「我和小人斗得太久了，到头来把自己都变小了。」
中国的老子曾说：「为学日进，为道日损。」我的另类理解是，为学者追求的是知识，可在自己的专业里日益增长其学问；而为道者却试图改善社会，需要在公共领域传播其理念，以抵抗统治者的谎言。由于为道者宣传的大都是常识，因此无法使学问精深。
汉娜‧阿伦特在面对习以为常的恶之时，常常能做出政治道德方面的深刻分析。她认为，邪恶除了平庸之外空无一物，只有善才有深度，才能有原创。身为批判型作家，我想要努力企及的目标是：在进行社会批判时挖掘出善的深度，做出富有原创性的思考。
当然，批判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在西藏问题上持久地批判中共的政策，是为了表达一点正义的声音。在批判的同时，我也尽量吸取世界各国对待少数民族的经验，获得另一种视角去看西藏的问题，寻找解决问题之途径。
用论据逻辑诚实地说理
重读自己的书稿，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比较上一本《山麓那边是西藏》，这本书显得较为理性，在分析论说上更为透彻有力。写上本书时，我初涉西藏问题，作为第一批汉藏协会的成员访问达兰萨拉，开始了解藏人的流亡。同为异乡流亡客，当时我在心理上受到很大的震动，笔下的文字也就比较激越和感性。
就如法国历史学家勒费尔所说：「道德主义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酷，可是不能解释事故。」过去的涉藏写作，我较多地谴责中共对西藏的镇压，深度的理性分析比较少。现在我的年龄不轻了，这本书的风格较为沉稳，自己觉得有所长进。
感谢北欧的流亡生活，给了我一个综观世界的立足点，使我获得一种特殊而不狭隘的目光，在观察研究西藏问题时，能做到多角度观察、对比、质疑与分析。这本新书里因此有不少的比较与对比，例如，关于北欧萨米、苏联车臣、美国印第安人以及不丹等与西藏的异同。
以真诚交流为目的，我尽量以论据、逻辑和朴素的文字来说理，和读者一起去认识西藏的历史与现在，使自己不被各种表面喧嚣的泡沫所迷惑，而是去注视泡沫下面的深深水流。这样诚实说理的目的，在于找到真实和公正，质疑那些被中共当局灌输的熟悉的观念，重新审视中国关于民族自治的制度。
我们所期盼的更好的社会制度，需要经过「观念的变化」这一过程。而观念的变化有赖于每个写作者的努力。一位汉族读者告诉我，他曾在去印度的路上，想起我描写藏族逃亡者翻越喜马拉雅山的文字，从而认识到西藏的苦难。这令我想起一个佛家用语：「功不唐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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