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
刘晓波(1955-2017)
谁谋害了刘晓波?
如何全面理解刘晓波的生命和思想世界?
如何理解当下中国的政治扼杀和生命抗争?
正如余英时所说,
气类相近的余杰写晓波,将是历史上一个最美的故事。
「以年龄而言,晓波和余杰是两代人,但他们却生活和思想在同一精神世界之中。更重要的,他们之间的「气类」相近也达到了最大的限度。……正是由于气类相近,惟英雄才能识英雄。余杰写晓波,这将是历史上一个最美的故事。」——余英时
「上帝选择你们两个结巴成为说真话的中国人,可真够幽默的。」——刘霞
「这么多年的大悲剧,我们仍然没有一个道义巨人,类似哈维尔。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权利,必须有一个道义巨人无私地牺牲。」——刘晓波
「有时,历史需要像闸门一样扛在肩头。刘晓波就那样谦卑地跪下来,将当代中国苦难的历史——特别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的历史——扛在肩头上……他几乎是一人敌一国,单枪匹马地对抗党国强大的宣传机器。」——余杰
历史上大多数时候,丧钟不是为某一个人而鸣,乃是为每一个人而鸣。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三日夜晚,中国在大雨滂沱中失去了它精神和思想上的巨人——刘晓波。他从不自由的国度里获得了解脱和「自由」。刘晓波曾说,当所有的中国人都获得自由之后,他的愿望是到卡缪所热爱的地中海去,沐浴着那无比炽热的阳光,畅游一番。他不会参与权力争夺战,而是跟妻子刘霞一起离开中国,到地中海上的一个小岛过世外桃源般的、简单朴素的生活。他出海打鱼,刘霞画画和写诗,那才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事情。然而在现实中,他的愿望已经无法实现了,不过历史以另外一种弔诡的方式「实现」了他的愿望:被海葬的刘晓波的身体和灵魂,最终和大海融合。
「出名要趁早。」在一九八〇年代喧嚣着开放热情的中国,外省青年刘晓波怀着出名的渴望来到京城。他野心勃勃,野性难驯,他不把前辈和权威放在眼中,打倒他们并取而代之是其梦想。然而,没有人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一九八九年,「六四」的枪声终结了刘晓波的文学梦,他的人生更换轨道,驶入惊涛骇浪的出三崃之旅。
刘晓波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谦卑地跪下来,将当代中国苦难的历史——特别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的历史——像闸门一样扛在肩头上。他几乎是一人敌一国,几十年如一日,单枪匹马地对抗党国强大的宣传机器。一个「文学」的刘晓波,转换成了「政治」的刘晓波。旅美学者陈奎德在为《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刘晓波的思想历程,有一个明显的范式转换点。粗略地说,在西方思想资源的侧重点方面,是从德法式脉络走向英美式脉络;在思想倾向上,是从感性的浪漫主义走向理性经验主义;在学术取向上,是从审美判断走向伦理判断;在对超验性的思考上,是从尼采走向基督;在为人为文的姿态上,则是从狂傲走向谦卑。」
「六四」的枪声,改变了刘晓波的一生,也改变了本书作者余杰的一生。那一年,刘晓波三十四岁,是天安门广场上坚持到最后的绝食四君子之一;那一年,余杰十六岁,在四川偏远的小镇上,从「美国之音」的广播中听到沉闷的枪声,一夜之间就完成了他的成年礼。
在余杰看来,九〇年代以来的晓波如同一块被时间和苦难淘洗得晶莹剔透的碧玉,早已去除了当年个人英雄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的污垢,他变得愈来愈温和、愈来愈宽容、愈来愈谦卑,他将自己看成是成千上万的、努力有尊严地活着的同胞当中的一员,正是「那些无名的人、被人遗忘的人、善意与爱的小小行动」证明了和平与公义的存在。
他虽然不是基督徒,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自我质疑与反省,在异议知识分子群体当中,刘晓波是对人的罪性、侷限性和缺陷性认识最为深刻的人之一。人类有徒手的耶稣战胜了佩剑的凯撒,那是义战胜力的历史正果。刘晓波以一种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参与政治事务,改写了中国人长久以来对厚黑学和权谋术的迷信。他让政治摆脱了马基维利式和季辛吉式的利益算计,他让反抗变得如此优雅。正是有了这种「反抗者的谦卑」,他的反抗在中国的反抗史上才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不是冤冤相报、以恶胜恶,而是以爱化解仇恨、以正义书写历史。
自古以来,先知在故乡都是不受欢迎的,但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和哪个国族,像今天的中国这样以折磨和羞辱先知为「志业」。他第四度入狱,被中共当局判处了超过此前三次入狱时间总和的十一年重刑,最后因肝癌而被谋杀致死,可以说是「求仁得仁」。
本书是与刘晓波「气类」相近的余杰,几十年来观察、思考、评论刘晓波的成果。这两个人都是说话口吃的人。「口吃的人对这个世界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刘霞打趣我们说:『上帝选择你们两个结巴成为说真话的中国人,可真够幽默的。』」正是这种对世界特殊的敏感,正是他们之间特殊的友谊,余杰在《不自由国度的自由人》第一次系统完整、深刻独到地呈现了刘晓波的生命和思想世界。
第一卷里,余杰描述了自己和这个被羞辱和谋杀的先知交往的点点滴滴,呈现了刘晓波如何成为刘晓波的很多不为人知的面向(包括刘霞);在第二卷里,余杰以书评的形式,精彩而犀利地点出,刘晓波如何与众不同,是中文思想界的另类,是「异议人士中的异议人士」。第三卷主要是对《零八宪章》的分析,余杰既从近代以来的历史纵深,又从亚洲和世界的横向比较,解读了《零八宪章》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尽管他也直言该宪章的不足);在第四卷,余杰独家指出,这个时代的中文世界里,刘晓波如何作为异端思想家而存在和发声。他尤其指出刘晓波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如何吸纳了英美文明和知识体系的思想,如何强调非暴力和改良主义哲学。
人们不难设想:如果没有哈维尔,捷克会怎样;如果没有曼德拉和图图大主教,南非会怎样;如果没有翁山苏姬,缅甸会怎样。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这句话也可用在刘晓波身上。在「我没有敌人」的宣告背后,是刘晓波长期思索的一个问题,即「宽恕与正义如何获得平衡」。
是的,他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但这个国家充满了敌人和仇恨。他生在世界上唯一一个囚禁诺贝尔和平奖的国家,也最终被这个国家所谋杀。
「亲爱的,该起身了,通往深渊的桥就要坍塌。」
「让我的头再一次 高贵地昂起,直到 最黑的时刻降临。」
这不仅仅是情诗,也是命运的预言。最黑的时刻降临了,但刘晓波和刘霞在黑暗中仍然发光。世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囚禁晓波的心灵,他没有翅膀,却可以像鸟一样飞翔;在不自由的国度里,他们是最自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