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尽管很多着作都谈论过毛泽东在权力如日中天时党内外对他的崇拜，却还没有一本专着系统地探讨这种「崇拜毛」的现象及其本质。本书即是该领域研究的开山之作。
作者收集了大量机密档案文献、大小物证、政治传单等，在扎实史实基础之上，指出对毛的崇拜不同于以往的皇帝崇拜，而是现代特有的统治工具，并层层分析了其背后逻辑和理性操作。研究集中于探讨对毛的言辞崇拜与仪式崇拜，不仅引人入胜地重现了狂热荒诞的历史现场和细节，更敏锐地发掘出在疯狂异化的表象背后，这种崇拜所具有的工具性、现代性与政治性。
本书为理解文革乃至中国的未来，提供了独到且富有洞见的角度，因为书中所讨论的崇拜现象及逻辑，在今日中国仍然没有走远。
名人推荐
这本关于毛泽东崇拜的研究着作，深刻犀利地分析了当代中国领袖崇拜的政治和概念起源。除官方媒体资料和中央指令之外，作者还使用了地方档案以及从旧货市场收集到的原始文献，并以此为基础将地方政府还原为更具体的基层干部、解放军军官、互相竞争的中共领导人等，他们在制造毛崇拜的过程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文革中红宝书的出版，让亿万中国人得以直接学习毛语录，破除了由党垄断的解释权，并造成了持续的后果。本书对毛泽东崇拜的言辞与仪式的研究极具价值、引人入胜，并且告诉我们，对中国这段重要历史时期的研究仍然大有可为。—周钖瑞（Joseph W. Esherick，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荣誉教授）
里斯的大着基于难得的史料，为我们阐述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中国的盛衰，其中大量档案材料是从未引用过的。对「崇拜毛」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里斯作了精辟的分析，并提出了具有说服力的见解 。至于这是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现象还是一个可称之为周而复始的形态，谅读者们自有评说。—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瑞典隆德大学教授）
本书是全世界第一部探讨崇拜毛泽东的问题和现象的专着。书中较细致地追述了这种崇拜的由来和演变，并深入概括了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体现和氾滥，十分具体地展现了对毛泽东的崇拜在语言、媒介、仪式和用品等等层面上的诸多特点，进而颇为有力地从现当代世界中许多领袖崇拜文化的视角分析和把握了这种崇拜的影响、意义和取向。本书充分显示了作者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学术功力和学理水平。—唐少杰（清华大学教授）
作者收集了大量机密档案文献、大小物证、政治传单等，在扎实史实基础之上，指出对毛的崇拜不同于以往的皇帝崇拜，而是现代特有的统治工具，并层层分析了其背后逻辑和理性操作。研究集中于探讨对毛的言辞崇拜与仪式崇拜，不仅引人入胜地重现了狂热荒诞的历史现场和细节，更敏锐地发掘出在疯狂异化的表象背后，这种崇拜所具有的工具性、现代性与政治性。
本书为理解文革乃至中国的未来，提供了独到且富有洞见的角度，因为书中所讨论的崇拜现象及逻辑，在今日中国仍然没有走远。
名人推荐
这本关于毛泽东崇拜的研究着作，深刻犀利地分析了当代中国领袖崇拜的政治和概念起源。除官方媒体资料和中央指令之外，作者还使用了地方档案以及从旧货市场收集到的原始文献，并以此为基础将地方政府还原为更具体的基层干部、解放军军官、互相竞争的中共领导人等，他们在制造毛崇拜的过程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文革中红宝书的出版，让亿万中国人得以直接学习毛语录，破除了由党垄断的解释权，并造成了持续的后果。本书对毛泽东崇拜的言辞与仪式的研究极具价值、引人入胜，并且告诉我们，对中国这段重要历史时期的研究仍然大有可为。—周钖瑞（Joseph W. Esherick，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荣誉教授）
里斯的大着基于难得的史料，为我们阐述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中国的盛衰，其中大量档案材料是从未引用过的。对「崇拜毛」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里斯作了精辟的分析，并提出了具有说服力的见解 。至于这是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现象还是一个可称之为周而复始的形态，谅读者们自有评说。—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瑞典隆德大学教授）
本书是全世界第一部探讨崇拜毛泽东的问题和现象的专着。书中较细致地追述了这种崇拜的由来和演变，并深入概括了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体现和氾滥，十分具体地展现了对毛泽东的崇拜在语言、媒介、仪式和用品等等层面上的诸多特点，进而颇为有力地从现当代世界中许多领袖崇拜文化的视角分析和把握了这种崇拜的影响、意义和取向。本书充分显示了作者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学术功力和学理水平。—唐少杰（清华大学教授）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丹尼尔．里斯（Daniel Leese）
德国弗莱堡大学现代中国历史与政治系教授。
丹尼尔．里斯（Daniel Leese）
德国弗莱堡大学现代中国历史与政治系教授。
图书目录
插图、图表、地图与表格目录 xiii
中文版序 丹尼尔．里斯 xv
中译者序 唐少杰 xix
前言 xxvii
导论 1
第一篇 走向「个人崇拜」 21
第1章 「秘密报告」及其影响 25
第2章 商品二重性 41
第3章 重新定义「崇拜」 57
第二篇 卡里斯马式的动员 75
第4章 活学活用 79
第5章 红宝书 95
第6章 个人崇拜的景象 113
第三篇 崇拜与屈从 131
第7章 模煳的象征 135
第8章 表忠的语言 153
第9章 崇拜仪式及其物象化 171
第10章 抑制崇拜 197
结论 219
大事年表 229
註释 233
参考文献 279
索引 301
中文版序 丹尼尔．里斯 xv
中译者序 唐少杰 xix
前言 xxvii
导论 1
第一篇 走向「个人崇拜」 21
第1章 「秘密报告」及其影响 25
第2章 商品二重性 41
第3章 重新定义「崇拜」 57
第二篇 卡里斯马式的动员 75
第4章 活学活用 79
第5章 红宝书 95
第6章 个人崇拜的景象 113
第三篇 崇拜与屈从 131
第7章 模煳的象征 135
第8章 表忠的语言 153
第9章 崇拜仪式及其物象化 171
第10章 抑制崇拜 197
结论 219
大事年表 229
註释 233
参考文献 279
索引 301
图书序言
中文版序
丹尼尔．里斯
几年前我完成《崇拜毛》一书的英文手稿时，在大多数观察者眼中，对这位中国共产党前主席的崇拜看上去已经消退成为历史。对毛的崇拜仅仅被视为一段越发遥远与离奇的过去，它的特征是对那位「我们心中最红的红太阳」非理性爆发的仪式崇拜和明显不可理喻的言辞崇拜。除了流行文化中怀旧式的提及，以及在收入差距和腐败问题越发严重的政治环境下仍然继续依恋公平和社会正义的少数毛主义顽固分子之外，崇拜毛看上去已经丧失其全部的现实相关性。
本书的写作目的最初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我希望用史料还原文化大革命中崇拜毛的现象，分析这种领袖崇拜的具体形式和其出现的特定历史背景，以便更好地理解其与当代的联系和在当代的传播；另一方面，我对这种崇拜背后的结构和功能十分感兴趣，这种崇拜在文革的早期曾被用作动员的方法，但是，非常矛盾的是，其在文革运动的后期却被用作实现无条件服从的工具。对毛泽东的崇拜常常被简单地视为基于「天命」的合法性主张，或者其他神权概念中皇帝崇拜的传统的、精英主义的结果，或者按照文革后的说法将其视为封建「遗毒」。但通过将此种崇拜作为现代特有的统治工具（基于媒体宣传、党内支持网络以及民粹主义的群众运动）进行分析，我对崇拜毛的阐释与以上这些说法都有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崇拜具有双重属性：一是一种沉闷枯燥的正统，通过展现人格化的符号来支持党的领袖以集中大众情感与忠诚；二是同时呈现出的破坏性潜质，即通过「卡里斯马式的动员」1将领袖的媒体形象作为动摇党正常统治根基的资源，而这一点与关于共产党专政的性质与稳定性的讨论越发相关。
尽管我在本书的结尾留下了悲观的评论，预测在中国未来的政治中个人崇拜的问题可能会卷土重来，但政治事件却进行得比预测得要快得多。由于对党领导的先锋性的说法、在层级化的党组织内政治交往的基本原则都没有发生改变，对中央或地方领导人进行有组织的崇拜，一直都对党的团结造成持续威胁。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红色文化运动及其对文革美学和语言的怀旧，是培植民众以期在省一级范围内提升个人媒体形象的最显而易见的尝试。2012年3月薄熙来倒台的几天前，前总理温家宝在公开场合含煳地表示：如果党不能实施进一步的政治改革，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还会卷土重来。2但仅仅在习近平升任后不久，这位新的中央领导人再一次有意识地培育其公共形象，使这种形象在视觉上和言辞上都足以被称为是来自中央所精心策划的领袖崇拜。3尽管到目前为止习还没有从根本上挑战集体领导的观念，但是他已经被官方称为第五代领导「核心」，他的形象和声望也极大地超越了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伴随着习近平在公共安全、经济改革和反腐斗争领域中越发突出的地位而出现的集中化，促使了中国政治光谱大大移向左倾的可能。而这种左倾势力就包括不久前刚去世的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他是文革小组里最后一个去世的），他2014年11月在香港接受《明报》採访时表示希望习近平能够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成为第二个毛泽东。4但是，据戚本禹所讲，即使习只是处置腐败的新权贵阶级中的一部分，「哪怕做不到毛泽东，能赶超普京也行」，但这也绝非易事。习试图通过「两个不能否定」5的说法限制对以往历史的批评，这又助长了那些对他继承毛遗产特别是文革的期待。「两个不能否定」指的是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习近平很晚才表达了他对1981年《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对文革官方评价的赞同，6此时日益接近的文革五十週年纪念日带来了许多将习和毛相比较的言论。目前还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习近平打算追随毛泽东的革命道路，或者他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未来远景会依靠领袖崇拜而动摇党的统治。习近平现今培植的领袖崇拜，看来与中国在民国时期由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人发展出来的做法如出一辙，这种崇拜曾被彭真描述为在公共符号下用来团结党和群众的「工具」。
但是，这种逐渐聚集到领导人身上的符号化力量在整个过程中从来就没有被完全控制。香港媒体在2017年3月引用中办4号文件，指出习近平希望将自己对党的意识形态的理论贡献精简为「习近平思想」，在十九大时写入党章，从而与之前的中共领导人并列，并且对国家主席的任期有重大修订。7因而，我认为对于毛崇拜的形式和功能的分析不只是历史学家的兴趣。尽管科技的进步已成为现实，这种崇拜所提出的主张也决定性地由「革命」的内涵转向「民族主义」的内涵，然而这种崇拜依旧值得从当今政治制度的运作来进行考察。
如果没有北京清华大学唐少杰教授──一位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专家──辛勤的工作和持续的鼓励，这部书的中译本就不会问世。他遴选了秦禾声、高康和杨雯琦三位有能力的译者，完成了中译本的初稿。唐教授凭借着他对毛崇拜中晦涩细节的了解，指导了整个翻译过程，对翻译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并最终审校了译文。我还要对闫梦晗表示感谢，她在对比中英文稿件上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并指出了书稿语言上的某些不足。另外，我要对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致以谢忱，感谢他们在当下艰难的政治环境下仍然同意出版《崇拜毛》的中文版，并且专业地完成了此书的制作。我衷心地希望这部书的中译本能够为未来有关中国毛主义个人崇拜的历史细节和遗产的讨论，以及如何构建和阐释社会主义领袖崇拜的理论探索做出贡献。8虽然到目前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研究的「黄金时期」似乎暂告一个段落，但是对于本书提出的许多问题，仍然值得未来更加全面的讨论和更加具有比较性的分析。
丹尼尔．里斯
几年前我完成《崇拜毛》一书的英文手稿时，在大多数观察者眼中，对这位中国共产党前主席的崇拜看上去已经消退成为历史。对毛的崇拜仅仅被视为一段越发遥远与离奇的过去，它的特征是对那位「我们心中最红的红太阳」非理性爆发的仪式崇拜和明显不可理喻的言辞崇拜。除了流行文化中怀旧式的提及，以及在收入差距和腐败问题越发严重的政治环境下仍然继续依恋公平和社会正义的少数毛主义顽固分子之外，崇拜毛看上去已经丧失其全部的现实相关性。
本书的写作目的最初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我希望用史料还原文化大革命中崇拜毛的现象，分析这种领袖崇拜的具体形式和其出现的特定历史背景，以便更好地理解其与当代的联系和在当代的传播；另一方面，我对这种崇拜背后的结构和功能十分感兴趣，这种崇拜在文革的早期曾被用作动员的方法，但是，非常矛盾的是，其在文革运动的后期却被用作实现无条件服从的工具。对毛泽东的崇拜常常被简单地视为基于「天命」的合法性主张，或者其他神权概念中皇帝崇拜的传统的、精英主义的结果，或者按照文革后的说法将其视为封建「遗毒」。但通过将此种崇拜作为现代特有的统治工具（基于媒体宣传、党内支持网络以及民粹主义的群众运动）进行分析，我对崇拜毛的阐释与以上这些说法都有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崇拜具有双重属性：一是一种沉闷枯燥的正统，通过展现人格化的符号来支持党的领袖以集中大众情感与忠诚；二是同时呈现出的破坏性潜质，即通过「卡里斯马式的动员」1将领袖的媒体形象作为动摇党正常统治根基的资源，而这一点与关于共产党专政的性质与稳定性的讨论越发相关。
尽管我在本书的结尾留下了悲观的评论，预测在中国未来的政治中个人崇拜的问题可能会卷土重来，但政治事件却进行得比预测得要快得多。由于对党领导的先锋性的说法、在层级化的党组织内政治交往的基本原则都没有发生改变，对中央或地方领导人进行有组织的崇拜，一直都对党的团结造成持续威胁。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红色文化运动及其对文革美学和语言的怀旧，是培植民众以期在省一级范围内提升个人媒体形象的最显而易见的尝试。2012年3月薄熙来倒台的几天前，前总理温家宝在公开场合含煳地表示：如果党不能实施进一步的政治改革，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还会卷土重来。2但仅仅在习近平升任后不久，这位新的中央领导人再一次有意识地培育其公共形象，使这种形象在视觉上和言辞上都足以被称为是来自中央所精心策划的领袖崇拜。3尽管到目前为止习还没有从根本上挑战集体领导的观念，但是他已经被官方称为第五代领导「核心」，他的形象和声望也极大地超越了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伴随着习近平在公共安全、经济改革和反腐斗争领域中越发突出的地位而出现的集中化，促使了中国政治光谱大大移向左倾的可能。而这种左倾势力就包括不久前刚去世的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他是文革小组里最后一个去世的），他2014年11月在香港接受《明报》採访时表示希望习近平能够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成为第二个毛泽东。4但是，据戚本禹所讲，即使习只是处置腐败的新权贵阶级中的一部分，「哪怕做不到毛泽东，能赶超普京也行」，但这也绝非易事。习试图通过「两个不能否定」5的说法限制对以往历史的批评，这又助长了那些对他继承毛遗产特别是文革的期待。「两个不能否定」指的是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习近平很晚才表达了他对1981年《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对文革官方评价的赞同，6此时日益接近的文革五十週年纪念日带来了许多将习和毛相比较的言论。目前还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习近平打算追随毛泽东的革命道路，或者他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未来远景会依靠领袖崇拜而动摇党的统治。习近平现今培植的领袖崇拜，看来与中国在民国时期由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人发展出来的做法如出一辙，这种崇拜曾被彭真描述为在公共符号下用来团结党和群众的「工具」。
但是，这种逐渐聚集到领导人身上的符号化力量在整个过程中从来就没有被完全控制。香港媒体在2017年3月引用中办4号文件，指出习近平希望将自己对党的意识形态的理论贡献精简为「习近平思想」，在十九大时写入党章，从而与之前的中共领导人并列，并且对国家主席的任期有重大修订。7因而，我认为对于毛崇拜的形式和功能的分析不只是历史学家的兴趣。尽管科技的进步已成为现实，这种崇拜所提出的主张也决定性地由「革命」的内涵转向「民族主义」的内涵，然而这种崇拜依旧值得从当今政治制度的运作来进行考察。
如果没有北京清华大学唐少杰教授──一位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专家──辛勤的工作和持续的鼓励，这部书的中译本就不会问世。他遴选了秦禾声、高康和杨雯琦三位有能力的译者，完成了中译本的初稿。唐教授凭借着他对毛崇拜中晦涩细节的了解，指导了整个翻译过程，对翻译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并最终审校了译文。我还要对闫梦晗表示感谢，她在对比中英文稿件上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并指出了书稿语言上的某些不足。另外，我要对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致以谢忱，感谢他们在当下艰难的政治环境下仍然同意出版《崇拜毛》的中文版，并且专业地完成了此书的制作。我衷心地希望这部书的中译本能够为未来有关中国毛主义个人崇拜的历史细节和遗产的讨论，以及如何构建和阐释社会主义领袖崇拜的理论探索做出贡献。8虽然到目前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研究的「黄金时期」似乎暂告一个段落，但是对于本书提出的许多问题，仍然值得未来更加全面的讨论和更加具有比较性的分析。
北京
2017年4月4日
2017年4月4日
图书试读
第3章 重新定义「崇拜」
对于中共领导层来说，1958年上半年是一段不停奔波与连续参加会议的时期。毛在这一时期的讲话中反覆地回到教条主义主题。他广泛地强调必须克服对苏联模式和「专家」的盲目崇拜。在这段时期内，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对于经济发展应极为关注开发重工业的理解，政策的重点转向了农业集体化。凭借发起「大跃进」，中国似乎便能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这一口号（「大跃进」中最显着的口号）的指导下跨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时期。破除迷信是要在培养「真理」崇拜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完成，而毛泽东思想则被认为是最接近于真理的思想。正如本章所示，在「大跃进」时期，毛在领袖崇拜和思想解放之间巧妙地设定了一种辩证关系，1这与最初自延安时期以来在公众范围内引发其个人崇拜是有所不同的。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省会成都召开会议。在一系列的讲话中，毛通过援引诸多先贤（例如从耶稣、佛祖到马克思和达尔文这样的宗教领袖、科学家和哲学家）强调了自发获取真理相较于努力积累知识的优先性。根据毛的论述，他们全都在年轻之时各自做出开创性的发现，并没有受过长期教育的影响。进而，一旦发现了真理，他们便会不懈地坚持着他们自己的见解。毛泽东将这一坚持不懈的品质与中共过去的发展进行类比。中国革命成功地抵制了斯大林的建议，并被斯大林斥为假革命。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的援助是必要的，但也同时带来并滋生了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僵化了创造力和比较思维能力。在破除了对外国模式的迷信后，毛声称未来值得崇拜的对象只有一个：真理本身。
毛回到「商品二重性」这一主题，他批评了教条主义崇拜的影响：「戏台上的英雄豪杰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继续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从于苏联的精神压力。」2虽然毛坚持认为斯大林在估计中国革命过程时犯有严重的错误而应受到指责，但是他也厌恶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因为他认为这样的批判是片面的，并且没有对斯大林的正确与错误做出区分。斯大林的许多思想是「相对正确或基本正确的」3，因此对他个人的崇拜不应当被定罪。「他们不挂〔斯大林的〕像，我们挂。」4毕竟，崇拜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崇拜个人，而是在于崇拜具体的真理。毛因而再次通过其「商品二重性」的观点提出了他对个人崇拜的看法：
对于中共领导层来说，1958年上半年是一段不停奔波与连续参加会议的时期。毛在这一时期的讲话中反覆地回到教条主义主题。他广泛地强调必须克服对苏联模式和「专家」的盲目崇拜。在这段时期内，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对于经济发展应极为关注开发重工业的理解，政策的重点转向了农业集体化。凭借发起「大跃进」，中国似乎便能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这一口号（「大跃进」中最显着的口号）的指导下跨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时期。破除迷信是要在培养「真理」崇拜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完成，而毛泽东思想则被认为是最接近于真理的思想。正如本章所示，在「大跃进」时期，毛在领袖崇拜和思想解放之间巧妙地设定了一种辩证关系，1这与最初自延安时期以来在公众范围内引发其个人崇拜是有所不同的。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省会成都召开会议。在一系列的讲话中，毛通过援引诸多先贤（例如从耶稣、佛祖到马克思和达尔文这样的宗教领袖、科学家和哲学家）强调了自发获取真理相较于努力积累知识的优先性。根据毛的论述，他们全都在年轻之时各自做出开创性的发现，并没有受过长期教育的影响。进而，一旦发现了真理，他们便会不懈地坚持着他们自己的见解。毛泽东将这一坚持不懈的品质与中共过去的发展进行类比。中国革命成功地抵制了斯大林的建议，并被斯大林斥为假革命。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的援助是必要的，但也同时带来并滋生了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僵化了创造力和比较思维能力。在破除了对外国模式的迷信后，毛声称未来值得崇拜的对象只有一个：真理本身。
毛回到「商品二重性」这一主题，他批评了教条主义崇拜的影响：「戏台上的英雄豪杰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继续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从于苏联的精神压力。」2虽然毛坚持认为斯大林在估计中国革命过程时犯有严重的错误而应受到指责，但是他也厌恶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因为他认为这样的批判是片面的，并且没有对斯大林的正确与错误做出区分。斯大林的许多思想是「相对正确或基本正确的」3，因此对他个人的崇拜不应当被定罪。「他们不挂〔斯大林的〕像，我们挂。」4毕竟，崇拜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崇拜个人，而是在于崇拜具体的真理。毛因而再次通过其「商品二重性」的观点提出了他对个人崇拜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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