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溃而不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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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何清涟,以《中国的陷阱》轰动全球的着名学者,
  再次悲哀、无奈做出预测!
  
  中共政权在10-20年不会崩溃,但,
  中国社会却将长期处于「溃而不崩」状态。
  
  这个过程是中共透支中国未来以维持自身存在的过程
  也是中国日渐衰败的过程,
  当然更是中国不断向外部(尤其是港台)扩散负面影响力的过程。
  
  中国的溃败,和中共的不崩,
  这个二分法,是台湾政界、商界必须理解的重点。
  而溃败的中国和不崩的中共,所对台湾造成的影响是什么,
  更是无法回避,不得不严肃面对。
  
  这也是每一个台湾人都应该认真思考的一本重要着作,
  即便你不想与对岸打交道,但它绝对要和你打交道。  
  
  ○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为何从「拥抱熊猫派」摇身转为「中国崩溃论」?何清涟为什么说他大错特错?
  ○「防经济政变」是什么意思?中共拘捕转移资产至海外的中国富豪或禁止其出境,背后的潜在危机是什么?
  ○中共政权的交接转移必然伴随政变或准政变,而每一次国外都随之出现中国崩溃论,这次19大之前的郭氏推特革命也是如此。何清涟却分析认定中共依旧会维持不崩状态二十年,她的依据是什么?
  ○是中国的改革在行进中变了调,还是改革一开始就是中共为自救而採取的权宜之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如何演变为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共?为什么说江泽民改变的中国,习近平正在改回去?  
  
  从「中国的陷阱」到「中国溃而不崩」

  1997年轰动中国国内、香港台湾和国际社会的一本书《中国的陷阱》,(中国境内改名为《现代化的陷阱》),引发华人社会激烈讨论。如今,作者何清涟悲哀地说,她当年的预测不仅全部实现,而且远远超过。
  
  到《中国:溃而不崩》这本书的出版,其间中国经历了极其重要的20年。这20年当中,西方社会先是欢迎「中国与国际接轨」并「和平崛起」,继而惊觉中国已经成为新的独裁者俱乐部领导者,中国存在种种巨大的社会危机,于是西方开始担心中国崩溃,以影响到全球化进程。
  
  本书的分析是:中国不会真正崛起,但也不会很快陷入崩溃。在未来可见的20-30年内,中国将长期陷入「溃而不崩」的状态。所谓「溃」,指的是社会溃败,包含生态环境、道德伦理等人类基础生存条件;「不崩」指的是中共政权不会在短期内崩溃。为什么?这和中国政权的本质有关。
  
  共产党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

  经过近40年改革,在中国出现了一种共产党政权与资本主义「结婚」的政治经济制度,本书作者把中国这种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称为「共产党资本主义」。就是专制政权之下的权贵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中国模式是它的好听说法。
  
  它意味着,以消灭资本主义起家的共产党,经历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失败之后,改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来维系共产党政权的统治;同时,共产党通过市场化将手中的权力变现,成为各种类型、各个领域内的巨型资本家,掌握、垄断了中国社会的大部分财富,制造了极端的贫富分化。
  
  这种利益格局,使红色权贵和红色家族的内部尽管派系林立,但他们都更需要维持中国共产党政权的长期统治。只有中共政权才能保护他们的财产和生命安全,并保障他们通过政府垄断的行业继续聚敛巨大的财富。
  
  「共产党资本主义」的掠夺性
  
  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与一度繁荣,固然是推行共产党资本主义之功,因为这种模式便于政府集中一切资源,不惜透支、污染生态环境,罔顾民生与人民健康,用掠夺方式迅速发展经济,打造出世界上最快的GDP增速,同时也让红色家族成员与共产党官员大量掠夺公共财产以自肥。
  
  而中国经济的衰退,也由共产党资本主义造成,因为这种模式造成腐败,在短时期内造就大量世界级中国富豪的同时,也生产出数亿穷人。这种严重的贫富差距,不仅让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产生巨大的身分裂沟,还制造了弥漫全中国的社会仇恨。如今繁华散尽,收获苦果的时候到了,中国人面对的是雾霾、毒地与污黑的河流、干涸的湖泊,以及数亿没有办法获得工作机会的失业者。
  
  红色中国现在早已沦为共产党精英的私产,统治集团不断对外宣佈「要保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但是,强盗式掠夺行径的氾滥,使这个政权面临政治高风险状态,维持稳定就成了统治集团的集体梦呓。由于担心掠夺来的财富无法经受政权更迭的风险,中国的政治精英都偏好移民他国,而中国则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外逃国。
  
  盗贼型政权如何「防经济政变」

  中国政府多次明确表示,绝不考虑采用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之所以会如此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因为中国政府已经堕落成为一个盗贼型政权,并且集中了当今世界上所有盗贼型政权的恶劣特点。
  
  为了保住政权,中共深知防范经济危机是根本,维持金融稳定更是关键战役,在短短不到一年时间里,从2016年8月开始的外汇储备保卫战(货币维稳),到2017年2月开始的金融整顿,再到6月的「防经济政变」,将几位大规模转移资产至海外的中国富豪逐个拘捕(肖建华、吴小晖)或禁止出境(王健林),明确要求他们将转移至海外的资产转回中国。这些防范措施,表明中共统治集团已经按部就班地作出各种应对方案,将极权政治从内部崩溃的可能性降低到尽可能低的程度。
  
  中国未来会发生革命吗?

  本书结论中,作者分析了郭文贵现象和十九大权力交接会议。认为「郭氏推特革命」已经充分说明,这场「革命」与建立民主宪政制度没有什么关系;相反,它的身上带着毛式共产革命的深深胎记。
  
  「郭氏推特革命」对未来中国实具有隐喻意义:一旦政治高压瓦解,这类「革命」就将成为现实,其主导力量必定是底层社会成员,并且极可能会重复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革命或中共红色革命的模式。而在危机日渐逼近之时,中国还有没有出路呢?作者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好的,这里为您呈现一本名为《东方巨龙的隐秘航道》的图书简介,内容详实,力求自然流畅。 东方巨龙的隐秘航道:穿行于古老智慧与现代变革的交织之中 第一部分:历史的深层脉络与文明的韧性 本书并非一部简单的编年史,而是对一个古老文明在漫长历史长河中展现出的独特生命力的深度剖析。我们追溯的航道,始于黄土高原上萌芽的早期农耕文明,它如何在新石器时代的混沌中,摸索出治理与秩序的初步形态。 《隐秘航道》 聚焦于那些塑造了民族性格与思维模式的关键转折点。我们细致考察了“天命”观的演变,它如何从早期部落间的权力更迭,逐渐内化为一套复杂的王朝合法性叙事体系。书中对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进行了再评估,认为这并非仅仅是思想的爆发,更是对社会结构性危机的一种集体性应对。儒家对“礼”的重塑,道家对“自然”的回归,法家对“效率”的追求,这些看似对立的哲学流派,实则共同构建了一个在动荡中求存的理论基石。它们相互制衡,使得每一次制度的崩溃后,总能找到重建的文化锚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深入挖掘了“大一统”观念的形成过程。从秦朝短暂而剧烈的统一实践,到汉代制度的成熟化,这种对“整体性”的执着,是如何渗透到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包括文字的统一、度量的规范以及对“四夷”的文化界定。这种对内部凝聚力的强调,是理解其后数千年政治运作逻辑的钥匙。 我们不回避历史中的断裂与倒退,但更关注在这些“断层”之下,深埋的文化基因是如何抵抗剧变的。例如,在经历外族入侵与长期分裂的时期,士绅阶层和地方宗族网络往往成为维系社会基本运转的“毛细血管”,确保了即便中央权威失能,社会结构也不会完全瓦解。这种自下而上的韧性,是解读其历史周期律时必须正视的变量。 第二部分:官僚体系的精妙与局限 本书用相当篇幅分析了古代行政管理艺术的复杂性。我们探讨了科举制度不仅仅是一种人才选拔机制,更是一种社会流动的“减压阀”,它将精英阶层的精力导向了对体制的依附与内部竞争,而非革命。这种看似公平的竞争,实则加固了知识分子对现有文化资本的认可。 《隐秘航道》 审视了“士大夫”群体的形成及其权力基础。他们是皇帝的忠实执行者,但同时也是社会资源的分配者与文化标准的制定者。书中通过分析地方志和官员奏折,揭示了中央集权下,地方治理中权力博弈的微妙之处:官员如何在皇帝的监察与地方人脉的依赖之间走钢丝。 然而,我们也深入探讨了这种体系的固有缺陷。过度的集权和对“人治”的依赖,使得政策的执行容易受制于个体能力和私利考量。当官僚集团整体僵化或腐败时,自上而下的改革往往寸步难行,如同巨大的机械卡住了运转的齿轮。这种系统性的惰性,是其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反应迟缓的重要原因。 第三部分:近代转型的阵痛与内生的张力 本书的后半部分,将焦点投向了十九世纪以来的剧烈转型期。不同于许多将此阶段视为简单“西学东渐”的叙述,《东方巨龙的隐秘航道》 强调了“内生性矛盾”的激化。 我们分析了在“天朝”观念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根本性挑战时,内部精英群体是如何进行认知重构的。这种重构过程充满了痛苦的拉扯:一方面是维护传统秩序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是认识到技术和制度落后带来的紧迫感。 书中详细梳理了“自强”运动的内在逻辑,指出其局限性在于,它常常将现代化视为工具性的采纳(器物层面),而未能触及到权力结构和思维模式的深层变革。当改革触及到维护士绅阶层利益的核心时,进步往往被遏制。 本书特别关注了底层社会的动员力量。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是“反叛”的事件,实际上是传统社会矛盾(如人口压力、土地兼并与气候变化导致的灾荒)在现代思潮冲击下,以传统宗教或民间信仰的形式爆发出来。理解这些“次生型”的社会运动,对于把握近代中国复杂性至关重要。 第四部分:通往未来的多重路径选择 在迈入现代化的征程中,不同的政治力量试图给出不同的“航道”。本书公正地呈现了这些不同群体试图开辟的路径:君主立宪的尝试、革命的彻底性选择,以及在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区域性自治”的尝试。 我们认为,现代性的导入并非单一的线性过程,而是在不同力量的相互拉锯、妥协与冲突中实现的。这种历史的“非均衡发展”塑造了当代社会的基本面貌。本书的结论部分,旨在引导读者跳脱出简单的二元对立框架,去理解一个在古老文明框架下,持续进行自我重塑和适应性进化的复杂有机体。其航道的选择,始终是在继承传统与回应现代性要求之间,寻找那个微妙的平衡点。 《东方巨龙的隐秘航道》 是一部旨在提供深刻洞察力的历史地理学著作,它试图描绘的不是一艘笔直的船,而是一条在复杂水域中,不断调整航向以避免触礁的巨型船队。它邀请读者一同探索,在看似固若金汤的表象之下,那些决定命运走向的隐秘力量与未被充分述说的抉择。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何清涟


  1956年出生于湖南邵阳。少时经历过文革,先后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与上海复旦大学。并在湖南财经学院、广州暨南大学任教。后在《深圳法制报》社工作,2001年因政治迫害离开中国,现居美国。着作有《人口:中国的悬剑》、《中国的陷阱》(简体版出于审查而改名为《现代化的陷阱》),该书在中国及海外好评如潮,引起巨大影响,美国《商业週刊》于1999年6月将何清涟评为「亚洲之星」(50 Leaders at The Forefront of Change,THE STARS OF ASIA)。此书荣获1999年长江读书奖,1999年《三联生活週刊》将她列为25位时代人物之一,称其「代表了中国改革的良心」。何清涟至海外后,撰写了《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秘》,这是目前唯一一本研究中国政府控制媒体的专着,因其资料翔实,受到中国研究界与中国国内新闻业者高度重视。

  其着作被译成日文、英文、德文、韩文等多种语种。现为美国之音专栏作家。

程晓农

  上海市人,1978年入读中国人民大学,1985年获经济学硕士。曾任职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1986-1988年任职于赵紫阳建立的经济改革智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为综合研究室主任,曾参与多项赵紫阳主持的经济政策讨论。1988年底应德国亚伯特基金会邀请,在西柏林的德国经济研究所和西柏林工业大学经济系任访问学者。1990年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访问学者,随后攻读博士学位,获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1997年至2009年为美国《当代中国研究》学术季刊主编。现为普林斯顿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负责人,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常驻嘉宾。
 

图书目录

序言  
张清溪:从一个陷阱到另一个陷阱  
吴国光:时代需要勇于挑战的中国研究者  
徐友渔:从《中国的陷阱》到《中国:溃而不崩》  

前言:中国将进入溃而不崩的衰败期  
一、国际社会看中国:从「和平崛起」到中国衰落  
二、中国看自身:从输出「中国模式」到应付内部危机  
三、国际社会的隐忧与中国的前景  
四、中国崛起与衰落的共同根源:共产党资本主义  
五、共产党资本主义培育出盗贼型政权  

第壹章 红色家族的财富神话与权力传承  
一、红色家族的财富故事  
1、红色家族财富故事背后的黑幕  
2、盗贼型政权:从《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到《巴拿马文件》  
二、中共权力传承中的接班人危机  
1、中共权力传承模式:红色血缘+党内程序  
2、以习近平与薄熙来的接班案例  
三、结束「集体领导」的习近平时代  
1、习近平时代并非红二代坐江山的世界  
2、习近平步步为营的收权策略  
四、十九大前夕正式结束「老领导」干政  
1、对「老领导」的「十五字方针」  
2、批判「老人干政」:点名江泽民  

第贰章 中国模式:共产党资本主义  
一、中国经济改革隐含的密码:化公为私  
1、共产党干部变身资本家:中国式私有化的秘诀  
2、中国当局为何不愿承认已经发生的私有化?  
二、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  
1、国有企业成为吞食资源、亏损腐败的经济怪兽  
2、习近平坚持国企「做混做大做强」  
(1)《国企改革方案》的几个关键点  
(2)中国当局为何坚持将国企做大做强?  
(3)民企想与国企混和吗?  
三、前途渺茫的共产党资本主义  
1、中国模示抛弃了社会底层  
2、中国共产党资本主义不容经济精英共享权力  
3、江泽民改变的中国,习近平正在改回去  

第参章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神话破灭  
一、「世界工厂」的衰落  
1、「世界工厂」兴于成本优势毁于品质低劣  
2、中国的「比较成本优势」逐渐丧失  
(1)劳动力成本上昇  
(2)土地价格上涨,推高外企成本  
3、中国取消了对外资的税收优惠  
二、投资马车的换「马」之后果  
1、对华投资的外资中有多少假外资  
2、美欧日韩及港台资本陆续撤退  
3、土木工程景气的必然结果:制造业巨大的产能过剩  
4、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投资国,「麻烦项目」遍布世界  
三、中国经济高增长,内需却持续萎缩  
1、中国收入分配严重不公  
2、国内消费不足是中国经济的内伤  

第肆章 中国经济为何陷入庞氏增长  
一、金融危机是怎样酿成的  
1、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印钞机」  
2、中国政府深陷债务泥潭  
3、影子银行的理财产品骗局  
二、中国天量货币的第一蓄水池:房地产  
1、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的「池子理论」  
2、房地产市场的严重供给过剩  
3、中国房地产高度泡沫化  
4、中国房地产为何大而不能倒?  
(1)房地产业在中国经济中的「龙头」地位  
(2)中国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高度依赖房地产  
(3)银行的安危系于房市  
三、中国股市:国企的提款机,货币的洩洪口  
1、股市是国有企业的提款机  
2、股市是国企高管财富变现的洗钱机  
3、股市是吞食股民财富的「老虎机」  

第伍章 支撑社会存续的四根支柱之现状  
一、中国经济模式与社会抗争之间的关系  
1、政府的资源抽取方式决定了社会反抗模式  
2、中国社会抗争的主要类型  
二、生态安全:国家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  
1、中国的污染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2、中国为何会失去生态安全  
(1)中国的环境立法虽多,管用的不多  
(2)企业与政府环保部门之间的共犯关系  
(3)环境评估中的利益集团「俘获国家」(CaptureState)现象  
三、中国信用体系的全面腐蚀  
1、厂商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链条断裂  
2、政府与国民之间的制度信任已经破产  
3、中国政府缺乏国家信用  
四、中国维稳面临的财政压力  
1、一个由告密者与线人构成的庞大维稳网路  
2、「维稳」开支超军费,内敌多于外敌  
3、地方政府的双重角色:社会动乱的制造者与维稳者  

第陆章 中国的地方治理困境  
一、县城的「政治家族」与三种势力  
1、县级政治的家族化现象  
2、县级政治的黑社会化  
二、中国乡村沦落,失业农民工有家难归  
1、中国农村凋蔽与农业生态系统瓦解  
2、村干部普遍腐败  
3、乡村社会痞子化  
4、农村人际关系恶化、文化低俗、精神沉沦  
三、失去未来的农村:教育的凋敝与青年的无出路  
1、农村教育陷入长期凋弊状态  
2、教育产业化使农村家庭供养大学生极为困难  
3、农村青年陷入无出路状态  

第柒章 全球化逆转情势下的中国  
一、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1、全球化让西方失去了什么  
2、中国是全球化中的唯一净受益国  
二、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转型失败  
1、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到底有多少?  
2、上昇通道梗阻,改善社会阶层结构的因素消失  
三、中国陷入的是何种「陷阱」  
1、中共政权与欧美政权的区别  
2、艰难维持的「溃而不崩」状态  
四、中国近期是否会出现危机共振?  
1、统治集团高层已经形成一元化领导格局  
2、经济危机(核心是财政危机)是否可能出现?  
3、国内反对力量弱小且分散  
五、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有多大?  
1、美国对华「颜色革命」的八字方针  
2、非政府组织(NGO):影响、改变中国的主力军  
3、美英两国放弃对外推广民主化  
4、西方主流文明进入自我反叛期  
六、中国最重大的问题是什么?  

结语 中国未来可能发生何种革命  
一、为何说郭氏推特革命是未来中国革命的预演?  
1、刘晓波与「非暴力抗争」的中国困境  
2、「郭氏推特革命」是一次未来中国革命的演练  
二、底层青年为何成为「网路革命党」主体  
1、第一重社会不公:源自教育资源不均的机会不平等  
2、第二重社会不公:社会上昇通道严重梗阻  
3、第三重社会不公:社会惩罚机制的等级化  
三、中共的意识形态教育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  
1、当代版的「打土豪、分田地」  
2、中共培养出大批「穷马克思主义者」  
四、「托克维尔热」折射的中国政治困境  
1、「阿拉伯之春」对中共的警示  
2、中国政治高层对「托克维尔困境」的恐惧  
五、地方自治:中国制度性无出路状态下的唯一出路  
1、中国已陷制度性无出路状态  
2、中国实行地方自治的必要性  
3、地方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条出路  

后记 

图书序言

前言

中国将进入溃而不崩的衰败期

                                                                     
  从《中国的陷阱》(1997年)到《中国:溃而不崩》这本书的出版,其间中国经历了极其重要的20年。这20年当中,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先是欢迎「中国与国际接轨」并「和平崛起」,继而惊觉中国已经成为新的「独裁者俱乐部」领导者,中国存在种种巨大的社会危机,于是开始担心中国崩溃。

  本书的分析是:中国不会真正崛起,但也不会像某些中国研究者预测的那样,很快陷入崩溃。所谓「溃而不崩」的立论,也不是作者现在的看法。早在2003年,我就在《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一文中提出这个概念,当时指出的是:在未来可见的20-30年内,中国将长期陷入「溃而不崩」的状态。所谓「溃」,指的是社会溃败,包含生态环境、道德伦理等人类基础生存条件;「不崩」,指的是政权,即中共政权不会在短期内崩溃。本书的预测是今后10-20年,中国将继续保持这种「溃而不崩」的状态。

  一、国际社会看中国:从「和平崛起」到中国衰落

  从2015年开始,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繁荣论」一下变成「崩溃论」。引发这轮话题的人物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简称GWU或GW)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他是华盛顿着名的亲北京学者,「拥抱熊猫派」的主力人物,被誉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从长期鼓吹「中国和平崛起」突然改为认同「中国崩溃」 ,尽管他几个月后又把自己的最新结论从「崩溃」修改为「衰败」,但他的这个「两极跳」动作在北京与美国引发的反响,与多年前美国的章家敦(Gordon Chang)那本《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不一样,由于沈大伟的权威地位,他对中国认知的转变,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界甚至华府外交圈的影响都很大。

  早在2009年,笔者就指出:当时中国经济已进入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标志是外资大量撤出中国,世界工厂开始衰落,中国政府不得不推出耗资4万亿人民币(约合5860亿美元)资金的救市计划,扶持不应该扶持的「铁公鸡」(指铁路、公路、基础设施等项目),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沈大伟先生的观点发表之后,我重申了自己在2003年就提出的观点:沈大伟列举的将导致中国崩溃的所有因素,早就在中国出现,但近期内并不会导致中共政权垮台。中国的现状与未来是在「强大」与「崩溃」之间的「溃而不崩」。

  2016年《大西洋月刊》发表了对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採访《「奥巴马主义」》(The Obama Doctrine)。奥巴马认为,一个衰落的中国比崛起的中国更可怕,理由如下:「如果中国失败,如果未来中国的发展无法满足其人口需求进而滋生民族主义,并将其作为一种组织原则;如果中国感到不知所措而无法承担起构建国际秩序的责任;如果中国仅仅着眼于地区局势和影响力,那么我们将不仅要考虑未来与中国发生沖突的可能性;更应知道,我们自身也将面临更多的困难与挑战」。发表这些看法时,奥巴马入主白宫7年多。他当年初进白宫之时,对中国的了解限于皮毛,这些年沐浴了不少「中国风、亚洲雨」,对中国的认识的「成绩单」还算不错。

  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因其政治专制体制,始终让世界不安,但引起不安的原因却在变化。国际社会曾经担心过许多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发表《谁来养活中国?》(Who Will Feed China)为代表,国际社会担心中国的粮食危机;从2003年开始,国际社会担心「中国崛起」威胁世界和平,现在则担心中国衰落拖累世界。至于拖累的方式,预测有多种多样,中国人自己设想过的有「黄祸」(即中国人口因灾难流往全世界)之类,奥巴马提到的「用民族主义组织民众」,与中国鹰派鼓吹的「持剑经商」相类似。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观察就这样陷入大起大落之中。直到前年还有研究坚称,中国在2030年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强大经济体;但从去年开始,又纷纷讨论中国将要崩溃了。从预期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强大经济体,到中国行将崩溃,这中间落差实在够大,以至于中国官方媒体嘲笑说,「在西方观察者眼中,中国已经崩溃好几回了」。之所以产生这种巨大落差,是因为对外部观察者来说,中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部分源自他们对中国的不了解,部分源自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中很少按规则出牌。

  二、中国看自身:从输出「中国模式」到应付内部危机

  北京其实比国际社会更早认识到内部危机,这从中国对外宣传重点的变化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2009年以前,中国政府对本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比较乐观;从2009年开始,它的态度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2003年底,中共理论界的三朝元老郑必坚曾提出「中国和平崛起」之说,成为国内外关注热点。美国《外交季刊》2005年9-10月号上发表郑必坚的文章《中国和平崛起》,接下来短短3年内,中国的对外宣传口径由「和平崛起」转变成要以「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取代「华盛顿共识」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要向世界输出「中国模式」,而且获得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Hugo Rafael Chávez Frías)的高调响应。一时之间,居然营造出「中国模式」行将被发展中国家接受之势。

  2009年中国的GDP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当时中国政府对未来的评估已变得比较谨慎,称中国在许多方面还是发展中国家。2011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份报告称: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GDP总量将在5年后超越美国,2016年将成为「中国世纪元年」,「美国时代」已接近尾声。中国方面立即由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出面,发表文章反驳IMF的这份报告,声称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很落后;【久,中国官方新闻社又发布消息表示,IMF使用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方法得出上述结论,并不准确。中国政府之所以不肯接受「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这顶高帽,是因为高层已经开始担忧中国将出现经济困难,也深知导致经济困难的因素都是无法克服的内在疾患。

  细心的中国观察者也许会注意到,从2009年开始,中国政府停止了「和平崛起」的对外宣传策略,「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这类高调宣传偃旗息鼓;取而代之的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说法,「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一直集中精力应付国内问题。从2012年起,习近平就忙于应付中共高层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直到2015年,他总算将周永康、令计划等一批高官送进监狱;紧接着,中国政府又开始应付企业倒闭引发的失业潮。此后,习近平逐步加强社会控制,凡批评中国政治与管理体制的言论,一律严厉打击,有名声的政治反对者被陆续抓捕。其中最受国际社会诟病的是取消各种外国资助的中国NGO(非政府组织),许多外国机构被点名,意在恫吓那些使用海外资金的中国NGO成员,连政治上并不敏感的女权项目也被停止。迄今为止,共有300多位维权律师与维权人士被捕。在这种日益紧张的恐怖气氛中,2016年3月上旬,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及欧盟等各国驻北京大使联署致函中共公安部长郭声琨,就中国新的《反恐法》、《网络安全法》及《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表达关注及忧虑,希望中共放松压制。但这种关注几乎没起任何作用。

  三、国际社会的隐忧与中国的前景

  奥巴马担心中国「滋生民族主义」,只是道出了国际社会的一半担忧,另一半担忧则藏在舌头下面,那就是担心中国通过对外军事扩张,转嫁人口危机,如同涌向欧洲的叙利亚难民潮。这个担忧不无道理,随着中国经济的衰退,中国的城乡失业人口高达3亿多,占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的三分之一。

  经济衰退之后,中国当局与人民之间原有的「面包契约」难以为继,从2015年开始,黑龙江双鸭山煤矿工人以及各地国企工人进行了大规模抗议,口号就是「我们要吃饭」。国际社会开始意识到:中国的麻烦除了中共专制政府之外,还有一个大麻烦,即谁能为数亿失业人口找到工作?「中国的崩溃」这个问题之所以从2015年开始再度浮出水面,乃因西方观察者隐隐意识到:众多民主国家同样面对高失业问题;中国的人口、资源与就业等问题,即便中国实行民主化,仍然是难以解决的难题。这就是奥巴马说「衰落的中国比强大的中国更可怕」的现实前提。

  「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叙利亚难民危机,让全球看到两个问题:第一,秩序的破坏远比秩序的重建容易;第二,全球范围内已经产生的2.44亿难民,正在成为全球治理的核心问题。自2015年以来欧盟深陷难民危机,这一事实证明:开放的民主社会、脆弱的福利系统,在几百万外来难民潮的沖击下难以自保。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这个国家自古以来,除了很少的年代,比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之外,大多数时候都与灾荒、饥馑相联系(有兴趣可查阅孟昭华,彭传荣所着《中国灾荒史》)。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间以透支生态与劳工健康、生命和福利为代价的经济发展,确实让中国人吃饱了饭。笔者将这称之为中国统治者与老百姓之间达成的「面包契约」,即政治上剥夺老百姓各种权利(rights),但承诺发展经济,让老百姓能够就业,衣食住行得到基本满足。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国际社会曾认为,可以通过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进而促成中国的民主化。美国在比尔•克林顿任总统时期曾确定一个长达10年的对华法律援助计划,并在2003年开始付诸实施,就是希望通过中美间的法律合作促进中国的法治建设,最后促成中国的民主化。

  从2005年底「中国和平崛起论」出现之后,国际社会担心「强大的中国对国际社会将形成威胁」,现在则变成「衰落的中国比崛起的中国更可怕」,10年之间,对中国的观察研究绕了一圈,又回到原点。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看法,其实代表了华府政治圈的普遍看法。根据本书作者对中国的长期研究与了解,中国从来就没有超过美国的可能性,但只要中国没卷入不可控的外部沖突,短期内也不会崩溃。世界各国其实非常担心中国经济出现大麻烦。北京最痛恨的「中国崩溃论」,2015年又以各种预言形式相继出现。美国《国家利益》3月2日发表《世界末日:为中国的崩溃做好准备》(Doomsday: Preparing for China』s Collapse),文章罗列了美国政府为应对中国崩溃应当採取的种种措施。法国兴业银行在最新的季度研究报告中用「五只黑天鹅」表述了全球经济增长前景面临的风险,指出中国是 G5 国家中「纯经济」风险较大的一只「黑天鹅」:房屋大量过剩,高债务水平和不断出现的不良贷款问题,使中国存在20%的「硬着陆」风险;另外,「经济结构改革不足」使中国经济存在「失去10年」的重大风险,这一概率高达40%。

  这种担心非常普遍。2016年11月17日,2008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华盛顿的一场研讨会期间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採访,他对两个关键问题的回答很有代表性。一是记者问「一旦中国经济出现更为严重的状况,世界其他经济体会不会前去救市?」克鲁格曼的回答是:「不会。即便是其他国家具有最良好的愿望,也不可能;中国的社会和经济规模太大了——不会因为规模如此之大而不可能垮掉,但是规模大到拯救起来很难」(not too big to fail,but too big to save)。在回答记者引述他人的看法,即中国经济一旦出现严重状况,必将带来政治领域的改革时,克鲁格曼的看法是:经济领域一旦出现状况,中共政权有可能会再次依赖高压手段来控制形势。中国在政治开放领域已经向后退,到那时可能会退得更多。

  中国是一个与全世界180多个国家有经贸往来的第二大经济体,如果真成了国际投行界预测的「黑天鹅」,影响之大难以估量。正因如此,国际社会对中国意在控制汇率与资本流出的「外汇保卫战」,不仅不做任何干预,反而给予赞扬。比如美国财政部曾于2016年10月、2017年4月两度宣布中国为「非汇率操纵国」,承认中国近期干预汇率是为了防止人民币过快贬值,对世界金融稳定做出贡献,因为人民币过快贬值将给美国、中国和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希望中国崩溃」的言论,其实是中国宣传部门及国内少数人的宣传,绝非事实。极权国家善于制造敌人,即使没有敌人,也需要凭空制造出来。

  四、中国崛起与衰落的共同根源:共产党资本主义

  2016年,中国的各项经济指标表明,其经济已经明显陷入长期衰退。但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于2016年5月公布的民调仍然显示,有一半美国人认为,崛起的中国对于美国是一个主要威胁,更有四分之一的人把中国看成是美国的对手。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特别是中国周边邻国,都希望崛起的中国能早日走上民主化道路,在国际事务中基本上按照国际规则行事,与周边国家减少沖突,形成一种共同繁荣的友好关系。但是,中国会走上民主化道路吗?中国的经济繁荣到底是促进政治民主化,还是会强化共产党的专制?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前景,也关系到中国周边国家未来的安全。

  整个世界,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着名国际机构,似乎都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充满憧憬,不少国家都希望搭上中国经济这趟「快车」。但是,如果你每年年初都到中国的经济类网站上搜集信息,就会很惊讶地发现,从2008年开始到2016年,几乎每年年初中国经济媒体都有这样一条新闻,除了年份不同,标题的内容几乎相同:「今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发表这个看法的,有时是总理本人,有时是着名经济学家。对乐观的中国观察者来说,也许认为这种担心是杞人忧天,但了解中国经济实际情况的人却明白,中国连续九年在担心可能出现经济最困难的局面,并非中国政府及学者低估本国的经济发展,而是中国经济有许多问题,除了产业结构畸型之外,社会分配不公导致内需不足,更是中国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

  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一直在推行经济改革,即改变共产党政权原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再坚持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经过近40年改革,在中国出现了一种共产党政权与资本主义「结婚」的政治经济制度,即中国模式,成为冷战结束后世界现代史上的一个「奇蹟」。之所以将其称之为「奇蹟」,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圣经」 ——《共产党宣言》斩钉截铁地宣布: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势不两立,无产阶级组成的政党——共产党——将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那么,该怎样来认识中国经济改革产生的这种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呢?本书作者把中国这种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称为「共产党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

  所谓「共产党资本主义」,就是专制政权之下的权贵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中国模式是它的好听说法。它意味着,以消灭资本主义起家的共产党,经历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失败之后,改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来维系共产党政权的统治;同时,共产党的各级官员及其亲属,通过市场化将手中的权力变现,成为企业家、大房产主、巨额金融资产所有者等各种类型的资本家,掌握了中国社会的大部分财富。这种利益格局,使红色权贵们需要维持中国共产党政权的长期统治。因为只有中共政权才能保护他们的财产和生命安全,并保障他们通过政府垄断的行业继续聚敛巨大的财富。

  理解了「共产党资本主义」的掠夺性,才能理解20多年之间,中国从繁荣走向衰败这一过程,其实是中国模式的宿命。如同我当年在《中国的陷阱》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中国的改革路线就是以权力市场化为特质,这一模式被称为中国模式,即极权政治+资本主义。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与一度繁荣,是推行共产党资本主义之功,因为这种模式便于政府集中一切资源,不惜透支、污染生态环境,罔顾民生与人民健康,用掠夺方式迅速发展经济,打造出世界上最快的GDP增速,同时也让红色家族成员与共产党官员大量掠夺公共财产以自肥;而中国经济的衰退,也由共产党资本主义造成,因为这种模式造成腐败蔓延,在短时期内造就大量世界级中国富豪的同时,也生产出数亿穷人,当中国富人与富裕中产满世界购买奢侈品时,许多穷人连满足日常生活需求都极为困难,这种严重的贫富差距,不仅让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产生巨大的身分裂沟,还制造了弥漫全社会的社会仇恨。如今繁华散尽,收获苦果的时候到了,中国人面对的是雾霾、毒地与乌黑的河流、干涸的湖泊,以及数亿没有办法获得工作机会的失业者。

  任何社会都有赖以生存的四个基本要素:一是作为社会生存基座的生态环境,比如水、土地、空气等的环境安全;二是调节社会成员之间行为规范的道德伦理体系;三是社会成员最起码的生存底线,具体指标就是以就业为标志的生存权;四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政治整合力量,即从法律与制度层面对社会成员施加的一种强力约束。上述四者,中国现在只剩下政府的强管制,其余三大生存要素均已经陷入崩塌或行将崩塌。更悲观的是,除了第四点即政治制度可以通过变革在短期内改变调整之外,前三个中国社会的长期生存要素,并不能通过政权更替在几十年内有根本改观。 由于中国政府集中所有资源用于「维稳」,中国民众因缺乏自组织能力,有如一盘散沙,无法与中共这块巨大的顽石抗争,因而中共政权在10-20年内不会崩溃,中国社会将长期处于「溃而不崩」状态。这个过程是中共政权透支中国未来以维持自身存在的过程,也是中国日渐衰败的过程,当然更是中国不断向外部释放各种负面影响的过程,比如中国人口迁往世界各国、环境污染外溢、制造对外沖突以转移国内矛盾等等。

  五、共产党资本主义培育出盗贼型政权

  迄今为止,全球已有包括俄罗斯、巴西、新西兰、瑞士和澳大利亚等在内的81个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那么,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是不是也会和地球上绝大多数国家一样,形成公民社会,用民主制度代替专制制度?吊诡的是,中国政府并不打算走上民主化道路,从2005年以来,无论是胡锦涛当政还是习近平当政,中国政府多次明确表示,绝不考虑採用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之所以会如此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因为中国政府已经堕落成为一个盗贼型政权,并且集中了当今世界上所有盗贼型政权的恶劣特点。

  美国政治学者曾将非洲、南美以及南欧等国的腐败政府称之为「盗贼型政权」——用「盗贼」借喻贪婪无耻掠夺公共财产与私人财富的统治者,恰如其分——并将之划分为四种类型。受贿者集中于高层的有两类政权:一类是政府与企业财团形成了双边垄断;另一类是「盗贼统治」的国家。受贿者分布于政府中低层的也有两类政权:一类是因为资源分配的关系导致行贿呈螺旋式上昇;另一类是黑手党控制的国家。这些臭名昭着的盗贼型政权包括:1954-1989年统治巴拉圭的阿尔弗雷•德•斯特罗斯纳政权、1965-1997年扎伊尔的蒙博托政权、1957-1986年间海地的杜瓦利埃家族政权。这些政权因其高度腐败,官员肆意掠夺公共财产及民财,其治下民不聊生,最后都被推翻,无一有好下场。

  中国现政权集中了上述几类盗贼型政权的特点:受贿者遍布政府高层与中低层,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政府公务员,也莫不利用手中权力寻租。当今世界上许多「盗贼型政权」採用过的掠夺手段,莫不在中国出现,择其大端列举如下:
 
  其一,产业管制成为官员们个人寻租的手段。只要某个行业有利可图,该行业的许可证就成为官员们谋取私利的手段。例如:煤矿、金矿与其他各种矿产的准入制度都成了为官员们生产财富的金牛;而中国因此也成了世界上矿难最高、因滥採滥控而导致环境严重污染的国度。

  其二,土地被国家垄断成为权势者获利渊薮。中国各级官员像一群通过转手倒卖牟利的地产中介商,政府凭仗权力逼迫老百姓搬迁,以便把土地高价卖给房地产开发商,从中牟利。中国官员因贪腐被查,很多都与土地有关;中国的富豪中房地产商占比非常高。

  其三,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成为国企管理层和地方政府官员发横财的巨大「金矿」。山东省诸城市市长陈光,因一口气卖光了该市272家国有企业而获得「陈卖光」的绰号,被誉为中国「国企改革第一官」;而「陈卖光」因此积聚大量财富,最后挟款潜逃,至今不知躲在世界上哪个角落。整个中国,国有企业负责人犯罪成为腐败案件的主体部分,比如2004年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职务犯罪占查办贪污贿赂案件总数的41.5%,其中相当部分都与国有企业改革有关。2014年习近平推行大型国企的反腐运动,一年之内逮捕了115名国企高管,包括全球巨头如中石油、中国南方航空、华润、一汽和中石化的众多高管在内。

  中国至今改革已近40年,但永远处于改革未完成状态;每次改革都成为权势者汲取财富的有效管道,诸如国有企业私有化、证券市场建立、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等,每一次改革几乎都使一批官员成了富翁。习近平上台以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用反腐败作为打击政敌的手段,同时也加强了对官员们的约束。官员们认为,这样的政策断绝了自己的财路,採取懒政、不作为以应对之。

  红色中国现在早已沦为共产党精英的私产,统治集团不断对外宣布「要保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但是,上述强盗式掠夺行径的泛滥,导致广泛而严重的社会不满,使这个政权面临政治高风险状态,维持稳定就成了统治集团的集体梦呓。由于担心掠夺来的财富无法经受政权更迭的风险,中国的政治精英都偏好移民他国,而中国则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外逃国。中国政府为了保护统治集团的利益,动用所有的社会资源来维持政权的稳定,这是中国的维稳费用(社会安全开支)多年来直逼军费的原因。 中国政府依靠严厉的社会控制和政治高压,试图将所有形式的社会反抗消灭于萌芽状态。可以这样说,现阶段社会底层的严重不满及各种群体性事件,以及互联网上一些清算共产党官员、称「民主化之后杀你全家」的极端言论,只会加强中共维护统治的决心,但不会促使中共实行温和的民主化转型。

  中国现在正面临一系列几乎不可克服的经济社会难题,因此今后20年内中国很可能处于一种衰败(decay)状态。如果说,美国自2008年之后的经济走势是U字型,那么中国走的就是L型,在L下面那一横还将持续下滑。自邓小平之后,中国政府的政治逻辑是:经济发展良好、社会稳定,说明中国模式有效,不需要改革;经济衰退、人心不稳,则维持稳定是第一要务,这种时候的政治改革只会让政权面临危险。中国现任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常向朋友及属下荐读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就因为他对「托克维尔定律」有深刻的感悟:一个坏的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并非其最邪恶之时,而在其开始改革之际。在这种「改革是找死」的思维支配下,中共将继续维持专制而非走上民主化道路。为了保住政权,中共深知防范经济危机是根本,维持金融稳定更是关键战役,针对中国影子银行系统多年积累而成的各种定时炸弹,在短短不到一年时间里,从2016年8月开始的外汇储备保卫战(货币维稳),到2017年2月开始的金融整顿,再到6月的「防经济政变」,将几位大规模转移资产至海外的中国富豪逐个拘捕(肖建华、吴小晖)或禁止出境(王健林),明确要求他们将转移至海外的资产转回中国。 这些防范措施,表明中共统治集团对其持续执政面临的危机,已经按部就班地作出各种应对方案,将极权政治从内部崩溃的可能性降低到尽可能低的程度。

  对一个政权来说,最可怕的并非危机本身,而是这个政权的领导者及其班底对危机性质、程度的认识是否到位。习近平接掌中共总书记前后,政治上权力斗争凶险,经济上频过险滩,他本人及其智囊团队对这些问题有比较充分的认识。2017年7月中旬,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开过之后,《人民日报》连发三篇评论员文章,其中提到:「金融领域风险点多面广,隐蔽性、突发性、传染性、危害性强,必须格外小心,审慎管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要增强忧患意识。……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置若罔闻。」「黑天鹅」用来比喻小概率而影响巨大的事件,英国退欧被形容为2016年三大「黑天鹅」事件之一,因此大家都明白代表什么意思;「灰犀牛」用来比喻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因较少使用,外界不太明白,经媒体解说,人们方知「灰犀牛」这一概念出自美国学者米歇尔•渥克(Michele Wucker)那本《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最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为《21世纪金融监管》中文版所作序言提到这两个词,经《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引用后,一时大热。刘鹤在序言中说:「从金融发展史来看,金融危机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小概率事件。一部金融史就是一部危机史,……金融危机是一个强大的敌人,要战胜它,就意味着监管机构要能够在危机的关键时刻做出不同于市场的独立判断」。序言的原题是《每一次危机都意味着金融监管的失败》,通篇强调,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意味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严重失调。解决的方法就是加强金融监管,字里行间透露的意思就是:必要时金融监管也会成为一种高压手段。

  现实极有可能证明,克鲁格曼的预测是正确的:经济领域一旦出现状况,中共政权有可能会再次依赖高压手段来控制形势。中国在政治开放领域已经向后退,到那时可能会退得更多。

图书试读

第壹章  红色家族的财富神话与权力传承
 
在民主国家,新上任的一届政府通常被称为第X届,而在中国和北朝鲜,领导人则被称为「第一代、第二代、第N代」。中国的这种第几代领导人的说法实际上暗示了一点,即中共政治权力的继承者是前任有计划地挑选培养的。符合「接班人」条件的人,通常是出身于红色家族的后代,而他们的父辈基本上是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时级别为中央政府副部长或军长(少将衔)级别以上的高官。只有父辈达到这个级别的,通常才被承认属于红二代;红二代中父母级别更高者,被称为「太子党」。这个群体无论在权力传承还是在财富攫取上,都具有先天优势。他们在中共权力传承过程中拥有的特殊地位,既不载于中国宪法,也不见诸中共党章,但确实是高于宪法、党章的「潜规则」(即隐蔽的规则),且为中国官场、商界所遵从。一部分红二代成员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父辈的地位和人脉,或获得政治权力,或掠夺大量社会财富。这些红二代以及其他利用「裙带关系」(kinship)攀龙附凤进入红色家族的人,成为中国改革过程中化公为私的主力军,从其财富和掌控的经济势力来看,他们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和所有者。
 
一、红色家族的财富故事

 
2012年11月末,程晓农在普林斯顿大学与一位美国教授聊天时,这位教授指着桌上《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说,「太令人震惊了。当了10年总理,家里就捞了27亿美元,难以想象」。这篇文章的标题是《温氏家族与平安崛起》,是《纽约时报》继10月25日《总理家人的秘密财富》一文之后的第二篇深度报导。这些报导揭露了中国总理温家宝家人利用平安保险公司敛财高达27亿美元的肮脏故事。与这些报导同时发表的,还有美国彭博社关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姐姐齐桥桥、姐夫邓家贵,】以及中国百余位红二代利用权力敛财的故事。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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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承认,《中国:溃而不崩》这本书,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在阅读之前,我对中国社会的某些现象总是有种模糊的困惑,而这本书则像一把钥匙,帮助我解开了这些谜团。作者并没有局限于传统的历史叙事,而是着眼于社会结构、文化基因以及个体行为等多个维度,来阐释中国社会为何能够“溃而不崩”。他对于“社会资本”在应对危机时的作用的分析,让我印象深刻。书中那些关于邻里互助、宗族维系,甚至是民间社群自发组织的案例,都生动地展现了中国社会在面对困难时的内在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得多。而且,作者的论述极其客观,他并没有简单地赞扬或批评,而是以一种审慎的态度,去呈现不同方面的力量和因素。我常常会因为书中某个观点而产生共鸣,然后去回溯自己所经历的事情,发现作者的分析是如此的到位。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让我们能够以更加全面和深刻的方式去理解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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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溃而不崩》这本书,是一部让我久久不能平静的作品。作者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厚的学养,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满活力和韧性的中国社会。他并没有一味地歌颂,也没有简单地批判,而是以一种客观、审慎的态度,深入剖析了中国社会在经历各种危机和变革时,所展现出的“溃而不崩”的特质。我尤其被书中对于“制度弹性”的探讨所吸引。作者认为,中国的制度并非僵化不变,而是在不断的调整和适应中,找到了与现实相契合的解决之道。这种“务实”的智慧,是中国社会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读完这本书,我仿佛看到了中国历史发展中那些关键的转折点,以及那些默默支撑起社会稳定的力量。作者的写作风格也极其吸引人,他能够将复杂的社会科学理论,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让读者在轻松阅读的过程中,获得深刻的启发。我常常在阅读时,会不自觉地联想到自己所了解的一些历史事件,然后发现,书中对这些事件的解读,是如此的深刻和富有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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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我当初拿起《中国:溃而不崩》这本书,是被它那充满张力的书名所吸引。读完之后,我只能说,作者的洞察力简直令人惊叹。他并没有直接去评判“溃”还是“不崩”,而是深入到那些看似平静之下暗流涌动的力量,揭示了中国社会为何能在经历无数风浪后依然能够保持某种程度的稳定。书中关于地方治理模式的演变,尤其令我印象深刻。作者细致地剖析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中央政府的政策是如何被地方精英、民间组织甚至是普通民众所解读、适应,乃至于在实践中发生微妙变化的。这些“变”与“不变”之间的张力,恰恰是理解中国社会复杂性的关键。我特别欣赏书中那种不回避矛盾的写作态度,对于那些历史上存在的、当下依然存在的社会问题,作者都敢于直面,并尝试从更深层次的根源去解读。这使得这本书读起来既有学术的严谨,又不失大众的可读性。我常常会因为某个章节的观点而与朋友热烈讨论,书中的案例和论证都为我们的对话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总而言之,《中国:溃而不崩》不仅仅是给我带来知识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它激发了我对中国社会运行机制的思考,让我对这个国家有了更深的敬意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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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溃而不崩》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我之前对某些社会现象的理解。作者以其深厚的功底和独到的眼光,揭示了中国社会在经历各种风浪时所展现出的强大韧性。他并没有将这种韧性归结于某个单一的因素,而是从历史、文化、制度、个体等多个层面进行了细致的剖析。我尤其喜欢书中对于“适应性”的探讨,作者认为,中国社会并非总是抗拒变革,而是在不断地调整和适应中,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种“以柔克刚”的智慧,贯穿于中国历史的始终。读这本书,让我对“中国模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它不是一种僵化的、不变的模式,而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不断演变的机制。作者的写作风格也非常吸引人,他能够将复杂的社会理论,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让读者在轻松阅读的过程中,获得深刻的启发。我常常在阅读时,会不自觉地停下来思考,然后发现,书中对这些现象的解释,是如此的贴切和深刻。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更加多元、更加包容的视角,让我们能够以更加全面和深刻的方式去理解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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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承认,《中国:溃而不崩》这本书,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在阅读之前,我对中国社会的某些现象总是有种模糊的困惑,而这本书则像一把钥匙,帮助我解开了这些谜团。作者并没有局限于传统的历史叙事,而是着眼于社会结构、文化基因以及个体行为等多个维度,来阐释中国社会为何能够“溃而不崩”。他对于“社会资本”在应对危机时的作用的分析,让我印象深刻。书中那些关于邻里互助、宗族维系,甚至是民间社群自发组织的案例,都生动地展现了中国社会在面对困难时的内在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得多。而且,作者的论述极其客观,他并没有简单地赞扬或批评,而是以一种审慎的态度,去呈现不同方面的力量和因素。我常常会因为书中某个观点而产生共鸣,然后去回溯自己所经历的事情,发现作者的分析是如此的到位。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让我们能够以更加全面和深刻的方式去理解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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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接触《中国:溃而不崩》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我正在寻找一本能够帮助我深入理解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书籍,这本书的名字瞬间就抓住了我的眼球。读完之后,我可以说,这本书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作者并没有沉溺于历史的陈述,而是将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挑战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他对于中国社会在关键时刻展现出的“韧性”的分析,让我对这个国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书中那些关于基层社会的案例,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民间自组织,如何在社会变迁的洪流中,默默地发挥着维系社会稳定的作用,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这让我意识到,理解中国,不能仅仅从高层政治和宏大叙事入手,更需要关注那些最基本的社会细胞。作者的笔触是如此的细腻,他能够从一些日常的社会现象中,洞察出深层的结构性原因。我常常在阅读时,会不自觉地联想到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然后发现,书中对这些现象的解释,是如此的贴切和深刻。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发是,理解一个国家,需要一种更加多元、更加包容的视角,不能用单一的、预设的框架去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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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溃而不崩》这本书,简直是一场思想的盛宴,让我受益匪浅。作者在书中提出的关于社会韧性与适应性的论点,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并没有将中国社会的稳定简单归结于某种单一的因素,而是着眼于国家、社会、文化、个体等多重层面,描绘了一幅错综复杂的互动图景。我尤其被书中对于“潜规则”和“非正式网络”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的探讨所吸引。在很多时候,这些看似“灰色地带”的运作方式,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扮演了缓冲器和润滑剂的角色,避免了更剧烈的社会冲突。作者通过对历史事件的精妙解读,以及对当下社会现象的敏锐观察,展现了中国人民在面对困难时所表现出的惊人智慧和灵活变通。读这本书,让我对“国家治理”这个概念有了全新的认识,不再是僵化的教科书式定义,而是充满了动态的、充满生命力的过程。我发现,许多我曾经感到困惑的社会现象,在作者的梳理下,都找到了合理的解释。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只是提供答案,更重要的是它教会我们如何去提问,如何去观察,如何去理解这个正在不断变化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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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拿起《中国:溃而不崩》这本书时,我期待的是一本能够给我带来新视角的历史读物。读完之后,我可以说,这本书远远超出了我的期望。作者并没有拘泥于传统的宏大叙事,而是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社会的微观层面,通过对大量生动案例的细致分析,揭示了中国社会为何能够“溃而不崩”。他对于“社会组织”在应对外部冲击时的作用的论述,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书中那些关于基层社群的自发组织、民间互助网络,以及在危机时刻所展现出的强大生命力,都让我对中国社会的韧性有了全新的认识。我尤其欣赏作者的写作风格,他能够将复杂的学术理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让读者在轻松阅读的过程中,获得深刻的启发。我常常在阅读时,会不自觉地思考,然后发现,书中对这些现象的解释,是如此的贴切和深刻。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更加多元、更加包容的视角,让我们能够以更加全面和深刻的方式去理解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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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溃而不崩》这本书,是我近期阅读中,最令我感到震撼的一部作品。作者以其非凡的洞察力,深入剖析了中国社会在经历各种挑战时,为何能够展现出一种令人惊叹的“韧性”。他并没有回避那些历史上的危机和矛盾,而是将它们置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下进行审视,从而揭示了中国社会深层的自我修复能力。我尤其欣赏书中对于“变”与“不变”之间辩证关系的探讨。作者通过大量的史实和案例,展现了中国社会在面对外部冲击和内部变革时,是如何在保持核心价值的同时,又能够不断地调整和适应。这种“动态平衡”的机制,是理解中国历史发展轨迹的关键。读完这本书,我仿佛看到了一条清晰的脉络,能够解释为何中国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克服危机,并不断地向前发展。作者的写作风格也极其吸引人,他能够将复杂的社会科学理论,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让读者在轻松阅读的过程中,获得深刻的启发。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严肃的历史学术著作,更像是一位智者在娓娓道来,引导我们去思考,去理解这个正在不断演变的伟大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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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中国:溃而不崩》实在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作品,我拿到它的时候,就感觉到一股沉甸甸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作者显然对中国这片土地上层出不穷的变革和韧性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宏大的叙事层面,而是通过大量生动细致的案例,将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中国展现在读者面前。我尤其喜欢书中对基层社会动态的描绘,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在作者的笔下却折射出时代变迁的巨大力量。比如,他花了相当大的篇幅讲述在某个偏远地区,一个古老的习俗如何与现代化的冲击发生碰撞,又如何在新一代人的手中寻找新的生存空间。这种细节的挖掘,让整个叙述更加真实可信,也更能引发读者的共鸣。读到这里,我仿佛看到了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感受到了他们面临的困境与挣扎。而且,作者在分析问题时,并没有简单地贴标签,而是多角度地呈现不同群体、不同利益的声音,使得整个论述更加客观和立体。我常常在阅读过程中停下来,思考作者提出的观点,并尝试将它们与我所了解的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这种互动式的阅读体验,让我在汲取知识的同时,也完成了自我观照和深度思考。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著作,更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中国社会的过去、现在,也隐约预示着她的未来。我非常期待能有更多这样的作品出现,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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