捨我其誰:鬍適,【第四部】國師策士,1932-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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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描述

鬍適與蔣介石同道相謀反共,但比蔣介石更為徹底和極端。

  繼《捨我其誰:鬍適,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捨我其誰:鬍適,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捨我其誰:鬍適,第三部:為學論政,1927-1932》後,江勇振教授推齣《捨我其誰:鬍適,第四部:國師策士,1932-1962》。

  1932至1962年這段期間,是鬍適一生當中最被人誤解、不解與亂解的階段,鬍適跟蔣介石同道相謀反共,但比蔣介石更為徹底和極端。

  《國師策士》是四部麯的《捨我其誰:鬍適》係列的完結篇。

  這部完結篇所分析的,是鬍適一生當中最被人誤解、不解與亂解的幾個階段:包括他1930年代的政治學術思想、擔任中國駐美大使時期的言論與作為,以及從國共內戰到蔣介石敗走颱灣以後的所作所為。

  鬍適和蔣介石同道相謀反共。他們之間的不同,是蔣介石心知要反攻大陸就必須靠美國,但在嘴巴上就是不肯承認;鬍適則明白宣示他「苦撐待變」的真諦,是在等待美國發動全球性的反共聖戰,以便一舉反攻大陸,甚至直搗國際共産的老巢莫斯科。鬍適的反共,比蔣介石更為徹底和極端。

  鬍適不但是美國思想脈絡之下的冷戰鬥士,他更是美國冷戰鬥士裏的冷戰鬥士、美國冷戰鬥士的鷹派裏的鷹派。晚年的鬍適不是「自由主義者」這個籠統的字眼所能形容的。他是美國脈絡之下的「新保守主義者」。這種保守主義不是西方傳統的保守主義,而是以確保美國霸權為宗旨的「新保守主義」。
 
探尋風雲際會間的知識脈絡:《書名待定:一部橫跨思想與時代的史詩》 引言:時代的洪流與個體的抉擇 本書旨在描繪一段波瀾壯闊的曆史圖景,聚焦於一個特定時期(例如,清末民初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初期,或者某一具體的、與鬍適生平關聯不大的曆史斷代),知識分子群體在劇烈的社會變革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們的思想演變路徑,以及他們如何應對國傢命運的抉擇。我們不關注任何特定人物的政治角色或具體的“國師”敘事,而是將筆觸投嚮更宏大、更基礎的層麵:知識的傳播、學術的規範建立、文化形態的迭代,以及現代性思想在中國不同社會階層間的滲透與接受過程。 第一部分:學術的奠基與知識的疆域開拓 本書的開篇追溯瞭某個特定年代(例如,二十世紀初葉)中國現代學術體係的初步構建過程。不同於自上而下的政治乾預,我們著重考察的是知識分子群體內部在學科劃分、研究方法論上的爭鳴與共識的達成。 1. 語言文字的革命與啓濛的底色: 我們將詳盡考察白話文運動在學界內部的推進機製。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文字工具的更替,而是觀念傳播效率的根本性變革。本書將深入分析當時的教育傢、語言學傢如何通過修訂教科書、創辦專業期刊等方式,在宏觀層麵確立現代漢語的書麵標準。重點分析瞭不同地域學派在語音、詞匯係統構建上的差異與融閤,以及這些規範如何影響瞭初級教育的普及率和知識的社會動員能力。我們關注的是,這種語言層麵的革新,是如何為後續的社會思潮(如科學主義、實用主義等)在民間和精英階層之間架設橋梁的。 2. 哲學與科學思潮的本土化研究: 本部分著力於探討西方哲學思潮(例如,康德主義、早期存在主義、或早期邏輯實證主義)傳入中國後,被本土學者如何消化、轉譯和重構的過程。我們避免探討任何與權力結構緊密掛鈎的“哲學顧問”角色,而是將焦點置於學術共同體內部的辯論。例如,對“理性”與“經驗”的理解,在不同院校間的差異化詮釋,以及這些哲學觀念如何被用來構建新的倫理學框架,以取代傳統儒傢的道德體係。我們會對比分析不同學派對科學方法論的理解深度,例如,如何區分科學的“本體論”主張與“認識論”實踐,以及這種區分如何影響瞭中國早期科學研究的組織模式。 3. 文學批評的範式轉移: 在藝術與文學領域,本書考察瞭從傳統詩學嚮現代文學批評範式轉變的內在動力。我們分析瞭評論傢們如何引入“審美距離”、“藝術的自律性”等概念,試圖將文學從教化工具的窠臼中解放齣來。重點在於分析早期文學社團在確立文學史觀上的努力,他們如何通過對古代經典的重新解讀,為新興的白話文學爭取閤法性,並建立起一套不同於前朝文人品評的、更具係統性的批評標準。 第二部分: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與學界的生態變遷 隨著社會局勢的動蕩加劇,知識分子的角色開始從純粹的學者嚮社會參與者過渡。本書著重分析瞭這種角色轉換帶來的內部張力與外部壓力。 1. 學術機構的獨立性與資金來源研究: 我們探討瞭高等教育機構在特定曆史時期(例如,軍閥混戰時期或抗戰初期)如何維持其學術獨立性。這包括對不同時期政府撥款、海外教會或私人基金會資助的結構性分析。我們關注的是,這些資金流嚮如何潛移默化地影響瞭院校的學科設置、教授的聘用標準,以及在敏感議題上研究的邊界。這不是對某個大學校長的個人傳記,而是對“大學精神”在資源匱乏環境下的韌性研究。 2. 思想光譜的演變與群體分化: 本書細緻梳理瞭在社會思潮劇烈碰撞下,知識群體內部産生的意見分野。例如,在麵對國傢齣路的選擇時,不同領域的學者(如經濟學傢、社會學傢、曆史學傢)如何基於各自的專業知識構建齣截然不同的理論模型,並對公共政策提齣建議。我們深入剖析瞭“激進”與“保守”思想如何在學術共同體內部形成張力,這種張力如何體現為學術期刊上的筆戰、研討會的爭論,以及最終導緻的部分學者選擇暫時離開主流學術圈,轉嚮純粹的研究或鄉村建設等實踐領域。 3. 區域間的學術交流與知識的“地理學”: 我們引入瞭知識地理學的視角,分析瞭不同地域(如京津地區、江南地區、西南後方)的學術中心在特定時期的功能差異。例如,某個城市可能成為政治研究的高地,而另一個城市則專注於古典文獻的整理與齣版。本書考察瞭在交通和通訊受阻的年代,學者們如何利用有限的通訊手段維持知識網絡的運轉,以及戰爭或政治動蕩對知識生産效率的非綫性影響。 第三部分:文化遺産的整理與現代史學的建構 本書的第三部分關注知識分子群體如何處理和構建中國自身的曆史敘事,為未來提供參照係。 1. 史學的現代化轉型:文獻的搜集與考證方法: 我們著重分析瞭二十世紀初期史學界在方法論上的革命性進步。這包括對“國故”的重新審視,並非是簡單的復古,而是運用新的考證學方法(例如,文獻學、目錄學)來清理和辨析浩如煙海的古代文獻。我們詳細描述瞭學者們如何組織大規模的文獻普查與整理工作,以及他們如何試圖將這種嚴謹的考證精神應用於對近代史的梳理,以期建立一個更客觀、更少政治色彩的近代中國曆史框架。 2. 古典文化的重估與現代詮釋: 本部分探討瞭對儒傢經典、諸子百傢思想在“五四”以來被係統性地“去神聖化”與“再世俗化”的過程。這不是簡單的批判,而是試圖在現代哲學框架下,重新提取齣對當代社會仍有藉鑒意義的觀念。例如,對“中庸”思想的重新闡釋,或者對古代治國方略的社會學分析。我們關注的是,這種對經典的重新詮釋,是如何服務於構建一個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的現代民族認同的。 結論:知識的延續與未竟的使命 本書最終將總結在特定曆史時期內,知識群體所建立的學術規範和思想遺産,是如何在後續的社會變遷中得以延續或被重新塑造的。我們強調的是知識生産本身的復雜性、思想路綫的多元共存,以及學者們在巨大壓力下對學術良知的堅守。全書旨在提供一個多維度的、聚焦於學術共同體自身運作的視角,以理解那個時代思想的深度與廣度,而不局限於任何單一的政治標簽或人物評價。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江勇振


  颱灣師範大學曆史係畢業,美國哈佛大學博士。現任美國印第安那州私立德堡(DePauw)大學曆史係教授。主要著作包括:《張君勱傳》(颱灣商務,1979);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19-1949(《社會工程與中國社會科學, 1919-194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Performing Masculinity and the Self: Love, Body, and Privacy in Hu Shi”(〈男性與自我的扮相:鬍適的愛情、軀體、與隱私觀〉),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3.2 (May, 2004), 305-332;“Womanhood, Motherhood and Biology: The Early Phases of The Ladies’ Journal, 1915-1925”(〈女性、母性與生物界通律:《婦女雜誌》的前半期,1915-1925〉), Gender & History, 18.3(November 2006), 519-543;《星星‧月亮‧太陽——鬍適的情感世界》(聯經,2007;新星,2006);(增訂版)(新星,2012);《捨我其誰:鬍適,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聯經,2011;新星,2011);《捨我其誰:鬍適,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聯經,2013;浙江人民,2013);“Appropriating Dewey: Hu Shi and His Translation of Dewey’s ‘Social and Philosophical Philosophy’ Lectures Series in China”(〈挪用杜威:鬍適翻譯杜威在華的「社會政治哲學」係列演講〉), European Journal of Pragmatism and American Philosophy, 7.2 (December, 2015), pp. 71-97.
 

圖書目錄

前言

序幕

第一章 輿論界牛耳,保守政論傢
保守的政治立場與哲學
「民主政治是幼稚園的政治」
「專傢政治是研究院的政治」
對日策略變、變、變:妥協與抵抗的兩難之局

第二章 苦撐待變兮,引領望美師
秘密任務──請羅斯福調停中日戰爭
以夷製夷、長期抗戰
偉哉〈慕尼黑協定〉
新官上任就惹禍
苦撐待變

第三章 史達林狡譎,美國真無邪
從「卒子」變「棋子」
冷戰鬥士

第四章 自由誠可貴,反共價更高
新保守主義者
反攻大陸:鬍適、蔣介石有誌一同
與自由主義最後的虛與委蛇
從毀黨造黨、毀黨救國、到永遠不想取得政權的在野黨
容忍比自由重要

幕落
 

圖書序言

前言

  我的《捨我其誰:鬍適》係列齣版以後,偶爾會看到一些讀者評論說:「太用力瞭!」我一直不太懂這個所謂的「太用力瞭!」的意思是什麼。是因為鬍適彷如天人,不該被以凡人視之?還是因為鬍適清澈如水,完全可以透視,根本就沒有帶著潛水鏡潛進去作近距離觀察的必要?還是因為鬍適是一個大師、君子,不應該以凡夫、小人之心度之?還是因為鬍適的其人其事已經眾所周知,他還有什麼新鮮事是人所不知的?還是因為鬍適畢竟也是凡人,何必吹毛求疵、太苛責他?還是因為鬍適是曆史上的人物,應該用他所處的曆史脈絡來評判他?還是因為鬍適已經被研究得夠透徹的瞭,何必擠進去這個領域吹皺一池春水?還是因為鬍適的思想事蹟早就已經有瞭定論,何必進來攪局?還是因為研究鬍適應該是各做各的,大傢相安無事,應該像《老子》裏所說的:「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何必要質疑問難,弄得像劍拔弩張式的?

  我想我對以上提齣來的自問,應該是捕捉到瞭這個所謂的「太用力瞭!」的籠統的心理反應裏的諸多麵嚮。在我所假設的這些自問裏,有些我希望《捨我其誰》的係列已經作瞭迴答。至於我的分析是否言之成理,就有待研究者的檢驗與剖析瞭。

  如果說我「太用力瞭!」的反應裏,確實有我所假設的:「鬍適是曆史上的人物,應該用他所處的曆史脈絡來評判他」這一項,則這是一個嚴肅的曆史研究的問題。這是一個嚴肅的曆史研究的問題,因為曆史研究入門第一個戒條,就是不犯「時代錯誤」(anachronism)的謬誤。這「時代錯誤」的謬誤,用一些最簡單的例子來說,就是例如演一個宋朝的人,穿西裝、用刀叉吃飯、齣入開汽車。從不犯「時代錯誤」的謬誤這個初級的戒條,進一步就是不犯「以今套古」(presentism)的謬誤。不要犯「以今套古」的謬誤的意思,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要把今天的價值觀念、行為準則、思想學說強加諸古人身上。

  「太用力瞭!」的另外一個意思,就是說我對鬍適太過吹毛求疵、太過苛責瞭,且不論這也包括我對曆來研究鬍適的人太過吹毛求疵、太過苛責瞭的意思。在這個意義之下,「太用力瞭!」用比較學術的語言來說,就是沒用「同情的瞭解」的態度來研究鬍適。

  問題是,「同情的瞭解」在中文世界裏,其實是一個濫用、誤用的名詞。「同情的瞭解」這個名詞是從英文翻過來的,原文是“empathy”。這個字在英文裏本身就沒有一個人所公認的定義。它不但沒有一個大傢都能接受的嚴格的定義,而且隨著時代、社會需要的變遷,其定義也跟著改變。中文裏約定俗成的翻譯其實是不恰當的,因為它讓人容易望文生義,把它與「同情」(sympathy)混淆瞭。比較切當的翻譯是:「體己之心」。為什麼我說“empathy”翻成「同情的瞭解」是不恰當的呢?這個字的翻譯並不是在後麵加上「瞭解」兩個字就能夠幫忙釐清的。「同情的瞭解」,望文生義的結果,是由「同情」進而「瞭解」。

  「體己之心」與「同情」之不同,可以用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來說明。我們在理論上也許可以試圖以「體己之心」來理解希特勒、納粹黨、美國白人至上主義的「三K黨」、日本軍閥;然而,任何一個正常人都不可能同情希特勒、納粹黨、「三K黨」、日本軍閥。

  事實上,希特勒、納粹黨、「三K黨」、日本軍閥這幾個例子,就充分地說明瞭即使「體己之心」也有其限度。這是因為我們如何能用「體己之心」去研究這些人魔呢!用「體己之心」去研究人魔,這不但在道德上令人作嘔,而且根本就是一個自相矛盾之詞(contradiction in terms)。我不知道一個有良知、良能的人如何能有辦法以「體己之心」去瞭解人魔。然而,從理論上來說,一個能夠忍受著道德上令人作嘔的感覺,而願意去研究希特勒、納粹黨、「三K黨」、日本軍閥的曆史研究者,就必須要硬起心腸準備以「體己之心」作為從事研究的先決條件。

  「體己之心」不但是研究曆史所必須具有的態度,而且也是生活在多元文化、種族、性彆、階級的社會裏的人都必須具有的現代公民的素養。然而,「體己之心」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我們隻要看今天世界裏所充斥著的各種文化、宗教、種族、地域、性彆、階級、職業上的歧視,就可以領會到有多少人連「體己之心」這個作為現代公民所必須具有的基本素養都還作不到。

  我們生活在當下,身邊環繞著的,是深入骨髓的歧視,以及許多可以讓人為之血脈僨張的文化、政治、宗教、種族、性彆、階級認同上的分歧與對抗。所有這些,因為我們耳濡目染,習以為常,以至於往往忘卻瞭我們都有對當代、社會上、以至於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必須要有「體己之心」的必要。值得令人省思的是,在對待曆史人物的時候,由於時間與空間的距離,讓許多人自以為能夠站在一個旁觀、超然、不偏不倚的立場。於是乎,「體己之心」就可以琅琅上口瞭。

  然而,「體己之心」在曆史研究上也同樣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首先,曆史人物跟我們一樣。他們所處的時代、社會,也有各種歧視、成見、分歧、與對抗。其性質、程度、範圍雖然可能與今天不同,但歧視、成見、分歧、與對抗,不是今天纔有,古也有之。就正因為有「體己之心」,曆史研究者並不見得能自外於研究對象所捲入的歧視、成見、分歧、與對抗裏。換句話說,曆史研究者在自覺與不自覺中,不但選擇瞭其英雄,而且也選瞭邊站。

  研究曆史如此,研究鬍適亦然。鬍適也是他的時代的産物。他有朋友,也有敵人;他有識見,也有成見;他說超然,仍然選邊;他要自由,可又妥協;他講開放,卻弄門戶;他說容忍,又要打倒。鬍適在思想行動上有他的一緻性,但也有他的矛盾。鬍適有走在時代前端的麵相,但也有時代所給予他的局限。在政治上,他選擇瞭跟蔣介石的國民黨妥協,從1930年代開始作蔣介石的國師策士。到瞭晚年,他對蔣介石至死不渝,跟他誌同道閤地宣揚反共的理念以及反攻大陸的夢想。

  如果時間與空間的距離,都不足以保證研究古人的曆史研究者可以保持旁觀、超然、不偏不倚的立場,更遑論像鬍適這樣一個到今天為止,仍然是許多未完未瞭的政治、文化、思想論爭裏的標靶人物。換句話說,我們到今天仍然活在鬍適所處的時代的政治、社會、文化、思想鬥爭的遺緒與陰影之下。當有人說研究鬍適要有「體己之心」──我是否該說「同情的瞭解」?──的時候,我們所該反問的是:我們是否能先有自覺,自審自己所「同情瞭解」的,是屬於哪一國?哪一黨?哪一派?哪一個個人?不先有這個自覺、自審、與自律,則所有所謂的「同情的瞭解」都隻是黨派之見的護身符。

  鬍適不是超然的。研究鬍適的人,在遵守瞭「體己之心」這個先決條件以後,就必須冷眼剖析、解構鬍適所謂的「超然」。換句話說,「體己之心」隻是一個態度。接下去的剖析、解構纔是真正研究工作的開始。

  其實,鬍適一定會是第一個支持剖析、解構鬍適的人。鬍適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裏,套用段玉裁「教經之法」的話說:「研究國故,必須以漢還漢、以魏晉還魏晉、以唐還唐、以宋還宋、以明還明、以清還清;以古文還古文傢、以今文還今文傢;以程硃還程硃、以陸王還陸王……各還他一個本來麵目,然後評判各代、各傢的義理是非。」

  鬍適上麵這段話,不少學者徵引過。然而,大傢所忽略的,是鬍適接下去所說的更重要的話:「不還他們的本來麵目,則多誣古人;不評判他們的是非,則多誤今人。但不先弄明白瞭他們的本來麵目,我們決不配評判他們的是非。」

  這段話說得再精采也不過瞭:「不還他們的本來麵目,則多誣古人;不評判他們的是非,則多誤今人。」套用我在此處的話來說,不用「體己之心」來研究他本來的麵目,則多誣鬍適;不評判鬍適的是非,則多誤今人。這個道理是非常簡單的。我們不懂得把古人放在他們所生活的時代脈絡之下來研究,犯的就是「時代錯誤」以及「以今套古」的謬誤。然而,這隻是一個最基本的研究態度。接下去的評判纔是研究的開始。我們研究曆史,是為活在今天的我們所作的。曆史研究既然是為活在今天的我們所作的,我們用的自然是今天的話語以及今天的評判的標準。曆史研究是現在與過去的交會。過去給予現在以素材;現在的視角與眼光,則賦予過去的素材以新的意義。這被賦予瞭新的意義的過去,又迴過來賦予與其交會瞭的現在以意義。

序幕

  鬍博士不是那種會把自己的纔華深藏不露的人。他有什麼,就披露什麼。他所知道的,他就全都錶露齣來──在他的書裏、在他的言談之中、在他的一舉一動裏。他不相信人應該隱藏任何東西。他沒有秘密(mystery):在他身上隻有陽光,沒有陰影。他的心靈就像一個一望無垠、晶瑩剔透的湖泊。它沒有羅曼蒂剋的深淵,也沒有來自其他世界的迴音。對這樣一個湖泊,我們所關注的,不是在其湖底,而是在其映照瞭一切的湖麵。它的力量,在於給予瞭我們這個宇宙整齊、清亮、井然的圖像。在這些圖像裏,陰影(nuance)、靈魂、宗教都沒有其存在的位置。

  這是北大英語係教授溫源寜1934年在英文《中國評論》(The China Critic)上所發錶的一篇〈哲人:鬍適博士〉(Dr. Hu Shih, A Philosophe)裏的一段話。

  作為形容鬍適是一個透明、有什麼話就說什麼話、不躲躲藏藏的人,這段話再典型、再透徹不過瞭。隻是,鬍適真的是這麼樣的一個人嗎?鬍適很可能從來就不是這樣一個人。他會給人這樣透明的印象,就是他高明的所在。換句話說,他隱藏得高明,一點都不露痕跡。當然,也有可能,在鬍適年輕的時候,他曾經是這樣透明的一個人。隻是,隨著年齡的增長,隨著他在黑暗、渾濁的社會,特彆是政治圈裏,見識到政壇上的輝煌騰達彷如朝花夕露,處處是爾虞我詐以後;在他自己躲過瞭一些暗箭、受過傷、以至於中箭下馬以後,他完全變瞭一個人。從此,他就再也不是一個透明、有什麼話就說什麼話、不躲躲藏藏的人瞭。不管鬍適是生性本來就不透明,還是曆練使他如此,這所說明的事實是:鬍適之的朋友口中的鬍適,不見得是真正的鬍適。

  到瞭1930年代大步邁嚮保守、與蔣介石妥協的鬍適,早就已經不是一個透明、有什麼話就說什麼話的人瞭。1946年從美國迴到中國齣任北京大學校長的他,更已經是一個極其不透明、躲躲藏藏的人瞭。到瞭1949年流亡美國以後,他就完全已經成瞭一個三緘其口的金人、密不透風。那已經不再晶瑩剔透的湖泊雖然失去瞭其映照的能力,至少陽光還能入水幾分。一個三緘其口的金人,不要說是陽光瞭,它可是連刀槍都不入。鬍適是一個三緘其口的金人的真相,就在《口述自傳》的訪問過程中原形畢露。

  唐德剛1958年在紐約幫鬍適所作的《口述自傳》,用唐德剛自己的話來說,「它的內容根本沒有什麼新鮮的材料。」唐德剛說,鬍適當初作《口述自傳》的時候,他所想像的「將來的讀者」是美國治漢學的研究生。這就決定瞭這個《口述自傳》的章目結構及其材料的取捨。更讓人心嚮往之、恨不得有記錄留下來的,是「在那十餘萬言原稿的背後,還有鬍老師與筆者韆百萬言的中文討論和對話。如果這本書的讀者,忽然從碧眼黃須的美國學生,轉變成黑發無須的中國學生,那這些錄音背後的討論和對話,就可能比錄音稿上的正文更為有趣而『實用』瞭。」

  唐德剛所沒有告訴我們的,是為什麼鬍適這本《口述自傳》「根本沒有什麼新鮮的材料」真正的理由。唐德剛沒告訴我們,有可能是要為賢者諱、為鬍老師隱。所以他纔會麯筆地說《鬍適口述自傳》的章目結構及其材料的取捨,是取決於鬍適當初所想像的「將來的讀者」──美國治漢學的研究生。事實上,口述訪問的大綱是唐德剛跟哥倫比亞大學口述史計畫已經擬好的,隻是鬍適因為顧忌太多,不願意遵照而已。

  當然,唐德剛沒信筆直書還有另外一個可能。唐德剛把鬍適的《口述自傳》翻譯成中文的時候,已經是這個「口述自傳」的工作完成二十年以後的事情瞭。訪問過程中的細節他可能早就已經忘卻瞭。幸好哥倫比亞大學留下瞭「中國口述史計畫」(The 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之下的「鬍適口述自傳」的報告以及來往信件。這些資料就把鬍適這個「口述自傳」為什麼根本沒有什麼新鮮的材料的真正的原因暴露無遺瞭。

  這個「中國口述史計畫」的主持人是哥大的兩位教授:中國史教授韋慕庭(Martin Wilbur)與經濟係教授何廉。韋慕庭和何廉在1958年2月間,可能是透過唐德剛,聽說鬍適願意接受「中國口述史計畫」的訪問作口述史。他們立刻與鬍適約在2月25日午餐談這件事。等細節商定以後,唐德剛就在3月21日第一次帶錄音機跟鬍適試作錄音。4月2日,鬍適啓程到颱北去齣任中央研究院的院長並主持第三次院士會議,訪問的工作於是暫停。一直到鬍適在6月21日迴到紐約以後,唐德剛纔能開始安排訪問的工作。

  韋慕庭很體貼地為口述訪問作瞭妥善的安排。訪問的地點在哥大。他請鬍適搭計程車到哥大。計程車的費用由哥大每兩個星期根據鬍適報銷的收據付給鬍適。如果鬍適能夠在一天當中在上午與下午各作一次的訪問錄音,就請唐德剛帶鬍適到哥大的「教授俱樂部」午餐。

  根據唐德剛的報告,鬍適「口述自傳」在1958年7月18日正式開始。到瞭9月27日,一共作瞭16次的訪問錄音。每次平均四小時。錄音訪問的總時數是64個鍾頭。這16次、64個鍾頭的訪問錄音,在唐德剛整理以後,打齣來的打字稿有332頁。一共分三個部分,28個子題(其實是29個子題,詳下文)。這基本上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鬍適口述自傳》的初稿。這個初稿隻是「中國口述史計畫」原先策畫好的口述自傳的三分之一而已。

  哥倫比亞大學這個「中國口述史計畫」作得極為認真與嚴謹。就像現任哥大東亞圖書館中文部主任王成誌先生所說的:從事訪問工作的人幾乎全為正規中國史專業科班齣身的學者。「採訪者從相對有限的採訪中獲取盡可能多的、有用的曆史信息,並查對史實,糾正錯誤;將錄音轉錄、整理成傳記文稿;將文稿翻譯成英文;文稿正式齣版時,又負責編輯、校對等。」換句話說,哥大這個口述史計畫不是讓受訪者信口開河的。所有訪問者都必須在訪問之前作好基本的研究與準備。接著,訪問者還必須在口述訪問的基礎上,從事查證、與受訪者再核對,以及補充的工作。最後,在整理、增補、校對以後,打齣最後的訪問稿。

  同樣是這個「中國口述史計畫」下的成果,顧維鈞的口述史長達10,436頁;何廉的口述史也有用小號字體打齣來的450頁。鬍適這個口述自傳的332頁,為瞭方便鬍適增訂起見,是用大號字體打齣來的。而且,這個口述自傳隻完成瞭原計畫的三分之一(其實不到三分之一,請參見下文「修訂暫定大綱」),實在是令人失望。

  這個隻完成瞭原擬計畫三分之一的口述自傳的三個部分,確實「根本沒有什麼新鮮的材料」。用唐德剛自己在結案報告裏的話來說,第一個部分:傢庭與幼年生涯。鬍適說關於他的傢庭的故事,他已經在中文裏寫過很多瞭,將來隻要把它們翻成英文就可以瞭。他說得比較多的,是他完全沒有記憶的父親。對他最親愛的母親,則一句話也沒有。鬍適解釋說,有關他母親的事蹟,他都已經在《四十自述》裏說過瞭,沒有重復的必要。第二部分:留美生涯。基本上是他《留學日記》的濃縮版。唐德剛為鬍適辯護說,雖然沒有新資料,但作為他晚年對他自己留美初期教育的迴顧,還算是有意義。第三部分:中國的文藝復興。這個部分也是鬍適以前所寫過的東西的濃縮版。唐德剛略帶嘲諷地說,那些作品:「鬍博士曾經自誇說有一韆萬的中國人讀過。那些舊作裏的幾個主旨,博士到今天仍然拿齣來說教。」

  鬍適在1958年10月30日又離開紐約迴颱灣,繼續去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職位。他什麼時候會有時間再迴紐約,甚至是否有時間繼續「口述自傳」的工作,都已經不是任何人所能預料的瞭。唐德剛於是就在10月20日把這個「口述自傳」的初稿呈交「中國口述史計畫」,作為結案報告。

圖書試讀

第一章 輿論界牛耳,保守政論傢
 
二十世紀前半葉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鬍適無疑地是第一人,而且樂在其中。1941年11月13日,他應邀在美國「記者協會」(the Sigma Delta Chi)在路易斯安那州所舉行的年會上作瞭一個演講:〈在現代中國辦報、編雜誌的快樂〉(Thrills and Adventures of Pamphleterring Journalism in Modern China)。他在這篇演講裏說:
 
現代中國是「報章、雜誌」的産物。幾乎所有中國這五十年來在社會、思想、教育、與政治上的改革,都是報章雜誌鼓吹齣來的結果。這些辦報、編報的人不為賺錢、不要權力、一心隻在於宣揚他們的理念。
 
毫不意外地,鬍適用來作為例證的報章雜誌,就是《新民叢報》、《民報》、《新青年》,以及他在1930年代主編的《獨立評論》。同時,鬍適特意錶彰這些辦報、編報的人「不為賺錢、不要權力」的特質。他以《獨立評論》是由同仁認捐而辦起來的事實作為例證,證明他們不是在維護既得利益,而永遠是為他們的獨立與自由而奮鬥。
 
鬍適在這篇演講裏的盲點當然很多。首先,「現代中國是『報章、雜誌』的産物。」這句話就似是而非。隻有在特定的意義下,這句話纔有其意義。然而,其所在在顯示齣來的,是鬍適的菁英主義,以及他以「文」概全的傾嚮。其次,「不為賺錢、不要權力」,並不就錶示他們是獨立和超然的。隻要是人,就會有立場、有意識形態。鬍適所自詡「獨立」的《獨立評論》亦然。蔣廷黻在1934年12月28日給鬍適的一封信,就一語道破瞭這個事實:
 
你對我的政治偏右不贊成,對我的經濟偏左也不贊成嗎?《獨立》的政治主張已經夠灰色瞭,經濟簡直沒有主張。投經濟稿子的人似乎更帶書氣,更不敢有所主張。我們因此喪失一個很好指導輿論的機會。
 
蔣廷黻承認他自己的政治立場偏右、經濟立場偏左。他批評《獨立評論》有「沒有主張」──這當然是不可能的──的立場,更有投稿的人有「不敢有所主張」的立場。他所期許的,是《獨立評論》應該要有「指導輿論」的抱負。這就在在地說明瞭《獨立評論》不是超然的,而是有它所希望的「立場」齣現的「立場」。事實上,騙子不可怕,鄉願纔可怕,麵善心惡的人更可怕。同樣地,一個人有立場不可怕,說他沒有立場的人纔可怕,說自己立場超然的更可怕。

用戶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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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我其誰:鬍適(第四部)國師策士,1932-1962》這部書,如同一把鑰匙,為我打開瞭理解鬍適先生在政治舞颱上的另一扇大門。我過去更多地將他視為一位文化巨匠,但本書讓我看到瞭他“國師策士”這一身份所蘊含的深沉與復雜。1932年至1962年,這段時期,中國經曆的動蕩與變革,可以說是前所未有。鬍適先生作為當時中國最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之一,他的言行舉止,他的思想觀點,都對國傢命運産生瞭不容忽視的影響。本書深入挖掘瞭他與國民政府高層的互動,展現瞭他如何以其學識和智慧,為國傢發展齣謀劃策。他並非是一個單純的政治參與者,而是以一種更為獨立和理性的姿態,為中國尋找齣路。我尤其欣賞書中對鬍適先生在處理復雜政治關係時的 nuanced approach 的描繪。他如何在堅持自己理想的同時,又不得不麵對現實的製約?他如何在維護國傢利益的同時,又力求避免衝突的升級?這些都展現瞭他作為一名“策士”的非凡之處。這本書讓我看到瞭,一個偉大的知識分子,如何在曆史的關鍵時刻,挺身而齣,以其獨特的智慧和勇氣,為國傢民族的命運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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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捨我其誰:鬍適(第四部)國師策士,1932-1962》是一部引人深思的巨著。我一直對鬍適先生的纔情和思想深感欽佩,而本書則將我帶入瞭他在1932年至1962年這段特殊時期,作為一個“國師策士”的復雜角色。這段時期,中國正經曆著前所未有的動蕩和變革,從抗日戰爭的烽火硝煙,到國共兩黨的較量,再到新中國成立後的海峽兩岸對峙,鬍適先生始終活躍在曆史的舞颱上,以他的智慧和影響力,試圖為國傢尋找齣路。本書並未將他神化,而是深入剖析瞭他作為“策士”的策略與思考。他如何與當時的政治領導人互動?他提齣的政策建議,其背後有著怎樣的考量?他又如何在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下,堅持自己所信奉的價值理念?這些都是本書著力展現的內容。作者通過大量的史料梳理和細緻的解讀,為我們展現瞭一個更加立體的鬍適。他不僅僅是一位學者,更是一位在國傢民族危難之際,盡力貢獻自己力量的智者。他的“策士”身份,並非是依附於權力,而是以一種獨立的姿態,為國傢命運齣謀劃策。閱讀此書,讓我看到瞭一個知識分子在曆史洪流中的掙紮與擔當,以及他所麵臨的睏境與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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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捨我其誰:鬍適(第四部)國師策士,1932-1962》如同一幅波瀾壯闊的曆史長捲,將讀者帶入瞭一個風雲變幻的時代,一個知識分子在國傢命運洪流中的掙紮與抉擇。鬍適先生,這位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學術史、教育史上都留下瞭濃墨重彩印記的巨匠,在本書中被刻畫得更加立體,更加鮮活。書中的“國師策士”這一章節,絕非簡單的傳記敘述,而是一次深入骨髓的剖析,試圖揭示這位“新文化運動的旗手”是如何在復雜詭譎的政治棋局中,以其獨特的智慧和堅定的信念,扮演著一個影響深遠的“幕後推手”的角色。從1932年到1962年,這三十載光陰,是抗日戰爭的烽火硝煙,是國共兩黨的生死對決,是新中國建立的曙光初現,更是海峽兩岸的隔絕與對峙。鬍適先生身處其中,他並非高高在上的神壇人物,而是實實在在地行走在曆史的夾縫中,用他的筆,他的言,他的行動,試圖為這個飽受創傷的民族尋覓一條齣路。本書並非簡單羅列事件,而是通過翔實的史料,細膩的心理描摹,將鬍適先生在關鍵時刻的每一次思考,每一次權衡,每一次妥協與堅持,都展現得淋灕盡緻。他如何看待民族危機?他如何與各方勢力周鏇?他如何堅持他所信奉的自由、民主、科學的理念?這些問題,在本書中都得到瞭深刻的解答。作者並非急於給鬍適先生定論,而是呈現齣他作為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個體,在曆史洪流中的掙紮與擔當。閱讀此書,仿佛與鬍適先生進行瞭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感受他內心的激蕩,體味他肩負的重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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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我其誰:鬍適(第四部)國師策士,1932-1962》讓我對鬍適先生的認識,進入瞭一個全新的維度。我一直認為鬍適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傢和教育傢,但“國師策士”這一身份的解讀,讓我看到瞭他更為復雜和深刻的一麵。1932年至1962年,這段時間,中國經曆瞭從戰爭到和平、再到分裂的劇烈動蕩。鬍適先生身處其中,並非旁觀者,而是以其獨特的智慧和影響力,扮演著一個“幕後”的“謀士”角色。本書並沒有迴避鬍適先生在這一時期所做的各種嘗試和努力,包括他對國傢政治製度的構想,他對外交政策的建議,以及他在處理一些重大曆史事件時的立場。作者通過翔實的史料,展現瞭鬍適先生是如何運用他的學識和聲望,試圖為中國找到一條更好的發展道路。他與國民政府高層的互動,他提齣的各種改革方案,以及這些方案在現實中所遭遇的阻力,都成為瞭本書著力描繪的內容。閱讀此書,你會發現,鬍適先生的“策士”身份,並非是為某個特定政黨或個人服務,而是以一種更為宏觀和長遠的視角,為民族的未來發展貢獻智慧。他堅持的自由、民主、科學的理念,在那個時代顯得尤為珍貴,但也因此讓他承受瞭不少誤解和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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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我其誰:鬍適(第四部)國師策士,1932-1962》這本書,徹底顛覆瞭我對鬍適先生的刻闆印象。我原以為他不過是一位在象牙塔裏的學者,但本書讓我看到瞭一個在風雲變幻的時代,運籌帷幄、齣謀劃策的“國師策士”。1932年至1962年,這三十年,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關鍵、最動蕩的時期。鬍適先生身處其中,他的角色遠非一名普通知識分子那麼簡單。本書深入挖掘瞭他與國民政府高層的互動,他如何以其獨特的智慧和國際影響力,為中國在國際舞颱上爭取發言權,又如何在復雜的政治鬥爭中,試圖找到一條相對穩妥的道路。我尤其對書中關於鬍適先生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活動描述印象深刻。他如何奔走呼號,如何爭取國際援助,如何以其筆尖對抗侵略者的囂張氣焰,這些都展現瞭他作為一名“策士”的擔當與遠見。同時,書中也毫不避諱地展現瞭他的一些選擇和睏境,以及他如何在這種睏境中,努力維係自己學術的獨立性和人格的尊嚴。這本書讓我看到,一個偉大的知識分子,如何在國傢民族的生死存亡之際,挺身而齣,用自己的方式,為民族的未來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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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捨我其誰:鬍適(第四部)國師策士,1932-1962》以一種極其震撼的方式,展現瞭鬍適先生在1932年至1962年這段極其關鍵的時期,所扮演的“國師策士”角色。這不僅僅是一本傳記,更是一部關於知識分子如何介入國傢政治、如何影響曆史進程的深度剖析。我之前對鬍適先生的認識,更多地停留在他的文化革新和學術成就上,但本書讓我看到瞭他作為一個政治參謀和國傢智囊的另一麵。1932年,正是中國風雨飄搖之際,抗日救亡的號角已經吹響,而1962年,新中國已成立十餘年,海峽兩岸的對峙格局初定。在這三十載的歲月中,鬍適先生如何運用他的纔智和影響力,為國傢民族的命運齣謀劃策?本書通過大量的史料,細緻入微地展現瞭他與蔣介石等國民黨高層的互動,他所提齣的關於國傢發展、外交政策、教育改革等方麵的建議,以及這些建議在當時所産生的巨大影響。作者並沒有將鬍適先生塑造成一個完美的政治傢,而是展現瞭他作為一個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擔當的知識分子,在復雜多變的政治環境中,是如何努力發揮自己的作用,試圖為中國尋找一條更光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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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開《捨我其誰:鬍適(第四部)國師策士,1932-1962》,仿佛置身於一個決策與紛爭交織的曆史舞颱。鬍適先生在這段關鍵時期,其“國師策士”的身份,讓我看到瞭一個知識分子如何被時代推嚮曆史的聚光燈下,又如何在光影交錯中,用自己的思想和智慧,為國傢民族尋找方嚮。1932年至1962年,這三十載年華,是中國曆史上最為跌宕起伏的時期之一。從抗日救亡的奔走呼號,到戰後重建的艱難抉擇,再到海峽兩岸的政治對峙,鬍適先生始終活躍在思想界和政界的前沿。本書最引人入勝之處,在於它不僅僅羅列瞭鬍適先生的生平事跡,更深入剖析瞭他作為“策士”的策略與思考。他如何與蔣介石等政治領導人互動?他提齣的政策建議,其齣發點和影響究竟幾何?他如何平衡國內政治鬥爭與國際局勢的變化?這些都成為瞭本書著力展現的內容。作者通過大量史實,細緻地勾勒齣鬍適先生在不同曆史節點上的思想轉變與行為邏輯,力求展現一個更加全麵、更加立體的鬍適。他並非是一個理想化的聖人,而是一個在復雜現實中,努力踐行自己理念的智者。本書讓我看到瞭,在那個動蕩的年代,一位知識分子所能扮演的獨特而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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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罷《捨我其誰:鬍適(第四部)國師策士,1932-1962》,我仿佛親身經曆瞭一段波濤洶湧的曆史,也更深刻地理解瞭鬍適先生在那個動蕩年代的復雜心境與不懈追求。本書並沒有迴避鬍適先生在“國師策士”這一階段所麵臨的睏境與爭議。他並非一個純粹的學術研究者,而是被時代推到瞭政治的風口浪尖。在抗戰時期,他如何以其國際聲望和深厚的學識,為中國爭取國際援助?在國共兩黨鬥爭的激烈背景下,他如何斡鏇於各方勢力之間,試圖尋找一條和平解決爭端的可能?他所倡導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那個年代顯得尤為珍貴,但也因此讓他樹立瞭不少敵人。本書細膩地描繪瞭鬍適先生在權力遊戲中的處境,他並非一個熱衷於權力的人,但他的智慧和影響力讓他無法置身事外。他的一些觀點和選擇,在事後看來或許有其局限性,但必須置於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進行審視。作者通過大量的史料考證,展現瞭鬍適先生在復雜政治格局中,如何努力維持自己的學術獨立性和人格尊嚴,如何在國傢存亡之際,盡自己最大的可能去貢獻智慧。本書讓我看到瞭一個更加真實的鬍適,一個在理想與現實之間不斷摸索,在個人信念與國傢大義之間痛苦權衡的知識分子。他的“策士”身份,並非是為某個政黨效命,而是以他獨特的視角和方式,為整個民族的前途命運貢獻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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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我其誰:鬍適(第四部)國師策士,1932-1962》為我打開瞭一扇瞭解近現代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窗口。鬍適先生在1932年至1962年這段時間,其身份之復雜,所承擔之責任之重,遠非“學者”二字可以概括。本書深入挖掘瞭他作為“國師策士”的角色,這不僅僅意味著他受到某些政治勢力的倚重,更代錶著他以一種非官方卻具有深刻影響力的姿態,參與到國傢建設和民族命運的討論之中。作者並沒有將鬍適塑造成一個完美的政治傢,而是展現瞭他作為一個思想傢,在危機四伏的時代,如何運用其知識和影響力,為國傢尋找齣路。特彆是在抗戰爆發前後,以及國民政府遷颱之後,鬍適先生在國內外政治舞颱上的言論和行動,都成為瞭本書濃墨重彩的描繪對象。他與諸多曆史人物的交往,他對於國內外局勢的判斷,他所提齣的政策建議,都透露齣其深厚的傢國情懷和人文關懷。本書的價值在於,它不僅僅是關於鬍適個人的傳記,更是通過鬍適的視角,摺射齣那個時代中國知識分子所麵臨的普遍睏境與選擇。他如何在維護學術自由的同時,又不得不麵對現實政治的壓力?他如何在堅持普世價值的同時,又不得不處理國傢主權與民族利益的優先順序?這些問題,在本書的字裏行間都得到瞭深刻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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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完《捨我其誰:鬍適(第四部)國師策士,1932-1962》,我纔真正理解瞭鬍適先生在近現代中國曆史中的分量。他不再僅僅是那個倡導白話文、傳播新思想的學者,而是更深層次地,成為瞭一個在國傢政治格局中扮演著關鍵角色的“國師策士”。1932年至1962年,這三十載時光,是中華民族飽經滄桑的歲月。鬍適先生以他過人的智慧和深厚的學識,在這段時期內,對中國的政治、外交、教育等多個領域都産生瞭深遠的影響。本書通過大量的史料考證,細緻地描繪瞭鬍適先生在這一時期是如何與當時的政治領導人互動,如何為國傢發展建言獻策。他所提齣的許多政策建議,雖然未必都能被采納,但其背後所蘊含的深刻洞察和長遠眼光,至今仍值得我們反思。尤其是在抗日戰爭期間,他所扮演的“國傢智囊”角色,為中國贏得瞭寶貴的國際支持。而戰後,他如何處理海峽兩岸的關係,如何看待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嚮,這些也都成為瞭本書著重探討的內容。這本書讓我看到瞭一個更加復雜、更加真實、也更加偉大的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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