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那样活过的长辈群像 一九八○年代前半出生的我,也就是所谓的七年级生前段班,从小在学校的社会、历史课上使用的是国立编译馆编辑的教科书,一直以来只知晓中华民国对日本八年抗战的历史,或是罗福星、莫那鲁道、李友邦领导的台湾义勇队等抗日行动,从来没有认真想过了解身旁长辈的过往。
直到上了大学,我从周婉窈教授发表的文章及研究论文,重新认识了「台籍日本兵」,这群人的战争经验和我以往所认知的历史完全相违,引发我欲一窥其神秘面貌的好奇心。我翻阅了有关台湾战争史研究的书刊,认识到战时被动员的台湾人,不仅有派往中国或南洋的军夫,另有一群人在台湾实施征兵制度前,即以「特别志愿兵」的身分,率先成为正式的陆、海军。尤其是以被殖民者的身分,加入一贯保有菁英主义色彩的日本海军的这一批人,让我特别感兴趣。
但是当时的现有研究,大多只有募集了几期、大约有多少人的少量资讯,对于这群台湾人日本海军仍所知有限。因此,在钟淑敏教授指导下,「台湾海军特别志愿兵」便成为我的硕士论文研究对象。
当我埋首阅读资料与相关研究成果,始知这起发生在战争末期的重大船难──护国丸事故,在此事故中,竟有这么多的年轻生命殒落。被送往海军学校培训的人员,是日本海军从第一、二期的三千人当中,所选出最优秀的六百人。若以这两期共有六十余万人提出申请的角度来看,这些人是经过精挑细选,被预定培育为军队的中坚分子。
因此,护国丸上的三百人,可说是当时台湾青年里菁英中的菁英。然而,这批人竟然就在船难中牺牲大半,不只是日本海军军事人才的耗损,也是台湾社会的莫大损失,在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很有可能将对台湾有所作为、贡献。
同样的,过往的研究对此事故着墨不深。于是,我开始查找第一手史料,从军方在事发后制作的船难事故报告书、零散的日军文献、美国海军潜艇指挥官战后所撰写的回忆录等素材,尝试拼凑事发原委。
爬梳散落的资料后,我发现这艘满载三百名台湾海军特别志愿兵的大型船只,不单是因为二战日军整体战况转趋劣势而出事,军方长期以来轻忽海上护卫的规划,加上一连串抉择、调度上的疏失,方是事故发生的主因。万中选一的海军菁英,一条条年轻生命被如此轻视看待,令人不可思议。
不过文章是完成了,心里却总是觉得少了什么。对,就是当事者在论述的缺席。
二○○九年,我第一次参与家族的年度祭祖大会,偶然在宗祠内的文物陈列室某面展板,看到一群身着日本海军军装、署名「横须贺海军航海学校信号术普通科练习生」的一幅放大版合照,简要记述了归化日本籍、现居大坂的太叔公陈臣铜(日本名为中川义夫)先生经历的护国丸事故。
当下我无比震惊,也觉得实在是太巧了,完全没料想过自己的亲人竟是护国丸事故的倖存者!这个令人振奋的发现,我连忙请託亲友引介,联系上每年返台参加祭祖活动的太叔公。自此我和护国丸事故关系者,及原海军特别志愿兵开始有了进一步接触。
太叔公在离台前,特别为我联系战友卢金水先生。几天后,我和卢先生相约在他士林住所附近的麦当劳碰面,至今犹记隔着三楼落地窗望见散发仕绅气息的他,捧抱着黄色纸袋装的文件资料,箭步走过马路的身影。尔后在数次访谈中,更是对于他细心蒐集相关资料,尝试釐清当年护国丸事故真相,和他们战友之间密切的情谊,留下非常深刻印象。
在往后数年间,除了持续蒐罗档案文献,我陆续访谈好几位护国丸事故相关当事人,包含叶水金先生、罗镇国先生、张荣树先生、陈子福先生、朱春业先生、张钦生先生、黄为政先生、林秀吉先生、张文锋先生、江水和先生、李启铭先生,和未能一一列举、曾为海军特别志愿兵的长辈。
借由他们口说,具体说明关于志愿的因素、海军操练及分派方式,吐露长年埋藏于内心的境况,以及跨越时空令人感动的战友之情。此外,对于这桩船难,不仅可以从书面的事故报告书重建过程,还能从不同个人面临危难时刻的记忆,尽可能还原当晚的景况,让历史变得有血有肉。
这些长辈皆对我这个素昧平生的晚辈极为疼爱,并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毫无保留分享生命故事,从而让我得以汇集许多动人的经历,由衷感谢。
不过在这几年,这些我敬爱的长辈年岁更高,多数已超过九十,由于身体健康的因素,逐渐失去行动自由;定期聚会已经停止举办,但即使无法时常见面,他们仍以书信或电话彼此关心,嘱咐对方要照顾好自己。一起经历过的艰苦训练、沉船浩劫与战火洗礼,那些生死与共、难以向外人道的过往,将他们紧紧牵绊着从少年到暮年,这种关系不只是袍泽情谊,而是远远超越血缘关系的「兄弟」。
希望借由这本书的出版,有机会让更多人由台湾海军特别志愿兵的从军经过、特设巡洋舰护国丸事故关系人的证言,重新记起被搁置、遗忘的这一段台湾人二战史。这些战争经验,形构出长辈的人生态度、交际圈与集体认同,甚至影响着每一个家族成员对历史的认知态度、乃至于认同。而这些书中的长辈,可能就是你我的祖父或曾祖父,因此期盼在最低限度上,基于最基本的关心立场,至少让我们、让更多台湾人知道他们曾经那样活过。
陈柏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