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本书是一位战后婴儿潮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反省。主要借由近代中国「转型时代」（1895-1925）这个知识场域，围绕着启蒙、理性与现代性这三项议题，对我们这个时代所出现的特殊面貌，作出宏观与微观的反思。
全书内容由两个部分所组成，第一部分主要讨论启蒙运动的一般问题，特别集中在启蒙、理性与现代性等三大议题。第二部分为经验研究，重心为探索新文化运动早期启蒙思想的发展及其涵义，讨论了「转型时代」（1895-1925）具代表性的三份杂志：《东方杂志》、《甲寅杂志》和《新青年》杂志。这一部分不是外部地分析杂志与启蒙运动的一般关联，而是从「欧战」的角度出发，探索一次大战如何形塑了五四启蒙的思想脉络，以及《东方杂志》与《新青年》杂志如何看待欧战。作者探索的问题是，在什么意义上「欧战」带给了中国启蒙冲击？以及这种冲击的性质是什么？
著者信息
丘为君
东海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台大历史系学士、硕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历任考试院特种考试典试委员、教育部文科签审顾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东海大学文学院院长，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东海大学历史系主任，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访问学人，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兼任副教授。着有《牟润孙先生学术年谱》（合着），《戴震学的形成：知识论述在近代中国的诞生》，《自然与名教：汉晋思想的转折》（修订版），《走入近代中国》（合着）等。
图书目录
自序
导论
前言
一、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两个概念
二、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几个重要特质
（一）对「新」的乌托邦式向往
（二）作为现代性的「新」
（三）群与独之间的紧张性
（四）转型时代意识
（五）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启蒙运动
三、本书的书写结构
（一）相关文献的简略回顾
（二）本书书写结构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新」之心态与论述
前言
一、转型时代意识：梁启超对「造新去旧」的启示
（一）由「停顿时代」到「过渡时代」
（二）新中国的未来性格
二、新文化运动的破坏式创新
（一）陈独秀在「新旧思潮大激战」时刻下的最后觉悟
（二）胡适与文明再造
三、一战后的新秩序：社会主义大潮
（一）一战前的社会主义思潮
（二）作为现代性指标的社会主义
（三）作为世界趋势的社会主义
（四）俄国十月革命的启示：马克思社会主义
（五）毛泽东「十月革命炮响论」
小结
第二章 权威与自由
前言
一、个人意志与集体意志
（一）将自由作出集体式概念诠释的背景
（二）梁启超：群体自由是个体自由的前提
（三）胡适：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
（四）李大钊：秩序中的自由
二、自由与伦理
（一）梁启超：自由权是强者的价值
（二）自由人有无放弃自由的自由？
（三）自由是一种手段还是目的？
三、权威与自由
（一）群体价值优先个体价值的特质
（二）无政府主义的反政府国家权威
（三）对权威的批判：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
小结
第三章 转型时代：理念的形成、意义与时间定限
前言
一、为「转型期」划出起点：中华帝国最后二十年
二、「转型时代」的定义：「转型时代晚清说」
三、扩大「转型时代」的时间范围：「转型时代晚清民初说」
四、「转型时代二十五年说」的完成
五、正式提出「转型时代三十年说」
小结
〔第二部分〕
第四章 战争与启蒙：「欧战」对中国的启示
前言
一、作为启蒙的「欧战」
（一）从「菁英式启蒙」到「大众式启蒙」
（二）《东方杂志》：「大众式启蒙」代言人
（三）《东方杂志》在何种意义上扮演了「大众式启蒙」的角色？
二、「欧战」在中国：青岛
（一）走上历史舞台的青岛：1897年胶州湾事件
（二）德国的青岛租借与「瓜分中国」狂潮
（三）1914年日德在华开战与青岛陷落
三、「欧战」启示录
（一）贴近的西方庶民生活
（二）军国主义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
（三）西方物质文明的内容
（四）战争的真相
小结
第五章 《新青年》论欧战：陈独秀激进世界观形成的考察
前言
一、德意志文明与法兰西文明的选择
（一）中国青年与欧洲文明
（二）法兰西文明为人类近代高等文明的摇篮
二、陈独秀「崇法抑德」看法的动摇
（一）1916年的开端：中国政治界与知识界最黑暗的时刻
（二）陈独秀：大战胜方非德莫属
三、公理与强权的辩证
（一）陈独秀支持北洋政府对德宣战
（二）中年「先知」背叛了新青年？
（三）被浪漫化的革命
（四）新青年们对陈独秀战争论的质疑
小结
第六章 革命与国家的想像：《甲寅杂志》、《新青年》与五四启蒙运动（1914-1919）
前言
一、从二次革命到欧战爆发
（一）「二次革命」
（二）欧战爆发与「欧事研究会」
二、《甲寅杂志》：国体与政体的纠葛
（一）从民主共和论批判专制
（二）国体为统治权之本体
（三）主权与统治权同一
（四）宪法是一部权利书
三、《新青年》：恶国家不如无国家
（一）国家的目的与爱国心
（二）爱国主义与国民性
（三）国家的想像
（四）理想国家的标竿：法国
（五）陈独秀国家想像批判
小结
结语
征引书目
索引
图书序言
王汎森（中央研究院院士）
关于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研究，有价值的论文为数不少；但是以专书形式出现的则不是太多。为君兄这部论着《启蒙、理性与现代性：近代中国启蒙运动，1895-1925》，是近年来探索此一问题的重要专书。《启蒙、理性与现代性》一书由两个部分所组成，每个部分各有三章：第一部分主要讨论启蒙运动的一般问题，特别集中在启蒙、理性与现代性等三大议题；第二部分为经验研究，重心乃讨论新文化运动早期启蒙思想的发展及其涵义。作者在〈自序〉中指出，本书是对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回顾，其心境既不是纪念的、更不是古玩式的，而是在批判中进行对时代的反思。
第一章〈「新」之心态与论述〉，主要在探讨「新」如何从近代中国一个特定的政治、文化与思想「概念」，快速地发展成具有强大影响力的「论述」，并且进一步地转化成呈现时代精神意义、具有普遍性质的「心态」。这篇运思多年的论文是本书的主要核心之一，作者指出，在近代中国启蒙运动时期，知识菁英一方面将「旧」视为落后与耻辱的象征，另一方面将「旧」简化为「邪恶口袋」：传统里那些具有唯心主义成分的知识、缺乏工具性价值的理念、无助国家富强的学问与德性，都有机会被点名批判后，抛入被宣称为「旧」的「邪恶口袋」。丘教授宣称，「新」作为启蒙运动世代的一种重要心态，被启蒙世代视为「善」的象征，相对地，「旧」则被看成是万恶之源。「新」作为「旧」的对立面，不尽然是时序先后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善恶之别、是非之别，与高下之别。丘教授认为，「新」从概念发展成近代中国一个强大的论述，并且成为时代心态，其发展至少包含了三个发展因素或三种进程：转型时代、新文化运动，与一战后的新秩序。
第二章〈权威与自由〉，作者主要关注作为启蒙时代重要价值之一的自由主义，如何于近代中国的启蒙情境下，在权威与去权威之间摆盪并寻求出路。晚清到民初，是具有长期而稳定特征的中国旧社会政治秩序崩解的年代，丘教授指出，在此一传统权威瓦解与新秩序重建的「转型期」（1895-1925）岁月里，近代中国面临一种两难局面：一方面思慕西式的自由理念，期盼能早日免除传统帝制的专制权威，与来自国外的帝国主义权威；另一方面，近代中国又在充满不确定感的矛盾心态中，仰望新权威的来临——一个能为人民带来福祉的强大国家与政府。这种渴望自由但又企盼权威的冲突心境，成了近代中国知识菁英焦虑的主要来源之一。本章主要从个人意志与集体意志、自由与伦理，以及权威与自由等三点，来批判地反省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尤其是早期）的历程。
第三章〈转型时代：理念的形成、意义与时间定限〉中，作者对其恩师张灏教授提出的重要观念——「转型时代」的发展过程，做出较为深入的介绍与分析。「转型时代」（the transitional era of modern China）是指「甲午」到「五四」约三十年间（1895-1925），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承先启后时期。张灏先生最早提出「转型时代」理念之处，是在他1971年出版的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一书，这里所谓的「转型期」，是指1890至1911年前后。换言之，张灏先生在此书为「转型期」正式划出起点：中华帝国最后二十年。作者在这篇论文中指出，张灏先生在一九八○年代以后日渐将研究旨趣下延至民国时期，其中尤以对「五四」的讨论最重要。此之前，「转型时代」通常是指1890至1911年之间的晚清时期，但是一九八○年代，当张灏先生的研究旨趣进入民国时期之后，「转型时代」的概念开始被修订，成为清末民初的二十五年期间。到了一九九○年代中期，张灏先生正式提出「转型时代三十年说」，将「转型时代」由先前的清末民初的二十五年，向下延伸五年成为三十年，修正了先前的「转型时代二十五年说」。简言之，作者注意到张灏先生的「转型时代」概念，至少经过四期的发展，有过四重转折：即是由「转型时代晚清说」，向下延伸进入民初的「五四」时期，成为「转型时代晚清民初说」。
本书的第二部分主要讨论新文化运动早期的思想发展与涵义，作者以启蒙议题为中心，讨论了「转型时代」具代表性的三份杂志：《东方杂志》、《甲寅》和《新青年》。这一部分，丘教授并不是外部地分析杂志与启蒙运动的一般关联，而是从「欧战」的角度出发，探索一次大战如何形塑了五四启蒙的思想脉络，以及《东方杂志》与《新青年》如何看待欧战的。
在第四章〈战争与启蒙：「欧战」对中国的启示〉中，作者提出的问题是，在什么意义上「欧战」带给了中国启蒙冲击？以及这种冲击的性质是什么？本文的核心议题「作为启蒙的欧战」所探讨的问题是：大量有关「欧战」的报导，使近代中国对令人敬畏却又带有神祕气息的西方文明，产生前所未有的亲近性。这种透过新兴传播媒体所带来的对西方文明的亲近性，改变了晚清以来中国认识西方的途径与方式，即由「菁英式启蒙」转为「大众式启蒙」。本文指出，「欧战」对中国至少有四种启示：第一，近代中国主要是从「文本」的意义上体验了「欧战」。第二，日本与英国联手发动的山东战役，使中国的「欧战」经验，不仅止于虚拟的「文本」经历，也在真实的情境里体验到砲火的滋味，并启动了影响近代中国深远的「五四学生运动」。第三，「欧战」使中国知识界对西方产生一种「启蒙式」的亲近。中国知识界第一次从「启蒙」的意义上，深刻地见识到西方「富国强兵」的内涵与真相。近代中国的「启蒙」经验，由先前的「理论导向」，转为「传播导向」。第四，「欧战」使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由敬畏转为怀疑，由乐观转为悲观，西方「文明」与「野蛮」共存的现象，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困惑。
第五章以〈《新青年》论欧战：陈独秀几近世界观形成的考察〉为题，主要探讨具体呈现新文化运动精神的《新青年》杂志。1915年秋，由日本返国的陈独秀（1879-1942）在上海创刊了《新青年》，本章的探讨重心为欧战与《新青年》的关系，尤其是欧战对《新青年》杂志的灵魂人物陈独秀之激进主义世界观形成所扮演的角色。传统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进主义的形成，多半从反传统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个角度观察，而比较少注意到欧战的因素。本章对此问题主要从三个角度出发：第一、在一战期间诞生的《新青年》，如何看待这个史无前例的大战？第二、欧战在西方所带来的重大改变，对《新青年》有什么启示？第三、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舆论，《新青年》的旗手陈独秀如何透过欧战的思考，形成自我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与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有什么样的关联？
本书最后一章〈革命与国家的想像：《甲寅杂志》、《新青年》与五四启蒙运动（1914-1919）〉，作者从《甲寅杂志》与《新青年》两本启蒙性杂志的核心理念出发，探讨两个影响近代中国面貌深远的知识社群之思想传承与意义；以及民初世代的代表性知识菁英，对来自革命问题与国家想像的反思。本文的出发点是反思五四启蒙一般的形象——全盘性反传统。作者指出，五四的核心人物，有意识地与所谓的「旧时代」、「旧传统」、「旧价值」及「旧世代」划分，他们透过以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包装的、具有激烈破坏性质的「革命」概念，以彰显其具有现代性意义之「新」的形象与启蒙的特殊性。其次，五四运动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也强调近代中国启蒙运动这种决裂而不是延续的特质。第三、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倾向于将传统与现代对立，以理解第三世界的现代化困境；另一方面，则以此角度批判其传统，视其为进入现代社会的主要障碍。第四是中共的史观。在五四运动爆发后才诞生的中共，将五四与其建党连接，垄断了五四的论述权，视五四为具有正面能量的现代中国之开端，并使之与负面形象的封建传统对立。作者在这篇文章中，一方面从横向的角度，比较《东方杂志》和《新青年》对欧战的不同态度和看法，从欧战的角度探索五四知识分子的内在分歧；以及另一方面从纵向的角度，比较《甲寅》和《新青年》这两份杂志，考察新文化运动的内在酝酿过程——尤其是它的海外血统：同一群启蒙知识分子，如何从海外的政治性的《甲寅》，演化到本土性的、文化性的《新青年》。
为君兄与我相识将近四十年，从学生时代以来，他便对启蒙及批判威权抱有浓厚的兴趣。后来他的研究，虽然跨越了魏晋思想、戴震研究、道光时期思想、乃至于牟润孙的史学历程等。但在他即将退休之前，将「启蒙」方面的文章与思考作一总结，可谓「不忘初衷」、「一以贯之」。我回想起将近四十年前，当大家以启蒙理想批判党国威权体制之时，为君兄总是义愤填膺，这使我懔然了悟这一本书带有自传性质，同时也带有现实的微言大意。是为序。
自序
丘为君（东海大学特聘教授）
本书是一位战后婴儿潮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反省。这些反省主要是借着近代中国「转型时期」（1895-1925）这个知识场域，围绕着启蒙、理性与现代性这三项议题，对我们这个时代所出现的特殊面貌，作出宏观与微观的反思。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在历史经验中发生过的许多标竿式的价值，在历经百年之后，仍然还活跃于当下我们所处的时空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所面对的「过去」（past）其实并没有真正地过去，是「活的历史」（alive history），而不是「死的历史」（dead history）。也因为这个「时代反思」的缘故，本书的论点有许多都可算是「不合时宜」的思考。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在1874年出版的《不合时宜的思考》（Untimely Meditations）一书的第二部分「历史的利弊」（On the Uses and Disadvantage of History for Life）指出，人类的生活是与历史休戚相关的；但这位哲人也提出警告，在公共领域里过量的历史是对人有害的（excess of history is harmful to the living man）。这里，尼采区别出三种历史：纪念的（monumental）、古玩式的（antiquarian）和批判的（critical）。和尼采一样，对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回顾，本书的心境既不是纪念的，更不是古玩式的，而是在批判中反思。就这点而言，本书并不企求获得广大共鸣，但如果这些反思的尝试能引起一些同好的回响与关注，那么这些努力也就没有白费了。
本书的出现，受益于许多朋友、机构的协助。首先要感谢的是科技部（与前身国科会），以及担任审查我申请案件的学术先进，受赐于这个机构所给予的长期经费资助，使得这些漫长的研究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其次，我要感谢老友王汎森教授赐序，以光我篇幅；过去四十年来，不论是私谊还是公差，他总是无私地分享他具有庞大能量的睿智，激励着我的思想探索。在资料方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图书馆的丰盛收藏与专业服务，给予研究者莫大的方便；我尤其要感谢吕芳上与潘光哲两位教授，对我寻求研究材料方面所给予的协助。政治大学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及文学史专业数据库」，提供了研究者便捷的关键字搜寻工作，省去我不少资料检索的时间，这里要特别感谢该数据库主持人郑文惠教授与行政人员邱伟云博士等的帮忙。我的研究助理们，郑欣挺、石光甫、萧宏州、陈冠君等都戮力协助，谨此致谢。中国大陆方面，我要谢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许纪霖，与北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邹小站与彭珊珊等教授在材料蒐集方面的协助。在现代性议题方面，下述这些学人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故友东海大学社会系教授黄金麟（1961-2017）、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教授朱元鸿，以及教育部资助的2003年计画案「东西文明的现代性：对话、反省与批判」东海大学文学院团队：彭锦堂、苑举正、陈俊启等教授。最后，本书两位审查人宝贵的意见，使个人受益匪浅。如果不是他们坦率的批评与指正，这本书的面貌将不会是这样的。
图书试读
前言
「启蒙」与其说是一种哲学现象，毋宁说更像是一种历史现象─思想运动。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的核心理念甚多，其中至少包含有理性（reason）、经验主义（empiricism）、科学（science）、普遍主义（universalism）、进步观（progress）、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宗教）宽容（toleration）、自由（freedom）、人性一致（uniformity of human nature）以及世俗主义（secularism）等等。尽管它所涵盖的范围甚广，但约略说来，这一作为十八世纪欧洲重大历史现象的启蒙运动，基本上是围绕着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问题而开展的：第一、就性质而言，它旨在崇扬「理性」的价值，并探索它在公共领域中普遍实现的可能性；其二、就目的而言，它致力于挑战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精神与意志导向的传统秩序，并探索以理性作为基础、世俗与物质导向的新秩序─即我们今日所熟知的现代性（modernity）─的实现。换句话说，就历史的开展来看这个作为近代世界形成之开端的启蒙运动，启蒙、理性与现代性三者基本上是一体的，不能也不应该分开来看。
作为启蒙运动主要概念，「理性」的历史性任务主要是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所谓的「除魅」（disenchantment）工作。韦伯所用的「除魅」字眼，它的意义原是指「去除魔法」（de-magification）的过程，由于在德文里韦伯是用 “Entzaubergung der Welt”来表达，翻译成英文则是“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换句话说，此一概念接近我们所谓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除魅」（或者是「去除魔法」与「世俗化」）的终极目标，是要以理性怀疑（rational doubt）来对抗宗教信仰；在短程目标上，则是要以客观的实证科学来批判主观的神祕主义现象。简言之，启蒙运动的内在精神─「除魅」工作，便是要以新的、经验主义的世界观，来取代旧的、唯心的精神与意志的世界观。
用户评价
阅读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作者在梳理复杂思想脉络上的功力。他并没有将近代中国的启蒙视为一个单一的、整齐划一的运动，而是展现了其中各种思潮的涌动、观点的交锋，以及不同知识群体之间的辩论。从维新变法的改良主义，到辛亥革命的激进革命，再到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启蒙，这些看似独立的事件，在本书中却被巧妙地串联起来，揭示了它们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和思想传承。特别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于“理性”的探讨，并非停留在抽象的哲学层面，而是将其置于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他分析了理性如何被用来批判封建专制、抵制迷信愚昧，如何成为推动科学技术发展、改革教育体制的内在驱动力。这种对理性的在地化阐释，让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时代挑战时，所展现出的思想活力和创新能力。而“现代性”，在本书中也并非一个僵化的模板，而是呈现出多样的形态。作者展现了不同群体对于现代性的不同理解和追求，有的侧重于政治制度的现代化，有的强调经济的繁荣，有的则将目光投向了国民素质的提升和文化的革新。这种多元视角，让我对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全书的论证严谨，引证充分，既有宏观的历史视野，又不乏对个体思想细致入微的分析，读来令人受益匪浅。
评分这本书的标题《启蒙、理性与现代性：近代中国启蒙运动，1895-1925》本身就充满了张力，它预示着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和文化转型。作者在对“启蒙”的界定上，显然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并没有简单地将启蒙等同于西方思想的搬运，而是着重于探讨启蒙在中国社会土壤上的生长过程。我尤其对书中对“理性”的阐释充满期待。在那个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的环境中，理性如何成为一种批判和反思的力量？它又是如何与中国固有的文化基因进行对话和融合？作者是否通过追溯具体的思想家和思想流派，来展现理性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脉络？而“现代性”，这个概念更是复杂而多元，它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更包含着制度、文化、意识等各个层面的变革。我希望作者能够描绘出在中国这个特殊的文化背景下，“现代性”是如何被理解、被追求，以及它所带来的深刻影响。本书涵盖的时间跨度（1895-1925）恰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动荡和变革最为剧烈的时期之一，从甲午战争的屈辱到辛亥革命的曙光，再到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每一个节点都充满了思想的火花与制度的革新。我期待作者能够以其深厚的学识，为我呈现一幅关于近代中国思想解放和现代化探索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让读者能够深刻理解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探索与挣扎，以及他们为中国走向现代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评分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变革的时代，与当时的知识分子一同经历着思想的洗涤与灵魂的拷问。作者对于“启蒙”的定义，远远超出了我对这个词语的肤浅理解。他不仅仅关注了启蒙思想的引入，更深入探讨了启蒙在中国语境下的生成与演变。我尤其赞赏作者对于“理性”的强调，他清晰地勾勒出理性如何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破除愚昧、启迪民智的关键角色。他是否分析了理性思维是如何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领域得到初步确立，以及它如何挑战了传统的权威和等级制度？而“现代性”，在本书中也并非一个高高在上的抽象概念，而是被作者赋予了具体的形体和生命。他是否描绘了现代性在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渗透，从政治体制的改革到经济结构的转型，从教育模式的革新到生活方式的改变？全书的论证逻辑严密，结构清晰，充分展现了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敏锐的历史洞察力。他对于史料的运用炉火纯青，既有宏观的历史视角，又不失对细节的精准把握，让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那个时代的复杂与艰辛。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更是一部思想史的生动记录，让我对中国近代化的道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评分拿到这本书，我首先被它厚重的装帧所吸引，散发出一种严谨治学的气息。翻开第一页，一种宏大的叙事感扑面而来，作者仿佛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船长，带领读者驶入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浩瀚海洋。1895年，甲午海战的惨败，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它如同一声惊雷，彻底敲碎了国人的“天朝上国”的迷梦，也由此催生了对国家命运的深刻反思，以及对西学的空前渴求。而1925年，五四运动的余波仍在荡漾，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火种已经播撒，科学与民主的呼声响彻云霄。这三十年，正是中国社会从沉睡中苏醒，在痛苦中探索的三十年。书中对于“启蒙”的定义，我格外感兴趣。它是否仅仅是对西方自由、平等、人权等概念的简单介绍？还是包含着更深层次的对民族精神、国民性的批判与重塑？理性，在那个以孔孟之道为主流的社会中，如何成为一种被提倡的力量？作者是否追溯了那些最早将西方理性主义引入中国的思想家，他们是如何突破文化惯性的束缚，用理性的武器来解剖中国社会的弊病？而“现代性”，这个舶来品，在中国又呈现出怎样的独特面貌？它是否伴随着对传统文化的颠覆，还是在继承与扬弃中寻求新的平衡？这本书的篇幅和深度，让我有理由相信，它不会止步于对历史事件的简单罗列，而是会深入到思想的内部，去探究那些推动时代变革的深层动力。我迫切地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将这些复杂的概念 weaving into a coherent narrative，描绘出一幅生动而深刻的近代中国启蒙画卷。
评分这本书犹如一场思想的盛宴，让我对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有了全新的认识。作者在解读“启蒙”时，并没有将其框定在一个狭窄的西方思想框架内，而是展现了它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所焕发出的独特生命力。我特别对书中关于“理性”的论述印象深刻。在那个充满动荡和变革的时代，理性是如何被重新发现和强调的？它如何成为打破旧有思维模式、引领社会前进的火炬？作者是否通过分析具体的思想家和他们的论述，来展现理性精神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而“现代性”，这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在本书中也得到了生动而具体的展现。它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或制度的革新，更包含了对国民素质的培养、对价值观念的重塑。我非常欣赏作者对1895-1925这一关键历史时期的深入研究，他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为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探索。本书的叙事流畅，论证严谨，既有宏观的历史视野，又不乏对个体思想的细致剖析，让我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思想解放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它是一部值得反复阅读的学术佳作。
评分这本书的标题本身就足够引人入胜。“启蒙、理性与现代性”，这三个词语碰撞在一起，瞬间勾勒出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我一直对那个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充满好奇，尤其是知识分子在其中扮演的角色。1895到1925，这三十年，说短不短，说长也谈不上，但足以让一个古老的帝国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书名中的“启蒙运动”更是点睛之笔，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思想传播，更是一种内在的觉醒，一种对旧有藩篱的挑战，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深入挖掘那个时代知识精英的思想脉络，他们是如何吸收西方启蒙思想的精髓，又如何将其本土化，并试图以此来改造中国社会的。理性，这个词在东方传统中似乎并不总是占据中心地位，那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理性是如何被重新发现和强调的？它与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又发生了怎样的碰撞与融合？而“现代性”，这个概念更是复杂而多维，它关乎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结构，也关乎个体意识和价值观念的重塑。我想知道，在作者的笔下，这种“现代性”是如何在思想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又最终催生出怎样的现实变化。这三十年，是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的关键时期，也是传统与现代激烈交锋的时代。这本书的题目让我预感，它将是一次关于思想、文化与社会变革的深刻剖析，一次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中那些至关重要的“启蒙”力量的追溯与审视。我希望它能提供给我一个清晰的视角，去理解那个时代的人们是如何思考、如何行动，以及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与所面临的挑战。
评分初读这本书，我便被其宏大的主题和精炼的标题所吸引。“启蒙、理性与现代性”，这几个词汇共同指向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近代中国。作者似乎在试图描绘一幅画卷，描绘出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思想是如何被点燃，理性是如何被唤醒，以及现代性是如何一步步渗透和塑造着这个古老的文明。我尤其对书名中的“启蒙”二字充满了好奇。它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一种对自身和世界的全新认知。作者是如何界定这个“启蒙”的？它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又有着怎样的联系与区别？而“理性”，在那个充满着感性冲动和传统束缚的年代，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是否成为了一种破除迷信、追求进步的力量？我期待作者能够深入分析理性如何在思想界、学术界以及社会生活中得到体现。至于“现代性”，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在中国近代语境下又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它是否意味着对传统的彻底告别，还是在继承与扬弃中寻求新的出路？本书的时间跨度，1895-1925，正值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转折点，从甲午战争的失败到辛亥革命的爆发，再到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每一个事件都与思想的解放和社会的转型息息相关。我预感这本书将为我提供一个深刻的视角，去理解那个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如何思考、如何行动，以及他们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所付出的努力。
评分这本书在我手中，散发着一种沉静而厚重的知识气息。标题《启蒙、理性与现代性：近代中国启蒙运动，1895-1925》就足够让人浮想联翩。我迫切地想知道，作者是如何理解并阐释“启蒙”在中国近代历史中的意义的。它是否是一种纯粹的西方思潮的输入，还是在中国本土文化土壤中孕育出的独特产物？而“理性”，这个在传统东方文化中似乎不总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概念，在近代中国是如何被重新发现和强调的？作者是否会深入探讨理性如何挑战了传统的权威，如何推动了科学与民主思想的传播？至于“现代性”，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概念，它在中国近代语境下又会呈现出怎样的独特面貌？我期待作者能够描绘出，在1895年至1925这三十年间，中国社会在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是如何走向现代化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经历的曲折与探索。本书所涵盖的时间段，正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其关键的转型时期，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新文化运动，每一次的思想解放和制度变革，都与“启蒙”的精神紧密相连。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为我提供一个清晰的脉络，让我理解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是如何在巨变中思考，如何为国家的未来探寻出路的。它不仅是一本书，更是一扇窗，让我得以窥见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理解中国近代化道路的复杂性与深刻性。
评分这本书就像一把钥匙，为我打开了通往近代中国思想深处的一扇门。我尤其欣赏作者对“启蒙”二字的 nuanced understanding。他并没有将启蒙简单地理解为西方思想的移植，而是深入挖掘了中国本土文化资源与西方启蒙思想之间的互动。例如，他是否探讨了儒家思想中某些与启蒙精神相契合的部分，以及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连接点？书名中的“理性”二字，也让我对作者的处理方式充满期待。在充满感性与情绪的社会变革时期，理性是否成为了一种稀缺但又至关重要的力量？它又是如何在这种环境中被孕育、被传播、被实践的？作者是否通过具体的案例，比如科学知识的普及、教育改革的推进、法律制度的建立等，来展现理性的力量？而“现代性”，这个宏大的概念，在本书中是否被具体化，呈现出其在中国语境下的独特形态？它是否伴随着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冲击，对个体价值的重新定义？我期待作者能够通过生动的叙事和深刻的分析，让我理解那个时代的人们是如何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经历思想的碰撞、文化的冲突，以及最终的蜕变。这本书的题目给我一种强烈的信号，它将是一次关于中国近代思想革命的深度探索，一次关于如何在古老文明的土壤上孕育现代精神的精彩论述。
评分掩卷沉思，我被书中对近代中国思想演进的深刻洞察所折服。作者对于“启蒙”的理解，绝非流于表面，他深入到启蒙思想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的细微之处，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在吸收外来思想的同时，依然保留着自身的文化独立性。书名中的“理性”二字，更是贯穿全书的一条重要线索。我非常欣赏作者对理性精神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独特作用的探讨。他是否揭示了理性如何成为批判旧有思想体系、推动社会进步的有力武器？它又是如何在科学、教育、法律等领域发挥其影响力？而“现代性”，在作者的笔下，也呈现出其在中国语境下的多重面向。它不仅仅是简单的制度移植，更包含了国民意识的觉醒，以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新的平衡。本书的时间跨度，1895-1925，是近代中国社会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关键时期。作者通过对这一时期“启蒙运动”的深入研究，勾勒出了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复杂而艰难的历程。他没有回避那个时代的矛盾与冲突，而是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呈现了知识分子在推动社会变革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这本书为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理解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解放与现代化探索，其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深刻的思想见解，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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