啓濛、理性與現代性:近代中國啓濛運動,1895-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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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描述

  「啓濛」與其說是一種哲學現象,毋寜說更像是一種曆史現象──思想運動。

  本書是一位戰後嬰兒潮知識分子對時代的反省。主要藉由近代中國「轉型時代」(1895-1925)這個知識場域,圍繞著啓濛、理性與現代性這三項議題,對我們這個時代所齣現的特殊麵貌,作齣宏觀與微觀的反思。

  全書內容由兩個部分所組成,第一部分主要討論啓濛運動的一般問題,特彆集中在啓濛、理性與現代性等三大議題。第二部分為經驗研究,重心為探索新文化運動早期啓濛思想的發展及其涵義,討論瞭「轉型時代」(1895-1925)具代錶性的三份雜誌:《東方雜誌》、《甲寅雜誌》和《新青年》雜誌。這一部分不是外部地分析雜誌與啓濛運動的一般關聯,而是從「歐戰」的角度齣發,探索一次大戰如何形塑瞭五四啓濛的思想脈絡,以及《東方雜誌》與《新青年》雜誌如何看待歐戰。作者探索的問題是,在什麼意義上「歐戰」帶給瞭中國啓濛衝擊?以及這種衝擊的性質是什麼?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丘為君


  東海大學曆史係特聘教授。颱大曆史係學士、碩士,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博士。曆任考試院特種考試典試委員、教育部文科簽審顧問,(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東海大學文學院院長,國立成功大學曆史係兼任教授,東海大學曆史係主任,美國柏剋萊加州大學訪問學人,國立颱灣大學曆史係兼任副教授。著有《牟潤孫先生學術年譜》(閤著),《戴震學的形成:知識論述在近代中國的誕生》,《自然與名教:漢晉思想的轉摺》(修訂版),《走入近代中國》(閤著)等。

 

圖書目錄

序╱王汎森
自序
 
導論
前言
一、近代中國啓濛運動的兩個概念
二、近代中國啓濛運動的幾個重要特質
(一)對「新」的烏托邦式嚮往  
(二)作為現代性的「新」
(三)群與獨之間的緊張性
(四)轉型時代意識
(五)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啓濛運動
三、本書的書寫結構
(一)相關文獻的簡略迴顧
(二)本書書寫結構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新」之心態與論述

前言
一、轉型時代意識:梁啓超對「造新去舊」的啓示
(一)由「停頓時代」到「過渡時代」
(二)新中國的未來性格
二、新文化運動的破壞式創新
(一)陳獨秀在「新舊思潮大激戰」時刻下的最後覺悟
(二)鬍適與文明再造
三、一戰後的新秩序:社會主義大潮
(一)一戰前的社會主義思潮
(二)作為現代性指標的社會主義
(三)作為世界趨勢的社會主義
(四)俄國十月革命的啓示:馬剋思社會主義
(五)毛澤東「十月革命炮響論」
小結
 
第二章 權威與自由
前言
一、個人意誌與集體意誌
(一)將自由作齣集體式概念詮釋的背景
(二)梁啓超:群體自由是個體自由的前提
(三)鬍適: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
(四)李大釗:秩序中的自由
二、自由與倫理
(一)梁啓超:自由權是強者的價值
(二)自由人有無放棄自由的自由?
(三)自由是一種手段還是目的?
三、權威與自由
(一)群體價值優先個體價值的特質
(二)無政府主義的反政府國傢權威
(三)對權威的批判: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
小結
 
第三章 轉型時代:理念的形成、意義與時間定限
前言
一、為「轉型期」劃齣起點:中華帝國最後二十年
二、「轉型時代」的定義:「轉型時代晚清說」
三、擴大「轉型時代」的時間範圍:「轉型時代晚清民初說」
四、「轉型時代二十五年說」的完成
五、正式提齣「轉型時代三十年說」
小結
 
〔第二部分〕
第四章 戰爭與啓濛:「歐戰」對中國的啓示

前言
一、作為啓濛的「歐戰」
(一)從「菁英式啓濛」到「大眾式啓濛」
(二)《東方雜誌》:「大眾式啓濛」代言人
(三)《東方雜誌》在何種意義上扮演瞭「大眾式啓濛」的角色?
二、「歐戰」在中國:青島
(一)走上曆史舞颱的青島:1897年膠州灣事件
(二)德國的青島租藉與「瓜分中國」狂潮
(三)1914年日德在華開戰與青島陷落
三、「歐戰」啓示錄
(一)貼近的西方庶民生活
(二)軍國主義在日常生活中的實踐
(三)西方物質文明的內容
(四)戰爭的真相
小結
 
第五章 《新青年》論歐戰:陳獨秀激進世界觀形成的考察
前言
一、德意誌文明與法蘭西文明的選擇
(一)中國青年與歐洲文明
(二)法蘭西文明為人類近代高等文明的搖籃
二、陳獨秀「崇法抑德」看法的動搖
(一)1916年的開端:中國政治界與知識界最黑暗的時刻
(二)陳獨秀:大戰勝方非德莫屬
三、公理與強權的辯證
(一)陳獨秀支持北洋政府對德宣戰
(二)中年「先知」背叛瞭新青年?
(三)被浪漫化的革命
(四)新青年們對陳獨秀戰爭論的質疑
小結
 
第六章 革命與國傢的想像:《甲寅雜誌》、《新青年》與五四啓濛運動(1914-1919)
前言
一、從二次革命到歐戰爆發
(一)「二次革命」
(二)歐戰爆發與「歐事研究會」
二、《甲寅雜誌》:國體與政體的糾葛
(一)從民主共和論批判專製
(二)國體為統治權之本體
(三)主權與統治權同一
(四)憲法是一部權利書
三、《新青年》:惡國傢不如無國傢
(一)國傢的目的與愛國心
(二)愛國主義與國民性
(三)國傢的想像
(四)理想國傢的標竿:法國
(五)陳獨秀國傢想像批判
小結
 
結語
徵引書目
索引
 

圖書序言



王汎森(中央研究院院士)


  關於近代中國啓濛運動的研究,有價值的論文為數不少;但是以專書形式齣現的則不是太多。為君兄這部論著《啓濛、理性與現代性:近代中國啓濛運動,1895-1925》,是近年來探索此一問題的重要專書。《啓濛、理性與現代性》一書由兩個部分所組成,每個部分各有三章:第一部分主要討論啓濛運動的一般問題,特彆集中在啓濛、理性與現代性等三大議題;第二部分為經驗研究,重心乃討論新文化運動早期啓濛思想的發展及其涵義。作者在〈自序〉中指齣,本書是對近代中國啓濛運動的迴顧,其心境既不是紀念的、更不是古玩式的,而是在批判中進行對時代的反思。

  第一章〈「新」之心態與論述〉,主要在探討「新」如何從近代中國一個特定的政治、文化與思想「概念」,快速地發展成具有強大影響力的「論述」,並且進一步地轉化成呈現時代精神意義、具有普遍性質的「心態」。這篇運思多年的論文是本書的主要核心之一,作者指齣,在近代中國啓濛運動時期,知識菁英一方麵將「舊」視為落後與恥辱的象徵,另一方麵將「舊」簡化為「邪惡口袋」:傳統裏那些具有唯心主義成分的知識、缺乏工具性價值的理念、無助國傢富強的學問與德性,都有機會被點名批判後,拋入被宣稱為「舊」的「邪惡口袋」。丘教授宣稱,「新」作為啓濛運動世代的一種重要心態,被啓濛世代視為「善」的象徵,相對地,「舊」則被看成是萬惡之源。「新」作為「舊」的對立麵,不盡然是時序先後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具有意識形態意義的善惡之彆、是非之彆,與高下之彆。丘教授認為,「新」從概念發展成近代中國一個強大的論述,並且成為時代心態,其發展至少包含瞭三個發展因素或三種進程:轉型時代、新文化運動,與一戰後的新秩序。

  第二章〈權威與自由〉,作者主要關注作為啓濛時代重要價值之一的自由主義,如何於近代中國的啓濛情境下,在權威與去權威之間擺盪並尋求齣路。晚清到民初,是具有長期而穩定特徵的中國舊社會政治秩序崩解的年代,丘教授指齣,在此一傳統權威瓦解與新秩序重建的「轉型期」(1895-1925)歲月裏,近代中國麵臨一種兩難局麵:一方麵思慕西式的自由理念,期盼能早日免除傳統帝製的專製權威,與來自國外的帝國主義權威;另一方麵,近代中國又在充滿不確定感的矛盾心態中,仰望新權威的來臨——一個能為人民帶來福祉的強大國傢與政府。這種渴望自由但又企盼權威的衝突心境,成瞭近代中國知識菁英焦慮的主要來源之一。本章主要從個人意誌與集體意誌、自由與倫理,以及權威與自由等三點,來批判地反省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尤其是早期)的曆程。

  第三章〈轉型時代:理念的形成、意義與時間定限〉中,作者對其恩師張灝教授提齣的重要觀念——「轉型時代」的發展過程,做齣較為深入的介紹與分析。「轉型時代」(the transitional era of modern China)是指「甲午」到「五四」約三十年間(1895-1925),中國思想文化由傳統過渡到現代的承先啓後時期。張灝先生最早提齣「轉型時代」理念之處,是在他1971年齣版的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梁啓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一書,這裏所謂的「轉型期」,是指1890至1911年前後。換言之,張灝先生在此書為「轉型期」正式劃齣起點:中華帝國最後二十年。作者在這篇論文中指齣,張灝先生在一九八○年代以後日漸將研究旨趣下延至民國時期,其中尤以對「五四」的討論最重要。此之前,「轉型時代」通常是指1890至1911年之間的晚清時期,但是一九八○年代,當張灝先生的研究旨趣進入民國時期之後,「轉型時代」的概念開始被修訂,成為清末民初的二十五年期間。到瞭一九九○年代中期,張灝先生正式提齣「轉型時代三十年說」,將「轉型時代」由先前的清末民初的二十五年,嚮下延伸五年成為三十年,修正瞭先前的「轉型時代二十五年說」。簡言之,作者注意到張灝先生的「轉型時代」概念,至少經過四期的發展,有過四重轉摺:即是由「轉型時代晚清說」,嚮下延伸進入民初的「五四」時期,成為「轉型時代晚清民初說」。

  本書的第二部分主要討論新文化運動早期的思想發展與涵義,作者以啓濛議題為中心,討論瞭「轉型時代」具代錶性的三份雜誌:《東方雜誌》、《甲寅》和《新青年》。這一部分,丘教授並不是外部地分析雜誌與啓濛運動的一般關聯,而是從「歐戰」的角度齣發,探索一次大戰如何形塑瞭五四啓濛的思想脈絡,以及《東方雜誌》與《新青年》如何看待歐戰的。

  在第四章〈戰爭與啓濛:「歐戰」對中國的啓示〉中,作者提齣的問題是,在什麼意義上「歐戰」帶給瞭中國啓濛衝擊?以及這種衝擊的性質是什麼?本文的核心議題「作為啓濛的歐戰」所探討的問題是:大量有關「歐戰」的報導,使近代中國對令人敬畏卻又帶有神祕氣息的西方文明,産生前所未有的親近性。這種透過新興傳播媒體所帶來的對西方文明的親近性,改變瞭晚清以來中國認識西方的途徑與方式,即由「菁英式啓濛」轉為「大眾式啓濛」。本文指齣,「歐戰」對中國至少有四種啓示:第一,近代中國主要是從「文本」的意義上體驗瞭「歐戰」。第二,日本與英國聯手發動的山東戰役,使中國的「歐戰」經驗,不僅止於虛擬的「文本」經曆,也在真實的情境裏體驗到砲火的滋味,並啓動瞭影響近代中國深遠的「五四學生運動」。第三,「歐戰」使中國知識界對西方産生一種「啓濛式」的親近。中國知識界第一次從「啓濛」的意義上,深刻地見識到西方「富國強兵」的內涵與真相。近代中國的「啓濛」經驗,由先前的「理論導嚮」,轉為「傳播導嚮」。第四,「歐戰」使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文明由敬畏轉為懷疑,由樂觀轉為悲觀,西方「文明」與「野蠻」共存的現象,成瞭中國知識分子的睏惑。

  第五章以〈《新青年》論歐戰:陳獨秀幾近世界觀形成的考察〉為題,主要探討具體呈現新文化運動精神的《新青年》雜誌。1915年鞦,由日本返國的陳獨秀(1879-1942)在上海創刊瞭《新青年》,本章的探討重心為歐戰與《新青年》的關係,尤其是歐戰對《新青年》雜誌的靈魂人物陳獨秀之激進主義世界觀形成所扮演的角色。傳統上,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激進主義的形成,多半從反傳統主義與馬剋思主義兩個角度觀察,而比較少注意到歐戰的因素。本章對此問題主要從三個角度齣發:第一、在一戰期間誕生的《新青年》,如何看待這個史無前例的大戰?第二、歐戰在西方所帶來的重大改變,對《新青年》有什麼啓示?第三、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輿論,《新青年》的旗手陳獨秀如何透過歐戰的思考,形成自我的世界觀?這個世界觀與新文化運動的精神有什麼樣的關聯?

  本書最後一章〈革命與國傢的想像:《甲寅雜誌》、《新青年》與五四啓濛運動(1914-1919)〉,作者從《甲寅雜誌》與《新青年》兩本啓濛性雜誌的核心理念齣發,探討兩個影響近代中國麵貌深遠的知識社群之思想傳承與意義;以及民初世代的代錶性知識菁英,對來自革命問題與國傢想像的反思。本文的齣發點是反思五四啓濛一般的形象——全盤性反傳統。作者指齣,五四的核心人物,有意識地與所謂的「舊時代」、「舊傳統」、「舊價值」及「舊世代」劃分,他們透過以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包裝的、具有激烈破壞性質的「革命」概念,以彰顯其具有現代性意義之「新」的形象與啓濛的特殊性。其次,五四運動研究的主要開拓者,也強調近代中國啓濛運動這種決裂而不是延續的特質。第三、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傾嚮於將傳統與現代對立,以理解第三世界的現代化睏境;另一方麵,則以此角度批判其傳統,視其為進入現代社會的主要障礙。第四是中共的史觀。在五四運動爆發後纔誕生的中共,將五四與其建黨連接,壟斷瞭五四的論述權,視五四為具有正麵能量的現代中國之開端,並使之與負麵形象的封建傳統對立。作者在這篇文章中,一方麵從橫嚮的角度,比較《東方雜誌》和《新青年》對歐戰的不同態度和看法,從歐戰的角度探索五四知識分子的內在分歧;以及另一方麵從縱嚮的角度,比較《甲寅》和《新青年》這兩份雜誌,考察新文化運動的內在醞釀過程——尤其是它的海外血統:同一群啓濛知識分子,如何從海外的政治性的《甲寅》,演化到本土性的、文化性的《新青年》。

  為君兄與我相識將近四十年,從學生時代以來,他便對啓濛及批判威權抱有濃厚的興趣。後來他的研究,雖然跨越瞭魏晉思想、戴震研究、道光時期思想、乃至於牟潤孫的史學曆程等。但在他即將退休之前,將「啓濛」方麵的文章與思考作一總結,可謂「不忘初衷」、「一以貫之」。我迴想起將近四十年前,當大傢以啓濛理想批判黨國威權體製之時,為君兄總是義憤填膺,這使我懍然瞭悟這一本書帶有自傳性質,同時也帶有現實的微言大意。是為序。

自序

丘為君(東海大學特聘教授)


  本書是一位戰後嬰兒潮知識分子對時代的反省。這些反省主要是藉著近代中國「轉型時期」(1895-1925)這個知識場域,圍繞著啓濛、理性與現代性這三項議題,對我們這個時代所齣現的特殊麵貌,作齣宏觀與微觀的反思。必須指齣的是,這些在曆史經驗中發生過的許多標竿式的價值,在曆經百年之後,仍然還活躍於當下我們所處的時空之中。在這個意義上,本書所麵對的「過去」(past)其實並沒有真正地過去,是「活的曆史」(alive history),而不是「死的曆史」(dead history)。也因為這個「時代反思」的緣故,本書的論點有許多都可算是「不閤時宜」的思考。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在1874年齣版的《不閤時宜的思考》(Untimely Meditations)一書的第二部分「曆史的利弊」(On the Uses and Disadvantage of History for Life)指齣,人類的生活是與曆史休戚相關的;但這位哲人也提齣警告,在公共領域裏過量的曆史是對人有害的(excess of history is harmful to the living man)。這裏,尼采區彆齣三種曆史:紀念的(monumental)、古玩式的(antiquarian)和批判的(critical)。和尼采一樣,對近代中國啓濛運動的迴顧,本書的心境既不是紀念的,更不是古玩式的,而是在批判中反思。就這點而言,本書並不企求獲得廣大共鳴,但如果這些反思的嘗試能引起一些同好的迴響與關注,那麼這些努力也就沒有白費瞭。

  本書的齣現,受益於許多朋友、機構的協助。首先要感謝的是科技部(與前身國科會),以及擔任審查我申請案件的學術先進,受賜於這個機構所給予的長期經費資助,使得這些漫長的研究工作得以順利開展。其次,我要感謝老友王汎森教授賜序,以光我篇幅;過去四十年來,不論是私誼還是公差,他總是無私地分享他具有龐大能量的睿智,激勵著我的思想探索。在資料方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的豐盛收藏與專業服務,給予研究者莫大的方便;我尤其要感謝呂芳上與潘光哲兩位教授,對我尋求研究材料方麵所給予的協助。政治大學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提供瞭研究者便捷的關鍵字搜尋工作,省去我不少資料檢索的時間,這裏要特彆感謝該數據庫主持人鄭文惠教授與行政人員邱偉雲博士等的幫忙。我的研究助理們,鄭欣挺、石光甫、蕭宏州、陳冠君等都戮力協助,謹此緻謝。中國大陸方麵,我要謝謝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許紀霖,與北京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鄒小站與彭珊珊等教授在材料蒐集方麵的協助。在現代性議題方麵,下述這些學人提供瞭許多有價值的看法:故友東海大學社會係教授黃金麟(1961-2017)、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硃元鴻,以及教育部資助的2003年計畫案「東西文明的現代性:對話、反省與批判」東海大學文學院團隊:彭錦堂、苑舉正、陳俊啓等教授。最後,本書兩位審查人寶貴的意見,使個人受益匪淺。如果不是他們坦率的批評與指正,這本書的麵貌將不會是這樣的。
 

圖書試讀

導論(摘錄)
 
前言
 
「啓濛」與其說是一種哲學現象,毋寜說更像是一種曆史現象─思想運動。啓濛運動(Enlightenment)的核心理念甚多,其中至少包含有理性(reason)、經驗主義(empiricism)、科學(science)、普遍主義(universalism)、進步觀(progress)、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宗教)寬容(toleration)、自由(freedom)、人性一緻(uniformity of human nature)以及世俗主義(secularism)等等。盡管它所涵蓋的範圍甚廣,但約略說來,這一作為十八世紀歐洲重大曆史現象的啓濛運動,基本上是圍繞著兩個相互關聯的重要問題而開展的:第一、就性質而言,它旨在崇揚「理性」的價值,並探索它在公共領域中普遍實現的可能性;其二、就目的而言,它緻力於挑戰以宗教信仰為基礎的精神與意誌導嚮的傳統秩序,並探索以理性作為基礎、世俗與物質導嚮的新秩序─即我們今日所熟知的現代性(modernity)─的實現。換句話說,就曆史的開展來看這個作為近代世界形成之開端的啓濛運動,啓濛、理性與現代性三者基本上是一體的,不能也不應該分開來看。
 
作為啓濛運動主要概念,「理性」的曆史性任務主要是社會學傢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所謂的「除魅」(disenchantment)工作。韋伯所用的「除魅」字眼,它的意義原是指「去除魔法」(de-magification)的過程,由於在德文裏韋伯是用 “Entzaubergung der Welt”來錶達,翻譯成英文則是“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換句話說,此一概念接近我們所謂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除魅」(或者是「去除魔法」與「世俗化」)的終極目標,是要以理性懷疑(rational doubt)來對抗宗教信仰;在短程目標上,則是要以客觀的實證科學來批判主觀的神祕主義現象。簡言之,啓濛運動的內在精神─「除魅」工作,便是要以新的、經驗主義的世界觀,來取代舊的、唯心的精神與意誌的世界觀。

用戶評價

评分

閱讀過程中,我深切體會到作者在梳理復雜思想脈絡上的功力。他並沒有將近代中國的啓濛視為一個單一的、整齊劃一的運動,而是展現瞭其中各種思潮的湧動、觀點的交鋒,以及不同知識群體之間的辯論。從維新變法的改良主義,到辛亥革命的激進革命,再到新文化運動的文化啓濛,這些看似獨立的事件,在本書中卻被巧妙地串聯起來,揭示瞭它們之間內在的邏輯聯係和思想傳承。特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對於“理性”的探討,並非停留在抽象的哲學層麵,而是將其置於具體的社會實踐中。他分析瞭理性如何被用來批判封建專製、抵製迷信愚昧,如何成為推動科學技術發展、改革教育體製的內在驅動力。這種對理性的在地化闡釋,讓我看到瞭中國知識分子在麵對時代挑戰時,所展現齣的思想活力和創新能力。而“現代性”,在本書中也並非一個僵化的模闆,而是呈現齣多樣的形態。作者展現瞭不同群體對於現代性的不同理解和追求,有的側重於政治製度的現代化,有的強調經濟的繁榮,有的則將目光投嚮瞭國民素質的提升和文化的革新。這種多元視角,讓我對近代中國走嚮現代化的復雜性有瞭更深層次的認識。全書的論證嚴謹,引證充分,既有宏觀的曆史視野,又不乏對個體思想細緻入微的分析,讀來令人受益匪淺。

评分

初讀這本書,我便被其宏大的主題和精煉的標題所吸引。“啓濛、理性與現代性”,這幾個詞匯共同指嚮瞭一個波瀾壯闊的曆史時期——近代中國。作者似乎在試圖描繪一幅畫捲,描繪齣在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上,思想是如何被點燃,理性是如何被喚醒,以及現代性是如何一步步滲透和塑造著這個古老的文明。我尤其對書名中的“啓濛”二字充滿瞭好奇。它不僅僅是知識的傳播,更是一種思維方式的轉變,一種對自身和世界的全新認知。作者是如何界定這個“啓濛”的?它與中國傳統的文化思想又有著怎樣的聯係與區彆?而“理性”,在那個充滿著感性衝動和傳統束縛的年代,又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它是否成為瞭一種破除迷信、追求進步的力量?我期待作者能夠深入分析理性如何在思想界、學術界以及社會生活中得到體現。至於“現代性”,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在中國近代語境下又會呈現齣怎樣的麵貌?它是否意味著對傳統的徹底告彆,還是在繼承與揚棄中尋求新的齣路?本書的時間跨度,1895-1925,正值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轉摺點,從甲午戰爭的失敗到辛亥革命的爆發,再到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每一個事件都與思想的解放和社會的轉型息息相關。我預感這本書將為我提供一個深刻的視角,去理解那個時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如何思考、如何行動,以及他們為國傢民族的命運所付齣的努力。

评分

這本書就像一把鑰匙,為我打開瞭通往近代中國思想深處的一扇門。我尤其欣賞作者對“啓濛”二字的 nuanced understanding。他並沒有將啓濛簡單地理解為西方思想的移植,而是深入挖掘瞭中國本土文化資源與西方啓濛思想之間的互動。例如,他是否探討瞭儒傢思想中某些與啓濛精神相契閤的部分,以及中國知識分子是如何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尋找連接點?書名中的“理性”二字,也讓我對作者的處理方式充滿期待。在充滿感性與情緒的社會變革時期,理性是否成為瞭一種稀缺但又至關重要的力量?它又是如何在這種環境中被孕育、被傳播、被實踐的?作者是否通過具體的案例,比如科學知識的普及、教育改革的推進、法律製度的建立等,來展現理性的力量?而“現代性”,這個宏大的概念,在本書中是否被具體化,呈現齣其在中國語境下的獨特形態?它是否伴隨著對傳統社會結構的衝擊,對個體價值的重新定義?我期待作者能夠通過生動的敘事和深刻的分析,讓我理解那個時代的人們是如何在追求現代性的過程中,經曆思想的碰撞、文化的衝突,以及最終的蛻變。這本書的題目給我一種強烈的信號,它將是一次關於中國近代思想革命的深度探索,一次關於如何在古老文明的土壤上孕育現代精神的精彩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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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的標題《啓濛、理性與現代性:近代中國啓濛運動,1895-1925》本身就充滿瞭張力,它預示著一場深刻的思想解放和文化轉型。作者在對“啓濛”的界定上,顯然下瞭很大的功夫,他並沒有簡單地將啓濛等同於西方思想的搬運,而是著重於探討啓濛在中國社會土壤上的生長過程。我尤其對書中對“理性”的闡釋充滿期待。在那個傳統思想根深蒂固的環境中,理性如何成為一種批判和反思的力量?它又是如何與中國固有的文化基因進行對話和融閤?作者是否通過追溯具體的思想傢和思想流派,來展現理性在近代中國的發展脈絡?而“現代性”,這個概念更是復雜而多元,它不僅僅是物質層麵的現代化,更包含著製度、文化、意識等各個層麵的變革。我希望作者能夠描繪齣在中國這個特殊的文化背景下,“現代性”是如何被理解、被追求,以及它所帶來的深刻影響。本書涵蓋的時間跨度(1895-1925)恰好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為動蕩和變革最為劇烈的時期之一,從甲午戰爭的屈辱到辛亥革命的曙光,再到新文化運動的洗禮,每一個節點都充滿瞭思想的火花與製度的革新。我期待作者能夠以其深厚的學識,為我呈現一幅關於近代中國思想解放和現代化探索的波瀾壯闊的曆史畫捲,讓讀者能夠深刻理解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探索與掙紮,以及他們為中國走嚮現代所付齣的艱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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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完這本書,我感覺自己仿佛置身於那個充滿變革的時代,與當時的知識分子一同經曆著思想的洗滌與靈魂的拷問。作者對於“啓濛”的定義,遠遠超齣瞭我對這個詞語的膚淺理解。他不僅僅關注瞭啓濛思想的引入,更深入探討瞭啓濛在中國語境下的生成與演變。我尤其贊賞作者對於“理性”的強調,他清晰地勾勒齣理性如何在中國近代史上扮演瞭破除愚昧、啓迪民智的關鍵角色。他是否分析瞭理性思維是如何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領域得到初步確立,以及它如何挑戰瞭傳統的權威和等級製度?而“現代性”,在本書中也並非一個高高在上的抽象概念,而是被作者賦予瞭具體的形體和生命。他是否描繪瞭現代性在中國社會各個層麵的滲透,從政治體製的改革到經濟結構的轉型,從教育模式的革新到生活方式的改變?全書的論證邏輯嚴密,結構清晰,充分展現瞭作者紮實的學術功底和敏銳的曆史洞察力。他對於史料的運用爐火純青,既有宏觀的曆史視角,又不失對細節的精準把握,讓讀者能夠身臨其境地感受那個時代的復雜與艱辛。這本書不僅是一部學術著作,更是一部思想史的生動記錄,讓我對中國近代化的道路有瞭更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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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的標題本身就足夠引人入勝。“啓濛、理性與現代性”,這三個詞語碰撞在一起,瞬間勾勒齣一個波瀾壯闊的曆史圖景。我一直對那個風雲變幻的近代中國充滿好奇,尤其是知識分子在其中扮演的角色。1895到1925,這三十年,說短不短,說長也談不上,但足以讓一個古老的帝國經曆翻天覆地的變化。書名中的“啓濛運動”更是點睛之筆,這不僅僅是簡單的思想傳播,更是一種內在的覺醒,一種對舊有藩籬的挑戰,對未知世界的探索。我期待這本書能夠深入挖掘那個時代知識精英的思想脈絡,他們是如何吸收西方啓濛思想的精髓,又如何將其本土化,並試圖以此來改造中國社會的。理性,這個詞在東方傳統中似乎並不總是占據中心地位,那麼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理性是如何被重新發現和強調的?它與中國固有的文化傳統又發生瞭怎樣的碰撞與融閤?而“現代性”,這個概念更是復雜而多維,它關乎政治製度、經濟發展、社會結構,也關乎個體意識和價值觀念的重塑。我想知道,在作者的筆下,這種“現代性”是如何在思想的土壤中生根發芽,又最終催生齣怎樣的現實變化。這三十年,是中國從帝製走嚮共和的關鍵時期,也是傳統與現代激烈交鋒的時代。這本書的題目讓我預感,它將是一次關於思想、文化與社會變革的深刻剖析,一次對中國近代化進程中那些至關重要的“啓濛”力量的追溯與審視。我希望它能提供給我一個清晰的視角,去理解那個時代的人們是如何思考、如何行動,以及他們所付齣的努力與所麵臨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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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捲沉思,我被書中對近代中國思想演進的深刻洞察所摺服。作者對於“啓濛”的理解,絕非流於錶麵,他深入到啓濛思想在中國本土化過程中的細微之處,展現瞭中國知識分子如何在吸收外來思想的同時,依然保留著自身的文化獨立性。書名中的“理性”二字,更是貫穿全書的一條重要綫索。我非常欣賞作者對理性精神在中國近代史上的獨特作用的探討。他是否揭示瞭理性如何成為批判舊有思想體係、推動社會進步的有力武器?它又是如何在科學、教育、法律等領域發揮其影響力?而“現代性”,在作者的筆下,也呈現齣其在中國語境下的多重麵嚮。它不僅僅是簡單的製度移植,更包含瞭國民意識的覺醒,以及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尋找新的平衡。本書的時間跨度,1895-1925,是近代中國社會發生根本性變革的關鍵時期。作者通過對這一時期“啓濛運動”的深入研究,勾勒齣瞭中國從傳統走嚮現代的復雜而艱難的曆程。他沒有迴避那個時代的矛盾與衝突,而是以客觀公正的態度,呈現瞭知識分子在推動社會變革中所扮演的復雜角色。這本書為我提供瞭一個全新的視角,去理解中國近代史上的思想解放與現代化探索,其嚴謹的學術態度和深刻的思想見解,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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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這本書,我首先被它厚重的裝幀所吸引,散發齣一種嚴謹治學的氣息。翻開第一頁,一種宏大的敘事感撲麵而來,作者仿佛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船長,帶領讀者駛入近代中國思想史的浩瀚海洋。1895年,甲午海戰的慘敗,無疑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分水嶺,它如同一聲驚雷,徹底敲碎瞭國人的“天朝上國”的迷夢,也由此催生瞭對國傢命運的深刻反思,以及對西學的空前渴求。而1925年,五四運動的餘波仍在蕩漾,新文化運動的思想火種已經播撒,科學與民主的呼聲響徹雲霄。這三十年,正是中國社會從沉睡中蘇醒,在痛苦中探索的三十年。書中對於“啓濛”的定義,我格外感興趣。它是否僅僅是對西方自由、平等、人權等概念的簡單介紹?還是包含著更深層次的對民族精神、國民性的批判與重塑?理性,在那個以孔孟之道為主流的社會中,如何成為一種被提倡的力量?作者是否追溯瞭那些最早將西方理性主義引入中國的思想傢,他們是如何突破文化慣性的束縛,用理性的武器來解剖中國社會的弊病?而“現代性”,這個舶來品,在中國又呈現齣怎樣的獨特麵貌?它是否伴隨著對傳統文化的顛覆,還是在繼承與揚棄中尋求新的平衡?這本書的篇幅和深度,讓我有理由相信,它不會止步於對曆史事件的簡單羅列,而是會深入到思想的內部,去探究那些推動時代變革的深層動力。我迫切地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將這些復雜的概念 weaving into a coherent narrative,描繪齣一幅生動而深刻的近代中國啓濛畫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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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在我手中,散發著一種沉靜而厚重的知識氣息。標題《啓濛、理性與現代性:近代中國啓濛運動,1895-1925》就足夠讓人浮想聯翩。我迫切地想知道,作者是如何理解並闡釋“啓濛”在中國近代曆史中的意義的。它是否是一種純粹的西方思潮的輸入,還是在中國本土文化土壤中孕育齣的獨特産物?而“理性”,這個在傳統東方文化中似乎不總是占據主導地位的概念,在近代中國是如何被重新發現和強調的?作者是否會深入探討理性如何挑戰瞭傳統的權威,如何推動瞭科學與民主思想的傳播?至於“現代性”,這是一個龐大而復雜的概念,它在中國近代語境下又會呈現齣怎樣的獨特麵貌?我期待作者能夠描繪齣,在1895年至1925這三十年間,中國社會在思想、文化、政治、經濟等各個層麵是如何走嚮現代化的,以及在這個過程中所經曆的麯摺與探索。本書所涵蓋的時間段,正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極其關鍵的轉型時期,從維新變法到辛亥革命,再到新文化運動,每一次的思想解放和製度變革,都與“啓濛”的精神緊密相連。我希望這本書能夠為我提供一個清晰的脈絡,讓我理解那個時代知識分子是如何在巨變中思考,如何為國傢的未來探尋齣路的。它不僅是一本書,更是一扇窗,讓我得以窺見那個風雲激蕩的年代,理解中國近代化道路的復雜性與深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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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猶如一場思想的盛宴,讓我對近代中國的啓濛運動有瞭全新的認識。作者在解讀“啓濛”時,並沒有將其框定在一個狹窄的西方思想框架內,而是展現瞭它在中國這片古老土地上所煥發齣的獨特生命力。我特彆對書中關於“理性”的論述印象深刻。在那個充滿動蕩和變革的時代,理性是如何被重新發現和強調的?它如何成為打破舊有思維模式、引領社會前進的火炬?作者是否通過分析具體的思想傢和他們的論述,來展現理性精神在中國近代史上的作用?而“現代性”,這個包羅萬象的概念,在本書中也得到瞭生動而具體的展現。它不僅僅是技術的進步或製度的革新,更包含瞭對國民素質的培養、對價值觀念的重塑。我非常欣賞作者對1895-1925這一關鍵曆史時期的深入研究,他展現瞭中國知識分子如何在內憂外患的時代背景下,為實現國傢的現代化而進行的艱苦卓絕的探索。本書的敘事流暢,論證嚴謹,既有宏觀的曆史視野,又不乏對個體思想的細緻剖析,讓我對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的思想解放有瞭更深刻的理解。它是一部值得反復閱讀的學術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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