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来了：后五四新文化女权观，激越时代的妇女与革命，1920-1930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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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尚未成功，「她」们仍须努力。
　　1920～1930，激烈昂扬却又埋藏殒灭的十年，
　　是近代中国由「女权」走向「妇女运动」的重要年代，
　　即使隔着百年的距离，
　　「她」——女性，将继续撼动这个时代

　　激越时代，女权依附革命积极奋生，大起大落之际留下未竟的遗憾，
　　中国女权思想，究竟导引一代又一代的「她」走向何方？
　　历史记忆随着时代再一次翻腾，
　　提醒我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她」来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倡议各式各样的「女权」，但无论哪种女权随后都因迫害，一一宣告幻灭。女界领袖们越来越清楚，如果没有团体做后盾，单凭知识分子纸上谈兵，任何女权都不可能实现。一九二○年，联省自治运动助长妇女组织团体，跨省域的妇女合作初现端倪。具有全国知名度的妇运领袖逐渐崭露头角，这是过去五四新文化运动未曾出现的新契机。

　　一九二○年代，是五四与后五四时期接榫的重要历史阶段，从近代中国妇女史的角度来看，更是「女权」倡议演变为「妇女运动」的重要时期。诸多书写近代中国妇女史的作品，几乎都一致认为一九二○年代是中国妇女运动声势最高涨、席卷范围最广的阶段。妇运高涨意味着后来的低落，但以往的研究对这中间的起伏多缺乏解释。

　　本书内容含括了后五四时期，中国女权、妇女解放从风起云涌的高潮跌到低谷，乃至受政治拨弄的历史变化过程。

　　综观一九二○年代激进时代的妇运，从后五四时期国共合作始，两党隐约有两条路线之争。一个走改良、温和的改革方式；一个走激进道路。不论温和或激进，一路走来日见个体女权隐没，集体党派利益至上的变化轨迹。这样的妇运，历经险阻，一路崎岖。

　　一九二○年代遭遇「解放」，又迎向「革命」，包括妇女运动在内的群众运动，大多命运多舛。妇女的主体性在哪？妇运还需要吗？只有等待激越年代的历史沉淀之后的反省，才有意义。

 

作者简介

柯惠铃

　　学经历：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博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学人、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系博士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中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

　　现职：中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

　　着作：《近代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妇女，1900-1920》（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2），《战时的婚姻与家庭》，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台北：国史馆，2015）。
 

自序   

第一章  绪 论

第二章  革命初起
第一节  女权争取的激进化
第二节  妇女的国民会议
第三节  从女工革命到革命女工

第三章  革命高潮
第一节  国民党妇女部与共产党妇女协会
第二节  1920年代从广东到全国的革命妇运
第三节  革命中的两性及性

第四章  革命幻灭
第一节  训政阶段的妇女协会
第二节  左派女性回忆中的革命

第五章  结论

参考书目
人名索引  
 

自序    

　　一九八○至九○年代间，台湾妇女与性别研究正方兴未艾。美国女性主义学者的理论着作，以及西方有关中国妇女历史的学术研究，如Kate Milllett、Margery Wolf、Emily Honig、Judith Stacey、Elisabeth Croll、Kay Ann Johnson等人的专着，在我知识欲望的渴求下贪嚼狂嚥，几乎通通读完。此后一头栽进近代中国妇女与性别研究，以迄于今。现在回头看看这些对我具有震聋发聩影响力的学术作品，多半是以「左派」观点来看待中国革命与妇女解放，他们所关注的是社会主义与中国女权究竟能否携手并进。随着二十世纪远去，一九八○至九○年代的议题不仅重要性没有消减，反更见其为引导研究二十世纪关于近代中国女权与妇女运动一个重要的线索。

　　在逐步增加的研究与阅读中，关于近代中国女权与妇女解放在历史转变中的「延续」与「断裂」问题，渐渐深植在我的脑海中，特别是关于近代中国的婚姻、家庭变迁研究，隐然都触碰这个问题。回想最初在摸索近代中国女权与性别研究的门径时，我已懵懂地认为「延续」与「断裂」，在近代中国妇女历史研究中有独特的转变脉络可寻。所以，追寻历史中的妇女运动图像，不但须联系近代中国历史的其他研究领域，同时还要构筑妇女与性别研究自身的历史解释。

　　属于我个人研究经历的「延续」与「断裂」，也有迹可寻。二○一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我与友人特意前往台北凯达格兰大道前，贴近观察由「下一代幸福联盟」主办的群众集会，借以深入了解在台湾已经热议沸腾的同性婚姻合法化议题。这次亲临其境的访查，走入群众中，不久手上就多了张「公民意见连署书」，标题写着「婚姻家庭，全民决定，子女教育，父母决定」，或许是为了凸显反同性婚姻合法议题，这个标题简洁有力，但我当下却不能马上明白这四句话该如何解读？我把这份资料当成「历史资料」，郑重留了下来。这次的集会、文宣标题释放时代遽烈变革的矛盾讯息，而我却不由自主跌进历史深邃幽远的莫测变化中。我一再对身旁友人说，你知道吗？他们所谈的，要修改的那部界定婚姻制度的《民法》，是国民政府一九三○年在南京公布的，这部民法有继承五四婚姻观也有当时德国﹑日本一夫一妻制精神的模仿。《民法》的历史性与当下赞成同婚与反对同婚，看起来似乎没有太密切的关系，事实上，对我一个始终对近代中国妇女与性别研究有浓厚兴趣的人来说，却是一幕幕历史变动中，妇女运动及女权起起落落的真实历史场景。

　　上个世纪的一九二四年三月八日，中国妇女在广东迎接第一个「三八妇女节」，自此这个由国民革命运动介绍给妇女的节日，成为中国妇女与国际接轨，宣示性别权利与号召团结的特定纪念日。三月八日，算是全球性的妇女节，各国妇女在当日的庆祝活动，有时会跨越国族、跨过阶级，有些地区则始终难逃政治的摆弄。近代中国历史反覆印证，妇女运动及女权若离开政治，往往就会迅速消褪，乏人问津，国家、法律向来是女权提升中可靠的支柱，这就是为什么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到二十一世纪台湾，女权和妇女运动与革命、政治牵连如此之深。女权议题，真的都是为妇女吗？在与政治合作时，妇女的利益是否也被出卖了？或者政治永远摆脱不了权力的操弄，妇女的权利不过是涂抹政治面目的胭脂？

　　二十一世纪台湾的婚姻权议题，与上个世纪三八妇女节进入中国的两个情节有了唿应，触动了我重新回头整理这十年来，陆续写出有关中国一九二○年代妇女与革命的研究成果。一九二○年代距今已近百年，那是中国从五四走向以党治国，最关键的十年，当年国、共两党对于妇女运动及女权都有明确的主张与想法。后来，两党分家，再后来，两党各自建立政权，并治理国政，在妇女政策及女权保护上也走出不同的道路。十年以前，我的学位论文就曾经注意一九二○年代国、共妇女运动的合与分，同时，还有两篇文章写到训政及左派革命女性问题。不过，当时缺乏对二十世纪一个通贯性的理解。十年过去了，不论是近代史研究或是当代台湾女权的进展，都给我新的启发、视野与研究视角，对于一九二○年代的妇女与性别做出了完全不同于十年前的诠释，而这个看法，自信的说，当然更加成熟。

　　十年走来，在近代中国妇女与性别史研究上，又跨入抗战时期。战争与性别，其历史图景又与革命、政治与性别，不尽相同。研究战争中妇女的挣扎、生存于国族爱国声浪中的裂罅，当然有助于我重新釐清、认识一九二○年代的妇女运动与女权问题的本质，毕竟，历史脐带难于割裂，而我也产生了书写近代中国妇女史三部曲的想法。二○○五年拙作，《近代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妇女（一九○○ s—一九二○ s）》，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今年二○一八年，《她来了：五四新文化女权观，激越时代的妇女与革命，一九二○—一九三○》，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三部曲中已完成二部。第三部，战争中大后方的妇女社会群像，正在酝酿中。

　　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我的近代中国妇女研究的第二部曲，也算是个人在学术历程中一个小小的里程碑。要感谢的人好多，最重要的是我的家人，对我的敦促与鼓励，书写过程中的种种困难，在他们的打气下，一一克服，同时他们也分享我思考后的兴奋与收获。此外，辅仁大学历史系的林桶法教授，大力催生本书的出版，他是我在政治大学读硕、博士班的学长，在学术道路上照扶提携，令我感念。美国纽约大学的柯瑞佳（Rebecca Karl）教授，是一位洒脱、走在时代前端的女性，她的书、她的想法，引领也启发了我一些独特的思考。还有许多的师长，游鑑明教授、罗久蓉教授，研究上成绩斐然，是对我爱护有加的老师。在同一领域研究行伍中的好友，如连玲玲教授，我们曾共同合作，努力推动妇女与性别研究在台湾继续扎根。重庆大学的张瑾教授，对查阅档案的远方女子照拂有加，深情厚意铭刻于心。此外，母校政大的李素琼助教、萧淑慧助理，她们对我的书，在校对上花了许多功夫，还有好友高纯淑教授及学弟陈佑慎博士鼎力相助，他们帮我检阅书中文字，可谓鉅细靡遗，这是繁琐又累人的工作，我对他们心存感激也就不言可喻。最后要感谢的是台湾商务印书馆的几位朋友，其中徐平先生对我的专书出版，不惮其烦地沟通、联系，总编辑李进文先生悉心阅后的建议，全都点滴在心。

　　个人的研究总是跌跌撞撞，有时「柳暗」，忽的又「花明」，一路走来，实不知前方将会碰见什么。最近一趟四川行，在四川省档案馆里蒐集有关抗战四川妇女会的资料，偶然间，一个受训并被派往四川省某县视察的女性名字，跃入眼帘，她是吕晓道，一九二○年代南京妇女部的一位知名职员，同时也是国民党女党员。四○年代，她成了众多视察地方政治的男士中，独一无二的显眼女性，一九五○年代后在台湾任国民党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执行委员，在台湾的妇运经验承续自大陆时期。与吕晓道同样崛起于一九二○年代，活跃又备受瞩目的是左派女性胡兰畦，抗战期间，她是第三党。进入一九五○年代，在社会主义政权塑造新时代妇女身分时，却受尽折磨与拷问。吕晓道与胡兰畦对照，近代中国女权的曲折历史，一览无遗，令人唏嘘。近代中国的时代变动，牵引着妇女与性别的跌宕起落，强烈吸引我且又常使我惊悚不已。这是我决定着手梳理上个世纪从晚清到抗战中国女权发展轨迹的最主要动机。这第二部曲对我来说，是自己性别史研究的承先工作，更是惕励自己的启后事业，最近的未来，我一定得接着完成我近代中国妇女史的「第三部曲」。

第一章 绪 论
 
（一）
 
许多学者对1920年代的研究，不约而同指出五四及后五四时期，是二十世纪乃至二十一世纪中国诸多变化的根本源头。1920年代的重大变化，如列宁主义式政党的引进、极端民族主义、以阶级观点重组中国社会、思想界的分化，后来无一不影响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思想各种历史走向，以迄于今。1920年代的一个代表性现象是「革命」在中国取得至高无上地位，从北到南无人敢公然批评革命所指称的激烈变革，因为这寄託了中国求存求强的集体心态。
 
从此，「革命」就成了书写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主要脉络，不断革命论实肇始于1920年代。搭配「革命」风潮，就是一党执政的确立。深重的国家危机，给予政党强化自身地位，壮大自身力量，并走向一党执政的机会。政党为组织起一盘散沙式的中国民众，他们理直气壮声称必须先巩固自己的权力，甚至利用各种政治工具、组织方法来控制社会每个阶层、每一个领域。
 
1920年代，尽管有意识型态的差异，羽翼未丰的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共产党)助成中国国民党（以下简称国民党）的改组，两党合作建立了一党执政的政权统治型态。诚如费约翰教授（John Fitzgerald）说的，一党执政的政权统治，从1920年代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跨越了近六十年。
 
80年代末，台湾的国民党与中国大陆的共产党一党执政政权统治型态才遭到挑战，不得不改弦更张或做出些让步妥协。1920年代在中国政治史上是重要的十年，前此，「自由民国」已然萌芽，但根基未稳，至少到五四时期，许多问题的讨论，是极度个人化、多样化并且没有明显的「派别化」。到1920年代初、中期，尤其是1923年左右，阶级学说的介入使许多问题讨论趋于二元对立。妇女、女权与男女平等，这些在十九世纪末就已大量进入公众视野的政治社会改革议题，在1920年代从问题本质、解决手段到预期结果也都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920年代前，关于中国女性何去何从，人言言殊，你方唱罢我登场，五四新文化运动堪称中国女权讨论最多元的时期，知识份子、出版界菁英、大学年轻学子，把女权当成社会乌托邦或人生梦想来谈。虽然女权问题也背负中国富强的重责大任，但毕竟浪漫讴歌、大胆放恣的成份不在少数，多元、热闹缤纷的女权讨论在1920年代初期已出现收束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