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梁启超开创了政治改革及立宪的黄金时代，《新青年》鼓吹的民主却是问题民主，其观念隐含着极权主义。自此，开启了中国20世纪的倒退时代……
从观念史的角度审视20世纪前期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或人、或杂志、或运动。本书关注的是20世纪的历史何以开高走低，一再步入歧路。从梁启超清末宪政到《新青年》声张民主，是20世纪思想史和政治史的一个蜕变。其结果宪政昙花一现，民主错局百年。历史不但没有推进，反而以进步的名义倒退。出于这样一种体认，本书对清末、民初两个历史段落从宪政主义角度加以解读，试图从正反两面呈现清末历史之正脉和民初新文化运动之病象，并探究其病原。另外，本书特别叙写五四之后两个特殊的知识人（徐志摩与周德伟），以展现历史倒退时代中的自由主义思想风貌。
本书特色
从宪政主义的角度解读清末、民初两个历史段落，并以观念史角度审视二十世纪前期的思想、文化及政治。
著者信息
邵建
大陆教师。着有《知识分子与人文》、《二十世纪的两个知识份子：胡适与鲁迅》、《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历史往往以进步的名义倒退──一个知识边缘人的思想自白》、《搬起石头砸头──中国大陆时事短评100篇（2005－2008年）》等。
图书目录
【辑一 梁启超：二十世纪宪政时代的开启】
一九○一年梁启超立宪初步
共和何以备受专制之苦
革命、制造革命和反革命
清末的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
梁启超为什么反对学北美
立宪派的民主路线图
「政治伦理」究为何物
暌违任公一百年：革命压倒立宪
且看清末之「人大」
一九一一 or 一九一三：国会期限博弈
立宪请愿运动百年祭
辛亥革命何以成为颜色革命
「只问政体，不问国体」
清政府最后的时间表
辛亥歧途：共和与立宪的两歧（一）
辛亥歧途：走向共和还是走向立宪（二）
【辑二 「黄金十年」：清末立宪叙事】
清末立宪的海外设计
梁任公立宪思想的反覆
「二十世纪之中国，改而为立宪政体」
从新政到宪政（一）
从新政到宪政（二）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风波
五大臣出洋考察（载泽）日记读
立宪国策的形成与出台（一）
立宪国策的形成与出台（二）
官制改革：清廷预备立宪的第一道作业
【辑三 倒退的时代：《新青年》批判】
清末与民初的两种政治学
民主与专制的百年迷途
宪政视野中的「民主的专制」
「德先生」与惟民主义
民主的弔诡
什么是「真的民主政治」
当民主不需要法的制约
文学为什么要「德莫克拉西」
个人权利不需要民治主义
民治主义如何走向极权
「国民总意」析
政党政治还是「国民政治」
新文化中的「个权」旁落
道德岂分新旧
法无可恕，情有可原
《新青年》精神初始
《新青年》第一期的法兰西情怀
《新青年》启蒙中的科学之蒙
《新青年》的言论自由是什么
北大两教授作文造假《新青年》
「讨论学理之自由权」
一次不对等的师生交手
新旧冲突中的牺牲品
《新青年》五卷四号「戏剧改良」批判（一）
《新青年》五卷四号「戏剧改良」批判（二）
五四是一个「划」时代
【辑四 倒退时代中的自由主义背影（一）：徐志摩思想肖像】
诗与情之外的徐志摩
三一八那「十三龄童的热血」
穿刺苏俄「新教育」
面对「狄克推多」
诗人为何不受苏俄的骗
历史何以空前
诗人在二十四岁以前
「抱残守阙」争自由
「我现在戴我的手套去」
「我是恭维英国政治的一个」
自由主义的「众妙之门」
志摩註定不主流
【辑五 倒退时代中的自由主义背影（二）：沉浮周德伟】
不读《新青年》的周德伟
新生南路三段十六巷一号（一）
新生南路三段十六巷一号（二）
隐于胡适《从〈到奴役之路〉说起》之后
「自由立兹」
儒家、自由主义与知识份子
儒学与自由主义的中道
一个儒家自由主义者（一）
一个儒家自由主义者（二）
「蒋先生爱国，汪先生爱民」
【附录】
宪政与民主的政治秩序
清末正派，五四歧出──二十世纪初的「新传统主义」与「反传统主义」
图书序言
「却顾所来径」──关于《倒退的时代》
邵建
这是本书的「内容提要」：从观念史的角度审视二十世纪前期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或人、或杂志、或运动。它关注的是二十世纪的历史何以高开低走，一再步入歧路。从梁启超清末宪政到《新青年》声张民主，是二十世纪思想史和政治史的一个蜕变。其结果宪政昙花一现，民主错局百年。历史不但没有推进，反而以进步的名义倒退。出于这样一种体认，本书对清末、民初这两个历史段落从宪政主义角度加以解读，试图从正反两面呈现清末历史之正脉和民初新文化运动之病象，并探究其病原。另外，本书特别叙写五四之后两个特殊的知识人（徐志摩与周德伟），以展现历史倒退时代中的自由主义思想风貌。
本书文字大抵是政治性的历史评论或历史性的政治评论（它是二○○七年以来专栏文章的结集）。从时间上，它写于《二十世纪的两个知识份子：胡适和鲁迅》与《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之后，大致止于二○一二年底。其时写作的注意力已经从胡适和鲁迅转移到诞生了胡适和鲁迅的那个时代，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还是在作胡鲁批判时自己心里就清楚，有关胡鲁的写作，只是一个驿站，肯定还要往前走。既然以胡适为代表的「胡文化」和以鲁迅为代表的「鲁文化」对二十世纪（尤其是这个世纪的年轻人）产生了如此重要的影响，那么，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呢。从溯源的角度，时间必须往前。苦难的世纪已经过去，但过去的苦难却没有随着世纪的结束而远去。站在二十一世纪的开端，那走过来的血与火的一百年，仅仅追溯到胡鲁那里是不够的。我无法绕开诞生了胡鲁亦成就了胡鲁的那个时代，那个一直被我们尤其被大学中文系和现代文人视为一个现代经典的时代，后来者甚至给它赋予了一个带有浓厚精英意味的名字：启蒙。这个词至少获得过鲁迅的认同，一九三○年代，在谈及自己为什么做小说时，鲁迅说：「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至于胡适，则把新文化运动径自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了。
新文化运动，抑或《新青年》，二十世纪以来，一直获得正面的肯定，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历史惯性，而且后来我们的政治体制乃至学术体制，更把它视为二十世纪现代史（包括现代政治史、现代文化史、现代文学史和现代思想史）的开端。但，这样一个开端，问题的严重似乎超过我们的想像。大约是两年前的一次会议，涉及新文化运动和传统文化等话题，会后和朋友聊天，针对会上有些人对传统文化的抨击和对新文化的拥戴，我说新文化运动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全面否定了最不坏的传统文化，一件是引进了最坏的布尔什维克文化。当然，这是观其大略，它其实也做过一些其他的事，比如推广白话文、绍介各种西式思想。但，对西方各种思想的传播，十年以前，梁任公几乎以一人之力在《新民丛报》上就拔了头筹；正如白话文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清末也已经事实上存在着了。但，真正对二十世纪产生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还是新文化和《新青年》的那两件事。一味惟新是求，所以对旧的传统必欲宫之；同样是一味惟新是求，又对所谓最新式的苏俄文化全面拥抱。结果，阴差阳错，历史居然兑现了新文化和《新青年》的诉求。一个世纪下来，对传统文化的持续性的否定，以致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因其传统的断裂而糜烂不已；同样，苏俄文化却利用当时传统文化被否定后的真空，趁虚而入，就势而长，最终制度化了我们整个国家与社会，以迄于今。
这就是《新青年》，这就是新文化。当时对传统旧文化和苏俄新文化，《新青年》的态度与方式都很决绝：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然而，由它所立、由它所流、由它所行的那种文化，尤其是它对那个时代和青年的吸引，似乎就註定了我们源远流长的今天。今天，就我本人而言，还是在胡鲁写作时，已经就有了对新文化和《新青年》的判断，决定胡鲁完成后往前伸，从观念史或思想史的角度，探寻二十世纪灾害之源。当然，反思五四和新文化，知识界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朱学勤先生谈五四的两个病灶（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为点穴，发人深省。但新文化运动标举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尤其前者，问题更形严重。民主与科学成了两面世纪招摇的大旗，后一面旗子经常变相为科学主义姑不论，它的民主后来成为一代代青年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政治目标。其弔诡在于它所鼓吹的民主恰恰可以导向极权。这不仅是逻辑，也是历史。固然，逻辑未必必然兑现为历史；但，吾族有幸，一谢苏俄、二谢日本、三谢二战后执政的美国民主党，一连串的阴差阳错，历史居然兑现了《新青年》的民主逻辑。面对这位极权主义的「德先生」，不但《新青年》的宣导者始料未及亦无能料及；就是今天，民主作为这个古老民族的政治诉求已历百年，但能意识到它可以导往极权且《新青年》的民主正内含着极权主义的基因，不知识者会否稍多。
「抗日战争爆发，已经是启科学与民主之蒙的五四运动之后十八个年头了。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文化界和思想界已经产生了鲁迅、胡适等一大批启蒙运动的先驱和大师。当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最先读到的是鲁迅、巴金、曹禺等人的文学作品，只不过是在朦胧中接受了些反帝反封建的初步启蒙。当时，我确实是像刚刚从愚昧中初醒来一样，啊，几千年的历史原来是一部人吃人的历史！一百年来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都还像阿Q一样的无知和无助！幼小的心灵被震撼了，暗暗想要做一个『初醒者』，去唤醒尚在睡梦中的人的人。」这是《炎黄春秋》二○一二年第二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我感知的启蒙、新启蒙、再启蒙》，作者为原新华社总编室副总编辑穆广仁。我无意唐突年迈的穆先生，仅从这段话来看，「幼小的心灵」只是无知，并非蒙昧。但，偏见比无知距离真理更远。恰恰是新文化运动那种所谓的启蒙，以其自身巨大的偏见，致人入蒙。且不说反帝，原是苏俄操纵下的反英美；反封建，中国两千年压根就不是封建是皇权。我华三千，其历史能仅仅化约为吃人吗（这倒是新文化澈底反传统的理由）。它即使是一种历史洞见，但同时更是偏见，如果历史在它眼里仅仅是「吃人」的话。至于民主，鼓吹者更多是连自己都不知其害的一种宣传。因此，这种利用一把名词作宣传的启蒙，启者自蒙，不蒙者被蒙。正如我几年前对启蒙有感而发的一段「启蒙谣」：启蒙启蒙，以蒙启蒙，蒙而未启，历史走错了房间。穆先生不是个案，而是一代又一代青年在那个时代的进步表现。看看启蒙之后的「穆先生们」都走上了什么道路吧，历史是人的选择，他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二十世纪历史成就的助力器。
开始读写《新青年》之后，偶然在学校图书馆翻阅一本中华书局出的《新史学》（第二卷），内中有一日本学者（川尻文彦）的文章，题目是《「民主」与democracy》。其中介绍了梁启超的政体理论，由此引发我对梁氏政治学的兴趣。后又接触到他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迅即被其政治思想所吸引。于是便有意追索任公前期有关宪政的文字，结合相关史料，遂了解清末十二年的立宪政改。那是二十世纪现代中国的第一段历史，也是吾族政治现代化的黄金时代。任公对我的启发是最大的，他形塑了我对二十世纪的看法。在任公那里，国体与政体的两分，让我更清楚了《新青年》政治学的弊害。在《新青年》那里，民主是用来反专制的，这样一种认知，流贯至今，依然主流。但，只要读过任公，便知道，民主一词对应的是君主，这一对概念，属国体范畴；正如宪政与专制相对应，属政体范畴。不要用国体问题解决政体问题，政体问题政体解决。此即解决专制靠宪政而非靠民主。民主的目标是颠覆君主，其性质是革命，而且是暴力革命。但，暴力的词典里没有宪政词条。所以任公坚主政论家不谈国体，只谈政体。亦即无论君主体制还是民主体制，都应当坚持立宪；否则不是君主专制就是民主专制。但，政论家如果是在君主体制下，首先就应当坚执君主立宪，不必追求国体的变换。如一欲变君主国为共和（民主）国，这已经不是改革，而是革命了。这毋宁是从历史深处得来的经验，很古典。国体如国鼎，宜静不宜动，否则国体的变更会开启暴力的机关，灾害整个社会。执此之念，后来袁世凯欲立帝制，这是将共和国体复变为君主国体，梁氏依然反对。他反对的是国体频变从而滋生觊觎国鼎的野心家；一旦政局板荡，宪政将为泡影。不识者只谓任公多变，出尔反尔；岂不知表面的变化，正是任公奉持宪政理念的大不变。责者不谙任公政治学而已。
无论清末，还是民初，两种国体之下，任公坚持的都是宪政，这是二十世纪政体改良的路径。因此，坚持以宪政反专制，是为任公政治学。但二十世纪的历史自任公而下则每况愈下。以新文化和《新青年》为表征的时代开启了二十世纪现代中国的第二段历史。这一段历史前承的是和任公「立宪政治学」相对立的「共和政治学」，它以与共和同构的民主理念反专制，并与革命相因应。这是对清末共和革命的蹈袭，试图再一次以革命改变国体，以解决他们眼中的专制政体。结果推翻北洋的国民革命在苏俄支持下获得灾害性的成功，它给吾族历史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大门。从君主专制到北洋专制到国民党专制……，历史按此逻辑递延，一直延伸到今天。如果革命一次，专制一次；而且每次革命后的专制，都比前任更专制；那么，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二十世纪专制复专制的产床，尽管它以民主共和的名义。惜乎哉，任公早在清末就一再指出这一点，所以他反对当时同盟会的共和革命，泣血椎心地指出，共和非但解决不了专制问题，反足以致乱。解决专制，唯有宪政。
「宪政」是清末十二年间最重要的关键字，那是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吾族华夏最具政治生机的十年。然而，革命压倒立宪，政体改良屡屡为国体革命所摧。这革命的原动，自孙中山共和革命后，便是《新青年》的民主革命（两者前后相寻亦同质）。自该杂志标举德先生的大旗之后，「民主」便取代宪政并排斥宪政成为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政治关键字。「立宪政治学」和「民主政治学」不但是中国二十世纪前二十年两种不同政治学的嬗替，更是《新青年》时代对梁任公时代的倒退。如果从解决政体专制的路径依赖看，伴随上述二十世纪「从君主专制到北洋专制到国民党专制……」的历史，正是「从共和革命到民主革命」，又言之，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推进。革命因其对宪政的排斥，不但从来没有取消专制，相反，专制却因《新青年》民主内在地蕴借着极权主义，故它最终从传统的皇权形态激变为带有现代性色彩的威权形态乃至极权形态。革命兴，极权起，宪政亡。二十世纪的历史在前二十年似乎就註定了它后来的走向。
本书面对的就是二十世纪前两个十年，那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当然，根据主流体制，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则为近代史。这是历史胜利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历史的划分，经不起推敲。宪政伟业，放在整个世界的大背景中，都是政治现代性的开端。它开端并率先成就于英伦，自西而东，两百多年后，又逶迤播迁于本土。如果十九世纪末的「戊戌维新」未触动皇权根本，它更多表现为传统性质的变法；因而它不妨是中国政治现代性开端的前奏。但，二十世纪初的清末立宪不然，它极为内在地触动了皇权制度本身：虽不推翻皇室，但以虚化皇权为旨归。故清末十二年的宪政运动，正是一六八八年英伦「光荣革命」的翻版，它不独是二十世纪的开端，也是中国现代史和现代政治的开端。开端大好，但未能终局，从孙中山的共和到《新青年》的民主，宪政不是输给了传统的专制，而是输给了共和与民主。在具有普世意义的宪政、共和、民主的价值谱系中，如果共和与民主不是以宪政优先或者在宪政的框架中运行，它便可能与革命连袂，与专制接踵。
图书试读
中国宪政首先是和梁启超这个名字连在一起的，梁启超堪称二十世纪中国宪政第一人。由梁启超开创的时代（一九○一－一九一一）是清末立宪时代，它是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改革的黄金时代。作为这个时代的言论领袖，梁启超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政治遗产和思想遗产。但，共和以后，梁氏逐渐淡出思想界，他的保守主义政治学遂为《新青年》激进主义政治学所取代。当梁启超擘画的以「宪政反专制」经由辛亥「共和反专制」再而为《新青年》「民主反专制」之后，不但发生政治学上的错乱，更形成世纪历史的百年错局。百年之后，问题依然。在反专制的路径依赖上，梁启超的文字依然有其烛照意义。
▍一九○一年梁启超立宪初步
光绪二十六年是西元一九○○年。年初，清廷有这样一道上谕：「前因康有为、梁启超罪大恶极，叠经谕令海疆各督抚悬赏购缉，严密缉拿，迄今尚未弋获」；因此，今再次「着即北洋、闽、浙、广东各督抚，仍行明白晓谕，不论何项人等，如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缉获送官，验明实系该逆犯正身，立即赏银十万两。」两颗人头十万两，梁启超头上就有五万。然而这价值五万两的梁氏脑袋，此刻正在勾画五年后清廷五大臣出洋考察事略之事。
一九○五年，清廷在朝野立宪风潮的压力下，同时也是在直隶总督袁世凯的直接奏请下，决定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宪政，由此揭开清末新政中最具实质性改革的一幕。这一幕是朝野之间良性互动的结果，。朝廷不论，在野推举宪政最力的便是身为逋犯的梁启超。一九○一年梁启超的《立宪法议》标示其宪政思想成型，这一年梁氏年仅二十八。以前他追随他的老师康有为从事维新运动，从维新到立宪，不过几年间，任公在思想上开始逐步脱离康有为而自成机杼。很显然，康是以前维新运动的领袖，但任公却是几年后立宪运动的领袖，尤其在言论表现上，他已堪执知识界立宪之牛耳。正如当时媒体指出：昔者维新二字为中国士大夫之口头禅，今者立宪二字又为中国士大夫之口头禅。如果说维新二字我们今天一眼看去尚不知其所指，但立宪二字的政治指向却非常明确。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场政治改革，可惜它十年怀胎，未能一朝分娩，反而流产于它的对立面同盟会和清廷。
用户评价
“《新青年》的民主”，在我看来，是那个时代一场轰轰烈烈思想启蒙的标志。一群年轻人，用他们的笔和思想，试图点燃中国社会变革的火炬。我一直对《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理念抱有浓厚的兴趣。它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民主？是纯粹的西方自由民主，还是在本土文化语境下的一种创新？我想知道，这本书是否会深入探讨《新青年》杂志上关于民主的讨论，以及这些讨论是如何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它是否会为我揭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是如何理解“人民”的，以及他们是如何看待个人权利与集体利益的关系的？我特别想了解，他们是如何在动荡的时局中，坚持对民主的追求，并且将这种追求付诸实践的？这本书如果能为我展现，那个时代青年人对于民主的执着和探索，我会非常兴奋。
评分“倒退的时代”这个说法，总让我心生涟漪。梁启超的宪政，在我看来，是中国近代化转型中一次充满荆棘的尝试，它承载了知识分子对富强中国的殷切期望。我一直对那个时代的政治光谱很感兴趣，梁启超作为其中的重要代表，他所倡导的宪政，究竟是怎样的具体形态？是君主立宪，还是更进一步的议会民主？他对西方宪政制度的学习和借鉴，是否有着深刻的理解，还是更多地停留在表面？我想，这本书如果能细致地梳理出梁启超思想的演变轨迹，以及他所面临的时代局限，将会非常有价值。同时，我想知道，为什么他所追求的“宪政”最终未能成为现实？是当时的社会基础薄弱，还是政治力量的博弈过于复杂？这些都是我迫切想要了解的。我喜欢那种能够带领我深入历史现场的书籍，让我仿佛能够亲身经历那个时代，感受那些风云变幻。
评分“倒退的时代”这个措辞，让我对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深的忧虑。梁启超的宪政，在我看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抹闪耀却又带着遗憾的色彩。我一直对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的思考充满敬意。梁启超提出的宪政，在我看来，是一种充满理想主义的尝试，他试图为古老的中国寻找一条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我想知道，这本书是否会深入解读梁启超关于宪政的论述，他是否真正理解了宪政的精髓，或者说，他是在怎样一种历史条件下，提出了他的宪政构想？我想了解，他所追求的宪政，与当时的政治现实有着怎样的落差？为什么我们现在回望那个时代，会有一种“倒退”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力量，扼杀了那种曾经闪耀的宪政之光？我期待这本书能为我揭示，那个时代政治博弈的复杂性，以及理想与现实之间残酷的较量。
评分“倒退的时代”与“梁启超的宪政”这几个关键词组合在一起，让我感受到一种历史的张力。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一位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他对宪政的探索，无疑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重要的一笔。我一直对那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理解和吸收西方政治思想感到好奇。梁启超的宪政设想，是否仅仅是对西方制度的简单模仿，还是他结合中国国情，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创新？我想知道，这本书是否会深入剖析梁启超的宪政理论，以及他在推动宪政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挑战和困难。那个时代，“宪政”的提法，本身就充满了复杂的政治含义。我想了解，在不同政治派别之间，对于“宪政”的理解和争论是怎样的。为什么那个充满希望的“宪政”梦想，最终似乎走向了某种程度的“倒退”？是内部的矛盾，还是外部的压力？这些都是我希望在书中找到答案的问题。
评分《新青年》的民主，这个词组在我脑海中勾勒出一幅画面：一群热血青年，在思想的战场上挥洒文字，试图唤醒沉睡的国民。我一直认为，《新青年》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所倡导的民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想知道，这本书是否会深入分析《新青年》的民主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它是否受到西方哪些思想流派的影响？它与当时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有着怎样的互动和碰撞？更重要的是，我想了解，他们是如何将抽象的民主理念，转化为具体的社会实践的？他们是否曾经设想过，民主在中国的具体落地方式？这本书能否为我揭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人民”的理解，对于“权利”的认知，以及他们对于建立一个全新社会制度的愿景？我期待能够从中感受到，那股敢于挑战权威、追求真理的勇气，以及他们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沉关怀。
评分《新青年》的民主，在我看来，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个耀眼的星辰，它照亮了无数青年探索进步的道路。我一直对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民主的理解和追求充满敬意。《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民主？它是否包含了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对社会平等的追求，以及对政治参与的呼吁？我想知道，这本书是否会深入分析《新青年》杂志上关于民主的精彩论述，以及这些论述是如何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它是否会为我揭示，那个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是如何看待“人民”这个概念的，他们如何理解“民主”的实践方式？我特别想了解，他们是如何在那个充满挑战的环境下，坚持他们的民主理想，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推动社会进步的？我希望从书中能够感受到，那股强大的思想力量，以及他们为国家民族未来所做的贡献。
评分“倒退的时代”这个标题，总会让我联想到一种历史的遗憾，一种理想未能实现的无奈。梁启超的宪政，作为中国近代化道路上的一次重要探索，对我而言，充满了吸引力。我一直对梁启超这个人及其思想深感好奇。他所描绘的宪政蓝图，究竟是怎样的？它是否真正触及到了国家制度的核心问题？我想知道，这本书是否会细致地梳理梁启超的宪政思想，他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受到怎样的思想启发，从而提出了他的宪政构想？我想了解，在那个充满动荡和变革的年代，他所面对的政治阻力是怎样的？是什么样的力量，最终导致了“宪政”的探索在某种程度上“倒退”了？我期待这本书能够为我提供一个更深入的视角，让我能够理解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以及他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的过程。
评分《新青年》的民主，在我心中，是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号角，是追求进步与革新的象征。我一直觉得，《新青年》所代表的那个时代，是知识分子集体觉醒的时刻，他们用思想的力量，试图改变中国的命运。我想知道，这本书是否会深入解析《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理念，它究竟包含了哪些具体的内涵？是政治民主，还是社会民主，亦或是文化民主？它与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和冲突？我特别好奇，在那个时代，年轻的知识分子是如何思考“人民”这个概念的，他们如何理解和定义“民主”？这本书是否会为我展示，他们是如何在报刊上，通过文字的力量，一点点地传播和普及民主思想，从而唤醒民众的？我希望能够从中感受到，那股澎湃的青春力量，以及他们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责任感。
评分《新青年》的民主，这个词汇组合瞬间就把我拉到了另一个时代。那是一个充满叛逆和革新的年代，一群年轻人，用笔尖划破旧世界的沉寂，用思想点燃新生的火种。我对那个时代的“民主”概念充满了好奇。它与我们今天理解的民主有何异同？是仅限于政治层面的代议制，还是更广泛地触及到社会结构、个人解放的方方面面？我一直觉得，《新青年》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划时代的事件，它标志着一种新的思想潮流的涌起，一种对传统权威的彻底挑战。我想，这本书可能不仅仅是陈述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它会引导我深入理解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他们是如何思考的？他们所追求的“民主”，究竟是基于怎样的价值判断？是深受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还是在本土文化中寻求新的根源？我特别想知道，当他们面对当时积贫积弱的国家现状时，他们是如何抉择的？在“宪政”与“民主”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张力？这本书是否有涉及，他们是如何平衡两者，或者是在两者之间摇摆的？我喜欢那些能让我深入思考，甚至产生一些颠覆性认知的书籍，《新青年》所代表的那个时代，恰恰具有这样的潜力。它不仅仅是历史的尘埃，更是一种思想的遗产，值得我们反复咀嚼和品味。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上“倒退的时代”几个字就足以抓住我。梁启超的名字对我来说，总带着一股子理想主义的浪漫色彩，他描绘的那个走向宪政的中国，总让我联想到一丝曙光，一种拨乱反正的必然。我一直好奇，当年的志士仁人，怀揣着怎样的决心，一步步勾勒着那个现代化的蓝图。他们对于“宪政”的理解，究竟是停留在模仿西方的皮毛，还是真正触及到了权力制约、公民权利这些核心要素？我想，这本书或许能为我揭开梁启超那个时代的面纱，让我看到那份热切的期盼，以及背后可能存在的种种妥协与挣扎。梁启超的文字，总是带着一股激扬文字的魅力，仿佛能将读者瞬间带入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我期待能从书中感受到他对于国家命运的深沉忧虑，以及他对于引入西方政治制度的复杂心态。他是否真的相信，仅仅通过一部宪法，就能让古老的帝国焕发新生？或者，他早已预见到，这并非易事，其中充满了无数的阻碍和不确定性？书名中的“倒退”二字，更是激发了我对历史进程的思考。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那个曾经充满希望的“宪政”梦想，最终走向了某种程度的“倒退”？是内部的阻力，还是外部的冲击？我想，这其中的逻辑和演变，才是最值得深入探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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