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作者致力于『鑑往』如何可以『知来』 这项巨大课题，为往后『全球历史变迁』历史书写可以如何更有启发性，提供了相当多的洞见与建议。」——邱澎生
「作者首先从长时期的角度来观察历史变迁，也就是追溯明清时期到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变迁；从比较史学的方法分析中国与欧洲近代史的发展异同；更重要的是他的着作充满批判力，尤其是针对以西方中心观所发展形成的世界史观与社会科学理论；本书另一至为明显的特点，就是他企图联系历史到当代。」——巫仁恕
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早期的社会理论大传统聚焦于近现代欧洲的诞生， 以此当作了解全球历史变迁的样板。本书怀疑欧洲的历史经验不足为世界其他地区之历史变迁提供合适的引导，并以中国和欧洲之比较为例，致力分析近代早期世界不同地区的原则和作法之异同，以此建立更相称的评估方法。
本书观察中国国家与宗教关系、政治与经济关系（即财政措施）、国家与工业化关系，探讨如何将中国史整合进全球史，掌握到贯通多元地区而形成今日复杂世界的全球连结，以此取代侷限化的欧洲在全球历史变迁分析中的地位；并透过连结讨论「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环境议题，观察历史中的行动者之能动性及其运用，是如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结合多方来源的各种观念和灵感、构想出他们政治与经济行动的蓝图。
本书名为「鑑往知来」乃缘于，各种既多元又共享的复杂历史，其传承的结果构成了我们今日所处的世界，本书试图指出一些方法途径，有益于我们未来面对地缘政治、全球经济及地球环境上的种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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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鸿 国立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教授
巫仁恕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
邱澎生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
何汉威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退休研究员
和文凯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
黄克武 中央研究院近代历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钟月岑 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教授
「作者首先从长时期的角度来观察历史变迁，也就是追溯明清时期到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变迁；从比较史学的方法分析中国与欧洲近代史的发展异同；更重要的是他的着作充满批判力，尤其是针对以西方中心观所发展形成的世界史观与社会科学理论；本书另一至为明显的特点，就是他企图联系历史到当代。」——巫仁恕
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早期的社会理论大传统聚焦于近现代欧洲的诞生， 以此当作了解全球历史变迁的样板。本书怀疑欧洲的历史经验不足为世界其他地区之历史变迁提供合适的引导，并以中国和欧洲之比较为例，致力分析近代早期世界不同地区的原则和作法之异同，以此建立更相称的评估方法。
本书观察中国国家与宗教关系、政治与经济关系（即财政措施）、国家与工业化关系，探讨如何将中国史整合进全球史，掌握到贯通多元地区而形成今日复杂世界的全球连结，以此取代侷限化的欧洲在全球历史变迁分析中的地位；并透过连结讨论「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环境议题，观察历史中的行动者之能动性及其运用，是如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结合多方来源的各种观念和灵感、构想出他们政治与经济行动的蓝图。
本书名为「鑑往知来」乃缘于，各种既多元又共享的复杂历史，其传承的结果构成了我们今日所处的世界，本书试图指出一些方法途径，有益于我们未来面对地缘政治、全球经济及地球环境上的种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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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凯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
黄克武 中央研究院近代历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钟月岑 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教授
著者信息
作者简介
王国斌（R. Bin Wong）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杰出教授，2004-2016年间担任该校亚洲研究所创所所长。着述、合着及编着俱丰，包括《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侷限》（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1997）以及与罗森塔尔（Jean-LaurentRosenthal）合着之《分流前后：从政治经济视角解析中国和欧洲的变迁》（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and Europe,2011）；另有约百篇期刊论文和专书章节出版。作品曾以英、中、日、法、德等多国语言，发表于北美、东亚与欧洲各地。曾于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法兰西学院、中国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及日本京都大学等机构客座访学。自2009年起，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客座教授。目前为巴黎经济学院科学委员会及日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研究计画评估委员会之委员。
译者简介
李立凡
国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系学士、历史研究所硕士（近世中国与多元文化组）。现为自由工作者，工作与自学并进。
王国斌（R. Bin Wong）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杰出教授，2004-2016年间担任该校亚洲研究所创所所长。着述、合着及编着俱丰，包括《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侷限》（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1997）以及与罗森塔尔（Jean-LaurentRosenthal）合着之《分流前后：从政治经济视角解析中国和欧洲的变迁》（Before and Beyond Divergence：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Change in China and Europe,2011）；另有约百篇期刊论文和专书章节出版。作品曾以英、中、日、法、德等多国语言，发表于北美、东亚与欧洲各地。曾于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法兰西学院、中国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及日本京都大学等机构客座访学。自2009年起，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客座教授。目前为巴黎经济学院科学委员会及日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研究计画评估委员会之委员。
译者简介
李立凡
国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系学士、历史研究所硕士（近世中国与多元文化组）。现为自由工作者，工作与自学并进。
图书目录
序一∣认真比较中西「善治观」：王国斌先生对「通古今之变」的现代诠释／邱澎生
序二∣理论的迷思：重新评估近代中国的变迁模式／巫仁恕
第一章∣借欧洲以外世界各地区之历史面对全球状况的复杂与多元
第二章∣国家与宗教
第三章∣财政关系
第四章∣中国、欧洲与世界的工业化
第五章∣将中国历史整合进全球史
第六章∣人的能动性：利益与信念之表达如何构成我们的政治、经济及文化
第七章∣界定可行，追求可欲
参考书目
附录∣「王国斌专题：明清中国与全球史的连结」编案／李卓颖
附录∣回应一／朱元鸿
附录∣回应二／钟月岑
附录∣回应三／何汉威
附录∣回应四／和文凯
附录∣回应五／黄克武
附录∣王国斌回应／王国斌着，李立凡译
译者后记／李立凡
序二∣理论的迷思：重新评估近代中国的变迁模式／巫仁恕
第一章∣借欧洲以外世界各地区之历史面对全球状况的复杂与多元
第二章∣国家与宗教
第三章∣财政关系
第四章∣中国、欧洲与世界的工业化
第五章∣将中国历史整合进全球史
第六章∣人的能动性：利益与信念之表达如何构成我们的政治、经济及文化
第七章∣界定可行，追求可欲
参考书目
附录∣「王国斌专题：明清中国与全球史的连结」编案／李卓颖
附录∣回应一／朱元鸿
附录∣回应二／钟月岑
附录∣回应三／何汉威
附录∣回应四／和文凯
附录∣回应五／黄克武
附录∣王国斌回应／王国斌着，李立凡译
译者后记／李立凡
图书序言
序
认真比较中西「善治观」：王国斌先生对「通古今之变」的现代诠释
邱澎生
王国斌教授以「鑑往知来」作为这部新书的主标题，对许多中文读者而言，应该很容易想起传统中国看待史学用处的一段知名古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然而，与主标题浓厚的传统中国意味颇不相同，国斌先生这部书的副标题「中国与全球历史变迁的模式与社会理论」，却又意欲修正既有「社会理论」，并有志于改良「全球历史变迁」的史学书写框架。因此，主、副标题可谓是传统与现代的「混搭」，令本书在知识面向上呈现出某种有趣的张力，十分吸引读者。读毕全书七章内容，确实可以深深感受到作者在人文与社会科学方面的广阔兴趣与长期浸润。透过征引与辩论史学、经济学、政治学、财政学、国际关系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策略研究等相关论着的一些重要论点，作者批驳了19世纪以来主要基于西欧历史经验而概括成形的某些至今仍有重要影响力的「社会理论」，进而针对「鑑往」如何可以「知来」的这项巨大课题，作者以中国、欧洲自11世纪以迄当代的历史经验为主，旁及美国、日本、德国等地的历史经验，钩隐发微，现身说法，为往后「全球历史变迁」历史书写可以如何更有启发性，提供了相当多的洞见与建议。作者写作本书的宗旨，正如其在全书结论所作的一段综述：「想指出一些方法途径，有益于我们未来面对地缘政治、全球经济及地球环境上的种种挑战，因为这些途径让我们能够承认，我们未来能打造的选项，至少一部分是基于一些历史上的作法，是后者创造了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及可能的机会。」（页162）
「鑑往」真的可以「知来」吗？全书其实举出很多例证，笔者在此只引其中一个事例：由19世纪初期以至20世纪晚期，全球经济与政治变迁历程，陆续由「以大西洋为中心」演变到「以太平洋为中心」，而当2013年中国大陆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未来欧亚大陆内部会不会成为全球「第三个巨型地区式空间」，未来全球经济财富是否将紧密连结成「三个主要的经济连结集群」？而在此全球经济重新整合的过程中，原先历史上出现的英国、美国「单一的经济霸权」模式是否会再次重现以「符合过去全球经济演化的要求」，还是未来走向将出现「与过去作法的断裂」？（页134）作者这种发问方向，具体展现了其「鑑往」以「知来」的学术企图心，也确实与现今许多历史学家撰述风格大异其趣。
在「鑑往」以「知来」的反覆论证里，作者也极精彩地展示了他在超越「西方中心论」的长期努力。超越「西方中心论」肯定是件「知易行难」的学术事业。本书的作法则是：面对那些主要有关「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民族国家的形成」等「近现代性的大叙事」（maste rnarratives of modernity），认真反思这些近现代性大叙事背后所主要依据的「欧洲证据」，并同时将近五百年来中国历史上有关的「文化、经济及政治作法」整合到「更大的经验证据库」；然后，一方面指出中国的历史变迁叙事如何可供我们「修订那些大叙事」与相关的「社会理论」，另一方面则据以发展出更有解释力的全球史叙事模式以及更为细致的社会理论（页97）。作者相信，经过如此改良后的全球史书写方式，才能帮助更多读者在「鑑往知来」时，既「不会预设某个或某群国家的经验必然可充作全球规范」（页109），并且还能「将多样的历史纳入对于吾人共有的当下与共享的未来之更大的理解之中」（页30）。
上述有关超越「西方中心论」的作法，其实是要更认真地面对「历史比较」。作者在写作此书之前，对于历史比较方法已有长期反思与试验。1国斌先生在分析中国历史变迁时，既参照欧洲历史发展经验，而又不受限于欧洲历史发展经验；在考察中国与欧洲发展经验时，既强调要兼顾相似性与差异性，同时，还主张要综合「回顾式分析」（retrospective analysis）与「前瞻式分析」（prospective analysis）。用作者在本书的说法则是：在比较中国与欧洲历史经验时，不要掉入许多人文社会学者进行历史比较时经常出现的某种思考习惯与写作风格——「把其中一个视为熟悉的、预期中的，而把另一个当作外来的、不寻常的」。作者对治此项思考与写作习惯的方法，即是倡议针对两个客体进行历史比较时，应该更加讲究「如何能做得更对称均衡（symmetric）且更小心」（页111）。然而，要注意的是，这种「对称均衡式比较」背后涉及的，其实也不只是研究者心态的调整，还要研究者在知识与视野方面拓展自己的能力，套用作者的话，这些能力至少包括以下三项：一则必须对两边（或三边）比较案例都有充分且实质的熟悉认识；二则要能批判地检视那些再现（representing）比较案例的学术着作；三则还要有效形构出这般作法所指向的未来发展，而不仅止于暂时性的提议（页111-112）。这对研究者而言确实是难度不小的智性挑战！作者写道：「就我所见，欧洲以外世界上其他地区之历史并未受到应得的知性重视，」他主张要「严肃对待历史」，「在面对欧洲或其他地方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上之作法的型态（patterns）时」，要能「审慎区分存在于它们之间的各种历史维度，以及其中各种异同之意义」，进而「了解未来在多大的范围内可能发生变异」（页48），这便构成本书进行历史比较时的基本态度与立场。
简单说，本书之所以要力图超越「西方中心论」，不只是为了批驳既有的「近现代性的大叙事」以及基植其上的各种相关「社会理论」，更同时着眼在重建新的历史叙事模式与更合用的社会理论。针对明清中国由所谓「近代早期」（early modern）到「近现代」（modern）大约五百五十年（1368-1911）的长时段历史，本书由宗教与国家互动关系、财政体制以及工业发展三个面向，既比较中国与欧洲之相似性与差异性，又从而提出一套新的历史叙事模式。本书建构这套新的历史叙事模式，是寄希望于为中国、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同时段历史，重新建立更有解释效力的「连结」（connections），试图书写一套更有启发性的「全球史」。可以这么说，建立「明清中国与全球的连结」，借以替代「西方中心论」种种既有历史叙事，即是本书的最主要着眼点。
笔者针对此书内容补充两项个人观察，希望或能有助于增益读者阅读本书的思考面向。
第一项观察是：在比较中国与欧洲存在相似性与差异性的过程中，作者似乎特别关注「社会秩序的再生产」这个课题，值得在此做些介绍与分析。在依序由宗教与国家互动关系、财政体制以及工业发展等面向展开讨论时，本书经常会先针对那些基于欧洲历史经验所总结归纳并且广为许多学者接受的「成功历史叙事」进行概括，之后作者便开始讨论中国的具体情况。
与一般常见的分析手法不同，作者会先说明欧洲与中国所面临的处境，其实基本上是源自宗教政令、财政体制与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某些共通问题与挑战，因而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紧接着，作者便转而分析中国在解决这些共通问题与挑战的具体办法时，其实经常选择了和欧洲不一样的因应之道，因而构成了中国与欧洲双方存在的主要差异性。而当本书仔细考察中国与欧洲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时候，则经常会将重心放在「社会秩序的再生产」这个核心课题上。
本书分析中国与欧洲「社会秩序的再生产」这个核心课题时，重心特别放在国家机构与社会群体的互动关系上；而政府官员与社会菁英如何针对良好社会秩序而进行想像、认知与评价的共同「感知」（sensibility），则是区辨不同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重中之重。从某个意义说，本书分析明清中国「社会秩序的再生产」课题，基本上是建立在作者对18世纪中国国家能力的认识上。在绝大多数学者看来，明清中国政府规模甚小，因而国家能力极其有限，致使乡绅或其他各类社会菁英能以各种策略在地方事务上发挥巨大影响力（Esherick and Rankin, 1990: 1-9），然而，王国斌却以其与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的清代中国仓储制度实证研究为基础（Will and Wong, 1991），对18世纪中国国家能力提出很不同的看法，我们不妨引用一段本书文字：
在18世纪以前，就当时的世界历史标准来说，中国国家所能做到的事情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举例来说，国家可以收集中国超过一千三百个县每十天一计的粮价资讯，从这些资讯汇整出每个府、州中数种谷粮各别的高低价格，再由省级官员按月回报给中央。基于价格与收获的状况，预估及实际结果都以正常丰收的情况为准来算出该年达到的百分比，而政府官员可以估算影响城居及乡居平民的粮食供应状况，且几乎可掌握到全中国领域的地方层级。（页54-55）
这段有关18世纪中国国家能力的描述，对许多读者而言可能有点难以想像，但这不仅是作者基于实证研究而得到的具体观察，更是本书据以比较中国与欧洲国家能力的一项重要基础，作者据此进而针对中国历史上的宗教政令、财政体制与工业发展等三大领域进行了细致考察与比较。
以前述「让人印象深刻的」18世纪中国国家能力为出发点，本书对中国与欧洲的「社会秩序的再生产」课题做了许多比较。作者的基本看法是：18世纪中国国家能力具有一种与欧洲不同的社会基础，这主要是来自于政府官员和社会菁英对于如何建立和维持良好社会秩序的一种共同「感知」。本书强调：当时中国政府官员与社会菁英对于良好社会秩序具有一种共同期待，作者将这种共同期待的政治理想，称为是一种「分形的治理议程」（a "fractal" agenda of rule）。在这个意义上说，传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经常表现出一套「共享的原则和治理策略」；而且，与11世纪至16世纪欧洲的历史变迁极不相同，「在中国，无论地方或国家层次都缺乏宗教与世俗的区分」（页53）；相对而言，欧洲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便经常表现为一种「二元对立」，主要呈现为一种对抗并寻求妥协的「竞争性关系」。在本书看来，传统中国「没有出现如同近代早期欧洲鼓励国家与社会分离并产生宗教与政治权威之区隔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因而主要存在一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非竞争性关系」（页56）。
上述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所存在的「差异性」，使得欧洲与中国在面临原本「社会秩序的再生产」这一根本共通的「相似性」问题时，便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途径，并且同时影响到宗教政令、财政体制与工业发展等三个领域。在宗教领域上，中国可谓是一种「政教合一」的国家，而欧洲在近代初期则慢慢演变成为一种「政教分离」的国家；在财政领域上，欧洲是以英国（与其美洲殖民地）为典型（所谓「无代表、不纳税」），以及推行所谓「重商主义」的扩张商业贸易政策，进而增加税收来源，以支持本国应对国际战争；而中国则是由地方官员鼓励社会菁英兴修水利、扩建粮仓以稳定农业税收，并借以支持大型军事活动。在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的领域上，欧洲国家偏重支持特定行业的商人，致力于「以生产更多、外销更多以便积聚更多金钱的方式，使自己的国家更富有、更强盛」；而中国到了晚清政府募集资金、组织新产业时，一开始仍然是「经由官员与士大夫的齐心协力获得开展」，而后来则是透过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发布《勋商章程》等办法，对那些协助政府在国内创立实业的商人授予官爵，以使「商人菁英们承担某事物的社会责任感」（页83、93）。
这些事例都在在证成欧洲与中国在针对「社会秩序的再生产」共通课题时，双方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上其实已在11世纪之后慢慢演化出巨大差异性。影响所及，中国与欧洲在国家、菁英与普通百姓之间的互动关系上，彼此便显得相当不同，形构出两种极不相同的「制度化期望」（页53），进而致使双方在政治与经济变迁长期过程中，经常出现颇不相同的「信念与利益」表达方式（页117）。具体而论，当欧洲由「君权神授」演变为「人民主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时（页122），中国则始终有效运作着一种强调政府必须重视「农民物质安稳之日常福祉」的「中国式善治观」（页125）。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似乎认为，上述欧洲与中国两种政治经济体制或是「治理观念」，其实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以欧洲近代民主政体而论，其所「主张的政治正当性」，是以施行「多数公民支持的政策」为依归，且「公民能用选票汰除不符民意期待的领导人」，故而人们期待「成功当选的官员应该代表支持者的利益」，但即便这个程序不受制于「特殊利益团体之游说（lobbying）」，民主政治如何能在「彼此竞争的群体、团体或阶级利益之间」超越特定当选人及其「支持者利益」以符合更广大的「国内社会利益」，至今仍存在不小问题（页121-122）。反观中国平民百姓，尽管未曾出现欧洲那种「人民可用以追求利益的技巧，也因表达利益诉求的管道（如工会和选票）增多而更加多元」，中国人用以「表达利益的制度和机制」始终未曾有过「相同的拓展」（页126）。然而，中国传统仁政下的「政治正当性观念」，其实是「比欧洲更重视人民的利益」，而这些人民利益的重要性，则是由「对于何谓善治的共同信念」所确认。尽管近现代中国人「并不享有如欧洲人那般的基础」来落实自己的需求，无法如欧洲人那般透过议会选举而「与官员合作以推动让他们协商利益的方法」，但中国民众至今仍然强烈深信「官员和地方菁英应该施行善治」。虽然有时候「除了更多抗争之外也诉求无门」，但这种传统的「中国式善治观」仍然在深处不断发挥作用，作者甚至写道：「1989年春天在天安门抗议政府的群众，他们对自身所拥选项之设想，或许大致上便是如此。」（页126）
笔者对本书的第二项观察是：在比较中国与欧洲相似性与差异性的同时，作者对中国与欧洲的各自内部演变过程，虽然也有留意，但相对说来，作者似乎更加看重特定比较对象在其过去与近现代之间的「延续性」而非「断裂性」。这似乎唿应了作者对历史比较方法的一贯主张：要同时综合「回顾式分析」与「前瞻式分析」，不能只由近代的角度看过去，以免过度地「只以成败论英雄」。
何谓更加看重特定比较对象的「延续性」而非「断裂性」？例如，在讨论欧洲的宗教与国家关系时，本书尽管留意到欧洲自11世纪建立教皇制、16世纪发生宗教改革，乃至于其后民族国家更形稳固的种种变化，但仍然强调欧洲这段历史上一脉相承的那种社会与国家相互对抗并寻求妥协之「竞争性关系」。这种强调「延续性」而不是「断裂性」的分析视角，在分析明清中国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的议题上，则更加显着。
虽然本书提及明清中国经济发生了由18世纪的农业发展、19世纪频繁的商业纠纷及其解决机制，乃至于清末成立农会与商会的一系列重要变化，甚至还超出明清时代而一路往下论及一九八○年代中国大陆乡镇企业的崛起。讨论这么长时段的中国历史变化，作者当然不可能不知道自19世纪晚清以来中国经济变化出现了某种巨大的「断裂性」，但是，本书最终还是强调这其间的「延续性」，这是一个极特别而且又确实容易引起争议的作法，需要读者多予留意与深入思考。
（全文请见本书）
认真比较中西「善治观」：王国斌先生对「通古今之变」的现代诠释
邱澎生
王国斌教授以「鑑往知来」作为这部新书的主标题，对许多中文读者而言，应该很容易想起传统中国看待史学用处的一段知名古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然而，与主标题浓厚的传统中国意味颇不相同，国斌先生这部书的副标题「中国与全球历史变迁的模式与社会理论」，却又意欲修正既有「社会理论」，并有志于改良「全球历史变迁」的史学书写框架。因此，主、副标题可谓是传统与现代的「混搭」，令本书在知识面向上呈现出某种有趣的张力，十分吸引读者。读毕全书七章内容，确实可以深深感受到作者在人文与社会科学方面的广阔兴趣与长期浸润。透过征引与辩论史学、经济学、政治学、财政学、国际关系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策略研究等相关论着的一些重要论点，作者批驳了19世纪以来主要基于西欧历史经验而概括成形的某些至今仍有重要影响力的「社会理论」，进而针对「鑑往」如何可以「知来」的这项巨大课题，作者以中国、欧洲自11世纪以迄当代的历史经验为主，旁及美国、日本、德国等地的历史经验，钩隐发微，现身说法，为往后「全球历史变迁」历史书写可以如何更有启发性，提供了相当多的洞见与建议。作者写作本书的宗旨，正如其在全书结论所作的一段综述：「想指出一些方法途径，有益于我们未来面对地缘政治、全球经济及地球环境上的种种挑战，因为这些途径让我们能够承认，我们未来能打造的选项，至少一部分是基于一些历史上的作法，是后者创造了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及可能的机会。」（页162）
「鑑往」真的可以「知来」吗？全书其实举出很多例证，笔者在此只引其中一个事例：由19世纪初期以至20世纪晚期，全球经济与政治变迁历程，陆续由「以大西洋为中心」演变到「以太平洋为中心」，而当2013年中国大陆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未来欧亚大陆内部会不会成为全球「第三个巨型地区式空间」，未来全球经济财富是否将紧密连结成「三个主要的经济连结集群」？而在此全球经济重新整合的过程中，原先历史上出现的英国、美国「单一的经济霸权」模式是否会再次重现以「符合过去全球经济演化的要求」，还是未来走向将出现「与过去作法的断裂」？（页134）作者这种发问方向，具体展现了其「鑑往」以「知来」的学术企图心，也确实与现今许多历史学家撰述风格大异其趣。
在「鑑往」以「知来」的反覆论证里，作者也极精彩地展示了他在超越「西方中心论」的长期努力。超越「西方中心论」肯定是件「知易行难」的学术事业。本书的作法则是：面对那些主要有关「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民族国家的形成」等「近现代性的大叙事」（maste rnarratives of modernity），认真反思这些近现代性大叙事背后所主要依据的「欧洲证据」，并同时将近五百年来中国历史上有关的「文化、经济及政治作法」整合到「更大的经验证据库」；然后，一方面指出中国的历史变迁叙事如何可供我们「修订那些大叙事」与相关的「社会理论」，另一方面则据以发展出更有解释力的全球史叙事模式以及更为细致的社会理论（页97）。作者相信，经过如此改良后的全球史书写方式，才能帮助更多读者在「鑑往知来」时，既「不会预设某个或某群国家的经验必然可充作全球规范」（页109），并且还能「将多样的历史纳入对于吾人共有的当下与共享的未来之更大的理解之中」（页30）。
上述有关超越「西方中心论」的作法，其实是要更认真地面对「历史比较」。作者在写作此书之前，对于历史比较方法已有长期反思与试验。1国斌先生在分析中国历史变迁时，既参照欧洲历史发展经验，而又不受限于欧洲历史发展经验；在考察中国与欧洲发展经验时，既强调要兼顾相似性与差异性，同时，还主张要综合「回顾式分析」（retrospective analysis）与「前瞻式分析」（prospective analysis）。用作者在本书的说法则是：在比较中国与欧洲历史经验时，不要掉入许多人文社会学者进行历史比较时经常出现的某种思考习惯与写作风格——「把其中一个视为熟悉的、预期中的，而把另一个当作外来的、不寻常的」。作者对治此项思考与写作习惯的方法，即是倡议针对两个客体进行历史比较时，应该更加讲究「如何能做得更对称均衡（symmetric）且更小心」（页111）。然而，要注意的是，这种「对称均衡式比较」背后涉及的，其实也不只是研究者心态的调整，还要研究者在知识与视野方面拓展自己的能力，套用作者的话，这些能力至少包括以下三项：一则必须对两边（或三边）比较案例都有充分且实质的熟悉认识；二则要能批判地检视那些再现（representing）比较案例的学术着作；三则还要有效形构出这般作法所指向的未来发展，而不仅止于暂时性的提议（页111-112）。这对研究者而言确实是难度不小的智性挑战！作者写道：「就我所见，欧洲以外世界上其他地区之历史并未受到应得的知性重视，」他主张要「严肃对待历史」，「在面对欧洲或其他地方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上之作法的型态（patterns）时」，要能「审慎区分存在于它们之间的各种历史维度，以及其中各种异同之意义」，进而「了解未来在多大的范围内可能发生变异」（页48），这便构成本书进行历史比较时的基本态度与立场。
简单说，本书之所以要力图超越「西方中心论」，不只是为了批驳既有的「近现代性的大叙事」以及基植其上的各种相关「社会理论」，更同时着眼在重建新的历史叙事模式与更合用的社会理论。针对明清中国由所谓「近代早期」（early modern）到「近现代」（modern）大约五百五十年（1368-1911）的长时段历史，本书由宗教与国家互动关系、财政体制以及工业发展三个面向，既比较中国与欧洲之相似性与差异性，又从而提出一套新的历史叙事模式。本书建构这套新的历史叙事模式，是寄希望于为中国、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同时段历史，重新建立更有解释效力的「连结」（connections），试图书写一套更有启发性的「全球史」。可以这么说，建立「明清中国与全球的连结」，借以替代「西方中心论」种种既有历史叙事，即是本书的最主要着眼点。
笔者针对此书内容补充两项个人观察，希望或能有助于增益读者阅读本书的思考面向。
第一项观察是：在比较中国与欧洲存在相似性与差异性的过程中，作者似乎特别关注「社会秩序的再生产」这个课题，值得在此做些介绍与分析。在依序由宗教与国家互动关系、财政体制以及工业发展等面向展开讨论时，本书经常会先针对那些基于欧洲历史经验所总结归纳并且广为许多学者接受的「成功历史叙事」进行概括，之后作者便开始讨论中国的具体情况。
与一般常见的分析手法不同，作者会先说明欧洲与中国所面临的处境，其实基本上是源自宗教政令、财政体制与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某些共通问题与挑战，因而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紧接着，作者便转而分析中国在解决这些共通问题与挑战的具体办法时，其实经常选择了和欧洲不一样的因应之道，因而构成了中国与欧洲双方存在的主要差异性。而当本书仔细考察中国与欧洲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时候，则经常会将重心放在「社会秩序的再生产」这个核心课题上。
本书分析中国与欧洲「社会秩序的再生产」这个核心课题时，重心特别放在国家机构与社会群体的互动关系上；而政府官员与社会菁英如何针对良好社会秩序而进行想像、认知与评价的共同「感知」（sensibility），则是区辨不同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重中之重。从某个意义说，本书分析明清中国「社会秩序的再生产」课题，基本上是建立在作者对18世纪中国国家能力的认识上。在绝大多数学者看来，明清中国政府规模甚小，因而国家能力极其有限，致使乡绅或其他各类社会菁英能以各种策略在地方事务上发挥巨大影响力（Esherick and Rankin, 1990: 1-9），然而，王国斌却以其与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的清代中国仓储制度实证研究为基础（Will and Wong, 1991），对18世纪中国国家能力提出很不同的看法，我们不妨引用一段本书文字：
在18世纪以前，就当时的世界历史标准来说，中国国家所能做到的事情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举例来说，国家可以收集中国超过一千三百个县每十天一计的粮价资讯，从这些资讯汇整出每个府、州中数种谷粮各别的高低价格，再由省级官员按月回报给中央。基于价格与收获的状况，预估及实际结果都以正常丰收的情况为准来算出该年达到的百分比，而政府官员可以估算影响城居及乡居平民的粮食供应状况，且几乎可掌握到全中国领域的地方层级。（页54-55）
这段有关18世纪中国国家能力的描述，对许多读者而言可能有点难以想像，但这不仅是作者基于实证研究而得到的具体观察，更是本书据以比较中国与欧洲国家能力的一项重要基础，作者据此进而针对中国历史上的宗教政令、财政体制与工业发展等三大领域进行了细致考察与比较。
以前述「让人印象深刻的」18世纪中国国家能力为出发点，本书对中国与欧洲的「社会秩序的再生产」课题做了许多比较。作者的基本看法是：18世纪中国国家能力具有一种与欧洲不同的社会基础，这主要是来自于政府官员和社会菁英对于如何建立和维持良好社会秩序的一种共同「感知」。本书强调：当时中国政府官员与社会菁英对于良好社会秩序具有一种共同期待，作者将这种共同期待的政治理想，称为是一种「分形的治理议程」（a "fractal" agenda of rule）。在这个意义上说，传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经常表现出一套「共享的原则和治理策略」；而且，与11世纪至16世纪欧洲的历史变迁极不相同，「在中国，无论地方或国家层次都缺乏宗教与世俗的区分」（页53）；相对而言，欧洲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便经常表现为一种「二元对立」，主要呈现为一种对抗并寻求妥协的「竞争性关系」。在本书看来，传统中国「没有出现如同近代早期欧洲鼓励国家与社会分离并产生宗教与政治权威之区隔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因而主要存在一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非竞争性关系」（页56）。
上述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所存在的「差异性」，使得欧洲与中国在面临原本「社会秩序的再生产」这一根本共通的「相似性」问题时，便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途径，并且同时影响到宗教政令、财政体制与工业发展等三个领域。在宗教领域上，中国可谓是一种「政教合一」的国家，而欧洲在近代初期则慢慢演变成为一种「政教分离」的国家；在财政领域上，欧洲是以英国（与其美洲殖民地）为典型（所谓「无代表、不纳税」），以及推行所谓「重商主义」的扩张商业贸易政策，进而增加税收来源，以支持本国应对国际战争；而中国则是由地方官员鼓励社会菁英兴修水利、扩建粮仓以稳定农业税收，并借以支持大型军事活动。在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的领域上，欧洲国家偏重支持特定行业的商人，致力于「以生产更多、外销更多以便积聚更多金钱的方式，使自己的国家更富有、更强盛」；而中国到了晚清政府募集资金、组织新产业时，一开始仍然是「经由官员与士大夫的齐心协力获得开展」，而后来则是透过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发布《勋商章程》等办法，对那些协助政府在国内创立实业的商人授予官爵，以使「商人菁英们承担某事物的社会责任感」（页83、93）。
这些事例都在在证成欧洲与中国在针对「社会秩序的再生产」共通课题时，双方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上其实已在11世纪之后慢慢演化出巨大差异性。影响所及，中国与欧洲在国家、菁英与普通百姓之间的互动关系上，彼此便显得相当不同，形构出两种极不相同的「制度化期望」（页53），进而致使双方在政治与经济变迁长期过程中，经常出现颇不相同的「信念与利益」表达方式（页117）。具体而论，当欧洲由「君权神授」演变为「人民主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时（页122），中国则始终有效运作着一种强调政府必须重视「农民物质安稳之日常福祉」的「中国式善治观」（页125）。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似乎认为，上述欧洲与中国两种政治经济体制或是「治理观念」，其实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以欧洲近代民主政体而论，其所「主张的政治正当性」，是以施行「多数公民支持的政策」为依归，且「公民能用选票汰除不符民意期待的领导人」，故而人们期待「成功当选的官员应该代表支持者的利益」，但即便这个程序不受制于「特殊利益团体之游说（lobbying）」，民主政治如何能在「彼此竞争的群体、团体或阶级利益之间」超越特定当选人及其「支持者利益」以符合更广大的「国内社会利益」，至今仍存在不小问题（页121-122）。反观中国平民百姓，尽管未曾出现欧洲那种「人民可用以追求利益的技巧，也因表达利益诉求的管道（如工会和选票）增多而更加多元」，中国人用以「表达利益的制度和机制」始终未曾有过「相同的拓展」（页126）。然而，中国传统仁政下的「政治正当性观念」，其实是「比欧洲更重视人民的利益」，而这些人民利益的重要性，则是由「对于何谓善治的共同信念」所确认。尽管近现代中国人「并不享有如欧洲人那般的基础」来落实自己的需求，无法如欧洲人那般透过议会选举而「与官员合作以推动让他们协商利益的方法」，但中国民众至今仍然强烈深信「官员和地方菁英应该施行善治」。虽然有时候「除了更多抗争之外也诉求无门」，但这种传统的「中国式善治观」仍然在深处不断发挥作用，作者甚至写道：「1989年春天在天安门抗议政府的群众，他们对自身所拥选项之设想，或许大致上便是如此。」（页126）
笔者对本书的第二项观察是：在比较中国与欧洲相似性与差异性的同时，作者对中国与欧洲的各自内部演变过程，虽然也有留意，但相对说来，作者似乎更加看重特定比较对象在其过去与近现代之间的「延续性」而非「断裂性」。这似乎唿应了作者对历史比较方法的一贯主张：要同时综合「回顾式分析」与「前瞻式分析」，不能只由近代的角度看过去，以免过度地「只以成败论英雄」。
何谓更加看重特定比较对象的「延续性」而非「断裂性」？例如，在讨论欧洲的宗教与国家关系时，本书尽管留意到欧洲自11世纪建立教皇制、16世纪发生宗教改革，乃至于其后民族国家更形稳固的种种变化，但仍然强调欧洲这段历史上一脉相承的那种社会与国家相互对抗并寻求妥协之「竞争性关系」。这种强调「延续性」而不是「断裂性」的分析视角，在分析明清中国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的议题上，则更加显着。
虽然本书提及明清中国经济发生了由18世纪的农业发展、19世纪频繁的商业纠纷及其解决机制，乃至于清末成立农会与商会的一系列重要变化，甚至还超出明清时代而一路往下论及一九八○年代中国大陆乡镇企业的崛起。讨论这么长时段的中国历史变化，作者当然不可能不知道自19世纪晚清以来中国经济变化出现了某种巨大的「断裂性」，但是，本书最终还是强调这其间的「延续性」，这是一个极特别而且又确实容易引起争议的作法，需要读者多予留意与深入思考。
（全文请见本书）
图书试读
第一章
借欧洲以外世界各地区之历史面对全球状况的复杂与多元
在许多课题上，我们往往认为：在欧洲历史中形成了一些关键的作法及措施（practices），而这些关键作法的流传则创生了近现代（modern，19-20世纪）时期的基本特征。这当然非常适用于那些採取欧洲理念和制度来建造自身国家和社会的白人移住民（settler）社会。然而，对于在经济、政治和组织化宗教（organized religion）上都拥有各自历史的世界其他地区，人们对各种议题的认知主轴和评估标准，仍是由一种预设所界定，亦即认为近现代时期的经济变迁（economi cchange）、国家建构（state making / building）2和宗教活动均是由于採纳并适用了欧美原则和作法而驱动。我们为了跨出此一思维取向而做的努力，即已经为源于欧洲的一般性和普世性，给出特定的和地方的限定。
近代早期（early modern，16-18世纪）世界不同地区（如中国和欧洲）的原则和作法，对于各地所形成的近现代政治、经济和宗教的问题与可能性而言，是有其重要性的，这本小书对此提出了一些方式以建立更相称的评估。此一探究历史变迁的取径，旨在修正我们的了解：世界不同地区的历史该如何深入研究及彼此对话，并由此对世界的历史及未来理解得更加踏实有据、思维更加严谨。随着我们越将目光从较遥远的过去移至眼前当下，世界各地的连结也就越发重要，然而除非我们更加了解那些连结如何造就各个地区更为广大的整套可能性与问题，否则我们就不算是将多样的历史纳入对于吾人共有的当下与共享的未来之更大的理解之中（Wong, 2013）。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着名的社会理论均是以分析欧洲历史变迁为基础，而我们二战后的社会科学亦皆採借这些社会理论。今日要修订社会理论，一种可能的方法是思考我们若锲而不舍地探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各种变迁历史，会如何发现我们在新的社会理论时代中所需要的材料。
借欧洲以外世界各地区之历史面对全球状况的复杂与多元
在许多课题上，我们往往认为：在欧洲历史中形成了一些关键的作法及措施（practices），而这些关键作法的流传则创生了近现代（modern，19-20世纪）时期的基本特征。这当然非常适用于那些採取欧洲理念和制度来建造自身国家和社会的白人移住民（settler）社会。然而，对于在经济、政治和组织化宗教（organized religion）上都拥有各自历史的世界其他地区，人们对各种议题的认知主轴和评估标准，仍是由一种预设所界定，亦即认为近现代时期的经济变迁（economi cchange）、国家建构（state making / building）2和宗教活动均是由于採纳并适用了欧美原则和作法而驱动。我们为了跨出此一思维取向而做的努力，即已经为源于欧洲的一般性和普世性，给出特定的和地方的限定。
近代早期（early modern，16-18世纪）世界不同地区（如中国和欧洲）的原则和作法，对于各地所形成的近现代政治、经济和宗教的问题与可能性而言，是有其重要性的，这本小书对此提出了一些方式以建立更相称的评估。此一探究历史变迁的取径，旨在修正我们的了解：世界不同地区的历史该如何深入研究及彼此对话，并由此对世界的历史及未来理解得更加踏实有据、思维更加严谨。随着我们越将目光从较遥远的过去移至眼前当下，世界各地的连结也就越发重要，然而除非我们更加了解那些连结如何造就各个地区更为广大的整套可能性与问题，否则我们就不算是将多样的历史纳入对于吾人共有的当下与共享的未来之更大的理解之中（Wong, 2013）。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着名的社会理论均是以分析欧洲历史变迁为基础，而我们二战后的社会科学亦皆採借这些社会理论。今日要修订社会理论，一种可能的方法是思考我们若锲而不舍地探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各种变迁历史，会如何发现我们在新的社会理论时代中所需要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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