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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运动百年来，当事人、反对者、先驱、后学，激扬文字，留下各自心目中的「五四」。触摸那段至今仍令人神往的历史，是认识现代中国的一个关键。

　　讲了一百年，五四运动的「接受史」，本身也已变得复杂。本书立足于「回到现场」，借当事人及旁观者的叙述「触摸历史」。精选出与五四运动关系密切的六十余位人物，分为「为人师表」、「横空出世」、「内外交困」、「众声喧哗」等部分，考掘这些学者教授、青年学生、政坛人物及观察者在「五四」及前后时期的主张、思想及行止。从一个个鲜活的「五四」历史人物，透视「五四」时期的历史与社会。

　　在回溯的过程中，细节和画面同样重要。本书中包含数百张历史图片。文图结合的方式，包含对历史研究方法的反省，也让读者在阅读时更贴近历史的现场。
 

编者简介

陈平原

　　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曾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2008—2015年兼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与北京大学合聘）。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1995，1998，2003，2009，2013）、第四届王瑶学术奖学术着作奖（2016）、第四届思勉原创奖（2017）等。

　　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当年游侠人》《学者的人间情怀》《当代中国人文观察》《「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老北大的故事》《大学何为》《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图像晚清》《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等三十余种。

夏晓虹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先后赴日本、美国、德国、捷克、韩国、英国、马来西亚、以色列、新加坡、法国以及台湾、香港地区从事研究与参加学术会议，并曾在德国海德堡大学（1998）、日本东京大学（1999—2001）、香港岭南大学（2009、2014）客座讲学。主要关注近代中国的文学思潮、女性生活及社会文化。

　　着有《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晚清文人妇女观》《诗骚传统与文学改良》《晚清社会与文化》《返回现场—晚清人物寻踪》《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阅读梁启超》《晚清上海片影》《燕园学文录》《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晚清白话文与启蒙读物》《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并主编「学者追忆丛书」「梁启超史学着作精校系列」，编校《梁启超文选》《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金天翮、吕碧城、秋瑾、何震卷》，合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大旧事》《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等。
 

繁体版代序 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陈平原
总说 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陈平原

关于五四运动
纷纭复杂的五四运动，固然并非三言两语就能打发；可「百科全书」出现如此多的错漏，毕竟出人意料。看来，纪念了几十年的「五四」，对于大众与学界来说，未必真的「耳熟能详」「了如指掌」。

五月四日那一天
没有无数细节的充实，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难保不「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没有「具体印象」的「五四」，只剩下口号和旗帜，也很难让一代代年轻人真正记忆。提供足以帮助读者「回到现场」的细节与画面，对于「五四」研究来说，并非可有可无。

如何进入历史
众多当事人及旁观者的回忆录，为我们进入历史深处—「回到现场」，提供了绝好的线索。可几十年后的追忆，难保不因时光流逝而「遗忘」，更无法回避意识形态的「污染」。对于风光无限的「回忆史」，必须既欣赏，又质疑。

为人师表

蔡元培 在「读书」与「救国」之间
蔡元培「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把北大从「官僚养成所」变成名副其实的中国最高学府。他于「五四」后提出的「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无疑开创了北大「读书」与「救国」并重的传统。

陈独秀 「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
在「五四」时期，以学者身份而亲自散发传单，并因此身陷囹圄、饱受98天的铁窗之苦的新文化运动的发端者陈独秀，以其特殊的参与运动的方式，在「五四」众多的学者中可谓绝无仅有；同时，他也借此实践了自己所宣扬的「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

李大钊 从图书馆到广场
与他的犀利文风和激进思想不同，李大钊的生活和为人却是毫无张扬：平顶头，椭圆脸，浓密的八字胡须，穿一件爱国布灰色的长夹袍。所以在鲁迅笔下，他「既像文士，也像官吏，也有些像商人」。更有人说：「李大钊是燕赵间豪侠之士，是今人中的古人，忠诚信实，使人永远爱戴。」

胡 适 不在场的参与者
说过「单用罢课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及「五四」后与李大钊有过「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胡适，在50年代受到大批判。但在「五四」时期，他却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更在言论上为学运张目。

钱玄同 在疑古与革新之间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钱玄同的言行是最为激进的，是他最先举起了批判「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大旗，他那些偏激且不无草率的言论也的确是那个时代所需要的。劝说鲁迅加入自己的行列，是他为文学启蒙运动做的另一个贡献。

刘半农 从才子到战士
他本是一个江南才子，欣赏的是「红袖添香夜读书」，北上任教使他变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一名战士。在文学革命的过程中，他发明了「她」和「它」的用法，写了白话诗《叫我如何不想她》，尤其在「双簧信」一役中功不可没。

周作人 在理想与现实的岔路口
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他在日本；五四运动后不久，他又回到了日本。从姗姗来迟，到急急退去，周作人尽管站在「五四」大舞台的前排，在强聚光灯的照射下，他却不是一个好演员。他只能徬徨在理想与现实的十字路口上。

马寅初 永远的「五四青年」
在「五四」期间，作为北京大学教务长的马寅初，并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不过，作为「五四」所形成的知识分子关心国事的传统，却影响了马寅初的一生，使他成为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不顾一切挺身而出的民主人士。

马叙伦 四入四出北大缘
有「挂冠教授」之称的马叙伦，在「五四」期间，同时是北大和北京教职联的书记。他说：「我们不是要奋斗？奋斗要在黑暗里的。」这位曾被大总统徐世昌诉上法庭的北大人，在被迫离开北大后沉痛地说，北大再也不是「五四」时代的北大了……

刘师培 闭关谢客 抱疾着述
……后来他来到北大，同在国文系里任课，可是一直没有见过面：总计只有一次，即是上面所说的文科教授会里，远远的望见他，那时大约他的肺病已经很是严重，所以身体瘦弱，简单的说了几句话，声音也很低微，完全是个病夫模样，其后也就没有再见到他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

梁漱溟 来自北大的另类
在赵家楼的大火烧过之后，身为北大哲学教授的梁漱溟竟与主流舆论唱起了反调。在一片赞扬声中，只有他想到了学生们的举动侵犯了他人的公民权，是毫无疑问的违法行为。不怕逆流而上的独立品格使他成为了一个来自北大的另类。

横空出世

傅斯年 这不是他要的「五四」
北京大学学生领袖傅斯年等早就策划好，要使示威成为「有纪律的抗议」，现在岂能任它酿成暴力的风潮？所以大会主席团成员兼游行总指挥傅斯年立刻站出来，劝同学们不要去，但他根本控制不住当时那种喧闹冲动的形势。

罗家伦 一笔写出「五四」潮
北京大学外文系学生罗家伦刚从城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回到北京大学新潮社，准备和大家一道去天安门游行，同学狄福鼎推门进来，说：「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我们北大起稿，你来执笔罢！」罗家伦见时间紧迫，也不推辞，就站在一张长桌旁，匆匆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段钖朋 「学生自治」的「段总理」
1919年6月16日，来自各省市的30多名学生代表在上海成立了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6月18日，段钖朋当选为会长，任期一年。此时段钖朋在学生运动中的声望，如日中天，被人称为「段总理」。五四运动的中心也就随之转移到上海。

许德珩 学运中的社会活动家
「五四」被捕的32位勇士之一、有「大炮」之称的许德珩，为寻求社会各界的声援，化装离开北京，踏上天津、济南、武汉、南京、上海等城市的串联之路，一路演讲宣传，对扩大运动声势、促进「三罢」可说起到了很大作用。他发起成立的九三学社，仍然是「五四」精神—民主与科学的体现。

张国焘 急速「左」倾的学运领袖
在因五四运动而急速「左」倾，从而改变了人生道路的人群中，张国焘无疑属于特别典型的一个。这位中共一大的全国13位代表之一，却曾经在「五四」前夜的讲演中紧张得双腿发抖，其浓重的乡音成为大家的笑柄……

邓中夏 脱下西装换上工装
邓中夏兼有「秀才」和「牧师」的两种风格，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他成为北大活跃的学生社团—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总务干事。五四运动趋于平静后，邓中夏的思想却日趋激进：脱下西装换上工装，从学运到工运，年仅39岁就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

罗章龙 亢慕义斋里的译者
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大潮中，已是新民学会和辅社两个组织成员的罗章龙，进入北大后，又加入了有毛泽东、陈公博等加盟的新闻学会。「五四」后，作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的活跃分子，他在「亢慕义斋」里翻译起《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

杨振声 从文化观点看「五四」
他认为「五四」在文化上，是「一古脑地反对中国旧文化，而又盲目地崇拜西洋新文化。换句话说，便是无批判地反对中国文化，而又无批判地接受西洋文化」，「当时对自己的文化，凡风俗、礼教、哲学、艺术、文学等只要是中国的旧东西，就不加分别，一概反对」。

匡互生 打进赵家楼的第一人
「匡互生发现曹宅有个窗户，他就利用从小练就的一身功夫，在同学们的帮托下，一拳打开了窗子，跃身而下」，一名警察冲过来将他抱住，被匡「踣击于地」，然后匡互生「奋力拔开大门槓，大门一开，外边同学就在警察的刺刀下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

闻一多 终身维护「五四」传统
昨晚才从进城的同学那里听说天安门前掀起风潮的清华学生，惊奇地发现：食堂门口贴出了一张大红纸，上面用工楷整整齐齐地抄着岳飞的《满江红》。这一下，平静的清华园也沸腾起来了。贴这张《满江红》的，是高等科二年级学生闻一多。

梁实秋 五四运动的「局外人」
「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的。我们在短短期间内驱逐的三位校长……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

郑振铎 风雷中的新探索
像许多亲历过「五四」的人一样，从一个学工科的普通学生，到一名优秀的学者和文化活动家，对于郑振铎而言，这迥然不同的人生选择的转折点，正是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不但完全改变了自己生活的方向，还为以后的事业开辟了全新的天地。

冰 心 被「震」上文坛的奇迹
从某种意义上说，冰心是中国现代文坛的一个奇迹。以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初执文笔，竟能开一时风气，而且她的创作竟然绵绵不绝，持续了近一个世纪。这个奇迹的产生，正有赖那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她是被「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震』上了写作的道路」。

横空出世（续）

毛子水 于章、胡间觅明师
受到胡适器重、与傅斯年这样的学生领袖过从甚密，再加上聆听过章太炎反「孔教」的教诲，毛子水也就顺理成章地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中。

顾颉刚 「寂寞孤征」中「拓地万里」
顾颉刚因妻丧、续娶、生病而休学在家，错过了「五四」学生运动。蛰伏期间，他读《诗经》、搜「吴歌」，为后来的歌谣研究、孟姜女故事研究及古史辨伪工作，埋下伏笔。他掀起的经学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为「激进」的学术实践。从行动力的果决及坚韧讲，顾颉刚丝毫不亚于参与政治运动的朋侪。寂寞孤征中拓地万里，顾颉刚身上正有将「革命」诉诸于行动这一「五四」的特质。

张申府 书斋中的「革命者」
张申府埋首学术的同时，对外部世界同样倾注热情，并且针对外在的不完满，希图以一种极致的方式来得以解决。

孙伏园 对新思想和新人格的追求
孙伏园自少年时代便获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亲炙，后来还把握到北大最后一次旁听生转正的机会，可谓时代幸运儿。北大读书学习，为他打开了施展个人能力的空间，让他逐渐博得「副刊大王」的美誉。其实，他不仅组织能力一流，读书思考也颇见功夫。

康白情 「少年中国」的新诗人兼社交家
康白情在新文化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不是新诗人这个身份所能笼括的。「五四」时期，他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核心成员，「南北奔驰为国忙」，称得上是社会活动家。康白情作为社交手段的送别诗，扩展了我们对新诗的想像。新诗人不一定是游离于现实社会之外的零余者，也可以是在文学与政治之间游刃有余的活动家。

李小峰 从「五四」青年到书局老板
纵观新潮社的发展，若说罗家伦、傅斯年享有激情创设与成就辉煌的首倡之功，则李小峰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稳固发展的守成之责。甚至放在「五四」大语境中，李小峰也有其特殊的意义—正是这些也许并未亲临「五四」游行现场的「五四青年」，在其后来的经历与选择中，承担了出版、传播「五四」的职责，成为传承五四精神的一分子。

朱自清 「塑我自己的像」
曾经在风暴中心，被「大伙儿蓬蓬勃勃的朝气」紧逼着的「年轻的学生」，在「五四」退潮的时候，走上了社会。身处校园的朱自清首先感受到的是风潮迭起，只不过在后「五四」时代，自己也从学生变成了先生，这时看到的风潮，似乎有了更多的层次。路在何方？

杨 晦 「五四」的讲述者
「五四」那天究竟谁是第一个跃进曹宅的人，以及那把火到底是谁先点的，众说纷纭。是杨晦还是匡互生？杨晦曾做过北大中文系主任，总在各种场合被要求回忆「五四」。他更愿意把自己描述为一个「默默地参加各种活动」，「受到了新思想和新文学的强烈影响」的人。一个「默默」，一个「强烈」，刻画出了他外表与内心的两种状态。

罗常培 半工半读不废学
罗常培读书时家境困难，需要打工维持生活，因为挣国会的钱，他觉得羞耻，但好在打工是做速记，他因此锻炼了辨音能力，为日后从事语言学研究打下基础。北大读书时，他经常请假打工，但很少旷课。他深深服膺蔡元培的办学理念和人格，对北大感情深厚。

陶希圣 十八年后的激动
作为「五四」的旁观者，陶希圣受用的是其时兼容并包的思想氛围，这为日后他创办《食货》引领学术潮流埋下伏笔；作为「五四」的纪念者，陶希圣厌烦的是新一代学生群体非此即彼的阵营意识，离开讲台、投身政治成为时代点滴也属情理中事。

朱谦之 革命与再生
在「五四」一代青年学生中，朱谦之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他好学深思，又常有惊人和极端的言论与行动；一面以虚无主义者自居，一面又热烈地投身于汹涌的学生运动；他曾在校内发起「废考运动」，因为参加革命行动而坐过牢，又因为思想的彻底和绝望而自过杀，出过家，最终仍不免于以兀兀穷年的书斋学者的身份而终其身。

王 兰 在新文化运动中成为北大女生
1920年2月17日，江苏省的王兰女士获准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一年级旁听。王兰入学北大，成为推倒大学「男女共校」这一多米诺骨牌的第一个棋子，也堪称一桩典型的五四「新文化」事件。「五四」前后，主张「男女共校」的唿声日高，甘肃女生邓春兰的投书更是被炒得沸沸扬扬。那么，何以成为北大「第一个女学生」的殊荣，会历史性地落在了王兰身上呢？

川 岛 「某籍某系」的小人物
川岛是精确意义上的「五四」之子，也是根正苗红的「某籍」后进，是自觉「预流」却不曾弄潮的小人物，也是浅度参与却处处留影的真「标本」。「五四」来时，川岛入世；「五四」去时，川岛复归时代本身。

魏建功 脚踏实地创造新学术与新文艺
魏建功在1919年秋天考入北大。1921年，就吴县歌谣的方言字如何写定，魏建功与老师沈兼士论争。1922年底，围绕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批评北大实验戏剧，魏建功因辩护文章中有「看」「盲从」等用语，又受到鲁迅、周作人的严词谴责。这两场分别关乎学术与文艺的争论，并未妨碍老师和学生之后的真情交往。「大家在尊重个人自由的空气里，摸索新的道理」，「五四」奠定了北大校园文化之魂。

冯省三 「讲义风潮」的替罪羊
查1948年版《国立北京大学历届同学录》，有关冯省三的记录如下：山东平原人，1920—1921年在校，文科预科生。此外再无其他信息。冯省三在北京大学的时间如此之短，与其卷入1922年10月北大的「讲义风潮」有关。这场风潮，使得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他成为校方处置「暴动」的替罪羊，其人生轨迹也由此改变。

冯 至 自我的歌者
冯至16岁进北大，经六年历练，内向敏感的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抒情诗人。在北大，他读唐宋诗词和德国浪漫派的作品，兼修国文系和德文系的课程，和同学结社办刊交流诗艺，接受艺术熏陶，逐渐形成个人独特的创作风格。

内外交困

徐世昌 调和各派关系的大总统
「五四」时的大总统徐世昌，虽然对学生的态度随着事态的变化而变化，但总的来说，这位前清翰林出身的文治总统，对学生和知识界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实际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蓬勃地展开，还是有赖徐世昌「偃武修文」的治国策略所营造的宽松的政治环境。

段祺瑞 被忽视的罪魁祸首
当举国上下的矛头都对准曹、陆、章三个卖国贼的时候，也许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罪责难逃的曹、陆、章实际上只是对日大举借款的具体执行者，其背后还有一位指使者，那就是前国务总理段祺瑞。段祺瑞不但逃避了公众的谴责，而且为他的老下属曹汝霖大鸣不平，体现了他的枭雄本色。

曹汝霖 「千夫所指曹阿瞒」
「五四」那天下午，曹汝霖在赵家楼的住宅被愤怒的学生包围，不久又被点着。受惊之后的曹汝霖虽然受到北洋政府的多方保护，但他在任交通总长期间以出卖中国主权为代价，大规模举借外债的事实，却难逃公众和历史的谴责。

章宗祥 饱尝老拳为哪般
「火烧赵家楼」的时候，寄居曹宅的驻日公使章宗祥代曹受过，饱尝了学生的一顿老拳，一度不省人事。那么，章宗祥的挨打冤不冤枉呢？只要看一看这位亲日的驻日公使多年的卖国「成绩」，就可知道这不过是罪有应得罢了。

陆宗舆 江东父老羞于认
「五四」学生「火烧赵家楼」之后，没有找到陆宗舆的住所，陆宗舆因此免受宅毁人伤的惊吓。不过，在大总统通电罢免曹、陆、章不久，陆宗舆的家乡海宁却举行了一次特殊的万民公决大会，把这个令桑梓蒙羞的卖国贼，「开除」出了海宁籍。

陆征祥 难胜重任的首席专使
在巴黎和会上，面对外交阵容强大的列强各国，要尽力维护国家主权的中国代表团本来就显得人单势孤，偏偏负责领队的首席专使陆征祥，在关键时刻一再「失踪」乃至託病不出，使中国在和会上的外交处境更为不利。

顾维钧 临危受命的外交家
在北洋政府态度暧昧多变、中国代表团内部勾心斗角之时，年轻的外交家顾维钧受命于危难之际，为和约问题进行了种种艰苦的努力。当所有的努力失败之后，又是以顾维钧为首的中国代表，在没有接到政府明确指令的情况下，毅然拒绝在不平等的和约上签字，维护了国家的尊严。

傅增湘 突然失踪的教育总长
在各高校校长纷纷辞职、五四运动形势日见复杂的情况下，原来支持学生的教育总长傅增湘，由于不堪来自政府和学生的双重压力，在「大不得已」之下，挂冠而走，一时间又在社会上和学界中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吴佩孚 「军人卫国，责无旁贷」
虽然在「五四」时仅仅是北洋军的一个中级军官，第三师师长吴佩孚为支持学生而发的通电，却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军阀的儒将风采，从而引起了自上而下的关注，吴本人也借此奠定了扩张其影响力的基础。

众声喧哗

梁启超 来自巴黎的警报
远赴欧洲的梁启超，作为巴黎和会会场外的中国国民代表，「痛陈疾唿」「鼓吹舆论」：既积极开展民间外交，向世界申诉中国国民的愿望；也自觉监督政府，不断致电国内，传递警报，由此为五四运动的爆发提供了一条导火线。

林长民 从留日到抗日
出入朝野、一身二任的林长民，巧妙地以民间外交推动政府外交，并在多数场合，更自觉地定位于民间，代表国民向政府抗争。其维护国权、反对和约的鲜明立场，招致亲日派与日本政府的嫉恨，被视为「五四」游行的煽动者。

汪大燮 外交元老的投袂而起
身为设于总统府内的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在提供决策意见的同时，也不断与政府的妥协外交发生冲突。而其于「五四」前一日，将当局有意在和约签字的消息透露给蔡元培，终于经由民众的力量，完成了救国的心愿。

刘崇佑 抗辩政府的大律师
在1919年的「五四」风潮中，以律师为职业的刘崇佑曾两次出庭，为政府控告的报人与学生辩护。虽然就结局而言，政府一方胜诉，但刘崇佑机智、有力的反驳，大大消解了官方的权威，体现了正义与民气的不可摧抑。

康有为 向后拉车的「文圣人」
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使两年前参与「张勋复辟」失败的康有为，又一次找到了攻击共和体制的借口。于是，以「文圣人」自诩的康有为又振作精神，发表了一篇长篇通电，从曹、陆、章卖国借题发挥，攻击民国政府，也许，他本人也借此找到了一点点心理平衡。

孙中山 革命新力量的发现
发生在北京的学生运动，逐渐扩展到了上海乃至全国，也引起了正在上海闭门着书的孙中山的关注。在这一运动中，孙中山敏感地发现了一种新的革命力量的存在。在随后的岁月里，孙中山逐渐把这批经受了「五四」洗礼的青年，引为革命同志。

章太炎 行万四千里之后
休言麟定说公孙，鲁语能污帝阙尊。蜡泪满前君莫笑，沛公如厕在鸿门。
民国八年，章太炎先生寓沪上也是庐，予《洪宪纪事诗》成，呈稿请序。先生谓有故事一则，属予撰诗，佳则序之，不佳则无有也。……诗成，走呈先生，先生曰：「毛厕诗甚佳！坐片刻，为子序之。」疾书一小时，成本诗诗序。今春，在吴会祝先生寿，先生尚曰：「毛厕诗甚好！」—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注》

严 复 书牍里的中国
此番英使朱尔典返国，仆往送之，与为半日晤谈。抚今感昔，不觉老泪如绠，朱见慰曰：「严君，中国四千余年蒂固根深之教化，不至归于无效。天之待国犹人，眼前颠沛流离，即复甚苦，然放开眼孔看去，未必非所以玉成也，君其勿悲。」复闻其言，稍为破涕也。—1916年12月25日严复《与熊纯如书》

林 纾 拚我残年 极力卫道
蠡叟者，性既迂腐，又老而不死之人也。一日，至正志学校，召诸生而诏曰：呜唿。世变屹矣！愆悖昌矣！圣斥为盗矣！弒父母者诵言为公道矣！……呜唿。余将据道而直之耶？抑将守吾拙坐而听之耶？将息吾躬而逃之穷山耶？将泯吾喙而容其诋谰耶？将和光同尘偶彼斯滥耶？将虞吾决脰洞腹而与彼同其背诞耶？—林纾《腐解》

邵飘萍 必使政府听民意
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大学及北京各校代表在北大法科大礼堂集会，首先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表演说。他大声疾唿：「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王光祈 工读互助的梦想
王光祈是五四运动后最早尝试将「五四」精神运用到实践中去的人之一。他对英美的资本主义制度表示怀疑，也不相信苏俄式的社会主义，他理想的社会是「在个人自由主义之下，为一种互助的、自由的、快乐的结合」。

鲁 迅 「待死堂」与「吶喊」
他在十年的沉默中固守着他的「待死堂」，是「金心异」的劝说暂时击退了他的「铁屋子」论。《狂人日记》凝聚了他石破天惊的第一声吶喊。但「待死堂」的阴影仍在他心中，哪怕在最热烈时，他也没有失去冷静。事实证明了他的预测。

余论 设议院与开学堂／陈平原
爱国学生的「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大获全胜，这固然值得庆贺；可也暴露出代表民意的「国会」关键时刻不起作用。百年中国，学潮连绵不断，成了推动政治变革的主要动力，这其实不是件好事—起码证明我们的民主制度建设有待完善。

人物简介
参考资料
后记
2009年版后记
2019年增订本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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