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林世奇是个多方面的人。他天生敏慧,大学从法律系毕业后,转考中文所,又跟很少中文系的「菁英」一样,把硕士、博士读完。但他跟别的「菁英」很不同,人家兢兢业业、循规蹈矩的在规定修业期间读完了,林世奇却用了比别人多很多的时间还没读完。我想他修博士学位的最后几年,花的最大工夫不是收资料、写论文,而是设计一条迂回的路线,想尽办法在学校避开熟悉的老师,以免场面尴尬。
要说这个人人穷志短、力有未逮,却也是鬼话,他富裕得很,他的问题在他一直心多旁骛,定不下来。他对传统武术有兴趣,不断练习各派功夫;他听说耆宿毓老在开课,忙着赶到他门下去听《易经》,而且一听几年不中断;他又喜欢笔墨艺术,看到碑帖就流连忘返,有时在乱糟糟的纸片中找到几笔有龙蛇之姿的线条,便以为是法书奇作,为之赞叹不已……,像这样的人,要他在期限内修完学位,当然困难重重了。
但也有个好处,他对各项知识都有兴趣,所以能兼容并蓄,他又心中坦荡,对碍他眼的事,也往往能一笑视之,不加深究,这是博通人的好处,因为这种人一向尊重多元。
一天他来信,说累积了一些稿件,要出本书,想先给我看看。我一看是本散文集,字数有十八九万之多,忙跟他说可能要删节些,现代人不耐阅读,对过长过厚的书比较没兴趣,他从善如流,马上删掉了三分之一。我又对他的书名有意见,不是太老气横秋了,又黏乎乎的太过「文艺」腔,最后商定用现在这个书名《洲尾纪事》,比较「中性」些。书一开头就写他们林家在基隆河转角处一个叫洲尾的地方落脚生根的事,他起初对这书名还有点怀疑,说我们一家人后来都搬走了呀,我说你们在各地开枝散叶,但心在根就在的,他说也对。
这本书前面谈洲尾的事,后面写他的孺慕之情,娓娓道来,很有味道,世奇一向文笔好,明白清畅,是我喜欢的类型。
这本书整体在回忆往事,但不算是「回忆录」,第一是世奇还年少,没资格写这题目,回忆录总有点将人生收尾的意思,世奇的灿烂人生正要陆续展开,一切还在未定之数,总结还不能下得太早。他也曾说这本书只写他个人,充其量也只写他身边四周的事,担心有人说这样关怀面很小,算不上是「文学」,我不以为然,王国维说文学有「有我」、「无我」之境,「有我」我信,「无我」我不信,没有文学是可以「无我」的。我以为文学都该从自我出发,就是要写自己的「小」事,在我看来,大事都是从小事扩充出去的,没有小事,大事无法成立,因此「宣言」、「文告」之类的文体总算不上文学的。
其实我们的一生都在兜圈子,走得再多再远,在另一角度看,也是一个地方罢了。义大利导演费里尼一次跟朋友说:「长久以来,我总想拍一部关于我老家的电影,也就是我出生的地方。」但他朋友说:「依我看来,您从来没拍过别的地方呀!」好的艺术自来就是从自己出发,不忌表明自己的观点,文学也是。
生物最基本的组织是细胞,单细胞是人眼看不见的,有比细胞更小的东西吗?有一次我问在「细胞与个体生物研究所」工作的小女儿有关这类的事,我女儿正色的跟我说,细胞很小,但在电子显微镜里看,可以看成像宇宙星体一样大的,她的话对我产生了震撼的作用,我突然悟出《庄子.齐物论》大小之辨的道理了。文学也是一样,文学只有好坏之分,没有大小之分的。
能这样看文学,就不必囿于世俗的成见了。曹丕论文学,说它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有点把文学说大了。我不反对好的文学比俗世的权柄更为伟大,影响更为久远,但我还相信一点,是好的文学必产生于文学家的心灵,而文学家的心灵总藏在世界极幽暗的角落,那点光亮值得我们守候,更值得我们珍惜。
就写这几句给世奇与自己共勉吧。
周志文
民国百七年九月四日,序于台北永昌里旧居
自序 大学时,多次重读《红楼梦》。书里说,天地间有两种气,一是清明仁正之气,一是残忍乖僻之气,两者交错,搏击掀发,赋之于人,于是产生了那些奇特的人物,若在寒门则为逸士高人,若生在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总之断不至为走卒健仆,甘遭庸夫驱制云云。
书里的那些逸士高人、情痴情种,虽然是清浊二气的交错赋形,亦邪亦正,毕竟显现着一种清气袭人的美感,和我们这些庶民小人物仍有着相当悬绝的距离。我们还是很难想像,那怎么会是现实生活中可感可知的人物?
但无论如何,这「清浊二气,赋之于人」的说法,对那时的我来说,有了很大的启发,我开始用一些类似的角度,重新理解人们性情的形成。
后来我看王祯和的《玫瑰玫瑰我爱你》,他说:「我写人物,并没有刻意去褒贬他们,每个人都有对的地方,但也有不对的地方。我觉得我们现代人,大部分都是中间人,我就想写这样有对也有错,对对错错,错错对对的中间人。」
他笔下的小人物,呈现了滑稽突梯的美感,处处洋溢着闹剧的欢笑与悲悯,令我深受触动,也让我对清浊二气在人世的运化赋形,有了新的视野和体悟。渐渐地,我的目光从那些悬绝于常人的精致角色,转移到了身边这些或清或浊,乃至浊多清少的「中间人」,还有我脚下踩踏的这块土地上。我意识到自己和他们之间的微妙共振,开始重新观看、理解、感觉他们。
等我再看到郑义的《远村》和《老井》,莫言的《红高粱》、《老枪宝刀》和《传奇莫言》,我惊讶无比地发现,竟然有人敢冒大不韪地「自爆家丑」,竟然有人敢用「又爱又恨」来形容他自己生长的黑土地,甚至用「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来形容自己生长的土地!
读着读着,我觉得自己龟缩在「文明」和「伦理」价值里的灵魂,都被震出来了。从那个「非礼义不敢言」的伦理壳里,我的魂魄被轰然而作的春雷震出了窍,此后,便如惊蛰甫过的小虫,惊惶又兴奋地,四处张望。
我是在这样的自觉里,重新认识「寻根文学」的,同时也因为这样,重新理解了「乡土文学」。
大陆的「寻根文学」,时常被定位在文革过后,紧接着「伤痕文学」,是一九八○年代兴起的文学浪潮。台湾的「乡土文学」,则时常被定性在台湾社会从农业向工商社会的转变中,小人物进退失据的窘境,或者对于小人物的悲悯和同情。这些理解,都是在时空座标里进行的,我们想办法为它找到一个固定的位置,标记清楚,进行一场「文学史式」的理解,好像就是因为他们处在那个时空条件里,所以才寻根、才写乡土。
我后来渐渐明白,「寻根」其实不专属于韩少功、阿城、郑义,「乡土」也不专属于洪醒夫、黄春明、王祯和,它其实是属于每一个族群,甚至每一个生命个体,乃至根本就是每一个生命的基本向往和追求。
寻根或寻乡土,或许本来就是一个自我观照、自我省视的过程,在「追返来处」的过程里,在穿透了各种文明理性的认知定位之后,逐渐窥见那片非理性的土壤,看见那些隐藏在生命里深层处的密码,而和它们直面会晤。当那一片难以言说又不可理解的混沌「灵光再现」的时候,我们也许也正以一种新的形式,重新归返了自我。
于是,我渐渐开始想要打破那个文学史上的座标,让它不只是知性的理解和记录,也不只是感性的怀念和谢恩,我想中止判断,重临现场,重新看见和感觉。那里面不是同情和悲悯,也不是什么激情的控诉,因为「我」在追返根源的过程里,本来没有主客对待的关系,只是一场内在自我的深沉对话,没有那些动辄飘来的悲情,也没有那些怜悯过度的施舍。
念研究所的时间,对我来说可能太长了,硕士六年,博士八年,各种语言文字的使用,总环绕在诠释、分析和判断里,弄到后来,觉得整个人都有点「割裂」了。厌倦理性分析以后,对于被各种文明符码诠释的世界背后变得更加好奇,越来越想探入那一片不可言说的混沌世界。
不知从何时起,这种重回失落家园或重建历史现场的渴望,在我的生命里开始灼热起来,越来越强烈。那是一片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的时空,我的生命却从那一片混沌里面诞生,回头看去,彷彿它在我的灵魂深处到处流窜,能够隐隐感觉,却怎么也抓不住。
那一片混沌是什么?或许是正在变貌的土地、河流、天空,也或许是正在老去或已经离去的亲人,也或许是那一桩桩逐渐被淡忘的故事和记忆,但也或许是一些说不清的什么。
这几年,父亲中风后,有一段时间神智不清,时常说着胡话,直嚷嚷着说要回家。大家问他要回去哪里,他毫不犹疑地说:「洲仔尾」。
大家且惊且笑,几乎怀疑他是否「老人痴呆」了,我们已经从洲尾搬出来四十几年了,那里怎么还有「家」?可不知为什么,我心里竟然涌起一股辛酸:无论过了多久,那个让他受尽苦难的家园,仍然是他潜意识里真正的家。
他当然弄错了,我们家在台北市的东区,在光复南路。可那个已被判定为「错乱」的记忆,对父亲而言,却才是真金足两的家乡。那一片我们几乎是亟欲摆脱远离的土地,在他心里竟有那样的分量。
我不知不觉起了一个奢望,想试着找回父亲心底那片消失的时空。我有没有可能重建历史现场,还原一些什么?
不只是他,还有我的母亲,以及其他一个个被慢慢遗忘的老人们,他们心里不知有多少属于生命源头的古老的记忆,正在逐一被丢进遗忘的深渊。只有在他们老化或病重时,才从他们的潜意识里渐次浮起,而被我们理解为记忆的混乱、意识不清的梦呓。那些被丢弃的记忆,会不会就是我们生命的来处,会不会就是我们各种意识和情性的根源?
我像是害怕失去或遗忘什么似的,渐渐开始想留住一鳞半爪,找回一点吉光片羽。似乎是为父母留住些什么,而其实也是为我自己的来处,探寻那片神祕的荒原。
当然,那些关于土地、空间和庶民的各种记忆,在这个年代里,已经找不着现实的用处。它们总被迫不及待的新事物推挤着,躲藏到看不见的记忆角落里,安份地沉没、消失,生怕耽搁了时代巨轮的滚动,耽误了新世界的到来。
像是寻访着失落的家园,我一边用文字重建家谱,一边如饥似渴地蒐集父母、族人和土地的照片,勉力留住每一帧古老的记忆。经过二十多年的资料蒐集,加上连续两年的埋头撰写,我完成了十九万字的家谱。父系的纪录大致完成,紧接着又做了一本《阿母的相片书》,依照年代顺序,图文搭配,把母亲所有的成长记忆、家族故事,尽可能完整的还原出来。
这个过程,几乎将我的灵魂洗了一遍,对生命的观照、对自我的看待,都得到了微妙的重整。在反覆聆听和记录中,我烙下许多祖先和族人的步履和身影,看见了彼此之间的微妙相似,也看见各房子孙兄弟叔姪的巨大差异。我在血脉奔流的痕迹里,和雄奇又荒唐的造物者隐隐相遇。
我清楚地意识到,关于来处,不论是土地、先人或亲族,他们的种种气息,正或隐或显地藏在心底深处的角落,神祕又古老,丰美又苍凉。尽管我的肉身早已离开故里,但每一提起,就会有许多奇妙的连结,隐隐勾出底下那一座影影绰绰的冰山。
撰写家谱时,我多次回到洲尾,却发现这里已经恍如隔世。这里的旧厝多已翻新,住过洲尾的毓老师仙去之后,他住过的「南塘」柯厝,屋主也已决意拆除,能够留下来的往日痕迹,屈指可数。泥土、竹笋和蕃薯种的气味,已经从许多人的记忆中缓缓淡去。
基隆河上的摇橹摆渡早已禁止,长寿吊桥也不见影踪,族人的身影容貌,慢慢变得稀淡不清。在几户平房的屋角,偶而还会瞥见一两壶土法自酿的葡萄酒。在祖先牌位旁边,只剩下一两帧泛黄的旧照片,让人依稀想起什么。
我的曾祖父、七伯祖、阿公、阿嬷,还有许多叔叔、姑姑……其实都早已远去,远得像只是个传说。那位曾经多次将我治好的「进仔」,已成了法力全失的老人,前些年也已谢世。
踩在洲尾的土地上,我的步伐有点踌躇,有点迟疑,几乎不知道该凭弔什么,或不该凭弔什么。我像是近乡情怯的旅人,又像是丢失记忆的过客,那些土地里飘出来的传奇身影、悲欢岁月,像沉入心湖深处的声音,既真切,又朦胧。
家谱完成后,我心愿虽酬,却不无遗憾。家谱的体例,历来有其传统,它有很强的社会性,除了寻根问祖,也在敦亲睦族,有它社会教化的功能,撰写者必需要考虑各房族人的阅读感受,最后无可避免地,会走向「书美不书恶」的传统,遇到敏感处,只能美化和回避。遇到大关节处,即使想用点什么春秋笔法,也都只能处处闪躲,而终究有褒无贬,困在它既有的体制框架里。
从史传和谱学里走出来,我游目四顾,「小说」的无边自由正在奼紫嫣红地诱惑着我。莫言的《红高粱》像烧酒一样,让我血热神醺,妻说:「你写个﹃红蕃薯﹄吧!让阿嬷他们重新活起来。」
我思索良久,既不愿停在歌功颂德的框架里,却也不甘向小说的虚构靠拢,最后决定做一个折衷:告别「史传」之后,我的笔尖和「小说」保持距离,选择了「散文」的写实。于是,开始有了一系列关于「洲尾」的文字。
在那些寻根文学里,我受到了莫大的冲撞和鼓舞,已使我充满了勇气。我时常想起,在《传奇莫言》里,莫言形容山东的高密东北乡,是「深深爱着又深深恨着的黑土地」,他笔下那种人和土地之间的复杂感情,既魔幻又真实,让我从伦理和文明的「蒙昧」之中甦醒,向那片肆无忌惮的荒原奔去。
僻处乡间的洲尾,当然不同于郑义的山西,韩少功的湖南,更不同于莫言的高密,我得找到我自己的符号,自己的言说。对我而言,那情感和莫言的「又爱又恨」也有区别,说爱说恨,感觉似乎都浮起来了,走样了。那似乎是一种既眷恋又拒斥,既亲切又害怕,既熟悉又陌生的情感,充满了冲突和矛盾。但,那才是真实的、完整的来处。
朱熹的诗里,描写了一片像镜子般的池塘,说它「天光云影共徘徊」,形容读书有得时,鑑照万物,纤毫毕现。但关于生命的原乡,那些肉眼已不可见的一切,能够这么清楚地鑑照么?基隆河畔的记忆,在脑海里浮现时,弥漫的都是若有似无的土腥味和血腥气,让人又熟悉,又害怕,彷彿藏在自己的骨髓里,挥之不去,也说不清那是什么。
这么多年来,在我们竭力奔向文明的脚步里,其实正在不断扬弃这些混沌不明、漫漶不清的光影。让它沉入记忆的湖底,越陷越深,深到我看不见的地方,只在潜意识的边缘,偶尔浮起。
莫言他形容自己的创作,像是「唱着一支忧伤的歌曲,到处寻找失落的家园」。或许我也是。或许大家都是。
我和身边的朋友谈起这些,有人想起母亲说过的许多故事,记起老人家阉猪的画面。有人想起南投家乡的古老谚语,还有许多闽南语的记忆。有人想起宜兰老家的许多故事,据说比红楼梦还精采。有学生看到故事,想起了自己的阿嬷,却流泪了。
妻听着洲尾的故事,时常瞪大了眼睛,且惊且诧,又笑又叹。紧接着,记起她父亲年轻时的故事,那是在遥远的河北省三河县,还有古老的北京。老丈人仙去多年,他的生命故事,只有妻还在脑中或断或续保存着一点光影,正在时光之流里缓缓地消褪。
每一个人都有关于土地、亲族、庶民和成长的记忆,不想法子留住它,它们便在风中缓缓远遁,有许多生命的潜在纽带,便戈崩戈崩地渐次断裂,直到我们终于说不清也看不见。